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国际经济秩序

一、权力与国际经济秩序（论文文献综述）

黄河,周骁^[1]（2022）在《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革的进程之中。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以高科技、互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更是不可小觑,具体表现为: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凌驾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试图超越传统生产力以谋求全球化技术统治;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关联合作,维护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特别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呈现出一些转型特征: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竞争态势将更为激烈;与此同时,合作空间依然存在,且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跨国公司虽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仍然无法超越主权而单独存在,也只有在主权的引导与规范下,跨国公司才能更为有效与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各参与者提供经济支持与物质支撑。

冯亚茹^[2]（2021）在《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是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下美国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从背景、手段与目标设定、权力资源的运用、实施维度的确定均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整体规划为导向,对华经济政策是其对华战略竞争的有力支撑。特朗普政府希望借此对华形成遏制性竞争之势又不至于诱发双边全面冲突。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调整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忧虑、美国对华认知与定位的改变及其国内政治因素的变化息息相关。自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的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为此次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伴随与此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新的定位——战略竞争对手。华盛顿当局对华鹰派执政、美国民粹主义的泛滥、利益集团的对华经济压制诉求以及国会内部对华不友善上升为主流等因素共同形成了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经济政策的国内背景。同时,这一政策的制定也是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霸权护持目标的必然选择。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是其实现对华战略竞争目标的重要工具,其政策目标的设定远远超出经济层面解决双边经贸问题、保持美国经济优势、扩展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秩序等,还包括维护其印太地缘经济利益,护持全球霸权。为最大程度的实现战略目标,特朗普政府在手段选择上也十分多样,包括:组建“遏华”联盟、增加“长臂管辖”、舆论抹黑和安全威慑等。在研究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时,明确其可依托的实力资源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可用的硬权力资源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科技实力、超脱的美元霸权和领先的军事实力,软权力资源包括:国际制度资源和话语资源。中美两国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任何一方的政策选择均会产生深远的地区和国际影响。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不仅仅局限于在双边层面上通过关税施压、技术脱钩、金融施压等方式压制中国;还竭力在地区层面通过实施印太地缘经济围堵、制定新的地区经济规则等方式恶化中国经济的外部发展环境;在国际组织内部挤压中国以及谋求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在实施维度上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用心险恶。与历任美国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相比,特朗普政府极力强调政策目标的遏制性,希望通过经济施压延缓甚至掐断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政策目标上撕下了自由民主的伪装,代之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以权力逻辑指导对华经济政策的展开,政策内容上则建立了经济与安全的密切联动,将经济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通观特朗普总统执政四年来的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并未实现目标上所宣称的解决中美之间业已有之的问题矛盾。虽然其粗暴的经济竞争的确对中国短时间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中国采取了灵活的博弈手段,展开了成效鲜明的对等制裁,因此从更长远来讲,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未能全部达到其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技术成长、地缘经济影响力增长的目的。虽然特朗普总统已离任,但其战略遗产依然保留在新政府对华议程表里。拜登政府视中国为“严肃的竞争对手”,在对华经济政策上更是承袭了上届政府的政策,不仅未取消中美之间的高额关税,而且还进一步扩展了对华经济竞争的手段,以同盟和价值观为抓手,继续谋求全球价值链“去中国化”,强化对华技术限制,对华实施遏制性竞争的经济政策,对华经济竞争从极限施压、速战速决转向构筑长期竞争基础。美国对华经济竞争成为较长时期内美国对华战略博弈的重要一环,是中美战略竞争“重地”。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是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一次重大改变,对未来双边关系影响深远。中国在应对美国对华经济竞争之时,要时刻保持战略清醒,树立坚定认知: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承载着深刻的战略竞争意涵,对中国经济、安全、政治的破坏性都不容小觑。“打铁还需自身硬”,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竞争对中国敲响了警钟。新时期,新变局。中国要以壮士断腕的气魄破除积弊,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经济社会治理能力建设。避免战略盲动,积极谋求将中美经济竞争推向良性轨道,通过加强与美沟通,建立符合双边利益和战略安排的竞争规范,探索包容性经济竞争的良性互动模式,积极构筑战略牵制,“以实力求和平”,在特定领域保持对美不对称优势,引领国际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塑造更加有利的外部坏境,努力减少影响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负外部因素。

王彦志^[3]（2020）在《中国模式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变迁》文中认为中国崛起引起的权力转移对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变迁具有重大影响。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将继续在领导者地位、秩序形态、原则和规范、决策程序四个方面对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变迁产生重要影响。迄今为止,在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各个维度上,中国既不是单纯的保守现状者,也不是激进的修正主义者,而是渐进的改革主义者。在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领导者方面,中国目前并不寻求挑战美国的领导者地位,但中国会寻求参与领导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在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基本形态方面,中国会继续采纳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规则导向,但中国会兼采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非正式、政策、软法、关系导向的治理模式。在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原则和规范方面,中国会继续采纳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市场导向,但不会接受市场至上的秩序理念,而会继续坚持和推行政府和市场并重的以发展为导向的理念。在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决策程序方面,中国会推动改革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决策程序的美国和西方大国主导地位,推动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决策程序的民主化及提高其包容性。不过,无论就中国自身而言,还是就国际环境而言,中国模式对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变迁的影响都存在不确定性。

王家曦^[4]（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成向东^[5]（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魏德红^[6]（2020）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际经济秩序从新自由主义向内嵌自由主义转型加速,质疑与批评投资仲裁的声音逐步高涨,投资仲裁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为解决危机,2017年11月起,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召开专题会议讨论ISDS机制改革,两项建议成为焦点,一是抛弃投资仲裁,构建多边投资法院,让ISDS机制转为司法型;二是沿用投资仲裁,并为其构建上诉机制,让ISDS机制转为准司法型。人类沿用多年的ISDS机制面临转型。投资仲裁遭遇危机是ISDS机制转型的起点。设计于20世纪60年代的投资仲裁是以商事仲裁为模板的ISDS机制,随着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崛起,投资仲裁成为ISDS机制的主流。进入21世纪以来,投资仲裁遭遇危机并逐步深化,表现为:投资仲裁挑战国家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权力,仲裁员的独立性标准存在系统性缺陷,裁决不一致加深了投资规则的不可预测。透过表象深入剖析,得出如下判断:学者以司法标准审视投资仲裁,这是危机的起源;面对制定投资实体规则的僵局,《华盛顿公约》选择“先程序后实体”的思路,造成了投资仲裁遭遇的问题持续增多,这是危机的形成;学者、政治人物凭借国内政治理论来评价与指责投资仲裁,这是危机的深化。ISDS机制开启转型之路,是投资仲裁内外因素变化引起的。在投资仲裁的内部:启动基础由国家契约转变为国际投资协定,审查对象从征收或国有化措施扩展到公共政策,功能定位从解决争端延伸到明确规则。在投资仲裁的外部:外国投资者所面临政治风险的类型从征收与国有化风险转为政策风险,人权、环境、法治三因素影响力持续增强。进一步分析,ISDS机制转型是其承载价值变迁的体现,主权价值从过度承诺回归国家主权,秩序价值由突破国内秩序转向构建法律秩序,安全价值从忽视经济安全转向保障经济安全。ISDS机制转型的两个选项,不仅来源于国际专题讨论中的建议案,更来源于欧盟、美国的国家实践。从2015年起,欧盟在新签订的国际经贸协议中,拒绝投资仲裁,以双边投资法庭作为ISDS机制,意在让ISDS机制转为司法型。2002年以后,美国在新签订的BIT、FTA中多约定将就设立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启动双边谈判,意在让ISDS机制转为准司法型。作为司法型的选项,构建多边投资法院是人类长期存在的设想。阿拉伯投资法院为此积累了经验,集中在两点,一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二是《阿拉伯投资协定》的签订与执行。作为准司法型的选项,为投资仲裁构建上诉机制,这是以WTO上诉机构为参照系构建新机制。WTO上诉机构有着人员固定、规则一致、程序明确三个方面的优势。无论是司法型,还是准司法型,均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缺少多边投资协定和国际投资组织。两选项也存在着共同特征:均延续着投资仲裁的投资者本位与对外交保护的限制,均肯定了卡尔沃主义的局部复活。ISDS机制转型的进展,集中在欧盟与经贸伙伴共同设立的双边投资法庭上。对于欧盟内部的投资仲裁,2018年3月,欧盟法院在对Achmea案的预先裁决中,肯定了欧盟法具有优先地位,否定了投资仲裁的适用。瑞典等国对此有不同意见。在欧盟外部,在与非欧盟成员国签订的经贸协议中,欧盟不再接受投资仲裁作为ISDS机制,以双边投资法庭替代之。双边投资法庭是以欧盟法院为模板设计的,可避免投资仲裁所蕴含的矛盾。2019年4月,欧盟法院明确:双边投资法庭符合欧盟法,解决了比利时等国对双边投资法庭的疑问。虽然ISDS机制有所改变,但双边投资法庭仍坚持投资者本位和岔路口条款,运行仍要依靠ICSID秘书处与投资仲裁规则,对投资仲裁有制度传承。ISDS机制转型的趋势,取决于动力与障碍的博弈。ISDS机制转型的总趋势将是增量进化而非激烈变革。依据法律进化论,投资仲裁是具有过渡性的机制设计,这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中对鸭嘴兽的描述。国际法的碎片化、人本化等理论为转型提供了动力,但国际投资法的现实无法满足构建新机制的条件:缺乏多边投资协定、没有专门的国际投资组织。此外,国际司法机关管辖权有限。国际经济秩序从新自由主义向内嵌自由主义转型,FDI流动方向与流动方式的改变,这些是推动ISDS机制转型的现实动力。但国际社会缺乏构建新机制的政治共识,东道国珍视国家主权,担心“司法造法”、“寒蝉效应”、国家责任,而构建新机制比沿用投资仲裁更需要政治支持。基于对动力与障碍的对比分析,将投资仲裁全面抛弃的可能性不大,但ISDS机制将会呈现双边为主、更加多样的特征。由于缺乏政治共识,构建多边投资法院将仍然是理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100多个国家订立了BIT,分三个阶段逐步接受投资仲裁作为ISDS机制。截至2020年9月,我国（含港澳）居民、企业发起的投资仲裁案件共有10件,其中有4件涉及英美跨国企业凭借香港、澳门地位进行的国籍筹划。我国政府作为被告的投资仲裁案件为5件。在UNCTAD统计到全球投资仲裁案件数量突破1000件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与我国投资者遭遇的案件数量很少,但2015年以来,案件数量迅速增长的趋势应引起警惕。在投资仲裁遭遇危机的情况下,我国政府、我国投资者深受其害,要求ISDS机制转型的愿望强烈。主要原因有:第一,裁决的不一致困扰着我国投资者;第二,投资仲裁影响着我国政府行使国家规制权;第三,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投资仲裁均无法保障中国投资者权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是ISDS机制转型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专题讨论并提交支持设立上诉机制的建议案,在《中国—澳大利亚FTA》中约定将启动设立上诉机制的谈判;有内地商事仲裁管理机构可以受理投资仲裁案件,我国正在为完善投资仲裁的相关法律而努力。在ISDS机制转型中,中国有着独特的需求,一是需要融合双重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二是需要平衡双重国家身份: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三是需要协调两种豁免主张:绝对豁免主义与相对豁免主义。为了在ISDS机制转型中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应坚持如下立场,一是遵循增量进化的总趋势,避免激烈变革;二是不支持构建多边投资法院,避免中欧投资协定将双边投资法庭作为ISDS机制;三是以行业化的ISDS机制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双重身份问题。我国尤其要补上本国投资者权益无法保障的短板,有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适当运用外交保护,第二,我国跨国企业应提前做好国籍筹划,第三,在BIT、FTA以及国家契约中为我国的投资仲裁机构设置选项。

高云峰^[7]（2020）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合作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自2015年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以来,合作成果卓着。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国情各异,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差异明显。同时,中国企业技术要素输出带来的专利海外保护等问题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伴生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内在需求。随着合作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转型发展以及中国企业知识产权移出催生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一体化需求,然而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缺失、差异化明显,各国规则合作意愿不强严重制约合作的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已成当务之急。由此,存在两个需要考量的问题:第一,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缺失和差异性可能导致的各国收益差异或一定程度的利益失衡是否与当下以TRIPS协定为核心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困境具有同质性;第二,一定程度的利益失衡能否成为阻却“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实施及规则建构的重要因素?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巨大差异并且缺乏美欧发达国家权力作用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建构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以及如何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依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写作。首先,在提出问题阶段,提出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建构不足、差异较大可能引发一定程度利益失衡的现实。其次,本文在分析问题部分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建构“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话语权;第二,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基本矛盾研判;第三,在收益差异的客观情势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依据理性选择仍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最后,本文在解决问题阶段探讨一带一路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建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实施进路及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利益的保护。本文除绪论外,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区域和双边条约的实证分析,进而梳理总结出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复杂性、差异性及可能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这是本文逻辑展开的起点。首先,本部分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条款、中国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条款进行了分析梳理、归纳总结。其次,在前述归纳总结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一带一路沿线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不足的背后是利益失衡的实质;并指出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态势已经不能满足各国转型发展和平衡发展需求,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中也可能存在的收益差异,即利益失衡的问题。第二部分是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利益失衡的理论分析,为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的建构和实施提供理论指引。首先,本部分从话语权理论出发,揭示当今国际知识产权话语权由美欧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且服务于其利益的实质,进而提出一带一路知识产权话语权建构的问题。其次,本部分运用辩证分析及动态利益平衡理论对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基本矛盾进行了分析,指出现有基本矛盾是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各国转型发展需求,保护和培养创新能力以及维系创新与传播的相对动态平衡始终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重要功能。最后,本部分运用国家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指出即使存在收益差异的客观现实,各国也能基于获得绝对收益而积极参与合作;同时,亦强调不应混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客观差异与当今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不公平不合理造成的人为差异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提出基于客观差异性现实不应追求绝对的发展平衡。第三部分探讨了如何建构“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首先,本部分在反思现有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足及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差异性和规则合作缺失的基础上,立足法律内部视角,指出规则建构应当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和相对动态利益平衡的正当性基准。其次,就法律规则构建的外部动态视角,应当遵循的路径为,不断挖掘和完善符合沿线国家共同的规则,对于超TRIPS条款可以先设置为任择性规则或概括性规则,再逐渐向强制性规则和具体规则过渡。最后,本部分提出未来我国有可能会遵循高低两个标准的文本路径拓展知识产权协定,但无论哪个版本都应在坚持原有的稳定条款基础上突出核心利益条款和中国知识产权条款文本的建设重点,包括稳定范式、核心条款遴选、最惠国待遇及国民待遇条款的设置、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条款与投资协定知识产权条款的协调以及商号、商誉和原产地名称若干术语的界定和澄清问题。最后一个部分探讨了在规则建构基础上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实施路径。首先,本部分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坐标系的方法将知识产权保护逻辑的各个要素予以呈现,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阐释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其次,阐释了中国政府层面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实施路径,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提出柔性合作模式。最后,阐述中国企业在实施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中海外知识产权利益的保护问题。

王伟^[8]（2020）在《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基于对全球市场扎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本文首先论证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双重属性:在生产力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生产要素、商品及服务的跨境流动,这是由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推动而形成,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全球化的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在生产关系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影响和规范这种跨境流动的规则、国际秩序和社会结构,这是由主权国家之间的竞合状态以及一国内部的政治博弈结果所决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规则及秩序的供给需要适应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水平,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规则的演变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意味着当规则、国际秩序以及社会结构与全球经济的现实发展相脱节时,便会阻碍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因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为本文接下来分析前两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期间,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竞争性均势共同塑造了国际秩序,国际合作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大国的理性自利。在丛林法则理念的影响下,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上的、单向和被动的全球化,金本位制充当着核心保障机制,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全球市场逐渐形成了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欧洲帝国主义作为全球化主要的政治结构,完全主导了后者的发展方向,作为结果,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进程的高度不稳定以及利益分配结果的显着不对称。均势秩序在欧洲地区的成功反而埋下了经济全球化自我毁灭的种子。在对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分析中,本文强调了规则及其构建的制度基础是全球化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显着特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纷繁复杂的国际机制设计,塑造了一套基于安全联盟、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多边合作体制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跨境合作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显着特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家也第一次成功地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实现了在产品和服务上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正是一系列相互支持的国际制度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一条规范化的路径。在随后分析当前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时,本文确证了规则一方面充当着全球化发展的“自动稳定器”,另一方面却又是其不稳定的根源。规则的非中性带来了了国际层面上权利及收益分配的不平衡,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导致后者长期被规锁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这种不平衡还蔓延至一国内部,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缺乏完善社会保障的普通民众,暴露在国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国外竞争的冲击中,各国国内财富差距普遍扩大,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借由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催生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反应,民粹主义成为威胁经济全球化的首要因素。本文认为,持续的全球性危机弱化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合法性,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提升了对新理念的诉求,因而推行以包容共赢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缓解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不平衡问题。文章对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全面发展在国际层面上表现为各国有良好的全球化参与路径,在国别层面上表现为市场开放的收益能均衡地惠及每一个阶层。同时,本文还探索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路径,涉及加强国别层面的制度建设、完善区域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塑造全球层面的包容性国际秩序。此外,新理念的扩散需要推动者,而中国的崛起为自身承担更多的全球领导责任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本文在讨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过程中,还将关注如何将中国崛起的现实转化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随后的章节主要围绕着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构建路径展开。本文认为,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在国别层面上有针对性的加强南北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实证分析表明,制度质量的提升可以增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而先于制度变革的市场自由化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不足,因而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促进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及位次的提升,以规则的调节和完善为切入点,发挥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放宽市场准入并提升引资能力、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而发达经济体则需要抑制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推动全球化的“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并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过于密切的关系。在区域层面上,本文认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还有赖于通过管理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水平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跨境公共劣品的泛滥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但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制度性供给困境,当前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缺乏有效的覆盖,影响了管理全球化“不良后果”的成效。在丰富了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内涵后,本文认为,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是全球化的“中国叙事”中关键一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中国应联合地区成员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整合过剩公共品,并推动全球层面的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全球层面上还需要塑造包容型国际秩序来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考虑到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发展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步性,本文认为全球化的形成和深化依托于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基础,其发展特征及利益分配结果深受国际秩序的影响和约束。文章随后从理论层面上构建了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国际规范、主导价值观以及国际制度安排,与有着扩张属性的资本以及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刻画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式微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困境,中国应当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发展,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秩序基础,塑造一个由包容的价值规范和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组成的无界的国际秩序。

丑则静^[9]（2018）在《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权力消长、全球与地区层面的机制博弈、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观念分化等现象,使得当今世界正朝着阿米塔·阿查亚笔下所描述的“没有历史先例的情况发展”。带有明确美国烙印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非“大战胜利之后”,这一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转折点”上,呈现出明显的转型、变革趋势。背衬于不断变化着的国际秩序之中,全球性国际秩序的创立与维系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复杂,在这种情势下,地理范围较小、域内历史沿革、文化观念较一致的地区,就秩序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本国的稳定、发展等核心战略利益置于地区背景中,地区秩序开始不再那么适合服务于美国的权力和目的,而是更多反映着本地区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与关切。显然,若以权力资源作为衡量标尺,美国无疑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权力最大的国家,但这种权力并未有效转化为对现有国际和地区秩序的有效领导,表现为:美国需要寻求参与并领导国际制度合作,并愿意在相应制度框架下约束、调整其行为;围绕某些具体的国际地区议题,美国也积极求助于相关国家的支持与协助,且在与有关涉事国家互动的过程中,也常伴随着抵制与反对。国际秩序与地区领域存在的上述现象均表明,以权力为核心遵循的现实主义有关国际秩序的观点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充分的,在全球化时代,制度建设与观念互动对国际秩序走向的影响同样深刻,国际秩序研究呼唤综合性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上升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秩序议题日渐成为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之间的绝对权力差距显着,且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在地区,东亚已然成为中美权力竞争的前沿阵地,地区秩序二元化趋势明显。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旨在揭示:东亚秩序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而中美两国在东亚秩序领域是围绕权力进行强制与制衡,还是围绕影响力更多地注重制度构建与观念互动,必将对东亚乃至全球的稳定与繁荣产生深刻影响。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首先,对国际与地区秩序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勾勒了目前国际与地区秩序转型的时代面貌;其次,具体分析虽然东亚秩序问题在过去并未作为中美关系的阶段性核心议题,但随着中美关系定位的不断变化,在今后一个时期中美两国在东亚秩序领域所展开深度的竞争与合作;再次,引入影响力概念,使国际秩序的建构与变革不再仅围绕权力的制衡与强制,而是更多地注重制度性构建与观念性互动,并搭建“权力+影响力”综合分析模式,提升对当前秩序领域诸多问题的解释力;最后,将“权力+影响力”的分析模式引入地区秩序研究领域,并以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秩序形成与变革中的实践活动为例,意图证明在地区范围内主要大国在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事项上态度与投入的变化,将极其深刻地影响到地区秩序的构建。在东亚秩序领域既保留大国权力争夺传统基因,又同样孕育着大国合作共治的可能性;东亚秩序问题作为现阶段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既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相争的试验场,也有希望充当两国扩大共识合作的利益汇合点。目前,中国在东亚地区范围内倡导地区命运共同体、新型地区关系,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建设,在地区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领域释放出一系列积极信号。鉴于上述地区合作事项均是以权力为基础,并同时兼顾制度建设与观念互动等影响力因素,必将为中美在东亚地区事务上提供广阔的良性互动空间,使中美关系有望从权力争夺走向影响力共建。

王冠楠^[10]（2016）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最具系统重要性的大国,其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模式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对贸易国家与金融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从而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在2008-2009年这场被经济学家称之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三个问题,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而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大国）和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守成大国）,几乎都处于这三个问题的中心。由此决定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基于“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是密切相关的、即经济联动模式与权力结构分配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这一认识,本文第2章首先运用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开放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两国的联动模型。在DSGE的模型框架下,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主要体现在:由于贸易与金融联动增加,对方国家经济结构或经济政策的变化将在一般意义上弱化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对国内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对本国经济造成冲击,从而使一国的政策行为在另一国变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扰动项。由于中国的“外国收入对净出口的边际影响”较大,从而导致中国的出口贸易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最终商品消费市场;由于“利率水平对外国债券持有量的边际影响”较小,从而导致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都将显着受到对方国家货币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处在以宏观经济结构为主要特性的相互依赖背景之下,两国之间的贸易与资本循环模式决定了中国在这一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都显着高于美国,而这也正是中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非对称性的突出表现。中美关系是已经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与“系统内提升”中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是构成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的主要原因。论文第3章从贸易和金融两个维度,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考察。在贸易领域,这种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主要表现为中美两国都互为对方重要的出口目标地和进口来源地。在以全球价值链为核心的贸易形态下,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的位置,以及中国处于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加工贸易产业链的终端。由于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依托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因此,中国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同角色和地位,构成了驱动双边贸易关系发展和演变的关键因素:美国对中国中间品市场的贸易依赖受到中国加工贸易模式的影响;而中国对美国最终商品市场的依赖受到美国进口消费能力的影响。在金融领域,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主要围绕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货币依赖而展开。这种相互依赖的具体形式,存在于两国的双边资本循环之中。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官方外汇储备,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主要来自其跨国公司。这一投资结构上的差异,与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市场运行规则密切相关。至于中美两国在证券投资领域的资本依存度远远高于在直接投资领域的资本依存度,其背后的逻辑则主要表现为:第一,中国将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构成了中国吸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前提;第二,这种双边资本循环的特征来源于中美两国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即中国欠发达的金融体系难以促进国内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而只能通过美国金融市场发达的国际金融中介功能完成本国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了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冲击是通过接触性传染,即明确的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进行传播的。在贸易领域,从直接渠道的视角来看,美国的个人收入水平与个人消费水平对于中美进出口贸易存在显着影响,说明美国对华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集中在收入效应上,美国宏观经济条件的恶化对于中国出口市场而言,是最为重大的威胁。从间接渠道的视角来看,美国对华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来源于它对亚洲生产网络的影响。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在美国宏观经济下行时反应迅速,几乎所有类型的贸易商品都受到了冲击;但是从贸易恢复的角度来看,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恢复能力非常强劲,甚至高于美国国内宏观经济的复苏水平。在金融领域,美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二,美国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对海外资金的重新分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与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对净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过度依靠,使中国陷入了一种对外部冲击反应过度敏感的对外开放模式之中。论文第4章运用经济学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及其非对称性形成的来源与基础,同时引入经济“暗物质”假说,即美国对外负债规模的存量调整方式,进一步证明美元过度特权的存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背后的“金融恐怖平衡”与“债务人逻辑”,是分析中国经济脆弱性必不可少的概念基础。其中,“金融恐怖平衡”揭示了中国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确保本国美元资产与出口战略的无奈之举,由此也引发了中国货币当局在政策选择上面临的两难困境。中国与美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影响着两国在经济分工格局中的位置,从而也进一步影响着两国在“金融恐怖平衡”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演进趋势,即中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外围国家”或“贸易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资本循环很难绕过“美元陷阱”和“斯蒂格利茨怪圈”。至于主导现行国际金融规则的“债务人逻辑”,则揭示了中国在美元本位制下,陷入美元体系越深,就越会受到“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对中国而言,美元体系作为制度层面上可替代性极低的“国际商品”,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是至关重要的“投入要素”;这一“关键要素”的缺失将使整个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中国不具备获得替代选择的能力,是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脆弱性的最本质体现。这种脆弱性的形成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背后的“金融恐怖平衡”与“债务人逻辑”等问题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美元本位制的过度依赖是引发这种脆弱性加剧的根本原因。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进一步陷入“美元陷阱”。2008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海外最大持有者,而美国政府则利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经济―暗物质‖假说的提出将美国的过度特权进一步量化,即美国对外负债的存量调整模式使其能够廉价使用国外的资本。换言之,“暗物质”是弥补美国贸易赤字的重要力量。存量调整的实现主要依靠资产价格和美元汇率的变动,最终使美国获得对外资产-负债的利差。更为重要的是,存量调整的方向往往真正决定了对外负债规模的变动方向,这一调整方式已经成为分析和判断美国对外负债变动趋势的重要手段。论文第5章揭示了中美之间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一种典型模式。从总体上看,中国对美国的商品依赖和金融依赖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商品依赖和金融依赖。货币金融霸权（即由美元本位制所支撑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结构中的核心。在美元本位制的框架下,中国的崛起与其他新兴大国一样,在本质上都是美国霸权主导的“系统内的地位提升”。为此,承认并支撑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中国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必然选择。美国所建立的美元体系使其部分地与外围国家分享了经济增长、尤其是贸易发展方面的权力,即所谓的“权力扩散”。中美两国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影响着美国对中国权力扩散的模式,从而影响着两国之间的权力划分的现状。中国在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之时,凭借本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占据了全球生产网络的一端,从而在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时也逐渐获取了更多的影响力;而美国在允许一部分权力向中国扩散的同时,也在特定领域里遏制了中国对其他合理权力的争取。如果说“权力”是对事件的过程和结果的控制,那么美国只允许别国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过程之中,而自己则始终保持对各类事务的执行结果的高度控制。就共同利益而言,中美两国在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使两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交集: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气候依然以正向相关为主;但是在利益交集的基础上,美国则凭借美元霸权和由此形成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占有了更大的利益份额。在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格局下,美国将有能力继续谋取不对等的利益划分。也正是为了维护这种不对等的利益,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试图尽可能地维持这种非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然而,相比于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更多地是从影响力的角度维持这种非对称性。在两国竞争和角力的新焦点中,网络安全问题和亚太地区再平衡问题日趋突出。当然,日趋紧密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汇率政治形成的制约,充分证明了美国作为非对称依赖较小的一方,也不能完全通过使用经济手段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进而对依赖较大的一方（即中国）形成权力。论文第6章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和论证了中美两国应该如何通过加强双边经济和金融合作使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得以改善,特别是从“消极依赖”转变为“积极依赖”。其中,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对于确保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正确定位。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利益既存在冲突性,又存在明显的互补性与共生性。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围绕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建设上的博弈,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密切相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存在一定的战略竞争,又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较为稳定的合作。在这个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实质性进展,都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中美两国在制度与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做出长期而持续的努力。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以往从表现和后果上研究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文献成果,本文突出了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阐述,并进一步从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分析中指出非对称性的来源和基础,进而对中美两国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将有关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本文对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提出的“中美两大经济体必须实现从消极依赖到积极依赖的转变”这一重要论点进行了拓展,对他所提出的“消极依赖”和“积极依赖”这两个名词的涵义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实现这种转变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二、权力与国际经济秩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权力与国际经济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1）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论文提纲范文）

（2）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模式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4）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权力与国际经济秩序（论文参考文献）

• [1]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J]. 黄河,周骁.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01)
• [2]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研究[D]. 冯亚茹. 吉林大学, 2021
• [3]中国模式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变迁[J]. 王彦志.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 2020(00)
• [4]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5]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6]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转型研究[D]. 魏德红. 吉林大学, 2020(03)
• [7]“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合作研究[D]. 高云峰. 吉林大学, 2020(03)
• [8]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D]. 王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D]. 丑则静.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研究[D]. 王冠楠. 吉林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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