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千家企业实现达标排放 浙江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控制(论文文献综述)
叶莉[1](2020)在《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入境旅游发展速度放缓,从2012年起,经历了由下降转为微弱增长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我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备受关注,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域。现有的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表明,空气污染通过游客健康、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游客体验、旅游地形象等方式对入境旅游起到负向影响。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生态环境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空气质量是生态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质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态环境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因此,在改善空气质量和发展入境旅游双重目标语境下,基于空气质量的影响评价探讨我国入境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从以下五方面展开:第一,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入境旅游规模与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化进行量化分析,以期挖掘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时空分布演化特征和规律,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提供经验支撑;第二,基于入境旅游发展的视角,通过运用旅游推-拉理论、旅游吸引物理论和旅游竞争力理论对空气质量是入境旅游的阻力因素还是引力因素的属性特征进行理论辨析,在此基础上,从风险感知、媒体信息影响、空气质量偏好、时间演化、地区差异等路径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机理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第三,以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以PM2.5、PM10、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重等指标作为空气质量的代理变量,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进行全样本的实证检验;第四,在全样本实证的基础上,分别从游客类别、时间演化、地区分类异质性视角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的差异性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第五,基于既有研究成果和本文的实证结果,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范式归纳总结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动力机制。通过以上的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状态在时空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高—低”或“低—高”对应的时空分布特征。第二,全样本数据表明,在即期影响中,除了PM2.5的负向影响未通过统计显着性检验外,二氧化硫排放强度、PM10的负向效应以及达标天数比重的正向效应均较为显着,空气污染越严重,其作为“阻力”的属性将放大,对入境旅游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反之,空气质量得到改善,其“引力”作用就越大,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就越显着;PM10、PM2.5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通过旅游资源条件、交通条件、人力资源条件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达标天数比重则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滞后效应结果表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PM10、PM2.5和达标天数比重变量滞后一期对入境旅游的负向或正向影响并不显着,以往持续大规模的媒体报道并未明显地影响当期入境旅游者的旅游行为,空气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即期负向效应。第三,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游客类别的异质性特征。在入境旅游市场和国内旅游市场的比较中,即期效应表明,入境旅游市场对PM10和达标天数比重指标更加敏感,PM10污染或者空气质量改善都将引起入境旅游市场规模较大幅度的减少或增加变化;在影响的调节效应中,存在空气污染对旅游的负向或达标天数比重正向调节效应在入境旅游市场更加显着的特征;在滞后效应方面,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影响的滞后效应小于国内旅游,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市场没有产生明显的滞后效应。在外国旅游市场和港澳台旅游市场的比较中,总体而言,空气污染对外国旅游市场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表明外国旅游市场对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更敏感;但空气质量的调节效应在港澳台旅游市场更加明显,也即港澳台游客对空气污染作用于旅游资源、交通和人力资源的危害风险更加敏感;在滞后效应中,空气质量对两个市场的影响均主要体现在即期效应,并未因以往持续大规模的空气污染舆情报道宣传影响当期旅游决策。第四,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时间演化的异质性特征。把研究时期划分为2004-2007年、2008-2012年、2013-2017年三个阶段,从各个空气质量指标结果看,尤其核心指标PM2.5作用于入境旅游的结果,无论是即期效应、调节效应,还是滞后效应,均是在2013-2017年这个时间段的负向影响最明显,体现出了2013年雾霾天气爆发且备受关注后,空气污染的舆情报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第五,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地区差别的异质性特征。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中,尽管各个空气质量的指标影响有所差异,但是总体看,东部地区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在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都更加明显;在南北方地区的比较中,总体而言,北方地区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在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更加明显,空气质量的“引力”作用在南方地区更显着。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空气质量具有“阻力”和“引力”双重属性,在空气污染已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负向影响的背景下,本文从加强空气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完善包括优质生态产品在内的旅游产品体系、围绕“美丽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营销推广体系、全方位修炼提升入境旅游吸引力等方面有针对性提出化空气质量“阻力”为“引力”以提振入境旅游之策,以期增强入境旅游的国际竞争力,并促进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
刘学民[2](2020)在《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中国雾霾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呈现发生频率高、污染程度重、分布范围广、治理难度大等特征,对公众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引起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出台大气相关政策、法规、方案等280余项,其中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对颗粒物、SO2、NOx等大气污染物实施协同控制。“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和“打好蓝天保卫战”要求有效提高环境规制效率,对雾霾进行科学施策和标本兼治。因此,探索我国雾霾污染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治理路径已是当前各界亟需攻克的难题,也是实现新常态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关键切入点。本文以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为研究主题,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随后运用ESDA技术考察了雾霾污染和环境规制的空间集聚和演化特征,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基于协同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并测算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探索了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通过直接和间接协同效应,展开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直接、间接路径优化分析,提高了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效果。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首先,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构建环境规制视角下雾霾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环境规制相关“三大假说”、协同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规范分析法,从环境规制协同和优化的角度,阐述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严谨可靠的理论基础。其次,基于文献阅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雾霾的形成过程、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系统构建了雾霾污染人为和自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我国雾霾污染存在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低-高集聚、高-低集聚向高-高和低-低集聚演化趋势明显;不同影响因素对雾霾污染起到了差异化作用效果,即雾霾是由人为因素直接影响和自然因素间接促进的综合作用结果。对雾霾形成本质认知的提升将为其治理提供思路和方向。接着,基于“污染天堂”、“波特假说”及“竞相到底”假说,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不能改善雾霾污染,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临界值时才能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并体现了显着的空间溢出性和时间滞后性。此外,环境规制对雾霾影响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表现为滞后效应对不同地区环境规制效力起到了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如提高了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效力却减弱了其在西部地区的有效性。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是下一步展开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研究的基础。然后,基于协同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检验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效果。在对横向和纵向两种协同度测算的基础上,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的提高能够有效控制雾霾污染,且显着加强了政府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力;环境规制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的增加同样有利于改善雾霾污染,同时可缓解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型的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作用的异质性。尽管环境规制协同效果显着,但如何优化和提高其协同治理效率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最后,基于中介效应方法,通过直接协同效应和间接协同效应探索了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的优化问题。研究发现,直接协同路径优化方面,可推行“强化中央政府规制约束,明确地方政府监管职责,落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的雾霾防治利益相关多元主体纵深权责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优化策略;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方面,分别对“环境规制-外商投资-雾霾污染”、“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雾霾污染”及“环境规制-技术创新-雾霾污染”三条协同路径的合理性进行检验、讨论和分析,然后从政策、产业、技术等视角给出了具体路径优化措施。雾霾污染治理研究在经管学科领域起步较晚,所以存在很大深入探索空间。本文以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对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展开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看,本研究深化了对雾霾形成过程及演化特征的理解,提出了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完善了环境规制视角下雾霾防治领域的理论研究,为雾霾污染的科学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创新性地构建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丰富了环境规制协同的内涵和指标体系构建;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我国产业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升级,发展方式的改变,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的协同推进,人居环境与生活水平改善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并给予决策参考;对调动企业减排意愿和消费者节能消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罗恒[3](2020)在《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测度及保护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文明愈发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内容,同时生态安全也已成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一部分,体现着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如何提升国家及地区间生态安全水平,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并行的难题,保障人民健康生活,已成为经济转型期间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以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区域一一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对象,就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两阶段测度模型构建及生态安全演变阶段划分,长江经济带经济带生态安全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保护调控模型构建及实施三个核心主体部分进行布局。第一部分,对生态安全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并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态安全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进行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两阶段测度模型的构建及安全阶段划分。将种群共生理论引入生态安全研究领域,构建两阶段生态安全测度模型,第一阶段构建社会经济——自然生态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结合DPSIR模型,利用聚类分析法和变异系数法,完善并检验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然后构建生态安全综合特征指数及生态安全二维动态演化模型,划分生态安全演变阶段。第二阶段构建生态安全绿值指数“二步测度”模型,进一步测度生态安全成熟度。第二部分,进行实证分析,得到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基本指数及综合特征指数测度结果,诊断生态安全状况并分析其演变格局,然后进行指标回溯分析探究生态安全问题成因。第三部分,依据测度结果及问题成因分析,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四大保护调控模型并提出了实施建议,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将共生理论引入生态安全研究具有可行性,本文在共生理论基础上构建的两阶段测度模型能综合特征指数法与指标体系法优势,有利于准确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状况。(2)从生态安全演变时间格局上看,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迅猛,尤其是社会经济驱动力得到强化,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明显提升,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改善状况幅度并不明显,长期处于自然生态偏害发展模式。从生态安全演变空间格局而言,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生态安全格局差异显着,呈现“东西较高,中间偏低”格局。从绿值指数测度结果来看,生态安全成熟度较低。(3)通过指标回溯发现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污染严重、人口过度聚集、自然资源过度利用是造成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4)构建的四大生态安全保护调控模型及其实施建议具有问题针对性和可行性,能给长江经济带相关部门的生态安全保护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江浩麟[4](2020)在《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污染特征分析及综合整治指导方案研究》文中认为西南地区位于我国西南部,区域内城市水环境经过多年治理得到较大改善,但污染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亟需对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展开研究,明确城市水环境污染特征,并制定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指导方案和分步分阶段技术路线图,这对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的整治和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调研总结西南地区城市概况,掌握了西南地区城市自然地理、人口经济、水文水资源、基础设施等基础数据。并选取了区域内的15个城市共计45处断面进行取样检测,选取BOD、TN、NH4+-N、TP四项指标对水体水质进行评价,解析污染特征和成因。结果表明,西南地区城市有接近半数的水体水质较差,接近六成的水体水质没有达到目标水质类别。区域内面源污染严重,主要超标指标为氮、磷。基于西南地区城市的水质目标要求进行水环境容量计算和污染负荷削减分配,制定西南城市水环境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分别确定近期、中期和远期污染物削减目标。综合考虑技术在西南地区城市的适用性和实效性,从点源污染控制、面源污染控制、水体水质提升和城市节水四个方面对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提出综合整治指导方案。充分考虑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分属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结合城市水环境污染治理的长期性和阶段性,设置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的未来重点技术方向和阶段性治理目标,实施分期治理。最终形成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分阶段技术路线图,指导未来十五年西南地区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城市水体开展治理与修复等工作。
刘岩[5](2020)在《产业转移、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的同时,生态环境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而产业的区际转移对于协调经济与环境,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产业转移促进承接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往往对产业承接地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破坏。因此,将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转移结合起来,探讨两者对承接地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共同影响。产业转移最终是否促进了承接地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否促进产业的跨区域转移并最终对产业承接地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影响。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从而为推动我国区域绿色发展提供新的视角。探讨产业转移和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关系是本文的目的。首先,本文梳理了产业转移、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其次,在合理构建绿色经济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选取了2003-2017年我国30个省市(除西藏、港澳台外)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我国省际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度,同时结合莫兰指数对各省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最终,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产业转移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并且对所提研究假设是否成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1)20032017年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下降尤为严重,但2014年以后绿色经济效率有所改善,以东部地区改善尤为明显,呈上升趋势并趋于收敛。(2)研究期间我国的环境规制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并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但从增长速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又明显高于东部地区。(3)随着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水平的显着提高,我国产业转移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4)在现阶段,环境规制和产业转移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关因素与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显着的正相关,而利用外资水平对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有显着的抑制作用。
栗欣如[6](2020)在《中国水利绿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水利是社会、经济和生态连接的重要纽带,近些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旱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等新老问题交织,水利绿色发展和水安全受到不同程度地威胁。因此,破解水利发展困境,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迫在眉睫。从绿色发展视角审视水利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水利绿色发展理论,为水利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本研究借助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空间冷热点分析和空间面板Tobit模型等方法,在构建水利绿色发展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明确了水利绿色发展定量化测算方法,揭示了2010-2017年中国水利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剖析了区域水利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差异,探讨了中国水利绿色发展的机制和路径选择。主要进展与结论如下:(1)阐明了水利绿色发展内涵特征,构建了水利绿色发展理论框架。在梳理文献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水利绿色发展的内涵。以“开发-利用-效益-监管”为主线总结了水利绿色发展的“五化”内涵特征,即水资源合理化开发、高效化利用、水利生态化输出、人文化效益和常规化监管。在此基础上,基于耦合协调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构建了水利绿色发展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维度和输入-响应-输出维度双维度关联的分析框架。(2)提出了水利绿色发展维度关联指标评价矩阵,构建了水利绿色发展测算模型。基于水利绿色发展的“五化”核心内涵和双维度关联关系,将水利发展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纳入评价指标体系,提炼了能表征经济-社会-生态维度和输入-响应-输出维度信息及其关联关系的17项综合指标,建立了水利绿色发展双维度关联指标评价矩阵。借鉴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水利绿色发展的双维度关联特性,构建了水利绿色发展定量测算模型,用以测度水利绿色发展指数,来表征区域水利绿色发展水平。(3)中国水利绿色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且空间分布呈现东高西低格局。2010-2017年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水利绿色发展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平均增率为16.1%。中国水利绿色发展水平始终呈现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的态势。研究期内中国水利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全局莫兰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中国水利绿色发展冷热点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和湖北一直处于热点区,新疆、青海、西藏一直处于冷点区。(4)知识动机和资源动机对水利绿色发展的影响作用存在区域差异性。教育程度在东部地区对水利绿色发展呈现正向作用,在中部和西部呈现负向影响;科技创新因素在东部和西部产生正向作用,在中部作用方向为负。人均水资源量仅在中部地区产生了正向作用。控制变量废水中COD排放强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对水利绿色发展均产生负向作用,说明环境规制对水利绿色发展具有稳定的推动作用。其余控制变量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作用有所差异,促进水利绿色发展的方式应因地制宜实施,精准施策。(5)建立了水利绿色发展实现机制,提出了水利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水利绿色发展的实现需要水资源合理化开发机制、高效化利用机制、生态化输出机制、人文化效益机制和常规化监管机制的耦合交互。在此基础上,提出水利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加强水利绿色发展理念的政策引导和文化塑造,强化绿色发展意识导向;通过提高绿色创新技术,推进水资源绿色循环发展;明确利益相关者责任,综合考虑诉求,实施共同参与管理策略。完善水资源绿色发展管理制度,建立水资源综合管理保障体制。主要创新点:(1)构建了水利绿色发展的理论框架,提出水利绿色发展水平双维度定量评估方法。(2)提出了省域尺度的中国水利绿色发展时空差异和演变特征。(3)揭示了水利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差异性。
李成宇[7](2020)在《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取得成就的背后是依托于粗放式工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也致使我国面临资源、能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在此背景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把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式之一。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把绿色发展作为主基调,同时,工信部也针对工业领域,颁布《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地理、历史等方面原因导致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工业化水平也处于不同阶段,因而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状况也会有显着不同。因此,科学评价我国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深入探讨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积极寻求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路径,不仅对于探索工业绿色发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政府识别工业绿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制定工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对促进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全面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取得成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分析。首先,分析工业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以此为基础,构建工业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其次,从综合评价和投入产出两个角度出发,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度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最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协调程度,以此表征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和发展趋势展开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差异性明显,整体呈现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逐步减弱的格局,30省市呈现出明显的“俱乐部现象”;我国整体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呈现上升态势,东部地区呈现轻微下降态势,30省市则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我国整体协调等级一直稳定在中级协调,东部地区协调等级均稳定在良好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协调等级稳定在中级协调状态,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协调等级实现跨越,30省市呈现出五种协调等级的分布特征。2.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效应检验。首先,基于空间效应的相关理论及方法,构建邻近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嵌套四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其次,基于四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ESDA方法测算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Moran’s Ⅰ指数、Geary’s C指数,以此来判断其空间效应是否显着。最后,基于四种空间权重矩阵,通过Moran散点图、时空跃迁动态分析以及LISA图来分析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存在显着的空间效应,呈现出显着的正自相关的空间关联模式,大部分省市与其邻近省市表现出相似的集聚特征;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在空间地理分布上有严重的路径依赖性,具有明显的集聚性和低流动性的特征,各省市想要脱离原来的集群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在空间分布上已形成北京、天津为中心的高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集群区域和以四川、甘肃为中心的低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集群区域。3.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效识别,明确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其次将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纳入研究框架,建立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并对选取的影响因素进行多重共线性及平稳性检验。再次,运用Matlab软件对四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等来分析各因素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最后运用面板Tobit模型对我国四大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空间效应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利用、技术进步、工业能源强度、工业结构、工业集聚、所有制结构和禀赋结构8个因素会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产生显着影响,而四大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则各不相同。4.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策略。首先介绍了美国、德国、丹麦、日本四个发达国家工业绿色发展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文得出的分析结论,提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策略,主要包括深入贯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积极优化工业结构,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绿色技术创新力度;提高FDI环境准入门槛,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增加治理环境污染投资,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促进工业集聚发展,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工业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刘楠[8](2020)在《基于区域和行业视角的中国碳强度及能源强度驱动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国,有义务承担节能减排的责任。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通过减缓经济的方式降低碳排放量是不可行的,因此,提高效率成为各行业降低二氧化碳的重要举措。强度值是普遍用于衡量能源和环境效率表现的指标。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碳强度相比2005年水平降低40%—45%。到2030年碳强度比2005年水平降低60%—65%。中国省市众多,且行业差异非常大。论文在对中国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历史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研究中国碳强度和能源强度的驱动因素。本文所做的研究工作如下:首先,研究中国终端能源消耗排放二氧化碳最大的部门—工业部门碳强度的驱动因素。从多行业视角,将指数分解法与多行业归因分析法结合,构建了多行业因素分解研究框架,应用此框架研究中国工业碳强度的变化。在探讨工业碳强度驱动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多行业归因分析方法,进一步探讨12个工业子行业对各个驱动因素的贡献。第二,研究中国一次能源消耗排放二氧化碳最大的部门—电力部门碳强度的驱动因素。从多区域视角,构建了多区域因素分解研究框架。首先采用时间序列指数分解法将2000-2015年中国电力部门的碳强度分解为四个因素,包括火力发电效率效应、清洁电力渗透效应、化石能源结构效应及区域转移效应。然后,通过区域归因分析方法,研究了30个省份对各驱动因素的贡献。最后,应用多区域空间序列指数分解法评估了2000年和2015年30个省份的发电碳排放绩效。基于所得结果,对我国电力部门二氧化碳减排的区域政策和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第三,构建了多区域多行业因素分解研究框架,分析了2000-2015年中国碳强度的驱动因素。首先从多区域多行业角度将中国碳强度分解为碳排放系数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行业结构效应和区域结构效应四个驱动因素。再应用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研究30个省份及16个行业对各个驱动因素的贡献。这种将两个维度集成到一个框架中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从多个角度更透彻的理解碳强度的历史变化,如可以得到区域内产业结构变化以及行业跨区域生产转移的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评估行业和区域层面降低碳强度政策的有效性。最后,由于能源强度效应是对碳强度抑制作用最大的驱动因素,故本论文将指数分解法(IDA)与生产理论分解法(PDA)结合,构建了多区域多行业PDA-IDA因素分解研究框架,进一步研究中国能源强度的驱动因素。结合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可以更进一步探索技术相关因素的驱动作用。本论文首先采用多区域多行业PDA-IDA方法,将我国2000-2015年的能源强度分解为潜力能源强度效应、行业结构效应、区域结构效应、能源使用效率效应和能源节约技术效应五个驱动因素。为了探讨行业和区域对每个驱动因素的贡献,进一步应用了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方法。本论文将生产理论分解法、指数分解法和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法集成到一个框架中对中国能源强度的驱动因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肖钦[9](2019)在《绿色发展视阈下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研究》文中提出自古以来,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横垣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难题。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危机,如何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遗留的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传统“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前提下,一些地区为了追求短期治理效果所采用的“休克式”环境治理方式,对当地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这对于仍属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我国来说同样也难以持续。因此,有必要引入一种更为先进的环境治理理念,寻求构建一种更为系统的、更为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进入21世纪,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兴起可以看作对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二元对立”关系的一种有效方案,也使得中国逐渐由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向创新者与引领者转变。而环境协同治理作为一种以实现绿色发展为目标,以“政府政策供给+市场利益驱动+社会公众参与”多元协同治理为手段的公共事务性活动,成为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容性问题的探讨、绿色发展理念的缘起及其战略意义、环境治理的范式变迁及其内涵以及协同治理在环境治理中的运用等四个方面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文认为相对于传统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这种更具效率,更加科学、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符合我国对于未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社会发展方向的要求。但是,作为我国绿色发展体系的基础支撑,地方环境治理如何摆脱当前对于政府的过度依赖,通过推动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治理向多主体协同治理转型,推动治理范围由环境治理向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领域延伸的绿色治理模式,是未来我国环境协同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与优化的方向。因此,通过构建科学、完善的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体系,结合对当前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理论与现状分析,找弱点、寻路径,优化地方环境协同治理体系、提升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是当前我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现实需求和重要任务。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于前期研究与实地调研所掌握的信息,主要针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一是虽然大家普遍认同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方协同,但在我国现行环境治理体系下,政府治理是否仍然是最为高效的手段?二是即便目前地方政府的治理效率与治理水平有限,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的环境治理效果如何,能否承担起部分环境治理任务?三是未来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参与的环境协同治理体系中,各治理主体如何通过优化自身的行为决策,提升地方环境治理的整体效率与治理水平?本文的基础支撑理论主要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绿色发展理论和西方有关环境协同治理理论两大部分,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理论包含了从建国初期至今五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思想,西方有关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则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基础观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自主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为了对我国地方环境治理做进一步研究,本文对当前我国环境协同治理的基础框架与基本逻辑进行充分描述与分析,为此,本文绘制了一个旨在打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元对立”的环境协同治理框架,框架主要由宏观、微观和操作三个层面组成。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包括绿色发展理念所涵盖的两个主要体系,一是生态文明体系,二是经济发展体系,在这里可以将绿色发展看作两大体系理念、目标与路径的耦合结果。从微观层面看,则可以把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提升看作衡量绿色发展水平变化的指标,而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变化情况则可以投射到产业系统、区域系统与社会系统三大子系统内各项因素的影响变化中。从具体操作层面看,环境协同治理则是一个由政府规制、市场激励与社会引导三大治理主体组成的多元治理体系,各主体互为支撑、相互约束,共同服务环境治理实践。关于本文的分析方法,则主要从环境治理的评价方法以及指标选取方法两个方面进行描述,其中环境治理评价方法主要包括IOOI、三成分模型、PSR、DSR以及DPSIR模型,并从中选取DPSIR为最优方法;指标选取方法主要包括单项指标体系和综合指标体系,并最终选择综合指标体系作为后续地方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选取方法。本文以在广东、陕西、山西、四川等地的实地调研搜集情况为基础,对地方政府、市场企业以及社会公众三个方面目前在环境协同治理中面临的困境进行梳理。地方政府作为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供给者,目前主要面临的问题在于现行的环境治理政策体系并不符合当地发展实际需求,相关监管问责机制存在缺陷以及政府环境治理公共平台的缺失等。市场企业作为环境协同治理的关键行为人,目前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大部分企业对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解还有待深化,环境治理不论是从激励层面还是监管层面对于企业的影响都还有待加强,使得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主观能动性较为欠缺。社会公众作为环境协同治理的普遍参与者,目前主要面临的问题在于自身在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尚不清晰,无法充分发挥自身在环境治理领域的专业优势,当然,民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组织能力和积极性同样有待加强。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市场企业、社会公众三方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方不同策略组合下最终系统的稳定性以及演化过程,根据分析结果,地方环境协同治理中各主体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问题:一是从地方政府主体角度来看,政府对于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门槛的把控要适度,因为过高的门槛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地方政府有所作为,但也将直接影响民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二是从市场企业主体角度来看,企业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不能“毫无底线”,因为过高的利益补偿将影响民众监管企业的积极性,同时对政府造成“天下太平”的假象。此外,单纯的政府补贴与公共投入对于促进企业生产绿色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有限,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拓宽企业降低转型成本的选择渠道。三是从社会民众主体角度来看,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监督将直接导致政府和企业对于自身声誉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对推动地方环境协同治理存在积极意义。为了更系统、客观地分析当前我国环境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对近年来全国省级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综合绩效进行评价分析。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作为最优方法,本文以科学性、系统性、通用性、可行性为原则,通过频度统计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从80余项备选指标中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综合绩效的一系列指标,共同构成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选取过程中,尽量消除各地区人口、面积等规模因素对评价的影响。通过搜集整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含西藏自治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2013—2017年指标数据对比分析。根据评价结果,本文主要发现以下几个现象:一是目前我国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效率相对落后,同时自然条件相对较为恶劣的地区,如甘肃、宁夏、山西、青海、新疆等。二是目前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较高的地区除了经济发展效率较高,同时自然条件较好的福建、浙江等地区外,还包括经济发展效率极高的北京、上海、天津以及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明显的内蒙古与黑龙江等地区。三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结构优化并不一定能显着提升其环境协同治理绩效,对于部分地区而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并未显着优化上述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污染物排放水平。四是单一的政府治理对于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生态环境水平相对较差的前提下,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综合绩效排名前列,主要取决于三方面因素: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市场企业对于环境治理的高投入以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参与。与之形成对比的宁夏、山西、甘肃等地区,虽然也在环境治理上投入较多,但并未能够显着改善当地的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而对于福建、浙江等地区而言,虽然其政府投入环境治理的力度并不大,但最终其环境协同治理绩效排名仍然靠前。为进一步分析前文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对于最终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影响,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从全国和区域两个维度研究各项指标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根据检验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反映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指标与环境治理绩效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而反映政府直接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指标与环境治理绩效的关系并不显着。从各区域情况来看,各地区市场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对于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均较为显着,但在政府主体与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对于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对于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较为明显,政府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对于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弱。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则呈现出政府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对于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明显,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对于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弱的态势。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论,本文从正式制度的完善优化、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规范引导三个方面对未来地方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的进一步优化与创新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正式制度安排层面,建议推动现有制度的绿色化转型。首先,需要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机制的顶层设计与实施路径,为地方推动环境协同治理提供权威的指导方针和实施保障;同时建立健全平衡和保障各地在环境治理中的利益分配的治理机制与法律体系,形成符合本地实际需求,推动三方协同治理的梯度政策体系;此外,进一步优化现有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考核与信息披露机制,通过完善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考核、信息披露机制以及全面提升地方官员环境治理意识。产业转型发展层面,建议全面推动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首先,应当促使传统企业主动树立绿色生产服务理念,以技术创新为抓手,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支撑,推动传统企业向绿色生产服务转型;同时,应当大力发展绿色新兴产业,通过政府布局基础共性技术,介入绿色新兴产业前端,引导地区、企业基于现有基础资源优势,战略布局新兴产业相关业务;此外,应当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对产业转型发展的支持作用,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工具和业务,促进绿色金融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和绿色金融实践的全面下沉与推广。非正式制度安排层面,建议高效、合理地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首先,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可以通过引导、鼓励树立绿色的生活消费观念,在全社会推广绿色低碳的家庭生活方式;同时,建议民众以非政府组织作为发挥监督、治理功能的渠道参与环境治理,提升社会公众的组织性和专业性,进而提升社会主体的环境治理效率与治理水平。基于上述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内容:其一,当前我国经济正从高增速步入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基于绿色发展理念,政府、企业与民众共同参与的环境协同治理是打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二元对立”悖论的有效途径,在目前环境协同治理顶层设计日趋完善的前提下,提升地方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成为推动环境协同治理的关键。其二,虽然当前我国各地在生态环境改善上已取得较为显着成效,但由于部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目标与绿色发展理念存在一定程度偏差,使得绿色发展理念中有关经济增长的内涵在地方环境治理中未得到充分体现,这直接影响到市场与社会主体的环境治理参与度,进而影响部分地区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和效率。其三,市场企业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能够有效提升地方环境治理水平,但由于我国区域发展和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拥有不同自然资源禀赋的地区,地方政府、市场企业以及社会公众三大治理主体在整个体系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大小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优化完善地方环境协同治理体系过程中要考虑当地实际,符合当地需求。最后,文章对后续研究重点方向和内容作了描述,一是将对环境协同治理评价体系作进一步的优化完善,以求更为清晰地反映目前我国各地区的环境协同治理现状水平。二是未来可进一步将研究对象下沉至城市,甚至行业,将能更全面地反映各地区的环境协同治理问题。三是加强对于我国各地环境协同治理典型案例的梳理,尽快形成可复制、可转移的成功经验范例。
王小宁[10](2019)在《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文中指出健康是人的基本诉求与权利,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公众健康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两大因素。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能通过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提高环境质量进而有效改善公众健康,因此探索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遵循“文献评述—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理论分析—环境规制的现状及问题—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实证检验—对策建议”的逻辑展开研究,以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基于经济增长的多维度,首先全面评估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继而将经济增长作为促进公众健康的主要路径,揭示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并由此得出优化环境规制保障公众健康的路径。具体来说,本文研究主要内容如下:从保障公众健康是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出发,本文将环境规制概念界定为:环境规制是指政府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而保障公众健康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从我国当前环境政策实践来看,环境保护法主要关注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两个目标,保障公众健康虽然列入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撑,尚未真正进入法律制度安排,而学术界主要关注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对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效应关注相对薄弱。人类发展的真正目的是长寿且健康的生活,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将保障公众健康作为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更能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理论分析。在梳理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经济增长理论和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从理论的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首先从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四个经济增长维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其次分析经济增长的四个维度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最后分析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实践,以及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及效果,将环境规制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开创、发展、深化和成熟阶段,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采用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分别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绿色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与西部地区经济数量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显着正相关,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都显着负相关,整体上抑制了经济增长;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显着地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数量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抑制经济增长绿色水平,整体上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呈现U型关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均显着地负相关,整体上抑制了经济增长。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不同维度的差异化影响证明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存在多重路径,需要分别考察。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公众健康的实证分析。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运用Baron和Kenny的三步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就总体效应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效应为正但不显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显着地改善了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显着地降低了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就中介效应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这三个中介变量削弱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但总效应为正,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中介变量增强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这四个中介变量削弱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效应,且总效应为负。从经济增长综合指数来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都通过抑制经济增长缓解了公众健康的恶化,不同的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净效应为改善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净效应为恶化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优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判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处于环境规制演变的第三阶段,公众参与型市场环境规制工具处于第二阶段,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这对于下一步如何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思路和方向。西部地区改善公众健康水平的政策建议。首先需要优化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来改善公众健康水平,论文提出从深化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和优化环境管理体制三个方面来优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从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运行的制度基础和健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执行中的监管体系两个方面优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从增强西部地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健全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完善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其次重点从坚持环境规制的健康优先责任、改进经济增长考核指标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三方面促进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研究路径分析环境规制的健康效应,并构建以经济增长为中介变量的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的具体作用机理,是对“环境规制—环境污染—公众健康”传统研究思路的完善,有助于厘清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路径,对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经济—健康”系统协调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云南千家企业实现达标排放 浙江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控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千家企业实现达标排放 浙江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控制(论文提纲范文)
(1)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概念阐释 |
1.2.1 旅游产业 |
1.2.2 入境旅游 |
1.2.3 空气质量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2.1 空气质量对人类健康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
2.2 空气质量对旅游影响的研究 |
2.3 入境旅游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研究 |
2.4 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影响的研究 |
2.5 国内外文献述评和研究机会 |
第三章 我国入境旅游与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 |
3.1 研究方法 |
3.2 入境旅游时空演化特征 |
3.2.1 我国入境旅游发展时空演化概况 |
3.2.2 入境旅游规模空间相关性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
3.3 空气质量时空演化 |
3.3.1 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 |
3.3.2 空气质量空间相关性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理论分析 |
4.1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属性分析 |
4.1.1 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
4.1.2 基于旅游吸引物理论的分析 |
4.1.3 基于旅游竞争力理论的分析 |
4.1.4 空气质量影响旅游的属性特征 |
4.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系统构建 |
4.3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机理分析 |
4.3.1 风险感知影响路径 |
4.3.2 媒体信息影响路径 |
4.3.3 空气质量偏好影响路径 |
4.3.4 时间演化差异影响路径 |
4.3.5 地区差异影响路径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效应分析 |
5.1 研究方法 |
5.1.1 OLS混合回归 |
5.1.2 面板数据模型 |
5.2 模型构建 |
5.2.1 即期影响效应模型构建 |
5.2.2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
5.2.3 滞后效应模型构建 |
5.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5.3.1 变量选取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5.4 实证分析 |
5.4.1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 |
5.4.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调节效应 |
5.4.3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滞后效应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异质性评价 |
6.1 基于游客类别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6.1.1 模型构建 |
6.1.2 入境游客和国内游客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
6.1.3 外国游客和港澳台游客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
6.2 基于时间演化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6.2.1 模型构建 |
6.2.2 时间差异分析 |
6.3 基于地区分异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6.3.1 模型构建 |
6.3.2 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分析 |
6.3.3 南北方地区差异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7.1 旅游发展动力机制要素构成 |
7.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构建 |
7.2.1 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
7.2.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传导路径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1.1 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分布具有一定的“高-低”或“低-高”对应特征 |
8.1.2 空气污染已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 |
8.1.3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游客类别的异质性特征 |
8.1.4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时间演化的异质性特征 |
8.1.5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区域差别的异质性特征 |
8.1.6 控制变量对入境旅游发展的正向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性特征 |
8.1.7 空气质量的双重属性是入境旅游发展动力机制的重要构成 |
8.2 政策启示 |
8.3 对策建议 |
8.3.1 多举并措加强环境空气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 |
8.3.2 构建完善包括优质生态产品在内的旅游产品体系 |
8.3.3 围绕“美丽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营销推广体系 |
8.3.4 全方位修炼内功助力入境旅游吸引力提升 |
8.3.5 实施更加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促入境旅游发展 |
8.4 创新之处、不足以及研究展望 |
8.4.1 创新之处 |
8.4.2 研究的局限性 |
8.4.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1.3.1 雾霾污染研究现状 |
1.3.2 环境规制研究现状 |
1.3.3 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研究现状 |
1.3.4 雾霾治理路径优化研究现状 |
1.3.5 环境污染治理核心相关理论 |
1.3.6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结构安排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第2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
2.1 理论依据 |
2.1.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2.1.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1.3 协同治理理论 |
2.2 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 |
2.2.1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分析 |
2.2.2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分析 |
2.3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路径优化机制 |
2.3.1 直接协同路径优化机理分析 |
2.3.2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机理分析 |
2.3.3 协同路径优化综合分析框架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
3.1 引言 |
3.2 雾霾污染的形成过程 |
3.2.1 污染排放 |
3.2.2 促进条件 |
3.2.3 作用反应 |
3.3 研究设计 |
3.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3.3.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3.3.3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3.3.4 探索性空间数据模型构建 |
3.3.5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3.4 雾霾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特征分析 |
3.4.1 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
3.4.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3.5 雾霾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
3.5.1 人为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3.5.2 自然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研究 |
4.1 引言 |
4.2 研究设计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2.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4.2.3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4.3 环境规制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4.3.1 我国环境规制现状简析 |
4.3.2 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4.3.3 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4.4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4.4.1 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4.4.2 时间滞后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4.4.3 区域差异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4.5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研究结果讨论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研究 |
5.1 引言 |
5.2 研究设计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5.2.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5.2.3 实证模型发展与构建 |
5.3 环境规制协同的测算与分析 |
5.3.1 环境规制横向协同 |
5.3.2 环境规制纵向协同 |
5.4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实证分析 |
5.4.1 横向协同治理的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
5.4.2 纵向协同治理的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
5.5 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研究结果讨论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路径优化研究 |
6.1 引言 |
6.2 研究设计 |
6.2.1 变量与数据 |
6.2.2 研究方法 |
6.2.3 模型构建 |
6.3 直接协同路径优化分析 |
6.4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分析 |
6.4.1 “环境规制-外商投资-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6.4.2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6.4.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6.4.4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措施 |
6.5 政策建议 |
6.6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3)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测度及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 |
2.相关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2.1 生态安全概述 |
2.1.1 生态安全的概念 |
2.1.2 生态安全特点 |
2.2 生态安全研究相关理论基础 |
2.2.1 系统理论 |
2.2.2 生态系统理论 |
2.2.3 共生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非均衡发展理论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2.3.1 国外研究综述 |
2.3.2 国内研究综述 |
3.长江经济带基本概况及生态安全现状分析 |
3.1 经济带的形成及特征 |
3.1.1 经济带的形成 |
3.1.2 经济带的特征 |
3.2 长江经济带区域概况 |
3.2.1 长江经济带区位地理概况 |
3.2.2 长江经济带自然环境及经济社会概况 |
3.3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现状分析 |
3.3.1 长江经济带生态现状 |
3.3.2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现状 |
3.4 本章小结 |
4.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测度模型构建 |
4.1 测度方法选择与测度思路 |
4.1.1 常用测度方法 |
4.1.2 测度方法确定及思路 |
4.2 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构建 |
4.2.1 社会经济——自然生态作用机理分析 |
4.2.2 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原理 |
4.2.3 竞争系数测算 |
4.3 DPSIR模型构建 |
4.3.1 指标构建原则 |
4.3.2 指标初选 |
4.3.3 指标筛选 |
4.3.4 指标赋权 |
4.4 特征指数计算、二维共生演化模型构建及生态安全等级划分 |
4.4.1 特征指数计算 |
4.4.2 二维共生演化模型构建及生态安全等级划分 |
4.5 生态安全绿值指数“二步测度”模型 |
4.6 本章小结 |
5.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测度模型应用及分析 |
5.1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测度及生态安全状况 |
5.1.1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综合基本指数测度 |
5.1.2 长江经济带综合特征指数测度及生态安全状况分析 |
5.2 各省市生态安全指数测度及演变格局分析 |
5.2.1 各省市生态安全基本指数测度 |
5.2.2 各省市特征指数测度及生态安全演变格局 |
5.3 生态安全绿值指数“二步测度”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保护研究 |
6.1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保护调控模型构建 |
6.1.1 自然环境层面保护调控模型 |
6.1.2 经济环境层面保护调控模型 |
6.1.3 社会环境层面保护调控模型 |
6.1.4 政策环境层面保护调控模型 |
6.2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保护调控实施建议 |
6.2.1 生态保护调控实施建议 |
6.2.2 生态资源调控实施建议 |
6.2.3 经济环境调控实施建议 |
6.2.4 社会环境调控实施建议 |
6.2.5 政策环境调控实施建议 |
6.3 本章小结 |
7.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 |
(4)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污染特征分析及综合整治指导方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国内外城市水环境污染特征和综合整治研究进展 |
1.2.1 国内外城市水环境污染特征研究进展 |
1.2.2 国内外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研究进展 |
1.3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第2章 我国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概况及污染特征解析 |
2.1 西南地区概况 |
2.1.1 气候和自然地理 |
2.1.2 人口经济和产业结构 |
2.1.3 水资源和水文 |
2.1.4 城市基础设施情况 |
2.2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概况 |
2.2.1 西南地区城市污水排放量 |
2.2.2 西南地区城市水功能分类 |
2.2.3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现状 |
2.3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污染特征解析 |
2.3.1 城市水环境污染特征表征方法 |
2.3.2 西南地区城市河流污染时空特征解析 |
2.3.3 西南地区城市湖泊污染时空特征解析 |
2.4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污染关键因子识别和污染成因解析 |
2.4.1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污染关键因子识别 |
2.4.2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污染成因分析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我国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指导方案的构建 |
3.1 我国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指导方案编制总则 |
3.1.1 方案编制的目的与指导思想 |
3.1.2 方案编制原则与依据 |
3.1.3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目标的确定 |
3.1.4 方案编制的主要内容 |
3.2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功能区划和水环境目标的确定 |
3.3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容量及污染负荷削减分配方法研究 |
3.3.1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研究 |
3.3.2 西南地区城市污染负荷削减分配方法研究 |
3.3.3 西南地区城市生态流量核算方法研究 |
3.4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指导方案研究 |
3.4.1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点源污染控制方案 |
3.4.2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面源污染控制方案 |
3.4.3 西南地区城市水体水质改善与提升方案 |
3.4.4 西南地区城市节水方案 |
第4章 我国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路线图 |
4.1 我国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路线图编制总则 |
4.1.1 技术路线图编制的目的 |
4.1.2 技术路线图编制原则与依据 |
4.1.3 技术路线图编制步骤 |
4.2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路线图制定方法研究 |
4.2.1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演化及治理历程 |
4.2.2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时间轴及分阶段目标的确立 |
4.2.3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需求和战略任务分析 |
4.2.4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未来技术发展重点 |
4.2.5 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路线图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5.1 结论 |
5.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西南地区城市水体水质指标 |
附录B 西南地区城市水质类别评价结果 |
个人简介 |
获得成果目录 |
导师简介 |
副导师简介 |
致谢 |
(5)产业转移、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3.1 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的关系 |
1.3.2 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 |
1.3.3 产业转移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机理 |
2.1 概念界定 |
2.1.1 产业转移 |
2.1.2 环境规制 |
2.1.3 绿色经济效率 |
2.2 理论基础 |
2.2.1 产业转移相关理论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 |
2.2.3 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 |
2.2.4 环境波特假说 |
2.3 研究机理与假设 |
2.3.1 产业转移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
2.3.2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
2.3.3 环境规制调节产业转移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 |
2.4 本章小结 |
3 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及分析 |
3.1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3.1.1 投入与产出指标选取 |
3.1.2 数据来源 |
3.2 绿色经济效率测度方法的选择 |
3.3 绿色经济效率时空演化分析 |
3.3.1 绿色经济效率时间序列分析 |
3.3.2 绿色经济效率空间特征分析 |
3.3.3 绿色经济效率有效程度分析 |
3.4 绿色经济效率相关性分析 |
3.4.1 全局莫兰指数相关性分析 |
3.4.2 局部莫兰指数相关性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4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
4.1 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的测度 |
4.1.1 测度方法的选择 |
4.1.2 环境规制的测度结果分析 |
4.1.3 产业转移的测度结果分析 |
4.2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影响 |
4.2.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4.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4.2.3 结果及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5 环境规制下产业转移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
5.1 模型选择与构建 |
5.1.1 模型选择 |
5.1.2 模型构建 |
5.2 变量选择与描述 |
5.2.1 变量选择 |
5.2.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5.3 回归结果分析 |
5.3.1 产业转移、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及分解项的影响 |
5.3.2 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
5.3.3 稳健性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6 结论、建议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6.3 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中国水利绿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会签名表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我国水利发展基本态势 |
1.1.2 提出问题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研究进展 |
2.1.1 研究现状 |
2.1.2 研究进展述评 |
2.2 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3 循环经济理论 |
2.2.4 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
第三章 水利绿色发展理论分析框架 |
3.1 水利绿色发展定义及相关概念辨析 |
3.1.1 水利的概念 |
3.1.2 水利绿色发展的概念 |
3.1.3 相关概念辨析 |
3.2 水利绿色发展特征 |
3.3 水利绿色发展的内涵 |
3.3.1 合理化开发 |
3.3.2 高效化利用 |
3.3.3 生态化输出 |
3.3.4 人文化效益 |
3.3.5 常规化监管 |
3.4 水利绿色发展双维度解析 |
3.4.1 经济-社会-生态维度 |
3.4.2 输入-响应-输出维度 |
3.4.3 水利绿色发展双维度关联框架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水利绿色发展指标构建与评价 |
4.1 基于双维度关联的水利绿色发展评价方法构建 |
4.1.1 评价指标体系 |
4.1.2 数据来源 |
4.2 水利绿色发展指数模型构建 |
4.2.1 权重的确定 |
4.2.2 模型构建 |
4.3 中国水利绿色发展指数 |
4.3.1 水利绿色发展的分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
4.3.2 水利绿色发展分维度指数 |
4.3.3 水利绿色发展水平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水利绿色发展时空格局演变 |
5.1 水利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演变 |
5.1.2 双维度空间分布格局 |
5.1.3 水利绿色发展指数空间分布特征 |
5.2 水利绿色发展水平总体空间异质演变 |
5.2.1 研究方法 |
5.2.2 总体空间异质性 |
5.2.3 空间热点演变特征 |
5.3 中国水利绿色发展空间分异主控因子分析 |
5.3.1 主控因子识别方法 |
5.3.2 子系统层主控因子 |
5.3.3 指标层主控因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水利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6.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6.1.1 变量选取及研究争论 |
6.1.2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6.1.3 模型介绍 |
6.2 东部地区水利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6.2.1 模型选择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6.3 中部地区水利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6.3.1 模型选择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6.4 西部地区水利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6.4.1 模型选择 |
6.4.2 实证结果分析 |
6.5 三大区域水利绿色发展影响因素比较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水利绿色发展机制与路径选择 |
7.1 水利绿色发展机制理论思路和逻辑 |
7.2 水利绿色发展机制构成 |
7.2.1 合理化开发机制 |
7.2.2 高效化利用机制 |
7.2.3 生态化输出机制 |
7.2.4 人文化效益机制 |
7.2.5 常规化监管机制 |
7.3 水利绿色发展实现机制的运行机理 |
7.4 中国水利绿色发展路径选择 |
7.4.1 绿色发展意识导向:加强水利绿色发展理念的政策引导和文化塑造 |
7.4.2 创新科学技术驱动:加强水利绿色技术创新,推进水资源绿色循环发展 |
7.4.3 利益相关者共建:构建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享共建策略 |
7.4.4 综合管理体制保障:完善水资源绿色发展管理制度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7)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变量注释表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问题提出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6 创新点 |
2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分析的理论框架 |
2.1 内涵分析 |
2.2 理论基础分析 |
2.3 构成要素与基本内容 |
2.4 理论框架 |
2.5 本章小结 |
3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分析 |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2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
3.3 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测度 |
3.4 工业绿色发展协调度测度 |
3.5 本章小结 |
4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效应分析 |
4.1 空间效应检验方法 |
4.2 空间权重设定 |
4.3 空间效应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5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5.1 影响因素识别与机理分析 |
5.2 空间计量分析框架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
6.1 发达国家工业发展实践经验 |
6.2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
6.3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致谢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基于区域和行业视角的中国碳强度及能源强度驱动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
1.1.2 全球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趋势 |
1.1.3 全球节能减排措施 |
1.1.4 中国节能减排措施 |
1.2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1.2.1 研究内容 |
1.2.2 创新点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第2章 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文献综述 |
2.1 因素分解方法综述 |
2.2 实证研究综述 |
2.2.1 国家层面实证研究综述 |
2.2.2 行业层面实证研究综述 |
2.2.3 区域层面实证研究综述 |
2.3 文献评述 |
第3章 中国能源消耗及碳排放趋势分析 |
3.1 中国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现状分析 |
3.1.1 中国终端能源消耗结构分析 |
3.1.2 中国电力部门发电结构分析 |
3.1.3 中国碳排放趋势分析 |
3.2 中国各行业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现状比较分析 |
3.2.1 中国各行业能源消耗现状 |
3.2.2 中国各行业碳排放现状 |
3.3 中国各地区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现状比较分析 |
3.3.1 中国各地区能源消耗现状 |
3.3.2 中国各地区碳排放现状 |
第4章 基于多行业视角的中国工业碳强度驱动因素研究 |
4.1 研究方法 |
4.1.1 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测算 |
4.1.2 因素分解法 |
4.1.3 行业归因分析法 |
4.2 数据来源 |
4.3 结果与讨论 |
4.3.1 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及碳排放系数趋势讨论 |
4.3.2 因素分解结果讨论 |
4.3.3 归因分析结果讨论 |
4.4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5章 基于多区域视角的中国电力碳强度驱动因素研究 |
5.1 研究方法 |
5.1.1 时间序列指数分解法 |
5.1.2 区域归因分析法 |
5.1.3 空间序列指数分解法 |
5.2 数据来源 |
5.3 结果与讨论 |
5.3.1 中国电力碳强度趋势 |
5.3.2 时间序列指数分解结果 |
5.3.3 区域归因分析 |
5.3.4 空间序列指数分解结果 |
5.4 结论及政策建议 |
第6章 基于多区域多行业视角的中国碳强度驱动因素研究 |
6.1 研究方法 |
6.1.1 多区域多行业指数分解法 |
6.1.2 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法 |
6.2 数据来源 |
6.3 结果与讨论 |
6.3.1 多区域多行业指数分解结果 |
6.3.2 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结果 |
6.4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7章 基于生产理论的中国能源强度驱动因素研究 |
7.1 研究方法 |
7.1.1 Shephard距离函数 |
7.1.2 多区域多行业PDA-IDA方法 |
7.1.3 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方法 |
7.2 结果与讨论 |
7.2.1 中国能源强度驱动因素分析 |
7.2.2 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结果 |
7.3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结论与展望 |
结论 |
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9)绿色发展视阈下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2.1 人类文明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容性问题的探讨 |
1.2.2 绿色发展理念的缘起及其战略意义 |
1.2.3 环境治理的范式变迁及其内涵 |
1.2.4 环境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现状 |
1.2.5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方法、重难点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重难点 |
1.3.3 研究方法 |
1.4 论文创新点 |
2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依据、体系框架与分析方法 |
2.1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依据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绿色发展理念 |
2.1.2 西方有关环境协同治理相关理论 |
2.1.3 相关理论在地方环境协同治理中的应用 |
2.2 我国环境协同治理的体系框架 |
2.2.1 打破“二元对立”的环境协同治理框架 |
2.2.2 基于“对象—措施—绩效”的环境治理逻辑 |
2.3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分析方法 |
2.3.1 环境协同治理的评价方法选择 |
2.3.2 环境协同治理的评价指标选取 |
2.4 本章小结 |
3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政策演进与现实困境 |
3.1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政策演进 |
3.1.1 我国环境治理理念逐步成型阶段(1978—1992 年) |
3.1.2 我国环境治理政策逐步完善阶段(1992—2012 年) |
3.1.3 我国环境治理体系逐步成熟阶段(2012 年至今) |
3.2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 |
3.2.1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范围 |
3.2.2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 |
3.3 本章小结 |
4 基于演化博弈的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分析 |
4.1 地方协同环境治理演化博弈的前提假设 |
4.1.1 政府主体的利益偏好及其行为选择 |
4.1.2 市场主体的利益偏好及其行为选择 |
4.1.3 社会主体的利益偏好及其行为选择 |
4.2 地方协同环境治理演化博弈分析 |
4.2.1 地方协同环境治理演化博弈的模型构建 |
4.2.2 地方协同环境治理演化博弈的适应度分析 |
4.2.3 地方协同环境治理演化博弈的稳定性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5 基于绿色发展的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分析 |
5.1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
5.1.1 评估指标体系框架设计 |
5.1.2 影响评价绩效因素 |
5.1.3 指标选取原则 |
5.1.4 评价指标的选取 |
5.1.5 评价指标的确定及解释 |
5.2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指标处理 |
5.2.1 数据来源及说明 |
5.2.2 数据标准化处理 |
5.2.3 指标赋权 |
5.2.4 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指标计算与结果筛选 |
5.3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结果分析 |
5.3.1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总体分析 |
5.3.2 地方协同环境治理绩效分项指标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
6.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6.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1.2 模型选择与设定 |
6.2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6.2.1 全国总体的检验结果分析 |
6.2.2 东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分析 |
6.2.3 中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分析 |
6.2.4 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的优化建议 |
7.1 政府治理体系优化:正式制度的完善优化 |
7.1.1 推动现有制度的绿色化转型 |
7.1.2 构建符合地方实际需求的环境治理政策法规体系 |
7.1.3 优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考核与信息披露机制 |
7.2 市场治理体系优化: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
7.2.1 推动企业向绿色清洁生产服务转型 |
7.2.2 加快推动绿色新兴产业发展 |
7.2.3 提升绿色金融对产业转型的支持作用 |
7.3 社会治理体系优化:非正式制度的规范引导 |
7.3.1 推广绿色低碳的家庭生活方式 |
7.3.2 支持绿色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 |
7.4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表1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各项指标原始数据(2017 年) |
附表2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各项指标详细得分(2017 年) |
附表3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各项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结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10)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1.2.2 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1.2.3 环境规制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1.2.4 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1.2.5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技术路线 |
1.5 内容安排 |
1.6 创新之处 |
第2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基础理论综述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环境规制 |
2.1.2 经济增长 |
2.1.3 公众健康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2.2.3 健康生产函数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 |
3.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3.1.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 |
3.1.2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3.2 经济增长影响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 |
3.2.1 经济增长数量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3.2.2 劳动生产率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3.2.3 产业结构升级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3.2.4 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3.3 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基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
3.3.1 基于经济增长四个维度的中介效应 |
3.3.2 基于经济增长中介效应的总体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状况分析 |
4.1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演进历程 |
4.1.1 环境规制的起步阶段(1949-1978年) |
4.1.2 环境规制的发展阶段(1979-1999年) |
4.1.3 环境规制的深化阶段(2000-2020年) |
4.2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度量 |
4.2.1 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4.2.2 西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4.2.3 西部地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4.3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4.3.1 地方政府在思想上对环境保护重要性认识不足 |
4.3.2 地方政府在行动上对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不足 |
4.3.3 地方政府在环境管理体制上权责不清 |
4.3.4 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工具上重政府、轻市场 |
4.3.5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对公众参与重视不够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5.1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5.1.1 经济增长数量 |
5.1.2 劳动生产率 |
5.1.3 产业结构升级 |
5.1.4 经济增长绿色水平 |
5.1.5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综合指数 |
5.2 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5.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公众健康的影响--基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
6.1 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 |
6.2 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影响公众健康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6.2.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6.2.2 实证分析结果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西部地区保障公众健康的政策建议 |
7.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7.1.1 深化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7.1.2 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 |
7.1.3 优化环境管理体制 |
7.2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7.2.1 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运行的制度基础 |
7.2.2 健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执行中的监管体系 |
7.3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7.3.1 增强西部地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 |
7.3.2 健全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
7.3.3 完善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 |
7.4 西部地区保障公众健康水平的其他政策建议 |
7.4.1 坚持环境规制的健康优先责任原则 |
7.4.2 改进经济增长考核指标 |
7.4.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不足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观点与研究结论 |
8.2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云南千家企业实现达标排放 浙江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控制(论文参考文献)
- [1]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D]. 叶莉. 广西大学, 2020(07)
- [2]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D]. 刘学民.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1)
- [3]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测度及保护研究[D]. 罗恒.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4]西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污染特征分析及综合整治指导方案研究[D]. 江浩麟.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3)
- [5]产业转移、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D]. 刘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6]中国水利绿色发展研究[D]. 栗欣如.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7]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李成宇.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8]基于区域和行业视角的中国碳强度及能源强度驱动因素研究[D]. 刘楠.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9]绿色发展视阈下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研究[D]. 肖钦.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10]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D]. 王小宁.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