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宪法概念

一、宪法概念的新观念（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指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许多娇^[2]（2021）在《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95年至1911年的晚清时期,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呼吁进行大众动员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小说因其通俗易懂、受众广泛,被认为具有群治功用。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是,考察林林总总的晚清小说是如何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的,以及晚清小说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时出现了哪些主旨之下的变奏。第一章讨论民族主义思想与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以及晚清知识界对小说群治功用的强调。晚清的群治观念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群治观念影响了对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众多知识分子都从相同或相近的理念出发,把小说的政治功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知识分子对小说寄予的热望,无疑是助推晚清小说创作高峰到来的重要推动力,发挥群治功用成了许多晚清小说的创作主旨。但在具体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所表达出的群治观念要比政论文章或小说理论中所探讨的群治观念更为复杂和多元,既有对群治这一主旨的细化,又出现了主旨之下多声复议式的变奏。第二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晚清诸多小说都存在对公众道德的批判,对革新民众思想和观念的期盼。尤其在面临1895年之后的危局时,晚清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了社会的病态,道德堕落被认为损害了社会活力,国家思想缺失被认为影响了合群,观念愚昧落后被认为影响了社会发展,虚假维新则成了多方面问题的集合式展现。晚清小说家们希望通过批判道德状况,呼唤生成国家思想,批评落后观念,发挥小说的刺激作用,推动公众道德、思想、观念的内在重塑。甚至为了达到刺激作用,个别作者不惜在小说中故意夸大晚清社会的弊端和扭曲真实的社会道德状况。在晚清小说家那里,国家思想的塑造、新观念的养成,基本上需要通过引入西学、学习域外经验来完成,而道德重塑则更多指向儒家道德准则的践行与恢复。第三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这是晚清小说家们为推动群治对个体外在重塑的思考。晚清鸦片泛滥、女子缠足等问题被认为不仅损害了个人身体,也损害了国家肌体,通过体育、体操等规训与重塑国民身体因此和国家强大紧密关联在一起,尚武精神、侠客精神与冒险精神的提倡是对身体叙事的进一步演绎。在晚清小说中还有大量关于女权的论述,但女权在晚清小说家那里主要是群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为使女性与男性担负起同样的国家责任。晚清小说家还喜欢塑造英雄,从民族主义叙事来讲英雄的塑造应该指向英雄群体,但在晚清小说文本中,英雄叙事往往塑造的都是被神化的个人英雄,希望以个人英雄完成救国壮举。身体、女权与英雄叙事都服务于群治思想,但细剖文本我们又会发现一些吊诡之处,比如有的女权小说仍在闪现男权的影子,新式英雄的描摹却又有复制传统帝王将相传奇叙事的痕迹,形成了群治主旨之下的变奏。第四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1895年后的晚清政府,已经在知识分子那里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君主专制也已面临诸多批判。晚清小说在倡导群治时亦多畅想进行实质性的政体变革,这也是群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当时多元社会思潮与复杂社会现实影响,晚清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言说政体变革时,一定程度上充满了犹疑、徘徊。一方面因晚清小说家大多属于改良派,支持立宪成为很多小说在政体言说上的共同立场;另一方面,不少小说家又认为当时民众的政治素养难以达到立宪所需程度,因此又不断强调塑造国民应当先从自治做起。当一些小说家对现实政体变革充满无奈时,他们又开始在乌托邦小说中塑造理想政体。而设想理想政体时,君主制思想的残余、殖民思想的引入,却在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从小说文本中流露出来,使对政体变革的言说又呈现出了变奏。第五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观念。这几种观念生发于群治观念,却又是群治观念的悖反。在排满小说中,或因于对民族主义内涵的曲解,或因于对推翻专制王权的功利主义诉求,华夷之辨重新出现,把“群”的边界变得狭隘和窄化;在种战小说中,晚清小说家基本都认为黄种人与白种人终有一战,黄种应该联合,尤其同属黄种的中日两国应当亲近,小说家笔下“群”的边界又超出了中华民族范围或中国范围,黄种之群不再是群治最初所指的国家之群;在乌托邦小说中,作者们大多认为群治的终点并不是中国自身的强大,而要经由中国的强大走向世界的联合,倡导世界主义,迎来大同世界的实现,但在大同世界叙事中,国家边界消失,种群分别不再具有意义,小说的群治功用也同时被消解。

靳冠辉^[3]（2021）在《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后伴随着“和平宪法”的颁布,日本确立了“和平国家”的身份,并且在日本国内形成了浓厚的“反军国主义规范”。在很长时间里,日本社会对于自卫队海外派兵一直持比较消极的态度。结合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消极认识,以及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日本社会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日本政治精英是如何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进而推动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本研究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为研究对象,在基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中关于“身份”与“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心理学派的身份建构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而搭建了一个以“身份建构升级”与“规范退化加速”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思路,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现象进行了详细分析。本研究重点考察和分析了在“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及“反军国主义规范”的约束下,日本政治精英在基于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强烈自尊需求的驱动下,而通过自主建构“国际和平贡献者”的身份、“国际安全守护者”的身份及“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促使原有的“反军国主义规范”不断退化,进而实现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不断扩大。通过本研究的分析,不仅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整体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且还进一步解释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加速扩大化的进程特征,重点突出日本保守政治精英披着“和平”的外衣而欲重新塑造日本社会及国民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改变自战后以来所形成的“反军国主义”安全认同,进而实现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日本政治精英通过这样不断的身份建构过程,不仅重塑了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角色认知,同时还丰富了日本自卫队的功能与作用,从而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促使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从一种消极、谨慎的态度逐渐转变成一种认可与接受。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逐渐消除了日本国民心中“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不符合‘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建构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新认知。其目的就是为了想要重塑“和平国家”的身份,营造一种“和平国家”的身份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充满大国博弈与权力竞争世界”的“氛围”,从而为未来继续推动自卫队海外派兵,甚至修改“和平宪法”奠定基础。最后,不可忽视的是,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仅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恶劣影响,而且还严重破坏了“和平宪法”的立宪精神,使得本已远离战争的日本社会及国民逐渐卷入冲突与战争的风险之中。

王枭^[4]（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杨洋^[5]（2021）在《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时代文明进步的体现,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保障残疾人权益平等,让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社会对残疾人的教育关注十分有限,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特殊教育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产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和完善。基于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背景审视、内容考察、影响因素分析与特点归结以及对发展历程的评析与启示思考的探讨与研究,为当代中国特殊教育的本土化发展累积经验、提供借鉴。论文以历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从特殊教育各时期具体的内容入手,以全局和局部相结合的方式,描绘出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图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比较研究法等,探索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中积累了何种经验,并对历史进程进行分析解读,以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清末特殊教育的滥觞与起步。主要探讨了自西学东渐伊始,社会有识之士对特殊教育的舆论宣传及教会特殊教育机构建立所经历的初期探索历程,具体包括特教师资培养、特殊教育课程体系建立与教学方法移植、学校的经费来源以及生源和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清末特殊教育的初创历程进行描述,分析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受哪些外界因素的影响,揭示其发展背后的推动力。第二章民初特殊教育的规范化发展。国家通过制定教育宗旨、划定特殊教育的行政管理来确立特殊教育在学制体系中的地位,对特殊学校的管理发挥着若隐若现的作用,特殊教育开始逐渐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同时,特殊学校的办学实践有了新的起色,在特教师资培养、课程教学、经费来源等方面趋向正规学校发展,生源和学生就业也较原来有了较大变化。第三章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转型渐变。随着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统一,教育行政也趋于稳定,政府除了制定特殊教育宗旨和对其进行教育行政管理划分外,开始加强对私立特殊学校的立案监管。同时,义务教育政策的完善,卫生教育、慈善救济政策的强化实施,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辅助推动作用。特殊教育的师资培养、课程设置、语言教学、办学经费等方面“中国化”的色彩愈益浓厚。第四章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挫折复兴期。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给本就薄弱的特殊教育事业重创一击,但在民族生存危机意识强烈的时代背景下,受过教育的残疾人接手开办特殊教育的重任,政府在保存和发展特殊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特殊教育事业得以存续。战后,政府对特殊教育制定了相对完善的规划,但受政局动荡影响并未实施。不过,特殊教育在民间推动与政府引导的合力作用下,特教师资培养专业性逐渐增强,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日渐规范,经费来源也逐渐有了稳定的保障,特殊教育逐渐向制度化的方向迈进。第五章在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历程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影响特殊教育发展的内外因素,来揭示其自身与所处环境的互动关系。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大环境的更迭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特殊教育自身功能的转换,人本价值的逐渐突显,以及适应本土发展的自我调整,也是促成其具有独特发展态势的关键因素。在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清末民国时期的特殊教育显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发展的重要时代标识,更有助于厘清特殊教育的发展思路。第六章从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辩证地评析特殊教育发展的经验和局限性,并以史为鉴,探索当前特殊教育发展的方向,即拓展特殊教育观念视角,社会融合与自主发展并举;加强特殊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优化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资专业化发展;丰富特殊教育课程教法内涵,把握借鉴与创新合理尺度;扩充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凝聚多元力量均衡发展,这些经验可以为当下特殊教育体系的充实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

吴恩远^[6]（2020）在《俄罗斯首部国家历史教科书新观念评析》文中研究说明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俄罗斯教学领域思想混乱,影响到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俄罗斯政府从2007年开始着手编制国家统一的历史教科书。2016年,根据《历史教学方法新观念》编制、经国家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俄罗斯历史10年级教科书》正式出版。教科书论证了伟大十月革命爆发的客观必然性;对苏联建立的历史意义给予正面评价;把"斯大林模式"定性为苏联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认为苏联如果选择正确的改革道路,可以避免解体。

何伟楠^[7]（2019）在《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文中认为选择性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个显着而重要的特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译介,是学界讨论选择性传播现象客观存在的主要论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选择性传播,是“侧重性选择”与“共识性选择”的统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被中国人民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是从包括朱执信在内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各有侧重的译介,到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最终由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但是,学界在早期传播史研究中,存在以朱执信最终并未信仰马克思主义为由而质疑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作用和贡献。这里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传播主体的界定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是否具有自觉意识性两方面的争议上。为此,需要从选择性传播的“传播”概念进行重新理解,从传播主体译介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去考察其自觉意识性的问题。以传播学理论理解选择性传播的“传播”概念,会产生传播效果在表述上的矛盾。因为五四运动时期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阶段,但是对于当时参与译介、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朱执信等人,又基于其最终未能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不认可其行为是传播,这就使得传播效果难以与公认的广泛程度形成逻辑自洽。而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认为,“传播”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交往。其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力量综合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对“传播”产生影响的观点,能够为解决选择性传播的“传播”概念争议以及探究传播原因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对选择性传播研究的启示在于,价值观念是个人选择的直接依据,而个人的价值观念则是以国家需要为基础,由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综合作用而形成。归根到底,这种综合作用下的选择,是所在地区与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根据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对选择性传播研究的启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来探究其选择的原因。第一是辛亥革命时期。朱执信能够率先向国人介绍马克思其人并译介其着作,主要是基于反对满清政府专制统治的革命需要,同时将实行“社会革命”作为预防未来可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举措。其中西方“平等”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的“革命”“均贫富”价值观念的综合作用,使其能较快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时也因强调“平等”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所保留,因而只能是有选择地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第二是民国初建时期。朱执信不再提及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基于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试验“民主共和”制度能否在中国顺利实行的需要。原属于“社会革命”范畴的马克思主义,让位于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革命”。其中“进步”“民本”“民权”等价值观念,使朱执信将关注点聚焦在人民素质与国家进步的问题上,而忽略了对西式“民主共和”制度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批判。第三是五四运动时期。朱执信重新提及马克思,并且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思考中国社会问题,主要是基于五四运动所引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反帝反封建”需要。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国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择。其中实用主义、“进步”价值观念与此前的“平等”“民权”等价值观念的综合作用,引起了朱执信对工人阶级的关注,因而重新思考阶级斗争理论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同时也因为西方所谓的“平等”“良心”观念以及中国传统“大同”观念的综合作用,使朱执信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保留。以精神交往论研究朱执信这三个阶段的表现,能从理论层面回应学界关于传播主体的自觉意识性争议。即使朱执信最终并未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译介,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一种积极的历史作用。值得思考的是,这种作用使朱执信能在特定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同时始终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保留,甚至也会在一段时期内失去兴趣。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辅助作用下,建构了一种规避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即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这是由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小农经济关系并存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种意识形态幻象使朱执信认为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而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以彻底的革命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做法,只能在三民主义的框架中,对马克思主义以选择性译介的方式进行补充。

查建友^[8]（2019）在《文化发展活力论》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发展活力是影响文化强弱盛衰的深层次因素。本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顺应时势,创设条件,最大限度激发文化发展活力,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复兴中华文化,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本文的中心思想,要言之,文化主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促进的实践论,即文化主体与社会环境是影响文化发展活力的两个基本要素,它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相互作用、有机统一,制约着文化发展活力的强弱盛衰。全文包括绪论、正文九章（分三大部分）和结语。绪论阐述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逻辑架构,以及研究的可能创新点。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多维动态地界定文化发展活力概念:基本含义、表现形态和历史经验。第一章对论文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论文中的“文化”涵盖了人们的一切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包含两个层次:浅层次是指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它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可称为“观念文化”;深层次是指文化实践活动、精神生产活动,它是产生观念文化的基础,属于社会实践、社会存在范畴,可称为“实践文化”。文化发展活力是促进文化兴旺发达的生命力,它集中体现为文化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生活的丰富性特别是文化创新,并能够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它受到主体状况、社会环境最终是社会实践的制约。第二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表现形态。文化发展活力的直接性表现是文化的供给与需求、主旋律与多样性、稳定性与变易性三个方面。在创造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中推动文化互动循环、供需两旺、发展繁荣;在主旋律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合理张力中,文化健康发展、长盛不衰;在稳定、变易再到新的稳定、变易……的循环往复状态中,文化生生不息、朝气蓬勃。文化发展活力的深层次特征是:文化主体的能动性,人民文化生活的丰富性,文化的创新性,文化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文化发展活力说到底是文化主体的活力,主体的能动性即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主体状态,文化丰富性特别是文化创新则是主体活动的产物、产品,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是根本目的、价值旨归。它们在逻辑上应当是由主体到产品、由文化整体状态到核心要素、由文化自身到社会大系统的逐步展开的过程。第三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历史经验。论文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和苏联的文化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总结、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发展得失,提炼出具有普遍性（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又兼顾特殊性（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规律）的历史经验教训,如文化发展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文化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文化发展与文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问题,等等。第二部分包括第四、五、六章,深入分析决定文化发展活力的基本因素:主体基础、社会条件和实践生成。第四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主体基础。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构成的“人民”,是文化发展活力的主体——文化的生产创造主体、传播传承主体、消费享受主体、评价裁判主体。从根本上来看,文化发展活力根源于主体的文化生活需要,集中体现为文化自由:人民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不违背法律（良法）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享有文化的创造、传播、享受和评价的自由,文化活力的本质特征是文化主体的自由;具体来看,文化发展活力来源于文化的个体性与群体性间的互动并保持一定的张力,来源于文化的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并形成文化发展合力。总而言之,个体性的、多元化的文化主体是文化发展活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第五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活力与经济、政治等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特别是受政治环境的根本制约。一定的经济条件是开展文化活动的必要前提,尤其是,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生产消费的内容、文化发展的层次或程度等始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政治活动是影响文化发展活力的关键因素,政治活动通过影响文化主体的利益、控制文化生产资料、影响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内容来对文化活动进行调节。第六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实践生成。文化是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发展活力孕育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微观上,文化主体（主要是个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变带来文化的改变,如人们的实际地位（经济、社会等）的跃升跌落、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的演化嬗变等;中观上,文化系统内生力量推动文化不断演化更替,如文化不同领域间的分化与融合、古今文化间的传承与创新、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与借鉴等;宏观上,社会整体（国内外）的实践状况,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是文化发展的活水源头,催生出强劲的文化活力、激发出蓬勃的文化生机。第三部分包括第七、八、九章,提出增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活力的对策思路:主体提升、社会保障、实践推进。第七章从文化主体的角度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提升问题。从目标定位、现实状况、提升路径三个方面来分析:目标是培育具备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和主体权利的文化主体;同时,从意识、能力和权利三个维度来考察和把握文化主体的客观状况,找准差距、明确不足;进而,参照目标,立足现实,从主体意识培养、主体能力训练和主体权利获取三个方面来努力提升文化主体活力。第八章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提升问题。基于文化发展与经济、政治等的密切关系,必须从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两个主要的方面来努力:大力发展经济,协调好人们的利益关系,为人们创设更多的自由时间,并推动文化投入的稳定增长以建设更好的文化活动基础设施;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创设宽松自由、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环境。第九章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现实推进。理论来源于实践,终要回归到实践。文化发展活力的实践推进,总体思路是逐步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最终实现文化治理的现代化。具体路径主要是:坚决推进依法治文,实现文化发展的法治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集共识、聚心合力、引领发展;完善“思想文化市场”,推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流借鉴、融合创新、发展繁荣。结语部分展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并概述当前的现实进路。

崔珊珊^[9]（2019）在《权力、观念与制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度变迁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现象,制度变迁的因果逻辑是困扰政治家与学者的难题。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虽然长期关注制度对行为的约束力、对结果的影响力,忽视了制度本身的变迁,但随着各流派的反思,制度变迁成为新兴的研究议题,逐渐进入新制度主义的主流议程,相关的案例研究与中层理论日益增加。本文试图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研究进行系统性考察,从而把握新制度主义的完整面向,加深对政治领域制度变迁现象的理解,为推动或防止特定类型的制度变迁提供启发。新制度主义者在研究制度变迁时需要处理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包括制度变迁的概念基石、前提假定与分析维度。首先,制度是为行动者提供稳定预期、结构化社会互动的一种存在,符合该属性的客体均可纳入制度的范畴;制度的本体可能是规制、规范或认知,不同的本体论意味着制度影响行为的不同机制。制度变迁是制度对原有轨迹的偏离,既有形式、执行、功能等方面的变化,又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根据是否纳入正式的决策过程,可区分有意的制度变迁与分散的制度变迁。其次,任何类型的制度变迁都离不开行动者,各流派早期的行动者假定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制度变迁研究,后来的补充与修正开始强调行动者的嵌入式能动、策略性、有限理性、反思性,夯实了制度变迁的微观基础。最终,新制度主义者从动力来源、过程与机制两个维度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因果逻辑。制度变迁的初始动力存在于环境、行动者、制度当中,新制度主义者通常在外生变迁与内生变迁、需求与供给的视角下考察这些因素。一方面,外生变迁体现了制度与环境的互动,环境变化对制度的有效性或合法性施加压力;内生变迁体现了制度与行动者的互动,制度要素冲突、制度模糊性、制度执行的不完全性、制度的自我削弱等因素或过程埋下了变革的种子。另一方面,行动者可能由于制度缺陷、制度不能满足或不再满足自身利益等原因而产生变革制度的动机,推动需求主导的制度变迁;他处的制度模板、知识的进步实现了新制度的预先供给,可以通过刺激需求推动供给主导的制度变迁。然而,制度在受到变革压力的同时,还面临一系列变革阻力。其中,信息处理、注意力分配制约了问题的识别与归因;风险偏好、集体行动问题、权力非对称性等因素影响成本——收益的计算,实则加剧了制度惰性。在此背景下,各种形式的动力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使制度变迁提上正式议程或者以分散的方式发生。这些条件可以是危机或重大事件生成的关键节点、利用政治机会完成的问题建构、经由缓慢积累达致的临界点。制度变迁的过程受到权力、观念、其他制度及其互动的影响。尽管不同流派关注权力或观念的时间有先后之别,物质主义者、建构主义者又赋予它们不同的权重,强调它们的互补性或竞争性,但权力、观念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受到重视。首先,作为支配的权力以资源、资源动员能力为基础,由此形成的权力关系可变性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可能。根据权力关系的形态,有意的制度变迁分为两种情况:当不存在压倒性的权力时,不同联盟的权力斗争主导了制度变迁过程,否决点是斗争的主要场所,联盟的构建、联盟间政治关乎权力斗争的结果;当存在主导性权力时,制度变迁即权力主导的改革,新方案的设计、执行与合法化关乎改革的成败。由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差异,二者的分散变迁有不同的实现机制:否决权、自由裁量权通过影响变革者的相对权力、制度的解释与执行,推动正式制度的替代、层叠、漂移或转换;资源与权力的不对等通过影响承诺的可信性、可信承诺的扩散,推动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其次,各种认知性、规范性的观念在围绕制度或政策的斗争中发挥作用,充当新制度的蓝图或策略性的武器,影响变革方案的有效性、合法性。在有意的制度变迁中,主导性观念的失败催生了对新观念的需求,替代性观念的竞争与供给受到话语、框架化等观念传递过程的影响,后者同权力斗争、制度环境一道决定了何种观念最终胜出。就分散的制度变迁而言,主观博弈论、演化论注意到观念的角色。前者强调认知危机与主观博弈模型的协同修正,后者强调认知在制度变异、选择、复制阶段的独特作用。此外,制度变迁还受到制度间关系的影响,如不同类型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作用,影响对方变革的动力、方案与效果;植根于不同逻辑的互补性制度对制度的稳定与变革有不同的意义;其他层次的制度则通过约束可用的资源、策略等方式影响特定层次制度的变迁。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研究也面临一定的挑战。围绕制度影响、制度约束力的研究发展了路径依赖的传统解释,并对结构或能动有所偏向,从而阻碍了制度变迁研究。但一些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区分制度与制度要素、强调路径节点与能动性、寻求自我强化的替代性序列等方式,逐渐整合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结构化理论、层级本体论等整合结构与能动的可行路径,并得到新制度主义者的关注或应用。可以说,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的整合、结构与能动的整合关系到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研究的未来。

姚传应^[10]（2018）在《行政奖励设定权研究》文中指出步入21世纪,市场经济模式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的实现程度作为现代政府的衡量标准,已成为人们心中的常识性观念。福利国家、服务行政和给付行政等新型国家观随之诞生和发展,政府不再只是局限于保障国家独立和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消极守夜人角色,而是逐步向促进经济发展、倡导环境保护、提供公共服务和建立国家保障体系等积极行政和给付行政的方向发展。传统的行政行为主要是“命令服从”的强制行政行为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政府职能发展的需要,行政主体基于行政管理和服务实践的需要已主动的尝试包含合作、民主和人道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模式。行政奖励作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重要一员,不仅含有非强制行为所拥有的优良品质,同时自身所独有的引导、激励和资源配置功能,使得行政奖励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备受政府重视。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奖励作为我国政府施政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管理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科学技术奖励、人才引进及招商引资等行政奖励具体措施的推行,不仅调动了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从而更高效的完成行政目标,更是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人民幸福感等方面做出了表率。对我国行政奖励的立法现状进行梳理和研究后,不难发现上至宪法和法律,下至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会对行政奖励有所涉及,涉及的领域和范围也很广泛;但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立法对于行政奖励相关规定却很不完善,特别是中央一级的立法尤为不足,对于行政奖励未做全面细致的规定,对于行政奖励的条件和标准、奖励的范围以及奖励的程序等语焉不详。行政奖励需要由法律规范进行必要的规制,立法的完善是行政奖励制度得以良好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在我国,行政奖励的立法存在诸多不足,特别是行政奖励设定权领域概念不明、权力划分混乱等问题尤为严重。例如我国行政奖励设定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行政奖励设定权的主体和权限划分不明确;行政奖励设定权的内容缺少法律规范;行政奖励设定权的程序缺失等。完善我国行政奖励设定权,首先就是要制定一部行政奖励的行政法,理顺行政奖励规范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对行政奖励设定权的主体和权限进行限制,明确行政奖励的范围和种类;最后在程序上,确立行政奖励设定的听证制度与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健全行政奖励公开制度和完善行政奖励监督体系。总而言之,笔者试图通过对我国行政奖励设定权进行系统性研究,试图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一点看法与见解,并在与实际工作结合的基础上对理论与实践进行完善,希望能对今后我国行政奖励设定权法治化进程贡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二、宪法概念的新观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宪法概念的新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论文提纲范文）

（6）俄罗斯首部国家历史教科书新观念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7）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8）文化发展活力论（论文提纲范文）

（9）权力、观念与制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行政奖励设定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宪法概念的新观念（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D]. 许多娇. 吉林大学, 2021(01)
• [3]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D]. 靳冠辉. 外交学院, 2021(11)
• [4]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D]. 杨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俄罗斯首部国家历史教科书新观念评析[J]. 吴恩远.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0(09)
• [7]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D]. 何伟楠.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8]文化发展活力论[D]. 查建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9]权力、观念与制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研究[D]. 崔珊珊. 吉林大学, 2019(10)
• [10]行政奖励设定权研究[D]. 姚传应.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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