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棉蚜综合治理中几个问题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马富岗,李爱民[1]（2021）在《人工干预蚂蚁与棉蚜的合作共生关系对花椒产量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蚜排泄的蜜露,是蚂蚁的食物来源之一。为了获得稳定的蜜源,蚂蚁会将棉蚜的卵或若虫放置在鲜嫩的花椒树叶片上,为棉蚜营造安全的取食环境。棉蚜和蚂蚁合作共生,加重了棉蚜对花椒树的危害。运用害虫综合治理理念,在大红袍花椒树芽期、结果初期诱集蚂蚁,干预蚂蚁和棉蚜的合作共生关系。通过对比不同处理下棉蚜的种群动态、花椒的产量、花椒的千粒重、花椒的闭果率发现:花椒树芽期及时诱捕蚂蚁可以有效减缓棉蚜种群数量的上升速度。花椒树结果初期诱捕蚂蚁可以有效降低棉蚜的种群数量,缩短棉蚜对花椒树的为害时间。花椒树生长期内诱捕蚂蚁能够显着提高花椒树的产量,降低花椒树的闭果率。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潘云飞[3]（2020）在《南疆农田景观组成与农药使用对棉田天敌发生及其控蚜功能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棉花产量占据全国85%以上。新疆棉花安全生产关乎我国棉花产业的良性发展。农业集约化管理在提高作物产量的同时,造成非作物生境减少,景观结构单一化,可能会严重破坏农田景观系统中植物-天敌-害虫之间的平衡,导致害虫频繁暴发成灾。随着对有害生物综合防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升,生态调控已由过去单一的农田生态系统视角拓展到区域性农田景观的格局的范围,从原先的单一作物和单一虫害的防治视角拓展到了农田景观系统中作物-害虫-天敌及其周围环境互作关系的调控。鉴于此,在新疆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从区域景观的视角解析植物-天敌-害虫之间的关系,明确景观结构组成对天敌昆虫发生与控害效果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对2018-2019年间新疆阿克苏地区38个常规管理Bt棉田进行系统性群落调查,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棉田农药使用次数信息,同时开展实地调查,明确了棉田周围2km半径范围内的景观组成结构;其次,建立景观变量、农药使用频次与棉田天敌昆虫种群数量和控害指标之间的回归模型,评估棉花不同生育期内景观结构组成和农药使用对棉田捕食性天敌和寄生性天敌昆虫种群数量及其控害能力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果如下:景观结构组成和农药使用频次对捕食性天敌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在棉花苗期,景观多样性系数（香农多样性系数）与瓢虫种群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其他作物生境占比与捕食性天敌和瓢虫种群密度呈现负相关关系,棉花占比与捕食性天敌混合种群密度呈现负相关关系,农药使用次数与捕食性天敌密度和瓢虫密度均呈负相关。捕食性天敌与蚜虫益害比与景观多样性具有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与施药频次呈现负相关关系。2)在棉花花蕾期,景观多样性和其他作物生境占比均与捕食性天敌密度和瓢虫密度呈正相关,棉花生境占比和施药频次与捕食性天敌密度和瓢虫密度呈现负相关;对于益害比,景观多样性和小宗作物占比与之呈正相关关系,棉花生境占比和半自然生境占比均与之呈现负相关关系。3)在棉花铃期,景观多样性、小宗作物占比和棉花占比均与捕食性天敌密度呈负相关,小宗作物占比与瓢虫密度呈负相关;对于控害参数益害比,与景观多样性、小宗作物占比和半自然生境占比均呈负相关关系。景观组成和农药使用频次对棉田寄生性天敌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在棉花苗期,景观多样性与僵蚜密度呈正相关关系,但小宗作物占比与僵蚜密度呈负相关关系。蚜虫寄生率与景观多样性和棉花占比均呈现负相关关系。2)在棉花花蕾期,施药频次与僵蚜密度具有负相关关系;景观多样性、棉花占比和农药使用次数均与寄生率呈负相关关系,小宗作物生境占比与寄生率呈正相关关系。3)在棉花铃期,景观多样性和棉花生境占比均与僵蚜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小宗作物生境占比与僵蚜密度具有负相关关系;寄生率与景观多样性存在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小宗作物生境占比与寄生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棉花生境占比与寄生率呈现正相关关系。
张立华[4]（2020）在《转石竹烯合酶基因GhTPS1棉花对棉花害虫与寄生蜂行为学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97年Bt抗虫棉商业化以来,棉田主要害虫棉铃虫（Helicoverpa armigera）危害得到非常有效的控制,随之而来的次要害虫如盲蝽蟓、蚜虫的危害日益严重,研究新型、广谱的抗虫策略可以为抗虫棉研发提供创新思路。植物受害虫诱导合成多种次级代谢物以提高植物对于害虫的抵抗能力,包括释放一些挥发性的次级代谢物质（Herbivore-induced plant volatiles,HIPVs）。这些挥发性次级代谢物质被认为在植物的直接和间接防御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萜类、挥发性吲哚、脂肪酸衍生物、绿叶挥发物和含氮化合物。研究表明,（E）-β-石竹烯作为一种挥发性蓓半萜烯可以通过间接防御机制提高玉米和水稻植株抵御害虫能力,比如吸引害虫的寄生性天敌。但是（E）-β-石竹烯在棉花植株的害虫防御方面的具体功能和应用价值还需要更多研究证据。本研究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将棉花中负责（E）-β-石竹烯合成的石竹烯合酶基因GhTPS1转化棉花受体植株R15,展开一系列关于转GhTPS1基因棉花植株对棉花害虫与天敌寄生蜂的行为学影响研究,以期明确该基因在棉花害虫防御中的功能并丰富已有的棉花抗虫策略。主要取得以下进展:（1）通过棉花遗传转化和筛选,共得到4个转GhTPS1基因株系L18、L46、L48和L88。L18和L46转基因株系中GhTPS1基因的表达水平比R15植株升高3-5倍。（2）在实验室条件下,与R15植株释放的石竹烯产量(52–100 ng·plant-1·6 h-1)相比,L18和L46转基因株系可以释放出较高水平的（E）-β-石竹烯(358–363 ng·plant-1·6h-1)。同时,田间种植的L18和L46转基因株系释放的（E）-β-石竹烯也显着高于R15植株。（3）室内行为学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对照植株R15而言,L18和L46转基因株系不仅可以降低棉铃虫的产卵率,还可以排斥棉蚜（Aphis gossypii）和绿盲蝽（Apolygus lucorum）。相应的,田间调查结果也表明,L18和L46转基因株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棉铃虫产卵率,并对绿盲蝽具有排斥作用。此外,田间调查发现L18和L46转基因株系还可以排斥中黑盲蝽。（4）在室内条件下对于上述害虫的寄生蜂天敌的行为学研究表明,L18和L46转基因株系可以显着吸引红颈常室茧蜂（Peristenus spretus）和烟蚜茧蜂（Aphidius gifuensis）,这二者分别是绿盲蝽和棉蚜的天敌;但是L18和L46转基因株系对于棉铃虫的天敌中红侧沟茧蜂（Microplitis mediator）则没有较为明显的行为学影响。综上所述,将GhTPS1转入棉花受体材料R15中,可以显着提高棉花植株的挥发性物质（E）-β-石竹烯的释放量,进而影响上述棉花害虫及部分天敌的选择行为,提高转GhTPS1基因棉花植株对于棉花害虫的抗性。本研究丰富了植物挥发物介导棉花-害虫-寄生蜂这种三级营养层之间相互关系网络,也为植物挥发性物质在棉花的害虫综合防御策略（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中的应用提供了有利实验证据。总之,L18和L46转基因株系可以作为新型的转基因抗虫棉花种质资源被用于后续的抗虫棉育种工作。
吴娜[5]（2020）在《交互取食诱导棉花对棉蚜和棉长管蚜生理代谢的研究》文中指出棉蚜（Aphis gossypii）和棉长管蚜（Acyrthosiphom gossypii）是新疆植棉区的常见害虫,随着气候环境和耕作模式的改变,它们在田间的消长动态不断发生变化。为了明确棉蚜和棉长管蚜诱导的棉花防御反应对后期取食蚜虫生理代谢的影响,研究了棉蚜和棉长管蚜不同危害频次对棉花叶片中总酚含量、几丁质酶活性、β-1,3-葡聚糖酶活性的影响,及经两种蚜虫不同危害频次处理的棉花对后期取食蚜虫抗氧化酶以及营养代谢、解毒代谢过程中关键酶活性的影响,阐释了棉蚜和棉长管蚜对棉花诱导防御反应的生理适应性。试验结果如下:1.棉长管蚜与棉蚜取食时间和危害频次对棉花叶片中酚类化合物等次生代谢产物及对植食性昆虫取食、消化有较大影响的蛋白酶类物质合成代谢有较大影响。棉长管蚜取食可使棉花叶片中总酚含量、几丁质酶活性、β-1,3-葡聚糖酶活性升高,而棉蚜再次取食对棉花叶片中三种物质有消极影响。2.棉长管蚜和棉蚜前期取食时间长短及危害次序对后期取食的棉蚜、棉长管蚜体内保护酶活性变化有影响。两种蚜虫体内抗氧化酶活性变化如下:取食棉长管蚜-棉蚜依次诱导48 h、24 h的棉花与棉长管蚜-棉蚜依次诱导24 h、48 h的棉花相比,后期棉长管蚜体内POD、SOD活性有所升高,而CAT活性下降。取食棉长管蚜和棉蚜交互诱导的棉花与取食棉长管蚜单独诱导的棉花相比,棉蚜体内CAT、SOD活性升高,POD活性下降。3.棉蚜和棉长管蚜取食经诱导的棉花后,体内大部分消化酶活性升高。取食棉长管蚜-棉蚜依次诱导48 h、24 h的棉花与棉长管蚜-棉蚜依次诱导24 h、48h的棉花相比,后期棉长管蚜体内淀粉酶、海藻糖酶、蔗糖酶、脂肪酶活性及蛋白含量均有所升高,而胃蛋白酶活性下降。取食棉长管蚜和棉蚜交互诱导的棉花与取食棉长管蚜单独诱导的棉花相比,棉蚜体内淀粉酶、海藻糖酶、胃蛋白酶活性升高,蔗糖酶、脂肪酶活性以及蛋白含量下降。4.棉长管蚜和棉蚜前期取食时间长短及危害次序对后期取食的棉蚜、棉长管蚜体内解毒酶活性变化有影响。两种蚜虫体内解毒酶活性变化如下:取食棉长管蚜-棉蚜依次诱导48 h、24 h的棉花与棉长管蚜-棉蚜依次诱导24 h、48 h的棉花相比,后期棉长管蚜体内AChE、CarE活性有所升高,而GSTs活性下降。取食棉长管蚜和棉蚜交互诱导的棉花与取食棉长管蚜单独诱导的棉花相比,棉蚜体内GSTs、CarE活性升高,AChE活性下降。综上可得,棉长管蚜诱导棉花、棉长管蚜-棉蚜依次诱导棉花以及棉蚜和棉长管蚜交互诱导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激活棉花的防御反应。而当棉蚜和棉长管蚜再次取食蚜虫诱导过的棉花后,虫体内与营养物质消化吸收、有毒物质降解及维持活性氧系统动态平衡的关键酶活性发生变化,在昆虫反防御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李玲玉[6]（2020）在《基于EPG技术的棉花抗蚜种质材料筛选》文中提出棉蚜（半翅目:蚜科）是棉花重要害虫,严重危害棉花的产量与品质。有效抗蚜虫基因尚未出现的情况下,从棉花种质材料中筛选和建立棉蚜抗性鉴定方法可为抗蚜棉花材料的选育和棉蚜田间防治提供理论基础。本文以8个已知抗蚜性棉花品种为研究对象,室内调查统计和分析不同棉花材料上棉蚜的存活率、产仔数和种群净增殖率等生长繁殖参数,同时利用EPG（刺探电位技术）采集棉蚜在不同棉花材料上的取食行为相关参数,通过不同棉花材料上棉蚜生长繁殖参数与EPG参数的主成分分析,初步筛选出5个主要的可作为棉花对蚜虫抗性评价指标的EPG参数;利用该5个主要EPG指标对80个种质资源棉花材料进行了抗蚜性筛选,为室内EPG技术筛选抗蚜棉花材料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研究了棉蚜在一天内的取食行为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旨在明确棉蚜取食规律,为田间喷施农药提供科学依据。1.室内棉蚜生长发育和EPG采集技术相结合,明确了棉蚜在8个田间抗蚜水平表现不同的棉花品种上的刺探、取食行为,结果表明在室内鉴定的棉花抗蚜等级与在田间鉴定的抗蚜等级一致。结合棉蚜在叶片上的存活率、产仔数、种群净增殖率等,筛选出Np波总次数、E1波总次数、第1次刺探出现时间、第1次E1波持续时间和第1次E2波出现时间5个主要的EPG参数,可初步作为棉花对蚜虫的抗性鉴定指标,为棉花抗蚜鉴定方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2.以棉蚜在不同种质棉花材料上的存活率、产仔数及净增殖率等参数为参照,结合EPG相关指标,初步筛选出80个棉花种质资源材料的抗蚜程度。结果表明,棉蚜抗性程度较高的材料有:“太原02-25”、“402”、“MS-66”、“台湾光复3号”和“辽棉1号”>“巴西017”和“一树红”>“巴西014”和“东兰那亨大花”>“PD9364”和“鲁R1297”等;相对感蚜虫的材料有:“晋棉21号”>“晋农大远2-3”、“榜圩-陆”、“富川湿坝大花”和“冀棉1号”>“AC239”>“PD0111”、“苏联棉143系”、“布兰科3363”和“冀省03H16”等;其他棉花材料处于中间抗蚜性状态。3.明确了棉蚜在一天内的取食行为变化,结果表明,在10:0012:00和17:0019:00之间,Pd波、E1波和E2波持续时间长,棉蚜刺探叶肉细胞、分泌唾液和被动吸食汁液等口针活动强烈。若选用具有触杀和胃毒双重作用的药剂防治棉蚜,在考虑到药剂本身的施用条件下,推荐喷施农药的时间在10:0012:00和17:0019:00之前,更能充分发挥触杀与胃毒的双重作用。
谢欣[7]（2020）在《八种除草剂对碱蓬及二种天敌昆虫的安全性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棉田边缘植物碱蓬Suaeda glauca（Bunge）对多异瓢虫Hippodamia variegata（Goeze）,大灰食蚜蝇Syrphus corollae（Fabricius）等天敌昆虫具有保育作用。实际生产中经常使用除草剂防除田边恶性杂草,棉田化学除草剂的使用也较为广泛,使得化学除草剂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到非棉田生境并对其中的碱蓬群落产生影响。本研究对碱蓬集中区域按照除草剂的推荐浓度进行喷施,明确了八种除草剂对碱蓬及其中昆虫群落的影响,采用喷雾塔对多异瓢虫、大灰食蚜蝇喷施除草剂,明确了除草剂对两种天敌昆虫不同虫态的的安全性,其结论如下:1.研究表明苄嘧唑草酮、双氟唑草酮导致碱蓬植株萎蔫,严重影响其正常生长。氯氟吡氧乙酸、乙氧氟草醚、苯磺隆影响碱蓬正常生长,高效氟吡甲禾灵、烯草酮、精喹禾灵对碱蓬影响较小,对碱蓬安全。高效氟吡甲禾灵对碱蓬昆虫群落影响较小,乙氧氟草醚、氯氟吡氧乙酸处理对碱蓬昆虫群落影响较大。烯草酮、苯磺隆、精喹禾灵、双氟唑草酮、苄嘧唑草酮导致碱蓬昆虫群落个体数量降低,对昆虫群落结构影响较小。2.八种除草剂喷施对多异瓢虫卵孵化率、蛹羽化率、成虫存活率均无显着影响,精喹禾灵、苯磺隆、精恶唑禾草灵处理后3龄幼虫的存活率显着低于对照,而高效氟吡甲禾灵、精吡氟禾草灵、烯草酮、氯氟吡氧乙酸、乙氧氟草醚对幼虫存活率无显着影响。利用高效氟吡甲禾灵、乙氧氟草醚处理多异瓢虫卵后,除了高效氟吡甲禾灵处理组幼虫化蛹率明显降低,对卵、幼虫、蛹历期以及各虫态存活率、蛹重等均无明显影响。利用高效氟吡甲禾灵、乙氧氟草醚处理3龄幼虫后,对其生长发育没有显着影响。本研究表明八种除草剂对多异瓢虫比较安全,无明显的毒杀作用与负面效应。3.八种除草剂喷施对大灰食蚜蝇卵孵化率、2龄幼虫成活率、成虫存活率、蛹羽化率均无显着影响。除草剂以推荐浓度喷施对卵相对安全,对幼虫、蛹、成虫安全。对大灰食蚜蝇蛹喷施除草剂后,对蛹历期没有影响,烯草酮处理羽化成虫畸形率高出对照12.6%,其他7种除草剂对蛹正常羽化没有显着影响。八种除草剂对大灰食蚜蝇安全,烯草酮对蛹正常羽化有一定影响。综上所述,高效氟吡甲禾灵对碱蓬植株安全,对昆虫群落影响较小,其他7种除草剂降低了昆虫群落个体数量,但对群落结构影响较小。除草剂对多异瓢虫、大灰食蚜蝇各虫态安全,无直接杀伤作用,但是部分除草剂对食蚜蝇蛹正常羽化,多异瓢虫化蛹率有一定影响,整体上除草剂对多异瓢虫、大灰食蚜蝇比较安全。
龚培盼[8]（2020）在《麦蚜抗药性监测及其对高效氯氰菊酯抗性机理研究》文中指出麦蚜是我国小麦上的重要害虫,其中禾谷缢管蚜（Rhopalosiphum padi L）和麦长管蚜（Sitobion avenae Fabricius）是田间优势种群,在各麦区混合发生为害。化学防治是防控麦蚜的重要措施,但杀虫剂的长期使用导致麦蚜抗药性问题日趋严重。为了明确麦蚜对常用杀虫剂的敏感性,于2018-2019年系统监测了我国主要麦区禾谷缢管蚜和麦长管蚜对吡虫啉、噻虫嗪、氟啶虫胺腈、高效氯氰菊酯、联苯菊酯、阿维菌素、氧乐果和毒死蜱等8种杀虫剂的敏感性,对禾谷缢管蚜高效氯氰菊酯抗性品系（Resistance ratio,RR=4588.48倍）开展抗性适合度代价、交互抗性以及生理生化和分子抗性机制研究。结果如下:1. 禾谷缢管蚜和麦长管蚜田间种群抗药性监测2018-2019年从我国15省份19个地区采集24个禾谷缢管蚜田间种群和27个麦长管蚜田间种群,采用浸叶法对8种常用杀虫剂进行抗性监测。结果表明:与田间敏感种群相比,大部分地区麦蚜对高效氯氰菊酯和联苯菊酯产生了低至中等水平抗性,个别地区产生了高水平抗性,其中陕西杨陵（SXY-2019）禾谷缢管蚜种群对高效氯氰菊酯和联苯菊酯均产生了高水平抗性,抗性倍数分别为454.13倍和301.92倍;宁夏石嘴山（NXS-2018）禾谷缢管蚜种群对高效氯氰菊酯产生了高水平抗性,抗性倍数为130.58倍;江苏扬州（JSY-2019）禾谷缢管蚜种群对联苯菊酯产生了高水平抗性,抗性倍数为329.35倍。此外,河南新乡（HNX-2018）麦长管蚜种群对高效氯氰菊酯产生了高水平抗性,抗性倍数为139.64倍;云南昆明（YNK-2019）麦长管蚜种群对联苯菊酯产生了高水平抗性,抗性倍数为301.29倍。大部分地区麦蚜对吡虫啉、噻虫嗪和阿维菌素产生了低至中等水平抗性,仅云南昆明（YNK-2019）麦长管蚜种群对氟啶虫胺腈产生了高水平抗性,抗性倍数为136.57倍。大部分地区麦蚜对氧乐果和毒死蜱仍处于敏感至低水平抗性。通过SPSS软件分析各杀虫剂LC50值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禾谷缢管蚜对吡虫啉的抗性和噻虫嗪、毒死蜱、氧乐果、氟啶虫胺腈存在显着相关性;对氟啶虫胺腈的抗性和噻虫嗪、氧乐果以及毒死蜱存在显着相关性;对高效氯氰菊酯的抗性和联苯菊酯显着相关。麦长管蚜对联苯菊酯的抗性与高效氯氰菊酯、氟啶虫胺腈和氧乐果显着相关。不同杀虫剂对两种麦蚜的毒力差异表现为:吡虫啉、噻虫嗪、高效氯氰菊酯和氧乐果对禾谷缢管蚜的毒力高于麦长管蚜,而阿维菌素对禾谷缢管蚜的毒力低于麦长管蚜。2. 禾谷缢管蚜对高效氯氰菊酯的抗性适合度采用生命表研究了禾谷缢管蚜高效氯氰菊酯抗性品系的适合度代价。结果表明:抗性品系1龄若虫期、生殖前期（TPOP）和平均世代周期（T）显着延长,产蚜历期显着缩短,单雌产蚜量、内禀增长率（r）、周限增长率（λ）和净生殖率（R0）均显着降低,相对适合度代价0.85。但抗性品系和敏感品系2龄、3龄、4龄若虫发育历期、成虫寿命、平均寿命以及若虫存活率等参数均没有显着性差异。表明禾谷缢管蚜高效氯氰菊酯抗性品系存在一定的适合度代价。3. 禾谷缢管蚜对高效氯氰菊酯抗性的生理生化机制交互抗性测定结果表明:高效氯氰菊酯抗性品系与联苯菊酯存在极高水平交互抗性,与氟啶虫胺腈、噻虫嗪和吡虫啉存在高水平交互抗性,与阿维菌素存在低水平交互抗性,与毒死蜱和氧乐果存在低水平负交互抗性。增效剂试验结果表明:胡椒基丁醚（PBO）和顺丁烯二酸二乙酯（DEM）对高效氯氰菊酯抗性品系表现出增效作用,与敏感品系相比增效倍数分别为2.33倍和1.22倍,抗性品系中细胞色素P450多功能氧化酶（P450s）和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s）活性也显着高于敏感品系。表明P450s和GSTs活性的升高与禾谷缢管蚜对高效氯氰菊酯的抗性相关。4. 禾谷缢管蚜钠离子通道IIS4～IIS6区域突变检测为了探究禾谷缢管蚜对高效氯氰菊酯抗性的分子机制,本研究克隆了敏感和抗性品系钠离子通道基因IIS4～IIS6片段,在抗性品系中检测到super-kdr M918L突变。因此,细胞色素P450多功能氧化酶和谷胱甘肽S-转移酶活性的增强以及M918L突变的共同作用可能是禾谷缢管蚜对高效氯氰菊酯产生高水平抗性的重要机制。
朱鹏[9]（2020）在《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水分散粒剂等对瓜蚜的防效及对非靶标生物的毒性》文中研究说明瓜蚜（Aphis gossypii Glover）对葫芦科蔬菜危害严重,通过刺吸式的口器来吸取植物汁液、排泄蜜露使植株发育不良、滋生霉菌,并能传播植物病毒病,严重影响瓜类蔬菜品质。为有效控制瓜蚜在设施黄瓜上的发生,实现高效低毒的化学防治目标,本研究以本课题前期获得的防治瓜蚜协同增效杀虫剂效果为基础,对比氟啶虫酰胺以及吡蚜酮的水分散颗粒剂（WG）,继续深入探索剂型和施药方法对防治瓜蚜增效作用明显的氟啶虫酰胺与吡蚜酮1∶1、2∶3两种配比的防效影响,以及对两种非靶标生物蜜蜂和蚯蚓的影响。主要结果如下:1.盆栽防效试验在温室内采用盆栽法测定了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1∶1）、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2∶3）、2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SC（1∶1）等3种氟啶虫酰胺·吡蚜酮制剂的药效差异。试验结果表明:氟啶虫酰胺和吡蚜酮的混配药剂在试验浓度25mg/L、50 mg/L、75 mg/L的防效整体优于氟啶虫酰胺和吡蚜酮的单剂,表现出良好的速效性和持效性。在试验浓度下,药后1天,三种氟啶虫酰胺·吡蚜酮制剂除25 mg/L的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2∶3）外,各处理的防效均在40%以上。药后7天,三种氟啶虫酰胺·吡蚜酮制剂各处理的防效均在95%以上。25 mg/L的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2∶3）的速效性较差可能与混配比例有关。从剂型来看,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1∶1）第1、3、7天的防效对比2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SC（1∶1）差异并不显着。从药剂配比来看,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1∶1）和2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SC（1∶1）在施药后1天的防效要优于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2∶3）,但在施药后3天,两种配比的防效差异逐渐减小,至第7天时,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2∶3）的防效甚至还稍优于其他两种混配比例1∶1的制剂。2.田间防效试验本实验主要通过喷雾和灌根两种施药方法来检测氟啶虫酰胺·吡蚜酮3种制剂的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与喷雾处理相比,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2∶3）的灌根处理在试验剂量为7.5 g a.i./hm2和15 g a.i./hm2时在施药后3、7、14天能表现出更高的防效。对比2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SC（1∶1）两种施药方法,灌根处理仅在试验剂量为7.5 g a.i./hm2的施药后3天时防效优于喷雾处理。而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1∶1）以及两种单剂的喷雾处理防效均优于灌根处理。剂型方面,与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1∶1）的喷雾处理相比,2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SC（1∶1）的喷雾处理在试验剂量7.5 g a.i./hm2时的作用效果较差;在试验剂量为15 g a.i./hm2、22.5 g a.i./hm2时,喷雾处理的防治效果与水分散粒剂差别不显着;而2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SC（1∶1）的各灌根处理防效则显着低于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1∶1）的灌根处理。对比三次田间防效调查结果:三种制剂中,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1∶1）用于喷雾施药时速效性与持效性均为最佳,且在灌根施药处理中的速效性亦是最好;而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2∶3）的灌根施药处理后期防治效果较好,在各个灌根处理中持效性最佳。3.非靶标生物毒性试验根据蚯蚓急性毒性试验结果,依据GB/T 31270.15-2014《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农药对蚯蚓的急性毒性按LC50的大小划分标准,三种供试制剂均为低毒。根据蜜蜂急性接触和急性经口毒性试验结果,依据GB/T 31270.10-2014《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农药对蜜蜂的急性接触和急性经口毒性按LD50的大小划分标准,结果表明: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对蜜蜂的急性接触毒性为中等毒,其余急性接触毒性均为低毒。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1∶1）对蜜蜂的急性经口毒性为高毒,10%氟啶虫酰胺WG为低毒,其余均为中等毒。但在试验过程中发现,10%氟啶虫酰胺WG或由其使用助剂的差异性,使其对蜜蜂具有一定的拒食作用,可能是造成其低毒的一个原因。从对两种非靶标生物的毒性来看,三种混剂在规定剂量内灌根使用时,不会对蚯蚓造成危害性影响。但在应用蜜蜂授粉的蔬菜设施保护地内喷雾使用时应尽量谨慎使用,特别是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WG（1∶1）,虽然防治效果好,但对蜜蜂毒性较高。
王云鹏[10]（2020）在《玉米—绿豆间作方式对玉米和绿豆害虫及天敌发生的影响》文中指出本试验设计2:2（2行玉米与2行绿豆）处理、4:2（4行玉米与2行绿豆）处理、6:2（6行玉米与2行绿豆）处理及设计三者的随机处理（随机2:2、随机4:2和随机6:2）、绿豆包围玉米外侧种植共7个处理,在玉米4个关键生育期（大喇叭口期、灌浆期、乳熟期和成熟期）,对玉米和绿豆上的主要天敌与害虫进行调查,统计分析了不同间作处理穗部害虫的发生量;利用群落生态学原理与方法,分析不同间作处理节肢动物的群落特征;测定不同间作处理玉米的产量。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不同处理害虫调查统计表明,亚洲玉米螟主要在玉米乳熟期发生,非间作区（空白对照）百株虫量最高可达85头/百株,2:2处理与4:2处理的卵块寄生率较高,幼虫量较少;棉铃虫在玉米灌浆期发生量大,各间作处理对棉铃虫的调控作用不甚明显,但以2:2处理效果较好;桃蛀螟发生晚于亚洲玉米螟,玉米乳熟期发生量最大,未发现有控制桃蛀螟较好的间作处理。2.在连续两年对玉米和绿豆群落的调查中,2018年天敌与害虫有1门、2纲、9目、33科、53种。天敌有27种,害虫有26种,害虫优势种为鳞翅目钻蛀类的桃蛀螟、亚洲玉米螟和棉铃虫等;捕食性天敌为优势类群,优势种为草间钻头蛛、八斑鞘腹蛛、圆蛛与鞍形花蟹蛛等。2019年共调查到2门、3纲、11目、39科、59种,害虫共计29种,钻蛀类如棉铃虫、亚洲玉米螟和桃蛀螟仍为优势害虫;天敌30种,以草间钻头蛛、八斑鞘腹蛛、异色瓢虫和龟纹瓢虫等为优势种。3.综合分析不同间作处理节肢动物群落特征发现,玉米与绿豆田节肢动物的个体数量与物种丰富度变化趋势不尽相同。2018年玉米田天敌数量在成熟期下降使得害虫发生量有所增加;2019年成熟期玉米田天敌发生量上升,有效控制并降低害虫发生量。绿豆田亦有相近的发生规律。群落多样性指数高的间作处理如2:2处理和4:2处理,主要天敌的优势度更高,主要害虫的优势度较低。4.对不同间作处理玉米的产量进行测定,2:2处理、随机2:2处理、4:2处理和随机4:2处理等4个处理的百粒重较高;随机4:2处理和4:2处理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产量最高,与其他处理相比差异显着。
二、棉蚜综合治理中几个问题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棉蚜综合治理中几个问题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人工干预蚂蚁与棉蚜的合作共生关系对花椒产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1 概述 |
| 1.1 棉蚜与蚂蚁的“牧养”关系 |
| 1.2 棉蚜在花椒树上的生长规律和防治策略 |
| 1.3 花椒的品质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材料 |
| 2.2 椒田试验设计 |
| 2.3 调查方法 |
| 2.3.1 花椒芽期棉蚜种群数量的测定 |
| 2.3.2 花椒结果初期棉蚜种群数量的测定 |
| 2.3.3 花椒产量测定 |
| 2.3.4 花椒产品千粒重的测定 |
| 2.3.5 花椒闭果率测定 |
| 2.4 数据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花椒芽期棉蚜的种群动态变化 |
| 3.2 花椒结果初期棉蚜的种群动态变化 |
| 3.3 花椒产量的对比 |
| 3.4 花椒闭果率的对比 |
| 3.5 花椒千粒重的对比 |
| 4 结论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南疆农田景观组成与农药使用对棉田天敌发生及其控蚜功能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害虫生态调控 |
| 1.1.1 害虫生态调控的发展 |
| 1.1.2 害虫生态调控的方法 |
| 1.2 天敌昆虫的保育与控害 |
| 1.2.1 景观尺度上天敌昆虫的保育与控害 |
| 1.2.2 田块尺度上天敌昆虫的保育与控害 |
| 1.2.3 景观尺度与田块尺度对天敌昆虫的综合效应 |
| 1.3 杀虫剂使用对天敌昆虫发生与控害的影响 |
| 1.4 研究思路 |
| 1.4.1 立题依据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农田景观组成与农药使用对棉田捕食性天敌发生与控蚜功能的影响 |
| 2.1 材料方法 |
| 2.1.1 试验站点选取 |
| 2.1.2 试验设计 |
| 2.1.3 景观调查与分析 |
| 2.1.4 数据分析 |
| 2.2 分析结果 |
| 2.2.1 景观组成 |
| 2.2.2 棉田捕食性天敌种群数量和益害比 |
| 2.2.3 农田景观组成与农药使用对棉花苗期捕食性天敌发生与控蚜功能的影响 |
| 2.2.4 农田景观组成与农药使用对棉花花蕾期捕食性天敌发生与控蚜功能的影响 |
| 2.2.5 农田景观组成与农药使用对棉花铃期捕食性天敌发生与控蚜功能的影响 |
| 2.3 讨论 |
| 第三章 农田景观组成与农药使用对棉田寄生性天发生与控害的影响 |
| 3.1 材料方法 |
| 3.1.1 试验站点选取 |
| 3.1.2 试验设计 |
| 3.1.3 景观调查与分析 |
| 3.1.4 数据分析 |
| 3.2 分析结果 |
| 3.2.1 景观组成 |
| 3.2.2 田间僵蚜丰富度与寄生率的基本情况 |
| 3.2.3 农田景观组成及农药使用对棉花苗期寄生性天敌发生与控蚜功能的影响 |
| 3.2.4 农田景观组成及农药使用对棉花花蕾期寄生性天敌发生与控蚜功能的影响 |
| 3.2.5 农田景观组成及农药使用对棉花铃期寄生性天敌发生与控蚜功能的影响 |
| 3.3 讨论 |
| 第四章 结论 |
| 4.1 主要结论 |
| 4.2 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4）转石竹烯合酶基因GhTPS1棉花对棉花害虫与寄生蜂行为学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表 |
| 第一章 挥发物参与植物间接防御 |
| 1 植物抗虫机制概述 |
| 2 参与间接防御的害虫天敌 |
| 2.1 捕食者 |
| 2.2 寄生蜂 |
| 2.3 无脊椎动物 |
| 2.4 杂食动物 |
| 3 昆虫的嗅觉系统及相关蛋白 |
| 4 植物挥发物参与植物防御的具体机制 |
| 4.1 驱避害虫 |
| 4.2 吸引害虫天敌 |
| 4.3 植物挥发物影响害虫的信息素识别过程 |
| 4.4 植物挥发物直接影响害虫生存能力 |
| 4.5 邻近植物间的挥发物交流提高植物的防御抗性 |
| 4.6 植物挥发物之间的协同防御效应 |
| 4.7 植物挥发物对植物防御的负面效应 |
| 5 植物萜烯合成途径 |
| 5.1 底物的从头合成 |
| 5.2 萜烯合成 |
| 5.3 萜烯合酶 |
| 6 石竹烯合酶基因参与植物防御研究进展 |
| 第二章 GhTPS1参与棉花间接防御的机制研究 |
| 1 引言 |
| 1.1 棉田生态系统常见害虫及其天敌 |
| 1.2 棉花抗虫研究与育种进展 |
| 1.3 现有抗虫基因存在的问题 |
| 1.4 棉花挥发性物质研究进展 |
| 1.5 棉花萜烯合酶基因鉴定 |
| 1.6 GhTPSs基因的应用研究及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2 实验方法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石竹烯合酶的同源进化分析 |
| 3.2 GhTPS1基因的棉花遗传转化与纯系获得 |
| 3.3 GhTPS1转基因棉花的分子和生化水平鉴定 |
| 3.4 GhTPS1转基因棉花对棉田害虫的行为学影响 |
| 3.5 GhTPS1转基因棉花吸引棉花害虫的天敌寄生蜂 |
| 4 讨论 |
| 4.1 石竹烯参与棉花防御 |
| 4.2 合成生物学在植物防御中的应用前景 |
| 4.3 挥发物合酶基因的组合表达策略 |
| 4.4 野生植物TPS基因发掘助力抗虫作物育种 |
| 4.5 植物挥发物提高植物对病原微生物抵抗能力 |
| 4.6 昆虫嗅觉系统中的石竹烯结合蛋白分析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5）交互取食诱导棉花对棉蚜和棉长管蚜生理代谢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棉蚜和棉长管蚜的发生与危害 |
| 1.2 植物的防御机制 |
| 1.2.1 植物的组成型防御 |
| 1.2.2 植物的诱导型防御 |
| 1.3 昆虫对植物防御反应的生理适应性 |
| 1.3.1 昆虫活性氧系统 |
| 1.3.2 昆虫消化系统 |
| 1.3.3 昆虫解毒系统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棉蚜和棉长管蚜取食诱导的棉花防御反应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供试材料 |
| 2.1.2 试验方法 |
| 2.1.3 数据处理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棉长管蚜诱导棉花防御反应 |
| 2.2.2 棉长管蚜和棉蚜依次诱导的棉花防御反应 |
| 2.2.3 棉蚜和棉长管蚜交互诱导棉花防御反应 |
| 2.3 结论与讨论 |
| 第三章 棉蚜和棉长管蚜取食受蚜害棉花后抗氧化酶的研究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供试材料 |
| 3.1.2 试验方法 |
| 3.1.3 数据处理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棉长管蚜诱导棉花对棉蚜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
| 3.2.2 棉长管蚜和棉蚜依次诱导棉花对棉长管蚜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
| 3.2.3 棉长管蚜和棉蚜交互诱导棉花对棉蚜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
| 3.3 结论与讨论 |
| 第四章 蚜害棉花对棉蚜和棉长管蚜营养代谢的影响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供试材料 |
| 4.1.2 试验方法 |
| 4.1.3 数据处理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棉长管蚜诱导棉花对棉蚜消化酶的影响 |
| 4.2.2 棉长管蚜和棉蚜依次诱导棉花对棉长管蚜消化酶的影响 |
| 4.2.3 棉长管蚜和棉蚜交互诱导棉花对棉蚜消化酶的影响 |
| 4.3 结论与讨论 |
| 第五章 棉蚜和棉长管蚜取食受蚜害棉花后解毒代谢的研究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供试材料 |
| 5.1.2 试验方法 |
| 5.1.3 数据处理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棉长管蚜取食棉花对棉蚜解毒酶活性的影响 |
| 5.2.2 棉长管蚜和棉蚜依次诱导棉花对棉长管蚜解毒酶活性的影响 |
| 5.2.3 棉长管蚜和棉蚜交互诱导棉花对棉蚜解毒酶活性的影响 |
| 5.3 结论与讨论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附件 |
（6）基于EPG技术的棉花抗蚜种质材料筛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棉蚜研究概述 |
| 1.1.1 棉蚜简介 |
| 1.1.2 棉蚜防治 |
| 1.2 棉花生产地位及棉种资源概况 |
| 1.3 棉花抗蚜性研究进展 |
| 1.3.1 发展历史 |
| 1.3.2 棉花抗蚜机制 |
| 1.3.3 棉花抗蚜基因 |
| 1.4 棉花品种抗蚜性鉴定方法与评价标准 |
| 1.4.1 田间抗性鉴定 |
| 1.4.2 网室抗性鉴定 |
| 1.4.3 室内抗性鉴定 |
| 1.4.4 EPG技术在植物抗性鉴定中的应用 |
| 1.4.5 棉花抗蚜性评价标准 |
| 1.5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基于EPG技术的棉蚜抗性指标筛选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供试植物 |
| 2.1.2 供试昆虫 |
| 2.1.3 所用仪器 |
| 2.1.4 试验条件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棉蚜生长繁殖的测定 |
| 2.2.2 棉蚜取食行为的检测 |
| 2.3 数据统计 |
| 2.4 结果与分析 |
| 2.4.1 棉蚜存活率 |
| 2.4.2 棉蚜净增殖率 |
| 2.4.3 棉蚜产仔数 |
| 2.4.4 棉蚜的取食行为 |
| 2.4.5 EPG参数主成分分析 |
| 2.4.6 主要EPG参数与棉蚜存活率、产仔数相关性分析 |
| 2.5 讨论 |
| 2.5.1 不同抗性等级棉花对棉蚜生长繁殖的影响 |
| 2.5.2 不同抗性等级棉花上棉蚜的取食行为 |
| 2.5.3 主要EPG参数与棉蚜生长繁殖情况相关性分析 |
| 第三章 不同棉花材料对棉蚜生长繁殖和取食行为的影响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供试植物 |
| 3.1.2 供试昆虫 |
| 3.1.3 试验仪器 |
| 3.1.4 试验条件 |
| 3.2 研究方法 |
| 3.3 数据统计 |
| 3.4 结果与分析 |
| 3.4.1 棉蚜存活率 |
| 3.4.2 棉蚜产仔数 |
| 3.4.3 棉蚜净增殖率 |
| 3.4.4 棉蚜存活率与产仔数的相关性 |
| 3.4.5 棉蚜取食行为中的EPG参数指标 |
| 3.4.6 供试棉花品种抗蚜性评价 |
| 3.5 讨论 |
| 第四章 棉蚜取食行为的时间差异分析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供试植物 |
| 4.1.2 供试昆虫 |
| 4.1.3 试验仪器 |
| 4.1.4 试验条件 |
| 4.2 研究方法 |
| 4.3 数据统计 |
| 4.4 结果与分析 |
| 4.4.1 棉蚜在整个取食行为过程中的EPG参数 |
| 4.4.2 棉蚜在不同时间段取食行为的变化 |
| 4.4.3 不同时间段中棉蚜各EPG波形时间的聚类分析 |
| 4.5 讨论 |
| 第五章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7）八种除草剂对碱蓬及二种天敌昆虫的安全性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棉蚜生物防治的重要性 |
| 1.1.1 棉蚜发生为害现状 |
| 1.1.2 大灰食蚜蝇生物防治研究进展 |
| 1.2 非棉田生境对多异瓢虫、食蚜蝇的影响 |
| 1.3 新疆棉田杂草群落及化学除草现状 |
| 1.3.1 新疆棉田杂草群落组成 |
| 1.3.2 棉田除草剂的使用现状 |
| 1.4 除草剂对天敌昆虫的影响 |
| 1.4.1 除草剂对天敌的直接影响 |
| 1.4.2 除草剂对天敌的间接影响 |
| 1.5 研究目的意义 |
| 1.6 研究内容 |
| 1.7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八种除草剂对碱蓬及其昆虫群落的影响 |
| 2.1 试验材料与方法 |
| 2.1.1 供试除草剂及浓度 |
| 2.1.2 处理方法 |
| 2.1.3 安全性评价标准 |
| 2.1.4 数据分析方法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喷施除草剂对碱蓬安全性评价 |
| 2.2.2 除草剂对碱蓬昆虫群落的影响 |
| 2.3 结果与讨论 |
| 第三章 八种除草剂对多异瓢虫不同虫态的安全性评价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供试虫源 |
| 3.1.2 供试药剂 |
| 3.1.3 处理方法 |
| 3.1.4 安全性评价标准 |
| 3.1.5 数据分析方法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除草剂处理对多异瓢虫存活的影响 |
| 3.2.2 除草剂处理对多异瓢虫生长发育的影响 |
| 3.3 结论与讨论 |
| 第四章 八种除草剂对大灰食蚜蝇不同虫态安全性评价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试虫来源 |
| 4.1.2 供试药剂 |
| 4.1.3 处理方法 |
| 4.1.4 安全性评价标准 |
| 4.1.5 数据分析方法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除草剂对大灰食蚜蝇安全性 |
| 4.2.2 蛹期喷施除草剂对大灰食蚜蝇蛹发育的影响 |
| 4.3 结果与讨论 |
| 第五章 全文总结与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附件 |
（8）麦蚜抗药性监测及其对高效氯氰菊酯抗性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麦蚜 |
| 1.2 麦蚜抗药性现状 |
| 1.3 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
| 1.3.1 昆虫对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抗性的研究 |
| 1.3.2 高效氯氰菊酯 |
| 1.4 昆虫交互抗性 |
| 1.5 昆虫抗药性适合度 |
| 1.6 本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第二章 麦蚜田间种群抗药性监测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供试麦蚜 |
| 2.1.2 供试药剂与材料 |
| 2.1.3 仪器设备 |
| 2.1.4 生物活性测定 |
| 2.1.5 数据分析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不同地区禾谷缢管蚜抗药性监测 |
| 2.2.2 杀虫剂对禾谷缢管蚜LC_(50)间的成对相关性分析 |
| 2.2.3 不同地区麦长管蚜抗药性监测 |
| 2.2.4 杀虫剂对麦长管蚜LC_(50)间的成对相关性分析 |
| 2.2.5 杀虫剂对麦长管蚜和禾谷缢管蚜的毒力差异比 |
| 2.3 讨论 |
| 第三章 禾谷缢管蚜对高效氯氰菊酯抗性的适合度代价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供试麦蚜 |
| 3.1.2 生命表设计 |
| 3.1.3 数据分析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敏感和抗性品系对高效氯氰菊酯的敏感性 |
| 3.2.2 高效氯氰菊酯对禾谷缢管蚜生长发育的影响 |
| 3.2.3 高效氯氰菊酯对禾谷缢管蚜种群的影响 |
| 3.2.4 高效氯氰菊酯对禾谷缢管蚜的存活和繁殖的影响 |
| 3.3 讨论 |
| 第四章 禾谷缢管蚜对高效氯氰菊酯抗性机理研究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供试麦蚜 |
| 4.1.2 供试试剂剂与耗材 |
| 4.1.3 仪器设备 |
| 4.1.4 交互抗性测定 |
| 4.1.5 增效剂对高效氯氰菊酯增效作用测定 |
| 4.1.6 解毒酶活性测定 |
| 4.1.7 钠离子通道突变检测 |
| 4.1.8 数据分析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禾谷缢管蚜对高效氯氰菊酯抗性品系选育 |
| 4.2.2 交互抗性 |
| 4.2.3 增效剂对高效氯氰菊酯增效作用 |
| 4.2.4 解毒酶活性 |
| 4.2.5 钠离子通道突变 |
| 4.3 讨论 |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总结 |
| 5.2 本文创新之处 |
| 5.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9）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水分散粒剂等对瓜蚜的防效及对非靶标生物的毒性（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前言 |
| 1.1 瓜蚜概述 |
| 1.1.1 瓜蚜的生物学概述 |
| 1.1.2 瓜蚜的危害及不同寄主上的抗性差异 |
| 1.2 瓜蚜防治现状 |
| 1.2.1 北方设施蔬菜瓜蚜的化学防治现状 |
| 1.3 瓜蚜抗药性的发展与现状 |
| 1.3.1 瓜蚜对有机磷类杀虫剂抗性 |
| 1.3.2 瓜蚜对氨基甲酸酯类虫剂抗性 |
| 1.3.3 瓜蚜对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抗性 |
| 1.3.4 瓜蚜对新烟碱类杀虫剂抗性 |
| 1.4 瓜蚜抗药性治理策略 |
| 1.4.1 瓜蚜抗药性综合治理 |
| 1.4.2 瓜蚜抗药性监测 |
| 1.4.3 杀虫剂的混合使用 |
| 1.4.4 交替使用或轮用杀虫剂 |
| 1.4.5 增效剂辅助防治抗性害虫 |
| 1.5 蚯蚓概述 |
| 1.6 蜜蜂概述 |
| 1.6.1 蜜蜂的生物学概述 |
| 1.6.2 蜜蜂的价值 |
| 1.6.3 蜜蜂现状 |
| 1.7 供试杀虫剂概况 |
| 1.7.1 吡蚜酮 |
| 1.7.2 氟啶虫酰胺 |
| 1.8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供试生物及标准化 |
| 2.1.1 供试瓜蚜 |
| 2.1.2 供试蜜蜂 |
| 2.1.3 供试蚯蚓 |
| 2.2 供试试剂、药剂以及主要仪器 |
| 2.2.1 化学试剂 |
| 2.2.2 供试药剂 |
| 2.2.3 实验仪器 |
| 2.3 盆栽防效试验 |
| 2.3.1 实验地点及温室条件 |
| 2.3.2 供试药剂试验剂量及配制方法 |
| 2.3.3 施药及调查方法 |
| 2.4 田间防效试验 |
| 2.4.1 实验地点及田间情况 |
| 2.4.2 供试药剂试验剂量及配制方法 |
| 2.4.3 小区面积、重复和排列 |
| 2.4.4 施药机械及调查方法 |
| 2.4.5 对作物的直接影响调查 |
| 2.5 试验期间气象状况 |
| 2.6 非靶标生物毒性试验 |
| 2.6.1 蚯蚓急性毒性试验方法 |
| 2.6.2 蜜蜂急性接触毒性试验方法 |
| 2.6.3 蜜蜂急性经口毒性试验方法 |
| 2.7 统计分析 |
| 2.7.1 盆栽与田间防效试验数据分析 |
| 2.7.2 非靶标生物毒性试验数据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盆栽防效试验 |
| 3.2 田间防效试验 |
| 3.3 非靶标生物毒性试验 |
| 3.3.1 蚯蚓急性毒性试验 |
| 3.3.2 蜜蜂急性接触毒性试验 |
| 3.3.3 蜜蜂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
| 4 讨论 |
| 4.1 盆栽防效试验 |
| 4.2 田间防效试验 |
| 4.3 非靶标生物毒性试验 |
| 4.4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 5 结论 |
| 6 参考文献 |
| 7 附录 |
| 8 致谢 |
（10）玉米—绿豆间作方式对玉米和绿豆害虫及天敌发生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玉米主要穗部害虫概述 |
| 1.1.1 桃蛀螟 |
| 1.1.1.1 桃蛀螟生物学与发生危害特征 |
| 1.1.1.2 桃蛀螟的自然天敌及其生物防治 |
| 1.1.2 亚洲玉米螟 |
| 1.1.2.1 亚洲玉米螟生物学及其发生危害特征 |
| 1.1.2.2 亚洲玉米螟的自然天敌及其生物防治 |
| 1.1.3 棉铃虫 |
| 1.1.3.1 棉铃虫生物学及其发生危害特征 |
| 1.1.3.2 棉铃虫的自然天敌及其生物防治 |
| 1.1.4 东方黏虫 |
| 1.1.4.1 东方黏虫生物学及其发生危害特征 |
| 1.1.4.2 东方黏虫的生物防治 |
| 1.2 间作与土壤养分利用及虫害发生的研究进展 |
| 1.2.1 玉米间作的生理学基础 |
| 1.2.2 玉米间作与抗虫的关系 |
| 1.3 间作与作物产量的关系 |
| 1.4 间作对作物田节肢动物群落特征的影响 |
| 1.5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地点 |
| 2.2 试验材料 |
| 2.3 玉米和绿豆种植与调查方法 |
|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
| 2.4.1 玉米穗部害虫与玉米螟卵块统计方法 |
| 2.4.2 玉米田与绿豆田节肢动物群落特征分析 |
| 2.4.3 玉米考种与测产的方法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不同间作处理亚洲玉米螟发生量 |
| 3.1.1 2018 年各间作处理亚洲玉米螟发生量 |
| 3.1.2 2019 年各间作处理亚洲玉米螟发生量 |
| 3.1.3 小结 |
| 3.2 不同间作处理棉铃虫发生量 |
| 3.2.1 2018 年各间作处理棉铃虫发生量 |
| 3.2.2 2019 年各间作处理棉铃虫发生量 |
| 3.2.3 小结 |
| 3.3 不同间作处理桃蛀螟发生量 |
| 3.3.1 2018 年各间作处理桃蛀螟发生量 |
| 3.3.2 2019 年各间作处理桃蛀螟发生量 |
| 3.3.3 小结 |
| 3.4 不同间作处理亚洲玉米螟卵块寄生率 |
| 3.4.1 2018 年各间作处理亚洲玉米螟卵块寄生率 |
| 3.4.2 2019 年各间作处理亚洲玉米螟卵块寄生率 |
| 3.4.3 小结 |
| 3.5 节肢动物群落物种组成与相对多度 |
| 3.5.1 2018 年节肢动物群落物种组成与相对多度 |
| 3.5.1.1 2018 年节肢动物群落物种组成 |
| 3.5.1.2 2018 年节肢动物群落相对多度 |
| 3.5.2 2019 年节肢动物群落物种组成与相对多度 |
| 3.5.2.1 2019 年节肢动物群落物种组成 |
| 3.5.2.2 2019 年节肢动物群落相对多度 |
| 3.5.3 小结 |
| 3.6 不同时期玉米与绿豆田天敌与害虫的优势度与优势种 |
| 3.6.1 2018 年玉米与绿豆田天敌与害虫的优势度与优势种 |
| 3.6.1.1 2018 年玉米田天敌与害虫的优势度与优势种 |
| 3.6.1.2 2018 年绿豆田天敌与害虫的优势度与优势种 |
| 3.6.2 2019 年玉米与绿豆田天敌与害虫的优势度与优势种 |
| 3.6.2.1 2019 年玉米田天敌与害虫的优势度与优势种 |
| 3.6.2.2 2019 年绿豆田天敌与害虫的优势度与优势种 |
| 3.6.3 小结 |
| 3.7 不同时期玉米与绿豆田节肢动物的群落特征 |
| 3.7.1 不同时期玉米与绿豆田节肢动物调查数量 |
| 3.7.2 2018 年玉米与绿豆田节肢动物的群落特征指数 |
| 3.7.2.1 2018 年玉米田节肢动物的群落特征 |
| 3.7.2.2 2018 年绿豆田节肢动物的群落特征 |
| 3.7.3 2019 年玉米与绿豆田节肢动物的群落特征 |
| 3.7.3.1 2019 年玉米田节肢动物的群落特征 |
| 3.7.3.2 2019 年绿豆田节肢动物的群落特征 |
| 3.7.4 小结 |
| 3.8 不同间作处理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
| 3.8.1 2018 年不同间作处理玉米百粒重及产量 |
| 3.8.2 2019 年不同间作处理玉米百粒重及产量 |
| 3.8.3 小结 |
| 4 讨论 |
| 4.1 玉米主要害虫的发生动态 |
| 4.2 不同处理绿豆田的益害比 |
| 4.3 影响田间害虫发生的因素 |
| 4.3.1 天气因素对害虫发生的影响 |
| 4.3.2 种植布局对害虫发生的影响 |
| 4.3.3 取样方式对害虫发生的影响 |
| 4.3.4 防治措施对害虫发生的影响 |
| 4.4 玉米-绿豆间作对天敌促进作用的机制探讨 |
| 4.5 不同间作处理的节肢动物群落特征差异 |
| 4.5.1 群落多样性 |
| 4.5.2 生境多样性与生境管理 |
| 4.6 不同间作处理的玉米产量 |
| 5 结论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棉蚜综合治理中几个问题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工干预蚂蚁与棉蚜的合作共生关系对花椒产量的影响[J]. 马富岗,李爱民. 甘肃科技纵横, 2021(08)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南疆农田景观组成与农药使用对棉田天敌发生及其控蚜功能的影响[D]. 潘云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4]转石竹烯合酶基因GhTPS1棉花对棉花害虫与寄生蜂行为学影响研究[D]. 张立华. 内蒙古大学, 2020
- [5]交互取食诱导棉花对棉蚜和棉长管蚜生理代谢的研究[D]. 吴娜. 石河子大学, 2020(08)
- [6]基于EPG技术的棉花抗蚜种质材料筛选[D]. 李玲玉.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7]八种除草剂对碱蓬及二种天敌昆虫的安全性评价[D]. 谢欣. 石河子大学, 2020(08)
- [8]麦蚜抗药性监测及其对高效氯氰菊酯抗性机理研究[D]. 龚培盼. 华中农业大学, 2020
- [9]50%氟啶虫酰胺·吡蚜酮水分散粒剂等对瓜蚜的防效及对非靶标生物的毒性[D]. 朱鹏. 山东农业大学, 2020(11)
- [10]玉米—绿豆间作方式对玉米和绿豆害虫及天敌发生的影响[D]. 王云鹏. 山东农业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