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民族的“部落”组织——兼论满族八旗制度对鄂伦春社会的影响

一、鄂伦春族的“部落”组织——兼谈满族八旗制度对鄂伦春族社会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姜山^[1]（2020）在《鄂伦春桦皮艺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的艺术形式凝聚着人类千百年来的文明与智慧,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域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它所呈现出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轨迹,是对民族文化创造的历史成果的真实映现。我国有着五千年的光辉历史,诸多民族的智慧创造和思想结晶构筑了悠久绵长的文化版图,作为在山林中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正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因特殊的地域生活环境、历史背景及与自然的关系,使鄂伦春人在生产、生活、道德、习俗乃至民族精神等方面,都呈现出了与其他民族相迥异的文化面貌与精神特质。正是源自这些独特的社会风貌和深厚的人文内涵,从而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森林文化,鄂伦春桦皮艺术则是这一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鄂伦春桦皮艺术是我国传统艺术形式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不仅具有文字所无法比拟的生动性和灵活性,更能蕴含和彰显出内在深厚的民族情感以及独特的审美追求,是以“活化石”的形态,忠实地记录着鄂伦春人的历史,是对古老艺术形式的保真和地域民俗文化的坚守,也是在民族信仰中的自发创造。它既承载着过去,也启迪着未来。鄂伦春桦皮艺术,是一种以桦树皮作为物质载体的艺术形式,如果更加严格地定义“桦皮艺术”,应该将之称为“白桦树皮艺术”。这一艺术形式源于长期的原始狩猎活动,由人们的主观意愿而自发形成的。鄂伦春桦皮艺术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在我国少数民族艺术中有着鲜明的共通点,并且在世界上众多的艺术形式中,也有着相对的普遍性。因此,对这一艺术形式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上做出相对客观、理性的评估,并凸显其重要的学术性和代表性是势在必行的。本文的选题基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以鄂伦春传统文化作为研究基础,以桦皮艺术作为研究对象,并从美学和文学的视角,对“鄂伦春桦皮艺术研究”这一选题进行深入地论述。主要涉及到民族历史、传统文化、造型艺术、美学理论以及传承实践等几个层面,并充分结合田野调查、文献研究、跨学科综合分析等研究方式,以此来归纳这一艺术形式研究的核心目的与意义。第一章,鄂伦春桦皮艺术的发端与变迁。本章节对鄂伦春的历史概况以及桦皮艺术的生成要素,进行了深入地挖掘,并对这一艺术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导向中呈现出的变迁,予以细致地分析。第二章,鄂伦春桦皮艺术的呈现方式。本章节主要从画作、剪纸、用具几个方面,谈及鄂伦春桦皮艺术的物象载体,分别从它们的形制、色彩、纹饰以及内容和主题,进行了详细地介绍。第三章,鄂伦春桦皮艺术的文化内涵。本章节主要根据本源民俗与信仰、民族性的审美意识、多样的艺术风格,从而论述这一艺术形式所蕴含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并通过其作为载体将它们予以再现,即是对鄂伦春桦皮艺术中呈现的民俗、宗教、精神、审美以及艺术风格的研究。第四章,鄂伦春桦皮艺术面临的困境与传承的当代意义。本章节主要从传承风险、发展的可行性以及当代意义三个角度,深挖这一艺术形式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消极因素与积极措施,并对鄂伦春桦皮艺术的艺术地位、学术价值以及“非遗”传承予以阐明。本文的结论部分,主要对鄂伦春桦皮艺术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这一艺术形式的属性、作用、现状、意义和价值分别进行了论述,从而得出这一艺术形式的传承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总结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根据民族性的审美意识,挖掘了鄂伦春桦皮艺术在其民族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上的重要意义;第二,通过探寻多样性的艺术风格,揭示了鄂伦春桦皮艺术与设计美学之间的联系;第三,针对鄂伦春桦皮艺术在当今的发展趋势,倡导了鄂伦春桦皮艺术内在民族文化与精神信仰的理性回归。综上所述,本文的形成得益于笔者长期和鄂伦春民众生活在同一县域,有着距离和经历上的优势,有助于对这一少数民族的了解和认识。本文以鄂伦春桦皮艺术为研究对象,通过这一艺术外在的呈现方式,挖掘其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和价值,并根据这一艺术形式在传承和发展上的脉络,探寻其在学术层面、历史层面、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本论文的写作无意于作出主观性和诗意化的阐释,而致力于在历史和文化的深层褶皱中发掘出艺术本身的魅力和价值。

王雪^[2]（2020）在《鄂伦春族婚姻变迁的民族学研究 ——以古里乡猎民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婚姻不仅是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婚姻变迁的研究已经成为民族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本文以古里乡猎民村的鄂伦春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化变迁等相关理论,探讨该民族的婚姻是如何在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变化共同作用下发生变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鄂伦春族的婚姻在三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通婚圈。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和下山定居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推动了通婚圈的扩大,表现为族际通婚增加和通婚对象的民族群体增多。二是婚姻缔结过程。下山定居后,鄂伦春族婚姻缔结仍然包括说亲、订婚、彩礼和婚礼四个环节,但在形式、内容或功能方面与传统缔结过程已有所区别。三是离婚与再婚。过去受到诸多限制的离婚与再婚,在当代鄂伦春族社会已成为常见之事,人们对此种行为持宽容态度,当事人在离婚与再婚过程中也拥有更多主动权。在鄂伦春族婚姻变迁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够看到该民族为了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做出的积极调适和选择,另一方面能够看到外部环境变化对该民族婚姻的影响,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个方面。鄂伦春族婚姻涉及到的制度文化、经济利益、观念转变等诸多内容,将是一个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话题。

张雨男^[3]（2019）在《走出发展的“困境”——人类学话语中的鄂伦春社会与文化》文中认为自清初至今,国内外文献中出现很多对于鄂伦春的记载和研究,与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依据所处时代和研究特点,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1949年以前对鄂伦春的记载和调查、作为"原始社会"的鄂伦春族研究以及以文化保护与发展转型为议题的鄂伦春族研究。对鄂伦春族研究的梳理,可以帮我们认识到学者是如何看待鄂伦春及其面临的"困境"。未来的鄂伦春族研究应更多关注"本体论"以及民族内外的交织互动等多元研究视角,而这些视角同样也是当下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所应借鉴之处。

王海霞^[4]（2019）在《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满族民歌是东北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乡韵气息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歌唱形式。内容涵盖满族人民生产、生活及风土人情,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唱词质朴,具有满族独特音律、情感真挚,深深扎根于满族人民的生活,伴随满族人民生活的音乐文化,以歌唱的方式记忆了满族民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心声。本论文通过对满族民歌历时与共时发展空间的回顾,以文献记载、文化遗存的谱系资料为研究基础,以民间留存的传统民歌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的满族民歌和文化融合发展为新的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为研究视角,通过个案分析和实践案例比较论证,对满族民歌人文自然生态形成依据、唱词音韵规律、演唱风格及表现形式、传承意义进行研究。论文研究共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思路、研究现状与问题、相关概念的界定,并对研究意义与创新、研究目的与方法之处作了阐述。第一章,通过对满族民歌的历史梳理,从“满族民歌历史文化”视角,阐述了历史遗存的满族民歌与自然和人文生态中满族民歌间的依存关系。并历时性地梳理了不同族源地域满族民歌文化发展历程,论述了满族民歌与民族精神信仰和活态演唱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章,以当下留存的不同类型的满族民歌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民歌案例论证,阐述了满族民歌在演唱内容、音调结构及不同演唱风格方面的特征,诠释了满族民歌题材之一萨满神歌的演唱特点和存在价值。第三章,从语言学语境探讨了满语民歌语言演唱艺术和方言音韵特点。通过实践案例比较分析,阐述了区域其他民族民歌与满族民歌唱词韵律演唱个性特征,并对满语、满汉双语、汉语三种语言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个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第四章,从文化超越视角,阐述了原生形态满族民歌创新、融合发展后的呈现形式,论证了创新后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特点。从“和而不同”角度出发,通过实例分析,比较了同一语族同一类型民歌演唱风格特点、同一地域同一类型不同族源的民歌演唱个性。论述了如何借鉴、融合现代多元音声技法超越原生民歌演唱方式的当代呈现,并以实践表演例证形式阐述了服饰、舞蹈、乐器等综合艺术对满族民歌艺术呈现的辅助作用。第五章,阐述了多元文化形态下,满汉文化融合对满族民歌传承与实施路径的影响,分析多样化语境下满族民歌传承形式、演唱形式、传承视域是如何适应当代社会时代发展方向,适应当下人们审美认知观念。

苏静^[5]（2018）在《清代对鄂伦春人的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鄂伦春人是我国东北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目前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三大少民族之一。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鄂伦春族仅有约8659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荣旗和黑龙江省黑河县、呼玛县等地。鄂伦春人历史虽然悠久,但从严格意义上说,鄂伦春族人被中原王朝实质性的管理始于清代,清朝以前各代仅停留在臣服纳贡的层面,管理并不系统深入。“鄂伦春”这一称谓初见史书,载于《清圣祖实录》中,这一名称仅代表当时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鄂伦春人。清朝初年,清政府对鄂伦春人、鄂温克（索伦）人、达斡尔人没有进行详细的民族区分,鄂伦春人一直被纳入到索伦的“五阿巴”之中,康熙末年鄂伦春人丁滋生开始编设佐领到雍正朝建立布特哈八旗,“鄂伦春”的称呼才普遍使用,索伦逐渐只代表鄂温克人。从语族上看,鄂伦春语属于通古斯语族,其祖先主要来源于肃慎,吸收部分其他东北少数民族而来。满族亦发源于肃慎,同鄂伦春人一样擅长骑射,因而,清朝统治者将鄂伦春人视为近支,优待有加。清代对鄂伦春人的管理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太祖至清世祖时期。清太祖、太宗朝以羁縻为主,以其原有头目进行管理,进贡貂皮以表臣服,世祖朝先后隶由盛京和宁古塔二总管管辖;第二阶段是康雍乾三朝时期,管理逐渐完善与成熟,相继设立布特哈总管、布特哈总管衙门和布特哈八旗,隶由黑龙江将军管理,摩凌阿鄂伦春人编入八旗,有义务从军作战,贡纳貂皮开始制度化。乾隆时期,居住在库页岛地区的鄂伦春人归三姓副都统衙门管辖,这一阶段也是鄂伦春人稳步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是嘉庆朝至清末,随着国力的衰退和领土的沦陷,雅发罕鄂伦春人的战略位置突出,清政府开始实施笼络政策,对雅发罕鄂伦春进行路佐制管理,光绪朝设兴安城总管衙门进行管理,但成效甚微被裁撤,设协领划分黑龙江、墨尔根、呼伦贝尔三城管理直到清朝覆灭。鄂伦春人成为清王朝忠实的拥护者,凭借其勇猛善射的民族特征,随清军南征北战,在维护清王朝统治和巩固多民族国家发展等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而清朝对鄂伦春人的管理也客观推动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总之,清代对鄂伦春人管理经历了形成、完善、发展、加强、衰败的阶段,先后建立的管理机构传承完善与发展,是清代适应其民族特点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政策体现,对巩固东北边疆,促进国家统一发展、增强民族凝集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对鄂伦春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其从游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化进程。总体而言,清代对鄂伦春人的管理模式是有效而值得肯定的,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旧的制度必将被新制度取而代之,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余浩然,褚好^[6]（2015）在《近年来国内鄂伦春族文化研究综述》文中认为从语言研究、音乐舞蹈、教育体育、神话与文学、宗教社会、民间技艺与文化遗产几个层面,梳理了近10年鄂伦春族文化研究的成就,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兰延超^[7]（2015）在《清代布特哈八旗研究》文中指出清王朝对东北边疆民族的行政管理是以八旗制度为本,依据各民族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形式进行的。雍正十年（1732）,清朝对清初南迁到嫩江中游地区的部分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打牲部落实行了一种军民合一的组织管理形式,将其编入八旗组织,设立了布特哈八旗。布特哈八旗作为清代独特的边疆经略方式,历经200余年,经历了由部族管理到地方管理,由军政体制向民政体制的转变。它的编设对于清王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和布特哈地区各民族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关布特哈八旗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不曾中断的热门课题,虽历经百余年的研究,但是值得学者们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仍有不少,特别是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剖析,是如今尚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本论文以布特哈八旗为研究对象,分析和研究其建立到消亡的过程,试图将布特哈八旗的历史发展轨迹清晰地描述出来。侧重于探讨它的管理状况、职贡差役以及布特哈八旗各族社会生活演变发展等问题。本篇论文共分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论述了本课题的研究意义、研究价值,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撰写本课题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并对本课题的研究时段予以界定说明。第二部分为布特哈八旗的形成。在对清入关前索伦部的情况进行解读后,详细论述沙俄的入侵对索伦部的影响,以及索伦诸部南迁后清王朝的管理。索伦诸部南迁后,随着编设牛录的不断增多,清政府将迁移至嫩江流域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打牲部族按照八旗制度进行统一管理,编设了布特哈八旗。布特哈八旗作为一种军民合一的组织形式,不同于清朝在黑龙江地区建立的其他驻防八旗,厘清其编设的原因、原则、时间及特点是本章的重点所在。第三部分为布特哈八旗的管理。布特哈八旗由编设之初的军政管理体制到清末逐步演变成民政管理体制,其管理政策及管理机构也在不断的调整与改造。对布特哈八旗的管理政策及管理机构进行梳理论述,借此可以全面审视清代的边疆民族政策。而布特哈各族在入旗后所承担的职贡差役也将在此部分进行总结探讨。第四部分为布特哈八旗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布特哈八旗的编设使各打牲民族原有的社会经济文化模式发生了改变,从氏族公社的阶段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诸如清政府利用楚勒罕、谙达等特有的管理方式促使布特哈各民族与外界有了广泛的沟通及交流,并通过建立旗学及私学对布特哈八旗子弟进行文化教育,发展到清末建立的新式学堂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布特哈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第五部分为布特哈八旗编设的历史作用。布特哈八旗的编设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积极的一方面,如维护了国家统一,巩固了清王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同时繁重的兵役、赋役也使布特哈兵丁陷入无休止的困境之中等等。

陈壮^[8]（2015）在《鄂伦春族经济史》文中指出鄂伦春族历史悠久,但对鄂伦春族族源和聚居后的争论不断,亦无定论。据《左传》中的记载可以考证,鄂伦春族的祖先从公元前11世纪起生活于大小兴安岭区域。之后肃慎和钵室韦两个部族陆续出现,并被认定其为鄂伦春族的祖先。《明一统志》和《元史》等史志均有对鄂伦春族及其祖先的文献记载。时至清朝,鄂伦春一词出现于《清圣祖实录》,成为鄂伦春的族称,并被沿用至今。鄂伦春族是我国的人口较少数民族,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经历过完整私有制经济的民族。鄂伦春人虽历经近3200年的经济史,但从来没有产生过阶级。在鄂伦春社会中不存在异化劳动,亦没有剥削和统治者。鄂伦春社会原始公社发展阶段,包括血缘家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和地域村庄社会,此过程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考察鄂伦春族经济史,狩猎经济长期占据鄂伦春经济的主导地位,并在历史中缓慢而稳定地有所发展。清朝初期的贡赐制度衍生出的谙达贸易开启了鄂伦春族经济快速商品化的大门。从贡赐贸易到易货贸易的转变,再到后期商品货币经济的转型。此类经济现象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中均属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鄂伦春族经济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一是从原始氏族公社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事市场化多种生产的转变。三次转变成就了鄂伦春族经济今日之面貌。鄂伦春族作为我国极具特殊性发展规律的少数民族,对其学术研究成果确然颇丰。但存在重政治、艺术、风俗,轻经济的特点。尤其缺少对鄂伦春族原始狩猎经济和谙达贸易及其价值规律的系统研究。本文运用矛盾分析法,以鄂伦春族为经济主体,从原始公社时期、清廷伪满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为三个主要历史节点,以居住方式转变和生产方式转变为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力图再现鄂伦春族经济史的基本轨迹。

邹莹,叶健^[9]（2014）在《鄂伦春族文化遗产研究考述》文中指出鄂伦春族世居大、小兴安岭地区,以狩猎着称于世,茂密的森林养育了一代代鄂伦春人强悍勇猛的个性,也养育了一代代鄂伦春人善良淳朴的民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鄂伦春人只有8659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8196人）仅仅增长了四五百人左右,属于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无文字,然而这并不妨碍勤劳朴实的鄂伦春族人民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和传统艺术。鄂伦春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学界对其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近些年来新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则略显单薄。本文就对其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进行一番考述。

李莉^[10]（2014）在《神话谱系演化与古代社会变迁 ——中国北方满—通古斯语族神话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方关于神话谱系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维柯最早关注神话谱系与社会变迁研究，并将人类各民族的产生、发展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摩尔根、泰勒和弗雷泽表达了世界各地的神话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单线进化过程；博厄斯等表达了世界各地神话不可比的文化相对论思想；弗洛伊德立足精神分析将神话产生原因归诸性本能；涂尔干将社会类型与各时期所代表的神相对应；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神话的社会与心理功能；列维-布留尔及列维-斯特劳斯主张从结构入手分析神话；缪勒则将神话的产生归因于语言。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现实生活与经济基础，分析神话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指出，神话由社会存在决定，受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制约。中国关于神话谱系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于20世纪开始步入正轨。解放前，顾颉刚主要从文献学入手将一些历史还原为神话；茅盾和闻一多等借鉴西方人类学理论对中国神话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总结。解放后，中国的神话研究主要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神话的发展与社会生产生活紧密相联。中国北方满-通古斯语族神话谱系研究以富育光、郭淑云、孟慧英、黄任远、汪立珍等为代表，但其神话谱系演化特点未能从纵向及横向上得以系统说明，且尚无将神话谱系与社会变迁相连的具体成果。中国北方满-通古斯语族的神话表明：同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自然无意识，到屈从自然，再到征服自然的过程相对应，从神话中所展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中国北方满-通古斯语族神话呈现出三种依次递进的类型，即从图腾神话，到诸神神话，再到英雄神话。在原始采集渔猎实践阶段，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因而产生万物同源的图腾神话。图腾神话产生于母系社会，兴盛于母系社会及父系社会，阶级社会后消失殆尽或以传说的方式存在。在图腾神话中，人与图腾相通，没有界线，神话不具有逻辑性，体现了人类“自我意识模糊不清”。随着养殖畜牧业、原始农业的早期发展或人类实践能力的增强，人们出于对自然界认识的局限，人与自然开始分化，图腾神话遂向诸神神话过渡。诸神神话产生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以父系社会最为盛行，阶级社会后，诸神神话渐渐弱化。在诸神神话中，人神关系由同源转为对立；但人神仍相通，人通过献祭或对神履行义务的方式祈求神的庇护，体现了人类的自恋意识与自卑意识。随着先进渔猎工具的使用及畜牧业、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人类希望通过自身力量征服自然，遂产生以半人半神的英雄为主角的英雄神话。英雄神话产生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兴盛于父系社会和阶级社会。在英雄神话中，人神关系既遥不可及，又密不可分：人是神的亲缘或本身可成神，具有神的力量，体现了人类“认识你自己”的意识，人类开始有了自信。神话谱系演化表明了满-通古斯语族古代社会的嬗变。在经济制度上，母系社会阶段，绝大部分地区以集体自然经济为主，主要处于石器时代，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父系社会阶段，采集渔猎经济、畜牧业经济及农业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处于铜、铁、石并用时代，生产资料主要归集体所有，并有部分剩余；阶级社会阶段，农业经济有了成熟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确立。在政治制度上，母系社会阶段，以母权为主，母系社会晚期实现政教合一，统治者的权威靠神意树立，以民主的方式运行，依神判、禁忌、部落法规等原始自然法维持社会秩序；父系社会阶段，盛行父权，萨满不占据主导地位，统治者的权威靠道德或强权树立，社会控制出现“血亲复仇”制度；阶级社会阶段，皇权至上，神权被彻底压制，皇帝主要依靠国家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并运用天命观宣扬自己的统治。在社会制度上，母系社会阶段，社会组织以群落向氏族的过渡为主，满族出现部落及部落联盟，社会主要矛盾为男女性别的矛盾及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婚姻形式由原始群婚、普那路亚婚向对偶婚过渡，亲属观念主要为母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父系社会阶段，部落及部落联盟组织盛行，社会矛盾除男女性别矛盾以外，还出现以“贫富分化”为核心的新型矛盾，以“抢婚”、“服役婚”和“买卖婚”为基础的一夫一妻个体婚出现，亲属观念除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外，还产生了祖父母、舅父母、外甥（女）等多重亲属称谓；阶级社会阶段，国家取代部落及部落联盟而出现，社会主要矛盾升级为阶级矛盾，在以“一夫一妻制”为核心的个体婚中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一夫多妻制”。满-通古斯语族与汉族神话内涵相异而理念日益趋同：图腾神话阶段，神话各有特色并部分相似；诸神神话阶段，满-通古斯语族神话的情节、结构有着越来越多的汉族神话因子；英雄神话阶段，汉族的儒家思想、佛教理念及道教文化愈来愈突显在满-通古斯语族神话中。当然，文化的传播不是单向的，满-通古斯语族神话亦对汉族神话产生影响。就文化观念而言，满-通古斯语族与汉族由样态相异转向趋势趋同：尽管神话内容各异，但数理观都以“3”和“7”为神秘圣数的基数，并随着对方位的认识，崇信“4”及“5”；宇宙观均形成了以“人神合一”为核心的三界宇宙观；价值观以满-通古斯语族萨满文化中不断融入汉族儒释道文化为特色。就文化模式而言，满-通古斯语族原始文化模式体现为以“知耻和感性”为基础的类似“酒神型”文化，汉族的文化模式体现为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类似“日神型”文化。然而，在满-通古斯语族较晚产生的神话，尤其是发展较为先进的满族神话中，汉族“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同样成为满-通古斯语族的通行准则，二者出现了趋同的态势。满-通古斯语族与汉族神话分属萨满文化圈和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圈，并分别代表以渔猎经济为特色的萨满文明和以农业经济为特色的华夏文明。但无数个细小的、孤立的神话情节相似，文化观念与文化模式的相融，又证明两个文化圈相互补充、密切联系。两种文化的“相异与趋同”不是单纯由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及历史变迁等某个单独的因素所决定的，而体现为一种互动关系。正是几千年历史与文化的良性互动，促进了萨满文明向华夏文明的顺利转型，使满-通古斯语族形成“卫星式过渡文明”，促进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多元一体的孕育。中国北方满-通古斯语族丰富多彩的神话，同样展现了对萨满教、社会历史发展、日常生活及文学艺术的影响，对其中“多元一体”的推动。

二、鄂伦春族的“部落”组织——兼谈满族八旗制度对鄂伦春族社会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鄂伦春族的“部落”组织——兼谈满族八旗制度对鄂伦春族社会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鄂伦春桦皮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鄂伦春族婚姻变迁的民族学研究 ——以古里乡猎民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走出发展的“困境”——人类学话语中的鄂伦春社会与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4）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对鄂伦春人的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近年来国内鄂伦春族文化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布特哈八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鄂伦春族经济史（论文提纲范文）

（9）鄂伦春族文化遗产研究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10）神话谱系演化与古代社会变迁 ——中国北方满—通古斯语族神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鄂伦春族的“部落”组织——兼谈满族八旗制度对鄂伦春族社会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鄂伦春桦皮艺术研究[D]. 姜山. 吉林大学, 2020(08)
• [2]鄂伦春族婚姻变迁的民族学研究 ——以古里乡猎民村为例[D]. 王雪.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走出发展的“困境”——人类学话语中的鄂伦春社会与文化[J]. 张雨男.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9(06)
• [4]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D]. 王海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5]清代对鄂伦春人的管理研究[D]. 苏静. 辽宁师范大学, 2018(12)
• [6]近年来国内鄂伦春族文化研究综述[J]. 余浩然,褚好.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5(04)
• [7]清代布特哈八旗研究[D]. 兰延超. 东北师范大学, 2015(12)
• [8]鄂伦春族经济史[D]. 陈壮. 中央民族大学, 2015(02)
• [9]鄂伦春族文化遗产研究考述[J]. 邹莹,叶健.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04)
• [10]神话谱系演化与古代社会变迁 ——中国北方满—通古斯语族神话研究[D]. 李莉. 吉林大学, 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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