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乡县创建灭鼠先进县城技术工作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孙延青[1]（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认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周聪[2]（2018）在《文化民生视角下县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以湖南省衡南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以它特有的求同存异的功能,凝结民族力量,塑造社会共同意识,为构建和谐社会聚气凝魂。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迫在眉睫,乡村经济发展良好,促使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越发同步,城乡差距逐步缩小,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城乡居民的精神富足程度差异难题仍有待攻克,文化民生还有待统筹协调建设。县级政府作为城乡统筹结合部和公共文化服体系建设的主体,辖县、乡、村三级行政,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新时期下如何在党中央的精神文化建设的指导下,在广袤的基层播撒文化的种子,提供新颖、先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富裕县域群众的精神世界,成为统筹城乡文化发展,进而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构建小康社会,实现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变的重要举措。本文选取湖南省衡南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查找文献和实地考察以及访谈,对衡南县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进行了介绍和梳理,结合访谈结果深入研究了衡南县在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进程中得一些问题,并指出问题原因所在,以文化民生为视角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路径。论文首先对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梳理了衡南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硬件设施上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作用不明显、财政投入力度不足、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匮乏、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等;软件建设上体现在建设主体观念有偏差、文化制度建设滞后。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得出政府服务职能未转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资主体单一、公民公共文化权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不健全等深沉原因。结合湖南省宁乡县和湖北省阳新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优秀经验,借鉴这两个县的先进做法,提出明确价值导向、软硬件齐抓共管、多元主体共建、全方位同步、健全体制机制建设等多种有效构建县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
杜立芳[3]（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研究指明“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赵永宏[4]（2017）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以平顶山市为例》文中认为资源型城市以其先天的资源禀赋优势而出现,伴随着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也会经过一个产生、发展、壮大和衰退的过程。我国资源型城市众多,建国后至今几十年的采掘,已经有很多资源型城市走过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资源接近枯竭,处于衰落阶段。储量仍较丰富的资源型城市也由于种种原因而困难重重,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尤其是在当今出现的经济“新常态”形势下,资源型城市的整体发展势头普遍低于一般的城市。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为了实现下一步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奠定坚实的基础,就需要努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发展是全社会的任务,也对资源型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整体处于落后的状态下,要实现转型发展,赶上或超过其它地区,资源型城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资源型城市要实现经济转型,首先要克服经济结构单一、环境破坏严重、生产方式粗放、科技发展水平低等共性的问题,其次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要转变观念,在比较优势选择上改变依赖以外生的自然禀赋为主的优势为以创新为主的内生优势,要着力培养新的产业,依托产业集聚的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依赖外生比较优势的观念并非完全抛弃已有的自然禀赋优势,一方面要在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的升级,发展行业内高端产品,另一方面要在原有资金、技术和科技积累的基础上寻求新的主导型产业,利用内生条件培养新的经济增长途径,或者是发挥外生条件,引进与原有比较优势关联度不大的新的行业和产业。资源型企业在资源型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源型企业的转型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意义重大。文章结合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平顶山的实际,对资源型企业平煤神马集团的经济转型进行了探讨,认为平煤神马集团应该以绿色低碳和创新为主,一方面将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发展高端资源性产品,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积极转型,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核心竞争力打造的方法上,主要依据钻石模型和GEM模型,结合企业的特点全方位推进。通常,钻石模型的使用范围被界定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相对完整的较大系统内,在这个范围内分析国家的竞争力或者是某一产业（或行业）的整体竞争力。这里考虑到企业集团,尤其是资源型企业的特点,试图将资源型企业集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虑,使用钻石模型建立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同样的,GEM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企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那么,基于资源型企业系统的完整性,同样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考察对象,结合GEM模型所要求的外界因素,运用该原理分析企业集团如何来打造其核心竞争力。资源型企业的发展源自于所在的资源型城市,必然有为所在的城市承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资源型企业在规划和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下属企业时,首先要考虑将这些企业落户在当地,而不是投资于其它地方。只有这样,才可以回馈原生地,解决大量从事采掘业的职工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促进社会稳定。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地方政府责无旁贷。查阅平顶山市1982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市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科技进步、寻求上级政策支持、为企业筹资融资和推.进产业集聚区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除了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外,还来自于利益驱使,多层级的政府之间由于利益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博弈关系。资源型城市既有上级政府的约束和指导,也有下级政府的抗争和接受,还有同级政府之间发展经济的相互竞争。多层次的博弈关系使得资源型城市要以寻求上级政府的支持为主,必要时要和上级政府进行抗争,同时还要取得下级政府的认同和接受,以便于政策的贯彻实施。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最佳的结果是采取合作的态度,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寻求在与同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竞争中胜出。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时要有一定的具体可行的方法。例如,平顶山市,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数据分析经济增长的历程,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是“投资”,经济增长结构中“消费”难以带动经济增长,而“出口”所占的份额相对更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平顶山市下一步经济增长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下着重“补短板”,借助“一带一路”的机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产业集聚区是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的可行道路之一,在产业集聚区促生产业的聚集,发挥集聚效应,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增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进步,实现绿色低碳、创新发展。鉴于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的规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上和实施过程中,要防止产业的单一化、低端化和负外部效应,要注重产业的互补性、已有技术和基础设施利用的高效性,以“多核共生可替代”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通过数理模型的推断和论证,通过充分的相关理论支持,论述了“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的可行性。总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要结合实际,谋划全局,长期坚持。资源依然丰富的资源型城市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其自然禀赋的潜能,将这一比较优势发挥到最大,同时要未雨绸缪,为经济转型做好积极的物质、技术和人力准备,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源已经枯竭或接近枯竭的资源型城市要立即着手新兴产业的培育。无论资源优势存在与否,资源型城市都要转变观念,以发展内生优势为努力方向,深化改革,坚持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以建立“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为基础,实现向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的转型。
陈艾[5]（2017）在《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提出“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凸显了藏区治理的重要性。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有必要更为深入地寻求区域治理的规律性。藏区独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致其治理应不同于整个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地区。笔者以甘孜藏区为例,采用文献分析及实证研究法,探讨藏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般意义上,治理理论主张“政府退、社会进”,即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或“没有政府的治理”。考察甘孜藏区,这一主张应转化为“政府进”、“社会进”,而且更强调政府的强作为,因为甘孜藏区有其特定的治理背景和要素结构。“背景—要素—行动”分析框架的建构,试图揭示藏区治理的内在意涵,即历史与区位形塑独有的治理情境,治理的主客体因素的特殊性促成其采取相应的行动。对甘孜藏区治理的背景、要素、行动的探寻,可发现政府强作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松散治理等不可复制以及“多边联结带”的重要区位,共同组合成今天甘孜藏区治理中需要政府强作为的背景。对甘孜藏区治理背景的刻画,可以发现政府强作为的必要性。描述治理背景,内含着对治理历史的反思及区域地位的重新认知。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康藏的松散型统治不可复制,“以夷制夷”致使土司甚至有能力与中央政府抗衡,在新时期,藏区治理需要多级政府合力强作为。曾经的边缘地区形塑了现今“多边联结带”的重要区位,凸显甘孜藏区治理的重要性,更需要政府的合力强作为。甘孜藏区是交通孔道,联结川滇青藏;它作为政治枢纽,内固川省,外拊藏疆;它亦是经济传输带,通过交易沟通东西南北;它更是多民族与多元交汇地。目前,脆弱性交织、风险大、矛盾性强造就了甘孜藏区治理难度大的总体情境,其治理需要政府强作为。与较发达地区相比,甘孜藏区呈现出脆弱性交织的特征,自然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社会脆弱性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并展现在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脆弱性来源于各种风险,既有农牧民的生计风险,也有区域性的社会稳定风险。民众贫弱及收入差距带来相对剥夺感,影响社会认同;分裂势力的渗透使得维稳任重道远。多重脆弱性交织、风险大,使得区域的矛盾性很强:矛盾突发多发,即内地没有的矛盾藏区有,内地有的矛盾藏区更突出;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并容易发生性质变化。这些共同造成了难度极大的藏区治理。“政府+民众”是藏区治理独特的二元主体结构。多主体参与是治理理论的核心认知,内地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的三元主体结构正在逐步形成。藏区理想的治理主体结构的建构,需要引入“外地主体”的概念,即藏区治理应是三个体系的合力,包括政府主导体系、本地社会支持体系、区域外社会支持体系。现实治理过程中,因社会组织缺位,企业极少,藏区治理的实际参与者只有政府和当地民众,政府包括中央、省政府等上级政府以及国家通过制度安排的对口支援政府。政府成为藏区治理最为重要的主体,较之于较发达地区,政府的角色更为多重,职责更重。民众的参与更多地存在于村庄的自组织治理中,力量有限。内容复杂是藏区治理客体结构的重要特征。宏观地看,在藏区的文化-社会-生态结构变迁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社会规范与社会行为的调适以及民众的心理、信念和行为的调适等,都需要政府“掌舵”,并加以引导和规范。在中观层面,甘孜藏区存在着环境治理与社会治理相互交织、贫困治理与社区治理相契合等,而环境治理、贫困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都呈现出非政府强作为而难以有作为的特征。在村庄层面,社区资源匮乏,导致发展的“内应力不足”,村庄发展需要政府大量供给公共产品,增量社区资源。调研发现,甘孜藏区政府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切合其治理情境。总体上,政府关注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并进一步改善社会关系。具体说来,政府大量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民生;寓服务于管理,缓解社会矛盾;优化工作制度与工作方式,进一步改善政民关系;尊重和引导农牧民,增进诉求表达。这些治理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总之,我们强调,区域治理的规律性探索是治理研究的深化,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应不断延伸的领域。区域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蕴含在历史与现实的共同考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观察中。既需要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突破,也需要在现实的研究与批判中逐渐升华;既需要在宏观场域下发现关联,也需要在相对微观环境中剖析机理。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强调治理的区域性、民族性、文化性等。藏族地区治理需与其特殊的治理背景、治理情境、治理结构相契合。
李彦博[6]（2017）在《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县为特定区域,以县级财政的独立为标志,以县级区域内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要为导向,并以特定县之下的镇、乡、村各层次的经济元素间的互动为基本结构,通过人力资源、资金、物资、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互换,从而具有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县域经济作为基础性的经济,也构成了县域发展的中心环节,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绩,但是当下的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创新力不足、发展不协调、资源能耗大、市场封闭等等一系列迫切的问题,严重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观在现实中的运用,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在此背景下,开展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这一命题切入,运用理论分析法、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阐明中国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功能和主要特征,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突出问题,并立足于现实、把握好理论,针对突出问题提出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对策,以期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及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有效模式,进而为决策者制定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首先,对县域经济的理论进行概述。界定了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从不同角度划分了县域经济的类型;明确了中国县域经济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展现出了县域经济产业构成多样、经济体系开放、地域特色鲜明、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特征。在阐明基本概念、类型和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发现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途径。认识县域经济的作用、准确把握其特点是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县域经济的基础。其次,阐明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现代西方发展理论,包括主体功能区理论、增长极理论、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理清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进程与脉络,从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先后提出,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根本性的指导理论。再次,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新开始阶段（1978—1982年）、探究摸索阶段（1983—1991年）、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2年）、科学发展阶段（2003—2012年）、新发展阶段（十八大以来至今）。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进行了介绍,对整体状态、分布状况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展示。对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进行了实例分析;挖掘各个模式背后的成功经验与教训,继而得出我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经验启示。然后,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现状进行分析。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要素结构不断完善,县域经济有了明确定位。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创新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大;资源消耗大,发展难以持续;市场封闭,资金等要素不足;城乡分治,一体化进程缓慢。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我国先后又出现了“江阴模式”、“神木模式”、“双流模式”、“新晋江模式”等新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这些成功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促进了自身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在于它为中西部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某种借鉴。基于对新型模式进行梳理和总结,丰富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宝库,为县域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文章基于理论、现状和问题的分析,通过对典型模式的总结,为了促进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分别是:加快制度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响应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县域软实力。以期在刚性的原则下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县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每一个维度,实现县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周霞林[7]（2015）在《法治背景下宁乡县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调研报告》文中指出环境综合治理是指我国政府组织和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各种手段,从根本上预防、减少环境问题,改善环境状况的一项经常性的社会活动。良好的城乡环境,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保护对象。受我国农村面积大于城市面积、农村人口多于城市人口的国情影响,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尤为重要。搞好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既对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又是落实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一件大实事。近年来,宁乡县强力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说,推行全民绿化美化大行动,实现村庄园林化、庭院花园化、道路林荫化,四个乡镇成功通过了国家级生态乡镇验收;积极开展“美丽乡村”示范点创建工作,强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严格管控畜禽养殖污染,积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大工业环保执法检查,加快淘汰高危行业和落后产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有了新成效。但是,由于环境治理工作部门、特别是执法部门人少事多,经费不足,以及法律法规不完善、乡一级政府联合执法统一调度难等客观原因,加上企业个体户和在建项目责任感不强、农民的环保意识仍不高等主观因素的存在,导致了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推进难和长效工作机制的缺失。回应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我们应在完善立法、强化执法和促进守法等方面破题,以法治的手段来解决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一是要树立科学的立法思想、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实现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在资源分配、组织保障、责任承担等方面的公平,使农村村民和城市居民受到法律的同等关注;二是要建立健全执法机构,合理化设置职能和职责、强化执法队伍素质建设、能力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三是要强化公民守法意识,要广泛深入开展环保法律知识宣传,有效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科教片等现代化技术和手段全方位进行覆盖,满足不同层次的农村劳动者、经营者对农村环境及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要把环境治理工作内容写入村规民约、实行村级环境治理工作村民自治,树立守法典型,有效推动工作开展。
董勤勤[8]（2015）在《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传染病流行猖獗,是民众生命健康的重大威胁之一。深入分析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的地理规律、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及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能够为现代传染病的研究提供历史背景和经验教训。本文以民国报纸及20世纪80-90年代的新方志为基础,运用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及文献梳理方法,对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及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进行了剖析,主要得到了以下几条结论：一、民国时期的三十八年间,湘鄂赣皖地区每年均有疫灾发生,波及县数从5个到132个不等,波及地域范围呈波动上升趋势,民国三十五年（1946）到达顶峰,民国七年（1918）和民国二十一年（1932）为疫灾流行的次高峰；历年流行传染病的种类数均在2种以上,82%的年份同时流行5种以上传染病,其中民国三十年（1941）和民国三十四年（1945）为疫种最多的年份；天花、霍乱是流行最为频繁、波及区域最广的两种传染病,年年流行,且平均每年分别波及15个和11个县,痢疾、疟疾、流脑、鼠疫次之,白喉、伤寒、黑热病、回归热、斑疹伤寒、猩红热则较少流行；夏季是瘟疫的重灾季节,秋、春季次之,冬季较少；地区总体及各省份的十年疫灾指数均较高,瘟疫近于年年流行,疫灾广度呈波动上升趋势,民国七年（1918）、二十一年（1932）、三十一年（1942）、三十五年（1946）分别出现疫灾广度高峰,疫灾广度分别达到21.7%、32.3%、33.7%、46.3%,且四个高峰期之间的时间跨度呈缩小趋势,疫灾总体上呈现加剧趋势。二、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95%的县曾发生过疫灾,湖南平江县为疫灾流行最为频繁的地区,疫灾频度高达55.3%,平均不到2年就有一次疫灾暴发,其次为夏口、长沙、芜湖县,疫灾频度分别达到52.6%、50.0%、50.0%,平均每2年发生一次疫灾。湖南东北部的平江-湘阴-长沙-浏阳-湘潭一带、湖南中南部的衡阳-祁阳-宝庆一带、湖北西部的巴东-长阳-宜昌-宜都一带、湖北东部的汉川-夏口-武昌-黄冈一带、江西中部的南昌-丰城一带,以及湖南的芷江、沅陵、常德、临武、茶陵,湖北的公安、随县,江西的南丰、上饶、九江、浮梁和安徽的芜湖、怀宁这些地区为疫灾多发地区,均有11个及以上年份流行瘟疫。各种传染病的流行也有其独特的空间分布特点,但多发区始终与区域总体重灾区一致。三、民国初期,湘鄂赣皖地区各省于内务司、警察厅设卫生科,管理全省医药卫生,各县在民政或警务部门派一二人兼管卫生；民国十八年（1929）后,各省陆续于民政厅下设卫生处,直属省政府管辖,管理全省卫生行政事宜,各县则相继建立了行政事业合一的县卫生院,负责各县卫生行政管理工作。此外,各级政府部门还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医师医药管理制度、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和饮食卫生管理制度,为开展卫生管理工作,矫正和规范市民行为提供了依据。四、西医传教士于清末民初来华开办教会医院,拉开了湘鄂赣皖地区医疗设施建设的序幕,此后各地区公、私立医院逐渐崛起,民国十八年（1929）后各县卫生院也陆续成立,至于私人诊所更是不胜枚举。红十字会分会、中医师公会、中华医学会、护士学会等医疗卫生组织纷纷成立,成为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仅存在临时防疫处、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种痘局、检疫站等临时性的卫生防疫机构,地方防疫工作前期由民政科、警察局、公安局兼管,后期由各地方卫生院负责。每于疫病流行之时,地方也曾设立过时疫医院、隔离病院等临时性防疫医院,有些综合医院还出现了传染科的设置。六、然而,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是脆弱的,卫生行政机构极不完善,卫生管理制度缺乏经常性,统治腐败,卫生经费捉襟见肘,医疗技术水平低下,医疗设施落后,医卫人员不足,药品短缺,传染病发病多,死亡甚众。因此,每于疫病流行之时,社会各界亦能积极采取一些救治措施,于政府,曾组建临时防疫机构,制定防疫计划及法规,派医派药赶赴疫区急救,召集医士研究治疫良方,强制注射疫苗,管制交通,管理医药市场,举办卫生运动等；于社会团体,曾免费施诊施药,免费施种疫苗,收埋尸棺,开展卫生宣传与教育等；于普通民众,亦能主动接种疫苗,注意清洁卫生,但更多的是建醮酬神和逃徙他地。七、值得庆幸的是,瘟疫的屡屡冲击启迪了民智,众多防疫制度纷纷涌现,迷信防疫习俗遭到抨击,卫生清洁运动定期化,疫苗接种主动化,儿童保健活动也开始出现,防疫制度、防疫习俗、防疫思想均取得了新的进步。
施忠伟[9]（2014）在《平遥县城乡统筹与旅游协同发展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平遥,因其拥有着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平遥古城而闻名。平遥古城是我国45处世界遗产之一,是我国四座世界遗产联盟城市之一,是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外界对平遥的关注越来越高,从最初以古城为主,到本世纪初的古城旅游,再到如今的全县统筹发展。同时,越来越多的旅游城市开始探索研究平遥的发展模式,以期望从中得到经验的借鉴。平遥以往的发展经验固然可以总结,但今后的发展却面临着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挑战。一方面,煤矿资源的有限性与煤矿工业对环境的高污染性促使平遥探索转型的新方向。另一方面,旅游资源的独特性与广域性促使平遥继续探索旅游发展的新模式。同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也绝非只是平遥城市问题,而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因此,平遥县未来的发展关键就在于如何通过产业转型以及统筹城乡实现全县可持续发展。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应用协同理论,探索研究平遥县城乡统筹与旅游协同发展的模式与机制。以全县空间为对象,主要从协同发展的存在机制、特征机制、形成机制、构成机制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全文研究主要分为构建发展模型、平遥现状分析、阐述机制构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构建平遥县城乡统筹与旅游协同发展的空间模型。主要通过对城乡统筹、旅游发展理论及协同学理论的分析认知到协同关系的存在。分析了17个中国旅游强县、四大古城等案例,进而认识到协同发展具有的特征,并从空间上构建了协同发展的模型。第二部分是平遥的现状认知。从城乡统筹与旅游发展两大方面认识平遥发展面临的问题。第三部分是解释平遥县协同发展模型的机制。研究平遥县发展旅游产业后城乡统筹的变化,剖析必然形成协同发展机制的原因。最后,从目标、战略、模式、关联与保障等五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协同发展机制的构成原理。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运用协同学理论提出了城乡统筹与旅游的协同发展观以及协同发展模式,并建立了以若干旅游空间单元构成全域旅游发展的空间模型。这种空间模型对于其他旅游城市也是可以借鉴的。
沈莎莎[10]（2013）在《服务型政府视角下中小城市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以湖南宁乡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逐渐把政府推上了环境治理的前台,并成为现阶段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行为的差异性,也会出现类似于政府失灵的情况。笔者认为,环境是一种公共物品,即人人均可享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我们享用的同时,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中小城市,由于政策、制度实施不到位；资金投入不到位；环境保护管理意识不强、以及发展经济仍以粗放型经济结构为主,在发展经济同时没有注重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等原因,中小城市环境治理亟待加强。因此我们呼吁服务型政府行使其环境保护职能,以为公众谋求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使命,并有担当、负责任地向社会公众提供环境政策、制度这类的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本文共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概念和相关理论的一般阐述；第二部分是提出政府在中小城市环境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部分是分析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第四部分是介绍以湖南宁乡为例的中小城市环境治理的现状；第五部分是重点,笔者在借鉴国内外经验,联系我国国情、以湖南宁乡为例的中小城市的基础上,主要运用了环境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相关原理,对服务型政府视角下中小城市环境治理的措施从政策、执行力、管理意识、经费投入、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因此,针对宁乡县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建议政府应加强制定一系列规范完整的环境治理政策法规、加强环境治理意识、加强环境治理宣传、促进环境治理研究以及运用经济手段等其他对策来解决中小城市环境问题。
二、宁乡县创建灭鼠先进县城技术工作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宁乡县创建灭鼠先进县城技术工作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文化民生视角下县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以湖南省衡南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文献研究 |
| 1.3.2 国外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和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路线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历程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文化民生 |
| 2.1.2 公共文化服务 |
| 2.1.3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2.1.4 县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2.2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公共选择理论 |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4 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 |
| 2.3 公共文化服务的历程 |
| 2.3.1 公共文化服务的兴起 |
| 2.3.2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及发展 |
| 2.4 文化民生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相互关系 |
| 2.4.1 文化民生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 2.4.2 文化民生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
| 第3章 县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以衡南县为例 |
| 3.1 衡南县概况 |
| 3.2 衡南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
| 3.2.1 文化基础设施现状 |
| 3.2.2 公共文化活动现状 |
| 3.2.3 文化组织机构和人才队伍现状 |
| 3.2.4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现状 |
| 3.3 衡南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作用发挥不够 |
| 3.3.2 财政投入力度不足 |
| 3.3.3 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匮乏 |
| 3.3.4 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 |
| 3.3.5 建设主体观念有偏差 |
| 3.3.6 文化制度建设滞后 |
| 3.4 衡南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原因 |
| 3.4.1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滞后 |
| 3.4.2 公共文化服务投资主体单一 |
| 3.4.3 公民公共文化权益表达渠道不畅通 |
| 3.4.4 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不健全 |
| 第4章 国内其它地区县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启示 |
| 4.1 湖南宁乡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与启示 |
| 4.1.1 湖南省宁乡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 |
| 4.1.2 湖南省宁乡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启示 |
| 4.2 湖北省阳新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与启示 |
| 4.2.1 湖北省阳新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 |
| 4.2.2 湖北省阳新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启示 |
| 第5章 民生视角下县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 |
| 5.1 转变政府职能,树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民生视角 |
| 5.1.1 确立“民本位”价值导向 |
| 5.1.2 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 |
| 5.1.3 呼应人民群众公共文化诉求 |
| 5.2 利用现代技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软硬件设施 |
| 5.2.1 全面普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硬件设施 |
| 5.2.2 使用互联网＋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 |
| 5.3 鼓励多方参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多元主体 |
| 5.3.1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
| 5.3.2 最大实现市场配置作用 |
| 5.3.3 积极调动社会参与作用 |
| 5.4 理顺同步关系,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稳步实施 |
| 5.4.1 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同步推进 |
| 5.4.2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同步发展 |
| 5.4.3 文化资源存量与增量同步配置 |
| 5.4.4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增进 |
| 5.5 致力多方保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建设 |
| 5.5.1 明确职责,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保障 |
| 5.5.2 科学规划,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保障机制建设 |
| 5.5.3 综合管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机制建设 |
| 5.5.4 统分结合,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机制 |
| 5.5.5 建章立制,加快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保障机制建设 |
| 第6章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
| 第二章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
| 第四节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
| 第三章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 |
| 第三节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
| 第四章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
| 第四节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
| 第五章 巩固和深化(1999—) |
| 第一节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
| 第四节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以平顶山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资源型城市的相关概念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五、文章结构和观点 |
| 第一章 比较优势理论与产业聚集理论 |
| 第一节 比较优势理论 |
|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产业聚集理论 |
| 一、产业聚集理论历史沿革 |
| 二、产业聚集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
| 第三节 比较优势理论与产业聚集理论的关系 |
| 一、比较优势与产业聚集高度相关 |
| 二、产业聚集是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比较优势理论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 |
| 一、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和劣势 |
| 二、如何发挥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 |
| 第二节 资源诅咒与比较优势陷阱 |
| 一、资源诅咒 |
| 二、比较优势陷阱 |
|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集聚形成的过程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过程 |
| 第一节 产业集聚的原因及发展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
| 一、产业集聚的原因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
| 二、产业集聚发展过程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
| 第二节 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 |
| 一、动力机制 |
| 二、产业集聚的升级和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平顶山市支柱企业平煤神马集团及其经济转型 |
| 第一节 企业集团 |
| 一、企业集团的出现及其问题 |
| 二、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建设 |
| 第二节 平煤神马集团的基本状况 |
| 一、平煤神马集团的组建 |
| 二、以煤为基础的比较优势 |
| 三、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
| 第三节 平煤神马集团的转型 |
| 一、持续深化改革 |
| 二、承担经济与社会责任 |
| 三、以科学方式打造核心竞争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平顶山市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政府的职能 |
| 一、政府的一般职能 |
| 二、政府的经济职能 |
| 第二节 政府间的博弈 |
| 一、博弈理论 |
| 二、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 |
| 三、同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
| 第三节 平顶山市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措施 |
| 一、摆脱资源依赖是发展的新起点 |
| 二、拉动经济增长的方法 |
| 三、平顶山经济增长的成就及原因 |
| 第四节 政府推动经济方式的转型 |
| 一、理性认识经济的现状 |
| 二、推动经济转型的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发展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 |
| 第一节 产业集聚的核心带动机制 |
| 一、产业集聚由重要的核心起聚集作用 |
| 二、多核形成的机制 |
| 三、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模式的支持理论 |
| 第二节 平顶山产业的多核布局 |
| 一、国家主导的产业布局 |
| 二、地方政府推动的产业布局 |
| 第三节 平顶山的产业集聚区 |
| 一、平顶山市产业集聚区总体情况 |
| 二、平顶山煤炭产业集聚区衰落的案例 |
| 三、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含译着) |
| 二、中文期刊文章 |
| 三、政府文件 |
| 四、英文资料 |
| 附录 区域产业中心形成与区域产业转型的模型推导 |
| 图表索引 |
| 一、表 |
| 二、图 |
| 致谢 |
（5）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康藏治理研究的总体状况 |
| 二、历史上的羁縻统治与土司制度的研究 |
| 三、目前民族地区及藏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 |
| 四、简要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结构 |
| 四、研究对象(个案简述)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治理理论:理论渊源及基本范式 |
| 一、治理:发展的共同话语 |
| 二、公民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 |
| 第二节 治理的公民社会基础及其反思 |
| 一、真的可以“没有政府的治理”? |
| 二、“进”与“退”:简要的国家-社会关系之思考 |
| 三、“进”与“退”:藏区社会组织条件缺失 |
| 第三节 “背景—要素—行动”分析框架的建构 |
| 第三章 治理反思及多边联结带:历史与区位 |
| 第一节 松散:历史上治理政策之弊 |
| 一、王朝的松散管理不可复制 |
| 二、“以夷制夷”:政治二元性,土司等足以与中央王朝抗衡 |
| 三、强硬统治反而不利,需张弛有度 |
| 四、强作为:维护主权、地区稳定 |
| 五、强作为:发展之基 |
| 第二节 多重边缘形塑多边联结带 |
| 一、“中心—边缘”说到“多边联结带”的学理解说 |
| 二、交通孔道:连接川滇青藏 |
| 三、政治枢纽:内固川省,外拊藏疆 |
| 四、经济传输带:通过交易,沟通东西南北 |
| 五、民族交汇地:文化结点连结多元文化 |
| 第四章 难度大:甘孜藏区治理环境的特殊性 |
| 第一节 多重脆弱性交织:治理环境的总体特征 |
| 第二节 风险大:脆弱性的源头 |
| 一、生计风险:民众贫弱及收入差距带来相对剥夺感 |
| 二、社会稳定方面极具风险:维稳任重道远 |
| 第三节 治理难度大,需要政府主导 |
| 一、治理难度大的具体表现:曾经的门难进、脸难看及其转变 |
| 二、治理中的矛盾性强,需要政府创造性地利用冲突 |
| 第五章 二元结构:治理主体结构的特殊性 |
| 第一节 参与是“治理诸要素及其关联”的核心 |
| 一、治理结构:诸要素及其关联 |
| 二、各学科关于治理中“参与”的解说 |
| 第二节 治理主体二元结构:政府不得已而强作为 |
| 一、应然:“外地主体”也应该参与其中 |
| 二、实然:谁在参与社会治理,藏区与其他地区差异显着 |
| 三、谁以什么样的地位和方式参与治理 |
| 第六章 内容复杂:治理客体的特殊性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中的各种调适,政府“掌舵” |
| 第二节 非政府强作为便难有作为:环境与社会治理的交织 |
| 第三节 非政府强作为便难有作为:贫困治理与社区治理相契合 |
| 一、大面积慢性贫困的治理,需要政府强作为 |
| 二、村庄贫困治理“契合”村庄社区治理 |
| 三、资源有限,导致“内应力不足” |
| 第七章 政府作用力凸显:努力改善社会关系 |
| 第一节 公共服务改善民生 |
| 一、公共产品供给关照农牧民生产生活 |
| 二、努力托底:关照最贫弱的群体 |
| 第二节 政府行为:寓服务于管理 |
| 一、融为一体:异地迁入人口管理与服务 |
| 二、双法共用:大调解中心及其服务 |
| 三、深入仔细:网格化管理 |
| 第三节 工作制度设置及方式进一步改善政民关系 |
| 一、群众工作全覆盖:七项任务 |
| 二、干部找群众:挂帮包、干部驻村包村 |
| 三、门好进、脸好看:便民服务中心及其服务 |
| 四、倾听民声:诉求表达与反复协商 |
| 第四节 尊重、引导农牧民 |
| 一、尊重农牧民意愿 |
| 二、将政府的工作嵌入村庄自组织之中 |
| 三、努力整合农牧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6）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县域经济的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县域经济的概念和类型 |
| 一、县域经济的概念 |
| 二、县域经济的基本类型 |
| 三、中国县域经济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的主要特征 |
| 一、产业构成的多样性 |
| 二、经济体系的开放性 |
| 三、鲜明的地域特色性 |
| 四、发展的不平衡性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县域经济的作用 |
| 一、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
|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实现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 |
| 三、发展县域经济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路径 |
| 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
| 五、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现代西方发展理论 |
| 一、主体功能区理论 |
| 二、增长极理论 |
| 三、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 |
| 四、不平衡发展理论 |
|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一、邓小平发展理论 |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
| 三、科学发展观 |
| 四、新发展理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与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程 |
| 一、1978—198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开始阶段 |
| 二、1983—1991年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探究摸索阶段 |
| 三、1992—200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
| 四、2003—201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步入科学发展阶段 |
|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县域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 |
| 一、中国县域整体状态及分布状况 |
| 二、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及其启示 |
| 一、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 |
| 二、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
| 一、东部地区发展成效显着,中、西部地区蓬勃发展 |
| 二、要素结构得到不断完善,部分县域经济发展迅速 |
| 三、充分利用地区中的资源,县域经济有了明确定位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创新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 |
| 二、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大 |
| 三、资源消耗大,发展难以持续 |
| 四、市场封闭,资金等要素不足 |
| 五、城乡分治,一体化进程缓慢 |
| 第三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及经验启示 |
| 一、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实例分析 |
| 三、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新型模式的经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加快制度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
| 一、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土地经营制度 |
| 三、深化县域金融制度改革 |
| 四、落实“直管县”体制改革 |
| 五、深化市县行政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
| 一、发展农业机械化 |
| 二、建设农业科技园区 |
| 三、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
| 四、农业产业合作化组织建设 |
| 第三节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
| 一、树立“新型”理念 |
| 二、转变政府职能 |
| 三、推动城乡一体化 |
| 第四节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 |
| 一、助推工业化发展 |
| 二、推动县域服务业 |
| 三、壮大民营经济 |
| 四、打造特色品牌 |
| 第五节 响应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 |
| 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
| 二、精准扶贫战略 |
| 三、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
| 第六节 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县域软实力 |
| 一、人才强县战略 |
| 二、提升文化软实力 |
| 三、注重宣传推广 |
| 四、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1 全国行政区划(2015年底) |
| 附表2 2014年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100强排名 |
| 附表3 2016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法治背景下宁乡县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调研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宁乡县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 |
| 1.1 生态建设成效显着 |
| 1.2 环境污染治理强力推进 |
| 1.2.1 农村生活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全面铺开 |
| 1.2.2 畜禽养殖污染逐步开始得到治理 |
| 1.2.3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
| 1.2.4 农村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成效初显 |
| 2 当前宁乡县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面临的困境及产生的原因 |
| 2.1 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面临的困境 |
| 2.2 产生困境的原因 |
| 2.2.1 法律法规不完善 |
| 2.2.2 乡一级政府联合执法统一调度难 |
| 2.2.3 企业个体户和在建项目责任感不强 |
| 2.2.4 农民的环保意识不高 |
| 2.2.5 当地党委政府过于重视检查结果 |
| 3 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法治思考 |
| 3.1 完善法律体系 |
| 3.1.1 树立科学的立法思想 |
| 3.1.2 形成完整的法律金字塔 |
| 3.2 强化执法 |
| 3.2.1 健全监管体制 |
| 3.2.2 强化执法队伍 |
| 3.2.3 加大执法力度 |
| 3.2.4 强化执法监督 |
| 3.3 促进守法 |
| 3.3.1 广泛深入开展环保法律知识宣传 |
| 3.3.2 在村规民约中加入治理工作内容 |
| 3.3.3 树立守法典型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2 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的基本概况 |
| 2.1 地理区位 |
| 2.2 政区沿革概况 |
| 2.3 社会经济概况 |
| 3 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 |
| 3.1 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的疫灾数据一览表 |
| 3.2 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的时间分布 |
| 3.2.1 年际变化 |
| 3.2.2 季节分布 |
| 3.2.3 周期规律 |
| 3.3 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的空间分布 |
| 3.3.1 整体空间分布 |
| 3.3.2 单个疫种空间分布 |
| 3.4 小结 |
| 4 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 |
| 4.1 公共卫生行政体系 |
| 4.1.1 卫生行政管理机构 |
| 4.1.2 卫生管理制度 |
| 4.2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
| 4.2.1 省、县(市)、乡三级医疗体系 |
| 4.2.2 专科医院与医院分科化 |
| 4.2.3 医卫组织 |
| 4.3 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
| 4.3.1 省、市、县的防疫组织 |
| 4.3.2 专门的防疫医院及传染科室的设立 |
| 4.4 小结 |
| 5 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 |
| 5.1 疫灾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冲击 |
| 5.1.1 疫灾对公共卫生行政体系的冲击 |
| 5.1.2 疫灾对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冲击 |
| 5.1.3 疫灾对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冲击 |
| 5.2 公共卫生体系对疫灾的应对 |
| 5.2.1 政府对疫灾的应对 |
| 5.2.2 民间群团组织对疫灾的应对 |
| 5.2.3 普通民众对疫灾的应对 |
| 5.3 小结 |
| 6 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影响下公共卫生意识的嬗变 |
| 6.1 防疫制度的变迁 |
| 6.1.1 专门防疫制度 |
| 6.1.2 环境卫生法规 |
| 6.1.3 饮食防疫法规 |
| 6.1.4 学校防疫法规 |
| 6.2 防疫习俗的变迁 |
| 6.2.1 迷信防疫习俗 |
| 6.2.2 节日防疫习俗 |
| 6.2.3 日常生活习惯 |
| 6.3 防疫思想的变迁 |
| 6.3.1 防控传染源的思想 |
| 6.3.2 防控传播途径的思想 |
| 6.3.3 防控易感人群的思想 |
| 6.4 小结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结论 |
| 7.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的疫灾序列 |
| 附录2. 汉寿县《夏令卫生运动标语》十二条 |
| 附录3. 《湖南省夏令卫生运动实施办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平遥县城乡统筹与旅游协同发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论题由来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平遥的研究 |
| 1.2.2 关于城乡统筹与旅游两者关系的研究 |
| 1.2.3 文献综述总结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认知 |
| 2.1 城乡统筹 |
| 2.1.1 城乡统筹的由来与本质 |
| 2.1.2 城乡统筹的内容 |
| 2.1.3 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 |
| 2.2 旅游 |
| 2.2.1 旅游的由来及本质 |
| 2.2.2 旅游的构成要素 |
| 2.2.3 旅游发展学说 |
| 2.2.4 旅游、旅游业及旅游产业 |
| 2.3 协同理论 |
| 2.3.1 协同学 |
| 2.3.2 协同的本质 |
| 2.3.3 协同与互动 |
| 2.3.4 协同理论对于城乡发展研究的意义 |
| 2.4 城乡统筹与旅游协同关系的存在机制 |
| 第3章 城乡统筹与旅游发展的经验与模式借鉴 |
| 3.1 国内外城乡统筹发展经验 |
| 3.1.1 城乡统筹的发展模式 |
| 3.1.2 城乡统筹的实践措施 |
| 3.1.3 城乡统筹的制度保障 |
| 3.2 中国旅游强县发展经验 |
| 3.2.1 中国旅游强县的整体特征 |
| 3.2.2 中国旅游强县的发展动力 |
| 3.2.3 中国旅游强县的发展模式 |
| 3.3 其他古城发展经验 |
| 3.3.1 四大古城的比较 |
| 3.3.2 丽江的旅游发展经验 |
| 3.3.3 歙县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 |
| 3.3.4 阆中的旅游发展模式 |
| 3.4 其他典型案例发展经验 |
| 3.4.1 宜兰的“非工业化”经验 |
| 3.4.2 法国波尔多的“遗产与葡萄酒” |
| 3.4.3 英国约克的“古城旅游” |
| 3.5 城乡统筹与旅游协同发展的特征 |
| 3.6 城乡统筹与旅游协同发展的模型 |
| 第4章 平遥县城乡统筹与旅游协同发展的现状 |
| 4.1 平遥县城乡统筹发展现状分析 |
| 4.1.1 城乡经济发展程度 |
| 4.1.2 城乡产业发展程度 |
| 4.1.3 城乡人口现状 |
| 4.1.4 城乡居民点现状 |
| 4.1.5 城乡环境现状 |
| 4.2 平遥县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
| 4.2.1 旅游资源分析 |
| 4.2.2 旅游开发现状 |
| 4.2.3 旅游效益现状 |
| 4.2.4 旅游服务现状 |
| 4.2.5 古城旅游现状 |
| 4.2.6 乡村旅游现状 |
| 4.3 平遥县发展面临的问题总结 |
| 第5章 平遥县城乡统筹与旅游协同发展的成因 |
| 5.1 平遥县城乡统筹的发展过程 |
| 5.1.1 城镇化发展历程 |
| 5.1.2 产业结构演变 |
| 5.1.3 城乡关系与差距变化 |
| 5.2 平遥县旅游的发展过程 |
| 5.2.1 旅游经济发展 |
| 5.2.2 旅游空间演变 |
| 5.3 平遥县城乡统筹与旅游协同关系的建立 |
| 5.3.1 旅游业成为战略性产业 |
| 5.3.2 旅游促进城镇化发展 |
| 5.3.3 旅游在乡村的发展 |
| 5.4 平遥县城乡统筹与旅游协同发展的必然性 |
| 5.4.1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 5.4.2 煤炭城市转型的要求 |
| 5.4.3 遗产城市保护的要求 |
| 第6章 平遥县城乡统筹与旅游协同发展机制的构成 |
| 6.1 协同的目标机制 |
| 6.1.1 国内外先进发展理念 |
| 6.1.2 各层面平遥的地位 |
| 6.1.3 平遥发展的终极目标 |
| 6.2 协同的战略机制 |
| 6.2.1 对当前问题的应对策略 |
| 6.2.2 对未来趋势的应对策略 |
| 6.3 协同的模式机制 |
| 6.3.1 协同发展的空间模式 |
| 6.3.2 协同发展的推动模式 |
| 6.4 协同的关联机制 |
| 6.4.1 旅游与各产业的关联 |
| 6.4.2 旅游者与本地居民的关联 |
| 6.4.3 旅游与城乡空间的关联 |
| 6.5 协同的保障机制 |
| 6.5.1 统筹规划与实施 |
| 6.5.2 全民分工与协作 |
| 6.5.3 统筹管理与监督 |
| 第7章 结语 |
| 7.1 本次研究的主要成果 |
| 7.2 论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10）服务型政府视角下中小城市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以湖南宁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中小城市 |
| 二、城市环境 |
| 三、城市环境治理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服务型政府理论 |
| 二、公共物品理论 |
| 三、环境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职责 |
| 一、政府是环境治理最主要的提供者 |
| 二、政府是环境治理的倡导者 |
| 三、政府是环境治理的监督管理者 |
| 四、政府是环境治理的协调者 |
| 第二章 政府在中小城市环境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法规建设不完善 |
| 第二节 政策执行力低下 |
| 第三节 权责不分明 |
| 第四节 经济发展滞后 |
| 第三章 政府在中小城市环境治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法规建设不到位 |
| 第二节 环境政策、法律执行不到位 |
| 第三节 政府政绩观扭曲、责任意识不强 |
| 第四节 缺乏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宣传教育 |
| 第四章 湖南宁乡环境治理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宁乡县区域环境概况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区域社会经济特点 |
| 第二节 宁乡环境治理现状 |
| 一、加大对水环境治理的力度 |
| 二、大气污染控制成效显着 |
| 三、声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
| 四、固体废物得到有效控制 |
| 五、城市绿化不断扩大 |
| 六、清洁生产技术与生态工业不断推进 |
| 第三节 宁乡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
| 一、存在的问题 |
| 二、问题成因的分析 |
| 第五章 加强中小城市环境治理的对策 |
| 第一节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 第二节 提高政府执行力及监管能力 |
| 一、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及环境治理水平 |
| 二、加强监管能力,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 |
| 第三节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强化政府环境治理的意识 |
| 一、树立绿色GDP观念 |
| 二、强化政府环境治理的意识 |
| 第四节 运用经济手段促进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 |
| 一、排污收费 |
| 二、征收环境税 |
| 三、押金制 |
| 四、建立市场 |
| 第五节 加大环境治理经费的投入力度 |
| 第六节 加强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宣传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宁乡县创建灭鼠先进县城技术工作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2]文化民生视角下县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以湖南省衡南县为例[D]. 周聪. 南华大学, 2018(01)
- [3]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4]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以平顶山市为例[D]. 赵永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5]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D]. 陈艾.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6]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李彦博. 武汉大学, 2017(06)
- [7]法治背景下宁乡县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调研报告[D]. 周霞林.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6)
- [8]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D]. 董勤勤.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9]平遥县城乡统筹与旅游协同发展机制研究[D]. 施忠伟. 北京建筑大学, 2014(01)
- [10]服务型政府视角下中小城市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以湖南宁乡为例[D]. 沈莎莎. 湖南师范大学, 2013(02)
标签：经济转型论文;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