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普查(论文文献综述)
陆新蕾[1](2020)在《1953:现代人口普查在中国的确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务院决定在今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标准时点为2020年11月1日零时,10月11日至12月10日为入户工作时间。人口资料自古以来就是各国政府治理国家的重要依据。自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算起,我国已有近2800年的人口调查历史。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甚至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黄册制度。
高敏雪[2](2020)在《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数字——《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读后》文中研究指明最近几年,人口问题以计划生育年代完全相反的路数再次成为上下关注的焦点。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单独二胎、全面二胎,直至酝酿全面放开,人口政策变化让人目不暇接。然后发现,这些举措对人口增长的用处已经不大了,年轻人不恋不婚不生倾向越来越显着。于是,对未来人口的悲观情绪蔓延,有人甚至用人口预测曲线来描绘国运。在人口自然增长乏力背景下,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凸显,上上下下都越来越认识到,
李玉柱[3](2020)在《中国历史人口是指数增长吗?》文中研究表明根据历史人口学文献,文章系统梳理了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动的趋势,发现中国历史人口总体变动情况并不能由指数增长来简单描述。通过对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和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人口变动情况的总结,文章归纳出不同时期中国人口增长的阶段性特点,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历史上存在8个相对较长的指数人口增长时期,分别为西汉初期、东汉初期、魏晋时期、南北朝中期以前、唐前期、北宋前期、明前期和清前期,维持指数增长的总时长约占考察期的一半左右。(2)自西汉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人口锐减。(3)历次人口指数增长时期的持续时间和增长速度与期初人口和当时资源环境承载力有密切关系,而期初人口往往又与前朝人口减少的幅度有关。(4)人均粮食产量始终是制约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的现实性抑制有助于理解中国历史人口的整体变动趋势。当前中国即将进入较长的人口负增长时期,然而历史经验表明,简单的参数化人口预测并不可能长期可靠,对中国未来人口发展变动的预测需要更加审慎。
刘文卿[4](2020)在《基于考古学阐释的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营造特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30年营造学社成立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传统建筑文化核心区,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边疆地区的古代建筑文化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至今已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的主要盲区。对于古代东北边疆区的黑龙江流域而言,受古建筑地面实例稀少、古文献缺失、历史文化背景复杂、自然气候苛刻等诸多地缘因素限制,其地域性营造特点的相关研究起步很晚,未形成系统性全面解读。由于地面实例和纸面文字的双重缺乏,我们无法通过直观的建筑实例解读来展开实证式研究,也无法通过文献分析来进行推论式研究。此外,古代东北边疆区是多民族混居区,人居文化多源多流,特定文化形态下的单线程人居文化演绎方法也不适用。面对这些现实状况,只有以人居遗址的考古信息为主要证据线索,回溯定位遗址的“时空”属性,然后复原遗址的形态构造“物象”属性,最终揭示遗址的文化伦理“意象”属性,开拓出“溯源修正”-“信息解码”-“阐释转译”的新研究路径,并以“自下而上”的复原建构方式去阐释其地域营造特点才是唯一可行之道。本文以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考古信息为材料基础,结合人居环境科学和考古学相关理论,将古代人居遗址的地域性营造特点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按照由表及里、由实体到意象的逻辑递进关系,将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的地域性营造特点解构为遗址时空分布特点、基址环境特点、空间形制特点、构筑技术特点、营造文化特点五个密不可分的层面,并结合相关考古学方法提出地域性营造特点的阐释路径和框架,具体针对每个层面分别展开论述。在时空分布特点层面,通过筛选和整理黑、吉、蒙三个行政区的文物地图集、文物普查目录、考古报告等相关资料,利用Arc GIS构建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的信息数据库,对不同时期和地理空间版块的遗址分布情况展开量化和可视化分析。分别梳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成熟铁器时代、发达铁器时代五个考古学分期,以及蒙古高原东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滨海山地区四个地理板块的遗址分布特点,解码人居遗址的时空分布规律和特点。在基址环境特点层面,主要以黑龙江流域古代聚落遗址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三江平原汉魏聚落群遗址为典型案例,通过景观考古学方法,从宏观尺度分析三江平原四大汉魏聚落群和环山式、沿河式两类聚落组团的聚类分布模式,从微观尺度分析不同类型聚落单体遗址的空间组织结构,以及遗址与周围地形地貌、水系植被等自然环境的结合关系,进而解码聚落遗址空间表征信息背后蕴藏的社会形态、空间认知、人地耦合关系特点等。在空间形制特点层面,主要以黑龙江流域古代城市遗址为研究对象,通过追溯城市遗址的类型和年代信息,将其发展过程分为环壕聚落与早期都邑、宏大都城与京府州县、卫所戍堡与小型城镇三个主要阶段。汇总不同时期的城址考古信息,并复原汉魏时期的凤林古城、渤海国时期的上京龙泉府、辽金时期的上京会宁府古城遗址,以及其它代表性中小型城址等典型城市遗址的空间布局,并通过与其它区域城址的适度比对,进而阐释黑龙江流域古代城市遗址在尺度规模、平面格局、军防措施等空间形制方面的地域性特点。在构筑技术特点方面,主要以黑龙江流域古代木构建筑遗址为研究对象,通过追溯建筑遗址的年代类型信息,分别以临时营地与半地穴房屋出现、地面房屋与大型木构架建筑盛行、大型木构架建筑消失为标志,将木构建筑的发展过程分为探索期、成熟期、衰退期三个阶段。选取不同时期的典型小型木构房屋遗址、大型木构架建筑遗址进行平面形态、结构构架等方面的复原研究,进而阐释黑龙江流域古代木构建筑在材料选择加工、木构架结构构造、室内采暖防寒措施等营造技术方面的地域性特点。在人居文化特点方面,依据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区别,将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范式归结为渔猎游牧文明下的游居范式、大型农耕文明下的定居范式、军备实边观念下的戍居范式,流人移民的客居范式四种类型。通过追溯和建构各类典型人居范式的考古情境,并梳理不同人居范式在近现代的延续流变,进而解码其中蕴含的生态环境观、人居空间观、营造技术观等地域性营造文化观,及其对当下活态社会人居环境建设的启示。同时在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文化传播学等视野下,阐释黑龙江流域营造文化内涵的游居与耕居二元并立性、边缘与中心异质统一性、多元移植与流变杂糅性、兼并融合与动态开放性等特征。
单超[5](2020)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下通州城市遗产保护利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2年,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聚焦通州战略,打造功能完备的城市副中心”的施政目标,这是北京第一次明确将通州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下简称“副中心”)。通州,历史再次选择了它承担“示范带动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责任。自金代北京(中都)上升为国之京师以来,通州始终在京师畿辅之地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名副其实的“左辅雄藩”:它是守卫京师的军事重镇,堪称北京东门户;是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大运河的北端点,承担漕粮“起载转运储贮”职能;是今天北京城市规划中长安街的延长线东端。这样的“三点交汇”,放眼全球,有且仅有一个通州有这样独一无二、非比寻常的战略地位。基于此,不同的学者从历史、城市规划、市政工程、道路交通、海绵城市、地下管廊、旅游等各个角度对通州进行研究和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州的城市遗产保护利用研究,也必须占有一席之地。近800年的通州京畿史,积淀了厚重的城市遗产,单纯使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理念是远远不够的。2011年11月10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了《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提出了 以“历史性城市景观(HUL)”这一概念为基础的城市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双赢新模式。这一模式为通州城市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了新思路:这将是一场通州城市遗产与历史景观沿着遗产保护理论的现代化叙事。因此,本论文从HUL保护理论出发,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下的通州城市遗产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通州城市的历史演变、城市格局和脉络的研究,阐述通州城市遗产的价值,总结通州城市遗产的特征、特色,从而提出通州城市遗产的保护策略和利用方法。论文在对通州的历史战略地位研究基础上,梳理了自定都北京后,通州作为京师辅城,在“运河北端”和“京师门户”两方面愈发凸显的战略地位:是抵御外侵的军事重镇,且是大运河北端,漕粮物资由此处码头驳船、装卸、转运、储贮,城市格局也因此而设。通过界定通州城市遗产的范围、内容,结合明清通州志的记载(历史)和调研现状(遗产),对通州城市遗产在城市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点研究。分别从反映“京师门户”的“沿革与形胜、街道(交通)、城池(防御)、公署/衙署(管治)、学校/学宫(教育)、坛庙(祭祀)、楼台亭阁(地标)”,反映“运河北端”的“漕渠河道(运输)、桥闸坝(水工)、仓厂(储贮)、漕运相关衙署(管理)”,和其他遗产(如宗教遗产)类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并采取遗产和文物两种不同评价标准下的遗产价值评估。以上是构成HUL理论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要素,在满足HUL理论框架的要求下,对通州城市遗产的城市作用和地位、特色表现和特色要素两个方面进行剖析,提出了“城市地标、城市轮廓景观、城市格局、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特征”等通州城市遗产特色的表现方面。结合当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定位,副中心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要求,对通州城市遗产的“地标、轴线、街道格局、轮廓、景致、城市环境、布局”等,论述在通州城市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应用HUL理论进行城市更新和旧城复兴的可行性。依据HUL理论所倡导的分级、分区保护,构建“点—线—面—体”的立体化保护体系,从而更有效推进通州历史城市景观的继承和延续。本文通过研究,主要对通州城市遗产在城市中的作用和地位,即它的社会价值进行了更深的发掘,并尝试在两种价值评估体系下,分别进行价值评估,从而为特色分析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依据。根据HUL理论要求,对通州城市遗产进行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深入分析,更有利于理解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州,除了在政治上、城市规划上的副中心定位,也在遗产维度,体现了制度的延续和等级的分明。一个城市中交织两种管理体系的情况在国内普遍存在,这是中国遗产保护与世界接轨的体现,本文对通州城市遗产的价值分析可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模式。论文还对古文献、图纸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有利于促进通州城市遗产的整体保护和城市文化的全面复兴,有利于构建基于HUL保护策略下的通州城市遗产的保护利用思路与方法,也为相关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车群,曹树基[6](2020)在《70年来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研究的问题与进展》文中认为公元1798年,英国人口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出版了令其声名远播且备受争议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书,标志着人口学在西方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学科。自马尔萨斯提出"总人口理论"(Total Population Theory)以来,或为了证实,或为了证伪该理论,人们对历史人口变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注者来源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生
刘琦[7](2020)在《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及其在西藏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民族工作中,民族关系通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体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又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促进各民族在和谐融洽的氛围中交往交流交融,对巩固和发展好我国民族关系非常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将坚定不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工作提了出来,把“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本论文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做好民族工作系列重要论述中提炼出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笔者认为,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理论框架,主要是由一条主线、四个基本内容、五个基本特征,共同构成了一个主线清晰、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逻辑体系。一条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所造成的民族矛盾,促进各民族更加密切地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四个基本内容: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基本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奋斗目标、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本论文在“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理论来源”一章中,通过文献研究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进行了详细梳理,印证了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理论渊源的科学性;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基与历史脉络”一章中,通过对各民族共同开拓了中国疆域、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详细阐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象自古有之且从未中断过;在“藏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演进”一章中,通过案例分析法,重点对藏族与其他民族古往今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海量案例进行梳理,展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西藏的悠久历史;在“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一章中,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做好民族工作系列重要论述中进行提炼,阐释了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在“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在西藏实践取得的成就”一章中,通过访谈法对西藏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调研,印证了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指导实践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本论文在第六章中毫不回避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在西藏实践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与挑战,总结了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在西藏实践中面临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导致的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起的问题、各民族在文化上存在差异产生的问题、其他问题等,并一一阐述了同样问题或类似问题在中国历史和国外一些国家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同时,通过对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是主要原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重要原因、各民族在文化上存在差异是直接原因、其他因素综合影响等进行系统性分析,指出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在西藏实践面临问题的原因。党的十八大以后,面对国内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化的现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理边疆的思路,没有再过多地延用“稳妥解决”的惯例,而是更加积极地采用了“主动解决”的办法。在第七章中,笔者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做好民族工作系列重要论述,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维度重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从藏传佛教的积极因素服务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从提升治藏能力和水平的要求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从长久发展和稳定的视角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笔者认为,西藏在新时代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的重点是,下工夫解决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着力写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这篇大文章,使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祝颖润[8](2020)在《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男性婚姻挤压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但中国最为严重。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出生性别比队列人口陆续进入婚姻市场,男性婚姻挤压是中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常态。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将产生人口、社会、经济、健康和文化等诸多风险,将在个体、家庭、社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全方位显现。因此,研究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文章在梳理国内外婚姻挤压及相关理论等文献的基础上,从性别结构失衡、年龄结构波动和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3个方面系统分析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形成机制,详细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静态婚姻挤压和改革开放40年来动态婚姻挤压的变化过程,以及初婚市场上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教育差异和职业差异。最后,在充分考虑“全面两孩”的政策效果和乡—城人口转移过程中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文章构建分城乡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以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合理设置参数,预测2011—2060年分城乡及全国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重点分析全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及城乡差异的变化趋势。文章主要有4个方面的发现。第一,2010—2060年全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先加剧后减缓。分解结果表明未婚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是导致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的主要因素。“全面两孩”政策有利于从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两个方面共同促进未来婚姻市场上两性人口“供需”均衡。第二,2010—2060年全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的城乡差异先拉大后缩小。分解结果表明,未婚人口性别结构的城乡差异是影响大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城乡差异的主要因素。第三,2010—2060年全国及分城乡50岁及以上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均快速增加,男性终身未婚比例的城乡差异不断拉大。第四,时期分析和队列分析都发现,农村“00后”大龄未婚男性将面临严重婚姻挤压。这是在婚配过程中存在年龄梯度和城乡梯度共同造成的累积效应。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治理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后果的4点政策建议。第一,全社会应进一步提高女性地位促进男女性别平等,同时应特别关注农村单身弱势男性的性别平等问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第二,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终身未婚男性人口的养老保障和社会支持等问题。第三,各级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措施,提高“全面两孩”的政策效果,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第四,政府在制定新型城镇化政策时,应高度重视乡—城人口转移对农村婚姻市场的不利影响。
游五岳,姚洋[9](2020)在《女性的政治地位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1950—2000年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宗旨。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是妇女社会福利权益得到改善的基本条件。基于1700余个县的县志、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其他代表性调查的农村数据,关于女性政治地位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作用的实证研究发现,1950年各县女性党员占比越高,之后50年出生人口中女性的比例越趋于正常。女性16—20岁政治地位的提高,显着增加了她们生育和存活子女中女孩的比例,这在计划生育时代更为显着。人口学的这一研究,首次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长期社会影响,提供了一个侧面的实证历史证据。
顾超[10](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二、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普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普查(论文提纲范文)
(1)1953:现代人口普查在中国的确立(论文提纲范文)
现代人口普查及其在中国的最初尝试 |
划时代创举: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
中央统筹,广泛宣传,结合生产,因地制宜 |
量体裁衣: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巧妙设计 |
(2)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数字——《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读后(论文提纲范文)
|这部书讲了什么 |
|中国古代有人口普查吗 |
|明清以来人口知多少 |
(3)中国历史人口是指数增长吗?(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国历史人口的总体变动情况 |
二、两汉时期:增长的瓶颈 |
(一)西汉时期 |
(二)东汉时期 |
(三)两汉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的瓶颈 |
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人口的恢复和发展 |
(一)三国初期至隋朝末期 |
(二)唐朝的人口增长 |
(三)魏晋至唐朝中国人口的进一步发展 |
四、宋、辽、金时期:分裂时期的人口总量新高峰 |
(一)五代十国、辽、北宋和西夏 |
(二)金和南宋 |
(三)分裂时期中国人口的新高峰 |
五、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粮食产量的提高与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
(一)元朝和明朝 |
(二)清朝初期至鸦片战争 |
(三)清朝后期至民国时期 |
六、人口指数增长的时期比较、增长原理和限制条件 |
(一)中国历史上人口指数增长的时期比较 |
(二)人口指数增长的基本原理 |
(三)人口指数增长的限制条件 |
七、结论与讨论 |
(4)基于考古学阐释的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营造特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课题研究背景 |
1.1.2 课题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研究综述 |
1.2.2 黑龙江流域古代营造特点研究综述 |
1.3 研究范围及相关概念 |
1.3.1 研究范围界定 |
1.3.2 相关概念界定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论文研究框架 |
第2章 黑龙江流域古代营造特点的考古学阐释框架 |
2.1 黑龙江流域古代营造特点的研究基础 |
2.1.1 人居环境科学和考古学两大理论基础 |
2.1.2 地域性营造特点研究的材料基础 |
2.2 地域性营造特点的层次解构及考古学研究方法 |
2.2.1 地域性营造特点研究的五个主要问题 |
2.2.2 地域性营造特点的考古学解读方法 |
2.3 地域性营造特点的考古学阐释重点及路径 |
2.3.1 地域性营造特点考古学阐释的重要视角 |
2.3.2 地域性营造特点的考古学阐释路径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的时空分布 |
3.1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的数据库构建 |
3.1.1 古代人居遗址数据的采集与筛选 |
3.1.2 古代人居遗址数据库的需求分析 |
3.1.3 古代人居遗址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 |
3.2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的断代分布 |
3.2.1 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人居遗址分布 |
3.2.2 早期铁器时代人居遗址分布 |
3.2.3 成熟铁器时代人居遗址分布 |
3.2.4 发达铁器时代人居遗址分布 |
3.3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的时空分布规律 |
3.3.1 人居遗址的断代分布规律 |
3.3.2 人居遗址的区域分布规律 |
3.3.3 人居遗址的总体时空分布规律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黑龙江流域古代聚落遗址的基址环境 |
4.1 黑龙江流域古代聚落遗址考古概况 |
4.1.1 聚落遗址现状及研究对象选择 |
4.1.2 三江平原汉魏聚落遗址的功能及数量 |
4.2 三江平原汉魏聚落遗址的基址环境分析 |
4.2.1 聚落考古和景观考古方法引入 |
4.2.2 聚落遗址的形态和规模分析 |
4.2.3 聚落遗址的地形水文分析 |
4.3 三江平原汉魏聚落的地景环境及人地关系阐释 |
4.3.1 聚落遗址的组群及空间分布特点 |
4.3.2 酋帮制社会结构与早期国家化特点 |
4.3.3 聚落族群的空间认知和人居模式特点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黑龙江流域古代城市遗址的空间形制 |
5.1 黑龙江流域古代城市遗址的分期溯源 |
5.1.1 城市发展萌芽期:环壕聚落与早期垣壕城邑 |
5.1.2 城市发展成型期:宏大都城与京府州县 |
5.1.3 城市发展高峰期:层级化城市格局延续及戍卫城盛行 |
5.1.4 城市发展衰落期:延用前代旧城为主 |
5.2 黑龙江流域城市遗址的空间格局复原分析 |
5.2.1 王城及都城遗址的空间格局复原 |
5.2.2 大型区域中心城址的平面格局分析 |
5.2.3 防御性山城和军堡的空间格局分析 |
5.3 黑龙江流域古代城市空间形制的地域性阐释 |
5.3.1 城市空间形制的多元性和简略性 |
5.3.2 规模尺度和平面格局的分异性 |
5.3.3 军防和排水性能和的突出性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黑龙江流域古代建筑遗址的构筑技术 |
6.1 黑龙江流域古代木构建筑遗址的分期溯源 |
6.1.1 木构技术探索期:临时营地与半地穴房址的出现 |
6.1.2 木构技术成熟期:地面房址与大木构架建筑的盛行 |
6.1.3 木构技术衰退期:大型木构建筑的毁弃与消失 |
6.2 黑龙江流域典型木构架建筑遗址案例复原 |
6.2.1 小型居住建筑遗址案例复原 |
6.2.2 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案例复原 |
6.2.3 大型佛殿建筑遗址案例复原 |
6.2.4 其它大木作建筑遗址案例 |
6.3 黑龙江流域木构建筑构筑技术的地域性阐释 |
6.3.1 材料选择加工及应用特点 |
6.3.2 木构架的构造技术特点 |
6.3.3 建筑的采暖防寒技术特点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范式的地域性营造文化 |
7.1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范式的考古情境建构 |
7.1.1 渔猎游居范式的考古情境建构 |
7.1.2 农耕定居范式的考古情境建构 |
7.1.3 军防戍居范式的考古情境建构 |
7.1.4 流人客居范式的考古情境建构 |
7.2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范式的演进特点 |
7.2.1 游居范式的衰落与转型 |
7.2.2 耕居范式的泛滥和超载 |
7.2.3 戍居范式的裁撤和消失 |
7.2.4 客居范式的融入和同化 |
7.3 地域性的营造文化观及其启示 |
7.3.1 地域性的自然生态观及启示 |
7.3.2 地域性的人居空间观及启示 |
7.3.3 地域性的营造技术观及启示 |
7.4 地域性的营造文化内涵 |
7.4.1 游居与耕居营造文化的二元并立性 |
7.4.2 营造文化的边缘与中心异质统一性 |
7.4.3 营造文化的多元移植与流变杂糅性 |
7.4.4 营造文化的兼并融合与动态开放性 |
7.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三江平原汉魏聚落遗址信息统计表 |
附录2 黑龙江流域及周边地区的主要渤海国城址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5)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下通州城市遗产保护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术语与概念界定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对通州的研究现状 |
1.3.2 对运河(通州段)的相关研究 |
1.3.3 对建成遗产的相关研究 |
1.3.4 对历史性城市景观的相关研究 |
1.4 研究思路及论文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论文框架 |
第2章 北京与通州的古今关系 |
2.1 京畿制度 |
2.1.1 京畿制度的肇始 |
2.1.2 京畿制度的推行 |
2.1.3 历朝京畿区位的变迁 |
2.1.4 京畿制度的作用 |
2.2 北京与通州的京畿关系 |
2.2.1 元 |
2.2.2 明 |
2.2.3 清 |
2.2.4 近代重要历史事件 |
2.3 明清时期通州的城市特点 |
2.3.1 运河北端 |
2.3.2 京师门户 |
2.4 解放后北京与通州的关系 |
2.4.1 解放后至21世纪初的北京与通州 |
2.4.2 本世纪初至今的北京与通州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通州城市遗产在城市中的作用与地位 |
3.1 通州城市遗产概述 |
3.1.1 基于HUL视角下的城市遗产概念 |
3.1.2 通州城市遗产的构成要素 |
3.2 京师门户 |
3.2.1 沿革与形胜 |
3.2.2 街道:坊里和关厢井巷 |
3.2.3 城池 |
3.2.4 公署/衙署 |
3.2.5 学校/学宫、书院 |
3.2.6 坛庙 |
3.2.7 楼台亭阁 |
3.3 运河北端 |
3.3.1 漕渠河道(遗存) |
3.3.2 桥闸坝 |
3.3.3 仓厂 |
3.3.4 与漕运有关的衙署 |
3.4 其他遗产 |
3.5 本章小结 |
3.6 本章附表 |
第4章 通州城市遗产价值分析 |
4.1 概述 |
4.1.1 遗产角度 |
4.1.2 文物角度 |
4.2 基于遗产OUV层面的价值特征分析 |
4.2.1 大运河的OUV价值特征 |
4.2.2 真实性 |
4.2.3 完整性 |
4.2.4 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OUV的表现 |
4.3 基于文物层面的价值评估 |
4.3.1 历史价值 |
4.3.2 艺术价值 |
4.3.3 科学价值 |
4.3.4 社会价值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通州历史性城市景观的特色分析 |
5.1 历史性城市景观(HUL)的概念 |
5.1.1 HUL概念的提出 |
5.1.2 应用HUL理论的可行性 |
5.2 HUL理论下的城市遗产特色要素分析 |
5.2.1 HUL特色含义 |
5.2.2 构成要素分析 |
5.2.3 要素结构 |
5.3 通州城市遗产的时空特征 |
5.3.1 城市遗产在时间维度上的内容 |
5.3.2 城市遗产在空间维度上的内容 |
5.3.3 通州HUL的时空特色 |
5.4 通州城市遗产特色的表现方面 |
5.4.1 城市地标 |
5.4.2 城市轮廓景观 |
5.4.3 城市格局 |
5.4.4 城市功能 |
5.4.5 城市文化特征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通州城市遗产保护思路 |
6.1 城市副中心规划解读 |
6.1.1 城市规划政策解读 |
6.1.2 当代通州的城市意义 |
6.1.3 基于副中心规划要求和HUL理论下的城市遗产保护 |
6.2 城市地标的保护 |
6.2.1 古建筑 |
6.2.2 古文化遗址、遗迹 |
6.2.3 城市文化特征 |
6.3 城市功能和城市格局的保护 |
6.3.1 街区建筑保护 |
6.3.2 街道格局保护 |
6.3.3 建筑高度与尺度控制 |
6.3.4 基础设施的改造 |
6.3.5 居住人口及居住方式的调整 |
6.3.6 街区功能、性质的调整 |
6.4 城市整体轮廓的保护 |
6.4.1 城市布局调整 |
6.4.2 城市格局保护 |
6.4.3 城市环境保护 |
6.5 本章小结 |
本章附表 |
第7章 通州城市遗产的保护性利用方式 |
7.1 城市遗产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原则、方式 |
7.1.1 利用与保护的关系 |
7.1.2 利用原则 |
7.1.3 利用方式 |
7.2 构建通州城市遗产的保护利用框架 |
7.3 城市地标的保护利用 |
7.3.1 燃灯古塔 |
7.3.2 钟鼓楼 |
7.3.3 八里长桥 |
7.3.4 万舟骈集 |
7.4 城市功能的保护利用 |
7.4.1 商业街:南北大街一线 |
7.4.2 北运河-通惠河一线 |
7.4.3 漕运一线 |
7.5 城市轮廓和城市格局的保护利用 |
7.5.1 通州旧城区——胡同区 |
7.5.2 张家湾古镇区 |
7.5.3 路县遗址考古区 |
7.6 历史城市景观传承与发展中的公众参与 |
7.7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语 |
8.1 结论 |
8.2 创新点 |
8.3 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附录 |
个人简历及在读期间学术成果 |
致谢 |
(6)70年来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研究的问题与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一制度史——中国人口史的基础 |
1. 罗尔纲与何炳棣 |
2. 后何炳棣时代 |
二经济史——围绕马尔萨斯的争论 |
1. 加州学者的分歧 |
2. 其他学者的观点 |
三方法论——历史人口数字的获取 |
1. 人口历史学与历史人口学 |
2. 人口数据获得的技巧 |
四历史人口地理——人口数据与地理空间的挑战 |
1. 移民史研究的多元化 |
2. 人口数据与地理空间的挑战 |
五讨论 |
(7)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及其在西藏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的创新 |
(二)研究的不足 |
第一章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理论来源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 |
一、关于民族平等的重要论述 |
二、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 |
三、关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论述 |
第二节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 |
一、毛泽东关于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 |
二、邓小平关于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 |
三、江泽民关于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 |
四、胡锦涛关于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 |
第三节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重要论述 |
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 |
二、民族团结,是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核心 |
三、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实践途径 |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价值取向 |
第二章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基与历史脉络 |
第一节 各民族共同开拓了中国疆域 |
第二节 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 |
第三节 中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形态 |
一、征伐式强迫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二、联姻式牵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三、易货式刺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四、吸引式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五、避祸式促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第四节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形成 |
一、民族政策保障了各民族权利 |
二、形成了和谐相处的新型民族关系 |
第三章 藏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演进 |
第一节 藏族与其他民族在经济上的交往交流交融 |
一、唐朝时期的商贸往来 |
二、宋朝时期的商贸往来 |
三、元朝时期的商贸往来 |
四、明朝时期的商贸往来 |
五、清朝时期的商贸往来 |
六、中华民国时期的商贸往来 |
七、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支持西藏经济的发展 |
第二节 藏族与其他民族在政治上的交往交流交融 |
一、唐朝时期的政治往来 |
二、宋朝时期的政治往来 |
三、元朝时期对西藏行使了行政管辖 |
四、明朝时期对西藏进行了行政管理 |
五、清朝时期对西藏进行了行政管理 |
六、中华民国时期对西藏进行了行政管理 |
七、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第三节 藏族与其他民族在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 |
一、唐朝时期的文化互动 |
二、宋朝时期的文化互动 |
三、元朝时期的文化互动 |
四、明朝时期的文化互动 |
五、清朝时期的文化互动 |
六、中华民国时期的文化互动 |
七、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保护和发展西藏传统文化 |
第四章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 |
第一节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若干概念分析 |
一、民族及民族关系 |
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民族同化、民族融合的区分 |
四、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科学内涵 |
第二节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基本内容 |
一、民族平等是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前提 |
二、民族团结是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核心 |
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是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主题 |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价值取向 |
第三节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基本特征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政治保证 |
二、坚持维护祖国统一是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最高原则 |
三、坚持各民族共同奋斗目标是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行动要求 |
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精神家园 |
五、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法治准则 |
第五章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在西藏实践取得的成就 |
第一节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
一、促进了西藏经济发展 |
二、提升了西藏社会发展水平 |
三、增强了西藏各族群众互助共生意识 |
第二节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确保了西藏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
一、提升了西藏社会治理工作的水平 |
二、增强了西藏各级政府的服务意识 |
三、增进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感情融洽 |
第三节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构建了西藏和谐的民族关系 |
一、增强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共生意识 |
二、增强了西藏各族人民的互帮共荣意识 |
第四节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推动了西藏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
一、促进了西藏文化事业的发展 |
二、促进了西藏文化产业的发展 |
第五节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提升了西藏各族群众的幸福感 |
一、提升了西藏各族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 |
二、增强了西藏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六章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在西藏实践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第一节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在西藏实践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导致的问题 |
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起的问题 |
三、各民族在文化上存在差异产生的问题 |
四、其他问题 |
第二节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在西藏实践面临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是主要原因 |
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重要原因 |
三、各民族文化上存在差异是直接原因 |
四、其他因素影响的综合分析 |
第七章 新时代西藏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的若干建议 |
第一节 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 |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所谓的“西藏问题” |
二、主动揭批十四世达赖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言行 |
三、维护社会稳定,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
第二节 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维度重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 |
一、强化自身发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二、依托鼓励措施吸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第三节 从藏传佛教的积极因素服务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 |
一、正确认识藏传佛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 |
二、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服务 |
三、发挥藏传佛教文化正能量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第四节 从提升治藏能力和水平的要求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 |
一、依法治理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需求 |
二、依法执政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众心理 |
第五节 从长久发展和稳定的视角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 |
一、解决好统一思想认识的问题 |
二、重视矛盾在发展中的转化问题 |
三、重视民族心理融合的作用 |
四、处理好内外均衡发展的关系 |
五、防止“不教而诛”问题的出现 |
六、处理好“引导”与“规范”的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访谈提纲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8)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国际与历史背景 |
1.1.2 政策与时代背景 |
1.1.3 主要问题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文献综述及评价 |
1.3.1 外国婚姻挤压研究进展 |
1.3.2 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研究进展 |
1.3.3 相关理论与方法 |
1.3.4 研究评述 |
1.4 研究方法 |
1.4.1 理论与文献相结合 |
1.4.2 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
1.4.3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
1.4.4 数理人口学与人口统计学相结合 |
1.4.5 对比研究 |
1.5 论文结构 |
1.6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1.6.1 可能的创新点 |
1.6.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2.1 分城乡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 |
2.2 主要指标 |
2.2.1 全年龄段指标 |
2.2.2 年龄别指标 |
2.3 分解模型 |
2.3.1 未婚男性过剩比分解 |
2.3.2 未婚人口婚配性别比城乡差异分解 |
2.4 标准化分析的分解标准 |
2.4.1 各种分解模型 |
2.4.2 不同分解标准下的分解结果和结论 |
2.4.3 均值分解标准最优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男性婚姻挤压机制分析 |
3.1 性别结构失衡 |
3.1.1 强烈男孩偏好文化 |
3.1.2 出生性别比偏高 |
3.1.3 死亡率的性别差异 |
3.1.4 女性缺失 |
3.2 年龄结构波动 |
3.2.1 总和生育率 |
3.2.2 出生人口规模 |
3.3 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 |
3.3.1 全国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 |
3.3.2 分城乡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 |
3.3.3 分教育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变化分析 |
4.1 全国静态婚姻挤压变化分析 |
4.1.1 男性过剩规模 |
4.1.2 婚龄总人口性别比 |
4.1.3 婚配性别比 |
4.1.4 男性过剩比及分解 |
4.2 全国动态婚姻挤压变化分析 |
4.2.1 非婚男性过剩规模 |
4.2.2 婚龄非婚人口性别比 |
4.2.3 非婚人口婚配性别比 |
4.2.4 非婚男性过剩比及分解 |
4.2.5 平均初婚年龄 |
4.2.6 终身未婚比例 |
4.3 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差异性分析 |
4.3.1 城乡差异 |
4.3.2 区域差异 |
4.3.3 教育差异 |
4.3.4 职业差异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及城乡差异趋势分析 |
5.1 两个重要因素 |
5.1.1 “全面两孩”政策 |
5.1.2 乡—城人口转移 |
5.2 预测参数设置 |
5.2.1 基年人口数据与预测期间 |
5.2.2 分城乡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 |
5.2.3 分城乡出生性别比 |
5.2.4 分城乡死亡水平和死亡模式 |
5.2.5 乡—城转移人口规模与转移模式 |
5.2.6 分城乡初婚发生风险率 |
5.2.7 分城乡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 |
5.3 全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趋势分析 |
5.3.1 全年龄段未婚男性婚姻挤压趋势分析 |
5.3.2 年龄别未婚男性婚姻挤压趋势分析 |
5.4 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城乡差异趋势分析 |
5.4.1 全年龄段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城乡差异 |
5.4.2 年龄别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城乡差异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1.1 全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将先加剧后减缓 |
6.1.2 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的城乡差异先拉大后缩小 |
6.1.3 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快速增加 |
6.1.4 农村“00 后”未婚男性将面临严重婚姻挤压 |
6.2 政策建议 |
6.2.1 促进性别平等,从根本上解决男性婚姻挤压问题 |
6.2.2 高度重视终身未婚男性的养老保障和社会支持问题 |
6.2.3 提高“全面两孩”政策效果,鼓励家庭按政策生育 |
6.2.4 高度重视乡—城人口转移对农村婚姻市场的不利影响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女性的政治地位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1950—2000年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引 言 |
一、数据描述 |
(一)数据来源 |
(二)女性党员比例及其变化 |
(三)性别比的变化 |
二、1950年女性政治地位的长期影响 |
(一)描述性证据 |
(二)基准回归 |
(三)工具变量回归 |
(四)FP50与性别观念 |
三、女性政治地位与个体生育决策 |
(一)基本计量结果 |
(二)稳健性检验 |
结 语 |
(10)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普查(论文参考文献)
- [1]1953:现代人口普查在中国的确立[J]. 陆新蕾. 党史文苑, 2020(12)
- [2]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数字——《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读后[J]. 高敏雪. 中国统计, 2020(11)
- [3]中国历史人口是指数增长吗?[J]. 李玉柱. 浙江社会科学, 2020(11)
- [4]基于考古学阐释的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营造特点研究[D]. 刘文卿.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5]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下通州城市遗产保护利用研究[D]. 单超. 北京建筑大学, 2020(01)
- [6]70年来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研究的问题与进展[J]. 车群,曹树基.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03)
- [7]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及其在西藏的实践研究[D]. 刘琦. 西藏大学, 2020
- [8]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研究[D]. 祝颖润. 吉林大学, 2020(08)
- [9]女性的政治地位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1950—2000年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 游五岳,姚洋. 中国社会科学, 2020(04)
- [10]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