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行为视角

一、透视社会危险行为（论文文献综述）

王一^[1]（2021）在《分歧与共识：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研究及本土化启示》文中研究指明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世界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后续的100年间,第三次科技革命应运而生,科学与技术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结,科学在引领技术的同时,也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带来了很多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现代性“意外后果”突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贝克、拉什为代表的理论家们基于现代性危机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和风险文化理论。本文以理论家们对现代风险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为基础,采用比较分析法,对风险社会理论和风险文化理论进行全方位对比分析,清楚明了的呈现出两个理论的分歧与共识。首先通过对自反性现代化差异的探究,引出自反性现代化的不同后果,即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在对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全面系统掌握的基础上,探讨了二者在概念、理论、应对措施上的分歧及在理论目标、现代风险二重性、分配逻辑上的共识。以经典理论家理论观点的后续发展与走向为脉络,继续探讨了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最新的进程。最后,透过西方的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理论,对我国的现实国情进行深入探究,从制度、结构层面和文化层面分别提出了应对现代风险的举措。研究发现:第一,理性分裂与审美自反带来的自反性现代化有不同的社会映射,理性分裂自反性现代化展现了一种个体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审美自反性现代化则使个体以亚文化群体的身份投入到社会当中;第二,不同的自反性现代化带来了不同的社会后果,“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应运而生;第三,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在范式、风险阐释、风险生成逻辑等方面存在分歧,基于不同的认识,理论家们提出了再造政治与亚政治运动两种相异的应对措施;第四,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都指向一种全球合作主义的风险治理目标,关于现代风险都有二重性共识,同时,认为现代风险分配逻辑都体现为“回旋镖”效应与下层聚集的特点;第五,在经典理论家之后,实证主义对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实践,对非经验主义与科学技术悖论进行了反思,拉什基于对理性分裂与审美自反性现代化的再思考提出了简单现代化因果范式、自反性现代化后果范式、世界主义自反性现代化,就现阶段理论走向来看,“风险社会”理论出现了融合的态势和跨学科发展的转向;第六,透视“风险社会”理论发现,中国存在制度、结构与文化风险并存的社会现实,通过检视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本土发展理念与风险文化建设,提出适应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治理方式与风险规避文化。

朱家俊^[2]（2020）在《取保候审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文中研究指明1979年7月1日,我国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首次在强制措施章节予以规定。2012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再次进行修改,对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作了区分性的规定。取保候审作为强制措施中的重要部分,在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在取保候审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作为取保候审的自由保障功能和侦查保障功能难以得到实现,严重拖沓诉讼效率。为发挥取保候审的应有作用,解决执行过程中的问题,笔者对取保候审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原因和对策作粗浅探讨。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取保候审制度的概述部分。先是介绍了取保候审的概念,然后以取保候审的概念引出取保候审具备财产性和人身限制性的特征,并对取保候审的权利保障,替代羁押、减少审前羁押以及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功能进行了解读。文章的第二部分是取保候审制度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先是结合《中国法律年鉴》以及最高检公布的数据对历年来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况进行了介绍,表明取保候审适用率低下的情况不再是难题,继而引出取保候审制度在执行中出现的超范围取保,保证金未按规定缴存、滥用保证金没收权,违规、弃保现象时有发生以及超期取保、保而不侦等问题,并对相关问题的表现进行介绍。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取保候审制度执行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针对于在取保候审执行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相关原因包括:取保候审审批权高度行政化,社会危险性要件规定模糊;保证金担保物形式单一,保证金保证适用率畸高;取保候审执行模式、监管方式不合理,缺少惩戒措施;公安民警执法素质不高,公检法取保候审交接机制缺失等。文章的第四部分是取保候审制度执行中出现问题的解决之策。针对于问题和原因,笔者提出了应当通过以下措施进行解决,包括:改良取保候审审批程序,量化社会风险性评估;增加担保物形式,严格保证金收取、管理制度;完善取保候审执行的监管模式,强化对违规、逃保行为的制裁以及强化执法培训,建立取保候审统一管理平台等措施。

谈阔霖^[3]（2020）在《偶像明星媒介形象的呈现与建构 ——以蔡徐坤为例》文中提出偶像明星是媒介化语境下全新的明星类型,是当下媒介文化的重要表征,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和现象背后关联着某种时代焦虑和行业隐忧。通过引入媒介形象概念,基于人与媒介相互建构的关系视角,借助自然语言分析工具NLPIR和Gephi可视化软件,以偶像明星代表人物蔡徐坤为研究对象,通过挖掘与蔡徐坤相关的4个公共议题的评论文本,以及对官方呈现的12篇采访稿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粉丝受众在解读偶像明星文本时与官方视角呈现高度一致性,共同建构了偶像明星的完美形象文本,而非粉丝受众则出现了偏差化认知和对峙性解读,不同的主体基于不同的立场共同拼凑了一个割裂又矛盾的偶像明星形象。粉丝对官方文本的“崇拜式”认同与偶像明星的制造机制密切相关,资本是设计偶像明星形象的原始动力,互联网技术与娱乐产业链企业的参与推动了形象的市场化,偶像明星则作为形象的呈现载体,成为被粉丝消费的符号,媒介平台串联着偶像明星从生产到被消费的全过程。其中不可忽视的是,文化主管部门和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绝对的权威力量随时介入形象的生产环节。粉丝也就成为了整个过程中最薄弱的一环,各方力量联合精心设计的养成式偶像体系还引发了粉丝文化向粉丝经济文化的动态演变,粉丝进一步沦为围绕偶像明星消费的傀儡。另一方面,从“反迷”亚文化的视角剖析了非粉丝受众对偶像明星文本的解读模式、解读动机和解读目的,发现他们对偶像明星文本涉入程度浅以及评价维度存在差异,难以对偶像明星形象形成全面认知,他们因公共话题短暂聚合,偶像明星只是他们表达自身审美价值观、发泄对社会文化不满的中介,在抵抗式的文本消费中完成由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诸多因素决定了非粉丝受众所生产的偶像明星文本是消极、负面和黑暗的。最后,针对我国偶像明星形象建构过程中存在的缺乏文化根基与特色、评价机制有待完善、发展缺乏政策指引等问题,提出了完善偶像明星形象产业链、挖掘偶像明星形象深度、政府有效指导偶像明星形象生产等建议。

胡爱文^[4]（2020）在《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实证研究 ——以J省检察机关适用为样本》文中提出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司法责任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检察官员额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使检察机关面临严峻的考验,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系推进司法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刑事诉讼法学界就“捕诉合一还是捕诉分离”曾展开激烈辩论,争论的焦点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和逻辑推演层面,对改革之后的捕诉实践现状还分析不多。2018年9月,J省检察机关在全省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运行,当初关于捕诉合一的某些争议在实证数据分析中也有所体现,而捕诉合一所希冀达到的成效并不突出,随着新诉讼机制的施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本文以J省检察机关适用捕诉合一办案模式后的逮捕情况、起诉情况、诉讼监督情况、认罪认罚基本情况为分析样本,剖析J省检察机关在应对捕诉合一改革中存在办案质效未见明显提升、配套机制不完善、检察人员的业务素质还不完全适应捕诉合一要求等问题,并提出了妥善解决相关问题的针对性建议。

梁娟^[5]（2019）在《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在国家高压反腐的态势下,农村“蝇贪”之害仍然突出,甚至呈高发态势,基层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村干部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力量,也是职务犯罪的高发人群,如何有效治理这类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是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通过收集大量数据,对村干部犯罪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预测这类犯罪趋势的相关指标,梳理出刑事风险防控点,凸显应用法学领域研究方向;针对当前村干部犯罪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的实际,运用系统论和现代治理理论,构建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提出治理的目标、原则、结构、方法等,弥补当前对基层职务犯罪治理体系研究的不足;将程序主义法律观引入村民自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通过完善制度从根本上预防村干部犯罪;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探索村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有效控制村干部犯罪,对防范化解重大矛盾和风险、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王烁^[6]（2019）在《通过财产实现身体控制：罚金刑的主刑化》文中提出罚金刑在我国刑法中被规定为附加刑,但对于罚金刑是否应当上升为主刑的讨论一直持续。近年来,随着犯罪门槛下降和轻微犯罪增多的刑法新趋势,罚金刑主刑化的思考愈发具有现实意义。罚金刑是否上升为主刑,应当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主刑设置的标准,即形式上能否广泛地适用于分则罪名是前提条件,是否符合主刑身体控制的实质特征是核心条件。从刑罚演进的角度来看,主刑发展已经历了以身体刑（生命刑、肉刑）为主到以自由刑为主的历史进程,前者直接作用于犯罪人的身体,后者通过直接控制身体活动来限制自由,而迈向以财产刑为主的变化,则是通过财产实现间接身体控制的表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状况和人们身体活动范围日益紧密,在分则广泛设置罚金刑,通过财产实现对犯罪人的间接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将其上升为主刑完全可行和必要。

李泽坤^[7]（2019）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其他危险方法”的理解与认定》文中研究指明晚近在司法实践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超出限定范围扩张到其他犯罪领域,从而使本罪在违反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也在司法实务中遭遇同案不同判的窘境。由于本罪在立法上不满足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致使其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兜底条款,有沦为口袋罪之虞。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虽然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但绝不能混淆与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质区别,要明确“其他危险方法”是判定入罪标准的唯一形式要件,是区分本罪与其他类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关键点,因此应当对“其他危险方法”按照刑法教义学上的同类解释规则进行限制解释,“其他危险方法”是指有造成多数人重伤、死亡的现实危害的危险行为,并且这种危险行为可以直接导致危害后果,二者之间具有直接性、迅速蔓延性与高度盖然性的特征。文章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概述,主要对本罪的立法沿革和涉及到的本罪有关刑法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同时总结分析本罪在司法实务中过度扩张适用的原因。第二章,结合司法实践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类型问题和关于本罪的司法解释,从理论上针对不同行为是否属于本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进行了探讨。第三章,以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为根本立足点,通过刑法解释学在刑法理论上对“其他危险方法”进行分析,确定了限制解释的基本原则,严格限定“其他危险方法”的解释范围。

邓子杨^[8]（2019）在《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文中研究表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其他危险方法”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头两条中,与放火、爆炸、决水和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以下简称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相并列。立法的本意原在于弥补与上述行为具有同等性质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难以在法条中穷尽列举的缺陷,但“其他危险方法”本身作为一个开放性概念,在缺乏必要限定条件的前提下,存在几个实践方面的争议:其一,“其他危险方法”应当具备何种程度的“危险相当性”;其二,“其他危险方法”应当危及到何种范围的“公共安全”;其三,“其他危险方法”应当形成何种性质的“社会危险”。当前司法裁判在实际案例中存在大量的不加以具体分析上述争议问题,而是过于宽泛的适用“其他危险方法”来确定罪名的情形,这导致该罪名在当前法律适用上的不断扩张甚至呈现出口袋罪趋势。本文重点分析了王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和赵某某故意杀人两起案件,并结合了钱某某放火案等相似案件中的判决结果的,对司法裁判认定“其他危险方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通过严格要求“危险相当性”避免将一般犯罪行为大量吸收纳入;通过严格限制“公共安全”的范围,缩减此类犯罪所针对的特定对象;通过严格判定具体危险,提高构成犯罪的门槛。除了在立法上进行漏洞的填补以及完善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外,刑事司法更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慎刑的精神,严格确定此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避免为追求严刑重罚而不当的放松了对于“其他危险方法”的评价标准。

熊明明^[9]（2019）在《“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后,行为人的认罪态度及外化的事后行为是人格在“罪后”的集中表现,“罪后”行为人因素的刑法评价在本质上是事后人格能否影响定罪、量刑,以及如何影响的问题。长期以来,犯罪预备、未遂、既遂、中止被视为犯罪的终止形态,任何事后行为不可能影响到“已终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判断,只能作为征表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影响预防刑的量刑情节,这一通说几乎无人去质疑。但是,基于人格具有的稳定性、一致性特征,人格的评价似乎超越了罪前、罪中、罪后的时间划分,从人格影响定罪量刑的独立作用出发,罪后行为人因素在刑法中的地位与上述理论通说出现了逻辑悖论。特别在法律现实主义思潮影响下,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契合世界潮流、倡导“问题导向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刑事和解、认罪认罚从宽、恢复性司法等一系列刑事司法创举使我国“协商-恢复”式的刑事司法模式轮廓初现,在此背景下,“罪后”行为人因素的作用需要重新定位。人格作用下的事后法益恢复或扩大法益侵害的事实可成为犯罪成立考察的内容,一定条件下,法益恢复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外发挥非罪化或非刑罚化功能;量刑上,法益恢复行为可以成为影响责任刑的情节,基于悔罪形态的层次性,罪后态度及其悔罪表现亦呈现层次化;为了实现罪后情节全面评价,应合理确定“罪后”行为人因素的评价范围,并进行法定化、分层化、规范化评价。本文以刑法实现社会关系恢复功能为视角,探寻罪后行为人因素在刑法中的功能定位,挖掘“罪后”人格影响定罪量刑的理论根基,在系统梳理“罪后”行为人因素外化类型的基础上进行刑法评价的层次化架构。最后,针对刑法、《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关于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全文除引言外,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罪后”行为人因素概述。首先,基于人的主体性追问犯罪本质,从而展开对人格评价重要性的思考,根源上,行为人罪后行为仍然是其内在人格和主观恶性的外化。接下来,在肯定人格独立作用的基础上,阐释“罪后”行为人因素概念,即:在实施完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之后,国家追究刑事责任以前,行为人所实施的影响定罪或量刑的且能够征表行为人个人特质的,具有稳定性特征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属性因素的总称,罪后行为人因素的评价在本质上是行为人的评价与罪后行为评价的有机统一。最后,通过与人身危险性、事后不可罚行为、犯罪中止行为、加重情节、罪过、主观恶性、犯罪主体等相似概念的比较,阐明“罪后”行为人因素概念的基本蕴含。第二章是“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现状、类型与实质。通过对当前文本规范、司法实践中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现状的归纳、总结,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作的类型化细分,旨在揭开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面纱,引出对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实质的探讨。整体而言,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呈现扩大化、精细化趋势,甚至已突破了传统刑法理论的认知定位,事后行为对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的影响见于规范文本之中,并在不同的刑事司法模式下得以运用,即一定条件下被赋予定罪功能。但是,事后法益恢复行为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我国司法实践尚未形成层次化地认罪、悔罪评价体系,认罪态度影响量刑程度不明、刑事和解范围有限。在我国刑法语境下,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可分为影响社会危害性评价类型、影响人身危险性评价类型和受政策作用的评价类型,具体发挥着补充构成要件、征表人身危险性、影响法益侵害程度、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作用。本体论上,罪后行为人因素的刑法评价是关于行为人的综合性评价,是对行为主体人格的判断,是行为人对规范的现实态度的一种确认,在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中发挥着补充和辅助作用;因此,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本质是:行为与行为人评价的统一;现实危害与可能危害的再确认;实现刑法惩罚、预防和修复功能的统一;是罪刑相适应的必然要求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第三章阐述了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在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理论上的困境。司法实践中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评价呈现“就事论事”的碎片化;二是评价呈现“平面化”;三是事后法益恢复行为影响定罪的关注不足;四是罪后行为人因素的非典型性、酌定性特征引发了量化难题;五是立法应对不足,《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中罪后情节的规定不足以评价事后法益恢复行为,罪后态度在量刑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影响量刑缺少规范化指引。刑法理论中,关于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的功能定位存在争议,主要表现为能否影响定罪、以及量刑上是否仅限于调节基准刑。第四章旨在说明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的现实必要性。在宏观层面,法律现实主义思潮以及刑法对行为人评价的发展趋势决定了行为人因素评价的重要性。法律现实主义意味着法律不仅仅是解决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可操作的技术,而是人本主义解释范式下沟通文本与现实的纽带,此时,反映行为人主体地位的人权、人格、人道、人情等概念的价值在刑法评价中得以凸显。由于行为人刑法作为行为刑法补充的融合径路得到了学者的推崇,在“行为+人格”的二元评价模式下,征表人格的罪后行为人因素成为具有选择性或辅助地位的定罪要素。在微观层面,域外刑法大多采取刑罚与保安处分并列的二元模式,并形成了多元的罪后人格评价制度。诸如刑罚的推迟宣告制度、个人解除刑罚事由、悔罪免责制度、认罪量刑协商制度、以及量刑前人格调查报告制度等,进一步表明:罪后态度及其悔罪表现是行为人从宽处理的前提基础。在“恢复-协商”式刑事司法模式下,认罪、悔罪或与法律合作的人格是轻微犯罪非罪化或非刑罚化的前置要件。第五章旨在探明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定罪的理论根基。事后行为人因素的判断能够使处于立案标准边缘的行为出、入罪,或者其外化的事后行为被立法者直接类型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基于“或联说”的基本立场,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定罪除了征表犯罪人格这一限制性条件外,还需要犯罪行为接近出入罪的临界点。罪后表现之所以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影响定罪,既有哲学、文化等宏观层面的原因,也有政策和法理以及法学层面的微观基础。宏观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下法益侵害程度的判断必然属于动态、辩证的过程,会因事后法益恢复的补救行为而折抵,是其一;其二,主体间性哲学思潮因为强调主体间的沟通、协商,为刑事纠纷解决提供“协商-恢复”式的评价视角。此外,“和合”的传统观念、以及融合“常识”“常理”“常情”的现代法治需求也为罪后行为影响定罪提供了正当根据。微观上,宽严相济的政策导向、以及预防因素对责任阶层的入侵是罪后行为影响定罪的政策和法理基础;可恢复性法益概念的提倡、人格出入罪功能的确认以及“但书”规定,为事后行为影响定罪提供了合理阐释的依据。因为影响定罪的事后行为人因素及其外化行为符合客观处罚条件的形式特征,在实质上作为处罚阻却事由所发挥的刑罚限制功能亦与客观处罚条件相吻合,故影响定罪的事后因素宜归属于客观处罚条件。第六章试图寻找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量刑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罪后行为人因素量刑评价的分层化。并合主义刑罚根据论作为刑罚正当化的依据是现代刑法的理性选择,“罪后表现能够影响犯罪严重程度的判断”、“量刑个别化的客观需求”、“满足恢复性司法以及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需要”也为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量刑提供了正当理由。就罪后行为人因素影响量刑而言,本文从规范化观念重塑到分层评价的方向选择,再到分层评价的路径展望,全方位地阐释了罪后行为人因素在量刑中的分层化构造。实现全面评价需要合理确定酌定情节范围,人格成因、罪后常态、社会影响、群众反映、民愤、以及与犯罪行为无关的被告人品质等不宜纳入罪后行为人因素的评价范围。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需要重申并合主义“责任限制预防”的价值主张,并伴随事后行为对法定刑选择、责任刑确定、预防刑确定、以及宣告刑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层级性。在评价方向的选择上,数字僵化式评价弊端倒逼“分层评价+量化评价”模式的形成,对量刑基本方法的反思亦促进罪后行为人因素“全面评价”的层次化构建。在分层评价的路径上,情节的正确识别是前提。事后法益恢复一定条件下可以视为影响责任刑的情节,轻微犯罪中甚至可以作为确定量刑起点的事项;扩大法益侵害的事后行为、定罪剩余事实可以作为基准刑确定时考虑的内容。对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首先需要正确区分于犯罪后常态,按照“先从重再从轻”的顺序排列。总之,对反映罪后态度的事实进行评价时不能一概以预防刑情节视之,需要正确判断其性质。第七章是关于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的立法完善与展望。首先,转变评价理念,尊重多元评价模式的前提下倡导“协商-恢复”式司法理念,如果罪行轻微,可设置一个需罚性判断阶层（刑罚阻却事由）,通过事后行为人因素的评价,把不需要刑罚惩罚的情形在该阶层的筛选下排除出去;量刑方面,在“惩罚”和“预防”的传统刑罚目的中增加“恢复”内容,法益恢复的状况关系量刑的从宽幅度。其次,完善罪后行为人因素的评价制度,增加指导和规范酌定情节适用条款,使罪后态度影响量刑法定化;完善《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中有关罪后情节的评价规定,使其能够积极回应多元化刑事司法模式的实践需求,将事后法益恢复行为类型为独立的量刑情节。最后,在传统司法模式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形成我国特色的罪后行为人因素评价体系。

连春亮^[10]（2019）在《监狱“唯安全论”的实质及其批判》文中指出监狱的安全和秩序是监狱的内在品格。"罪犯无害化"思想片面追求监狱安全唯一性,或者单纯地强调监狱的安全主义,就会使监狱行刑呈现社会防卫的功利主义和绝对主义,导致监狱功能异化,罪犯改造的主体地位边缘化。罪犯在"固化"的监狱中,主体人格监狱化,罪犯回归社会的目标"板结化",使监狱法治所倡导的一切理念、目标、价值、精神等瞬间"石化",监狱行刑效果背离刑罚的终极价值。

二、透视社会危险行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透视社会危险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1）分歧与共识：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研究及本土化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2）取保候审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3）偶像明星媒介形象的呈现与建构 ——以蔡徐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实证研究 ——以J省检察机关适用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5）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通过财产实现身体控制：罚金刑的主刑化（论文提纲范文）

（7）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其他危险方法”的理解与认定（论文提纲范文）

（8）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9）“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监狱“唯安全论”的实质及其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四、透视社会危险行为（论文参考文献）

• [1]分歧与共识：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研究及本土化启示[D]. 王一.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2]取保候审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 朱家俊.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偶像明星媒介形象的呈现与建构 ——以蔡徐坤为例[D]. 谈阔霖.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实证研究 ——以J省检察机关适用为样本[D]. 胡爱文.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5]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研究[D]. 梁娟. 南昌大学, 2019(01)
• [6]通过财产实现身体控制：罚金刑的主刑化[J]. 王烁.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
• [7]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其他危险方法”的理解与认定[D]. 李泽坤. 甘肃政法学院, 2019(02)
• [8]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D]. 邓子杨. 湖南大学, 2019(07)
• [9]“罪后”行为人因素刑法评价问题研究[D]. 熊明明.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监狱“唯安全论”的实质及其批判[J]. 连春亮.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9(01)

标签：风险社会论文;  取保候审的条件论文;  取保候审保证金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