一、认真作好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肖思怡[1]（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社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就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并将其从扶贫转型为到脱贫,将贫困问题的解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作为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脱贫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基础,经过几代国家领导人对的发展继承、充实和创新,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完善,并在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我国在以正确的脱贫理论指导下,脱贫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尤其是2012年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精准脱贫工作作为了我国全局工作的重心,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部署推动。经过几十年的长期探索,我国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末的7亿多人下降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累计减贫人口达7.6亿,年均减贫人口规模超过1800万,贫困发生率也从97.5%下降到0.6%,预计将于202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但是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全面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仍需不断努力。本课题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治理贫困理论的解读,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脱贫理论的梳理,为当代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对脱贫攻坚实践工作背景及进程的分析、脱贫成效及存在问题的剖析,为新时期脱贫工作卓有成效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现实依据。在此基础上从思想认识、经济基础、制度及政策的建立和完善、脱贫攻坚社会安全网的建立、脱贫成果的巩固等方面,为新时代我国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脱贫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只要不断坚持和创新脱贫理论,善于发现、分析和解决脱贫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2020年脱贫目标就一定会实现,乃至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变成现实。
孙延青[2]（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说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赵娜娜[3]（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攀[4]（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表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吴雯雯[5]（2019）在《构建党建牵引型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 ——浙江的先行探索及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而理论的产生是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径发展,因此,注重对基层具体实践经验的理论提炼和总结,是推动党建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目的,以浙江省农村基层党建的具体实践为对象,研究分析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本文的选题具有一“新”一“旧”,一“难”一“易”两个重要特性。一“新”一“旧”。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关键就在于一个“新”字,新在时间阶段的划分上,在学术界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的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开展研究,可以看出,相对于乡村振兴中来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农村基层党建格局已“旧”。此外,还有对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阶段重庆的农村基层党建、上海的社区楼宇党建进行研究等,这些与本文研究的历史阶段定位不同,对象也不尽相同。一“难”一“易”。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部署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农村快速腾飞吹响了时代的号角。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的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基层治理等都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如农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农村社会出现阶层分化,农民思想更加开放,农村人口流动加剧,信息化改变人与人沟通的渠道,传统农村社会的固有结构被打破等,这些都为农村基层党建带来新挑战和新问题。构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难”就难在它是一项基于具体实践的研究,而不是纯理论思想的建构,如果缺乏基层实践的支撑,这项研究将缺乏扎根于泥土的实践价值。2017年,中组部将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的课题放在浙江。为什么将目光锁定浙江?因为浙江有着自下而上丰富的基层实践和创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浙江从一个陆域资源并不充裕的省份一跃成为经济大省,农民收入连续32年排名全国各省区首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4552元增加到22866元,年均增长率为12%,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37:1缩小到2.07:1,全省农村呈现出村容越来越整洁、村风越来越文明、农民越来越富裕的面貌,可以说浙江省农村发展领先于很多地区很多年。浙江农村基层党建的很多创新做法都获得来中央的认可,“浙江二十条”被中组部印发在全国范围推广,“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整乡推进、整县提升”等都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宁波市宁海县的“小微权力清单”、绍兴市诸暨市“枫桥经验”等“点上开花”的基层创新经验,都获得中央的肯定并在全国范围内总结推广。这样看来,既有了研究对象,又有了实践经验,如何从浙江省农村基层党建中总结提炼出规律,上升到理论高度呢?“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研究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提供了很好的新视角。农村基层党建看似复杂,其实也简单,主要包括政党、政府、社会三个要素,和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的三对关系,只要厘清了这“三要素”“三对关系”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更好地解答在村民自治的条件下如何优化政权运行的方式。本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将农村发展为党建工作带来的影响分成四个部分,并使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构建新格局。进入新时代,农村新群体和新业态层出不穷、蓬勃发展,夯实党在农村的基层基础就要扩大组织和工作的覆盖面,通过探索“党建+互联网”新路子,构建特色小镇党建全域融合新模式,“党建+产业”模式引领产业发展等,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经济新业态中的引领力和影响力。第二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在服务农民利益多元化中构建新格局。密切党群关系,一直是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核心内容,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群众出现阶层分化,各种不同职业的“新农人”出现,他们对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保障等的需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基层民主权利和监督权利的需求更加旺盛,外出流动人口也一直是管理中的难点、痛点。浙江省创新了“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小板凳”群众工作法、党员电子身份证等,拉近了政党和社会的联系。第三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在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中构建新格局。党建一直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农村基层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也更多,如何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安全,浙江省有着“枫桥经验”的老底子,同时又创新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村民说事”制度、村规民约等做法,构建党建、自治、法治、德治、综治的基层治理体系。第四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构建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基层作为政治权力向下延伸的“神经末梢”,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都是影响党在基层执政根基的“大事”,宁波市“小微权力”清单、村务监督委员会等,都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凌蕊蕊[6]（2019）在《河南省援蒙工人的派遣与回国安置研究（1955-1963）》文中研究表明1949年10月1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后两国在文化、经济和科学技术之间的交流迅速发展起来。1955年,蒙古进入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时期,但是蒙古自古以来都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技术型人才和劳动力相对比较短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蒙古向新中国提出派遣工人赴蒙援建的请求。中国同意派遣工人赴蒙援建的请求后,开始向以河北、山东、辽宁、河南等为主的北方省份下达通知,要求各省按照中央文件的指示展开援蒙工作。援蒙工作的开展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任务,对援蒙工作的探究既可以了解援蒙工人派遣与回国安置的整个过程,又可以通过构建“工人赴蒙援建”的整个历史过程,从而探讨援蒙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及中蒙关系,进而了解到中国对外援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为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提供一个新案例。尽管,有关学者已经通过“工人赴蒙援建”事件对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和中蒙关系的变迁作了深入的探讨,但多侧重于从国家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中国派遣工人“赴蒙援建”整个过程的介绍尚存在不足,关于工人回国后的安置也只是有少部分的提及,并没有具体的研究。因此,文章选取1955至1963年河南省的援蒙工人为研究对象,以相关文献和档案资料为依托,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图表法以及个案研究的方法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力求客观还原这一时期河南省援蒙工人派遣与回国安置的整个过程上,并对这一历史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第一章主要是探讨中国派遣工人赴蒙援建的背景。介绍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及中蒙关系的发展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影响。蒙古工业发展对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的需要、解决旅蒙华侨问题的考量和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的转变这些因素也都与当时中国派遣工人赴蒙援建有关。第二章主要是论述河南省援蒙派遣工作的开展过程。包括工人及家属的宣传动员、选拔、以及后期巩固工作的讨论。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河南省各类别工人的回国安置以及相关问题的处理情况。第四章主要是对河南省援蒙建设工作的评析。主要是从派遣与回国安置工作、援蒙工人和援蒙意义三个方面对河南省的援蒙工作进行分析和评价。
赖屿[7]（2018）在《宁乡市新农村建设中村和社区党组织功能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村和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和领导核心,是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重要桥梁,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实践者和坚决的执行者,在实践中肩负着思想建设、服务群众、领导发展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决定着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更决定着农村发展的未来。当前,村和社区党组织有出现弱化现象,战斗堡垒作用不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强,村和社区集体经济薄弱,事务管理难度增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干群“鱼水”关系,阻碍了村和社区的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的村和社区党组织,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自身功能,从而实现其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带头人的目标。村和社区党组织如何切实发挥好自身正功能,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本文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分析了当前村和社区党组织现状,探讨存在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对策。本文框架由两个部分构成,包括绪论部分、正文部分,共有六章。在绪论部分,主要是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部分,主要是对基本理论进行介绍,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阐述。随后,对宁乡市村和社区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功能进行分析。对村和社区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正功能、负功能进行分析,深刻剖析我国村和社区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对制约村和社区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正功能实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同时,通过学习常熟蒋巷村、荆门市、江源区、兴义市冷洞村等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先进典型经验,进一步了解掌握新农村建设中村和社区党组织功能实现的有效途径。最后形成有效发挥党组织正功能的意见建议,主要包括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党员群众素质、拓宽增强集体经济渠道、凝聚党群干群合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等。
邬云飞[8]（2018）在《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研究》文中指出顺利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加快农村劳动力培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能够很好地促进现代化农业建设进程和解决“三农”问题,这也是当前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趋势,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贯彻十九大精神,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龙川作为广东省重点扶贫的特困县之一,在县内的大多数自然村中,还有非常多的劳动力人口,其特点是没有高技术水平技能,急需参加培训。近来,为了促进当地农业水平的现代化建设以及达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龙川县委、县政府大力执行中央一号文件,积极推广新理念,使农村劳动人口转移得到了一定成效,不过还是存在着部分劳动力培训工作的问题尚待解决,包括供给不足、适应市场性不强等,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所以,加强对龙川县劳动人口转移培训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培育农村农业发展的新动能,推进龙川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主要运用规范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相关理论的考察对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作科学界定,从人力资本理论和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等角度出发,分析阐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通过在对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作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培训现状进行分析,同时也对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对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提出加快发展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发展战略与对策,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苏慕瑜[9]（2018）在《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无可避免地冲击到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及其价值观。其中,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城乡二元体制壁垒的打破,资讯与交通网络的改善,这一系列变化激发了西部地区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善于经商的穆斯林群体频繁流动于城市与乡镇之间,成为全国流动人口中比率最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与此同时,西北地区农村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生活,为年轻一代穆斯林女性营造了体现自我和独立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点燃了她们对城市自主生活的向往。许多年轻穆斯林女性随着家人到城市谋生或定居,更有不少女性通过婚姻和接受高等教育等途径而留居城市。然而,穆斯林女性在城市追求现代化生活及独立发展时,受到民族习俗、价值观念、性别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经常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化互动中所产生的取舍及调适。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文化发生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变化,使她们反思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从而激发了她们对身份归属的重构。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第一,在西北穆斯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穆斯林女性进入现代化城市后,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碰撞中,她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社会定位,重新建构社会归属。新的归属与观念的重构过程,又对她们的性别与婚姻观念、社会与家庭角色带来怎样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对西北穆斯林的整体文化,特别是家庭文化、性别等级关系等方面又发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西北地区农村的社会转型如何塑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的调适能力及主体意识,如何理解个体女性的社会适应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最终要探究始于上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给西北地区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发展空间的拓展及自我意识的提升带来了什么实质效果。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的调研方法,以都市人类学、女性人类学、文化适应研究为主要理论工具,通过结合女性个人与社会因素的综合分析发现外来穆斯林女性在城市中的适应行为与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充分整理国家发展政策、全球化、城市现代化、穆斯林民族传统等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转型的整体因素基础上,对外来穆斯林女性在适应历程中的各种选择、策略、主观愿望及自我表述等进行深描,对她们言行背后的意义与逻辑进行挖掘分析。其次,在田野资料的分析过程中,我发现“调适”与“归属”两个概念频繁出现在报道人的叙述中,突出反映了穆斯林女性的意识变化。外来穆斯林女性需要根据城市的文化规则去调整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关系以及自身的行为模式,而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归属感,使她们在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之间找到平衡,并且与城市居民建立和谐的互动关系。调查结果显示,西北地区外来穆斯林女性为融入城市生活的调适实践富有强烈的地域及民族色彩,她们的调适行为除了受到女性迁移者个人的文化资本及能力的影响外,更多来自于整体社会的变迁和城市社会文化的形塑。城市就业环境中的性别差异、城市社会对农村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穆斯林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利差异等,使得穆斯林女性在城市寻求自主立足的过程显得异常艰辛。一些外来穆斯林女性,只能将城市作为享受青春自由的驿站,最终还是顺应传统返回家乡成为全职家庭主妇。本研究还发现,调适是一个持续的能动过程,女性个体需要不断自我提升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努力在新环境中建立新的归属与秩序。本文显示婚姻策略是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最主要的调适手段,她们透过婚姻进入城市生活,改变传统的婚姻策略来经营理想的家庭生活,以此提升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地位。而教育的功用并不足以让外来穆斯林女性得到一份自给自足的工作,但可以增加和提高她们的个人文化资本与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有助于她们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和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可。城市里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与动态性,有利于她们提高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识及利用能力。在整个调适过程中,外来穆斯林女性展示了她们为融入城市社会的诸多努力,如乖巧顺从、灵活变通、协商等比较温和的能动策略,循序渐进地获取周围群体的信任以实现自己融入的目标。她们把握分寸,不会因为要达到自己的理想而破坏与家人的良好关系,她们知道安全感与归属的基础均源自于亲属纽带。研究结果显。示,个别女性确实成功提高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并最终实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生活。然而,这些个人的改善并没导致整体穆斯林社会里性别惯习及性别等级关系的重构。出于女性安全感及认同感的需求,她们大多自愿选择牺牲一部分个人自由,并在可能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成为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者,从而在城市里得到家庭和社会整体的认可。再者,我通过考察发现,城市流动穆斯林女性对整体穆斯林的迁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贡献。首先,女性为家庭所提供的各种抚养功能满足了家庭所有成员的需要,有利于穆斯林群体在城市定居。同时,她们的迁移也改变了流动穆斯林的家庭文化:妻子开始有更多的决策权和社会活动自由、子女培养观念的转变等。此外,从女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有各种关注与照顾政策,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多,农村及城市外来女性生活也得以显着改善,因而她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追求现代化生活。但是,处于从属地位及缺乏经济独立能力的穆斯林女性,需要借助外在力量来拓展她们自身的发展空间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有利她们发展的环境。这些改变包括穆斯林社会对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认可与尊重,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的弱化。而且,政府对西北地区民间组织的引导与监督对外来女性融入城市社会也相当重要。通过倡导一种赋权自立的女性发展模式,提高穆斯林女性的发展与自主意识,从而使她们能够与各民族女性共同参与社会建设,推动西北城乡社会发展。最后,本研究综合利用了社会学、女性研究、社会变迁研究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研究结果,但整体而言,本研究的学术基础是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理论方法。利用民族志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我得以深入实践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研究所需资料,进行有效的整理分析。我的研究说明,民族志的理论方法在城市人群的研究中相当有效,它在帮助我们发现研究问题并进行深层次的解释的同时,还能引发研究者深刻的自我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方法使我能够较为精确具体地呈现外来穆斯林妇女的都市生活面貌及其调适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群体的民族特性和发展需要,同时还能为政府相关管理工作提供对策层面的有效咨询。期盼本研究能为丰富国内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研究,贡献一份有启发意义的个案,并且激励少数民族女性在发展的崎岖之路上砥砺前行。
吴文俊[10]（2017）在《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建国初期,是一个社会全面转轨的历史时期,城市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失业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则是失业人口最为庞大,失业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1949-1957年,上海失业人员累计登记人数达67万之多,失业人员主要由失业职工、失业知识分子、旧政权遗留之公教人员、城市贫民、求职的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等群体构成。上海失业问题呈现出失业类型复杂化、失业人员区域、行业分布不均衡以及成份构成多元性等特征。新生上海的失业问题,是由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交织所致。解放前,战争频仍的侵扰和长期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国内反动统治的残酷盘剥,使旧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交通梗阻、生产萎缩、财经短绌、百业凋敝,大批职工和公教人员流离失业。1949年5月解放时,旧上海遗留的失业人口竟有42万之多。解放后,因“封锁和轰炸”以及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改组,上海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失业人员。新旧失业叠加在一起,形成了1950年、1952年上海两次迅猛的失业洪峰。上海危急的失业问题,对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给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政权巩固、社会秩序稳定造成了诸多弊害;同时也因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对新中国的政权稳固业已产生了剧烈冲击。因此,全面解决上海失业问题,既是保证接管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期间城市社会稳定之内在需求,亦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能力的一场考验,更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否具有制度优越性的强力回应。面对严峻的失业压力和处境维艰的失业民众,上海党政不畏艰难,毅然承担起解决失业问题的历史使命,带领上海人民展开了一场失业治理“攻坚战”。首先,失业治理的模式与保障方面。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其解决设想,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苏联“消灭失业”的具体模式和其他城市（沈阳和北京）治理失业的可鉴经验,为上海失业治理指引了实践路径;各方力量联动,通过设立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和上海市劳动就业委会,计划并指导一切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事宜,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依据中央政策方针,上海制定并颁行了正确的失业登记、失业救济、就业安置等政策法令,为失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各界捐助、劳资征缴和政府拨给三种途径筹集失业救济基金,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采用失业登记统计和入户访问、当面询问、侧面证实等调查形式掌握和研究失业人员的具体状况,为失业治理提供了信息保障。其次,失业治理的历程与措施方面。上海党政通过“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严控私营企业任意解雇职工、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等“堵源”举措,防止新失业人员的产生;通过发放救济粮款、举办工赈工程、组织生产自救、动员回乡生产、实施转业训练、开展职业介绍等“疏导”举措,既救济了失业人员的生活亦为他们创造了获得就业的条件;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治本”举措,创造了就业岗位,畅通了就业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员实现就业的出路。此外,针对烈军工属、少数民族等特殊失业群体,上海党政在施行一般失业治理措施的基础上,还结合其自身特点运用了特殊治理举措。总之,在党政主导和社会力量协作下,通过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至1957年上海基本消除了严重的失业压力,取得了显着的治理成效。具体言之,保障了失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稳定了上海社会秩序;密切了上海党群关系;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开创了“劳动最光荣”的文化新风尚。然而,在肯定其成效和有效经验的同时,失业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及教训仍值得深思。
二、认真作好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真作好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和目的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基础 |
|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理论 |
| (二)列宁的反贫困理论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理论 |
| (一)邓小平的贫困治理理论 |
| (二)江泽民的扶贫理论 |
| (三)胡锦涛的扶贫理论 |
| (四)习近平的脱贫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攻坚实践现状及问题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实践的背景 |
| (一)总体情况 |
| (二)面临的机遇 |
| (三)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阶段演进 |
| (一)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年-1985年) |
| (二)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年-2000年) |
| (三)集中扶贫阶段(2001年-2010年) |
| (四)精准扶贫阶段(2011年-2014年) |
| (五)精准脱贫阶段(2015年-2020年)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成效 |
| (一)脱贫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 |
| (二)脱贫制度政策日益完善 |
| (三)建立了合理的脱贫模式 |
| (四)经验日益丰富 |
| (五)贫困地区、人口显着减少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一)脱贫理论创新认识不到位 |
| (二)脱贫工作经济基础薄弱 |
| (三)脱贫社会安全网构筑不牢 |
| (四)脱贫制度保障存在不足 |
| (五)脱贫成果难以巩固,返贫现象凸显 |
| 第四章 开拓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实践工作 |
| 一、加强理论创新,为脱贫攻坚实践工作提供理论基础 |
| 二、推动经济发展,为脱贫攻坚实践工作奠定基础 |
| (一)稳定经济形势,推动高质量发展 |
| (二)发展农村经济,促进脱贫攻坚 |
| (三)助推城市经济,实现创新驱动 |
| (四)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 三、完善社会保障,为脱贫攻坚实践工作筑牢安全网 |
| (一)提高社保覆盖率,确保社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
| (二)做好财政资金投入,确保财政资金有效使用 |
| (三)分群体解决现行社会安全网出现的困难 |
| 四、改革制度,为脱贫攻坚实践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
| (一)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大扶贫格局 |
| (二)统筹制定科学合理的脱贫制度 |
| (三)提高社保覆盖率,确保资源分配公平性 |
| (四)强化脱贫项目资金管理及资金使用 |
| 五、严防返贫,巩固脱贫攻坚实践成果 |
| (一)推动内需发展 |
| (二)作好返贫监测 |
| (三)强化帮扶工作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2）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 一、“大跃进”运动 |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 一、“合伙吃饭” |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 三、粮食大丰产 |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 二、推广经验 |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 一、供给制 |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一、出现问题 |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 二、救助灾荒队 |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 一、基本概况 |
| 二、初步整顿 |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 三、继续“大跃进” |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 五、反瞒产私分 |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 一、学习林县 |
| 二、整顿措施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 一、保粮运动 |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 二、中毒事件 |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 一、艰难的维持 |
| 二、保人保畜 |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 一、供给不足 |
| 二、分配不均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构建党建牵引型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 ——浙江的先行探索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和重大意义 |
| (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
| (二)政党、政府、社会:认识农村基层党建的三个新视角 |
| (三)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的“浙江智慧”和“浙江经验” |
| 二、文献综述与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成果的评价 |
| 三、创新性与不足 |
| 四、学术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浙江农村基层党建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探索突破阶段(1978-1991年) |
| 一、围绕中心任务开展整顿工作 |
| 二、强化村级党组织的整体功能 |
| 三、拓宽乡镇企业党建的新领域 |
| 第二节 全面推进阶段(1992-2002年) |
| 一、村富民富村及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情况 |
| 二、村穷民富村及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情况 |
| 三、村穷民穷村及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城乡统筹阶段(2002—2012年) |
| 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的指导与实践 |
| 二、浙江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
| 第四节 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以来) |
| 一、十八大以来浙江“三农”工作的新成就 |
| 二、浙江农村基层党建的顶层设计 |
| 第二章 农村基层党建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创新 |
| 第一节 数字乡村战略下的“党建+互联网”建设 |
| 一、义乌市互联网党建 |
| 二、杭州市临安区白牛村电商党建 |
| 第二节 构建特色小镇党建全域融合新模式 |
| 一、创新做法 |
| 二、具体成效 |
| 第三节 “党建+产业”建设红色茶香小镇 |
| 一、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覆盖全产业链 |
| 二、找准农村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 |
| 三、善于通过教育宣传引导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农村基层党建 |
| 二、在农村新经济新业态中完善党建功能 |
| 三、促进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 第三章 农村基层党建在服务农民利益多元化中的创新 |
| 第一节 全省推行“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制度 |
| 一、围绕“全覆盖”做到全部走到 |
| 二、围绕“走进去”给群众办好事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建在服务群众中的创新做法 |
| 一、余姚市“小板凳”群众工作法 |
| 二、嘉善县建立“民情在线系统” |
| 三、台州市坚持民主恳谈 |
| 四、长兴县推行党员身份证制度破解流动党员管理难 |
| 第三节 小结 |
| 一、围绕农业人口转型强化政党利益综合功能 |
| 二、健全农村党员服务群众的工作体系 |
| 三、创新农村党代表服务群众的制度载体 |
| 第四章 农村基层党建在引领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创新 |
| 第一节 “枫桥经验”老典型焕发新生机 |
| 一、毛泽东批示的“枫桥经验”到底是什么 |
| 二、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 |
| 三、枫桥经验的成效和启示 |
| 第二节 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 |
| 一、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
| 二、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 |
| 三、龙游县规范完善村规民约推进基层治理法制化 |
| 第三节 小结 |
| 一、农村基层党建要发挥引领作用 |
| 二、构建“五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
| 第五章 农村基层党建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创新 |
| 第一节 村级组织换届拉票贿选问题研究 |
| 一、拉票贿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
| 二、破解拉票贿选难题的创新和做法 |
| 第二节 宁波市小微权力”清单给权力套上紧箍 |
| 一、详细列出小微权力清单并公开公示 |
| 二、构建规范运行基本流程的“操作图” |
| 三、构建村民对村干部规范用权的监督机制 |
| 四、出台村干部违法违纪责任追究办法 |
| 第三节 郑宅镇安山村以家规家训家风推进基层党建 |
| 一、“江南第一家”郑义门的家风 |
| 二、以“小家”促“大家”的做法及启示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严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二、完善管住小微权力的体制机制 |
| 三、培厚农村清廉文化的丰厚土壤 |
| 第六章 构建党建牵引型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的总体布局 |
| 第一节 新时代做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 |
| 一、农村经济体制转型后基层党建工作的适应度不够 |
| 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使党建工作覆盖的范围更广 |
| 三、基层社会治理发展中对党建引领提出更高要求 |
| 四、网络时代的兴起对基层党建工作方式的考验 |
| 五、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给小微权力套上紧箍 |
| 第二节 构建党建牵引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的基本思路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原则 |
| 二、突出顶层设计原则 |
| 三、坚持责任到人原则 |
| 四、注重从严治党原则 |
| 第三节 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
| 一、经济发展 |
| 二、文化建设 |
| 三、社会治理 |
| 四、基本保障 |
| 五、人才储备 |
| 六、党员管理 |
| 第四节 政党、政府、社会三要素充分发挥自身职能 |
| 一、政党自身的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的横向拓展 |
| 二、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村党组织与农民群众之间的互动 |
| 三、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横向协作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内部资料 |
| 二、着作和文献类 |
| 三、期刊类 |
| 后记 |
（6）河南省援蒙工人的派遣与回国安置研究（1955-196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中国的对外援助研究 |
| (二) 有关中蒙关系的研究 |
| (三) 有关出国援建工人的研究 |
| 三、相关说明 |
| (一) 关于时间的选择 |
| (二) 对外援助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派遣工人赴蒙援建的背景 |
| 一、蒙古对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的需要 |
| 二、解决旅蒙华侨问题的需要 |
| 三、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需要 |
| 四、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的转变 |
| 五、河南省派遣工人援蒙建设的条件 |
| (一) 中央决策 |
| (二) 有过派遣工人赴苏援建的经验 |
| 第二章 河南省派遣工人援助蒙古工作的开展 |
| 一、组织动员 |
| (一) 宣传动员 |
| (二) 人员选拔 |
| (三) 人员输送 |
| (四) 组织动员中出现的问题 |
| 二、巩固工作 |
| (一) 动员工人家属赴蒙 |
| (二) 注意对国内工人家属的照顾 |
| (三) 对到蒙工人的相关安排 |
| 第三章 河南省援蒙工人的回国安置与相关问题的处理 |
| 一、对未期满而回国的工人的安置 |
| (一) 对因病、因伤回国工人的安置 |
| (二) 对违法犯错回国工人的处理 |
| 二、对期满回国工人的安置 |
| 三、对在蒙死亡工人问题的处理 |
| 四、援蒙工人相关问题的解决 |
| (一) 回国休假问题的解决 |
| (二) 其它问题的解决 |
| 第四章 河南省工人赴蒙援建工作评析 |
| 一、派遣与安置工作评价 |
| (一) 派遣安置工作的经验 |
| (二) 派遣安置工作的不足 |
| 二、对赴蒙援建工人的评价 |
| (一) 援蒙工人积极方面 |
| (二) 援蒙工人消极方面 |
| 三、工人赴蒙援建的意义 |
| (一) 提供劳动力和技术支持,促进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 |
| (二) 增进了中蒙两国的友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宁乡市新农村建设中村和社区党组织功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村和社区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党的基层组织 |
| 2.1.2 新农村建设 |
| 2.1.3 村和社区 |
| 2.2 村和社区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 |
| 2.3 村和社区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定位 |
| 2.3.1 领导核心与政治社会化功能 |
| 2.3.2 教育管理与服务监督功能 |
| 2.3.3 服务群众与凝聚人心功能 |
| 2.3.4 利益整合与维护稳定功能 |
| 2.3.5 推动发展与促进和谐功能 |
| 2.4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
| 2.4.1 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 |
| 2.4.2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村和社区党组织功能 |
| 第3章 宁乡市村和社区党组织功能分析 |
| 3.1 宁乡市村和社区党组织现状 |
| 3.2 领导核心功能实现不强 |
| 3.3 教育管理党员不到位 |
| 3.4 党群关系不够和谐稳定 |
| 3.5 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动荡不安 |
| 第4章 制约宁乡市村和社区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原因 |
| 4.1 农村人口和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 4.1.1 农村人口发生变化 |
| 4.1.2 农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 |
| 4.2 村和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滞后 |
| 4.2.1 党组织自身建设滞后 |
| 4.2.2 党员队伍建设滞后 |
| 4.3 村和社区组织经济体制不顺经济基础薄弱 |
| 4.4 主导作用与主体作用关系处理不到位 |
| 第5章 先进地区经验分析 |
| 5.1 常熟蒋巷村经验 |
| 5.2 荆门市经验 |
| 5.3 江源区经验 |
| 5.4 兴义市冷洞村经验 |
| 第6章 村和社区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建议 |
| 6.1 加强自身建设提供组织保证 |
| 6.2 做好全员培训提供智力支持 |
| 6.3 增强经济实力提供物质基础 |
| 6.4 开展创建活动提供精神支撑 |
| 6.5 推进民主法治提供政治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附录E |
| 致谢 |
（8）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概念的界定及相关理论考察 |
| 2.1 文献综述 |
| 2.2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界定 |
| 2.3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基础理论 |
| 2.3.1 人力资本理论 |
| 2.3.2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
| 2.3.3 终身教育理论 |
| 2.3.4 教育平等理论 |
| 3 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现状分析 |
| 3.1 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基本情况 |
| 3.2 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需求特点和现状 |
| 3.2.1 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的需求特点 |
| 3.2.2 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现状 |
| 3.2.3 龙川县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需求调查 |
| 3.3 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做法 |
| 3.3.1 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及评述 |
| 3.3.2 龙川县出台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主要政策及评述 |
| 3.4 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取得的成效 |
| 3.4.1 思想认识到位,培训开发形成共识 |
| 3.4.2 财政投入逐年增加 |
| 3.4.3 培训转移成效显着 |
| 3.4.4 劳务品牌逐步形成 |
| 3.4.5 取得的其它成效 |
| 4 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
| 4.1 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没有充分调动 |
| 4.2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资源的有效供给不足 |
| 4.3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质量不高 |
| 4.4 部门缺乏好的配合而未能很好地运行联动管理机构 |
| 5 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问题的解决对策 |
| 5.1 提高认识,加强管理 |
| 5.2 调动农村劳动力受训的积极性 |
| 5.3 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供给 |
| 5.4 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质量 |
| 5.5 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需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9）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及主要概念界定 |
| 四、研究地点及研究对象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现实价值与学术价值 |
| 第一章 西北社会转型下的穆斯林女性迁移 |
| 第一节 西北农村变迁与人口迁移 |
| 一、城镇化进程 |
| 二、户籍制度改革 |
| 三、农业改革及劳务输出 |
| 第二节 兰州:穆斯林女性寻找理想及归属之地 |
| 一、多民族杂居交融的古都 |
| 二、充满活力机遇的省会城市 |
| 三、有限的选择与家长的顾虑 |
| 第三节 多样的迁移途径 |
| 一、随迁型:与家人共同奋斗 |
| 二、自主发展型:在城市学习的单身女性 |
| 三、上进奋斗型:在城市工作的母亲 |
| 小结 |
| 第二章 进城后的调适策略与归属建构 |
| 第一节 不自觉的疏离 |
| 一、陌生城市里的熟悉家园 |
| 二、不变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归属 |
| 三、无形的界线与过客心态 |
| 第二节 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 |
| 一、城市里的失学少女 |
| 二、社会分层及群体内部差异 |
| 三、公益机构及其对边缘群体的帮扶 |
| 第三节 融入城市化生活 |
| 一、品味的追求及对城市的归属 |
| 二、女性权益的重视 |
| 三、民族归属感的弱化 |
| 第四节 传统与城市文化的整合 |
| 一、民族传统与城市文化的交融 |
| 二、新的生活秩序 |
| 三、灵活互谅的人际交往 |
| 小结 |
| 第三章 女性教育与社会调适能力 |
|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西北穆斯林地区的基础教育 |
| 一、女童教育落后的综合因素 |
| 二、家庭为主的传统女性规范 |
| 三、荣誉观念与性别区隔 |
| 第二节 21世纪初西北农村的女童教育改善 |
| 一、作为地方发展指标的女性教育 |
| 二、女童培养观念的转变 |
| 三、民族文化教育的现代化 |
| 第三节 女性教育与城市适应 |
| 一、就业市场的性别差异 |
| 二、语言、信息技术与适应能力 |
| 三、能动性的增强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生活中婚姻策略的转变 |
| 第一节 穆斯林的传统婚姻策略 |
| 一、成人礼 |
| 二、家族及群体的事务 |
| 三、早婚习俗及其实践逻辑 |
| 四、女性成功及价值的象征 |
| 第二节 待嫁姑娘的婚姻策略 |
| 一、为逃避早婚命运而学习 |
| 二、自主与归属之间的张力 |
| 三、跳出传统婚姻束缚的尝试 |
| 第三节 已婚女性的家庭生活策略 |
| 一、“嫁得好”也要“干的好” |
| 二、家庭分工的改革 |
| 三、少生精养的育儿策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传统变迁下的女性归属重构 |
| 第一节 城市穆斯林的宗教习俗及其文化特点 |
| 一、和而不同的多元形态 |
| 二、宗教文化的理性实践 |
| 三、宗教对社会作用的再认识 |
| 第二节 文化自觉与性别文化重构 |
| 一、走出“厨房”的文化传承者 |
| 二、现代“贤妻良母”的新典范 |
| 三、全球化下的性别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服饰象征与归属重构 |
| 一、多重的象征意义 |
| 二、西北地区的实践及含义 |
| 三、传统与现代的糅合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个人调适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
| 二、女性能动性的探讨 |
| 三、女性发展与管理对策 |
| 四、迁移穆斯林女性的影响与贡献 |
| 五、都市迁移人口研究理论的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海失业问题概况 |
| 第一节 失业的规模与程度 |
| 一、失业人数总量 |
| 二、失业率 |
| 三、在全国失业人口中的占比 |
| 第二节 失业人员的分布与结构 |
| 一、区域分布 |
| 二、行业分布 |
| 三、成份构成 |
| 第二章 上海失业问题成因 |
| 第一节 历史遗患之因 |
| 一、解放前“上海工人多失业” |
| 二、旧上海失业救济的应付与残局 |
| 第二节 经济衰落之因 |
| 一、接管上海：百业凋敝的烂摊子 |
| 二、“封锁轰炸”加重了失业危机 |
| 第三节 社会转轨之因 |
| 一、新旧经济改组阵痛 |
| 二、社风巨变的冲击波 |
| 三、“五反”运动副作用 |
| 第四节 人口膨胀之因 |
| 一、存量巨大：旧上海的人口遗产 |
| 二、1950 年代劳动力人口的增量压力 |
| 第三章 上海失业问题影响 |
| 第一节 失业与经济贫穷 |
| 一、“失业为贫穷之母” |
| 二、失业群体的“吃” |
| 三、失业群体的“住” |
| 第二节 失业与新生政权 |
| 一、失业对巩固新生政权的弊害 |
| 二、新上海中的失业性破坏力量——以失工闹事为例 |
| 第四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上）：模式与保障 |
| 第一节 治理参照：可行的路径指引 |
| 一、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与解决设想 |
| 二、苏联“消灭失业”的实践模式 |
| 三、其他城市可鉴经验：沈阳和北京 |
| 第二节 治理机构：联动的多方力量 |
| 一、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 |
| 二、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 |
| 三、上海市劳动就业委员会 |
| 第三节 治理制度：正确的政策法令 |
| 一、失业登记制度 |
| 二、失业救济制度 |
| 三、就业安置制度 |
| 第四节 治理预备：必要的基础保障 |
| 一、失业救济基金筹集 |
| 二、失业登记统计与调查研究 |
| 第五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下）：历程与措施 |
| 第一节 堵源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 |
| 二、防止私营企业产生新失业职工 |
| 三、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 |
| 第二节 疏导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发放救济粮款 |
| 二、举办工赈工程 |
| 三、组织生产自救 |
| 四、动员回乡生产 |
| 五、实施转业训练 |
| 六、开展职业介绍 |
| 第三节 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1949－1952 年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二、1953－1957 年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三、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有效实施基础 |
| 第六章 上海特殊群体失业问题治理 |
| 第一节 烈军工属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烈军工属的概念及特征 |
| 二、上海失业烈军工属人数、分布和结构 |
| 三、上海治理失业烈军工属的特殊举措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就业状况 |
| 二、1954 年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统计与调查 |
| 三、“民族政策”与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第七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评析 |
| 第一节 失业治理取得显着成效 |
| 一、保障了失业人员生存和发展 |
| 二、安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
| 三、密切了上海的党群关系 |
| 四、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 |
| 五、开创了上海文化新风尚 |
| 第二节 失业治理的历史局限性 |
| 一、“包下来”政策日趋僵化 |
| 二、安置就业出现了盲目性 |
| 三、非公就业途径严重受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认真作好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D]. 肖思怡. 西南科技大学, 2020(06)
- [2]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3]“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4]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构建党建牵引型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 ——浙江的先行探索及启示[D]. 吴雯雯.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河南省援蒙工人的派遣与回国安置研究（1955-1963）[D]. 凌蕊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宁乡市新农村建设中村和社区党组织功能的研究[D]. 赖屿. 湖南大学, 2018(06)
- [8]龙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研究[D]. 邬云飞. 华南农业大学, 2018(08)
- [9]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D]. 苏慕瑜. 兰州大学, 2018(10)
- [10]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D]. 吴文俊. 苏州大学,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