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商时期晋豫交界地带的军事驻地及相关地理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马立志[1]（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程旗帅[2]（2020）在《两周城邑形态布局与演进原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以往对两周城邑形成和发展问题的讨论偏重于从军事、政治上找原因,较少有自然环境、经济、人口等因素的探讨。本文在探讨两周城邑的演变时既有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分析,也有自然环境、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分析,尽量从多角度探讨两周时期城邑的变化及其演变的内在因素。由西周向东周的发展演进是多方面的,就城邑的发展而言,城邑的规模、数量、形制布局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西周时期的城邑规划总的来看是因地制宜的,结构较为松散,也不追求方正。这一现状到东周时期有了剧烈的变化,新的城市建设思想要求城邑发展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的变化相适应。本文分四个部分,第一和第二部分分别对西周和东周城址的形态布局进行分析。将两周时期的城邑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王畿地区的都城,第二等级是诸侯国的都城,第三等级为各个诸侯国中广泛分布的中小型城邑。第三部分探讨西周和东周形态布局的不同。第四部分对西周到东周这一重要转折时期的城市发展因素、城市的形态布局进行包括自然环境、经济、政治军事、人口等各方面的因素分析。
陈明迪[3]（2020）在《墓志所见唐代边疆与民族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边疆与民族问题是唐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墓志作为唐史研究的基础史料,保存了部分与唐代边疆与民族问题有关的材料。通过研究墓志中所涉及的唐代粟特人与吐蕃相关问题,以个案的形式研究粟特人入仕唐朝以及唐蕃关系的发展,由此延伸至唐朝的边疆局势与民族问题。《翟天德墓志》涉及诸多隋唐之际的历史事件,主要记叙了隋末原州起义,义宁二年（618）李渊第一次遣使招慰河西李轨,唐初与突厥之关系以及监牧制度的发展。结合传世文献,为了解原州起义与唐王朝创建之关系,以及粟特人与突厥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重要材料。唐代墓志记载了多位史书未载的唐朝派往吐蕃的使者。李思谅于贞观年间出使吐蕃,抚慰高原诸部。金城公主府典籖贾令琬和宗室子弟李知新曾在唐中宗时作为随行使臣,随金城公主入蕃,负责与吐蕃的交涉。裴伷先作为唐睿宗的亲信,于景云年间唐蕃关系紧张之时出使吐蕃,消除两国间猜疑,促使唐蕃关系走向和睦。《甘元柬墓志》为了解唐高宗至武周时期的西域局势、唐与突厥关系、唐蕃关系提供了新材料。甘元柬与裴行俭关系密切,唐高宗调露元年（679）突厥叛乱,裴行俭向唐高宗建议选用唐人出任六胡州刺史,并推荐甘元柬出任其中的塞州刺史,其后六胡州唐人刺史多为文武兼备之人。吐蕃兴起后,与唐在西北、西南地区展开争夺,结合汉藏文献和《甘元柬墓志》可知在武周长安年间,吐蕃曾诱使西南诸部族进犯川蜀地区。同时根据墓志和相关史料可断定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记载的703年出使吐蕃的唐廷使者甘卿（kam keng）正是甘元柬,其身份是唐派往吐蕃的和亲使,其任务是协调两国关系,商讨和亲事宜。甘元柬对唐中宗时期亲善吐蕃之政策的制定起到了积极影响。《元释墓志》涉及唐蕃关系,墓志内容表明在唐高宗永隆年间至武周时期,唐与吐蕃在西南地区的姚州、巂州有过长期的争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西洱河诸蛮臣服吐蕃便是这场姚巂之战的最终结果,并非传统史料所认为的安戎城失陷所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的时间要早于姚巂之战,应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吐蕃经略四川和云南是由两支军队分别进行,而非沿四川西部南下云南地区。《樊偘偘墓志》所载志主樊偘偘与唐高宗至玄宗开元初期的边疆局势密切相关,涉及到唐与突厥、契丹、吐蕃、西洱河诸蛮之间的关系。唐朝为了防备突厥与契丹,在河北地区增设多个镇军,墓志所载五回军正是在突厥南下要道五回岭附近驻扎,为史书所未载。渔阳军的驻地在幽州渔阳,后改为静塞军,而非檀州的威武军。唐玄宗开元初年,吐蕃曾与西洱河蛮联合进犯剑南地区,而这正是唐睿宗景云年间李知古发兵进讨姚州所引发,自唐中宗神龙盟会以来形成的唐蕃友好局面在睿宗时期逐渐被打破,至开元时期唐蕃战争再次爆发,唐蕃和平告终。康太和系唐玄宗时期重用的一名粟特裔蕃将,曾长期在禁卫军系统任职,参加了唐与吐蕃之间的多场战争以及开元二十一年（733）平定东北两蕃叛乱的战事。唐玄宗时期唐蕃战争频繁,在唐蕃前线活跃着一批粟特裔蕃将。唐代存在两个“赤岭”,一个是唐蕃分界立碑之地,即今青海日月山;另一个是在唐军掌控下的洮州境内的军事据点,名为“赤岭戍”,两处不可混为一谈。合门府作为唐朝安置内迁的吐谷浑部众的举措,有羁縻府州和折冲府之别。作为羁縻府州的合门府成立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后,其地点在凉州南山,而非青海门源,最初以合门州形式出现,武周圣历三年（700）升级为府;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后,由凉州迁置延州,用于安置归附唐朝的李如暹部众。高宗仪凤年中延州出现的另一合门府是折冲府,而非羁縻府州。作为羁縻府州的合门府,其成立、迁置过程与唐蕃关系紧密相关,反映了唐和吐蕃对吐谷浑部众的争夺以及管理政策的变动。
高江涛[4]（2019）在《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轵关陉道”》文中认为"轵关陉道"是洛阳盆地北渡黄河,经轵关陉,翻太行山而至晋南的一条重要通道。道路沿线聚落形态的时空分布特点反映此道可能在早至史前时期即已存在。轵关陉道相对于虞坂巅軨道、中条浢津道而言,道路比较长且需穿行丛山,道路各段有着不同的控制点或要冲地带。该道路在先秦时期作为军事要道的作用非常明显,同时也是一条盐、铜矿等重要自然资源的运输通道。
陈絜,刘洋[5]（2018）在《宜侯吴簋与宜地地望》文中指出从宜侯吴簋铭文本身提供的线索可知,周初宜国之封地,应该坐落在西周"东域"范围内。周代成康以后的"东域",其西界在河南安阳、洛阳一线以东,南界不可能越过淮水,所以宜地似应在以汶、淄流域为中心的"东土"区域范围内寻找。结合卜辞"义"地地望可知,宜侯的封地应该在今山东莱芜市境内,也即晚商戍甬鼎铭中的宜子之地。宜侯吴簋实乃东土礼器,与西周吴国开国史无涉。
刘森垚[6]（2018）在《中古西北胡姓与边疆经略研究 ——以墓志文献为主要素材》文中研究指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既是目前现状、也是历史过程。在华夏主体族群形成的汉朝与华夏中原政权疆域达到极值的唐朝之间的中古时期,其所表现出来的各个族群的汇聚与融合正是“多元一体”生成历史上极为关键且鲜明生动的阶段。恰在汉唐之间,涌现出一类较为特殊的历史资料:墓志文献,其在勾勒历史细节、追索历史痕迹方面展现了很高的资料价值。以墓志文献为基本面,以西北边疆为着眼点,重新梳理和观察中古时期诸多族群汇聚与融合的历史、“多元一体”生成与扩张过程中的细节与痕迹,无疑是可行的学术通路。欲达到上述大目标,还需从两个具体且“相对”方面入手:第一,依靠胡族墓志所载之远近祖、卒葬地等信息廓清以尉迟、独孤、郁久闾等为代表的中古西北边疆胡姓的源起、迁徙、分布的流变情况,尤其是他们自身所体现出的胡族意识及其融于华夏认同中的历程。偏重的是胡族内迁场景下的文化性、社会性、自觉性。第二,凭借墓志中记载的涉及中古西北边疆的对外交往、职官设置、军事行动等信息,以点带面梳理中古时期中原政权经略西北边疆的尝试努力和成败细节。更关注的是“胡汉共同体”外扩时的军政性、国家性、进取性。鲜卑是连接草原霸主匈奴和突厥的中介,故先从鲜卑姓氏着手。自孝文帝以来的胡姓改汉姓的活动并非一帆风顺,北周拓跋氏墓志所见的元魏宗室的改复旧姓,是宇文泰改制整军的举措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弱小的西魏实现了政权的安全和发展。源氏和吐谷浑氏,都是鲜卑大范围西迁的族群,又都因为较强的族群意识而专改他姓,当然最终都于盛唐时融入华夏。尉迟氏与早期鲜卑已有联系,“西方尉迟氏”与于阗尉迟无多大关系。对北朝隋唐尉迟墓志的再考察,有助于我们厘清中古时期尉迟一族的发展脉络及其身上所体现出的“边疆”元素、华夏认同以及“胡汉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与鲜卑相关但较为疏远的贺兰氏、成氏、彭氏也在其不断发展、迁徙的变化中深深打上了华夏化、中央化的烙印。汉唐间的独孤一族,其族名、氏名历久的延续性说明它本身带有中古中国的“边疆性”。“独孤”经历了由河西休屠到并州屠各,再到塞北独孤的发展之路,直至公元六世纪达到顶峰。以独孤信为代表的中古独孤氏身上具有的“边疆性”似乎正是对隋唐大帝国形成所作历史贡献的必然表现。不断内迁的柔然一族,以郁久闾氏为代表,也是在盛唐时从血缘和文化上一起完成了汉化。粟特安氏与米氏入华后在往复迁徙、汇聚互动中,其与华夏渐融。安氏后裔墓志信息所反映的追认黄帝的姓源拟构、高度的国家认同情怀,无疑是华夏文化包容度、东亚秩序长期有效的体现。北魏对西北边疆的拓展,是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墓志文献中反映的军镇长期设置和元魏宗室的历久镇守,都说明了中央政府对河西、西域等西北边疆的重视。由于内部不稳定等因素,北魏对西北边疆的经略缺乏内在的持续动力。当然,北魏的经略,尤其是西域校尉的设立,也为隋唐时对西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出土的数方墓志文献反映出隋代曾有“安西都护”之设。隋代“安西都护”的出现与隋炀帝、裴矩等人企图“掩吞秦汉”的西域经略有密切的联系,它的设立可能正是为了弥补裴矩离开西域之后此区域的高层权力真空。隋代“安西都护”与此区域内扮演重要角色的粟特人有直接的关联,这可能也为其从幕后推动高昌“义和政变”提供了有利条件。利用墓志文献颇能对唐代西北边疆经略的细节进行考订。墓志所见唐代西北边疆的经略,始自关中西部,历经消灭和吸收边疆地区分散割据势力,最终持续经营西域,盛极一时。后有唐蕃鏊兵而双方未见高下。然而中原生变,陇右空虚,整个唐代的西北边疆经略随即付之东流,最后只能蜷缩回关中地区,其原因之一正是以“安史之乱”为表现的胡汉共同体的破裂。与此相反的是,在疆域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北朝以来融合而成的胡汉共同体恰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总之,墓志所见中古西北胡姓流变及边疆经略,正可从内外两方面窥见中古胡族华夏认同的形成、西北边疆经略的细节,以及胡汉共同体为隋唐帝国形成、唐代极盛疆域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这也是在描述中古时期“多元一体”格局的成长性与稳定性、东亚秩序下边疆的旺盛生命力与整体安全度。借由梳理文献、观察历史而以史为鉴、知古审今,以期为当今的边疆文化安全、周边关系、边疆治理、边疆学的理论构筑提供可参考的信息。
尹弘兵[7]（2017）在《多维视野下的楚先祖季连居地》文中认为季连初降之山即騩山,但并不是季连部族的居地,而是祖先神灵所居之地。其早期活动区域当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范围内,晚期活动区域当在殷墟文化殷墟类型范围内,大致在嵩山山脉以南、伏牛山山脉以北的河南省中部地区,夏商两代季连部族始终活动在传统的中原文化区。季连的最后一个居地京宗亦当在此范围内。
徐雪强[8]（2017）在《明清晋蒙交界区商业地理研究》文中指出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在地理学研究上,区域不仅仅是圈定研究范围的手段,更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近现代地理学考察皆是从区域入手;因而,历史地理学研究自然也脱离不开区域。以往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区域取向,主要是行政区或地形地貌单元。这些区域的选择往往有着共同之处,即相对的“同质性”,或是自然环境的同质,亦或是人文环境的同质。相比而言,特殊地带,如农牧交错带、民族交错带、地貌过渡带以及边疆地带,其历史时期商业地理活动的特征及其变迁过程方面则受到较少关注。本文选择具有边疆和过渡双重性的明清晋蒙交界地带作为研究区域,从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要素入手,分别考察商品生产、商路变迁、商贸市场兴衰和商品运销等要素的时空变动过程,进而揭示特殊地带的商业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晋蒙交界区,地处农牧交错带,自然环境可耕可牧,明清时期商品生产与需求有着显着的时空差异。本文从粮食、煤炭和牧业商品生产入手,分析明清晋蒙交界区商品生产的地域性和时段性特征。在地域分布上,晋蒙交界区商品生产大致以边墙为界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特征,边墙以南农牧兼营,以粮食、煤炭商品为主,边墙以北以牧业生产为主;清代,农牧兼营的生产方式随着汉民北移稍向北部平原地带扩展,但并没有改变北部牧业为主、南部农牧兼营的生产局面。在时间特征上,随着明清政治经济环境的转变,粮食商品生产量增加,牧业生产区域虽有所缩小但商品化程度大大加深,煤炭商品也伴随管理政策调整而商品化趋势增强。明清晋蒙交界区,历经边疆向内陆转变过程,其军事、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代蒙汉以边墙为界南北对峙,边墙以南构建起军事性的农耕经济社会,边墙以北则以粗放型牧业经济为主。清代边墙内外统一,不仅边墙沿线军事性特征随之消亡,而且边外社会经济在移民浪潮和清朝统一政局的影响下得到空前发展。该区域商路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明代,在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下,官道网络基本形成,商业运输多利用官道,因而形成的商路网络很难摆脱军事的影响。清代,随着归化城土默特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黄河水道的商业利用成为商路变化的突出特点。除此之外,本文利用文献考证和地球影像复原明清晋蒙交界区的商路主干道,并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辅助评估商路选择的自然人文因素,结果表明在晋蒙交界区,地形、水源等自然环境为商路分布提供基础平台,而非起支配作用,人文环境则是影响商路具体走向的主要因素。明清晋蒙交界区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环境的变化,给商贸市场造成重大影响。本文从民族贸易的马市、军事性质的城堡市场、行政性质的治城市场入手,分别探讨商贸市场的发展与区域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明代在蒙汉政权对峙背景下形成的马市、卫所城镇市场和州县城镇市场等三类主要商业中心,在地理环境变动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曾经兴盛的马市销声匿迹,卫所城镇市场和州县市场在清初战乱的冲击下也曾一度萧条。与之相反,边外诸多市场渐渐兴起,归化城在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因素作用下迅速成长起来,发展成为边外最大的商贸中心。虽然归化城、大同城等两个商业中心对区域内其它市场发展有所带动,但同时基本结束了它们发展壮大的前景。晋蒙交界区大宗商品流通方向,在明清两代呈现出前后巨大差异。明代主要是以南北向运销模式为主,而清代则转向以东西运销为主。这种转变不仅与晋蒙区域地理环境变化有关,而且受到境外商贸格局变动的严重影响。由上可知,明清晋蒙交界区的商业地理各要素皆发生重大变化,这与相对“同质性”的区域截然不同。这里,将这种特征称为商业活动的“易变性”,它突出体现为商业地理区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晋蒙交界区特殊的区域环境背景。明清时期晋蒙交界区的自然环境以积温偏低、降水偏少为显着特征,种植业发展受限,加之手工业技术起步较晚,其商品生产力偏低。茶叶、布帛、皮毛等大宗商品的生产及消费皆依赖其它地域,这极大地阻碍了该区域商业地理区的形成。因而,该区域商业地理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全国商贸格局变动的影响。晋蒙交界区因地理环境的制约,其区域商品生产力和消费力偏低,致使商业地理区易受影响而迟迟难以稳定,这或许是这个特殊地带商业地理区的显着特征。明清晋蒙交界区政治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动与其商业地理区的易变性,导致该区域商业地理现象颇具特点。晋蒙交界区作为明朝边疆地带,其军事性特征显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形成在军事体系构建下完成,这致使商业地理现象无不呈现出军事性影响的痕迹。作为两大经济区交汇地带,晋蒙交界区商品转运量十分庞大,这为规模较大的商贸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清区域人文环境的剧烈变动,在商品生产、商路、商贸市场及商品流通等方面皆产生了很大影响。加强特殊地带历史商业地理的研究,不仅是对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区域补充,而且有利于促进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发展。本文对晋蒙交界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也期望为该区域商业研究提供新的认识。当然,由于能力所限,本文所得的结论更有待进一步验证。
赵庆淼[9]（2016）在《商周时期的族群迁徙与地名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周时期的族群迁徙与地名变迁,是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族群迁徙是关于古代人群的社会活动,地名变迁则包括地理称谓的沿革和空间位移。无论是族名和地名之间的关联,还是族群活动和地名变迁的关系,都凸显出上古阶段血缘和地缘关系交互交织的事实。商周族群迁徙的动因具有多元性,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气候环境等方面。依据迁徙情形进行分类,商周族群的迁徙可以分为“都邑迁徙型”、“分封迁徙型”和“征服迁徙型”,不同的类型所引起地名变迁的情形则殊异有别。探索上古族群迁徙的资料来源比较复杂,除了典籍文献中直接、间接的叙事性文字外,还包括大量隐性的地名线索、带有传说性质的族群谱系和人物遗迹、考古学文化遗存以及出土信息明确的族氏铭文材料。商周时期存在着大量的特殊地名现象,“同地异名”就是其中的代表。“同地异名”可初步划分为“更改地名”、“地名省称”和“加缀成分”三种类型。其中,“加缀成分”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增加地名通名”、“增加方位词和区别字”以及“复合地名”三种亚型。总的来说,“通名”和区别性文字的增减、语音差异及时人主观认知的不同,都可能导致某一地理客体拥有两个以上不同的地名称谓。尤需注意的是,族群活动对地名变迁的影响往往也是非常重要的,“族迁地随”和国族之间的攻伐、取地都会产生新的“同地异名”现象。“异地同名”也是商周时期常见的地名现象,它的成因同样具有多元性。具体而言,除了地名用字的偶然重合外,以他国之名称呼所取他国之地、更改或调整地名构词以及地名使用者的“本位”意识、知识构成和表述习惯等因素,都会导致地名的重名现象。此外,由于“族迁地随”的广泛存在,很多地名“层化”和“异地同名”现象,其实正是因为族群的迁徙活动所造成的。较之孤立的重名地名而言,“地名组群”重合现象的史学价值要相对较高,用“族群迁徙论”来加以解释也显得更有理据。根据迁出、迁入地地名之比较,以地名播迁前后的重合程度作为标准,商周时期的“族迁地随”现象可进一步分为“完整式播迁”、“区别式播迁”和“复合式播迁”三种类型。各个国族以单一或成组的形式在不同区域之间迁徙往复,最终造成地名的播迁轨迹在宏观上呈现交错的景象。战国秦汉以后,地名已成为国家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演变沿革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与人群活动的关系甚微。这一阶段的地名播迁,集中表现为地名由内地向边疆地区转移,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王朝继续“张大一统”的需要,部分中土和四域地名随着帝国的扩张步伐不断外迁,从而在宏观上呈现“外放式”的局面。“地名组群”的重合现象对商周族群迁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专题加以探讨,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商周时期存在着多个以“吴（、虞）”为名的国族,它们在名号、族系和地域上都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其中,殷末太伯所奔之“吴”实为汧河流域的（吴、虞）,也即“虞、芮争讼”的虞。太伯、仲雍之族徙此“致邑立宗”,因号曰“吴（虞）”。成王东征后,周人封太伯、仲雍后嗣的“伯”于江左,即吴国的始封君周章,周章之弟“（虞）仲”也相继封至晋南虞国。康王时期的宜侯簋铭文是关于早期吴国徙封的重要史料,记载了王命周章后裔“侯”自吴迁至宜地为侯的整个过程。第二,在唐以前的文献记载中,今豫东北地区和鲁西南、豫东交界地带之间存在着一组较为稳定的重名地名群,包括“商丘”、“亳”、“楚（楚丘）”、“景山”、“曹”、“戎（己氏）”、“葛”和“莘（有莘之虚）”。这组地名不仅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且其中部分地名的地点变化适可与有关人群的移徙相衔接,更为关键的是,它们出现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时间要明显晚于豫东北地区。所以,当“亳”、“戎（己氏）”分别随殷遗民和己姓之戎的迁徙而移植至宋、曹一带后,其余关联地名也会在人为影响下渐次移徙过来,最终造成这一“地名组群”在不同区域内重复出现的景象。第三,商周时期的汾水流域和山东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套相互关联的国族名、地名和人物传说,这一现象应该是区域间族群交流和政治联动的结果。其中,早期秦族和“台骀”之族的迁徙呈自东徂西之势,有关地名遗迹和人物传说也是由山东境内传播至汾水流域的。第二类包括“并”、“纪（箕）”、“”、“”、“羌”和“召”。它们的迁徙时间普遍集中在晚商阶段,迁徙方向主要是由汾水流域向山东境内流动,这股颇具规模的移民浪潮之形成,很可能与本阶段商人势力在东方的持续扩张有关。此外,陆续自汾域辗转东迁者尚有姜姓的逢、吕诸氏,前者早在晚商以前就已活动于临淄一带,后者则是随着周初太公封齐才根植于东方的。第四,商周时期汾水流域和淮、汉地区发生重合的13组国族名、地名当中,唐、鄂、方（房）、黄四者的地点变化,皆可与有关国族的迁徙流动建立相对可靠的关联。除此以外,淮河流域的姜姓许国及胡、弦、复等媿姓之国,也都具有较为明确北方来源。这些现象反映出古代族群自汾水流域南迁淮、汉地区及由此造成区域之间的民族融合,很可能是西周早期推行分封、重新构建南土政治地理格局的结果。
徐臣攀[10]（2016）在《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研究》文中指出汉唐时期是我国农耕区拓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但演绎了传统时期农耕区拓展的重要进程,而且形成了汉唐盛世的重要内涵。汉唐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农耕区拓展的范围极为广阔,涵盖了西北、西南、黄淮海、长江中游、岭南、东南等地区。在讨论汉唐农耕区拓展的过程中,本文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农耕区的拓展呈现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在拓展空间层面看,黄河流域得以优先开发,长江下游地区紧随其后,相对而言长江中游、云贵高原、岭南地区的开发则显得较为迟缓;在时间层面看,秦汉时期在封建王朝的全力推动下,农耕区得到全方位的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丧乱,中原不宁,大量人口南迁,有力的推动南方农耕区的拓展,隋唐时期国家重获统一,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耕区的拓展在北方和南方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最终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1、农业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农耕区。作为汉唐农耕区拓展的基础,这里首先讨论了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问题;然后论述了夏商西周时期的农耕区,主要涉及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水利的起源、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及农耕区的点状分布状况;最后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农耕区的拓展问题,内容包括传统农业主导地位的确立、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水利的发展等方面。本文认为先秦农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先秦时期农耕区的拓展为汉唐农耕区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秦汉时期农耕区的拓展。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传统农业奠基的重要时期,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结合显示出了极大的能量,在封建政府的主导下,国家以武力征服为先导,全面推行郡县制度、并且注重文化的灌输,封建王朝的疆域范围得以极大扩展的同时,新的农耕区在西北、黄淮海、西南、长江中游、东南等地得以开拓,为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魏晋南北朝时期农耕区的拓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转冷、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整个北方及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同时江南地区农业却因社会的稳定和人口的迁入而得以快速的发展,因此,该时段农耕区的拓展以南方地区的拓展为主,南方农耕区拓展是该时段最大的亮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耕区的拓展不仅扩宽了传统农业生产的地域,促进了传统农业技术的进步,更为南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埋下了伏笔。4、隋唐时期农耕区的拓展。隋唐时期国家重新获得统一,封建政治体系和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巩固,农耕区的拓展在南方、北方均取得突破,其范围涉及到了西北、西南、黄淮海、长江中游、东南、岭南等区域。并且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丧乱之前黄河流域农耕区拓展达到一个阶段得顶峰,丧乱之后,长江下游地区最终成为了国家的经济重心。5、汉唐农耕区拓展的时空差异性。农耕区的拓展呈现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在拓展空间层面看,黄河流域得以优先开发,长江下游地区紧随其后,相对而言长江中游、云贵高原、岭南地区的开发则显得较为迟缓;在时间层面看,秦汉时期在封建王朝的全力推动下,农耕区得到全方位的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丧乱,中原不宁,大量人口南迁,有力的推动南方农耕区的拓展,隋唐时期国家重获统一,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耕区的拓展在北方和南方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并且就差异性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这些影响因素不仅包括人文因素也包括自然因素。6、汉唐农耕区拓展中的人地关系。在总体把握汉唐农耕区拓展过程的基础上,对汉唐时期农耕区开发几个关键问题新的探讨,首先是农耕区开发中的人与自然问题,从农耕区开发的地理基础,农耕区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探讨;其次,分析了农牧对峙、农牧关系等问题,针对农耕区开发中的农牧关系,提出了农牧关系的发展深层次体现为一个农牧文明交互影响、交互渗透的动态过程;最后,总结了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的基本经验教训,为当今的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开发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在汉唐农耕区的空间拓展和深度开发过程中,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才最终得以形成。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农耕区扩展史,历史时期农耕区扩展的意义十分重要。本文认为,汉唐农耕区扩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拓展与巩固了国家疆域、加速了文化传播与交融。
二、晚商时期晋豫交界地带的军事驻地及相关地理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晚商时期晋豫交界地带的军事驻地及相关地理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邦国”概念的界定 |
| (一)邦 |
| (二)侯 |
| (三)地域概念的“国”、“土” |
| (四)诸侯、邦国概念的混同 |
| (五)本文所用“邦国”一词的含义 |
| 二、邦国研究的内容 |
| 三、百年来西周邦国地理研究史述略 |
| 四、选题的意义 |
| 五、本文的整理范围 |
| 第一章 泾水流域的邦国 |
| 第一节 密 |
| 一、文献及甲骨、金文中与密有关的材料 |
| 二、密国的位置 |
| 三、可能与密国有关的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地( (?)、 (?) ) |
| 一、“ (?) ”、“ (?) ”二字释读平议 |
| 二、“ (?) ”和“ (?) ”的性质 |
| 第三节 |
| 一、“ (?) ”字的释读 |
| 二、对 (?)伯归刍簋铭文的认识 |
| 三、 (?)伯归刍簋所见史事 |
| 第四节 吕 |
| 一、吕氏的起源与分衍 |
| 二、吕氏早期居地的讨论 |
| 三、西周晚期的吕国 |
| 第五节 西申 |
| 一、“申”字的释读 |
| 二、畿内之申与“南申” |
| 三、西申地望 |
| 四、西申、申戎、姜戎关系的辨析 |
| 五、西申之一支迁徙南阳的原因和意义 |
| 第六节 (?) |
| 一、金文中的(?) |
| 二、 (?)字释读及其与缯的关系 |
| 第七节 (?)(豳) |
| 一、 (?)字释读 |
| 二、西周金文中的豳 |
| 三、豳的地理考察 |
| 第二章 陇山两侧的邦国 |
| 第一节 汧水谷地的夨 |
| 一、夨国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 二、铜器及铭文的分组 |
| 三、 (?)的文字学解释 |
| 四、夨的族姓 |
| 五、夨国的地理意义 |
| 六、夨、虞之关系 |
| 第二节 陇山西侧的秦 |
| 一、秦人早期的活动地点 |
| 二、秦人西迁的时间 |
| 三、秦与戎的关系 |
| 四、与西周之秦关系存疑的一些铜器 |
| 第三章 宝鷄渭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西虢 |
| 一、虢氏的地理问题 |
| 二、虢氏氏族的分衍 |
| 第二节 (?) |
| 一、 (?)氏墓葬分析 |
| 二、 (?)氏铜器、陶器文化因素反映的历史 |
| 三、 (?)氏对外关系分析 |
| 第四章 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无终 |
| 一、“无终”的释读与无终铜器的年代 |
| 二、无终族的迁徙 |
| 第二节 梁 |
| 一、梁伯戈与梁国 |
| 二、梁国史事与地理 |
| 三、梁姬罐的分析 |
| 第三节 芮 |
| 一、西周芮国铜器及铭文整理 |
| 二、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 |
| 三、芮国地望综理 |
| 第四节 韩 |
| 一、西周金文“ (?)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之韩国 |
| 三、三晋之“韩”的地望 |
| 四、《诗·韩奕》的争论和西周韩国地理 |
| 第五章 河东地区的邦国 |
| 第一节 杨 |
| 一、西周金文中的杨 |
| 二、西周末年杨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附:西周与“昜”有关的铜器铭文分析 |
| 第二节 (?) (疏) |
| 一、 (?)字释读 |
| 二、对 (?)公簋 (?)公、妻姚身份的认识 |
| 第三节 昜(唐)-晋 |
| 一、西周晋国都邑(侯马新绦之前)的探索 |
| 二、晋国始封地“唐”的考述 |
| 三、出土材料所见唐、晋的变迁 |
| 第四节 霸 |
| 一、金文霸字的分析 |
| 二、金文所见霸氏史事 |
| 第五节 朋(倗) |
| 一、倗字形体来源分析 |
| 二、金文中的“倗”氏 |
| 三、西周倗氏的来源 |
| 附论:倗、霸的性质 |
| (一)倗、霸墓地的葬俗特徵 |
| (二)倗、霸的族姓来源 |
| (三)倗、霸的地位和性质 |
| 第六节 荀(郇、 (?) ) |
| 一、金文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郇国 |
| 三、荀的地望 |
| 第七节 虞 |
| 一、文献中的平陆虞国 |
| 二、虞国铜器 |
| 三、虞国地理 |
| 附:西周“吴”氏铭文的整理 |
| 第六章 燕山南北的邦国、族氏 |
| 第一节 孤竹 |
| 一、孤竹铜器和铭文的发现 |
| 二、文献中的孤竹历史和地理 |
| 三、孤竹铭文反映的族氏关系 |
| 四、喀左窖藏铜器的历史背景分析 |
| 第二节 匽(燕) |
| 一、匽字的释读总结 |
| 二、金文所见燕国初封 |
| 三、匽国附近的氏族 |
| 四、西周匽都 |
| 五、封建燕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第三节 北 |
| 一、涞水张家洼“北伯”铜器与文献中的“邶” |
| 二、“北子”、“北伯”铜器的分析 |
| 三、涞水、万城铜器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 |
| 第一节 軝(泜) |
| 一、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的补充説明 |
| 二、軝国地理及其军事意义 |
| 第二节 邢 |
| 一、西周早期的邢国 |
| 二、西周邢国地理问题 |
| 三、邢国的地理意义及其与戎的关系 |
| 第三节 楷(黎) |
| 一、 (?)字释读 |
| 二、楷国的发现与确认 |
| 三、楷国铜器反映的史实 |
| 四、楷国地理 |
| 第四节 康-卫 |
| 一、康、卫铜器的整理 |
| 二、从康徙卫 |
| 三、相关地名考证总结(沬、朝歌、卫、淇卫、旧卫) |
| 四、关於“夷王命卫爲侯” |
| 附:“康侯鬲”跋 |
| 第五节 河内地区附近邦国 |
| 一、凡 |
| 二、柞(胙) |
| 第八章 西土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第一节 西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关中渭河谷地平原区 |
| 二、陕北高原区 |
| 三、关中、陕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
| 四、关中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
| 第二节 北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河东汾浍地区的地理 |
| 二、太行山两侧、古黄河以西的地理 |
| 三、晋南汾浍、涑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通 |
| 四、成周至燕山以南的交通 |
| 五、太行山东西的交通 |
| 六、西土渭河谷地与河东地区的交通 |
| 第三节 西周的西北边疆 |
| 第四节 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一、山西地区 |
| 二、太行山以东地区 |
| 第九章 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史略 |
| 一、?受万邦:文王时代的小邦周 |
| 二、遹征四方的武王时代 |
| 三、成王“奠四国万邦”和康王“ (?)尹亿疆” |
| 四、昭王南征不复 |
| 五、穆王时期 |
| 六、东南淮夷的兴起 |
| 七、恭懿孝夷诸世 |
| (一)恭王 |
| (二)懿王 |
| (三)孝王 |
| (四)夷王 |
| 八、厉宣之世的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 |
| 九、宣幽时期的四方忧患 |
| 十、西周末世的氏族东迁 |
| 结语 |
| 附录 |
| 地图 |
| 西周金文邦国材料分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两周城邑形态布局与演进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 研究范围 |
| （三） 研究现状 |
| 1. 对城市的形制布局的研究 |
| 2. 对城市各项职能的研究 |
| 3 、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 |
| （四） 研究方法 |
| 一、 西周城邑的形态布局 |
| （一） 西周王畿大型城邑的形态布局 |
| 1. 周原 |
| 2. 丰京和镐京 |
| 3. 洛邑及韩旗周城 |
| （二） 西周王畿地区城邑形态布局的成因 |
| 1. 从军事地理因素看西周王畿的防御 |
| 2. 从西周政治结构看王畿地区的防御态势 |
| 3. 从军事实力看王畿地区的防御 |
| （三） 诸侯国及其他地方都邑的形态布局 |
| 1. 诸侯国都邑 |
| 2. 其他地方性国家都邑 |
| 3. 诸侯国及其他地方都邑形态布局分类 |
| （四） 其他中小型城邑的形态布局 |
| 1.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淹城 |
| 2. 山东高青陈庄遗址 |
| 3. 中小型城邑形态布局分类 |
| 二、 东周城邑的形态布局 |
| （一） 东周王城 |
| （二） 诸侯国都邑的形态布局 |
| 1. 晋都新田 |
| 2. 临淄齐国故城 |
| 3. 楚都纪南城 |
| 4. 赵国邯郸城 |
| 5. 中山国灵寿城 |
| 6. 易县燕下都 |
| 7. 新郑郑韩故城 |
| 8. 诸侯国都邑形态布局分类 |
| （三） 其他中小型城邑的形态布局 |
| 三、 两周城邑形态布局的演变 |
| （一） 王畿地区都城的形态布局演变 |
| 1. 形态布局的类型 |
| 2.城内功能区的规划 |
| 3. 数量与规模的变化 |
| （二） 诸侯国都邑形态布局的演变 |
| 1. 形态布局的类型 |
| 2. 城内功能区的规划 |
| 3. 数量与规模的变化 |
| （三） 中小型城邑形态布局的演变 |
| 1.形态布局的类型 |
| 2. 城内功能区的规划 |
| 3. 数量与规模的变化 |
| （四） 小结 |
| 四、 西周到东周城邑的演进原因分析 |
| （一） 自然环境对城邑的影响 |
| （二） 经济因素对城邑的影响 |
| （三） 政治军事因素对城邑的影响 |
| （四） 人口因素对城邑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墓志所见唐代边疆与民族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翟天德墓志》考释——兼论粟特人与唐建国 |
| 第一节 翟天德家族的族属与出仕 |
| 第二节 原州起义与唐建国之关系 |
| 第三节 义宁二年李渊招慰李轨事发微 |
| 第四节 翟天德与武德政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墓志所见唐出使吐蕃使者补遗 |
| 第一节 仓部郎中李思谅 |
| 第二节 相州临河县令贾令琬 |
| 第三节 青州长史李知新 |
| 第四节 工部尚书裴伷先 |
| 小结 |
| 第三章 《甘元柬墓志》所见唐前期边疆问题 |
| 第一节 墓志录文及甘元柬的生活年代 |
| 第二节 甘元柬在西域和六胡州的任职 |
| 第三节 甘元柬与唐蕃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元释墓志》与吐蕃入滇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元释与唐蕃西南战争 |
| 第二节 吐蕃入滇及路线 |
| 第三节 唐蕃姚州之争 |
| 小结 |
| 第五章 《樊偘偘墓志》所见唐东北、西南边防局势 |
| 第一节 墓志所见河北地区边防 |
| 第二节 唐前期的防御使 |
| 第三节 开元初年唐、吐蕃与西南诸族的关系 |
| 小结 |
| 第六章 《康太和墓志》与唐玄宗时期边疆局势 |
| 第一节 康太和的族属与家族 |
| 第二节 康太和的仕宦与开元初年唐蕃关系 |
| 第三节 文献所见康太和的活动与开元后期边疆战争 |
| 第四节 唐代的两个“赤岭” |
| 小结 |
| 第七章 合门府成立过程研究——兼论唐蕃竞争下的吐谷浑部落迁徙 |
| 第一节 相关史料与研究梳理 |
| 第二节 凉州时期的合门州 |
| 第三节 凉州时期的合门府 |
| 第四节 延州时期的合门府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轵关陉道”（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中的轵关陉道 |
| 二早期文化通道 |
| 三道路要点与功用 |
（5）宜侯吴簋与宜地地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西周金文“东域”之南界与宜地之方位 |
| 二卜辞“义”地与宜侯封地地望 |
（6）中古西北胡姓与边疆经略研究 ——以墓志文献为主要素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缘起 |
| 二、视角与视阈 |
| (一) 文献·文本·文献学 |
| (二) 边疆·经略·西北部 |
| (三) 胡人·姓氏·墓志铭 |
| (四) 安全·认同·中古期 |
| 三、综述与反思 |
| (一) 有关中古胡族碑志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
| (二) 有关中古胡族姓氏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
| (三) 有关中古胡族认同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
| (四) 有关中古西北经略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
| 四、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拓跋近支的姓氏流变与文化认同 |
| 第一节 拓跋氏 |
| 一、北周的“拓跋墓志” |
| 二、墓志所见北周拓跋的来源与分布 |
| 三、改易胡姓与政权安全 |
| 第二节 源氏 |
| 一、源氏墓志及其郡望流变 |
| 二、源氏支脉与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吐谷浑氏 |
| 一、《吐谷浑玑墓志》相关问题 |
| 二、吐谷浑墓志及其地域认同 |
| 第四节 尉迟氏 |
| 一、大非川与“西方”尉迟 |
| 二、中古尉迟氏墓志考述 |
| 三、余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鲜卑旁系的迁徙、嬗变与融合 |
| 第一节 贺兰氏 |
| 一、贺兰墓志 |
| 二、迁徙与分布 |
| 第二节 成氏与彭氏 |
| 一、成氏墓志 |
| 二、彭氏墓志 |
| 第三节 独孤氏 |
| 一、独孤信一支世系 |
| 二、从屠各到独孤 |
| 三、休屠与屠各 |
| 四、余论 |
| 小结 |
| 第三章 内迁柔然、粟特的祖先认同与迁徙分布 |
| 第一节 茹氏 |
| 一、“茹”与“如”之辨析 |
| 二、茹氏墓志及其迁徙 |
| 第二节 郁久闾氏 |
| 一、郁久闾氏与齐鲁地区 |
| 二、《闾子璨墓志》及其相关问题 |
| 第三节 安氏 |
| 一、《安威墓志》及其相关问题考略 |
| 二、中古粟特安氏之动向与认同 |
| 三、余论 |
| 第四节 米氏 |
| 一、《米仁庆墓志》《米钦道墓志》相关问题 |
| 二、粟特米氏迁徙与认同 |
| 小结 |
| 第四章 北魏隋代西北边疆的进取与经营 |
| 第一节 胡族墓志所见北魏西北边疆的经略 |
| 一、《沮渠封戴墓表》与北魏平定凉州 |
| 二、《鄯乾墓志》与北魏进军西域 |
| 三、《鄯月光墓志》《于仙姬墓志》相关问题 |
| 四、元魏宗室墓志与北魏西戎校尉 |
| 第二节 胡族墓志所见隋代西北边疆的经略 |
| 一、安西都护的设置背景 |
| 二、安西都护与初期公务 |
| 三、安西都护与义和政变 |
| 四、余论 |
| 小结 |
| 第五章 唐代前期西北边疆的经略与拓展 |
| 第一节 胡汉墓志所见唐代降服河右的进展 |
| 一、平定陇右: 以《陈察墓志》《史索岩墓志》为切入点 |
| 二、镇抚河西: 以《杨恭仁墓志》《牛进达墓志》为切入点 |
| 第二节 胡汉墓志所见唐代挺进西域的历程 |
| 一、攻占高昌: 以《侯仁恺墓志》为切入点 |
| 二、《元武寿墓志》《康子相墓志》相关问题 |
| 三、拓展西域: 以《阿史那忠墓志》《曹钦墓志》为切入点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明清晋蒙交界区商业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区域的界定与区域环境特征 |
| (一) 时空范围的界定 |
| (二) 区域环境特征概述 |
| 三、学术史回顾 |
| (一) 区域历史商业地理学学术史 |
| (二) 与本选题相关的其它学术成果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五、研究思路与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明清晋蒙交界区主要商品生产及其区域特征 |
| 第一节 边墙以南主要商品的生产 |
| 一、粮食种植业与商品粮 |
| 二、畜牧业与畜牧商业化趋势 |
| 三、煤炭资源分布与煤炭业 |
| 第二节 边墙以北主要商品的生产 |
| 一、明清粮食生产的商品化 |
| 二、明清牧业衰退与商品化加强 |
| 第三节 区域商品生产的特征 |
| 一、明清商品生产的时段特征 |
| 二、明清商品生产的地域特征 |
| 第二章 明清晋蒙交界区商路拓展 |
| 第一节 明代官道建设与商业利用 |
| 一、明代官道建设及路线 |
| 二、大同镇军事消费与蒙古部落所需 |
| 三、官道商业利用和市场发展 |
| 第二节 清代归绥开垦与商路拓展 |
| 一、归绥地区开垦概述 |
| 二、官道拓展与商路新发展 |
| 第三节 明清商路可视化及其空间分析 |
| 一、商路可视化思路与GIS技术 |
| 二、明清商路可视化 |
| 三、商路的最优路径分析及其评价 |
| 第三章 明清晋蒙交界区商贸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代马市的发展 |
| 一、马市开设与地理位置 |
| 二、马市选址的空间变动及其影响因素 |
| 三、马市存废及其与蒙古关系 |
| 四、结语 |
| 第二节 明代城镇商业的发展 |
| 一、大同镇军事城镇商业化 |
| 二、从课钞看大同府州县治城的商业特征 |
| 第三节 清代商贸市场的发展 |
| 一、边墙以南商贸市场的恢复与发展 |
| 二、人口流动下边墙以北商贸市场的拓展 |
| 第四章 明清晋蒙交界区商贸格局的演变 |
| 第一节 大同城商贸中心的兴衰 |
| 一、明代大同城商贸中心的确立 |
| 二、清代大同城商贸中心的衰退 |
| 第二节 归化城商贸中心的形成 |
| 一、归化城社会经济环境的营造 |
| 二、政治格局变动与商贸辐射地的拓展 |
| 三、商贸中心的确立 |
| 第三节 商贸中心的变动及其区域性影响 |
| 第五章 明清晋蒙交界区大宗商品的运销 |
| 第一节 棉布与绸缎的运销 |
| 一、棉花种植、桑蚕业与纺织技术的匮乏 |
| 二、明清棉布与绸缎的来源 |
| 三、市场与棉、绸运销 |
| 第二节 皮毛牲畜商品的运销 |
| 一、明代皮毛牲畜商品运销特征 |
| 二、清代皮毛牲畜市场与运销 |
| 第三节 粮食商品的运销特征 |
| 一、明代“南粮北运” |
| 二、清代“北粮南运”和“西粮东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商周时期的族群迁徙与地名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内容与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一）文献积累期 |
| （二）近现代研究期 |
| 三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四 若干概念的说明 |
| 第一章 商周族群迁徙及探索族群迁徙的主要途径 |
| 第一节 商周族群迁徙的类型 |
| 第二节 商周族群迁徙的原因 |
| 一 政治因素 |
| 二 经济因素 |
| 三 军事因素 |
| 四 自然环境因素 |
| 第三节 探索族群迁徙的五条途径 |
| 一 叙事性的文字记载 |
| 二 隐性的地名线索和“地名组群” |
| 三 人物传说和族群谱系 |
| 四 考古学文化的观察 |
| 五 出土信息明确的族氏铭文材料 |
| 第二章 商周地名与特殊的地名现象 |
| 第一节 地名文例与构词特点 |
| 一 地名文例与地名的确定 |
| 二 地名的构词特点 |
| 第二节 特殊的地名现象——“同地异名” |
| 一 更改地名 |
| 二 加缀成分 |
| 三 地名省称 |
| 四 族群活动与“同地异名”现象 |
| 第三节 特殊的地名现象——“异地同名” |
| 一 “异地同名”现象举例 |
| 二 “异地同名”成因的初步探讨 |
| 第三章 商周“族迁地随”现象研究 |
| 第一节 地名“完整式”播迁 |
| 第二节 地名“区别式”播迁 |
| 第三节 地名“复合式”播迁 |
| 第四节 由“族迁地随”到地名“外向式”播迁 |
| 第四章 基于“地名组群”和族系材料的族群迁徙探索 |
| 第一节 (?)、虞、吴三者关系及迁徙问题新探 |
| 一 殷周之际的虞和(?)——从“虞、芮质厥成”说起 |
| 二 “太伯奔吴”传说的史实补正 |
| 三 周代(?)、虞、吴的分封与徙封 |
| 第二节 豫东北和鲁西南、豫东地区的地名重名 |
| 一 “相土居商丘”的地望辨析 |
| 二 关联地名成组出现的意义 |
| 第三节 汾水流域和山东地区的族群交流 |
| 第四节 汾水流域和淮、汉地区的族群交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出土文献着录书籍简称表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选题的目的 |
| 2、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成果 |
| 2、境外研究成果 |
| 3、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农业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农耕区 |
| 第一节 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 |
| 一、农业起源的背景 |
| 二、原始农业的产生 |
| 三、原始农业生产工具 |
| 四、原始农业的空间分布 |
| 第二节 夏商西周时期的农耕区 |
| 一、夏商西周时期的农具与水利 |
| 二、土地利用率的逐步提高 |
| 三、夏商西周农耕区的点状分布 |
|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核心农耕区的形成 |
| 一、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农业主导地位的确立 |
| 二、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
| 三、春秋战国时期水利事业的发展 |
| 四、春秋战国时期核心农耕区的空间分布 |
| 第二章 秦汉时期农耕区的拓展 |
| 第一节 西北区 |
| 一、黄土高原地区 |
| 二、河套地区 |
| 三、河西地区 |
| 四、河湟地区 |
| 五、西域地区 |
| 第二节 黄淮海区 |
| 一、河南地区 |
| 二、河北地区 |
| 三、山东地区 |
| 第三节 西南区 |
| 一、巴蜀地区 |
| 二、云贵地区 |
| 第四节 长江中游区 |
| 一、湖北地区 |
| 二、湖南地区 |
| 三、江西地区 |
| 第五节 东南区 |
| 一、江淮地区 |
| 二、江浙地区 |
| 第六节 岭南区 |
| 一、岭南中部地区 |
| 二、珠江三角洲地区 |
| 小结 |
| 第三章 三国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农耕区的拓展 |
| 第一节 东南区 |
| 一、吴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屯田 |
| 二、农田水利 |
| 三、北方人口的大规模移入 |
| 四、农耕区的拓展 |
| 第二节 岭南区 |
| 一、东吴对岭南的开发 |
| 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
| 三、农耕区空间扩展的表现 |
| 第三节 长江中游区 |
| 一、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
| 二、北方移民的加入 |
| 三、水利工程的兴建 |
| 四、农耕区扩展的表现 |
| 第四节 黄淮海区 |
| 一、人口数量变化 |
| 二、农田水利的兴建 |
| 三、农耕区的空间扩展 |
| 第五节 西北区 |
| 一、割据政权的农业开发 |
| 二、农耕区拓展的新亮点 |
| 小结 |
| 第四章 隋唐时期农耕区的拓展 |
| 第一节 东南区 |
| 一、人口数量的增加 |
| 二、技术的支撑 |
| 三、水利的推进 |
| 四、东南农耕区的扩展 |
| 第二节 岭南区 |
| 一、社会环境安定 |
| 二、生产环境改善 |
| 三、岭南农耕区的拓展 |
| 第三节 长江中游区 |
| 一、北方人口的迁入 |
| 二、水利建设 |
| 三、长江中游农耕区的拓展 |
| 第四节 黄淮海区 |
| 一、人口的增加 |
| 二、农田水利的兴建 |
| 三、黄淮海农耕区的扩展 |
| 第五节 西南区 |
| 一、人口数量的增长 |
| 二、行政机构的增设 |
| 三、西南农耕区的拓展 |
| 第六节 西北区 |
| 一、政府的大力推动 |
| 二、军事屯垦 |
| 三、西北农耕区的拓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汉唐农耕区扩展的阶段性与空间分异 |
| 第一节 汉唐农耕区扩展的阶段性 |
| 一、秦汉时期农耕区的全方位拓展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耕区的拓展 |
| 三、隋唐时期农耕区的南北深入发展 |
| 第二节 汉唐农耕区的空间分异 |
| 一、西北区 |
| 二、黄淮海区 |
| 三、西南、长江中游及东南区 |
| 四、岭南区 |
| 第三节 汉唐农耕区扩展的阶段性与空间分异原因分析 |
| 一、政治因素 |
| 二、经济因素 |
| 三、技术因素 |
| 四、人口因素 |
| 五、自然条件 |
| 第六章 汉唐农耕区扩展中的人地关系 |
| 第一节 农耕区扩展中的人与自然 |
| 一、自然环境对农耕区拓展的影响 |
| 二、农耕区拓展过程中人对自然环境的作用 |
| 三、农耕区拓展中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
| 第二节 农牧交错带形成与变迁 |
| 一、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
| 二、农牧交错带的变迁 |
| 第三节 汉唐农耕区拓展中生态问题的审视 |
| 一、客观认识汉唐农区拓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
| 二、汉唐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与政策 |
| 三、汉唐时期生态问题的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晚商时期晋豫交界地带的军事驻地及相关地理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D]. 马立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两周城邑形态布局与演进原因分析[D]. 程旗帅.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墓志所见唐代边疆与民族若干问题研究[D]. 陈明迪. 南京师范大学, 2020
- [4]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轵关陉道”[J]. 高江涛. 中原文物, 2019(03)
- [5]宜侯吴簋与宜地地望[J]. 陈絜,刘洋. 中原文物, 2018(03)
- [6]中古西北胡姓与边疆经略研究 ——以墓志文献为主要素材[D]. 刘森垚.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多维视野下的楚先祖季连居地[J]. 尹弘兵. 中国史研究, 2017(02)
- [8]明清晋蒙交界区商业地理研究[D]. 徐雪强.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9]商周时期的族群迁徙与地名变迁[D]. 赵庆淼. 南开大学, 2016(04)
- [10]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研究[D]. 徐臣攀.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