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和支持统计工作——张春江副部长致信寄语对国家通信行业统计管理工作者寄予厚望

一、切实重视和支持统计工作──张春江副部长致信对全国通信行业统计管理工作者寄予厚望（论文文献综述）

王天丹^[1]（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指明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许翾^[2]（2018）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部运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共产党的职能机构中,组织部的工作范围最广,角色最重要,地位最稳定,堪称党的职能机构中的“第一部”。组织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态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活动方式,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本文接受制度主义和行动者理论视角的启发,研究组织部的产生、发展、运行、特征以及在各种关系中的行动策略,试图理解和分析组织部的突出地位是如何形成与维系的。研究发现,组织部的胜出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强”因素。第一,中国共产党高度组织化类型,特别是长期党指挥枪、党领导政并通过干部实现的体制,使组织部成为唯一兼具组织和动员这两者功能的部门,长期处在结构优势位置;第二,组织部具有积极的部际竞争策略和能力,使组织部保持优势地位。前者主要表现为政党规范对组织部的强有力支持,后者是组织部积极的能动行动。制度环境为组织部的优势地位提供了框架和结构意义上的支持,组织部在过程中的能动行动回应了制度压力,其效果强化了制度环境。这个“双强模式”构成了对组织部的分析理路和研究框架。在强制度支持和强能动行动之下,组织部在面向党员、干部、人才的行动中,比较成功地运用了肯定性激励的策略,建立了庞大的人才队伍,客观上巩固了组织部的地位;组织部在工作过程中形成命令—服从机制、协调—配合机制、反馈—调节机制以及三者的结合,主动强化了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得以处理复杂的组织问题;组织部妥善处理对上级的关系,保持适当的独立性,以维护部门威信;组织部通过娴熟的政治话语和政治修辞的表达,塑造了部门的鲜明形象,消解了在公众中产生负面印象的危险。此外,组织部还特别注意捕捉党在各个时期面对新挑战的需要,作出灵活的调适,同时不断地扩展工作职能和范围,形成纵深的工作链条,具有很强的自我发展、自我维持能力。组织部保持中心地位是党发挥组织优势的必然要求。组织部面临着多元社会对部门权威的挑战、腐败滋生对部门地位的挑战、刚性制度对部门韧性的挑战等诸多问题,尤其是选人用人不当将成为组织部保持“第一部”的最大隐忧。为此,组织部应平衡好组织动员和保护激励这两个功能,要利用制度规范强化严格的选人程序,重点防止干部产生的源头出现腐败;要重视三个“之家”的建设,细腻而灵活地开展对人的工作,发挥组织部的最大特点和优势;要协调各部门工作,形成组织工作合力;要进一步公开、透明、创新,取得社会支持和公众信任。

尚方超^[3]（2018）在《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以降,中国逐渐融入世界潮流,各种外来因素对民族和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外国列强的不断入侵下,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国家命运发生巨大变化。政党自诞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逐渐成为解决民族与国家问题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中诞生的近代政党,以极强的使命自觉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维护民族利益和改变国家命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抗战时期,中共擎起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大旗,利用各种形式和途径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抗战动员。而重视报纸,特别是充分发挥党报的功能,是中共开展抗战动员的重要途径。报纸,自近代以来,就成为重要的传媒工具和舆论平台,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中共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十分重视报纸。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结合日本侵华的时代环境和全国联合抗日的社会需要,发展了自身的报纸舆论工作,形成了较为系统和颇具特色的报纸舆论思想和实践。可以说,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和实践,是其抗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1938年1月11日的《新华日报》,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合法发行的唯一一份机关报,其地位和价值不言自明。自创办伊始,《新华日报》就致力于成为抗战的号角和人民的喉舌,被誉为“新华军”。在中共全国范围的抗战动员方面,《新华日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报纸灵魂的社论,是《新华日报》上最具思想价值和理论力量的内容,是《新华日报》发挥抗战动员作用的重要阵地。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寄予了厚望,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负责同志,不仅作为“把关人”审阅和修改社论,而且亲自撰写社论。在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呈现出了初始形态、完整形态、最终形态三种不同的生态,数量达到了两千余篇,涉及国际国内的不少重要话题,在时间、类型、主题、性质四个方面展现了中共抗战动员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体现了中共将抗日置于中国革命议事日程第一位的使命自觉,宣传了中共的抗战方略。社论对国内的悲观失望风气和妥协投降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激烈的批判,宣传了坚持持久抗战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论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法西斯国家内部反战统一战线三个方面宣传了中共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倡导团结抗日;社论以国民参政会为契机,对中共主张的民主自由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解读和宣传,号召为抗战动员提供民主自由的政治保障。《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的宣传,树立了中共的抗战形象,扩大了中共的话语权,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开展抗战动员的关键一环。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建构,是《新华日报》社论在抗战动员过程中显现出的鲜明特色。在这个模式中,中国抗战力量与日本法西斯是相互对立的两元,并且前者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后者是侵略者,是罪恶的。正义与罪恶的设定,是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重要内核。凡是加入到中国抗战洪流中的政府、军队、人民等,都是正义的;凡是依附于日本法西斯的汉奸卖国贼等,都是罪恶的。凡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意志、品质和精神等,都是值得提倡的;凡是有利于日本侵略的妥协风气、悲观心理都是必须禁止的。《新华日报》社论,直接宣告了与日本法西斯的对立,紧扣抗战的时代主题。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建构,为国人提供了价值评判的标准与行为选择的依据,是中共形象塑造的重要方式。为了坚守《新华日报》社论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中共进行了对外对内两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围绕《新华日报》社论,国共双方进行了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在国民党视域中,《新华日报》的诸多社论,系“不妥”言论,或是造谣诽谤,或是无中生有,或是失之偏颇,或是妨碍大局。为此,国民党在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对社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限制和打压。在共产党的视域中,《新华日报》社论符合新闻自由的精神和言论报国的宗旨。因此,共产党根据国共合作的大局和具体形势的需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围绕《新华日报》社论的博弈,展现了国共双方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利益关切。同时,这些关于社论的斗争,反映了一个政党在民族利益之下,在国家命运面前,如何巧妙处理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第二,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进行了及时的纠偏。《新华日报》社论倾注了撰写者的大量心血,但由于领导层指示错误把关不严、管理者对复杂局势把握不准、撰写人见识水平有所限制等原因,难免出现一些偏谬。中共十分重视《新华日报》社论呈现的舆论动向,通过扫除王明右倾主义对社论的干预,在改版整风中调整社论的方向,指导社论宣传尺度的把握,对社论进行了及时的绳愆纠谬。在全面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新华日报》社论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包括全局性、指导性、权威性、时宜性、战斗性。不可否认,《新华日报》的部分社论在舆论方向、出版标准、宣传尺度等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综合来说,《新华日报》社论阐述了报纸的宗旨理念,对新闻事业有重大影响;宣传了中共的抗战主张,构建了中共的抗战形象;指明了国人的前进方向,汇聚了中国的先进力量;打击了不利的抗战因素,凝聚了全国的抗战力量。《新华日报》社论在全面抗战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彰显了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深远意义。民族、政党与国家,是近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命题。以《新华日报》社论为对象进行专题考察,从文本史料、报刊舆论、新闻评论、党派话语、抗战动员等多重维度进行深描研究,是探讨这一命题的有益尝试。中共利用《新华日报》社论,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了抗战动员,宣传了自身的抗战主张,塑造了自身的抗战形象,反映了战时的社会思潮和时代价值,体现了其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重要地位和十分强烈的政党使命自觉。所有这些,都集中展现了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互动,在现今依然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

刘汉峰^[4]（2018）在《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体系中的宝贵财富。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着名的理论家,同时又是一段时期内担任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职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曾游学美、日、俄,对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均有涉猎。张闻天的学术背景和积累在中国共产党内是非常少见的。这种经历是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具有独特性、创新性的重要来源。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张闻天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有一个重要规律,就是他的一切研究都是围绕着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这样一个主题进行的。因此,张闻天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都有着很强的党的建设属性。即使研究他的经济方面的论着,也可以发现他的研究实际在范畴上属于政治经济关系研究,而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党的领导、甚至是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对于这一点而言,目前学界认识并不是很清晰。本文指出并阐明了这一规律,并以“大党建”为框架对张闻天各个时期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归纳,形成了这部论文。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这首先与他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他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即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此后长期担任党中央重要领导职务。这个经历使张闻天有条件对中国共产党党内建制进行分析研究,乃至改革完善。所以,对党内建制工作的贡献就是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第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中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党的价值观念上的突出贡献。这其中包括三个主要方面:民主思想、党群关系思想和党性思想。这三个方面的思想也是张闻天自身行为方式的指南和写照,在共产党人中可以说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具体看这三个方面是这样的:张闻天党内民主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在他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位置上党内开始形成了集体领导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一方面是党内民主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这个模式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成功贡献了极为重要的力量,因此这个模式逐步发展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重要历史经验中的重要部分。张闻天党群众关系思想是一个比较严整系统的思想系统。他从党的学说的角度对党与群众关系进行了定位。他的“领导群众论”涉及了党中央后来总结提出的群众观点的重要内容。与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是,张闻天提出了群众的民主权益问题。这比一般性地论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显然是深入了一个大的层级。此外,他对党的策略与群众、实际之间的关系阐述也很有新意。这说明他对实际的认识既体现了事物的客观规律的一面,也强调了人的客观规律的一面。这也是张闻天党群观与众不同之处。至于张闻天的党性思想,则是与他的民主思想与党群关系思想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张闻天具有很高的民主素养和群众观念,所以他的党性素养和党性观念都是很强的。这个强的一面不仅仅是通过思想,而很多是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张闻天始终能够做到“知行合一”,他的行为与他的思想始终是统一的,这也就形成了他鲜明的“政治人格”,这也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修养。自从教条主义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以后,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与他的政治人格有很大关系,亦与其党性修养有很大关系。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中的第三个特点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做出了独特贡献。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两大理论是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成功地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没有对这两个理论的科学认识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而言,本文从区分这一理论形成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出发,分析了这一理论形成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张闻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对这个理论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应该说,张闻天的贡献是独特的。张闻天在这个理论形态形成的过程中,无论在思想理论还是在实际行动上都发挥着其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正是张闻天的历史价值和责任所在。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言,如何科学认识无产阶级专政,是张闻天对党的基础理论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无产阶级领导全体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过程中的历史阶段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组成部分。无产阶级专政期间要解决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抓住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才能为向共产主义过度提供条件、打下基础,因此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就是必须聚焦的重大理论问题。张闻天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认为党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把所有活动集中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个目标上。张闻天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能迅速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是巩固的。为了阐释这个原理,张闻天对生产关系两重性进行精彩地分析。这个分析是对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科学诠释。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贡献的这些特点用通俗一点的语言归纳出来,就是“一二三”,即一个建制问题,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三个基本观念问题。“一二三”既是张闻天革命思想的核心内容,又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严整的党的建设框架下的思想理论体系。正因为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的特殊贡献和价值,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最后一部分关于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当代价值和启示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牢牢把握理论创新和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问题。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保证党的建设始终保持生机勃勃。总之,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是具有非常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的,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这一份中国共产党内难得的思想养料,是永远值得崇敬的。

文世芳^[5]（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汪玉明^[6]（2013）在《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指明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生群体怀揣着理想与责任,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而表达诉求,先后演绎了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时代剧作。尤其是在抗战结束后的1945-1949年间,学生运动告别战时的相对平静,在中国大地抒写波澜壮阔的画卷,成为这个时代社会变迁的"晴雨表"。事实上,战后学生运动既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推手,也是社会变迁的时代产物。在社会变迁视野下考察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战后中国社会剧变的内在机理。本文试图从社会变迁视野考察1945-1949年间中国学生运动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及资料依据,综述前人研究成果,厘清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第一章主要探讨国际化影响与学生运动兴起的外因。从根本上说,近代学生群体的形成就是中国从封闭走向世界的产物,无论是早期的学生拒俄、拒法运动,还是战后的历次学生运动,国际化影响都或显或隐。近代以来中国深受国际化影响,尤其是抗战极大提升了中国国际化程度,世界大国特别是美苏对中国的影响日深,随着战后美苏对华政策的调整及战后世界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外部环境。第二章主要探讨地域底色差异与学生运动类型的多样。战后学运发展最终呈现高度趋同性,但在战后学运爆发初期乃至其后一段时间,学生运动的类型则是多样化的,而这种多样化与发生地的地域底色差异有着密切联系。长达八年的抗战对中国地域发展影响巨大,沦陷区、国统区、抗日根据地三大地域呈现出明显差异,这致使战后学运主题选择不尽一致,尤其是战后初期的北平、昆明两地学运类型差异颇有代表性。第三章主要探讨政治生态演化与学生运动走向的嬗变。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展开了对"和平民主"旗帜的激烈争夺,国内政治生态也更趋复杂。同时,两党都对教育界尤其学生群体给予了相当关注,其结果,国民党因其政策过于功利化、强迫化,激起学生群体的抵触;共产党则因其政策手段的温和理性,在潜移默化中获取了学生的同情、好感以至支持。当然,在国内政治生态演变中,国共两党对学运个案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在战后两场具有民族主义背景的反苏游行和抗暴运动中,国共两党基于不同的政治考量,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态度,这极大影响了两场学运的走向,反苏游行迅速兴起又迅速趋冷,抗暴运动则狂飙突进且影响深远。第四章主要探讨知识阶层分化与学生运动参与的扩大。事实上,知识阶层虽承继了中国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其对政治的参与更多是建设性的,是以诤友的姿态来与政府对话,特别是教育界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教育独立思想的影响,他们虽对学生运动表示理解但却不赞成罢课游行的举动。然而,由于国民党推行独裁政治,战后中国社会面临空前的民主危机,一向被知识分子视为公共空间的舆论界生态也日趋恶化,加之其服赝的民主价值受到独裁政治的冲压,基于民主情结的"反独裁"诉求迅速高涨,这令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产生了思想共鸣。第五章主要探讨社会全面危机与学生运动动力的持续。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本属薄弱,加之抗战的破坏及战后接收的蹂躏,中国经济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中,这使得教育界面临空前的生存困境,教职员和学生群体的不满在淤积,进而演化为持续不断的学运。国民政府应对学运时始终低效而尴尬,这与国民政府高层派系斗争、中央与地方龋龉、学校与地方当局隔阂有很大关系。当国民政府尝试"运动学生"失败后,便以党团特务应对,在学生的抗议升级时,暴力镇压又频频出现,最终埋葬了政府的合法性。概言之,战后学生运动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篇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告宣言和一幅幅令人血脉喷张的游行画卷,它更是一个时代发展的缩影。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各种势力、各种影响都卷入其中,从而对战后学运的起源、类型、走向、参与者、动力等产生重要作用,它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影响着社会变迁的进程。

邢恩源^[7]（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提出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曾成贵^[8]（2013）在《鲍罗廷与中国国民革命》文中研究说明鲍罗廷作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派驻中国的最重要的顾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促进国民党改组的完成,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共产党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亦因之获得实践平台。改组后的国民党,在构成上呈现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但继续保持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色彩。鲍罗廷深知国民党的复杂性,一开始就有加强左派,警惕右派进而战胜右派的思想准备。他以坚持联俄、反帝、开展国民革命为最大公约数,在变动的格局中,团结和发展左派势力,稳定和拉拢中间势力,排斥和打击右派势力,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努力坚持到底。以共产党员个人参加国民党的方式实现的国共合作,是联共（布）、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战略与当时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推翻军阀统治的目标将近实现,共产党的力量在革命运动中迅速壮大的情势下,随着共产国际战略激进化,要求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实质推进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革命武装,重新改造国民党上层机构,促进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不可能为国民党当权派所接受。革命形势已经深刻转变,国共合作格局必须相应转变,及时突破国共党内合作框架,但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没有及时转变,鲍罗廷选择了维持与武汉国民党继续合作,放弃实行激进政策,结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鲍罗廷帮助国民党确立以党治军的理念,以苏联红军模式建立国民革命军。他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谋划,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他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问题上,做促进派,主张以北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相结合,彻底摆脱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束缚。这个时期,联共（布）和斯大林重视帮助中国革命阵营建立武装力量,把发展武装的着重点,放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身上,共产党人主要发挥的是政治工作者的作用。斯大林给鲍罗廷下达过武装工农的指令,鲍罗廷认为没有条件实施。鲍罗廷参与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实践了“以党治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一成立,他在国民党中的顾问事务就转换到这个新平台。国民政府建立后,政治委员会成为国民党指导政府的决策机构。鲍罗廷参与国民党政权从大元帅个人决断制到委员合议制的改造,参加政治委员会为成立国民政府的议事决策,还亲自起草、审查一系列关于政权、政务的规章、文电,并为政府人事安排提出重要建议。鲍罗廷掌握国际动态,及时为国民政府提供外交政策建议。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以后,国民政府机构的充实和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有鲍罗廷的运筹帷幄之功。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国共两党联席会的召开,使国共合作在党内合作的基础上添加几许政党联盟的色彩。鲍罗廷从中国历史和现状中把握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反复强调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有赖于农民土地问题的完全解决。他的主张,有以共产国际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认识中国土地问题的一面。伴随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农民自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他面对现实,主张经过农民自己的乡村自治,实现基层政权的转移,作为土地革命的保障,在没收和分配上,主张照顾到同盟者的利益。比起无条件没收和无规则分配的大众狂欢式的土地革命,鲍罗廷的方案显得保守,却具有切实可行性。农民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政权和军队的保障,没有制度规范,是不能健康开展的。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投身革命运动,以其对革命的自觉认识为条件。来华前,鲍罗廷关于中国的知识近乎空白。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他加强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的了解,加强对中国国情与文化的熟悉。他始终把唤醒民众,作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知疲倦地到处演讲宣传,给人留下至深的印象。鲍罗廷虽拥有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强大背景,但顾问的身份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总要与国共两党重要成员细心打交道。贯彻莫斯科的决策和意图,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要克服运作中的各种困难。鲍罗廷注意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广泛而密切的个人关系,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甚至于必要时玩弄一点权术,采取独断办法。通过个别间的说服和疏通,是他的风格和艺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乃多重原因所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整个1923年至1927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提供理论、战略、方法的指导,苏俄政府提供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由于脱离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加以客观上力量对比的过于悬殊,最后并不能按照他们所设计的方案去实现。从这个角度说,鲍罗廷所担负的是无法完成的使命。国民革命应该以实现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为最佳选项,但结局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失败,归根到底,是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双重不足,没有找到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正确的道路,终究还要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寻找。

赵永利^[9]（2012）在《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近代教育变革中,西方的高等商科教育被引入中国并取得较快发展,其中尤以上海地区的高等商科教育最为发达,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成果,并对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近代高等商科教育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教育活动史的研究视角,着力还原其教育活动的历史图景,总结其教育活动的特征、影响和经验教训。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可以深化对近代高等商科教育的认识,并为当前我国高等商科教育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本文首先介绍了近代中国商科教育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回溯中国商业教育的悠久传统,评价其历史贡献及其局限性；考察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入侵和中国工商经济的近代化转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恐慌和应对,还原西方新兴的商业学校教育引起国人的重视并被纳入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进程的过程和商科教育萌生期的概况；呈现出民国不同时期中国高等商科教育制度的变迁,勾勒出民国商科教育兴起和发展的概况。其次论述了近代上海商科教育快速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概况。总结上海开埠以后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与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快速兴起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上海商业教育萌生、发展的概况,揭示出上海高等教育多以商科为建校基础和发展重心。对上海各大学商科教育活动的深入考察是是本文的重点。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对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代表院校国立上海商学院（及其前身）、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及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等进行了深入探究,通过对各大学商科办学者和管理者教育理念的形成及实施活动、学校教育政策的形成和演变活动、教育经费活动、学校管理活动、教师选聘和教学活动、学生学习和课余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呈现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全貌,挖掘上海商科教育发生、发展的特征和影响。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国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在郭秉文、杨杏佛和东南地方教育精英的联合推动下,南高师商业专修科实现了向东南大学分设商科大学的华丽转身,取得了辉煌的办学业绩,但是在教育活动中引发的观念分歧、人事纠葛和政见冲突等,成为导致学校由盛转衰的关键,并给该院之后的发展命运埋下伏笔。在晚清和民国历届政府重视华侨教育的背景下,为适应南洋华侨的实际需要,从黄炎培、姜琦直到郑洪年等校长掌校时期,以服务南洋、培养华侨子弟为宗旨的国立暨南大学（学校）始终以商科教育为学校的重心所在,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成绩,而且历届政府侨务政策的一致性使它能够比较平稳的度过历次危机,但是在教育活动中由侨生所形成的勇往直前、主张正义、关心国家命运的“暨南精神”却引起执政者和学校管理者的忌惮,最终导致学校服务宗旨的悄然变化,该校的商科教育活动的也不再具有明显特色。因为主管部门等方面的独特性,不仅使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拥有较为充裕的办学经费,以及优秀的师资、生源等,更使它在教育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系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等,在上海各商科院系中独树一帜。私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李登辉等留美教育家重视发展实用学科的办学理念以及私立大学在办学经费等方面的瓶颈问题等,都促使复旦大学等校的办学者适应社会需要,以上海工商业的人才需求为导向,在国内率先大力发展商科教育,成为学校教育活动的特点之一；而由反帝爱国运动催生的复旦等私立大学所具有的革命、自由、独立的办学传统,也使得商科师生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特殊的气质。在教会大学商科教育活动方面：上海办学环境的客观需要、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教会教育的中国化等主客观因素,促使沪江等教会大学率先突破教会教育传统,在上海商科教育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华人校长刘湛恩等的推动之下,以平民化、职业化为办学取向的沪江大学突破校园环境、教育经费等方面的限制,在商科教育活动中另辟蹊径,大力发展高等商科夜校教育,取得辉煌成绩。在第四章里,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上海商学院和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教育活动的进一步对比分析,更加深入地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商科院校教育活动及其特征。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等国立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所引起的持续动荡也影响到上海商学院的教育活动,引发校内人事、师资的变革和学生风潮的持续,最终导致该院的独立,也掩盖了该院在教育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国民党政治智囊人物裴复恒掌校后,一方面实现了学院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对学校训育和军事教育等活动的加强也使学校趋于消沉保守。主要靠学生学费赖以生存的私立复旦大学为了学校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扩招活动带来学校声誉受损等恶果,该校商科教育尤其遭到非议；而在国民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规范和控制过程中,原本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复旦大学师生并没有乖乖就范,结果学校几乎成为斗争的牺牲品,而商科教育尤其受到削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时期,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征。在第五章里,对近代上海商科师生活动的进一步呈现和总结分析。通过对上海商科师生的构成特征的分析、教学和学习活动的再现、学术和课余活动的还原,并以1920年代复旦大学商科师生的合作活动为例,旨在生动描绘出商科教育的活动主体曾被历史湮灭乃至曲解的形象。结语部分,对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反思。

贺延辉^[10]（2010）在《俄罗斯图书馆政策法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社会制度转型和世界图书馆事业信息化发展的大背景影响下,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历了危机、复苏、振兴等阶段。苏联图书馆发展模式被抛弃,俄罗斯着手建立适合国家新政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模式,并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实现图书馆事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发展这一切的变化都是由俄罗斯图书馆政策、图书馆法律法规给予导向、规范和保障的。俄罗斯图书馆政策法规对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导向性、控制性、协调性、管理性的作用,是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因此,通过对俄罗斯图书馆政策法规的研究,可以了解和认识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发展变化的全貌。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社会环境下,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国家宏观管理政策的根本转变,俄罗斯新的图书馆事业管理和发展模式的形成,以及为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发展而制定的各项图书馆政策、图书馆法律法规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借鉴和参考意义。本文所突破的重点,一是在总结苏联图书馆政策法规特点的基础上,评价苏联图书馆政策法规的成败得失,客观认识苏联图书馆事业成就与不足,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评说,展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未来；二是探寻俄罗斯国家宏观图书馆管理政策从苏联时期的“集权”模式到如今“分权”模式转变的制度因素和图书馆事业因素,定位俄罗斯“国家-社会”图书馆管理模式,三是中俄两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可比性,通过对俄罗斯图书馆政策法规制定实施的研究,归纳出对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几点启示,解决我国图书馆立法中存在的难题。全文分为9部分内容,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7章。逻辑思路和结构为：从苏联时期的图书馆政策法规入手,在分析、评价苏联图书馆政策法规的特点基础上,首先剖析和揭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图书馆国家宏观管理政策的转变,分析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分权管理政策的利弊,探索当今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国家-社会”管理模式的确立,进而围绕社会转型后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改革发展变化展开对俄罗斯图书馆政策内容、俄罗斯图书馆法制建设状况、图书馆职业活动进行全方位研究论述,最后,对比中俄两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从俄罗斯图书馆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中得出有利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启示。

二、切实重视和支持统计工作──张春江副部长致信对全国通信行业统计管理工作者寄予厚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切实重视和支持统计工作──张春江副部长致信对全国通信行业统计管理工作者寄予厚望（论文提纲范文）

（1）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组织部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6）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7）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8）鲍罗廷与中国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9）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俄罗斯图书馆政策法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切实重视和支持统计工作──张春江副部长致信对全国通信行业统计管理工作者寄予厚望（论文参考文献）

• [1]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2]中国共产党组织部运行研究[D]. 许翾. 浙江大学, 2018(02)
• [3]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D]. 尚方超. 河南大学, 2018(12)
• [4]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研究[D]. 刘汉峰.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5]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6]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研究（1945-1949）[D]. 汪玉明. 南京大学, 2013(06)
• [7]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8]鲍罗廷与中国国民革命[D]. 曾成贵.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9]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D]. 赵永利.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8)
• [10]俄罗斯图书馆政策法规研究[D]. 贺延辉. 武汉大学, 2010(10)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新华日报论文;  鲍罗廷论文;  上海活动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