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平民经理”的自白（论文文献综述）
左国如[1]（2021）在《梁晓声《人世间》的史诗性研究》文中认为2017年梁晓声完成三卷本现实主义题材小说《人世间》,并于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这部鸿篇巨制叙述了城市底层工人之家周氏三代人的经历并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的发展变迁。本论文从现实主义小说的研究视角,对其史诗性的生成原因,重大主题的呈现,历史本质性的挖掘,复杂线索的铺设,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进行一一阐述。《人世间》的史诗性表现在将小人物的个体命运融注到历史的宏观视野,其中涉及时代人民的生活习惯、地域特色以及人情风貌等,通过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广阔无垠的地域描绘,全景性地再现新中国五十年来的恢弘历史画卷,使小说具有史诗性小说的历史内蕴与纵深感。同时,梁晓声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世界,以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呈现中国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物质生活的变化,以人民为中心凸显社会大众心灵在时代变化下的巨大变迁。这种人道主义的底层立场使他在反映社会问题的同时作出对历史深邃的观察与思考,以好人文化的创作理念展现时代“阵痛”下人民对善的理想主义坚守。深广的历史内蕴和深邃的思考要求梁晓声应具有史诗品格的艺术追求。在艺术上,他将恢弘的结构、多重的视角、复杂的人物群像以及对时代发展演变的思索和价值观的树立,注入到小说的“史”与“思”中,使《人世间》既有深广之史的纵深,又有深邃之思的内涵,还有深厚之诗的追求,从而构成完整的史诗性小说。尽管在史诗性追求中不尽完美,但梁晓声致力于做“文学性书记员”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值得被尊重。
察应坤[2]（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刘炎飞[3]（2020）在《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幻莫测的时局、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催生了媒体的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新的政治体制及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媒介环境相对宽松,报纸结构比例开始发生变化,民营报纸逐渐超越官报和政党报纸,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二,民营报业和民营报人成为此时中国新闻业的主力军。黄远生、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林白水、胡政之、史量才、汪汉溪、黄天鹏、周孝庵为其代表人物。他们大都留学于欧美或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熏陶,也目睹了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反观中国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于是,他们为改造中国社会和发展中国新闻事业,殚精竭虑、筚路蓝缕,在新闻实践、新闻学研究、培养新闻人才等方面开启艰难的探索,撰写了中国第一批新闻学专着,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新闻学专刊,开启了中国的新闻教育,为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民营报人作为北洋政府时期新闻战线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中,十分注重对新闻学的探讨和总结,在理论新闻学、实务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诸方面都创造了突出的成果,提出了新的思想见解,为中国新闻思想的宝库做出了新的贡献。民营报人们首次提出报纸是社会的公共机关,应以服务公众为目的,强调报纸以供给新闻为天职,全面客观代表公众意见,在社会普遍教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基础理论方面,民营报人最早构建了新闻学体系,提出了以事实为本源,读者为中心的新闻观,建立了新闻价值的判定标准,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原则遵循。为保证报纸的“客观性”,民营报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道德规范,强调了记者道德修养和品性培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报纸生存外在条件,独立自尊是记者的核心价值观,客观公正是记者恪守的报道原则。民营报人全面阐述了报纸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在业务活动中的操作原理与方法。提出了倒金字塔式的新闻写作方式,以读者为本位的编辑宗旨,事实与意见分离的新闻范式,以事实为基础、力求客观公正代表民意的评论写作要求等经典业务理论。报刊经营方面,他们提倡经济独立,主张在广告和印刷等经营活动中,不能唯利是图,而要义利兼顾。民营报人关于新闻基础理论的阐释、新闻业务操作规范的建立、新闻伦理道德的构想,以及报刊经营的思考,体现了公共性、客观性的新闻理念,折射出民营报人对新闻业职业化、专业化的追求。这些思想是民营报人在北洋政府时期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基于自身的角色立场,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与中国新闻业实践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使中国关于新闻“有学”还是“无学”之争,第一次得到正面肯定的回答,推动了中国新闻业的现代化、职业化转型,创建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对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万旺[4]（2020）在《1942年浙赣战役再研究》文中认为1942年的浙赣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22场大会战中唯一以浙江为主战场的重大战役。学术界对浙赣战役的进程、意义和影响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相对而言,既有研究在多元视角（至少中方、日方和第三方）下,对浙赣战役的总体概貌、日军的细菌战、中方的战争损失、各方的战争反思比较等方面,涉及较少。此外,在史料挖掘方面,多元史料的比较运用,也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尤其是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录的日方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馆藏的中方档案,以及浙江报刊资料三方面。多元视角和多元史料的综合,使浙赣战役再研究成为可能。首先,浙赣战役是中国,尤其是浙江为盟军承受的一次巨大损失。1942年4月18日,美军杜立特机队对日本东京、名古屋等城市实施了轰炸,并按照原定计划迫降浙江衢州等地机场。遭受打击的日军恼羞成怒,将怒火发泄到接纳美国飞行员的浙江,发动了这场历时3个多月的非正义、非人道、报复性的侵略战争。浙江隶属于第三战区。在国民政府统一部署下,第三战区的中国军队在金华、兰溪、衢州、丽水等地积极抵抗。终因军力悬殊,暂败于日军。其次,日军在浙赣战役中报复性地进行了细菌战,浙赣政府为防治鼠疫付出了极大努力。自战役开始至战役结束,细菌部队由点及面地实施细菌攻击,给浙赣地区居民带来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大规模的鼠疫攻击更是让该地区在战役后打响了艰苦的鼠疫防疫战。丽水、广丰、上饶和衢州等地采取封城、隔离以及石灰消毒等措施,有效地遏制了鼠疫的蔓延。鼠疫防疫意义重大。再次,浙江与江西为盟军承受了日军的巨大报复。在浙赣战役中,日军破坏、抢劫、焚烧、屠杀等暴行,给浙赣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通过对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量化统计,浙赣战役至少造成浙赣两省约20.3256万平民伤亡和1502亿元（法币）的财产损失。最后,浙赣战役宣传战与检讨书。对于浙赣战役,日伪当局进行了疯狂地鼓吹,企图在心理上给中国以碾压,消磨抗日意志。国民政府方面则对浙赣战役作了比较深入的检讨,以便吸取教训,赢得未来的战役胜利。战时中国媒体在民族主义视角下,用“贬日褒中”的基调评述浙赣之战,以振奋民众抗战心理。应该说,无论是日伪的虚假宣传还是国民政府的检讨书,亦或中国媒体的民族主义叙事,都是浙赣战役战事之中和战情之外的应有之义。总而言之,通过多元视角和多元史料下的再研究,本文认为浙赣战役不仅仅是一部基于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日军侵略与中国抗战史,更是一部基于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法西斯侵略与中美联盟反法西斯史。日军因美军空袭而报复中国,蓄谋发动浙赣战役,向浙赣军民施加空袭、常规作战和非人道的细菌战及战争暴行,并在宣传战中鼓吹浙赣战果,蒙蔽其国民“人心”,达到扩大战争的目的。中国军民奋起抗战,无论是第三战区正面战场的抗战,还是面对鼠疫战的积极防疫;无论遭受惨重的战争损失,还是检讨浙赣战役得失,都呈现出民族主义叙述下的抗战形象、抗日“人心”。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再次证明法西斯的残暴;浙赣军民的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威威[5]（2020）在《清代豫北天理会起事资料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间秘密教会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其中天理会渊源于白莲、八卦等诸教,在起事时又被清政府定为邪教,故材料中天理会也称为天理教。天理教虽然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短,但因其于嘉庆十八年发动了直鲁豫起事,史称“癸酉之变”,给清政府造成了极大震动而为学界所关注,而天理教豫北一支因教徒最多、坚持时间最久,堪称此次起事的主力,又加上辗转县份及赴豫镇压的官军也最多,所以地方志、官书、文集等资料中对其的记载也不少。基于此,本文欲先通过对豫北天理教起事有关资料进行分线索整理,以了解起事全程,教派活动及其与地方的联系,并探讨战后的情况。全文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豫北天理教起事资料的整理,第二部分则为研究部分。关于豫北天理教起事资料的整理部分,笔者首先对天理教与官军作战过程进行大致描述,其中着重对各史料共述部分进行资料排比,以求努力还原史实。其次对教首李文成生平进行资料补充,以了解其人生轨迹。之后则是对天理教的观念、组织及各类活动进行资料整理,以了解其自身运作及与地方的联系。最后是起事被镇压后,清政府为了消除宗教影响,稳定豫北秩序,所采取的各类措施的资料整理。第一部分总体涵盖了豫北天理教从起事,到自身活动,到战后被消除影响的全程。此外笔者在第一部分中还对各线索资料进行点校及解读,以提出自己的分析与理解,并为第二部分的研究作出铺垫。在第二部分的研究中,本文先从豫北地区的综合环境,民间宗教自身发展,及民众需求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天理教得以产生并发展壮大的原因。并在上篇的基础上,对天理教的教派信仰、组织等进行考察,以了解其与以往民间宗教的沿袭与发展;并通过对其宗教活动的探究,了解天理教为应劫起事所做的各类准备工作;还在上篇对战事还原的基础上,对豫北战事全程进行描述,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拙见,以丰富对有关问题的讨论。最后则基于材料,对清政府战后所采取的抓捕教徒、抚恤灾黎、审查冤案、巩固统治等措施进行探讨。最终,笔者希望通过此文的研究,能最大限度的还原天理教在豫北地区的产生、运作状态,并就起事全程,教首李文成生平,及清政府战后维稳措施等进行探索,来完善对相关问题的讨论,籍以增加对李文成所领导的豫北一支天理教的关注。
武张胜男[6]（2020）在《《西北文化日报》副刊与西安城市文化研究（1931-1937）》文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以后,久经兵荒与灾害之苦的西安城终于获得一丝喘息之机,开始进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西安这一时期在社会各方面都开始涌现出新面貌,发生在此时期的办报热潮就是表现之一。《西北文化日报》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安最具影响的报纸之一,诞生在此时。报纸与城市相遇,副刊作为报纸的一部分,深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它不仅反映城市的日常生活,更通过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建构来引领城市文化,是研究西安城市面貌与城市文化的重要资料。本文围绕近代与西安产生诸多勾连的报纸副刊,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结合大量史料,从《西北文化日报》产生的社会情境、报纸的发展脉络、报人的办报实践、副刊对城市生活的书写以及副刊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建构这几部分内容出发,尝试探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与西安城市文化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反侵略、求生存与现代化是这一时期西安城市发展的时代主题,亦是西安城市文化和《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的主题。在城市日常生活的书写上,副刊展现了城市中各个阶层的生活百态,人们在享受新式资料、体验摩登生活的同时,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是城市发展的另一面,灾民与人力车夫是报人们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城市的休闲娱乐趋向多元,新旧娱乐的角逐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图景。副刊作为报纸的一部分,它还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空间,报纸副刊编辑以版面为纽带,联系着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成为妇女争取自身权益、探讨城市公共卫生建设以及发表爱国言论的平台。副刊在反应城市面貌的同时,也在推动并引领着城市与城市文化的发展。《西北文化日报》副刊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和展现了西安的城市文化和社会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安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呈现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概览20世纪30年代西安城市文化的鲜活文本。
杨安文[7]（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赵玉霞[8]（2019）在《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城作为世界及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具有严密的层次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军事防御体系,但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这个庞大系统的“神经网络”——驿传系统,其原真性和完整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影响到明长城的整体性研究和价值认知研究、以及遗产整体性保护利用工作的顺利进行。本课题基于整体系统观点和空间分析视角,以史料挖掘和实地考察为基础,依托GPS定位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对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史料挖掘和实地考察梳理驿传系统中三个层次机构——驿站、递运所和急递铺的信息,结合其范围广、信息多的特点,在GIS平台搭建驿传系统空间数据库,将历史地图、航片、史料等数据整合叠加在一起,并运用GIS空间信息技术对驿传系统交通网络进行复原,实现对驿传系统的空间定位、可视化和复原研究;其次,利用GIS空间数据库,结合其空间分析技术探究驿、递、铺分布以及其交通网络分布的空间特征,以及二者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最后,以宏观到微观视角对驿传系统进行研究和探索,宏观上,驿传系统作为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现有明长城军事聚落数据库,可实现对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军事防御系统的整体性研究,探索明长城四镇系统整体协作运转的内在机制,微观上,对驿传系统的三个层次机构——驿站、递运所与急递铺的单体形制进行探索和总结。在学术层面上,本文对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复原研究进行了探索,完善了四镇的整体性军事防御体系,为明长城整体性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有利于深化全社会对长城整体性、原真性的认识;在应用层面上,首先本文弥补了明长城驿传系统整体性复原研究这一空缺,有利于推进明长城遗产整体性认知的深度以及保护利用工作;其次,驿传系统作为交通系统,影响了现代城镇的道路以及聚落的形成,研究驿传系统中交通路网有助于分析现状城镇交通布局及未来发展方向。
朱天一[9]（2019）在《《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文中认为《文学周报》（1921-1929）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文艺刊物之一,也是文学研究会最重要、规模最大的机关刊物,对其进行把握有利于我们在近百年后重返历史现场,对文学研究会成员在特定时期,心理状态、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文化总体体认情况进行了解,这一研究也可以作为对既成的、僵化的文学史叙述的有机补充。《文学周报》中广泛、高频率出现着的“黑暗书写”（作为概念、氛围、重要意象,社会状态判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也可以作为我们回溯历史的一扇窗口。（黑暗这一在特定时期的稳定概念）既包含社会层面,对整个社会的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之物,影响之深、作用之广的总体描摹和负面判断;同时也是基于现代性想象,历史断代上,对某一社会阶段混乱、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现象持存延宕的负面判断;更是落实到具体人类生命质量、精神状态逐渐低下,并走向消灭的判断;还是文艺与审美范畴内,与作为正面性的“光明与解放”相对立的,伦理向度的价值范畴。而涉及以上几个层次之“黑暗”的文学创作与评论文章均可纳入“黑暗书写”的讨论范畴。序章,对“黑暗”这一中文词语,及其意义内涵在历史脉络内进行简单梳理,通过枚举古代典籍和近代报刊传媒中的相关用法,厘清其意义承载,对“黑暗”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积淀进行揭示。这也是确定研究对象的过程,而后将《文学周报》中涉及黑暗书写的文本大体分为文学创作类文本和观点论说类文本。论文第一、二章主要讨论创作类文本中的黑暗书写;第三、四章则分析论说类文本的黑暗书写。第五章在综合前文讨论基础上做反思性总结。第一章,呈现具体的黑暗书写内容。突出文学性,由构成创作类文本黑暗情境的文学因素入手,展开探究。由局部到整体,对传达黑暗心理体验的集群意象、空间、时间、人事、场景构设等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抒情和叙事两类创作类文本内在黑暗情境的指谓进行分析,揭示作者群体预设的“憎厌、刺激、悲悯”这三大文学主题,表达了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暴力、杀戮、等罪恶的批判与喝止;对于社会变革,走向光明的期待,对于恶浊现实世界的整体憎厌。第二章,进一步通过对创作类文本中黑暗书写频繁出现的情境构设和雷同叙事功能单位的归并,归纳总结创作类文本黑暗书写的结构模式,呈现“受害者、同情者、加害者、反抗者”等多个行动圈的组合关系。黑暗由此成为了一种被表象的世界图像,作者群体同时也借“同情者”视角的乏力感,表达面对这种黑暗世界图像的深深悲观。模式化黑暗书写反映出现代人“占有欲”驱使下“血的横肆”、“泪的匮乏”所造成的现实困境,作者群体落实到个人的“万方多难”的黑暗经验对应着文本中黑暗形象的生成。而在“观念”与“事实”的张力中,作者群体生成了“想象人生”与“走进人生”两歧并置的心理结构。而“众生”与“我”最终打破了二元界限,在“人之复性”的普世伦理诉求中走向调和。第三章,论说类文本又可以分为“就着立论”（文学作品评论）、“造论析理”（随感而生的论说文和社会评论）两种。剥离了文学的形象性,论说类文本直面军阀战乱、兵匪纷扰、出版界乱象、生活中的烦闷等等构成黑暗心理体验、黑暗社会判断的现实问题,可与创作类文本的形象化呈现做“镜内镜外”的两相印证。同时揭示作者群体对黑暗深广程度判断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分析“丧乱之世”这种理想阶段性想象的复杂生成原因。而透过对其他作品不同程度的推介赞赏或针砭批判。在对以“德性为美之表征”的“最高精神”追求中,将黑暗与光明等概念均纳入审美体系之中。第四章,跳出文学周报的狭窄范围,在社会文化生产、传播、接受、反应等层次探讨其指涉黑暗的论说文本。透过同名异质的黑暗书写,我们看到,在社会、传媒广角中《文学周报》作者群体与《礼拜六》作者群体、《学衡》作者群体和创造社的交锋、错位,互相误读中,暴露了彼等伦理层面,“有限道德追求”和“无限道德追求”、“自我技术与权力技术”,以及文学谱系中“常与变”、“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垒。并揭示《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本身也存在某种遮蔽性、包含着由“现代性想象”建构起来的盲目自信。第五章,综合前四章对两大类文体的讨论。在特定历史场域内,作者群体的创作类文本廓清了黑暗的“外延”（怎样）,而论说类文本则直接确定了黑暗的“内涵”（何为）。而两大类黑暗书写中始终存在着集中不变因素:“足以扫荡黑暗的光明始终缺席”、（受者—观者;作者—读者;）“体外流淌之血”与“体内沸腾之血”的双向互动、写作主体“对道的肯定,对势的抗争”。这些不变因素反映着黑暗书写内在的总体价值、文化取向,《文学周报》作者群体黑暗书写的形成,既源于五四落潮后集体性的消沉心理（近因）,更深层次上又与佛教的“无明”（远因）、基督教的“原罪”,以及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参照西方历史进程对“文明”与“文化”（外因）的取舍关联密切。复杂的文化背景、社会诉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黑暗书写本身的不稳定性,其中存在着多组两歧性的对立,在“路径”、“内涵”、“外延”、“目的”等多个方面的内在断裂、岔开,瓦解着同一性的营垒叙述。《文学周报》作者群体既充当着引领方向的“执光者”,同时又怀着仅见“微光”的焦虑,本身也是在黑暗中探索社会、人生道路的“寻光者”。
李文杰[10]（2019）在《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文中认为让一般民众参与国家司法审判,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主要制度设计之一。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彰显民主和保障公正的重要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典型的参审制度,是中国式的陪审制度。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实践成效,但其却几度沉浮和复苏,表现出极不稳定的发展历程和实践运作。至2004年《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颁行和实施,预示着法治语境下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的再度起航。然而,《决定》的出台与实施并未彻底消除理论和实务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诘问,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从价值论到结构论再到实践论,不一而足。理论争议的趋向和程度加剧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进程和力度,并催生了《人民陪审员法》出台和实施。作为对理论诘问和实践问题的回应,该法吸纳了诸多理论建议,使其在制度目的、结构安排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更具合理性和精细化,趋向于理想型的制度模型。当然,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未失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凸显陪审员制度建设的中国道路。然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这一转向,是理论逼供使然还是审慎实践需求的考量仍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深化分析和研讨,力图从本源上攫取保证人民陪审运行和效果彰显的理论资源。基于这一问题的设定,本文在梳理陪审制度历史的基础上以人民陪审实践活动为研究视角,重点分析了制度认同、陪审员遴选、参与庭审和庭审评议等环节中的现实状况,并结合量化分析对制度运行中的相关因子作了假设验证分析。全文除导言外共分7章,各章概要分述如下。导言部分,确定了论文的研究进路,厘定了当下陪审制度的不同形式并作了概要性的陈述,为后文研究展开和分析确立了逻辑思路。作为国家司法体制中的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陪审制度是为学界耳熟能详的话题。目前,关于陪审制度的渊源、种类、制度内容、运行机理和功能的学术研究已日臻完善,分析也愈发透彻和明晰。但是,这一研究现象的背后,却缺乏对具体制度实践的翔实考察,造成理论阐述上的错位和实践运作的乱象,尤其是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定位。正因如此,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普适性价值和理念指导下的陪审制度,是否存在制度构造和具体实践的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性在不同时期和地域有存在何种表现?进一步的追问是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制度构造是否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的唯一参照系和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探究当今社会中存续并与我国司法环境、诉讼构造和政治结构等相近的国家陪审制度,更有助于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内容深化。第一章以陪审制度的萌芽样态为起点,主要解释和分析了陪审制度的古代类型、演变形态及相应的制度构造。考虑到学界对陪审制度起源的争议,文章将以下述逻辑展开论述,（1）古雅典和古罗马的陪审制度。重点阐述了古雅典的赫里埃和古罗马百人团会议等参审制度及其运行机制。（2）在前述解析的基础上,文章转向对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分析。英国陪审团经历了由起诉陪审制向审理陪审制的演进过程,最终形塑出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3）论述了美国对陪审团制度的移植,并建构了适应本土政治气候条件的大小陪审团制度类型及各自的运行程序。（4）论述了陪审制在欧亚的移植及运行的情况。内容涉及制度移植经历及其失败的成因,以及后期陪审制度的建设和改造。第二章论述了陪审制度的基本理念,以类别化方式将基本理念划分为传统型和发展型理念。传统型理念分为民主价值、公正价值和分权制衡功能。发展型理念是以司法改革需求和精神而界定的制度理念,包括增进国民对司法的理解,提高国民对司法的信赖;强化司法的民主正当性;深化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改造。第三章以历史视角论述了近代中国陪审制度建设和变革的状况。第一节主要分析了清末陪审制度的立法和司法概况,揭示了引进陪审制度的必要性和欲以达至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制度构造、运行机理,以及其与中国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并推导出陪审制度难以贯彻落实的真实原因。第二节介绍和分析了民国时期的《参审陪审条例》和《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的立法背景、具体内容和运行程序,并论证了两部法律难以实施并彰显功能的真实原因。第三节简要分析了工农政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时期的人民陪审制度,以各期陪审法的具体内容,探讨了陪审合议制、陪审员来源和庭审评议等程序问题。第四章回归到1949年1999年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状况。以数据逻辑看,该阶段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均呈显着弱化的趋势。依据这一趋势,发现政治结构、治理方略、司法功能和司法理念等变化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有着显着影响,尤其是司法功能的几度转化,直接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曲折发展的历史,也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功能的反复更迭。第五章以社会转型的视阈,分别以社会转型的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性等方面剖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度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并以近十年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数据对其效果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分析显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效果评价因评价指向的差异而形成了“一种制度,两种评价机理”的现象。其中,官方评价遵循了民主化的逻辑,将参审人数、参审案件数量等参数作为评价指标,并得出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的喜人效果;而理论评价则以实践过程中的参数为验证指标,指出人民陪审工作严重虚华,未能彰显制度的预期功能。第六章以上海三区基层人民法院的陪审实践为分析对象,重点检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中各项环节的运行状况。第一节为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和调查时间。介绍了展开研究的前期工作和内容安排,包括调查法院、受试对象、调查方式和调查时间等内容,以及对调查结果的具体说明;第二节是确定研究问题并依文献提出相应假设。为能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本文设计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方式,并根据问题设计相应验证假设。第三是统计结果。主要包括问卷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包括陪审员信息资料、遴选资料、庭审调查和庭审评议等信息,并对相关数据信息作统计技术的处理。第四节是结果分析和假设验证。根据统计结果,对制度实践中陪审员的遴选情况、专业结构、来源结构和庭审表现等内容进行分析和释明。在此基础上,结合先期理论研究的结论采取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诊断文中假设是否成立,并由此判断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改革举措是否得当。第七章内容是依据前文分析结论而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路径的展望和具体设计。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观察和统计分析,发现导致陪审效果不彰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制度性问题,而是涵盖了文化因素、主体性问题和相关制度的衔接问题等。为此,本章内容提出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主体性建设和规范的互补机制建设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其中,主体性建设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体意识之缺失为分析和推演基点,提出法治自觉、陪审自信和陪审自强等主体意识的建构路径;规范互补机制则围绕人民陪审规范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单一性为出发点,论证了规范脱轨或偏误所引致的问题及其风险;进而,提出内部规范的优化、互补和外部规范互补机制两种建设路径。内部规范互补强调制度内部各项规范的完善及相互协调关系;外部规范互补强调诉讼规范与人民陪审规范之间的协调与支持。
二、一个“平民经理”的自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个“平民经理”的自白（论文提纲范文）
（1）梁晓声《人世间》的史诗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 |
| 二、当下研究现状分析 |
| 三、史诗性小说的当代界定 |
| 第一章 深广之史:恢弘壮阔的历史画卷 |
| 第一节 历时性:风云变幻的时间跨度 |
| 一、伟大变革的时间选择 |
| 二、春节:命运轨迹的刻度表 |
| 第二节 共时性:历史横断面的空间画卷 |
| 一、北方冰城的空间记忆 |
| 二、广阔的地域变换 |
| 三、周家小屋:人生转场的生命驿站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深邃之思:人民性本质的现实主义书写 |
| 第一节 时代主题:伟大历史进程的全景再现 |
| 一、小道具的大历史 |
| 二、小人物的大时代 |
| 三、多阶层的全貌生活史 |
| 第二节 生活主题:情感叙事的理性反思 |
| 一、多样态的情感生活 |
| 二、阶层分化的理性思考 |
| 三、多重身份的女性之困 |
| 第三节 心灵主题:人道主义的理想坚守 |
| 一、追求真善美的“好人文化” |
| 二、深邃的现实之思 |
| 三、悲悯深切的人文关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深厚之诗:史诗品格的艺术追求 |
| 第一节 多维立体的人物群像 |
| 一、工人群象凋敝化 |
| 二、英雄形象平民化 |
| 三、多类别的女性形象 |
| 第二节 多元的叙事策略 |
| 一、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 |
| 二、相互交织的双重视角 |
| 三、细密深厚的日常模式 |
| 第三节 以崇高致敬生活 |
| 一、“我们这代儿女” |
| 二、反思与批判 |
| 三、传承与坚守:梁晓声小说史诗性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
| 四、对史诗性的刻意追求?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过往研究的回顾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北洋政府时期新闻业的发展及代表性民营报人 |
| 第一节 新闻业发展的历史环境 |
| 第二节 新闻业发展的政策空间 |
| 第三节 新闻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民营报人大量涌现的原因及代表性民营报人 |
| 第二章 民营报人对报纸功能的阐释 |
| 第一节 报纸以供给新闻为天职 |
| 第二节 报纸以服务公众为目的 |
| 第三节 报纸以代表公共意见为己任 |
| 第四节 报纸是公众接受教育的机关 |
| 第三章 民营报人对新闻学基础理论的探讨 |
| 第一节 关于“新闻”与“报纸”的解释 |
| 第二节 对“新闻”起源问题的探究 |
| 第三节 对新闻价值理论的研究 |
| 第四节 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 |
| 第四章 民营报人新闻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道德品格:记者的首要资格 |
| 第二节 独立自尊:记者的核心价值观 |
| 第三节 言论自由:记者的追求与向往 |
| 第四节 客观公正:记者的报道原则 |
| 第五章 民营报人对新闻业务的理论总结 |
| 第一节 新闻采集思想 |
| 第二节 新闻编辑思想 |
| 第三节 报刊评论写作思想 |
| 第六章 民营报人的报刊经营理念 |
| 第一节 报纸商业化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义利兼顾的经营方针 |
| 第三节 以广告为本位的经营理念 |
| 第七章 民营报人新闻思想形成的原因 |
| 一、新闻事业的需要 |
| 二、中西文化的影响 |
| 第八章 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
| 第一节 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的价值 |
| 第二节 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的历史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代表性民营报人 |
| 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论文 |
| 后记 |
（4）1942年浙赣战役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多元史料与浙赣战役再研究的可行性 |
| 四、论文框架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浙赣战役缘起和经过 |
| 一、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本土 |
| 二、日军出台“浙江作战”计划 |
| 三、中日两军浙赣交战经过 |
| 四、小结:日军的蓄意报复与浙赣战役的残酷性 |
| 第二章 日军鼠疫战与中国防疫 |
| 一、日军实施细菌战 |
| 二、鼠疫防治及成效 |
| 三、战时防疫的意义 |
| 四、小结:细菌战真相与“宣抚”把戏 |
| 第三章 战争暴行与战争损失 |
| 一、日军的暴行 |
| 二、平民的伤亡 |
| 三、财产的损失 |
| 四、小结:统计数据与不可承受之代价 |
| 第四章 宣传暗战与舆论导向 |
| 一、日伪对战役的鼓吹 |
| 二、政府对战役的检讨 |
| 三、媒体对战役的述评 |
| 四、小结:民族主义与利己主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清代豫北天理会起事资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上篇:豫北天理教起事资料整理 |
| 一、豫北战事部分 |
| (一)战事初起 |
| (二)官军进攻 |
| (三)道口之捷 |
| (四)司寨之捷 |
| (五)攻克滑城 |
| 二、李文成生平 |
| (一)早年经历 |
| (二)从教经历 |
| (三)斗争经历 |
| 三、天理教的运作 |
| (一)天理教的观念及组织 |
| (二)天理教的宗教活动 |
| (三)天理教的战争活动 |
| 四、豫北秩序的重建 |
| (一)缉捕教徒、安抚灾黎 |
| (二)平反冤案、安定地方 |
| (三)恢复秩序、步入正轨 |
| 下篇:豫北天理教起事资料研究 |
| 第一章 豫北地区宗教的滋生 |
| 第一节 豫北地区的综合环境 |
| 第二节 民间宗教的发展 |
| 第三节 民众的现实需要 |
| 第二章 天理教的运作 |
| 第一节 天理教的信仰 |
| 第二节 天理教的宗教活动 |
| 第三章 嘉庆间豫北天理教起事考辨 |
| 第一节 豫北战事全程 |
| 第二节 豫北天理教起事有关问题试析 |
| 第三节 天理教的逃亡方式 |
| 第四章 豫北秩序的恢复与稳定 |
| 第一节 缉捕教徒、恤抚灾黎 |
| 第二节 平反冤案、安定地方 |
| 第三节 恢复秩序、巩固统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6）《西北文化日报》副刊与西安城市文化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问题缘起 |
| 1.1.2 时间断限的确定 |
| 1.2 研究概述 |
| 1.2.1 关于报刊与城市文化的研究现状 |
| 1.2.2 关于近代报纸副刊的研究现状 |
| 1.2.3 关于《西北文化日报》的研究现状 |
| 1.2.4 概念阐释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3.1 史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目的、创新点与局限性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1.4.3 研究局限性 |
| 第二章 《西北文化日报》副刊概况 |
| 2.1 民国陕西报业的成长土壤 |
| 2.1.1 政治纷争下的报业生态 |
| 2.1.2 经济起步助推陕西报业 |
| 2.1.3 现代化建设支撑报业发展 |
| 2.2 宋绮云与《西北文化日报》 |
| 2.2.1 《西北文化日报》概况 |
| 2.2.2 宋绮云的新闻实践 |
| 2.3 《西北文化日报》副刊面貌 |
| 2.3.1 副刊主体《西北角》与《晨光》 |
| 2.3.2 其他专刊与特刊 |
| 2.3.3 副刊主编曹冷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副刊中的城市书写 |
| 3.1 城市素描:长安居大不易 |
| 3.1.1 流离失所的灾民 |
| 3.1.2 挣扎求生的人力车夫 |
| 3.2 城市休闲:新旧娱乐的角逐 |
| 3.2.1 古调独弹的秦腔戏剧 |
| 3.2.2 逐渐兴起的电影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副刊中的公共议题 |
| 4.1 副刊中的女性形象与妇女问题 |
| 4.1.1 摩登女子不识愁 |
| 4.1.2 逼在眉睫的妇女问题 |
| 4.2 副刊与城市公共卫生的建立 |
| 4.2.1 宣传健康的卫生习惯 |
| 4.2.2 普及防疫与医学知识 |
| 4.3 副刊与国难中的情绪表达 |
| 4.3.1 号召团结抗战 |
| 4.3.2 批判讽刺时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的传播特点 |
| 5.1 副刊的编辑特点 |
| 5.1.1 版面的编排和美化 |
| 5.1.2 稿件的选择和组稿 |
| 5.2 副刊的基本特性 |
| 5.2.1 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统一 |
| 5.2.2 新闻性与文艺性的统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长城研究的前期基础 |
| 1.1.2 研究对象的选择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学术意义 |
| 1.2.2 应用价值 |
| 1.3 研究背景——明清及民国着述概要 |
| 1.3.1 地方志 |
| 1.3.2 官方史书与政书典籍 |
| 1.3.3 一般历史典籍 |
| 1.3.4 历史图集 |
| 1.4 研究现状——各领域研究成果与分析 |
| 1.4.1 明代驿传系统研究 |
| 1.4.2 GIS在文化遗产等领域的应用现状及发展动态 |
| 1.5 论文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1.5.1 论文创新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2章 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驿、递、铺梳理 |
| 2.1 明长城四镇驿传系统概述 |
| 2.1.1 明长城四镇 |
| 2.1.2 明长城九边驿传系统 |
| 2.2 驿、递、铺信息梳理 |
| 2.2.1 驿站 |
| 2.2.2 递运所 |
| 2.2.3 急递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的复原 |
| 3.1 驿传系统数据库搭建 |
| 3.1.1 数据库的数据结构 |
| 3.1.2 数据库的数据来源 |
| 3.1.3 数据库的数据精度标准 |
| 3.1.4 数据库的搭建技术——GIS |
| 3.2 驿、递、铺的复原 |
| 3.2.1 驿站复原 |
| 3.2.2 递运所复原 |
| 3.2.3 急递铺复原 |
| 3.2.4 驿、递、铺复原成果 |
| 3.3 驿传系统交通网络复原 |
| 3.3.1 驿站和递运所交通网络复原 |
| 3.3.2 急递铺交通网络复原 |
| 3.4 明长城四镇驿传系统空间分布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空间分布研究 |
| 4.1 驿、递、铺空间分布研究 |
| 4.1.1 驿、递、铺密度分布 |
| 4.1.2 驿、递、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 4.1.3 驿、递、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
| 4.2 驿传系统交通网络空间分布研究 |
| 4.2.1 驿传系统交通网络距离分析 |
| 4.2.2 驿传系统交通网络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 4.2.3 驿传系统交通网络分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
| 4.3 驿传系统在内的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整体空间关系研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递、铺单体形制研究 |
| 5.1 驿站单体形制 |
| 5.1.1 有实物遗存的驿站 |
| 5.1.2 有文字记载的驿站 |
| 5.1.3 有历史照片遗留的驿站 |
| 5.1.4 驿站单体形制总结 |
| 5.2 递运所单体形制 |
| 5.2.1 有文字记载的递运所 |
| 5.2.2 递运所单体形制总结 |
| 5.3 急递铺单体形制 |
| 5.3.1 有文字记载的急递铺 |
| 5.3.2 急递铺单体形制总结 |
| 5.4 驿、递、铺单体形制比较 |
| 5.4.1 空间形制 |
| 5.4.2 功能设置 |
| 5.4.3 设置规模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语和展望 |
| 6.1 研究总结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研究现状概述 |
| 第一章 《文学周报》文学创作中黑暗情境的呈现与意旨 |
| 第一节 《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中的黑暗元素 |
| 一、与黑暗密切关联的意象 |
| 意象(一)——“影” |
| 意象(二)——“尸骸”与“坟墓” |
| 意象(三)——猛禽凶兽(选灰色马等数种) |
| 意象(四)——黑斑、黑洞 |
| 二、与黑暗密切关联的场景与氛围构设 |
| 1. 时间与黑暗 |
| 2. 空间与黑暗 |
| 三、黑暗与人事 |
| 第二节 创作类文本中黑暗情境的指谓 |
| 一、抒情性文本中黑暗情境的象征、隐喻 |
| 1. 当抒情主体旁观黑暗情境 |
| 2. 当抒情主体置身黑暗情境之中 |
| 二、叙事性文本中黑暗情境对应的直观现实所指 |
| 第三节 《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的文学主题 |
| 一、憎厌:由“痛苦”出发针对黑暗现实的决绝姿态 |
| 二、刺激:唤起反抗黑暗“情绪”的话语方式 |
| 三、悲悯:对黑暗中人的同情与拯救 |
| 第二章 《文学周报》文学创作中黑暗情境的结构与生成过程 |
| 第一节 黑暗情境构设中的模式化书写现象 |
| 一、质料模式:角色与事件的几种符号功能 |
| 二、形式模式:视角、主体介入与事件链条的表意功能 |
| 三、无边的“盲”与“占有欲”:模式化黑暗书写的潜在逻辑 |
| 第二节 由黑暗书写模式看《文学周报》作者群的社会状态认知 |
| 一、万方多难欲何之?:个体黑暗体验与黑暗形象的生成 |
| 1. 来自现实的黑暗体验 |
| 2. 黑暗体验转化为文本中的黑暗形象 |
| 二、模式化黑暗书写的内在悖论及其调和 |
| 1. 悖论:“想象人生”与“走进人生” |
| 2. 调和:亟待解救的“人生”与“人性” |
| 第三章 《文学周报》论说类文本中黑暗批判的内涵与黑暗抵抗的对象 |
| 第一节 社会评论中的黑暗揭橥与批判 |
| 一、镜子外面的世界:黑暗影响的深广程度及其持存 |
| 二、被直接指明的社会中的批判对象 |
| 1. 社会写真:军阀、兵匪问题与1920年代的战争 |
| 2. 报刊内外:文学周边与出版环节中的黑暗因素 |
| 3. 人生之谜:构成烦闷的“诸相” |
| 第二节 文学评论中的黑暗揭橥与批判 |
| 一、针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中涉及的黑暗问题 |
| 1. 导读者的折射:黑暗的反映之反映 |
| 2. 黑暗的文坛:浊世不可语庄语 |
| 二、非作品评论:作为审美范畴的光明与黑暗 |
| 第四章 社会广角内看《文学周报》论说类文本的黑暗书写 |
| 第一节 有限与无限追求的双重选择:对黑暗的呈现方式与应对态度之歧 |
| 第二节 自我技术与启蒙的悖论:黑暗时代的人们是否也黑暗? |
| 第三节 常与变的对垒:当《文学周报》作者群体也成为“黑暗势力” |
| 第四节 黑暗书写的凭依及其不稳定性 |
| 一、“同谓之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局限性 |
| 二、执光在手?由现代性建立起来的话语自信 |
| 第五章 反思《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 |
| 第一节 两种文体的内在关联——捕捉黑暗的显隐结构 |
| 一、辩证综合:黑暗的还原与演绎 |
| 二、两大文类中的不变因素 |
| 1. 足以扫荡黑暗的光明始终缺席 |
| 2. “体外流淌之血”与“体内沸腾之血”的互动 |
| 3. 对道的肯定,对势的抗争 |
| 第二节 寻光者?执光者?:期刊形象的建构 |
| 一、办刊理念:从提灯人形象说起 |
| 二、两种身份的统一:从“事件的启蒙”到“运动的启蒙” |
| 第三节 促成黑暗书写的复杂文化源流 |
| 一、近因:“后新文化-五四”时代的焦虑 |
| 二、远因:从“无明”始 |
| 三、外因:文明想象与基督教 |
| 第四节 (总结)“黑暗书写”的内在两歧性与群体心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梗概汇总表(按文体) |
| 其一:《文学周报》诗歌(及抒情性散文)文本一览 |
| 其二:《文学周报》小说(及叙事性散文)文本一览 |
| 其三:《文学周报》戏剧文本一览 |
| 人名索引 |
| 术语及重要概念索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10）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进路、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陪审制度缘起与演进 |
| 第一节 陪审制度缘起 |
| 一、古雅典陪审制度 |
| 二、古罗马陪审制度 |
| 第二节 现代陪审制度 |
| 一、英国陪审制度 |
| 二、美国陪审团制度 |
| 第三节 陪审制度演进样态—以法国和日本为例 |
| 一、法国参审制度 |
| 二、日本裁判员制度 |
| 第二章 陪审制度的基本理念 |
| 第一节 传统型理念 |
| 一、司法民主的理念 |
| 二、裁判公正的理念 |
| 三、权力制衡的理念 |
| 第二节 变革型理念 |
| 一、增进司法信赖 |
| 二、强司法民主正当性 |
| 三、对诉讼结构的改造功能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陪审制度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清末陪审制度 |
| 一、立法背景 |
| 二、立法效果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陪审制度 |
| 一、立法概况 |
| 二、实践效果 |
| 第三节 早期人民陪审员制度 |
| 一、工农民主政权时期人民陪审制度 |
| 二、抗日民主政权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陪审工作的发展 |
| 第四章 新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概况及司法实践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辉煌期(1949 年~1957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前进期(1958 年~1966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过渡期(1976 年~1999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五章 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立法的背景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概况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一、官方评价及依据 |
| 二、理论评价及依据 |
| 第六章 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和调查时间 |
| 一、调查对象 |
| 二、调查工具 |
| 三、调查时间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及研究假设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统计分析 |
| 一、信度分析 |
| 二、效度分析 |
| 三、描述性分析 |
| 第四节 结果分析和假设验证 |
| 第七章 面向“法治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法治中国之维的主体性建构 |
| 一、法治中国概念的内涵 |
| 二、法治中国的主体性建构 |
|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体性建构 |
| 第二节 规范互补之维的制度建设 |
| 一、内生性规范的互补 |
| 二、外生性规范的互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一个“平民经理”的自白（论文参考文献）
- [1]梁晓声《人世间》的史诗性研究[D]. 左国如.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3]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D]. 刘炎飞.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1942年浙赣战役再研究[D]. 万旺.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5]清代豫北天理会起事资料整理与研究[D]. 文威威.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1)
- [6]《西北文化日报》副刊与西安城市文化研究（1931-1937）[D]. 武张胜男. 西北大学, 2020(06)
- [7]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8]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研究[D]. 赵玉霞. 天津大学, 2019
- [9]《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D]. 朱天一. 广西大学, 2019(01)
- [10]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D]. 李文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