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理科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关于地质学本科教育与后续教育协调统一的思考

一、理科地质学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地质类本科教育和本科后续教育的协调与统一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戚晓思^[1]（2021）在《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研究 ——以H省17所本科院校为例》文中提出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不仅需要在教学技能上不断提升,还需要在教育管理上进行创新突破。本研究通过对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调查,讨论并试图揭示促进其体系保障和建设的提升策略。本研究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视角,将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视为一个整体的质量管理系统,将其人才培养质量中的系统设计缺陷、全程性困境、优质性欠佳等问题,结合所需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者发现高校音乐专业通过对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的制定和有效实施,设计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而激励人才培养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以此实现对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现状的认知与提升。关于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主体能动性,但是这些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及其对人才培养质量的作用都尚未清晰。这既局限了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理论的发展,又影响了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实践的进程。鉴于此,本研究首先选取H省不同类型的三所公立本科高校音乐学院进行详细的个案实施研究;再通过对H省17所公立本科高校音乐学院的实地调研,访谈45名音乐专业领导和教师,运用编码对访谈资料进行处理,提出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问题及成因;最后找出影响其人才培养质量的三个关键因素及作用,并回收2112份学生调查问卷进行样本描述与实证检验。本研究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涉及H省公立本科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个案考察、主要问题及成因与影响因素作用。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通过深入探寻H省三所不同类型的高校音乐学院在其人才培养质量上存在的具体差异,再从H省17所高校音乐学院的广泛调研中归纳出其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发现其人才培养质量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分为四个方面,包括:师资结构不合理、培养质量差异大、研究创作成果少和社会服务较单一。针对其主要问题的内部归因包括:缺失特色的专业人才培养、难以协调的专业师生比例、尚未健全的专业教学监督;外部归因包括:供给制约的外部发展环境、欠缺资源的专业教学实践、联动不足的专业成果转化。（2）研究指出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分别是: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主体能动性。研究分析得出,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的影响作用主要由明确专业培养目标、提供专业教学标准、评估专业教学质量构成;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作用主要由变革人才培养理念、设置专业特色课程、丰富专业教学模式构成;人才培养主体能动性的影响作用主要由提高领导管理效能性、激励教师教学积极性、强化学生专业认同感构成。并且这些影响因素在提升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实际工作中具有重要且积极的相互作用。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者以强化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为目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基础、激励人才培养主体能动性为原则,从确立平等地位、优化教学条件、给予相应自主权、健全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改革,五个方面提出保障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策略建议,探寻高校音乐专业特色化、多样化、规范化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路径。

罗家枝^[2]（2020）在《1949-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工程教育以应用型专业为依托,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大量工程人才。1949-1966年是共和国工程教育的起步探索和奠基阶段,这十七年是我国工程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十七年”,是新生政权为配合社会主义建设开拓性地开展工程教育的艰难探索的十七年。在这十七年里,工程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计划性特征,完成了从学习苏联向自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工程教育模式转变的重要任务,奠定了共和国现代工程教育的基本格局。论文运用历史研究、制度分析及案例研究方法,以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变迁动力、变迁路径、变迁策略方面,剖析1949-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以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为核心的变迁过程。学科目录式管理是政府征用学术权力对高校人才培养进行统一规划的外在表现形式,与社会分工密切关联,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特征。基于对1949-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的动力、路径及策略选择的分析,研究认为,1949-1966年我国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是政府强制力规范下,以具体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为根本遵循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是对历史最基本的尊重,以谨慎的态度审视前十七年工学建制过程是跨越工科制度建设“卡夫丁峡谷”的重要战略抉择。剖析这十七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给我们理解和预测学科制度变迁以重要启迪:以学科专业目录为核心的渐进式变革是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的主要路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是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的根本推动力量,各利益主体需求的变更直接推动其变革;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来势汹汹,工科作为建设工程教育强国的重要抓手,由“公共利益”向“共同利益”转变、多主体共同参与成为学科制度变革的重要考量。

张玉婷^[3]（2020）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离乱纷杂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一流的教育水准、自由的学术风气及坚毅的民族精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赞誉其“物质上得不了,精神上了不得”。作为民国研究院所的中坚力量,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此前就颇具名望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等学府的兴学传统,形成了研究生教育特色,培育出了众多闻名中外的专家学者,为中华民族储存了抗战建国的力量。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不仅成为民国高级人才培育的典范,也为当今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案例参考。因此,本文以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其形成基础、管理体系及培养过程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探究其特色和教育价值。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回溯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体系形成的背景。通过对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在合校前各自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沿革和培养模式进行分析溯源,以对联大建校时研究生教育的背景有一个基础性的把握。第二,梳理西南联大研究生的管理体系。从组织结构、招考选拔、奖励资助体系、科研经费和留学交流等方面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管理情况作出系统的阐释,力求明晰研究生的组织管理情形。第三,剖析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在培养模式上,联大构成了联合一体下的院所独立培养体系,形成了以“教学科研型”为培养导向的学、教、研一体化培养模式;在课程与教学上,教师结合个人研究和前沿理论开设了数量不多但内容精深的课程,并将研究生参与学术报告、学术演讲及专题讨论作为主要教学方式,兼顾中、西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生的研究训练上,文、理、工、法、商各科结合着学科发展、国家需要和地域资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方向;在师生互动上,教师与研究生建立了民主平等的关系,并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学生热心真切的指导与关照。第四,阐述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成效与教育局限。从研究生的毕业去向看,学生大都进入大学或研究所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推动着学术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发展,并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秀的做人品质。虽然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成绩斐然,但战争的环境、西方移植的教学模式,以及西南联大以本科为人才培养重心的教育取向,也使得当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受到了许多限制。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对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分析其教育颇具成效的原因,以为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借鉴。

李冠男^[4]（2020）在《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筑波大学是由日本政府于1973年创立的新型国立大学,它的前身是东京教育大学。筑波大学顺应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采用新的办学理念,以教学与科研并重、注重实践能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开放式大学”着称于世。尤其是,筑波大学作为一所跨学科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跨学科教育、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在世界大学之林中独树一帜。筑波大学进行的各项体制创新,与日本近年大学改革的方针,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并且,筑波大学的“开放式大学”办学理念,在日本的大学也很普及。筑波大学创设时的“新构想理念”,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本研究针对“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这一核心问题,以筑波大学40多年的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实践为主线,以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个案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为研究思路,以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和科研组织形式、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教学管理与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制度为研究内容,对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发展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问题,总结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特点和经验。自1973年创立以来,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发挥作为日本政府制定大学改革政策的引领作用,筑波大学在学校自身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其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经历了“探索奠基”、“评估整改”和“深化改革”这三个历史时期。在探索奠基期（1973-1981年）,筑波大学基于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确立了学群这一新的教学组织形式,相继设立了第一学群、第二学群、第三学群、体育专门学群、医学专门学群和艺术专门学群。同时,筑波大学将教学与科研组织相分离,建立了学系这一教师所属的新型科研组织,鼓励教师进行合作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并将跨学科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此外,筑波大学还设立了教学和研究中心,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起到辅助作用。筑波大学重视学科间的相互联系与渗透,在本科阶段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开设文理融合的综合课程,注重开阔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的跨学科应用能力,引导学生结合实际问题开展跨学科的科学研究。筑波大学在人才培养管理制度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实施了三学期制、班级制和“学生担当教官制度”等。在评估整改期（1982-2003年）,随着1981年第三学群的首批毕业生步入社会,各学群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均步入正轨,筑波大学对新构想理念下的组织运营、跨学科整合型的综合课程、学生自主选择的专业教育、教师教育意识与学生指导等涉及人才培养的各关键环节进行了自我评估。特别是筑波大学重点分析了学群制度,在肯定其在日本大学改革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诸如教学组织内外部之间的协调性不强、教师对本科课程教学的投入度不高等问题,对学群学类的重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证。由于1991年日本重新修订了大学设置基准,筑波大学也朝着强化大学教育职能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着力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这一时期,筑波大学主要对本科教学与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实施了推进质量文化建设的具体举措。在深化改革期（2004年以来）,由于2004年日本实行了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国立大学法人筑波大学成立,筑波大学由“新构想大学”时代迈进法人化大学时代。这一时期,筑波大学基于《筑波大学的将来设计》报告,对其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教学科研机构、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改革:重组学群、学系和教学研究中心,制定本科教育及通识教育标准,改革本科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在这些改革措施的驱动下,筑波大学以“未来构想大学”作为发展目标,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以及国际化大学的作用,培养能够解决全球性课题的复合型人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筑波大学在40多年的跨学科人才培养实践中,始终坚持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始终坚持组织建设与制度改革,始终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举,始终坚持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形成了“理念领先”、“体制创新”、“通专融合”、“追求卓越”的特点。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改革发展实践,为我国大学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宝贵经验:统筹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与实践路径,打造通专融合和跨界培养的育人模式,构建多学科知识交叉的综合课程体系,坚持特色发展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王家阳^[5]（2020）在《我国大学本科荣誉学院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拔尖创新人才是社会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和领军人物,对社会发展和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都呼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荣誉学院作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载体,从“少年班”、“实验班”等发展而来,到现在大学竞相建立荣誉学院。然而,目前对我国荣誉学院并没有全国性的研究和分析,荣誉学院在发展上也存在诸多不足。因此,对我国大学本科荣誉学院发展研究势在必行。我国荣誉学院经历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下曲折的发展,人们在分析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认识到了拔尖创新人才和荣誉学院的重要性。回顾我国荣誉学院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典型建设和全面推进三大阶段。当前,我国“985工程”建设大学、“211工程”建设大学、地方大学三种层次大学的荣誉学院在管理创新和人才培养上既存在共同点,也存在差异。在管理创新上,他们都有卓越的培养目标、多元高水平师资和校内多方协同的制度支撑;在人才培养上,他们建立了多样化、强竞争的选拔机制,基于高平台的个性化培养并取得了显性化、可称赞的培养成效。但在培养目标、师资力量、校领导重视程度、委员会制度、分流淘汰标准、国际合作交流层次和形式以及培养成效上有较大差异。当前我国荣誉学院还存在扎堆建立、师资队伍的稳定性和职责划分、与校内其他专业学院的协同等长效管理机制建设问题,选拔标准的“成绩导向”、生源的“非差异化”、分流淘汰标准的过分“学科化”、人才培养模式的“趋同性”、国际合作培养的“全方位落地”等人才培养问题。可以通过明晰办学定位,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建立独立的师资体系,加强针对性培养;统一思想认识,形成学校上下合力;坚持严格选拔的原则,制定科学的考核办法;健全访学制度,提升国际交流能力等改革举措进行优化。荣誉学院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改革与发展不仅仅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也是标志性成果。大学的荣誉学院后续建设和创新,需要在汲取前期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继续保持特色化、多样化发展方向,为培养高端人才做出更大贡献。

刘海涛^[6]（2019）在《中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研究 ——以研究型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和加快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关键阶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本科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而我国本科教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便开始进行以专业设置为核心的教学制度设计,并将专业始终视为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这直接决定了专业设置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但长期以来,受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等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始终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与盲目性,至今也没有得以有效解决。研究型大学作为大众化时代承担精英教育责任的主体,其本科专业设置对其他类型高校起着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对其本科专业设置进行研究,对于提高我国整体本科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本文以研究型大学为切入点,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进行了系统研究。最终目的是为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的优化路径,及高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提供相应的论据和对策思考。为实现这一目标,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文本分析、数据分析、访谈调查等方法,基于实践与理论的双向建构,将论文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理性认识、实证研究及理论探讨。第一,在理性认识层面,通过问题提出、文献综述以及研究设计,剖析了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内涵,并将其概括为一个纵横交错的体系。就纵向而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包括过程与结果两个方面,即完整系统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包括从专业生成到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就横向而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又表现为客观属性与主观价值的统一体,即科学合理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具有“相关逻辑特性总和”与“各利益相关主体权力与需求适应性”的双重特征。而且,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行为主体权力与需求的适应性,与其多元逻辑的特性总和是相互影响、对应统一的,并分别通过本科专业设置的过程与结果得以反映。由此,本研究将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理性认识概括为:高校本科专业设置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要遵循多元逻辑的协调统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要兼顾利益相关主体权力与需求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通过对专业设置各逻辑历史演变与基本诉求的分析,以及专业设置各利益主体权益的审视,对该理性认识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二,在实证研究层面,基于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理性认识,主要从过程与结果两个方面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进行实践分析。就其过程而言,主要包括本科专业内容确定、专业设置模式设计,以及各主体权力划配,即设置什么专业、怎样设置专业和谁来设置专业三个基本方面。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主要表现为,基于“统一管理,分级备案或审批”的国家行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各高校在专业设置模式设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仍然无法超越政府的主导作用,而社会与学生主体更是处于被相对忽略的状态;就其结果而言,主要包括专业结构布局状态与专业内涵建设状态两个方面。研究发现,无论是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数量所呈现的静态与动态状况,还是本科专业布局所呈现的外部与内部结构,亦或是学生对各专业及其课程的认知状态,均表明各高校更为重视专业结构调整而忽视专业内涵建设。第三,在理论探讨层面,通过对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过程与结果的实践研究,本文将其基本特征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点:本科专业设置管理体制表现出明显的统一性与计划性特征;本科专业布局与结构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与趋同性特征;本科课程设置表现出较强的专业化与形式化特征。根据对其特征的分析,本文认为,相对于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精英性目标而言,其本科专业设置的特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透过特征表面从学理层面,进一步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背后的问题本质进行理论反思。主要认为,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制度改革存在一定的历史惯性;本科专业设置多元逻辑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与冲突;本科专业设置中的利益关系存在一定的强制性割裂。基于此,本研究从专业作为一种课程组合来进行人才培养的本质内涵出发,基于“淡化专业、强化课程”的合理性,结合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精英性目标,主要提出,研究型大学应该从明确人才培养理念、健全专业管理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三个方面来调整专业价值取向、淡化本科专业结构、强化本科课程设置。

赵静^[7]（2019）在《我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校肩负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任,并承担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使命。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保证国家长效发展的基础,这不仅是教育学界的重要问题,而且是国家、社会发展必须重视的事情。高校必须培养创新人才,承担起创新人才培养的责任。以我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为研究对象,对创新人才的内涵结构做了创新性研究,探究各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有助于深入理解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有利于高校科学制定培养目标,科学定位创新人才。再者,研究大学本科创新人才,对高校立足自身特色,更新创新人才培养方案也有一定理论意义。本文将创新人才培养分为探索与改革两个阶段,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设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开展“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出台“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以北京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例,分析创新人才培养的特点,从培养理念、培养体系、培养方式、师资发展、环境管理五个方面对创新人才培养系统分析,发现当前培养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培养理念趋同、培养体系固化、培养方式单一、师资力量不足、缺少创新环境;原因是急功近利的大环境背景下,对创新人才的认识有偏差,创新人才培养容易受文化和体制的影响,加上保障条件的不足,导致我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出现了问题。针对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影响创新人才培养的五要素入手来解决:第一,升华人才培养理念;第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第三,优化人才培养方式;第四,建设创新型教师队伍;第五,营造创新环境。明确人才培养能够为高校办学指明方向,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与人才培养实践的顺利开展,科学合理的培养定位有利于高校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办学水平;其次,创新人才培养促进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指导教育教学改革;最后,明确创新人才培养定位促进学生均衡发展,不仅包含高校育人的使命,也为大学生的自我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以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为背景,立足高校长远发展,从实践的层次,构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能解决高校学生创新能力低的问题。

李铁绳^[8]（2019）在《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文中提出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升与保障依赖于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教师教育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活水源头。专业化是教师职业的基础,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根本旨归。教师专业化必然要求教师教育专业化。教师教育专业化是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论题。然而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不健全,导致教师教育转型脱离实际,进而导致基础教育需求侧与教师教育供给侧出现结构性矛盾——基础教育需求侧是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教师教育供给侧则是教师培养供过于求,从而影响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及教育现代化进程。国内关于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研究主要偏重微观分析,系统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研究者确定了教师教育专业化这一时代论题。根据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将研究的核心问题确定为“教师教育专业化如何演进”,并聚焦于四个主要问题: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探析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本研究遵循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采用历史文献法、比较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变及其逻辑按照一条主线与三条辅线展开研究,一条主线是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进程,系统分析了我国师范教育初创、师范教育曲折发展、师范教育重建、教师教育转型阶段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演进特征,重点厘清了每个发展阶段横断面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等方面的演进历程,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脉络与特色。三条辅线分别为:一是我国对西方教师教育制度体制的移植、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学习日本——仿照美国——以俄为师——遍采各国,将西方教师教育理念、体制与我国教师教育实际相结合,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师教育体系;二是社会需求对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基础教育师资数量与质量需求、教师专业标准与教师资格制度、教师专业发展等需求对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诉求;三是师范生学费政策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免费——缴费——部分回归公费的变迁。同时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化进行了纵览与横述,以国际经验为镜鉴,启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研究最后聚焦于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分析了历史逻辑的变化,呈现了理论逻辑的特质,展现了实践逻辑的复杂。在实践逻辑方面,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变迁历程,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体制从制度断裂与制度渐变两个维度进行了制度变迁分析,从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两个维度进行了路径演变分析,全方位、立体式展示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演进图景。理论逻辑方面,分析了教师教育的基本规律、教师专业发展规律、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二重性,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实践逻辑方面,基于教师教育治理的视角,从国家宏观层面、地方中观层面、学校微观层面提出了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策略,分析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改革走向。

张磊^[9]（2017）在《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地区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社会和教育系统自身的演进和发展,高等教育专业设置面临着来自教育系统内外的多重挑战,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识别这些挑战并开发相应的专业设置治理体系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不同层次专业之间的关系在微观层面是与专业层次结构相关的教育系统功能表达问题。在高等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两分法”和现行专业目录的框架下,两个教育层次的规模对等发展和二者总体在高等教育中的绝对规模使得二者的并行发展呈现出一种双螺旋的运行模式。应用帕森斯AGIL社会系统范式分析发现,专业对接是专业层次适配的基本环节,专业层次适配是教育系统双螺旋专业发展模式中的结构要求,这种双螺旋的效率是实现教育系统特定功能的系统动力。通过构建和运算以专业关系为基础的各类关系矩阵,并结合系统耦合分析方法分析发现,本科专业和高职专业的对接和层次适配处于较为初级的自发为序的状态,表现在专业对接强度分布不均、专业层次结构的稳定性和协调性都有待提高等方面,这不利于教育功能的实现。因而,实现两个专业层次在专业结构上的良性互动以推动教育系统的发展演进并实现预期的教育功能是微观层面专业设置治理的主要任务。校际专业交往是中观层面关系到院校自身的专业发展和院校之间的专业资源配置问题。应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可以以矩阵形式构建并表达高校之间基于共同举办的专业而形成的不同层次的校际专业关系网络。使用结构洞分析方法对这些矩阵进行分析发现,校际专业交往能力存在跨网络（层次）差异和内生冲突现象。由于内生冲突的存在,院校无法在提升校际专业交往效率的同时提升交往资源的集中程度和对网络的控制力,因而陷入两难决策的困境中。面对影响校际专业关系强度的技术性因素、学科与专业的隔离效应因素、学校发展历史性因素以及教育主体对校际专业关系功能和作用认识的主观因素等原因,开展校际专业关系网络治理以提升校际专业交往资源配置效率和院校专业交往能力是中观层面专业设置治理的主要任务。以就业为主要关系的专业与行业的全局均衡问题是宏观层面社会、教育与人的协同发展问题。在“社会—教育—人”的系统交互和社会与教育“母系统—子系统”的关系模式中,使用耦合分析方法和供需均衡分析方法对教育系统就业供需的专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专业供需行业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教育系统的专业供需处于整体上的供不应求状态,而在社会系统中国民经济各行业对于专业的供需又处于较大程度上的供大于求的状态,产生了“行业与专业的供需悖论”,它是教育系统专业设置的自发独立性与社会系统行业对专业需求的天然不均衡性二者冲突的系统表现,而这种冲突的解释和解决也必然需要在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角中进行。因此,调整专业与行业的供需关系以解决教育与社会的结构性冲突并实现毕业生职业发展和就业质量的协同即成为宏观层面专业设置治理的主要任务。通过以上全局性的系统分析发现和识别出高等教育专业设置目前存在“微观上专业层次适配处于自发为序的状态”“中观上存在校际专业交往能力的跨网络（层次）差异和内生冲突”“宏观上存在行业与专业的供需悖论”三个现象,根据其不同的表现可以设立不同的治理目标并开发相应的治理工具以及配套安排等治理要素。使用链理论对这些治理要素进行系统整合,可以发展出一个使各治理要素在横向内容上相互补充和协调,在纵向层次上相互衔接和配套,在时间上保持延续和动态演进的三维治理链,该治理链体系是为教育治理现代化在专业设置和优化调整的地区治理方面构建机制框架方面所做的一种尝试。

王旭辉^[10]（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文中研究指明高等教育和其他任何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一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问题。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或劳务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连接着两座桥,一座通往个体求学者及其家庭,另一座通往社会用人部门和国家。从而高等教育客观上存在着两类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供给和需求,它们分别是个体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教育机会供给、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源供给。两类供求关系分别发生于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环节,共同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分别把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所涉及的供求关系称为第一类供求关系和第二类供求关系。在我国特殊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给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第一类供给,招多少人、招生的专业结构如何往往决定了毕业多少人、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如何。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具有“一元供给”和“二元需求”的基本特征,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供求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高等教育的两类需求由于目标上的不一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结构性错位,它们分别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对称的拉力。这将使高等教育的办学陷入两难困境。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就显得很有学术意义。遗憾的是,当前大量文献往往只局限于对其中的某一类供给和需求进行探讨,把两种供求问题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文献十分罕见。这恰恰就是本文要面对的一项综合性工作。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层面,讨论的是供求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具体研究分为事实分析和规范研讨两个部分。在事实分析中,首先分别对我国高校的分专业供给分布和我国高校的分专业学生需求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让读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分专业表现有一个相对关系的概念。我们分别以招生规模和平均生源指数作为衡量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参数。数据显示,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生源条件,专业间的差异均十分显着,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然而,“招生大户”并不必然等同于“热门专业”。为了考察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匹配性,或者说结构协调性,就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关系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相应地,本文也利用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就业数据评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关系,发现结构性矛盾同样存在,但似乎较前者要乐观一些。事实上,之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在前后两头都存在供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类需求本身的矛盾。在这般现实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必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提高学生的专业满足率以平衡第一类供求关系,要么提高专业结构的社会适应性以平衡第二类供求关系,要么采取折衷方案以兼顾两头。每一种政策取向都有舍有得,难以做到十全十美。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只告诉我们“现状是什么”,却无法为我们提供“理想是什么”和“如何构建理想”的信息。这要求本文必须从事实研究转向学理研究,从规范意义上进行价值分析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由陈述、逻辑推理和哲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关键性见解:首先要以市场性供给取代高等教育中的“配给式”供给,这是调节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这是一种具有综合协调功能的矛盾调节策略。两个主张分别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双重结构性供求矛盾朝着有利方向移动的“通解”和“特解”。当明确了何为理想和构建理想的基本思路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构建理想模式的现实途径,提出了八条政策创新方向。它们分别是关于如何构建我们想要的均衡模式和如何让这一模式发挥最佳功效的若干政策思路。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八种方案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和政策组合,以互补的方式参与到构建理想模式的政策实践中,而不宜割裂地运用。只有这样,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双重供求矛盾才能在长效机制下走向综合协调意义上的动态平衡。这就达到了“治本”的目标,跳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思维,避免了只根据数据上的诊断直接为不同专业如何调整供给提出具体的、静态的标准答案。这正是本文将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有机结合的奥妙所在。

二、理科地质学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地质类本科教育和本科后续教育的协调与统一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理科地质学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地质类本科教育和本科后续教育的协调与统一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研究 ——以H省17所本科院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1949-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大学本科荣誉学院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研究 ——以研究型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地区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四、理科地质学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地质类本科教育和本科后续教育的协调与统一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研究 ——以H省17所本科院校为例[D]. 戚晓思. 华东师范大学, 2021(02)
• [2]1949-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研究[D]. 罗家枝.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3]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D]. 张玉婷. 云南师范大学, 2020(12)
• [4]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研究[D]. 李冠男. 河北大学, 2020(08)
• [5]我国大学本科荣誉学院发展研究[D]. 王家阳.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4)
• [6]中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研究 ——以研究型大学为例[D]. 刘海涛. 厦门大学, 2019(08)
• [7]我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研究[D]. 赵静.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8]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D]. 李铁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地区治理研究[D]. 张磊. 天津大学, 2017(01)
• [10]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D]. 王旭辉. 厦门大学,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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