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夏大藏经》

一、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论文文献综述）

李周渊^[1]（2021）在《《碛砂藏》研究百年综述》文中提出宋刻、元补、明递修的《碛砂藏》在上世纪30年代影印出版,为学界广泛使用。百余年来,研究这部藏经的论着层出不穷,共检得353条,编、着者208人。本文整理这些研究的主要内容,不仅梳理了研究简史,也从9个方面介绍学界的成果,分别是现代收藏、与其他藏经的关联、目录、刻工、刊刻地点与相关人物、扉画与刊记、随函音义、校勘、影印本。

鞠贺^[2]（2021）在《辽朝佛教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佛教是辽朝的主流宗教信仰。佛教在辽朝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并对辽朝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此文主要以辽朝佛教自身的发展脉络、面貌、特点、影响以及在辽朝流行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佛教观念为研究对象,探讨辽朝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独特之处及历史意义。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在绪论中,主要通过梳理学术史,总结前人研究尚存在的薄弱之处,并对全文的创新点、难点以及写作思路进行说明。第一章,辽朝佛教的渊源与发展分期。辽朝佛教主要来源有四:分别为唐五代、渤海、回鹘和天竺。辽朝佛教的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太祖、太宗时期为滥觞期,世宗、穆宗时期为瓶颈期,景宗、圣宗时期为上升期,兴宗至辽末则为鼎盛期。鼎盛期的辽朝佛教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第二章,辽朝佛、菩萨崇拜与信仰。辽朝的佛、菩萨信仰特点不同于北朝和隋唐。在佛信仰与崇拜方面,辽朝最流行的是释迦佛信仰,其次分别为阿弥陀佛、药师佛、弥勒佛和阿閦佛等。在菩萨信仰与崇拜方面,最受辽朝推崇的是观音菩萨,以下依次为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和地藏菩萨等。辽朝的菩萨信仰呈现出了密教化的倾向。第三章,辽朝佛教宗派。佛教八大宗派在辽朝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唯识宗、净土宗始终流行;天台宗、密宗、华严宗和律宗在辽后期崛起;禅宗和三论宗则始终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除禅宗和三论宗外,辽朝佛教各宗派分布普遍较为广泛,且均有在南京道流布的迹象。在辽朝不同的信众群体中均存在“兼奉诸宗”现象,对佛教发展意义非凡。第四章,辽朝主要佛教观念。末法观念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转轮王观念和弥勒下生观念风行于辽朝。末法观念的流行不但影响了辽朝佛教各宗派的发展态势,还在客观上造就了辽朝佛教的兴盛局面。部分辽帝以转轮王塑造自身形象,辽朝佛教信徒也多视辽帝为转轮王,加强了佛教信徒对辽帝的好感。伴随着末法观念的流布,弥勒下生观念崛起,并发挥了巨大的潜在影响。第五章,辽朝佛教信仰的影响。佛教使不同信众群体的精神世界受到不同的影响。而对于辽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而言,佛教发挥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种双重影响尤其表现在政治、经济方面。在结语中,除对全文进行总结外,也突出了辽朝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同时指出“辽以释废”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佛教信仰增强了辽朝境内各族对辽朝的认同心理。

张旭^[3]（2019）在《编目与造藏 ——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藏经为佛教典籍之总汇,包括经律论三藏等汉译佛典与本土僧俗撰写的佛教撰述文献。从两晋南北朝时期,便有经藏之建立,执掌经藏的律僧随之而撰写经录,以纪译经之人代,甄别疑伪,勘定单本与重翻。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此时期有三大时代背景。一、隋唐时期,决定经典入藏的权力逐渐由僧人收归统治阶层,王权在经藏的建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整理经藏的同时诞生了许多敕撰经录。在此背景下,入藏录开始被创造出来,中国撰述文献的入藏成为经录学家们关心的问题。二、唐代中后期,历经安史之乱、会昌灭佛与黄巢之乱,政局之动荡对此时期之佛教典籍打击重大。三、从藏经的角度来看,唐宋之际是书籍形态从写本向刊本过渡的关键时期,佛教藏经也经历了这一变化。以往的研究专注于唐AI写作本藏经和宋代刊本藏经,而对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宋AI写作本藏经关注不足。本论文首章着眼于写本藏经向刊本藏经转化的过程,关注产生于江南地区的宋AI写作本藏经和该地区的南方系刊本藏经之间的联系,提出写本藏经经历了从唐AI写作本藏经每纸28行的行款到宋代江南地区写本藏经每纸30行的变化,并揭示出江南地区的写本藏经可能影响到在湖州刊刻的《思溪藏》行款。第二章主要关注中晚唐之际的动乱对佛教典籍的影响,以《贞元录》的文本演变为引子,探讨会昌灭佛以后,宣宗和懿宗时期西明寺僧人重整经藏的举措。中晚唐的动乱时局还导致经典之异本间出,文本的讹脱衍倒问题严重,僧人校勘经典、比勘异本的必要性逐渐凸显,在此情况下中晚唐时期的品次录逐渐创立,诞生了《经源录》和《开元释教录广品历章》两大经录。第三章主要探讨唐代前期,经典入藏的权力收归上层以后,僧人拟定入藏标准的过程中对中国撰述文献的态度。从早期经录到隋唐时期的入藏录、综合目录,撰述文献的收录方式与类目不断演进,最终智昇在《开元释教录》中为撰述文献开设《贤圣集》一目,虽然收录的经典尚少,但相对前人的经录,为一重大突破。

孙伯君^[4]（2019）在《元代《河西藏》编刊资料补正》文中认为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尾发愿文,写于元皇庆元年（1312）,记载了西夏翻译和校译佛经,元代校理、纂集、印施《河西藏》的过程,对研究西夏到元代西夏文佛经的传译,考察现存西夏文佛经的刊行时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条件所限,此前发表的译文有很多不甚通顺的地方。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份材料,本文对照元代史料,对发愿文进行了重新释读,并对存世与元代编刊《河西藏》相关的资料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和考释。

郭明明^[5]（2019）在《西夏“二十四孝”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一世纪初,党项人崛起于我国西北地区,建立了多民族的西夏政权。西夏番汉文化并重,对中原传统儒家思想多有继承和发展,其中孝道观念在西夏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西夏文献中记载的大量孝子故事,多与中原地区流传的“二十四孝”故事相符合。12至13世纪,是“二十四孝”故事形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西夏在吸取唐五代民间孝子故事和宋金时期流传于中国北方“二十四孝”故事系统的基础上,经过整合与改造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二十四孝”故事版本。在西夏“二十四孝”故事中,孝行必然会产生感应,所感对象主要有天、物、人三种。这些孝感模式的背后,反映出了西夏“孝道”观念中孝悌合一、崇天敬帝等特点。同时,也正是借助这一特殊书写,这部作为体现官方意志的“二十四孝”版本表达出了统治者“移孝作忠”的政治意涵。西夏系统“二十四孝”的出现在“二十四孝”故事传播、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历史意义。这不仅有助我们了解公元12世纪前后“二十四孝”故事流传和发展的真实情况,亦为认识儒家“孝道”观念和中原地区的风俗文化对于西夏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真实生动的例证。

文志勇,崔红芬^[6]（2018）在《《华严忏仪》题记及相关问题探析》文中指出随着大乘佛教的流行和佛经翻译的增多,礼佛忏罪的忏法也随之出现。而《华严忏仪》是由僧人一行慧觉辑录完成,且出现较晚的一部大乘佛教忏仪。本文首先对《华严忏仪》题记涉及的西夏遗民一行慧觉辑录忏仪的年代、刊印及传入云南的情况加以探析;再依据其流传序的记载,对华严经在印度形成、传入中土的翻译、唐宋弘传,尤其是对宋弘扬华严的广智大师进行考证,对西夏时期传播华严经典的国师和帝师作了相应考证。

黄士珊,杨冰华^[7]（2017）在《西夏佛经版画再探》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使中国中古时期征服王朝的丰富材料与视觉文化趋于明朗。大体上,艺术史家已经发表了关于契丹—辽、女真—金的多元物质文化,如中国北方、东北地区辽代、金代墓葬及佛教遗址发现大量绘画艺术品的丰富研究成果,其对西夏（1038—1227）处于中国中古时期多元视觉文化次要地位的传统观点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可能。1西

邓文韬^[8]（2017）在《元代唐兀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夏遗民在元代有唐兀人、河西人和西夏人等多种称谓,而以“唐兀”最为常见。元代的“唐兀人”已不再单纯指代西夏王国的主体民族党项人,而是涵盖了原西夏王国境内所有党项、汉人、鲜卑、沙陀、回鹘、女真、回回、吐蕃等民族在内的一个大型政治共同体。在元王朝的统治下,唐兀人或是因作官、游学、求法等原因主动外迁,或是因签军出征以及被诸王功臣掠为投下而被动外迁,形成了在元代南北各地几乎都有分布的历史格局。就分布地域来看,北方地区唐兀人的主要迁入地是华北平原,南方地区唐兀人的主要迁入地在长江下游沿岸、淮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凡是跨越南北的二次迁徙,唐兀人中只见有北方迁入南方,未见有南方迁入北方者。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是唐兀人的主要迁出地,元朝建立后,在西夏故地迁入了许多其他民族的移民进行屯田开发,这使得外迁和留下的唐兀人都获得了与其他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机会。在仕宦方面,元朝早期登上政治舞台的唐兀人大多是经由怯薛出仕或承袭军职,元朝中后期则一般通过科举和国子学贡举入仕。就其任职情况来看,无论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皆有唐兀人高官,不过他们之中始终没有形成拥有能够左右元朝国策或全面掌控政局的权臣家族。在地方官署中,唐兀人的任职地域主要是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承担治理和监督原南宋境内人群的重任。在儒学、佛教、监察、军政、站赤、礼乐、地方财政等方面,唐兀人利用西夏王国对国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行“因俗而治”的丰富政治经验,为元王朝创设了许多有助于统治多民族国家的制度。迁离河西故地以后,唐兀人的姓名、婚姻和家庭观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姓名的使用上,元代唐兀人出现了使用赐姓、自行改姓和不称姓氏三种趋势,使用党项旧姓者已非常稀少,蒙、汉双名并用较为常见。在通婚方面,男性唐兀人多以汉人女子为主要通婚对象,门第较高的女性唐兀人却以蒙古人作为主要出嫁对象:唐兀人与其他族群进行族际联姻的现象,在元代早期较之晚期更为常见,而唐兀氏女性遵循“夫为妻纲”,为夫守节等行为显然是受到了汉民族的文化影响。聚族而居、奉养长辈、教育子弟和丧葬循礼是唐兀人家庭观念中最为突出的四个特征。按照元代户籍政策,分别被归入到民户、河西户、军户、站户、儒户、僧户等多种户计之中的唐兀人,以僧户和儒户的经济地位最高,往往能够享受到蠲免部分赋役的优厚待遇。就文化领域而言,唐兀人儒士通过拜理学名家为师或与之交游,而接纳吸收了元代儒家各派的学术思想,细致考证其师承,可知以吴澄为代表人物的草庐学派最受其青睐。正因其深知儒学教化风俗与传续道统的作用,唐兀儒士出任地方官后多有兴学事迹,而这些兴学事迹所发生的地域分布大致与他们在地方基层政权机构中任职的地域分布比例相近。经过汉地与江南文化百余年的浸润与熏陶,被程朱理学思想所强化的“君臣大义”,即绝对的、无条件的忠君观念在唐兀人的思想意识之中根深蒂固,他们便做出了与祖辈在西夏灭亡时降附蒙古所不同的政治选择,从而在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了忘身殉国的烈士或不仕新朝的遗民。元代河西儒士的崇佛活动表现于与僧侣进行交游,参与修缮寺院,施印西夏文佛经和为寺院题写书法,考究其年代,我们可以发现元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河西儒士已成为唐兀人佛事活动的最主要发起者,反映自唐宋以来的“三教合一”的思想趋势已然影响到了唐兀人儒士的行为。至于唐兀人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则主要依靠道观来进行维系,一方面体现为唐兀人修缮、维护道观及其产业,另一方面体现于唐兀氏文人为道观题写文学作品。相较之下,伊斯兰教和景教在唐兀人共同体中似乎没有广泛的流传。元朝中后期以来,迁入到各地定居的唐兀人在构建前西夏时期的谱系时往往将先世追溯为汉人世家。这种血缘认同的汉地化,最终取代了西夏遗裔对河西故地的乡土认同,泯灭了他们区别于汉人的自我意识。而当明朝建立,唐兀人不再以色目人的身份作为特权集团之一员时,维系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所有纽带便断裂了,使之最终完成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张虽旺^[9]（2015）在《宋元时期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文中指出宋元时期河湟地区佛教的发展问题,由于史料的阙如,学界尚缺乏深入的研究。目前在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属于藏传佛教的范畴：二是认为受汉藏佛教双方面的影响；三是笼统地称做河湟地区的佛教。然而,三种观点都未进行深入的分析论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藏汉文史料的挖掘,以及利用藏学、敦煌学和西夏学的研究成果,对宋元时期河湟地区的佛教发展提出了新的观点。本文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论。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了宋元时期河湟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成分。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区。河湟地区的适宜农牧兼营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河湟地区的民族成分既有农业民族的存在,也适合畜牧民族的生产经营。在藏汉文史籍的记载中,河湟地区的居民是以吐蕃部落的形式出现的,汉族居民的身份十分模糊,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河湟地区的居民都吐蕃化了。文章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认为河湟地区的民族融合仍然处于汉化和吐蕃化现象并存的状况。自元代开始,河湟地区又迎来了诸多新的民族成分。第二章对宋代以前河湟地区的佛教发展做了深入的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河湟地区虽然不是佛教的中心,佛教却一直在传播着。见证河湟地区早期佛教发展状况的考古遗迹有今甘肃永靖的炳灵寺石窟中的西秦至隋唐五代的石窟造像、今西宁市北山的土楼观（古称北禅寺）北魏石窟壁画。唐代廓州的法讲寺、鄯州龙支县的圣明福德寺、鄯州大云寺和兰州、河州的众多佛教寺院,都是唐代汉传佛教在河湟地区传播的见证。唐代贞观年间廓州法讲寺僧人释道深,唐中后期河湟地区的佛教高僧有禅宗的摩诃衍及其弟子藏族禅僧虚空藏以及虚空藏的弟子布·益西央,还有鄯州龙支县的圣明福德寺主持释惠菀,这些都是曾经活跃于河湟地区的佛教高僧。而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吐蕃佛教的传播范围主要在吐蕃中心地区——即山南和拉萨一带。在藏传佛教史籍的记载中禅宗是被排除于吐蕃佛教之外的,说明唐代河湟地区的佛教还是汉传佛教的影响为主,其中也有吐蕃化的禅宗。吐蕃佛教对河湟地区的影响是在朗达玛灭佛以后逃往河湟地区的藏饶赛、约格迥、玛·释迦牟尼三僧带来的律藏,并由他们的弟子拉钦贡巴饶赛发展出来的拉钦戒律学派。然而根据宋代唃厮啰政权时期河湟地区僧人信奉佛教不守戒律的状况来看,拉钦戒律学派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第三章通过对宋代河湟地区的政权更替及各政权所采取的宗教政策的研究,以及对宋代河湟地区佛教的传播状况进行详尽的分析,论述了宋代河湟地区的佛教发展还是以汉传佛教禅宗的影响为主。另外,从北宋河湟之役之后在河湟地区广泛修建禅院来看,北宋朝廷在河湟地区推广的佛教还是禅宗。从宋代《岷州广仁禅院碑》记载的内容来看,河湟地区的佛教徒使用的通用佛教语言是藏语。根据唐代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的汉化、吐蕃化趋势以及在唃厮啰政权时期青唐城仍有少量汉人活动和蒙元初期迁移西宁民到云京（今山西大同,元代名臣刘容一家也在迁徙之列）来看,虽然宋代史籍记载河湟地区的人民群体是以吐蕃部落的形式出现的,唃厮啰政权的官方语言是藏语,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史籍记载的吐蕃部落中有众多的汉族部落,也不能否认汉语在河湟地区依然通用。第四章对元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传播做了研究。元代大一统的局面为藏传佛教东向发展提供了安全的政治环境。元代皇室尊崇藏传佛教为藏传佛教东向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是由来往于内地的藏传佛教高僧来进行的。除元朝末期噶当派僧人河湟人顿珠仁钦到卫藏学习佛法以后返回河湟地区传播佛法外,少有常住传法的高僧,因此我们可以说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还是不成体系的,属于初步传播阶段。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认为宋元时期河湟地区的佛教还是以汉传佛教禅宗的影响为主。元代藏传佛教初步传入河湟地区,使河湟地区民众的宗教信仰增加了新的元素,并且影响着明代中央政府在河湟地区的施政。

乌日切夫^[10]（2015）在《清代蒙古佛教版画的调查与研究》文中提出清代蒙古佛教版画是清代中国佛教版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佛教版画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不仅丰富了清代佛教版画,而且从数量到质量,从传播范围到艺术水准和影响,把蒙古族佛教版画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清代蒙古族佛教版画是在本民族文化基础上与其他民族的多元文化“碰撞”交流的产物,对相邻民族和国家、地区的文化与图像产生了辐射作用。第一章主要讲述了元、北元（明）时期的蒙古佛教版画的发展脉络以及影响；蒙古人对清廷造像艺术和图像艺术的贡献以及它的内容丰富性和形式多样性,介绍了清代蒙古族佛教版画发展情况。第二章主要介绍清代蒙古族民间佛教版画的起源、发展及其种类、内容、宗教功能以及清代蒙古族民间佛教版画的发展普及的原因及它的特点。第三章阐述清代蒙古墨刻唐卡的种类和特点,分析了清代蒙古墨刻唐卡与唐卡的图像关系,墨刻唐卡的图像传播功能以及清代蒙古墨刻唐卡图像对清代唐卡的影响。第四章论述清代藏传佛教佛像体系的发展,对蒙古文《甘珠尔》插图版本源流介绍和笔者通过阐述对北京朱砂版蒙古文《甘珠尔》版画插图的发现过程,强调了它的文献与图像资料的珍贵性,同时分析研究插图版画的图像渊源和图像特点以及对清代宫廷艺术的重大影响。

二、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论文提纲范文）

（1）《碛砂藏》研究百年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2）辽朝佛教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编目与造藏 ——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论文提纲范文）

（5）西夏“二十四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元代唐兀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宋元时期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蒙古佛教版画的调查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论文参考文献）

• [1]《碛砂藏》研究百年综述[J]. 李周渊. 佛学研究, 2021(01)
• [2]辽朝佛教信仰研究[D]. 鞠贺. 吉林大学, 2021(01)
• [3]编目与造藏 ——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D]. 张旭. 浙江大学, 2019(07)
• [4]元代《河西藏》编刊资料补正[J]. 孙伯君. 中华文化论坛, 2019(06)
• [5]西夏“二十四孝”研究[D]. 郭明明. 宁夏大学, 2019(02)
• [6]《华严忏仪》题记及相关问题探析[J]. 文志勇,崔红芬. 西夏学, 2018(01)
• [7]西夏佛经版画再探[J]. 黄士珊,杨冰华.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 2017(00)
• [8]元代唐兀人研究[D]. 邓文韬. 宁夏大学, 2017(11)
• [9]宋元时期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和影响[D]. 张虽旺.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10]清代蒙古佛教版画的调查与研究[D]. 乌日切夫. 中央美术学院,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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