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扎根田野——聚焦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

一、希望扎根在田野上——关注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刘丽娟^[1]（2021）在《大理白族扎染图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理白族扎染文化兴盛于唐宋时期,在历史的曲折变化中得以延续发展,白族扎染图案的传承和演变是历史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缩影。流传在大理地区的扎染图案数量众多,形色各异,广受人们的喜爱。本文试图以民国时期至今为时间段对大理白族扎染的图案进行系统梳理,并置于各个历时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中分析其设计及演变的内在逻辑。本文通过对大理白族扎染的图案研究为切入点,置以大理白族扎染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详细探究,以图案为线索,探索曲折发展的社会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变迁。首先,通过调研资料与文献分析,从白族扎染图案的自然环境背景、人文历史背景等方面对白族扎染图案展开研究,详细梳理了白族扎染图案的历史演变、文化内涵和艺术观念。其次以大理白族扎染图案的题材内容分类,并结合社会背景、经济改革背景将大理白族扎染发展时间分段,分析扎染产业的发展与扎染图案之间的关联,探索扎染图案的变化规律以及原因。再次,通过图案的构成形式以及审美法则进行图案设计特征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挖掘大理白族扎染图案背后蕴含的设计观念和审美内涵,从扎染的工艺、主题、色彩、造型等本体进行分析和归纳,最后分析大理白族扎染的设计思想、图案演变规律、社会经济价值,结合其发展现状,对扎染产业创新发展路径进行探讨。这一研究为少数民族染织业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也对扎染图案的设计文化提供详实的资料,为当前进行扎染图案的设计开发提供设计思维方案。

赵倩^[2]（2021）在《西双版纳傣族竹器研究》文中提出西双版纳傣族竹器是当地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器具之一。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器具,竹器以其取材的便利性、实用的功能性流传至今,随着城镇化的建设进程,竹器从兴盛开始走向衰落,如何适应于当代生活可持续的发展下去,不仅是竹器,也是传统手工艺共同面对的问题。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竹器为对象,拟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以设计学的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对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竹器的产品分类、工艺流程、艺术特征、生产现状、使用主体、风俗文化、行为习惯等方面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研究竹器背后的设计语言并挖掘其内在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从而探讨傣族竹器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和可能性。优越的自然资源为器具的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从现有的功能来看竹器主要作用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傣族竹器工艺具有就地取材的造物特点,技艺主体通过前人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方法形成了一定的造物规律,并且在功能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感受。因此傣族竹器造物中表达出强烈的文化内涵,造物背后是傣族群体对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文化的表征,以此形成适用于当地文化的地方知识,这也是手工技艺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竹器的保护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保护,更是物质背后精神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对竹器现实境遇进行思考,竹器本身在生产方面的局限性也显现出来,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上才能构建起良好的发展系统。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认识:傣族竹器手工艺当代适应性的实现,首先要向前发展,学习手工艺良好发展案例,寻找出路不能停滞。其次是要保留其内在元素,发扬背后的文化价值,最后是要适应于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不断创新,才能可持续性的传承下去。

黄秋红^[3]（2021）在《基于教育视角的壮族歌圩文化家庭传承研究》文中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壮族人口最多的地区,素有“歌海之乡”之称,歌圩是壮族歌圩文化的载体,是壮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家庭长辈在行为、思想、态度等对晚辈的影响,以及家族活动、传统节日等都是进行歌圩文化传承的过程。本研究基于教育视角,紧扣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之间的相互联系,从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角度来阐述歌圩文化所具备的教育功能与传承价值。本研究选择广西武鸣区内不同村屯的10户家庭作为研究点,采用文献法、深入访谈和个案研究的方法,从家庭中传承主客体、传承内容、传承方式、路径等方面来分析家庭中的歌圩传承现状,调查发现目前家庭中存在传承主体老龄化、文化传承意识淡薄、传承方式简单化、家庭传承政策引导不足、缺乏与学校、社区联系等传承困境。以结构功能理论框架从社会环境变迁、人们对歌圩需求的改变、家庭与学校社区的合作、传承模式来分析歌圩文化传承逐渐衰落的原因。并提出相应传承建议,为其他文化的传承提供借鉴,也为其他民族通过家庭场域传承民歌提供参考,丰富现有壮族歌圩与传承教育的相关研究。全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前言部分,包括选题缘由、研究综述、理论基础,概念界定等,从传承目的、内容、方式、场域梳理了文化传承的相关研究,详细介绍了相关理论,并结合歌圩文化的传承构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介绍了歌圩文化对教育的功能与价值,以及歌圩本身所具备的价值和壮族人民的认同价值来进一步阐述传承的意义。第三部分分析了调研点武鸣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当前的传承现状。第四部分针对歌圩文化传承现状,基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框架对家庭中开展歌圩文化传承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所提的内容也是基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框架,从迁移圩场、提高文化传承意识、发挥家庭与学校、社区的联合作用以及保护发展在传承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的传承人这几个方面入手。文化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群体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信仰等产生共同的认识,是适应社会而产生的,是教育的基础。笔者希望能通过此次论文研究,深入了解不同家庭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态度,说明歌圩文化的教育价值和传承价值,唤起人们对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以及将文化与教育相结合,通过歌圩文化促进家庭教育的发展,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为学校教育打好基础。

赵栋昌^[4]（2021）在《贵州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源,伴随着人们与森林的实践互动形成了与森林资源有关的民族森林文化。这些民族森林文化是生活在林域环境中的民族认识、利用和维护森林资源的成果总和,对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随着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策略从以执法为主向以社区为基础的转变,地方民族的传统森林文化在社区森林管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价值引起了人们关注。在贵州省实施“大生态”战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本文以雷公山自然保护区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为研究对象,运用关键人物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生态学样方法、社会统计分析法等,对苗族森林文化的类型与特征、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关系及其作用机理、苗族森林文化与自然保护区的关系等进行探究,并设计了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自然保护区管理的理论模型,其目标在于为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的良性耦合互动提供技术支撑,从而促进苗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最终实现林区民族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呈现在物质（伐木、混农林生产模式、牧猎、采集、服饰-蜡染等）、精神（宗教信仰、生态伦理、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制度技术（榔规及村规民约、育林乡土知识等）等三个层面13个类型;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具有明显的生态性特征;定量研究表明,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又呈现多样性特征,主要体现在α多样性（Simpson指数）)和β多样性性（Whittaker指数）两个维度。其中,α多样性指数为0.81,呈现出较高的多样性,体现了雷公山苗寨传统森林文化的丰富性;β多样性指数为0.52,海拔高度在1000 m以下范围内的苗寨间森林文化的异质性相对较高,海拔在1300 m以上的苗寨传统森林文化的同质性较高,这表明苗族森林文化分布相对分散、空间分布具有不连续性的特征。苗族森林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多样性等特征是当地苗族与森林生态环境相互融合适应的结果。（2）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演变与当地森林生态（森林健康）间存在着密切的耦合关系,在1940-2018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优质耦合状态,符合民族文化是与自然不断“偏离-回归”中耦合运行的观点和民族文化的生物性建构与社会性建构理论。苗族森林文化与当地森林生态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在1940--2018年间呈现出先下降而后上升的趋势,在1960年代耦合度指数为最低,两者处于磨合耦合阶段,呈现出不耦合的“苗头”,两者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大体呈现一致的变化特征,这主要受外部环境或力量的介入、国家林业政策的频繁变动、时代的发展对传统文化冲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加强对苗族森林文化的尊重与文化行为实践的重视,不仅利于苗族森林文化传承发展,还可保障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优质耦合及其协调发展。（3）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关系,实质反映了人与地耦合系统的关系。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基于问卷调查的排序估计法分析发现,影响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系统耦合的主要文化驱动因子是村规民约和宗教信仰。雷公山苗族村规民约中,与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有关的条款占到43.78%,从内容上来看,村规民约中对滥伐树木、放火烧山等破坏森林的行为给予极为严厉的惩治,村规民约对森林防火、树种多样性保护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这体现了村规民约在保护森林资源方面具有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使村规民约发挥了重要的弥补性作用。宗教信仰是苗族社群生态伦理意识的核心内容与反映,其呈现在风水林、风景林、护寨林等信仰林的管理上,通过一定的宗教禁忌或举行宗教仪式活动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居民对森林的敬畏与爱护行为。苗寨周边的信仰林与非信仰林（集体林、私有承包林）在群落结构和乔木物种多样性等两方面存在显着差异,信仰林的物种最为丰富。另外,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有利于信仰林与非信仰林物种的多样性。这体现了宗教信仰对当地森林生物物种多样性保护及其对森林生态功能的价值。（4）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促进了当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民族文化的视角看,保护区发展的历程是保护区工作者与当地苗族居民在苗族文化上“冲突--调适--对话--协商”的过程,雷公山保护区的管理体现了保护区工作者对苗族森林文化认知中的“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不断交融互补的过程。（5）提出了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主张森林资源及其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建立在对当地苗族隔离的“自我式管理”,而是动员保护区的一切力量,在尊重与认可当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不断促进民族文化的生物性建构与社会性建构的动态耦合,从而实现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良性耦合协调发展。基于苗族文化的自然区保护管理模型的构建,是在探究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对雷公山苗族文化与当地森林生态的关键链接点（行为活动集）进行有效干预。该管理模型是以森林保护和苗族森林文化传承发展为目标的生态管理理论范式探讨和实践探索指南。该管理模型的实施需要推进一体化的自然保护区行政管理体系的建立、保护区管理者对苗族森林文化的学习与认知、强化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模式等外部条件的保障得以实现。

温仓金^[5]（2021）在《教育人类学视野下民族地区乡村学校变革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村学校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及进程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不同地区间仍存在教育不均衡现象,偏远民族地区的乡村学校与城市地区的学校教育质量仍有差距,实现不同地区间的教育公平已然成为了社会民生领域关注的重点议题。全面加强民族地区乡村学校的建设关乎乡村儿童能否健康成长,关乎教育公平能否顺利实现,关乎乡村振兴战略能否扎实推进。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云南省寻甸县D乡学校作为田野点进行个案研究,在教育人类学的视角下探讨个案学校的变革历史,彰显了D乡学校变革的成就,揭示与凝练了D乡学校发展的困境和经验,明晰了民族地区乡村学校变革的理路。D乡学校在将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四个阶段:“困窘期”、“缘起期”、“开拓期”和“蜕变期”。此外,在学生、教师、学校文化三方面上有了巨大转变:阅读和少年宫活动使乡村学生获得了全面发展;一名骨干教师参与变革时的心路历程及D乡教师在教师培训、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努力彰显着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学校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方面的实践表明学校文化的内涵和氛围在逐步丰富与扭转。本研究认为,D乡学校变革所遭遇的困境主要包含家庭教育的缺位、不良民族习俗的影响以及学生基础知识的薄弱。转变教师观念、坚持人本思想、加强交流合作是其主要的变革经验。最后,本研究构建了乡村学校“三维发展”变革路径图,指出民族地区乡村学校要在“三维发展”的联动下推进变革:一是要立足乡土,实现“乡土性发展”;二是要多方整合,实现“外源性发展”;三是要内增实力,实现“内生性发展”。

吴成业^[6]（2021）在《旅游歌曲中的区域意象建构 ——以近70年来云南旅游歌曲为例》文中提出随着旅游歌曲影响的不断扩大,学术界已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歌曲的创作、作用与功能以及对旅游地的形象塑造与传播等方面,对旅游歌曲本身的文本内容分析以及对具体区域的意象建构分析的研究虽有涉及,但还未进行过多探讨。而旅游歌曲能否真正发挥其效果,其歌词文本中所建构的区域意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作为中国旅游歌曲较为丰富和运用旅游歌曲推动区域旅游发展较为成功的地区之一,对其旅游歌曲的专门研究却很少。故文章选择云南旅游歌曲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近70年来云南旅游歌曲中建构的区域意象进行探讨,以期丰富旅游歌曲在研究内容和研究区域上的多样性。文章以“QQ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目前中国最常用的四大互联网音乐平台为主,以抖音短视频、新浪微博、百度搜索引擎等其他互联网媒体为辅,结合网友评论与推荐选取235首云南旅游歌曲作为研究样本。基于符号学理论、文化表征理论、意象理论、地理想象理论,运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可视化法、空间分析法、田野调查法等方法技术提取歌曲样本中运用较多的意象符号,在此基础上对云南旅游歌曲中区域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的建构进行分析,并对云南各市（州）的区域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的差异性展开相关研究。研究结果如下:（1）云南旅游歌曲样本中运用较多的自然意象符号主要集中在云南的“地形地貌”“水文”“生物”以及“田园风光”等方面,并通过对这些自然意象符号的组合与运用建构了“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江湖广布的水乡泽国”“物种丰富的动植物王国”“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的云南区域自然意象。（2）云南旅游歌曲样本中运用较多的人文意象符号主要集中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故乡”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并通过对这些人文意象符号的组合与运用建构了“海纳百川的多民族聚居区”“多样化的少数民族形象”“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心灵与现实的双重‘故乡’”“社会全面发展的彩云之南”的云南区域人文意象。（3）受所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历史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云南各市（州）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也直接体现在各市（州）旅游歌曲样本中区域意象符号的选取和区域意象的建构上。（4）在自然意象建构的差异性方面,丽江市、大理州、迪庆州、保山市、玉溪市、昭通市、怒江州主要以“山水”意象建构为主;普洱市、临沧市、曲靖市、楚雄州主要以“生物”意象建构为主;红河州、德宏州、文山州主要以“田园风光”意象建构为主;昆明市、西双版纳州主要以“气候”意象建构为主。（5）在人文意象建构的差异性方面,迪庆州、临沧市、红河州、昭通市、西双版纳州、德宏州、文山州、楚雄州、怒江州主要以“少数民族风情”意象建构为主;普洱市、保山市、玉溪市、曲靖市主要以“历史与文化”意象建构为主;丽江市主要以“爱情”意象建构为主;大理州主要以“心灵治愈”意象建构为主;昆明市主要以“社会发展”意象建构为主。

王杰^[7]（2021）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新乡贤作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学界近年来兴起的重要议题。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坚持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范式,运用扎根理论,以昌吉市作为研究场域,对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具体内容的逻辑展开研究。分别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解释模型。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和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并在概括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村治角色的基础上,对两者作了比较分析。首先,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个人参与预备度和“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分别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和外部条件;公共服务内卷化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是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多管齐下共保障是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确保服务供给得以良性循环的策略;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是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其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乡风失范是新乡贤得以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引领乡风民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乡村文化振兴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文明乡风建设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乡风文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鼓励嘉奖则是驱动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民族共生共存是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维系族际关系和谐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族际粘合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场域驱动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民族团结进步是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宗教并存是新乡贤得以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现实选择;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是促使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支持宗教中国化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宗教关系和谐则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最后,通过总结、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分别是译介治理、依德治理和补位治理。在形式理论层面,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事务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理论概括,并与传统乡贤作了比较分析。综上,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贡献之处在于以下三点:首先,从乡村治理的内容视角出发,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同内容的理论解释模型,并阐释了新乡贤参与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其次,在理论层面概括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三种方式;最后,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理论刻画作了比较分析,拓展了学界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认识。然而,仍然存在不足。本研究侧重从学理角度来进行经验叙事,势必削弱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经验过程,同时受限于田野调查的可行性,所构建理论模型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的探索。鉴于此,未来研究有必要深入扎根广大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持续将构建的理论模型放入乡村治理实践中予以检验和修正,不断增强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同时,对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拓展研究的问题域;从研究方法来看,要科学运用研究方法,正确回答研究问题,坚持方法运用的多元化;从研究理论来看,要在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经验质感的基础上,持续提炼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一般化理论概念,逐渐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话语体系,实现学术理论对治理实践的良好回应。

肖怡然^[8]（2021）在《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村寨旅游扶贫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李嘉薇^[9]（2021）在《民族文化的节日化建构 ——基于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的田野调查》文中研究指明“敖伦胡日呼”系蒙古语,表示很多的人或物聚集起来,本文特指乌审旗每年一度的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它是集文艺表演及竞赛、传统制作技艺展示及竞赛、传统那达慕和物资交流会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群众民族节庆活动。它自1997年举办首届至今,经过24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鲜明、深受当地民众欢迎、节庆活动内容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具有广泛社会文化影响力的现代民族节日。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在2009年被列入乌审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先后获得“最具特色民族节庆奖”和“一旗一品”文化品牌等称号,被当地农牧民称为“草原上的奥林匹克”,是乌审旗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以乌审旗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为研究个案,采用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运用文化建构理论及人类学相关理论,对敖伦胡日呼节日化建构的理念与实践进行基于田野调查基础上的“深描”与阐释。本文首先介绍了乌审旗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由来发展、组织方式、竞赛项目和规则设置等情况,并对节日过程及节日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其次,对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节日化建构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的角色和作用进行探讨,并尝试探讨敖伦胡日呼节日化实践的理念与途径。最后,对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分析。本论文的主要观点是:首先,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的举办和发展得益于乌审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得益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如今的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已发展成为组织有序、竞赛规则明确、竞赛激励机制完善、项目内容丰富、节日过程完整、节日特征鲜明的大型综合性民族节庆活动。其次,政府、学界和民众在敖伦胡日呼节日化建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节日化建构过程中秉持着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内涵至上、突出民族和地区特色、彰显文化主体性等建构理念;第三,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是乌审旗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扩大民族文化的展演和表述、丰富民间文化生活,以及增进各民族和地区间的交流与互动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最后,节日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敖伦胡日呼的节日化建构是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方式的创新,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到在建构民族文化节日时应遵循的逻辑和践行的理念。同时,对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的调查研究,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风文明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建设,以及农牧区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启示。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节日化建构的成功实践,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与发展。

周芳^[10]（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村落体育表演是在独特村落地缘空间下产生,以身体动作、身体运动和身体表演为主要展现形式的民间体育活动,是中国式村落风土人情、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和生活情趣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本论文运用逻辑分析、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对村落体育表演实践案例进行充分挖掘、整理基础上,深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村落体育表演的实践价值、生存困境和发展路径,为完善村落体育表演理论,指导村落体育表演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和美好生活实现,加快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研究结论如下:1.村落体育表演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载体,也是宗教仪式人神对话的媒介和节庆活动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村落体育表演体现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具有健身健体、教育教化、娱乐健心、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等价值;表现出表演动作模仿性、表演特色差异性和表演形式朴素性等三大特征;并按参与人员数量分为竞技对抗类、休闲娱乐类和信仰图腾类表演;按表演人数分为单人类、双人类和群体类表演;按照项目来源分为生产生活类、宗教祭祀类和军事训练类表演。2.村落体育表演呈现出表演目的由悦神祈禳转向娱人娱心、表演地点由朴素空间转向专业舞台、表演性质由全民表演转向专业表演、表演结构由完整呈现转向多元展示、表演功能由自娱自乐转向他者娱乐等变化指征,充分彰显了村落体育表演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价值。村落体育表演与乡村振兴具有互融互通关系,村落体育表演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基础和行动支持,以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种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乡村振兴在村落体育表演中的现象表达主要体现在促进村落产业振兴、提升村落社会治理和加速村落文化共同体构建等层面。3.依据助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的主体差异,将村落体育表演分为精英引领型、政府推动型和自组织型。（1）袁窦村鼓子秧歌表演依靠村落精英的积极引领,袁窦村遵循“古村旅游+秧歌表演”的发展思路,将秧歌古村打造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并带动袁窦村由省级贫困村发展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袁窦村鼓子秧歌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经营用地难以扩大;演员年龄老化,人才断档,高层次发展受制约等困境。（2）尚寨竹马表演依靠各级政府推动,尚寨村遵循“文化景观旅游+竹马表演”的发展思路,依托遗址文物、竹马文化残存复现,重构形成省级非遗民俗村,并带动了村落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尚寨竹马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少,村民功利性较强;文化自觉性弱,权益集中化严重,日常化发展受阻等困境。（3）大梭庄舞龙表演依靠村落自组织、借助村民文化惯习、自觉意识和项目魅力,大梭庄舞龙表演实现了自我传承、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但项目带动产业振兴和文化反哺作用尚需提高。大梭庄舞龙表演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申报非遗评选意识弱;地方政府参与度不高,政策及经费支.持不足;管理组织不稳定;与教育、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等困境。4.精英引领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寻求政府支持,对接社会需求,稳定精英团体,优化村落体育表演的品牌化、特色化和创新化发展。政府推动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引导村落精英积极作为,合理开发村落体育表演文化;鼓励村落力量参与,借力村落旅游发展村落体育表演;拓展衍生产业,提高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等优化路径。自组织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加强自组织建设,提高村落体育表演核心竞争力;动员全员参与,筑牢村落体育表演的群众基础;获取政府帮助,提升村落体育表演的影响力等优化路径。研究提出了多元主体协同型村落体育表演类型,探讨了深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村落体育表演的理念认同、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部门协同、明晰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责任分担等机制,并提出了拓展村落体育表演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空间,加大村落体育表演组织化、日常生活化融入,延续村落体育表演制度化、谱系化非遗传承,开展村落体育表演信息化、科学化创新发展和扩大村落体育表演竞赛化、标准化项目开发等路径选择。5.研究提出了（1）政府部门联动协作,促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2）村落精英主动参与,加快村落体育表演文化向村落文化产业转化;（3）积极引导村落体育表演自组织内生性发展,提高自我造血、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4）提升村落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塑造良好的村落文化氛围;（5）借助商业化、产业化发展机遇,将村落体育表演与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相结合,促进村落文化和村落体育表演的良性发展;（6）专家学者科研助力,挖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价值,提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影响力等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六大发展保障体系。

二、希望扎根在田野上——关注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希望扎根在田野上——关注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大理白族扎染图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双版纳傣族竹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基于教育视角的壮族歌圩文化家庭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贵州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教育人类学视野下民族地区乡村学校变革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旅游歌曲中的区域意象建构 ——以近70年来云南旅游歌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民族文化的节日化建构 ——基于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的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0）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希望扎根在田野上——关注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大理白族扎染图案研究[D]. 刘丽娟. 云南艺术学院, 2021
• [2]西双版纳傣族竹器研究[D]. 赵倩. 云南艺术学院, 2021
• [3]基于教育视角的壮族歌圩文化家庭传承研究[D]. 黄秋红.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4]贵州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研究[D]. 赵栋昌. 贵州大学, 2021
• [5]教育人类学视野下民族地区乡村学校变革的个案研究[D]. 温仓金.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6]旅游歌曲中的区域意象建构 ——以近70年来云南旅游歌曲为例[D]. 吴成业.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7]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D]. 王杰. 兰州大学, 2021(09)
• [8]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村寨旅游扶贫绩效研究[D]. 肖怡然. 西南民族大学, 2021
• [9]民族文化的节日化建构 ——基于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的田野调查[D]. 李嘉薇.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10]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D]. 周芳.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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