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崔婷婷[1]（2021）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等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资源约束加强,劳动力红利不断减弱,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众多学者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为主线,并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展开研究,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实证检验,以期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知识的获取和对技能的理解能力越强,可以更快速的掌握并倾向使用前沿技术。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其可以推动地区或行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其次,分析了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技术创新可以选择垂直技术创新模式和水平技术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从技术创新扩散角度看,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和溢出为落后地区或行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增长机会。再次,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特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从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最后,基于Romer（1990）模型并借鉴相关经济学家的研究思路,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内生化人力资本,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路径。在实证检验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对异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在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首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包括地区整体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和行业层面（包括工业行业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检验了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在地区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着。检验结果支持人力资本既可以直接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路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分析。分区域层面上,主要对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异质性问题进行检验,东、中、西三大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同样可以推动本区域的地区经济增长,总效应显着,与地区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解释力最强,其次是东部。此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着的间接效应。工业行业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显着,说明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依然显着。因此,工业行业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与地区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一致,同样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细分行业层面上,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角度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行业而异,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三类细分行业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别。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着的影响,与行业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当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到验证,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间接效应不显着。其次,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了基于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将人力资本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值,且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门槛区间,说明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低水平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溢出的非线性特征。工业行业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存在单一门槛值,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大。说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显着增强的溢出作用,与地区层面的结论一致。因此,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在未来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当将技术创新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小于第一门槛区间的影响系数,说明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该影响表现出逐渐削弱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普通的人力资本已经无法满足地区高质量增长的需要,此时,人力资本结构不能很好的适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当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超过该区间后,可能存在其他更适宜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工业行业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作用,与地区层面不同的是,在考察期内,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在两个门槛区间内表现为逐渐增加的现象,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加强,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工业行业的人力资本指标从收入法角度衡量,与地区层面的方法有一定差异,并且收入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与教育法的衡量结果会产生一定的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人力资本在工业企业间的自由流动获得较大空间,当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可以及时得到补充和提高,从而减少企业所在产业升级造成的经济震荡,因此,在高技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根据以上分析研究结论,本文从提高中国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这两个方面入手,最终得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相关启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首先,理论层面上,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借鉴相关理论文献,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其次,研究视角层面上,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等多维度检验了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影响进行检验;最后,方法层面上,不仅从线性影响进行分析,还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对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补充。
王毅[2]（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认为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金辉[3]（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徐鹏远[4]（2020）在《政府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不断增加对企业和高校等科研机构的R&D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同时在执法强度和立法强度方面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但在很多省份,创新政策的实施模式仍然比较单一,各省份对如何实施合理的政策组合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同时政策的实施效果是否达到要求也存在争议。许多省份盲目扩大政府R&D补贴和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导致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远离预期,部分企业甚至出现严重的“骗补”现象。部分省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也没有达取得很好的效果,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仍然落后。因此,结合当前的创新政策实施现状,系统分析我国政府R&D补贴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并深入探讨R&D补贴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更好地为各地实施合理的政策组合模式提供政策建议,在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背景下,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如下问题:第一,在什么区间内R&D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在促进区域创新产出方面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第二,在什么区间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能够更好地提升区域创新产出?第三,R&D直接补贴、税收优惠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长期内,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组合以实现最好的政策效果?第四,R&D直接补贴、税收优惠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政策组合对区域创新产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三者在区域创新产出的提升过程中各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做了如下工作并得出相应结论:（1）以内生增长理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为基础,构建出阐释政府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和区域创新产出之间影响机制的概念分析框架,然后针对各研究对象之间的影响机制分别进行理论分析,在经过理论模型推演之后提出研究假设。（2）以我国2007-2017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动态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政府R&D补贴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R&D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对区域创新产出均存在显着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初期增加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均可以提高R&D直接补贴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但过高的R&D直接补贴会降低其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而如果增加税收优惠,其对区域创新产出的效果会进一步增强。（3）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构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评价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30个省份2007-2017年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动态门限回归模型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产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一定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对区域创新产出会产生促进作用,但如果过度追求高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其对区域创新产出的提升作用将会减弱。（4）本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并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政府R&D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得出在长期均衡条件下,R&D直接补贴、税收优惠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结合三者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应当实行“中等程度直接补贴、高税收优惠和中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政策组合;同时对各省份应当采取的R&D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以及政策组合模式进行分析,并给出建议。（5）以区域R&D投入为中介变量,在深入分析政府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和区域创新产出关系的基础上,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政府R&D补贴对区域创新产出影响过程中区域R&D投入的中介效应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R&D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区域R&D投入的中介效应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正向调节作用。区域R&D人员投入的中介效应相比较经费投入更加明显。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为:首先,本文构建了包含创新政策组合的概念分析框架,以消费者与生产者理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包含政府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和区域创新产出的概念分析框架。其次,以演化博弈模型为基础,通过对政府R&D补贴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关系的分析,发现在均衡条件下政府补贴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第三,参考前人的评价方法,采用新指标测算了我国各省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并在实证分析中通过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该指标的有效性;第四,采用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得出区域R&D投入在政府R&D补贴对区域创新产出影响中产生了显着的中介效应,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这一中介过程中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
卓乘风[5]（2020）在《创新追赶战略背景下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1.93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速达到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由此也引发了污染加剧、雾霾加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变得不可持续。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一直比较大,经济“脱实向虚”、产能过剩等问题互相交织,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培育新动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破解增长困境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形下,中国政府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突破增长瓶颈的重要抓手,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然而,创新体制改革渐入深水区,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科技创新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过程中陷入困境。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依然面临着创新投入、创新政策结构等方面的掣肘。一个显着的特征就是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结构性背离。2004-2017年间,中国科技创新投入年均增速达到18.5%,其中,来自地方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年均增幅达到11.3%以上,然而,中国TFP增速在这一时间段却呈现出整体下滑的趋势。由此引发了本文的思考: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增长困境的窗口期,持续加大研发要素究竟能否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实施创新追赶战略、加快创新追赶步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政府实施创新追赶战略纳入创新生产活动的中间品生产环节,构建一个包含不同类型研发活动和政府创新追赶行为的中间品内生增长模型,进而推导出三者可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手工搜集2004-2017年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基于Python语言的词频分析技术提取了政府对于创新的关注度作为实施创新追赶战略的一个核心代理变量,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和间接释放创新激励信号的作用。最后,本文采用空间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探索了当前地方政府在自身创新路径和创新阶段下,应当采取的适宜性创新追赶策略。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相比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集约化水平一直处于最低水平。考察期内,全国范围内经济集约化水平呈现出下滑趋势,“领头羊”式的经济集约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越来越少,高质量增长“引擎”有所缺失。（2）相比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中国西部地区研发要素投入力度一直较小。考察期内,四种研发要素投入的增速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阶梯性下滑趋势。此外,投入模仿创新的研发要素出现多年负增长的态势,基础研究的要素投入增长率则在整体上明显高于其它三种创新投入。这也表明,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越来越意识到,推动高质量创新需要坚实的基础研究能力。（3）对创新的关注度在整体上呈现出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的态势。2014年之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被提到非常突出的位置,各级地方政府对创新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释放出较强的鼓励创新信号。但仍然有一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对创新活动给予足够的重视。各地区对创新的重视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且这种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4）作为研发要素的四种投入渠道,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要素投入规模均与经济集约化水平之间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可信。（5）纳入政府实施创新追赶战略后发现,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和间接性释放创新激励信号在四种创新模式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表现出异质性,前者主要体现为削弱倒U形关系的“延展效应”,后者则体现为强化倒U形关系的“压缩效应”。（6）针对倒U形曲线的运行轨迹以及创新追赶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创新支持所表现出的“延展效应”和“压缩效应”,本文提出了“前向压缩、后向延展”的适宜性创新追赶实施策略。为此,本文首先运用空间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识别出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力度和间接性创新激励信号释放强度的有效区间。进而计算出四种创新模式下研发要素投入规模的临界值。最后,在上述有效区间和临界值的基础上,本文针对性地构建了实施创新追赶战略的适宜方式矩阵。本文拓展了有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视角,相关结论既是对创新追赶战略的审视和反思,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效途径的一种探索,同时也为合理调控科技创新投入、规避“R&D崇拜”提供决策参考。
杨婷婷[6]（2020）在《教育投入与我国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既包括促进经济增长,也要求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这是宏观经济学长期探寻的目标,也是我国经济向高质量阶段转型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已有的经济学文献研究表明,在越过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后,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来自它的人力资本,而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路径之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立足现实紧迫需要,基于已有研究的启示,本文以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研究对象,兼顾效率和公平视角,重点探讨教育投入通过怎样的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对收入分配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研究路径上,首先致力于构建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增加-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教育投入与收入分配格局演变的理论逻辑进行分析。同时,坚持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对教育投入对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对不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对发达国家及“赶超”国家教育投入经验及成效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和建议。在理论分析中,本文首先分析了教育投入的决定因素。尽管教育的投入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教育投资重视的程度不同,本文分析认为,教育投入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需要、教育投入的能力以及教育投入制度安排等密切相关。其次,依据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证据,本文认为,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增加-强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理论逻辑。但同时,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可能反而扩大收入分配差距,这是通过教育投入来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首先以我国“十二五”时期的教育投入为例,分析了我国教育投入规模和结构,总结了我国教育投入的特征化事实。为弥补已有文献对家庭教育投入估计的不足,本文利用清华大学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投入统计抽样调查,就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进行了估算。其次,针对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关键期的特点,借助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模型研究发现,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加大,在各种要素投入中的重要性提高。但作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我国教育投入并没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是扩大了初次分配收入差距。最后,较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教育投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既概括了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也阐述了日本和韩国等赶超国家的经验,力争为我国教育投入的宏观决策提供更全面的有益借鉴。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兼顾效率与公平视角,提出了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逻辑进行了检验。二是运用官方统计数据和微观抽样调查数据相结合的方法,较全面地估算了我国教育投入总规模及其占GDP的比重,初步推算,如果加上居民家庭教育投入,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以上。三是紧密结合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实际进行实证分析,分阶段对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后期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别进行考察,并分东中西部地区,就教育投入对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进而提出进一步优化教育投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谷军健[7]（2019）在《基于要素协同的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快速的规模扩张,使中国一跃成为制造业大国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而非规模增速,是新时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从传统的产业结构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但是2018年4月“中兴事件”似乎表明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领域仍然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面对这种分歧,应如何科学地测度和评价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从而形成对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之间差距的科学认识?进一步地,如何促进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实体企业投资“金融化”和全面、过早、快速的“过度去工业化”共同导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加剧,以及“中国科技创新困境”、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与错配等问题,引起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那么,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是否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其内在逻辑和影响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这些问题亟待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产业体系要素协同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框架;结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特征,从效率、效益和结构等视角对制造业发展质量进行测度与比较,以明确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依次分析了产业体系不同构成要素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机理,并分别运用行业、跨国和地区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了要素协同发展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贸易增加值收益提升效应和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效应;最后提出了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启示。首先,面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分歧,结合高效率、高效益和高技术等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分别从生产效率、贸易增加值收益和出口技术结构等三个视角对中国和美国制造业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整体上不断提升,但仍与美国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的差距比传统产业更大。从生产率来看,2014年制造业总体现价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美国同年的39.89%,高技术产业仅为美国的37.6%;从贸易增加值收益来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地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趋势,但始终低于美国,随着行业技术密集度提高,美国制造业GVC地位上升,而中国呈下降趋势;从出口技术含量来看,中国制造业和高技术行业始终低于美国。其次,立足于中国科技创新困境,从理论上分析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协同机理,运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的生产率增长效应,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人力资本支配下科技创新的非线性效应,并区分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行业差异。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相互作用时,自主研发创新、合作研发创新和非研发创新均没有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着影响,但自主研发创新、合作研发创新、非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交互项均具有显着正效应,表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协同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科技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大。中低技术行业中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是显着的,而高技术行业中没有发挥协同效应,这可能与高技术行业更高的人力资本需求有关。再次,针对金融体系作用“两面性”的争论,深入分析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机理,运用来自WIOD（2016）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的贸易增加值收益提升效应,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探讨不同GVC分工地位下金融发展作用的变动,并区分银行型与市场型金融发展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着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但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投资的偏离,以及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偏离存在显着抑制效应,这说明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效应依赖于其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程度;金融发展对GVC地位低的国家具有较大提升效应,随着GVC地位提升,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偏离将呈现更大抑制效应;相比银行型金融发展,市场型金融发展对GVC地位的提升效应更大。最后,在“脱实向虚”和经济服务化的现实背景下,分析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的协同机理,采用中国制造业省级地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的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效应,并区分金融危机前后不同阶段和内陆、沿海不同地区的效应差异。结果显示,实体经济显着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且扩大了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这表明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存在显着协同效应;实体经济及其与三要素的协同效应在金融危机后显着增大,实体经济的作用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大,但实体经济与三要素的协同效应在内陆地区更为显着。本文主要的研究贡献在于:（1）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与高质量发展联系起来,并构建了研究产业体系构成要素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效应理论分析框架;（2）首次从生产效率、贸易增加值收益、出口技术含量等三个视角测度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质量;（3）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以及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分别为中国“研发—生产率悖论”和金融体系作用“两面性”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4）论证了实体经济在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的重要性,为“脱实向虚”和经济服务化背景下继续巩固和发展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提供了依据。
彭丹丹[8]（2019）在《健康老龄化、医养结合及其投资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人类预期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再加上多种原因导致的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成为全球各国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将给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的压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但与此伴随的是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速度很快,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医养结合是否可以通过促进健康老龄化,成为解决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成为本文要研究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次,需要探讨我国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的路径问题,研究医养分离和医养结合两种养老模式对于健康老龄化的优劣。最后,需要探讨如何供给侧入手推行更有优势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通过完善投资机制破解健康老龄化目标下医养结合严重供不应求的投资约束问题。本文试图通过上述研究,从理论层面论证通过健康老龄化缓解我国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增长负面压力的机理与路径;从实践层面探寻医养结合是否有利于提升健康老龄化水平,是否有必要大力发展医养结合;怎样通过完善投资机制、提高投资效率缓解医养结合严重供不应求的矛盾,提升健康老龄化水平,最终推动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导论,其中包含了文献综述。第二章在分析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础上,基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考察了健康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从总结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特征入手,进一步采用世界银行184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的减缓作用。为应对我国未富先老的现状,通过医养结合提升健康老龄化水平是一个可能的解决路径。因此,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年龄结构、健康人力资本的政府和家庭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在考虑了健康老龄化下老年人持有的健康人力资本基础上,结果发现政府和家庭的健康投资均能够通过健康老龄化的溢出效益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发现了政府投资对家庭投资的引导作用,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呈倒U型曲线。在理论模型分析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健康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验证。回归结果表明,健康老龄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口老龄化程度越严重的国家,健康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正向溢出效应越明显。第三章研究了医养结合与健康老龄化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医养结合与医养分离的养老模式进行比较,认为医养结合从多个角度有利于健康老龄化。在此基础上基于35个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考察了医养结合与健康老龄化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医养结合有助于提高健康老龄化水平。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模式。通过对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的发达国家经验进行梳理,发现政府在建立和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中通常发挥主导作用。第四章对医养结合面临严重供不应求的发展困境进行刻画,分析研究问题产生的历史和体制机制原因,进一步通过系统分析我国医养结合现有的投资模式及其优劣势、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因素,提出投资约束是医养结合供不应求的主要原因。第五章从供给侧改革入手,提出完善投资机制是解决医养结合投资约束的主要路径。在第二章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OECD国家的实证数据进一步研究医养结合的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政府医养结合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呈倒U型曲线,医养结合发展的早期应该增加政府投资,在增加总投资的同时,可以引导私人投资的增长共同增加总投资,从而促进健康老龄化,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长远来看,一味提高政府投资比重,会对政府物资资本投资产生挤出,使得医养结合政府投资长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衰减。因此,前期的政府投资为主和引导中后期的私人投资是比较理想的投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现阶段应建立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逐步发挥并加大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以促进私人投资。第六章总结了全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基于我国未富先老的现状,医养结合养老需求和经济增长压力不容忽视,健康老龄化可通过增加健康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医养结合可以提高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促进健康老龄化。政府主导的投资机制可以缓解医养结合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促进健康老龄化。早期加大医养结合政府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而言过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递减。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是:（1）改革医养分离体制,发展医养结合促进健康老龄化。（2）医养结合发展的早期应加大政府投资,促进健康老龄化。（3）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激励作用,提高医养结合的投资效率。（4）完善医养结合的金融支持体系,提高银行信贷资金支持力度及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本文的新意主要有:（1）拓展了纳入年龄结构和健康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健康老龄化在经济中的作用,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本文构建了两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关注健康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健康的老年人仍然在经验传授、业务咨询、退休返聘、减轻年轻人负担等多方面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而这是被以往经济研究所忽略的事实。有别于现有研究忽略老年人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本文在模型中刻画了健康老年人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得到了提高健康投资有利于实现健康老龄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2）本文拓展了健康人力资本的概念,将健康老年人纳入健康人力资本的范畴,发现其是影响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既往研究仅考虑年轻人即劳动力人口的健康人力资本,忽略了健康老年人持有的健康人力资本贡献。事实上,制约老年人工作与否的不是年龄而是健康状况。本文区别于现有文献,认为健康的老年人也可以贡献人力资本,并且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实了健康老年人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因素。（3）本文论证了医养结合有利于提升健康老龄化水平,为此提出改革医养分离体制,大力发展医养结合促进健康老龄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建议。同时论证了缓解我国医养结合严重供不应求矛盾的关键是要完善投资机制和提升投资效率,解决其投资约束,针对分析的问题从实践层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陈建付[9]（2019）在《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文中提出如果说经济是肌体,那么金融是血脉。只有血脉畅通,国民经济的机体才能持续健康稳定地增长和发展。金融又是一把双刃剑,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若金融以多种功能俯首为实体经济服务,则对实体经济增长和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若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脱节,不同步,不协调,或甚至金融“昂首阔步”,“自娱自乐”,则或迟或早必将反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果。近些年,我国金融出现了“脱实向虚”现象,令人痛心地伤害了实体经济。逐年上升的货币化率（M2/GDP）等涉及金融发展的统计指标也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笔者选择《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为题,试图较为深入地探讨我国当前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畅通性以及效率高低问题。显然,这是我国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较为迫切的重大问题。本文研究包括如下七部分内容:第1章为绪论。本章介绍了选题背景与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综述。综述分为四大块:金融发展的内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本章还简单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本章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后,阐述了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脉络;接着借鉴罗默、卢卡斯等学者的内生增长模型,将金融部门分为直接融资部门和间接融资两部门引入到模型中,构建了一个内嵌两个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进行了动态最优化和经济稳态分析,然后对模型选择出的诸参数进行校准后,将模型进行了模拟分析,并由此刻画了诸参数的意义。本章取得的成果是: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内嵌两个金融部门的动态最优化经济增长模型,并从中筛选出了对经济增速、技术增速和资本积累增速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因而可以不同方向和程度地影响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效率的两大类参数,并求出稳态解,这样推演出了分析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不同融资方式中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框架。第3章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与效率分析。为更加深入展开机理分析,本章针对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个渠道,首先对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数量型作用机制分析和质量型作用机制分析;接着运用博弈论等方法对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之于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比较,并分析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作用机制的不同;最后,对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展开了理论分析。本章取得的成果是:初步推导出两个理论假设,即（1）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数量型作用机制较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2）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质量型作用机制较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推演出两大类若干重要参数对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率的作用性质,并进一步在中国国情下,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些参数的取值特点:其必然导致我国出现金融资源易“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第4章为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间接融资视角。本章运用面板模型和大样本数据,从间接融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问题,证明了间接融资渠道中,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的积累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本章还通过构建SFA（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进行了检验,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本章最后还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间接融资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面临的两个短板,即金融资源易“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并且还运用logit等方法,构建了一个能及时有效识别“僵尸企业”的分析模型,并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第5章为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直接融资视角。本章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和大样本数据,从直接融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问题,证明了在我国,金融发展的直接融资途径（股权融资）具有良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畅通性;本章还进一步运用了空间面板模型,采用全国31个省市近20年数据,实证证明,我国股权市场的融资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着的因果关系,证明了作为直接融资的股权融资具有良好的支持经济增长的机制作用;此外,本章还进一步运用SFA模型证明了,在我国,随着股权融资规模的不断提高,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率也不断提高。第6章为美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支持的经验及其借鉴。本章分别阐述了美国、日本两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经验,综合分析其具体实施措施,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勾稽现状,提出借鉴意义。第7章为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本章首先从前文中,主要是在第2至第5章中,归纳、提炼出了6点主要结论;接着,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的指导思想:大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踏实推进金融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稳定、高效增长;进而提出了打破金融市场体系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改革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和制度、打造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新型合作模式和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策建议;最后,笔者根据本文的不足和缺憾,提出了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张杰[10]（2019）在《保罗·罗默主要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2018年10月8日,保罗·罗默因其对增长理论的卓着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源泉,一直是经济学历久弥新的话题。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思想,通过强调内生知识技术的外部性影响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作为内生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罗默曾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经济学家。系统解析罗默相关研究成果,追溯其产生背景与形成渊源,并比较同时期其它经济增长观点,不仅能更客观地评价罗默所作贡献,也将更深刻地理解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内涵与外延,使其进一步应用至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实践之中。事实上,除内生经济增长思想之外,罗默还曾提出宪章城市构想,与罗伯特·巴罗一同探讨滑雪场定价,拓展了相关领域研究。近年来,中国以资源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方式开始暴露其缺点,同时城镇化进程中地区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重中之重,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也成为必要战略。由此,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城镇化中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是关键问题。本文研究认为,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思想掀起了继新古典增长理论后的新一轮研究浪潮。同时,相比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足,内生经济增长思想详细地论证了知识经济的内在机制,较好地解释了增长事实并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内涵。然而,该思想也存在着模型假设过于严峻和忽略制度因素的缺陷;滑雪场定价思想则为价格理论提供了创新视角,但与俱乐部理论的相似性制约其发展;宪章城市思想强调规则和制度的重要性,但也具有管理者集权的缺陷。罗默经济思想的启示在于,我国政府应当实施有效的激励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加强在引导和促进产学研结合方面的作用等。在一线城市以外,可试点建立有限自由的新型经济特区。
二、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与分类 |
| 2.1.1 人力资本 |
| 2.1.2 创新 |
| 2.1.3 技术效率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衡量方法研究 |
| 2.2.2 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
| 2.2.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4 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
| 2.2.5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人力资本理论 |
| 2.3.3 内生增长理论 |
| 2.3.4 创新系统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
| 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地区层面 |
| 3.1.1 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1.2 地区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1.3 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 3.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行业层面 |
| 3.2.1 工业行业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2.2 工业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2.3 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理论模型 |
| 4.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4.1.1 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3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小结 |
| 4.2 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5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 5.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地区层面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地区整体层面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分区域层面 |
| 5.1.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行业层面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工业行业整体层面 |
| 5.2.4 实证结果与分析——细分行业层面 |
| 5.2.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
| 6.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检验 |
| 6.1.1 地区层面分析 |
| 6.1.2 行业层面分析 |
| 6.1.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技术创新门槛效应检验 |
| 6.2.1 地区层面分析 |
| 6.2.2 行业层面分析 |
| 6.2.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相关启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3）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政府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相关概念及内涵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
| 2.1.2 市场失灵理论 |
| 2.1.3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2.1.4 演化博弈理论 |
| 2.1.5 理论性启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政府R&D补贴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相关研究 |
| 2.2.2 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相关研究 |
| 2.2.3 政策组合对创新产出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3 理论分析 |
| 3.1 概念分析框架 |
| 3.2 政府R&D补贴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2.1 理论模型基础与研究设定 |
| 3.2.2 政府R&D补贴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分析 |
| 3.2.3 研究假设 |
| 3.3 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3.1 理论模型基础与研究设定 |
| 3.3.2 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分析 |
| 3.3.3 研究假设 |
| 3.4 政府R&D补贴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相互影响 |
| 3.4.1 理论模型基础与研究设定 |
| 3.4.2 政府R&D补贴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分析 |
| 3.4.3 研究假设 |
| 3.5 政府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5.1 理论模型基础与研究设定 |
| 3.5.2 政府R&D补贴与区域R&D投入 |
| 3.5.3 区域R&D投入与区域创新产出 |
| 3.5.4 区域R&D投入的中介作用 |
| 3.5.5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中介过程的调节作用 |
| 3.6 本章小结 |
| 4 实证研究设计与结果 |
| 4.1 政府R&D补贴对区域创新产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1 模型构建 |
| 4.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1.3 实证分析结果 |
| 4.1.4 稳健性检验 |
| 4.1.5 实证结果讨论 |
| 4.2 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产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1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度 |
| 4.2.2 模型构建 |
| 4.2.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2.4 实证分析结果 |
| 4.2.5 稳健性检验 |
| 4.2.6 实证结果讨论 |
| 4.3 政府R&D补贴与知识产权保护互动机理的实证分析 |
| 4.3.1 模型构建 |
| 4.3.2 实证分析结果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3.4 实证结果讨论 |
| 4.4 政府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产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相关检验 |
| 4.4.2 模型构建 |
| 4.4.3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4.4.4 实证分析结果 |
| 4.4.5 稳健性检验 |
| 4.4.6 实证结果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启示 |
| 5.2.1 我国各地区政府R&D补贴强度的选择 |
| 5.2.2 我国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选择 |
| 5.2.3 各地区政策组合模式的选择 |
| 5.3 政策建议 |
| 5.3.1 因地制宜地确定合理且有效的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力度 |
| 5.3.2 建立符合实际且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
| 5.3.3 进一步增加对区域R&D投入的支持力度 |
| 5.3.4 进一步完善政府R&D补贴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组合设计 |
| 5.4 不足之处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创新追赶战略背景下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研究内容 |
| 2、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研究方法 |
| 2、技术路线 |
| (四)本章小结 |
|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 2、研发要素配置 |
| 3、创新追赶战略 |
| (二)文献综述 |
| 1、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文献 |
| 2、研发要素配置的相关文献 |
| 3、创新追赶战略的相关文献 |
| 4、文献评述 |
| (三)本章小结 |
| 三、理论模型与机理分析 |
|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逻辑与基准假定 |
| 1、构建逻辑:包含中间品的内生增长模型的拓展 |
| 2、基准假定:包含五部门的生产与消费函数 |
| (二)均衡状态下的机理分析 |
| 1、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机理 |
| 2、纳入创新追赶战略的作用机理演化分析 |
| (三)本章小结 |
| 四、现状分析:经验检验的变量测算与演变趋势 |
|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测算 |
| 1、数据来源 |
|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度 |
| 3、研发要素配置的测度 |
| 4、创新追赶战略的测度 |
| 5、控制变量说明 |
| (二)地区分布与演变趋势 |
|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演化趋势 |
| 2、研发要素配置的演化趋势 |
| 3、创新追赶战略的演化趋势 |
| (三)本章小结 |
| 五、经验检验Ⅰ:研发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 (一)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非线性作用基准检验 |
| 1、空间交叉模型的引入 |
| 2、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
| 3、检验结果与原因分析 |
| (二)非线性作用的稳健性检验 |
| 1、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 |
| 2、考虑经济活动的动态延续性 |
| 3、更换空间权重矩阵 |
| (三)非线性作用的内生性问题识别 |
| 1、反转原时点 |
| 2、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本章小结 |
| 六、经验检验Ⅱ:创新追赶战略、研发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 (一)纳入创新追赶战略后非线性作用的演化特征基准检验 |
| 1、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
| 2、检验结果与原因分析 |
| (二)非线性作用演化特征的稳健性检验 |
| 1、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 |
| 2、更换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计量模型 |
| 3、检验结果 |
| (三)本章小结 |
| 七、创新追赶战略的适宜实施方式 |
| (一)适宜性创新追赶方式的演化特征与构建思路 |
| 1、创新追赶战略下倒U形关系的演化特征 |
| 2、适宜性创新追赶方式的构建思路 |
| 3、依据研发要素投入临界值进行样本分组 |
| (二)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的有效区间测算 |
| 1、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下的非线性模型构建 |
| 2、有效区间估计结果 |
| (三)政府间接性释放创新激励信号的有效区间 |
| 1、间接性创新激励下的非线性模型构建 |
| 2、有效区间估计结果 |
| (四)有效区间的分布特征与适宜追赶方式的构建 |
| 1、创新支持的有效区间分布 |
| 2、创新追赶战略的适宜方式矩阵 |
| (五)本章小结 |
| 八、主要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1、现状分析结论 |
| 2、经验分析结论 |
| (二)政策启示 |
| 1、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
| 2、研发要素的配置要兼顾区域协调与模式优化 |
| 3、立足地区特点采取适宜创新追赶策略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成果与科研工作 |
| 致谢 |
| 附件 |
（6）教育投入与我国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研究 |
| (二)国内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研究 |
| (三)对文献的简要述评及本文研究重点 |
| 三、研究思路、论文结构及基本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本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 |
| 一、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支撑作用 |
| (一)人力资本概念界定与人力资本的形成 |
| (二)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 |
| 二、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启示 |
| (一)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资本决定论 |
|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索罗模型 |
|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性增长模型” |
| (四)对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评述 |
| (五)“内生性增长”理论对本论文的理论支撑 |
| 三、“外部性”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基础支撑作用 |
| 第三章 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一、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 |
| (一)教育投入的决定因素 |
| (二)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增加的路径和机制 |
| (三)人力资本提升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 |
| (四)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
| 二、教育投入与收入分配格局的理论逻辑 |
| (一)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
|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水平正相关,人力资本差异是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逻辑起点 |
| (三)教育投入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不确定性 |
| 三、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总结与回顾 |
| (一)教育投入是促进经济增长内在联系的理论基础 |
| (二)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 |
| 第四章 我国教育投入的特征化事实:以“十二五”期间教育投入为例 |
| 一、“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及基本特征 |
| (一)以“十二五”时期为研究时间对象的缘由 |
| (二)“十二五”时期教育投入的经济基础及主要特点 |
| 二、全国教育经费投入概况及特征 |
| (一)“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投入处于“黄金期” |
| (二)国家财政投入加大,民间投入仍显不足 |
| (三)职业教育投入增速偏慢,民营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有限 |
| (四)教育经费支出中工资和助学金支出保持最快增速 |
| 三、分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概况与特征 |
| (一)教育资源地区间配置不平衡矛盾突出 |
| (二)中西部地区教育投入增速相对较快 |
| 四、民办教育投入概况与特征 |
| (一)民办教育投入在整体教育投入中占比较低 |
| (二)民办教育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 |
| 五、居民家庭教育投入概况与特征 |
| (一)居民家庭教育投入是考察国家教育投入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 (二)对我国居民家庭教育投入的考察——基于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
| 第五章 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一)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划分 |
| (二)实证分析模型、变量及其定义 |
| 二、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一)人均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初次分配收入的面板回归分析 |
| (二)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与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面板回归分析 |
| 三、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实证检验结论梳理与总结 |
| (一)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预期 |
| (二)教育投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
| (三)教育投入在不同区域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 |
| 第六章 其他国家教育投入的借鉴 |
| 一、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经验及对经济发展的成效 |
| (一)美国教育投入政策演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二)德国教育投入政策演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二、“赶超”国家的教育投入经验及对经济发展的成效 |
| 三、国外教育投入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一)教育投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和持久动力,但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增加教育投入以及提升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不断增加 |
| (三)考虑居民教育投入,我国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
| 二、政策建议 |
| (一)坚持“教育优先”的既定国策 |
| (二)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力度 |
| (三)优化教育投入的区域布局 |
| (四)进一步优化教育投入结构 |
| (五)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
| (六)完善教育投入回报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基于要素协同的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相关研究 |
| 1.2.2 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基于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理论 |
| 2.1.2 基于研发创新的内生增长理论 |
| 2.1.3 纳入金融发展的内生增长理论 |
| 2.1.4 基于要素相互作用的增长理论 |
| 2.2 产业结构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 |
| 2.2.1 产业结构演进规律 |
| 2.2.2 产业升级的拓展: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3 基于要素协同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框架 |
| 2.3.1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构成要素 |
| 2.3.2 要素协同的概念与协同关系 |
| 2.3.3 要素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测度分析——兼与美国的比较 |
| 3.1 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分歧、原因与测度思路 |
| 3.2 基于生产效率的中美制造业发展质量测度与比较 |
| 3.2.1 CTFP与RTFP测算方法与数据 |
| 3.2.2 制造业生产率测算结果分析 |
| 3.3 基于贸易增加值收益的中美制造业发展质量测度与比较 |
| 3.3.1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方法 |
| 3.3.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算结果分析 |
| 3.4 基于出口技术结构的中美制造业发展质量测度与比较 |
| 3.4.1 增加值视角下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 |
| 3.4.2 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结果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要素协同发展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发展的视角 |
| 4.1 中国科技创新困境与“研发—生产率”悖论 |
| 4.2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机理分析 |
| 4.2.1 生产率增长中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 |
| 4.2.2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关系中人力资本的支配作用 |
| 4.3 计量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 |
| 4.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4.3.2 变量选取与测度 |
| 4.3.3 数据处理与来源 |
| 4.4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4.1 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4.4.2 自主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4.3 合作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4.4 非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4.5 稳健性检验 |
| 4.5 拓展分析:非线性效应与行业差异 |
| 4.5.1 人力资本支配下科技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效应 |
| 4.5.2 不同行业中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效应差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要素协同发展的价值提升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的视角 |
| 5.1 金融体系作用的“两面性”与解释思路 |
| 5.2 金融发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机理分析 |
| 5.2.1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高质量发展 |
| 5.2.2 金融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理 |
| 5.2.3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研究假设 |
| 5.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测度 |
| 5.3.3 数据来源 |
| 5.4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1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协同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
| 5.4.2 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协同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不同全球价值链地位下金融发展的影响:非线性效应 |
| 5.6 拓展分析:银行型与市场型金融体系的影响差异 |
| 5.6.1 银行型金融体系与市场型金融体系发展的影响差异 |
| 5.6.2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要素协同发展的结构升级效应分析 ——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的视角 |
| 6.1 “脱实向虚”与实体经济的作用 |
| 6.2 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的协同机理分析 |
| 6.3 模型设定与变量 |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测度 |
| 6.3.3 数据说明 |
| 6.4 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4.1 实体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 6.4.2 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拓展分析:不同阶段和地区异质性 |
| 6.5.1 金融危机前后的阶段性差异 |
| 6.5.2 内陆与沿海的地区差异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总结及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相关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与科研情况 |
（8）健康老龄化、医养结合及其投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 |
| 第二章 健康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健康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基于内生增长理论 |
| 第三节 健康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促进健康老龄化与医养结合 |
| 第一节 医养结合促进健康老龄化的机理分析 |
| 第二节 医养结合与健康老龄化关系——跨国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医养结合的发展与投资约束 |
| 第一节 中国医养结合的发展困境:严重供不应求 |
| 第二节 投资模式比较: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及融资途径 |
| 第三节 提升医养结合的投资效率:投资收益和风险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完善医养结合的投资机制:供给侧改革 |
| 第一节 政府的医养结合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医养结合投资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1 2020-2100 年不健康老年人数量及占比的预测 |
| 附表2 1999-2012 年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主要政策文件 |
| 附表3 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税收优惠政策 |
| 博士学位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金融发展内涵的研究 |
| 1.2.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1.2.3 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 |
| 1.2.4 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 |
| 1.2.5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概念与范畴 |
| 2.1.2 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 |
| 2.1.3 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脉络 |
| 2.2 理论框架:嵌入两个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 |
| 2.2.1 模型构建 |
| 2.2.2 模型动态最优化 |
| 2.2.3 经济增长稳态分析 |
| 2.3 经济增长模型的模拟分析 |
| 2.3.1 间接融资部门相关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速的影响 |
| 2.3.2 直接融资部门相关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速的影响 |
| 2.3.3 参数η_1、δ_2和χ_1的变化对g_Y~*、g_K~*和g_A~*的影响 |
| 2.3.4 数值模拟基本结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与效率分析 |
| 3.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分析 |
| 3.1.1 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分析 |
| 3.1.2 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分析 |
| 3.1.3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比较分析 |
| 3.1.4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作用机制分析 |
| 3.2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分析 |
| 3.2.1 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理论分析 |
| 3.2.2 金融资源错配与经济增长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间接融资视角 |
| 4.1 我国间接融资作用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
| 4.1.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1.3 稳健性检验 |
| 4.1.4 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
| 4.2 我国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 我国间接融资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面临的两个短板 |
| 4.3.1 金融资源倾向脱实向虚 |
| 4.3.2 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直接融资视角 |
| 5.1 我国直接融资作用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
| 5.1.1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择 |
| 5.1.2 比较静态分阶段实证分析 |
| 5.1.3 进一步空间实证分析我国股权融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5.2 我国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支持的经验及其借鉴 |
| 6.1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及其借鉴 |
| 6.1.1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与创新模式特征 |
| 6.1.2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成功经验的借鉴 |
| 6.2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及其借鉴 |
| 6.2.1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经验 |
| 6.2.2 日本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借鉴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表1 |
| 附表2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保罗·罗默主要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概况 |
| 1.2.2 国外研究概况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整体框架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2 保罗·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背景与渊源 |
| 2.1 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发展脉络 |
| 2.1.1 走上经济学的探索之路(1955—1977) |
| 2.1.2 内生经济增长思想萌芽(1977—1980) |
| 2.1.3 内生经济增长思想产生(1980—1986) |
| 2.1.4 内生经济增长思想转变(1986—1987) |
| 2.1.5 内生经济增长思想演进(1987—1990) |
| 2.2 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产生背景 |
| 2.2.1 学术背景:继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低潮期 |
| 2.2.2 经济背景:美国经济滞涨和全球贫富差距扩大 |
| 2.2.3 时代背景:“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发展 |
| 2.3 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形成渊源 |
| 2.3.1 基于卡尔多增长事实及其扩展 |
| 2.3.2 知识溢出增长模型的思想渊源 |
| 2.3.3 技术驱动增长模型的思想渊源 |
| 3 保罗·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思想内容 |
| 3.1 完全竞争的知识溢出增长模型:基于罗默(1986) |
| 3.1.1 知识溢出增长模型 |
| 3.1.2 知识溢出增长模型的结论 |
| 3.2 完全竞争下内生增长模型的比较 |
| 3.2.1 知识溢出增长模型VS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
| 3.2.2 知识溢出增长模型VS资本积累增长模型 |
| 3.3 垄断竞争的技术驱动增长模型:基于罗默(1990) |
| 3.3.1 技术驱动增长模型 |
| 3.3.2 技术驱动增长模型的结论 |
| 3.4 垄断竞争下内生增长模型的比较 |
| 3.4.1 技术驱动增长模型VS质量创新增长模型 |
| 3.5 对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反驳 |
| 3.5.1 技术驱动增长模型VS改进版新古典增长模型 |
| 3.5.2 技术驱动增长模型VS半内生增长模型 |
| 4 保罗·罗默其他经济思想内容 |
| 4.1 非竞争性等概念与滑雪场定价思想 |
| 4.2 滑雪场定价思想:一揽子买卖效应 |
| 4.2.1 滑雪场定价中的一揽子买卖效应 |
| 4.2.2 滑雪场定价思想与俱乐部理论的比较 |
| 4.3 制度的重要性与宪章城市思想 |
| 4.4 宪章城市思想:新规则与新制度的实验地 |
| 4.4.1 为何需要宪章城市 |
| 4.4.2 如何实现宪章城市 |
| 5 保罗·罗默主要经济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
| 5.1 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评价 |
| 5.1.1 掀起了继新古典增长理论后的研究高潮 |
| 5.1.2 从理论层面的评价:意义与缺陷 |
| 5.2 罗默其他经济思想的评价 |
| 5.3 罗默主要经济思想的启示 |
| 5.3.1 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5.3.2 对城镇化中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D]. 崔婷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3]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4]政府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D]. 徐鹏远.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5]创新追赶战略背景下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D]. 卓乘风. 新疆大学, 2020(06)
- [6]教育投入与我国经济发展研究[D]. 杨婷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基于要素协同的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D]. 谷军健.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8]健康老龄化、医养结合及其投资问题研究[D]. 彭丹丹.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
- [9]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D]. 陈建付.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10]保罗·罗默主要经济思想研究[D]. 张杰. 厦门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