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

一、军人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论文文献综述）

苏玉婷^[1]（2021）在《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切艺术中电影是最重要的和最大众化的艺术,是最能满足和表现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艺术形式之一。在当今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化促使着人民对精神生活追求的不断提高,而主旋律电影在其发展过程中历经蜕变,成为了新时代发展势头迅猛且愈发获得人民喜爱的电影类型之一。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在繁荣我国文化市场和文艺作品的同时,始终发挥着其作为主旋律电影的教育功能,尤其对于人民群众的道德教育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研究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德育功能,要厘清概念维度,筑牢思想根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有着崭新的内涵和特征,开宗明义,厘清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和德育功能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发挥德育功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中西方的艺术教育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以及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都能够找到理论溯源和思想遵循。认真审视和科学梳理这些思想理论是界定研究对象内容构成的理论基础和先决条件。研究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德育功能,要探究内容构成,甄别现实困境。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内含一定价值的德育功能,包括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两个部分,并始终坚持着主旋律电影创作的目标旨归,在多维复杂的孕育环境中不断发挥着德育功能。从现实角度看,目前我国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的发挥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还存在着内容表现失准、发挥力度有限、德育功能失向等问题,必须从国家、社会、电影本身和人民群众这个德育主体等方面多维度探寻原因,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新时代要充分彰显主旋律电影作为文化宣教手段的道德教育功能,就要坚定主旋律电影的社会主义方向指引,完善和改进主旋律电影现有的创作模式和艺术表现手法,加强德育主体的受众素养,通过各方的协同配合,结合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新时代主旋律电影要坚持始终扎根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以其内在的德育功能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进程。

张华珂^[2]（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奉献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我国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重要一环,但是社会的发展仅有奉献这一单纯的理论支撑是不行的,空喊空号、空做样子只会阻碍社会文明进步,这就需要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将自身的奉献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奉献理论与要求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实践中,才能使奉献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真正发挥。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更应当重视奉献意识的养成,通过明确奉献意识的内容和意义,为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奠定基础。但是当前受到各种各样社会思潮的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同时,由于受一些思潮的误导,大学生价值观念逐渐扭曲,奉献意识逐渐弱化,若放之任之,新时代大学生的整体道德水平可想而知,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及“中国梦”的实现都会造成不可预估的负面影响。所以,把握新时代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的内容,剖析新时代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存在的问题,探寻新时代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的实现路径等一系列研究势在必行。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的内涵及意义。首先在“奉献”内涵、“奉献意识”内涵和养成教育内涵的基础上总结了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的内涵,其次确定了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的内容。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内容的明确提出可以避免奉献意识养成教育在内容方面出现偏离等问题,也为新时代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明确了教育内容和方向。最后,从大学生个人修养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三个方面阐释了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的意义,体现了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部分主要围绕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产生影响问题的原因分析展开研究。首先,阐释了新时代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的机遇和挑战,总体来说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的总趋势是积极的,但不乏社会中的负面因素影响,即机遇与挑战并存。其次,根据当前现状及相关调查数据阐释了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教育理念重视不够、教育内容与现实脱轨、教育方式形式化以及学生排斥心理等方面的问题。最后,针对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存在的问题,从学校对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以及社会、家庭、学校的不良风气,这四个方面分析了致使当前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产生问题的原因。第三部分主要针对新时代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存在的问题,从学校层面探讨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从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出发进行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这有助于从学生自身心理层面出发为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奠定良好基础;二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主渠道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含括了奉献意识养成教育,通过抓好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深化学生对奉献意识的认识与认同;三是开展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的校内、校外实践活动,通过校内身边榜样的感染,潜移默化学生自身的认知与行为,加之校外志愿服务活动的保障,有助于大学生的奉献意识实现真正外化;四是完善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的激励机制建构,及时的反馈与激励有助于使学生体验到奉献意识养成上的满足感,进而吸引学生接受奉献意识养成教育;五是实现学校、家庭、社会、个人的教育合力作用,通过优化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的总体环境,帮助学生实现知情意行、全面和谐的发展,进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道德高尚的时代新人。

徐锋^[3]（2020）在《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资源,对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传播和认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亟需挖掘并弘扬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中的道德精髓和思想价值,以期让中华民族灿烂的东方文明在全世界传播。鉴于此,本文拟从传统武德思想的发展脉络开始,在探索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演变历程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把握规律并以史为鉴,汲取优秀的思想道德精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服务。本文主要围绕以下思路展开论述:首先,厘清“武德”、“传统武德”概念的缘起、内涵及武德思想的实质;其次,梳理各个历史时期最突出的武德思想内容及其特征,以及在传统文化的视域下,以少林和武当两个文化流派作为案例进一步分析传统武德思想的内容及其特征;然后,通过对传统武德思想的梳理与分析,对传统武德思想进行历史评判和价值重估;最后,揭示和弘扬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当代价值。基于此,本文研究观点主要概括如下:第一,武德概念最早萌芽于古代人类生存生产的劳动,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逐渐形成与发展。早期的“武德”与军事发展脉络相契合,既存在于彼此交融的个体与集团间,又分别存在于内涵各异的个体武德和军事武德中。个体武术武德或民间武术武德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传统武德既指传统的武德,又指武德的传统。传统的武德主要指历代存留下来的武德伦理思想、制度和规范,而武德的传统主要指从古延续至今、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武德伦理传统,囊括实践领域和精神领域,其实质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传统武德思想的实质涵盖所有与“武”有关的思想品德内容,包括道德自觉、行为规范和精神价值等。第二,不同历史时期,武德思想内容和文化特征不同。本文以古代历史上武德文化特征明显、武德思想鲜明为分期理念,把武德思想的发展分为先秦、盛唐、宋元、明清四个主要时期。先秦经历了历史上重要大变革,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争鸣,思想大繁荣大发展,“尚礼、尚谋、尚侠”是当时主要的武德思想内容。盛唐时期,唐王朝的开明政治与繁荣经济为社会形成崇武尚侠风气打下基础,“以武壮志、以武立志、以武言志”成为当时武德思想的主要内容。宋元时期,在“崇文抑武”国策的影响下,导致民间习武结社规范化、民间武术表演娱乐化特征明显,从而推动武术审美思想的伦理变迁。明清时期,明代的兵家思想为武术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清王朝对民间武术的镇压使民间秘密结社和清规戒律兴起,武侠小说中侠者形象的塑造使侠者们行侠天下,镖师们侠骨义胆的高尚武德使镖局和镖师们镖行天下。第三,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墨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之根。儒家的仁爱、道家的阴阳、佛家的禅定、墨家的侠义等思想,在传统武德思想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具有明显地域文化特性的中国传统武术,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传统武术文化流派及特征,少林功夫和武当武术是其中的典型。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发展,形成少林功夫修禅悟道的武德传统。道教文化与武当文化的相互影响,形成武当武术养生修道的武德传统。少林武德与武当武德,形象反映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特征。第四,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反映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以中国文化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形成了一套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教育意义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仁爱为本的伦理核心、贵义轻利的价值导向、尊师重道的礼教风尚、忠诚守信的精神节气,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优秀传统。由于历史局限性造成传统武德思想的封闭性、神秘性和虚幻性等消极因素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中的糟粕,要加以批判和改造。因此,要使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发挥时代价值,满足现实需要,必须要对传统武德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坚持武德思想的仁勇结合、内外相应、古今相继和真善相随。第五,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经过近百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自觉”后,留下优秀的武德思想内容和独特的精神内涵,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重要价值。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挖掘与弘扬,有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内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优势,构筑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路径,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视野。应积极发挥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内容优势、融入优势和传播优势,让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和共享,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王海霞^[4]（2019）在《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保证、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它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结晶和升华,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以及我国历代党的领导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精髓要义,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经验教训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为什么加强和怎样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等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探求意识形态教育规律的过程中,对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原则、方针、内容、途径、方法等进行客观认识和安排部署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作为主要创立者,对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教育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根本要求,具有固本铸魂的重要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还针对党员干部、学生、农民、军人等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具体目标;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提出“四个讲清楚”、“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坚定“四个自信”等意识形态教育具体任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是四个“服务”,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原则,习近平主要提出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坚守意识形态教育阵地、遵循意识形态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等原则。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习近平认为,意识形态教育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史国史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习近平倡导并使用了宣传教育法、舆论斗争法、辩证分析法、示范警示法、滴水穿石法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途径,习近平主要从宣传教育、制度建设、教育队伍建设、重要支撑构筑等方面阐述了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在宣传教育方面,他主张正面宣传教育和舆论斗争相结合、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教育和分层分类教育相结合、教育“软约束”和制度“硬措施”相结合等,在制度建设方面,他主张建立健全宣传教育体制机制、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意识形态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意识形态教育相关法规等,在教育队伍建设方面,他主张选拔和任用优秀教育人才、加强教育队伍培训和管理、增强教育者自我教育能力、加大对教育者的考核激励力度等,在重要支撑构筑方面,他分别从话语支撑、理论支撑、文艺支撑、环境支撑等方面构建起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支撑体系。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具有丰富意蕴、重要价值和鲜明特征。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蕴含丰富的哲学意蕴,体现了深邃的哲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主张寓言于教,在形象生动的话语隐喻中彰显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方面,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实践方面,它为促进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供行动指南,为解决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提供科学方法,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创新提供方向指引;最后,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贯穿始终,使其显示出独特而辩证的特征,实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整体性和针对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王茜^[5]（2019）在《习近平关于德育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德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当前德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情况,提出了关于德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不仅丰富了我国的德育理论内容,还创新了当前德育工作的理念,同时也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德育工作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德育的重要论述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当前的德育建设,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以及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关于德育的重要论述是一个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思想内容,其有着特殊的提出背景和丰富的理论来源,习近平关于德育的重要论述是在新时代和他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习近平关于德育的重要论述的思想来源,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德育思想、党的历代领导人的德育论述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依据这些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创新性的发展了关于德育的重要论述,主要包括:德育地位、德育目标、德育内容以及德育方法等四个方面。具体来讲,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德育的首要地位,增添了德育的新内容,指出了德育的新目标,提出了德育的新路径,这些内容为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指南以及价值方面的引领。从理论价值方面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的德育论述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共历代领导人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德育思想的同时,也对这些思想来源进行了发展和创新;从实践价值方面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的德育论述对指明新时代各行各业德育工作的方向、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推动“中国梦”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严海^[6]（2019）在《幸福德育论》文中研究说明幸福引人类执着求取,人生无处不在追求幸福之中。感性主义幸福论视快乐为幸福,认为幸福在于欲望的满足与快乐的感受。理性主义幸福论则关注幸福与道德的联系,主张幸福是人的道德发展完满。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深刻。感性主义幸福论“快乐即幸福”的观点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易为常人所接受,但经验性的东西阐明有关幸福的问题必定会受到诘难,幸福可以呈现出快乐的情绪反应,但快乐不能等同于幸福,一味追求快乐必然走上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歧路。理性主义幸福论将幸福预设于人的道德完满之中,体现出逻辑张力,但形成的结果则往往是追求者众实现者寡,人们在尘世生活无法实现幸福继而寄托于彼岸世界获得,这就致使幸福披上了虚幻的外衣。感性主义幸福论和理性主义幸福论对幸福的理解是各执牛耳,都自认为找到幸福的真谛,后继者也往往囿于自身的立场责难对方的观点,体现出各自的局限性。对于幸福的完整理解应建立在对两者的批判与继承之上。幸福是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愉悦的心理感受,既有感官层面的积极情绪反应,也有心理认知层面的价值判断,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物质幸福是基础性的,精神幸福则具有至上地位。人是精神性存在,人对精神幸福的追求不仅让人的物质生活获得了真正属于它的生命根基,同时也为人的存在确定了永恒价值。幸福是生活的目的,是人的一生、一切行为活动的终极目的。追求幸福是人的自然属性趋利避害、近乐远苦的本能反应,也是人的社会属性求善避恶、人之为人的精神诉求。实现幸福的方法包括知识、才能、道德、财富等,其中道德最为重要。基于“德得相通”,道德牵系物质幸福;源自“德福一致”,道德关涉精神幸福。道德是创造幸福的核心能力。目的与方法的双重观照,体现出德育与幸福密不可分,同生活水乳交融。反观现状,德育目的预设附着了社会本位的理论烙印,德育按照社会的需求培养人、塑造人,强调伦理灌输、道德规训,以社会利益来取代个人利益,缺少了对人这一教育主体应有的人文关怀,与幸福渐行渐远。在学校德育实践中,以知识为目的、分数为目的知性德育、应试德育长期泛滥,使学生沦为知识工具、考试机器,割裂了德育与生活的联系,其以牺牲当前生活为代价来换取未来的幸福,造就了德育现实的困苦,与幸福背道而驰。德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形态,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育人活动,因而更需要去关涉人的幸福,更不能背离幸福这一终极价值。为了幸福,既是德育应然的价值追求,也是德育实然的生活回归。德育目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幸福作为德育的目的体现出终极性、统摄性的特点,它并不否定德育的其它目的及其包含的种种具体目的的存在,而是统摄它们的价值追求。换而言之德育的其它目的及其含括的种种具体目的必须符合幸福这一终极价值,它们的预设必须以幸福旨归、置于幸福的观照之下。德育对幸福追求存在两种路径:一是把幸福作为一种有待于教、有待于学的目标、内容,即“教幸福、学幸福”,“幸福德育”意即幸福观教育;二是把幸福作为德育过程中师生的情感体验,把德育当做幸福的事情来做,于此“幸福德育”就是“幸福地教、幸福地学”。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讲,这两种路径应该是统一的。幸福既是德育的目的,同时也应贯穿于德育过程。德育本身蕴涵着理性、良善等诸多幸福元素,并且教育即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准备,德育追求幸福的过程也是激发德育本身幸福元素活力的过程。实现目的与过程的内在融合,幸福德育承载这种理想,表达着这种努力。从广义来说,追求目的幸福与过程幸福相统一的德育即幸福德育;具体言之,幸福德育是以幸福为目的,在德育活动中培养学生幸福能力,促进学生道德成长,观照学生幸福学习,引导学生建构幸福生活的过程。德育对幸福的作为当以建构和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引领人过何种幸福生活为价值先导。这种幸福生活是基于物质生活又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面向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生活的可能生活。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想拥有自身的幸福但不一定均能实现,幸福归根结底要靠能力去获取,培养人的幸福能力是幸福德育的要务。德福一致的幸福观教育、积极情绪体验、道德素养提升促进学生认知、感受、创造幸福能力的形成。幸福德育不仅为学生未来幸福奠基,同时也观照当下。德育要成为幸福的事业,自身必须充满幸福,使人能够在德育过程中真切感受幸福。关怀型师生关系、生活取向的德育内容、体验型学习模式、多元积极评价使德育活动充满幸福的元素,润泽学生幸福成长。人的道德感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幸福感形成的过程,道德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学生幸福学习的过程。学生既是幸福的体验者,又是幸福的分享者。幸福德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在交互中前行。W市六小自“十二五”以来,积极探索幸福德育模式,努力让学生享受教育的幸福。该校以“呵护金色童年,奠基幸福人生”为办学核心理念,建构幸福德育同心圆实践体系,用爱心真情创造幸福、传递幸福、守望幸福,在学生道德成长中提升学生幸福感。该校幸福德育的探索验证了幸福德育在实践层面的可行性,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幸福德育引领人建构幸福生活,培养人幸福能力,关照人幸福发展,呈现“生活→幸福→道德→教育”的理路。其革除了传统德育对幸福的遮蔽,消解了德育实效不佳的现实难题,契合了当代德育发展的需要。人在认识、感受、创造幸福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追求幸福之路也就是道德践履之路,实现幸福生活目的也就是实现人之为人、人为何人的价值。于此,人生也就具有了无上的意义,幸福德育也就具有了无上的意义。

林国宏^[7]（2018）在《新时期我国军人道德修养的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军人道德修养的培育是我军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一,它是由我军的性质和根本宗旨所决定的,不仅关系到人民军队绝对听党指挥的根本性质不变更关乎人民军队永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改变,进而关系到人民军队职能的顺利履行。在新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军人的道德建设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机遇,网络时代爆炸式的信息传播为军人道德修养教育带来了前所未遇的新问题及新情况,因此军人道德修养建设要加强政治责任感及时代紧迫感。

由春桥^[8]（2020）在《孙中山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认为近年来,在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的影响下,价值观交锋日益激烈,道德滑坡和道德困境愈加突出和明显,在社会的某些领域,一些诚信缺失和道德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社会道德问题日益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挑战的今天,大力加强现代德育建设已经是一项时不我待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当前加强现代德育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认真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革命家和理论家,孙中山提出了许多进步的德育观点和主张,当前整理和分析孙中山的德育思想,并充分挖掘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以文献研究法为主,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为辅,以孙中山德育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孙中山文献的研究,同时运用计量分析,用可视化的手段把握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理清学理脉络,认真分析了孙中山德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梳理了孙中山德育思想的来源及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初步归纳和凝练了孙中山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即孙中山德育思想的要旨——“立志学说”、孙中山德育思想的核心——“启发爱国说”、孙中山德育思想的精髓——“革新道德说”、孙中山德育思想的追求——“改造人心说”、孙中山德育思想的新视角——“团体意识说”。本文总结了孙中山德育思想的基本特征,阐述了孙中山德育思想的深远影响,分析了孙中山德育思想的局限性,结合当前德育建设的实际,阐明了孙中山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立志学说的当代价值,即树立远大志向、求学首在立志、根据国情立志、立志有大作为、立志重在实践;启发爱国说的当代价值,即培养爱国精神、弘扬家国情怀、培育爱国人才、凝聚爱国力量;革新道德说的当代价值,即弘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吸收“平等、博爱、互助”;改造人心说的当代价值,即培养“兴趣”之心、培养“独立”之心、培养“冒险”之心、培养“乐观”和“坚韧”之心、培养“勇气”和“决心”;团体意识说的当代价值,即树立“集体精神”、恪守“行为正大”、遵守“公共规范”。当前,孙中山德育思想还远远没有过时,在当前全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背景下,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李明建^[9]（2016）在《“新生活运动”的伦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华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于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发起,旨在通过改变国民不合时代要求的生活习惯,恢复固有道德和民族精神,最终复兴民族的一场道德“运动”。这一“运动”从国民日常生活入手,寻求道德建设的有效路径,按照礼、义、廉、耻的要求,推动民众生活的变革。“运动”历时十五年,民众广泛参与,成为民国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事件。“运动”发起者观察到当时中国国民基本生活中存在着道德失范现象,试图掀起一场生活的“革命”来塑造“新”人。这场“运动”,努力探索了道德建设“自下而上”的路径,极富特色。虽然新生活运动最终衰败并且无果而终,但是这一“运动”对于当下的道德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文从道德哲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和伦理“运动”中的道德生成与发展两个问题切入,分析了研究的理论基础。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西方现代伦理思想等方面探析新生活运动的伦理思想基础。论文分析了新生活运动中“礼义廉耻”这一道德准则和衣、食、住、行及其它生活方面的道德要求,阐述了新生活运动的伦理特征。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如“清洁”、“规矩”运动,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三化”运动,春季种植运动、夏季卫生运动、秋季节约运动、冬季救济运动等经常性重要工作及战时特殊运动等,在促进民众的道德养成上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新生活运动的道德实践中,公务人员、青年学生、妇女是重点人群,他们还为“新生活”的推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新生活运动的道德推进方式表现为以充分的宣传引导来提高道德准则的认同度、以严格的检阅奖惩来实现道德践行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以突出典型和重点发挥道德榜样的示范效应。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效果未能达到发起者的预期目标,最终走向失败。但“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道德成效：一定程度上公民道德素质得以提升,一定区域里民众道德生活发生变化,一定时期内国民爱国意识得以加强。新生活运动最终失败的伦理原因包含未考虑伦理精神动员背后的物质基础、“运动”的道德理论准备不足、执行人员的道德行为示范性不足、道德变革与其他变革不同步等。在对新生活运动的伦理反思中,本文认为在道德建设的路向变换上要实现单向的“自上而下”到双向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借助日常生活开展道德建设。在道德建设的范式转换上要实现从注重宣传灌输到借助一定形式的“运动”,辩证看待“运动”的作用,运用“运动”提升道德建设的效果。

刘霞^[10]（2016）在《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公民和公民教育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公民及公民教育是一个外来词,它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家引入和借鉴西方公民教育,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的进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民教育进行得如何,需要我们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在国家颁布的法律、政策和文本之中。母语教科书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了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文本呈现。所以,本研究选取母语教科书作为研究中国公民教育的分析文本,旨在分析自公民教育引进中国的百年来,母语教科书传递了什么样的公民文化,塑造了什么样的公民形象,以及怎样传递这些文化,怎样塑造这些形象,这些公民文化和公民形象对中国公民教育产生何种影响。借助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分析,反思中国公民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的理想体系。本文依据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考察:第一阶段:1904—1936,这一阶段是西方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时期,也是公民教育的萌芽期和快速发展期,其目的是以公民教育改造国民性。在20世纪初期,公民教育的引进、传播与母语教科书的编写、使用步调一致、诉求一致。公民教育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的母语教科书中就有萌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主、共和、平等、权利等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理所应当地编写进“共和国教科书”中。此时的公民教育重视公民性的宣扬,结合了时代的诉求,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参与。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由学习日本转为学习美国,并仿效美国的课程设计,学校开设“公民科”,编写公民读本,美欧的公民教育思想通过母语教科书得以广泛传播。之后,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等取代公民教育,虽然遭到抵制,但此时的公民教育已受到蒋介石政府“巩固政权、寻求认同”等政治意图的干扰。加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外辱,公民教育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国情。故而,中国公民教育开始偏离正途,出现了政治化的前兆。第二阶段:1937—1949,这一阶段因为战争的需要,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公民教育陷入了低谷。在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重视公民教育与抗战教育融合,为抗战服务。此阶段,公民教育成为抗战的动员工具。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公民教育要求个体将自由和权利全部贡献给国家,母语教科书成为号召特殊时期公民爱国报国的宣传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强调民主、平等的思想,但国民党为巩固现有政权,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强调公民的国家认同;共产党为了建立新中国,反对并在教科书中解构封建落后的传统文化,反对现有政权,为建立新政权服务。第三阶段:1949—1976,这一阶段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权、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公民教育被“人民”教育、“接班人”教育所取代,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人民”教育是高度政治化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强调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强调教育的政治使命。因而,此阶段的母语教科书中强调政权认同,强调无私奉献,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在“文革”期间,“人民”教育被异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宣传虚假民主,践踏传统文化、反人性,也错误地判断了时代诉求,使公民教育走向了异化,成为政治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第四阶段:1977-新世纪,这个阶段是我国公民教育的恢复和重建期。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民主社会的建设和法治的完善,公民教育的外部条件日益成熟,从而催生了新时期公民教育的觉醒。此阶段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公民爱国以及公民合作,公民榜样也变得丰富多样。尤其是新世纪,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涉及到了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民品质,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的一致性,并以知识作为公民美好生活的内在价值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传统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开放的心态也使得西方公民精神在公民教育中得以呈现,并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相结合,公民教育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良性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公民教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基于人性的公民性、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诉求和植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公民性、政治诉求和传统文化,成为了对公民教育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中国的公民教育,必须符合公民性的人性本质,立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文化,面向中国问题,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正是基于此,本文最后提出了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体系的构想。

二、军人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军人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关于德育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幸福德育论（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我国军人道德修养的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孙中山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9）“新生活运动”的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军人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研究[D]. 苏玉婷. 兰州大学, 2021(02)
• [2]新时代大学生奉献意识养成教育研究[D]. 张华珂.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3]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D]. 徐锋.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1)
• [4]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D]. 王海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习近平关于德育的重要论述研究[D]. 王茜.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6]幸福德育论[D]. 严海.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7]新时期我国军人道德修养的建设研究[J]. 林国宏.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18(36)
• [8]孙中山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由春桥.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9]“新生活运动”的伦理研究[D]. 李明建. 南京师范大学, 2016(12)
• [10]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D]. 刘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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