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区财政工作会议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崔仁斌[1]（2021）在《机不可失:关于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人民银行旧址"是石家庄历史文化地标之一,矗立在中华北大街55号,现为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暨河北钱币博物馆。它和西柏坡、解放纪念碑一道见证了石家庄那段光辉岁月。这是一栋通体为灰色的水泥砖混结构小楼,原是抗战时期伪华北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的办公楼,1947年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12月26日,石门市改名石家庄市,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市执行委员会在此办公。
岳子璇[2]（2021）在《太行区群英会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奋斗,并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广泛、深入发动人民的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采用各种办法放手发动群众,召开群众性大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苦心经营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太行根据地战略位置紧要。中国共产党于1944年、1946年在此召开了两届规模较大的区级群英大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太行根据地各县域群英会也纷纷召开,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各有特色。太行区第一届群英大会于1944年11月21日到12月7日召开,会议表彰了抗战和灾荒中出现的英雄模范并总结交流了杀敌与生产经验,发挥了英雄模范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由于时值战争年代且在1942、1943年大灾荒之后,根据地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黎北县南委泉村作为会议地址。由于各种阻力,会议的筹备工作经历了一些曲折,筹委会的成立使得会议筹备工作滞后的情况有所好转,党政机关、英雄模范都直接参与到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中。此次会议具有明显的战时性与暂时性特征,通过实物展览、交流座谈、选举表彰等方式对英雄模范进行激励、动员,获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会议使先进的经验得到推广、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激发,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深刻地影响了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的召开。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于解放战争初期召开,旨在表彰抗战胜利后太行区涌现出的英雄模范,总结经验、推广传播,以促进战斗、生产、翻身运动的发展,使太行区人民在心理和行动上实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转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会期从1946年12月2日到12月21日,共计19天,第二届群英会的准备工作同样纷繁复杂,太行区各县市政府、机关团体、社会各界、英雄模范的广泛参与保障了会议流程、秩序的合理及完备。与第一届群英大会相比,第二届群英大会在参会英雄的广度、英雄交流的深度及选举表彰的力度方面均有所提高。会后,各解放区新英雄主义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此次大会是共产党在太行区召开的最后一届群英大会,深远地影响了新中国劳模表彰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除两届区级群英会外,太行县域群英会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中以黎城县群英会最为典型。黎城县群英会在1944年到1946年间召开了三次,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筹备会议,黎城县政府努力克服财政紧张问题,积极开展筹备工作,评选并表彰了一批英雄模范代表。黎城县生产、纺织、合作运动的发展在太行各县优势突出,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在此落地生根。黎城县群英会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它所凝结的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延绵不绝、代代相传。总之,太行区群英大会的召开是根据地时期太行军民的大事,不论是区级群英会还是县域群英会均对太行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塑造英雄模范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也可以看出根据地时期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和管理。
暴占杰[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蔡非池[4]（2021）在《华北统一财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文中指出1947年春夏之交,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前夕,抗战以来形成的各自为政、分散管理的财政经济政策已然不适应当下形势,为了解决现有财经政策与解放战争时期新形势不适应的问题,中共中央召开了华北财经会议,制定了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共同方针和各种政策,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统一财经工作的序幕。会议成立了华北财办,由其协调各解放区的金融、财政、贸易关系,有力的完成了调动一切力量、全力支援战略反攻的任务,为中国共产党统一财经确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进一步推进财经工作统一进程,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华北财办主持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华北统一财经政策得到进一步完善。事实上,这两次会议为逐步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财经政策作了大量的有益工作,为全国解放后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从解放前夕这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的会议过程和形成的统一财经政策,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面临形势变化时及时作出政策转变的决策过程和决策路径。面临战争形势转变时,在中共中央政治权威的主导下,通过华北财经会议总结过去八年抗战和一年自卫战争的基本工作经验,各解放区交流财经状况和工作经验,通过有组织、有目的的知识整合,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华北金融贸易会议总结华北财经会议后一年的实施情况和各解放区执行统一财经政策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地方样本,进一步拓展中央和地方的财经政策知识储备,使得华北统一财经政策更加完善、可行。这种决策路径有利于降低决策成本,灵活迅速的作出政策变迁以适应新形势取得最终战争胜利。研究华北解放区统一财经政策的制定过程,对促进政策创新,减少决策成本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新时代党的因时谋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为了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整各区财政关系和收支,中共中央探索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并规定华北财办对各解放区的领导地位。华北统一财经政策的实施需要不相隶属的各解放区的配合参与,然而由于各解放区存在着本位主义和利益冲突,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协调机制来整合各解放区之间的共识,而具有领导地位的华北财办有这方面的优势,这有利于确保各解放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能“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华北财办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布诸多指示、办法,不断动员各解放区认真领会中央的指示精神,保证各解放区政策精神与中央一致,起到了上下有机统一的作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轴心,能有效防止出现上下割裂的情况。梳理华北财办实施华北统一财经政策的过程和各解放区在华北财办领导下实施华北统一财经政策的过程及取得的成绩,可以看出党的领导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各级党委重视、积极执行,就能取得明显绩效,在华北财办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和掌握,各县委保证区党委地委关于财经工作一切决定指示的贯彻与实现。另外,华北统一财经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政策要逐级经历若干层级,在这个冗长的政策实施链条中,政策失真性执行出现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在梳理华北统一财经政策实施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实施过程也会出现一些失真性执行。通过华北财办的高位推动,以及在“政策落地”过程中的调查、监督和检查是华北统一财经政策得到真实性执行的关键,许多政策执行偏差都是在检查中得到纠正。通过研究华北财办推动华北统一财经政策的实施模式,梳理华北统一财经政策实施过程中华北财办与各解放区之间的贯彻与落实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新时代公共政策在执行中防止失真性执行提供行之有效的模式和经验。
钟振,黄丹,石志韬[5]（2020）在《广西脱贫攻坚大事记》文中研究指明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人民大会堂广西厅,与广西代表团代表共商国是,共话发展。总书记强调,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是广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黄志勇,黄志勇,梁宝渭,莫细细,洪克宇,何丽宇,蒙汉明,刘绍卫[6]（2020）在《广西脱贫攻坚大事记》文中指出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
柳直[7]（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研究指明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史晓玲[8]（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吴明怿[9]（2020）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在敌人侵略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下,粮食损失非常严重,在此情况之下,如何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粮食问题,支持边区军民与日伪顽军进行频繁的大小战斗,解决边区军民的吃饭和生存问题,并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值得探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边区政府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各方互动的具体历史过程,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根据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应对粮食困境,从而推动根据地发展的内在原因。本文运用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部分地方市县档案馆馆藏史料和《冀鲁豫日报》等报刊史料,分为五个部分进行探讨边区的粮食工作:第一章主要从“人祸”和“天灾”两个角度探讨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粮食困境产生的原因。第二章主要从救灾和加强农业生产两个方面,讨论冀鲁豫边区如何实现生产自救,以及加强农业生产在根据地进行自救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具有的历史地位。第三章主要讨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府如何解决根据地民众的土地问题和减轻农民的农业税负担问题。第四章主要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通过贸易、金融以及藏粮等措施加强粮食管护,同敌人开展粮食经济斗争,保障粮食正常交易活动的进行、稳定粮食价格、确保粮食安全等问题。第五章主要论述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完善粮食供给制度上所采取的努力。结语部分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抗战时期,冀鲁豫边区在粮食工作中体现出了以农业为主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并注意利用商业、贸易、金融等手段,积极支持边区粮食工作的开展。这种经济思维使中共和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各种粮食政策措施在实际推广过程中取得了积极效果,对保障困难环境下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粮食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冀鲁豫根据地得以在残酷条件下依旧能够得到巩固、发展、壮大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第二,冀鲁豫根据地开展粮食工作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政策-效果”之间的线性演进关系,群众在对待政策的态度上,更倾向基于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权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坚持“政策的群众利益指向”,不断根据民众反映对政策和工作方法进行符合群众利益的调整,进而推动了粮食工作的切实开展。而这一过程实则反应的是抗日根据地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层面与群众所代表的“社会”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妥协、改进的“互动”过程。通过冀鲁豫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所开展的粮食工作,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新发现和值得思考的地方:第一,边区的粮食工作,突破了单纯依靠国家力量的传统救济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边区各级政府培养并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在参与中共的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共也借此实现了政权向基层的延伸。其次,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封建统治力量被削弱,农村中的阶级成分发生改变,农民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中农力量得到壮大,加强了中共革命的群众基础。再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非常重视发挥中共的政治宣传优势,注意依靠人民,打消了基层民众的思想顾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成为抗战时期边区的粮食工作能够得到切实开展的关键。
党志勇[10]（2020）在《商人与革命：中共太行区商人联合会研究（1940-1947）》文中研究说明商人作为社会经济流通环节中的主要工作者,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新型生产关系的滋长,商品经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商人的角色愈加重要,对这一群体在近代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新革命史的研究视角,从太行区商联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历史沿革、组织体系及其运作、商联会主要活动及影响四个方面对商联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通过商联会考察了商人与革命的关系。第一章主要考察了中共太行区商联会成立的历史背景。中共对于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创建是其成立的政治背景,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成立商联会提供了的条件,根据地内各群众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商联会成立的组织基础,中共对于商人政策的重视进一步促进了商联会的成立。第二章对太行区商联会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追溯。商联会的沿革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从1940年产生到1947年商联总会撤销,太行区商联会以1945年12月太行区商联总会的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40年至1944年12月为商联会的早期阶段;1944年12月至1945年12月为第二阶段,此阶段开始筹备成立商联总会;1945年12月至1947年为第三阶段,此阶段在商联总会的统一领导下,太行区各地普遍建立了商联会。第三章对太行区商联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进行了研究。本章分析了商联总会筹备前后有关商联会纲领和组织章程的异同,同时通过对商联会干部群体的出身、阶级成份和对于商联会的态度也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商联会经费的考察,看出商联会在收取会费方面并不顺利,处处受到商人的抵制。第四章对太行区商联会的活动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本章从中共通过商联会对商人的教育和改造、举办商人节、配合革命中心工作以及商联会的功能几个方面叙述了商联会的活动,并从商联会的积极影响和局限性两个方面阐述了商联会所产生的影响。结语在前述的基础上,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共与商人的关系、商人与革命的关系和商人身份的重塑三个方面的梳理,认为商人在近代经历了从“在商言商”到“在商亦言革命”的转变。
二、全区财政工作会议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区财政工作会议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2）太行区群英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空前大事: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述论 |
| 第一节 重筹备:第一届群英会之前期酝酿 |
| 一、战争、天灾中酝酿会议 |
| 二、会址的选择 |
| 三、材料收集与英模推选 |
| 第二节 稳落实:第一届群英会之具体议程 |
| 一、实物展览激励 |
| 二、交流座谈鼓舞 |
| 三、选举表彰带动 |
| 第三节 促革命:第一届群英会之会后效应 |
| 一、争当杀敌英雄 |
| 二、努力达到“耕三余一” |
| 三、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活 |
| 小结 |
| 第二章 再攀高峰: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探析 |
| 第一节 忙中有序:纷繁复杂的会前工作 |
| 一、选举参会英雄 |
| 二、布置大会展览馆 |
| 三、确保会议秩序 |
| 第二节 不断调整:灵活多样的会议内容 |
| 一、资格审查与领导报告 |
| 二、英雄的经验创造 |
| 三、英雄受奖荣归 |
| 第三节 空前绝后:第二届群英大会的独特效应 |
| 一、新英雄主义迅速发展 |
| 二、翻身英雄大显身手 |
| 三、太行区最后一届群英会 |
| 小结 |
| 第三章 典型案例:太行区群英会影响下的黎城县群英会 |
| 第一节 思想引领:黎城县第一届群英会 |
| 一、历史与现实的加持 |
| 二、曲折的筹备工作 |
| 三、英雄的彰显 |
| 第二节 思想到技术的转型:黎城县第二届群英会 |
| 一、群英会的资金来源 |
| 二、英雄模范的“发明”与“检讨” |
| 三、“组织起来”的创造 |
| 第三节 技术到组织的再转型:黎城县第三届群英会 |
| 一、以石寸金为代表的劳动英雄 |
| 二、纺织英雄与合作英雄的独特经验 |
| 三、参战自学模范与模范干部的特征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太行区群英会的特征分析 |
| 二、太行区群英会的发展演变 |
| 三、太行区群英会的历史影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标准 |
| 2.1.3 贫困的分类 |
| 2.1.4 扶贫的内涵 |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 3.2 实践基础 |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4）华北统一财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重点难点 |
| 2.创新点 |
| 一、华北统一财经政策界说与历史背景 |
| (一)华北统一财经政策释义 |
| 1.华北统一财经政策内涵 |
| 2.华北统一财经政策时空界定 |
| 3.华北统一财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研究对象 |
| (二)华北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新局面新使命 |
| 1.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对统一财经工作提出新要求 |
| 2.解放战争前期华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特点 |
| (三)统一华北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客观必然性 |
| 1.华北解放区的重要战略位置 |
| 2.统一华北财经工作势在必行 |
| 3.制定实事求是、科学合理的财经政策是做好统一工作的前提 |
| 二、华北统一财经政策制定过程 |
| (一)华北财经会议为统一财经政策奠基 |
| 1.酝酿及准备 |
| 2.分散走向统一的节点 |
| 3.形成华北统一财经政策 |
| 4.财经政策转变的内在机制 |
| (二)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使财经政策得以丰富 |
| 1.推进华北统一财经进程 |
| 2.完善金融贸易政策 |
| 3.执行反馈推动政策进一步完善 |
| 三、华北统一财经政策的实施 |
| (一)高位推动的政策实施模式 |
| 1.为推动华北统一财经政策而设立华北财办 |
| 2.华北财办成立过程 |
| (二)加强财经管理,推动财政统一 |
| 1.调整财经关系 |
| 2.严肃财经纪律 |
| 3.整顿乡村财政 |
| 4.确保财政供给 |
| (三)统一金融贸易,稳定物价水平 |
| 1.积极开展对敌货币斗争 |
| 2.推进信贷工作,支持生产发展 |
| 3.发展私营工商业 |
| 4.建立统一贸易机构,发展内外贸易 |
| 5.统一解放区的银行、货币发行及流通 |
| 四、华北统一财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若干思考 |
| (一)华北统一财经政策的历史意义 |
| (二)华北统一财经政策为新中国积累了宝贵经验 |
| 1.完善府际学习机制,降低政策成本 |
| 2.立足实际、尊重规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的放矢 |
| 3.明确财经任务,突出工作重点 |
| 4.建立高位推动机制,减少执行摩擦 |
| (三)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教训为新中国提供了有益借鉴 |
| 1.政策实施要走群众路线,防止形式主义、任务观点 |
| 2.加强层级性治理防止政策的失真性执行 |
| 3.加强干部对政策的理解掌握能力和执行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6）广西脱贫攻坚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 编者按 |
| 1978年 |
| 1979年 |
| 1980年 |
| 1981年 |
| 1982年 |
| 1983年 |
| 1984年 |
| 1985年 |
| 1986年 |
| 1987年 |
| 1988年 |
| 1989年 |
| 1990年 |
| 1991年 |
| 1992年 |
| 1993年 |
| 1994年 |
| 1995年 |
| 1996年 |
| 1997年 |
| 1998年 |
| 1999年 |
| 2000年 |
| 2001年 |
| 2002年 |
| 2003年 |
| 2004年 |
| 2005年 |
| 2006年 |
| 2007年 |
| 2008年 |
| 2009年 |
| 2010年 |
| 2011年 |
| 2012年 |
| 2013年 |
| 2014年 |
| 2015年 |
| 2016年 |
| 2017年 |
| 2018年 |
| 2019年 |
| 2020年 |
（7）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AR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的与创新、意义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五、史料运用说明 |
| 六、论文思路与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冀鲁豫根据地出现粮食危机的原因 |
| 一、冀鲁豫边区的建立与发展 |
| (一)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成立 |
| (二)根据地的行政区划 |
| 二、冀鲁豫根据地环境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一)边区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 |
| (二)旱灾害所造成的民力与粮食损失 |
| (三)蝗虫灾害对粮食的危害 |
| 三、敌人侵略活动对边区所造成的民力和粮食损失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努力提高粮食产量,生产自救 |
| 一、积极救灾,克服灾荒 |
| (一)政府筹粮,实施急赈 |
| (二)向地主豪绅借粮 |
| (三)开展赎地运动 |
| (四)提供优惠的救灾借贷政策 |
| (五)开展灭蝗斗争 |
| 二、开展广泛的农业生产建设活动 |
| (一)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 |
| (二)劳动互助,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
| (三)边区合作社发展对缓解粮食困境所发挥的作用 |
| (四)为扶持农业生产提供贷粮贷款 |
| (五)促进生产发展的其它措施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推动减租减息,减轻民众税负 |
| 一、冀鲁豫边区农民的受剥削情况 |
| (一)几种租佃形式与剥削情况 |
| (二)地主对承种人的超经济与高利贷剥削 |
| 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
| (一)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
| (二)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逐渐走向完善 |
| (三)边区减租减息政策的逐渐完善与推广 |
| (四)开展集体倒粮运动,保护减租减息成果 |
| (五)与地主豪绅的减租减息斗争 |
| (六)边区减租减息政策所取得的效果 |
| 三、推行合理负担,采取累进征税制度 |
| (一)政策的制定和推广 |
| (二)负担的计算方法 |
| (三)累进等级与累进率的制定 |
| (四)加强合理负担政策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
| (五)土地调查评议工作 |
| (六)负担的减免 |
| (七)公粮征收的一般过程 |
| 四、开展清查黑地的斗争 |
| (一)抗战时期边区的黑瞒地情况 |
| (二)清查黑地的措施方法 |
| (三)查黑地斗争中的困难和取得的成果 |
| 五、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加强粮食管控,保证粮食安全 |
| 一、对粮食贸易采取统制政策 |
| (一)“对内自由,对外统制”贸易政策的确立 |
| (二)通过“贸易统制”调节需用,保护边区粮食安全 |
| (三)采取粮食专卖政策 |
| (四)公营商店在边区粮食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 |
| 二、加强集市管理,保障粮食交易 |
| (一)冀鲁豫边区集市管理的背景 |
| (二)对中心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的集市管理政策 |
| (三)建立集市交易所,开展粮食等特殊商品的交易 |
| (四)适时转移集市,保证粮食交易的安全 |
| 三、开展金融斗争,支持农业生产 |
| (一)抗战初期冀鲁豫边区的货币金融情况 |
| (二)抗战中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
| (三)抗战后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
| 四、做好粮食的管护工作 |
| (一)加强粮食存储 |
| (二)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敌人的抢粮行径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完善边区财粮制度,保障党政军民粮食供应 |
| 一、加强财粮工作机构建设和组织领导 |
| 二、建立健全根据地的财粮供给制度 |
| (一)采取统筹统支和分区财粮统一供给制度 |
| (二)建立健全边区的财粮审计制度 |
| (三)完善根据地的财粮预决算制度 |
| (四)实行粮票制度 |
| (五)清理尾欠,掌握现粮 |
| 三、对各级党政军民的粮食供给制度和标准 |
| (一)冀鲁豫边区各级政府机关的财粮供给 |
| (二)对各级群众团体的粮食供给 |
| (三)对军队和抗属的财粮供给 |
| 四、边区党政军民的粮食供给情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10）商人与革命：中共太行区商人联合会研究（1940-194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商会史研究 |
| (二)中共革命根据地群众组织研究 |
| (三)中共与商人关系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不足 |
| 五、研究视角与创新 |
| 第一章 太行区商联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
| 一、太行区的创建与巩固 |
| 二、太行区的财经建设 |
| 三、太行区的群众组织 |
| 四、太行区的商人政策 |
| 第二章 太行区商联会的历史沿革 |
| 一、太行区商联会的成立 |
| (一)早期商联会 |
| (二)筹备商联总会 |
| (三)正式成立商联总会 |
| 二、太行区商联会的发展 |
| 三、太行区商联会的转型 |
| (一)商联会机构建设中的问题 |
| (二)向工商业联合会转型 |
| (三)商联会转型原因 |
| 第三章 太行区商联会组织体系及其运作 |
| 一、商联会的组织体系 |
| (一)商联会组织章程 |
| (二)商联会工作纲领 |
| 二、商联会的干部群体 |
| (一)干部的产生 |
| (二)干部状况 |
| (三)干部对商联会的态度 |
| (四)干部的待遇 |
| 三、商联会的经费 |
| 第四章 太行区商联会的活动及其影响 |
| 一、教育、改造与新商人的诞生 |
| (一)中共对旧商人的认识 |
| (二)中共教育商人的形式 |
| (三)中共教育商人的内容 |
| (四)新商人的诞生 |
| 二、举办商人节 |
| (一)太行区商人节的设立 |
| (二)商人节的革命化 |
| (三)商人节对商人的动员 |
| 三、配合革命中心工作 |
| (一)参与群众运动 |
| (二)大生产运动 |
| (三)支援解放战争 |
| 四、商联会的功能 |
| (一)改善劳资关系 |
| (二)扶植行商摊贩 |
| (三)帮助商人克服困难 |
| (四)管理市场 |
| (五)调解纠纷 |
| 五、太行区商联会活动的影响 |
| (一)太行区商联会的积极影响 |
| (二)太行区商联会的局限性 |
| 结语:现代中国商人角色的重塑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全区财政工作会议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机不可失:关于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J]. 崔仁斌. 中国金融家, 2021(07)
- [2]太行区群英会研究[D]. 岳子璇. 山西大学, 2021(1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4]华北统一财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D]. 蔡非池.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5]广西脱贫攻坚大事记[J]. 钟振,黄丹,石志韬. 当代广西, 2020(Z1)
- [6]广西脱贫攻坚大事记[N]. 黄志勇,黄志勇,梁宝渭,莫细细,洪克宇,何丽宇,蒙汉明,刘绍卫. 广西日报, 2020
- [7]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8]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9]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D]. 吴明怿. 上海大学, 2020
- [10]商人与革命：中共太行区商人联合会研究（1940-1947）[D]. 党志勇.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