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顿和他的告别交响曲——为纪念海顿诞辰 270 周年而创作

一、海顿和他的《告别交响曲》——为纪念海顿诞辰二百七十周年而作（论文文献综述）

卞祖善^[1]（2020）在《“人类的交响乐”在中国——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文中研究说明贝多芬是交响乐的解放者。贝多芬打破了皇室和贵族对交响乐艺术的垄断,使之面向社会,面向人类。贝多芬交响乐创作的质量胜于数量。贝多芬的交响乐展示了人类通过斗争走向胜利的英雄气概和通过苦难走向欢乐的大无畏精神。贝多芬交响乐已成为全世界交响乐团上演率最高、最受听众欢迎的曲目。贝多芬交响乐是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精神力量。近一百多年来,贝多芬交响乐在中国传播得越来越广泛。贝多芬交响乐已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前进的一种精神力量。中国历代指挥家、音乐家为在我国普及推广贝多芬交响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尹^[2]（2020）在《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试图解决以下问题:作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海顿所处时代究竟对其音乐创作产生何种影响?海顿的音乐在不同身份下产生了何种变化?作为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海顿的社会身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同时代作曲家中是否具有代表性?造成这种社会身份转变的最根本最深层次原因为何?本论文旨在研究海顿社会身份,全文围绕海顿两个身份:规定性社会身份及自致性社会身份展开,分别论述海顿双重社会身份在其音乐、职业中的体现。需要明确的是,身份仅仅作为影响作曲家风格创作的一个因素存在,对整体风格产生一定修饰作用。质言之,本文试图阐明海顿两种身份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其次阐明海顿身份转变的社会缘由。本论文绪论部分对所选择论题从研究缘由、选题意义、国内外就此论题展开的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作出评价。随后的章节基于分总的逻辑展开,第一章对文内出现的三个主要概念进行阐述;第二章为海顿的规定性社会身份扮演,聚焦于海顿作为乐正的职业身份,从雇主的要求与迎合雇主两个方面展现海顿这一身份下的音乐创作;第三章为海顿的自致性社会身份的扮演,此段将抽象的自致性社会身份分为三个角色:作为乐正时的自致表现及商人、贵族身份,笔者分别选取了与之对应的三个阶段音乐创作进行论述:代表自主创作的《告别》、迎合公众创作的“伦敦风格”及象征个人意识表达的《创世纪》;第四章从宏观整体对海顿所处的古典时代进行审思,剖析海顿身份转变所反映的较为典型的时代缘由以及通过与莫扎特、贝多芬的对比阐述其具有个性化特征的非典型缘由。

郭艺茹^[3]（2020）在《探析近十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诸现象及其审美内涵》文中研究表明本论题以近十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作为研究对象,笔者将其看作一种音乐文化现象,且站在局外人的立场,通过梳理其中的诸多现象并借助理论依据,来探析其真正的审美内涵。全文由序言、正文三个章节、结论组成,每部分都包含两节。序言作为交代说明,首先,对选题缘由、论题相关的历史背景、研究取域情况进行说明。其次,对论题的主要理论依据、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思路作综述和说明。第一章是对现象的梳理,如曲目上演的基本情况、指挥及乐团的呈现状态,以及传播、舞美、受众等方面对传播手段的具体介入方式、舞美设计以及主体性的分层情况进行具体表象的梳理。第二章将运用理论依据分析表象中音乐审美活动的特征。首先,从一度创作层面分析保留曲目中施特劳斯现象和新增曲目中“多元化”现象的审美特征;其次,从编排演绎的角度,分析指挥家与乐团在二度创作中音乐活动的审美特征;最后从三度创作层面和传播的角度,分析不同场域中的主体性体验、转录播和舞美等综合产生的审美特征,并对音乐产业中的特征进行分析。第三章以跨年狂欢语境作为基本前提,借助理论依据分析对典型音乐案例的审美内涵。借助联觉观念和“听感官事实”观念,归纳音乐作品在音响中呈现集“明朗”“喜庆”“诙谐”为一体的视听美感。其次,借助“美是生活”及“狂欢”的理论,归纳大众娱乐的“美”得生活方式及狂欢中“喜庆”与“祈福”的情感诉求。借助社会美学分析音乐产业中包含的社会意义和功能价值。最后,借助接受美学和本体论意义上的“意象”美学观点,从受众与艺术管理者的角度,探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呈现出充满“高雅华丽”的审美意象。在结论中,一方面总结研究过程的心得:笔者认为表象中的审美活动以多种艺术形式共同呈现,它通过音乐艺术反射出人对生命的体验,不同的审美特征都指向大众化的娱乐,并展现出以人为核心的审美内涵。应从生活美学、音响的“美听”及“狂欢式”的体验中分别把握跨年狂欢的“真”、“美”、“善”。另一面,笔者以局外人的视角看西方音乐艺术实践活动的本质问题,还未形成成熟且正确的认识,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挖掘“意象”理论的深层内涵,为研究对象提供夯实的理论依据。本文通过梳理新年音乐会中的具体表象,以音乐美学的姿态去探析研究对象,并以审美意象对本质进行追问,因此,笔者认为该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彭竞瑶^[4]（2020）在《近代中国的舒伯特接受史研究（1877-1949）》文中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受到近代化的冲击后,多个方面产生巨变,这其中也伴随着音乐生活的变迁。本文以西方浪漫派代表人物之一—舒伯特在近代中国的接受史为对象,进行个案性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力求再现此时期舒伯特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现场,并期望从中窥见近代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史的一个侧面。本文分为六个部分,以时间为纵向轴线,分四个时期对舒伯特其人其乐的接受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研究综述。第一章,接受的孕育时期。十九世纪中后叶,从时人的音乐观念发生的变化和当时音乐实践环境入手,对舒伯特音乐的接受前史进行论述。第二章,接受的初识时期。1900-1927年,叙述民国初期的制度变化引发的文化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舒伯特其人其乐在空间地域上和不同阶层中的接受。第三章,接受的深入时期。1927-1937年,是专业音乐教育体系成立阶段,对舒伯特深入接受时期的状况进行论述。第四章,接受的理解时期。1937-1949年,舒伯特音乐接受在战争状态下,在地域和不同阶层人群中产生的变化。结语。从舒伯特接受过程中的内容、地域、接受程度三个方面,总结舒伯特接受史的特点。将当下舒伯特音乐接受简况与近代时期的接受史作对比,阐述舒伯特接受史对当下音乐观产生的影响。

张东东^[5]（2020）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轻轻翻开厚重的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一位杰出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并不断从他的身上汲取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他,就是萧友梅先生,可谓是中国近代音乐事业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1920年,他从德国负笈而归,奔波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殚精竭虑。1927年,得到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垂青,南赴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办学的现代高等音乐学府,后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萧友梅先生将蔡元培先生所奉行的“以美育代宗教”理念积极应用于音乐实践活动中,无论是实施专业的音乐作曲、音乐鉴赏活动,还是推行近代化的中国新型专业音乐教育,萧友梅都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以行利国利民利族的拳拳之心行音乐事业的开创性壮举,成为“中国新音乐的保姆”。这位音乐“保姆”的专业学术背景,也是尤为令人钦佩的。萧友梅是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的首位中国人,也是在中国推介欧洲音乐学体系的第一人。国立音专在他的学术引导下,着力实践在新音乐创作中采用西乐技术,在记谱法、曲式结构、和声等种种方面进行国乐的现代化探索与创作,成为独立而专业的音乐教学与研究院校,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人才的成长沃土。萧友梅先生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他从中国国情和音乐发展现状出发,批判地吸收了西方音乐教育的体制与模式,从学生的音乐基础出发制作符合年龄段特点的音乐教材,并身体力行地投身于繁忙的教学活动与教育会议,发现与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积蓄了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他的那种认准一个目标,埋头苦干、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我们当前最为需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许多学生将所学的音乐知识用于实际行动,在近代中国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更有很多优秀的音专毕业生成为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巨擘和新音乐创作的巨匠。萧友梅先生也是一位深刻探索中国新音乐形态的作曲家。他的作品中包含着对民族荣誉的大爱、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对人民命运的关切,也有着对黑暗社会形势的猛烈抨击和对国家动荡沉沦的痛心呐喊。带着这样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萧友梅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大刀阔斧地吸纳西方音乐理论与作曲技法,力求实效地进行中国旧乐的改良与国乐的复兴。本文所要论述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萧友梅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其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等方面的具体呈现,以期梳理出萧友梅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本论文采用横纵结合、探本溯源、对比分析、多维交叉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跌宕碰撞与音乐事业禁锢萧条的时局形势,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中去探寻萧友梅个人的美学音乐思想在其音乐办学与教学活动中酝酿、实践与调整的三个阶段,力求从一个更为全面而立体的站位去梳理研判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并思考与发现其音乐思想与办学精神的闪光点,挖掘并重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对当今中国音乐发展的思想价值,探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重构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遵循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过程中的生成与实践脉络,以其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的具体表现为研究的重点,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深入探究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渊源及文化背景。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中西音乐文化融通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详细分析中国古代音乐传统思想、维新派、五四新文化美育思想、德国音乐美学思想对其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传统与现代的转型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确立之间的联系,分析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西方音乐的冲突与融汇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以及在“全盘西化”“国粹主义”“兼收并蓄”三种观点争鸣的时代背景下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得以确位的过程。第二章,分析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探索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萧友梅在北平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实验与准备,第二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前的上海时期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实践与使命,第三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后的上海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调整与重启。每一部分又从不同方面进行更为具体细致的分析。第三章,阐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质,这是本文的重点章节。从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四个角度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梳理理论体系。其中从“改良旧乐与创造新乐”、“新学制歌唱教材的编定”两个方面分析音乐创作思想,从“用才观”“育才观”“美育观”分析音乐教育思想,从校内音乐会、国民音乐会的开展与实际影响分析音乐审美思想,从对旧乐、现实社会音乐成就、音乐会的启蒙作用三个方面的批评来探讨音乐批评思想。本章探索更为全面地透视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活动各领域的具体表现,并结合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对其思想的时代性与独特性进行逻辑梳理与理性探讨。第四章,探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启示。本章着重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兼收并蓄”带给当代音乐发展的启示进行了集中论述与评析,即音乐创作与教育中的“拿来主义”、继承与革新的动态融合维度“复兴国乐”和“发扬词章”。

李言实^[6]（2019）在《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文中认为塞缪尔·贝克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以其“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而获得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贝克特在人物形象、语言使用、戏剧结构、叙事风格等方面实现了独特的创新,颠覆了西方戏剧传统,推动了西方戏剧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成为世界戏剧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以“贝克特戏剧在中国”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的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结合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文本细读等方法,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状况以及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影响进行总体梳理和系统分析。这些章节构成一个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贝克特在中国的接受首先从译介开始,通过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历时考察和研究,发现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经历了从拒斥到谨慎接受再到全面接受的过程;翻译是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出某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的内在需求,本文以《等待戈多》为个案分析,阐明“以文本为导向的翻译”和“以舞台为导向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接受者和阐释者的的主体作用,并分析翻译过程所展现的两种文学的认同与拒斥、理解与误读。唯有在译介的基础上,中国的研究者才能开展对贝克特的研究,因此对贝克特戏剧的研究是接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历时、共时两个角度对中国的贝克特戏剧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详细分析,全面回顾、总结、反思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体现了处于某一社会思潮中研究者对异质文化的个体判断。戏剧的最终完成是在舞台上,因此演出成为戏剧接受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表现了导演对原剧作的理解和对所处时代的思考。通过大量一手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本文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进行分析,旨在研究贝克特戏剧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不同的导演手法和不同的受众所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和表现形式。接受和影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贝克特戏剧对中国的影响,最终会在中国本土剧作家或导演的作品中得以体现。通过剧作家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本文发现,在荒诞观的形成、等待主题、语言消解等方面,贝克特戏剧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接受主体发挥主体作用,使得接受和影响产生变异,变异后的内容融入中国戏剧创作中,使得中国本土创作呈现出与原来不同的风貌,可以与世界戏剧进行对话。最后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进行总结,认为贝克特在中国经历了从政治性批判到批判性接受再到全面接受的过程,贝克特最终以其独特的戏剧观念和创作手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戏剧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戏剧创作提供了艺术与美学意义上的助力和借鉴,不断推进中国当代戏剧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汇入世界戏剧发展的洪流。

孙祈月^[7]（2019）在《贝多芬作品在中国的演出及评价研究（1861-1949）》文中指出贝多芬作品在中国的演出及评价研究是对1861年至1949年间,贝多芬作品在中国大地上的演出情况的研究,是对贝多芬及其音乐作品的评价情况的研究,是对当时贝多芬音乐作品演出效果及评价的研究。从1861年12月26日罗比奥上海音乐会演奏的贝多芬《降E大调三重奏》开始,到1949年4月22日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音乐会演出的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贝多芬的作品一直在中国大地上演出。贝多芬的作品由最早的上海租界传到了上海、北京的街头,贝多芬的名字有最早的英文报纸开始,逐渐出现在了中文报纸、中文期刊、中文书籍乃至中文教材书本中。贝多芬的作品由上海工部局乐队、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北京师范大学西乐社、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乐友会管弦队、国立音乐院附属实验管弦乐团、中华交响乐团、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的院校、团体不断演出。这些演出的作品包括贝多芬《月光奏鸣曲》（Piano Sonata No.14,Op.27 No.2）、《热情奏鸣曲》（Sonata“Appassionata”）、《雷奥诺尔第三号序曲》（Overture“Leonore No.3”）、《普罗修米序曲》（Overture“Prometheus”）、《茀代里奥咏叹曲》（Aria“Fidelio”）、《D大调第二交响曲》（Symphony No.2 in D major）、《A大调第七交响曲》（Symphony No.7 in A major）、《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Symphony No.3 in E flat major“Eroica”）、《C 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Symphony No.5 in C minor“Fate Symphony”）、《d 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Symphony No.9 in D minor“Choral”）等。关于演出前后的报道、评价也纷纷刊载在《字林西报》《申报》《顺天时报》等报纸以及《北京师大周刊》《文艺春秋》《音乐教育》《中国学生》《青年生活》《西洋文学》《杂志》《乐风》《广播周报》《青年人》《新东方》《自由论坛》《艺风》《上海艺术月刊》等期刊杂志上。

孙斐然^[8]（2019）在《浅论海顿作品中的通俗风格》文中指出音乐史上各个时期的许多作曲家都乐于在作品中采用通俗性民间因素,部分是作品需要,部分是受到外部各类因素的影响。古典时期也如是,最富盛名的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都曾在作品中使用通俗因素。作为当时足以代表古典风格的作曲家之一,通俗性是海顿创作过程中的显着特征,“乡土气”也是形容海顿创作风格时最为常见的术语之一。可以说,对海顿的研究既离不开使其“一战成名”的交响曲、弦乐四重奏等具体体裁,也离不开“喜剧性”、“乡土气”等更为抽象的风格特点。鉴于国内学界对于海顿及其“乡土气”的研究和重视程度皆有不足,在此本文将以其为中心,以“通俗风格”这一更加学术化、更具概括性的术语论述海顿作品中的通俗表现。本文以目前国内外学界最为常见的三种思路进行研究,既考虑海顿作品主题中民俗旋律的使用和改编情况,又探讨海顿对各类通俗因素的使用,并对着名学者的观点进行分析和吸收。此外,笔者还对于“通俗风格”的定义、形成过程、产生原因、具体表现形式等暂未有前人系统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通俗因素在海顿作品中的作用并不只是引用和指涉,而是有着特定功效。尤其是在海顿最负盛名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领域,通俗性材料的运用一定是这些佳作流传千古的原因之一。探究这些材料运用的真正面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海顿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的创作。

温跃强^[9]（2019）在《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洪作为我国近现代具有影响的音乐教育家,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我国“新音乐”运动倡导者之一,他主张在立足自己的民族性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先进音乐文化,进而创造富有中国时代精神的新音乐,创建中国民族乐派,最终实现中国音乐的伟大复兴。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实践家,他立足学校音乐教育并关注参与社会音乐教育,他的音乐教育实践是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他编辑期刊、创作音乐作品、译介西方音乐等,他从事的这些音乐实践是服务于他从事的音乐教育实践的,从广义上讲,属于他从事的音乐教育实践的一部分。他不仅投身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和师范音乐教育,而且还参与并关注我国社会音乐教育。他的音乐教育实践经历了广东戏剧研究所时期（萌芽期）、私立广州音乐院时期（早期）、上海国立音专时期（中期）、南京国立音乐院和南京师范学院时期（晚期）。他的音乐理念产生自他的音乐教育实践,“音乐救国”“中庸之道”“实用主义”等教育理念基本上贯穿了他的音乐教育实践。他的每一阶段的音乐教育实践紧密结合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有其独特的特点。特别是在南京师范学院（1983年改名为南京师范大学）时期,他在高师音乐教育领域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师范性”“为师之道在于慈”“师德是教师的根本”“一切从实际出发”等高师音乐教育的理念,这些理念不仅促进了当时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且对当下我国的音乐教育仍有积极的影响。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发展整体向何处去?就必须在深入考量当前形势和问题的同时,系统归纳和总结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了解并研究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有利于为我国当下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陈洪作为近现代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教育实践和音乐教育理念值得后人去梳理和研究。研究他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时我国的音乐事业有什么影响?研究他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下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尤其是音乐教育事业有什么样的积极借鉴意义?从史学和教育学的视角,对他的音乐教育实践道路和音乐理念进行研究,有助于客观地评价陈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尤其是他倡导的立足民族性、借鉴西方形式的开创性音乐理念及“师范性”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下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仍有着积极启示意义。从而更有利于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包括音乐教育事业）的协调健康发展。

萧潇^[10]（2018）在《译着《音乐社会史：中世纪到贝多芬》与书评》文中研究指明亨利·雷纳的《音乐社会史:从中世纪到贝多芬》是一部审视制度、政治和经济的环境与历史和音乐实践关系的先驱性着作,在西方艺术音乐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展示了音乐社会史与音乐社会学的紧密联系。全书除前言和附录外共有20个章节,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就音乐消费与音乐生产对音乐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译者选取翻译的前言至第14章,囊括了中世纪至17世纪宗教、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发展变迁对于音乐产生影响的相关内容,描述了各个阶层对于音乐的态度、投入和支出,以及音乐对于整个社会现状的反映。书评部分主要简述学科理论,参照社会史的历史写作方法概述本书结构内容,分析作者的实证主义倾向,并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析。

二、海顿和他的《告别交响曲》——为纪念海顿诞辰二百七十周年而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顿和他的《告别交响曲》——为纪念海顿诞辰二百七十周年而作（论文提纲范文）

（1）“人类的交响乐”在中国——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2）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探析近十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诸现象及其审美内涵（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中国的舒伯特接受史研究（1877-1949）（论文提纲范文）

（5）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7）贝多芬作品在中国的演出及评价研究（1861-1949）（论文提纲范文）

（8）浅论海顿作品中的通俗风格（论文提纲范文）

（9）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译着《音乐社会史：中世纪到贝多芬》与书评（论文提纲范文）

四、海顿和他的《告别交响曲》——为纪念海顿诞辰二百七十周年而作（论文参考文献）

• [1]“人类的交响乐”在中国——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J]. 卞祖善. 艺术评论, 2020(12)
• [2]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D]. 刘尹.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3]探析近十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诸现象及其审美内涵[D]. 郭艺茹. 上海音乐学院, 2020(01)
• [4]近代中国的舒伯特接受史研究（1877-1949）[D]. 彭竞瑶.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D]. 张东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D]. 李言实.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7]贝多芬作品在中国的演出及评价研究（1861-1949）[D]. 孙祈月.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8]浅论海顿作品中的通俗风格[D]. 孙斐然. 上海音乐学院, 2019(02)
• [9]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D]. 温跃强.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10]译着《音乐社会史：中世纪到贝多芬》与书评[D]. 萧潇. 上海音乐学院,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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