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阳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29卷第1~6期主题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孙磊[1](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许伟东[2](2016)在《二十世纪书法功能的拓展》文中认为书法有什么“用”?这是所有从事书法艺术的人都必须回答、所有和书法发生关联的人都可能关注的问题。书法属于艺术的一种,书法的功能和艺术的功能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需要单独加以观察和研究;同时,书法在传统社会中的功能和书法在二十世纪的功能既有相同也有不同,需要分别加以梳理和陈述。本文主要完成以下工作:第一,通过文献阐释和现象分析首先对书法在传统社会中的功能进行了归纳和梳理,认为书法是教化的工具、是自然的迹化、是天人合一的渠道、是虚拟的搏杀、是养生的手段。第二,本文重点讨论了二十世纪里书法功能的拓展。书法保留了其旧有的全部功能,又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尤其是在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介入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变化。例如,在革命战争岁月中,书法中的壁书被红军部队用于标语宣传,书法被革命领袖用于重要场合和重要事件的题词;在文革时代,书法被用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在民国时代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观念中,书法是壮大国家、提高效率的工具;在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如沈尹默身上,书法是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追求通俗化、大众化的实践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后,书法还广泛用于统战事业和外交工作,成为文化沟通带动政治沟通的触媒;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文化产业和创意经济异军突起,书法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盈利符号。第三,通过对书法功能的梳理,可以达到对书法艺术更加全面、灵活、通透的认识,可以帮助人们走出书法取消主义、书法本质主义、书法自律主义的拘束。
李鹏[3](2014)在《《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其本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1937-1941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经难历险却收获颇丰的探索时期,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文本作为呈现历史不可或缺的媒介,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从文本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是一种新视角。作为当时最具权威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1937-1941)发行时间久、理论性强、影响广泛,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极其重要的文献。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喉舌,承担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历史重任,而且在指导中国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解放》周刊见证着中国共产党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本载体,《解放》周刊是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1937-1941)极其重要的文献依据。本文以《解放》周刊为研究对象,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结合,以大量原始文献和经典文本为基础,通过文本性格的解读,全面深入地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7-1941)的历史进程、历史细节、思想过程,对以领袖人物、思想体系和历史进程为对象的宏观研究进行“补白”,以期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前期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六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部分,重点对《解放》周刊等相关史料进行整体阅读。通过对《解放》周刊的“深度耕犁”,为其客观的定位提供文本依据,获得感性材料。整体阅读分为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历史比较。前者主要考察《解放》周刊的历史背景、文本构成和文本沿革,以便把握《解放》周刊的“前世今生”,进而考察《解放》周刊的官方发行、民间传播及其广泛影响,已达到全面的把握研究对象;后者是从横向的角度,对延安时期党的重要文献(主要是党报党刊)进行梳理,把其与《解放》周刊进行比较研究,以全面、客观审视《解放》周刊的历史地位。第二部分,主要对《解放》周刊所刊重要理论文本着作进行考述和研究。通过对《解放》周刊所刊马列经典着作、毛泽东着作及其他党的领导人等着作文本的考述和研究,如着作版本的译介、发表时机的选择、主要内容的传播等,考察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历史细节,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从传播经典马克思主义到生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历程。这与当前学界已有研究相辅相成,以期更加全面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第三部分,主要探讨《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深化。《解放》周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出场的“第一阵地”,最早全文发表了《论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呐喊。以《解放》周刊为窗口,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概念酝酿、命题出场再到继续深化的历史过程,进一步廓清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迹。并尝试提出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命题的起源语境的新角度。第四部分,主要探讨《解放》周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力推动。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抗战初期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总结过去革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通过对重要文本的解读和深入挖掘,真实展现中国共产党对要不要进行抗战、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不要建立国共合作、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等问题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这是本文的重点内容。第五部分,主要探讨《解放》周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传播,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传播和毛泽东及其着作的宣传。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作为“人民大众之刊物”,《解放》周刊通过时评、专论、散文、诗歌和纪念活动等多样化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推向深入,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第六部分,主要探讨《解放》周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及局限性。尝试从四个方面进行概括,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多元化的创作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动力;正确对待错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注重传播方式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上,探讨《解放》周刊的历史局限性。通过上述研究基础,以期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启发,这是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
朱东方[4](2013)在《傅路德:美国汉学的实践者与引导者》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汉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与来华传教士密不可分。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是一位生于美国来华传教士家庭,后投身美国汉学研究的历史学家。幼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和青年时期与中国学界密切的交流奠定了他深厚的汉学功底。1925年至1961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执教长达35年。期间还曾出任美国东方协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美国亚洲协会会长,他所主编的《明代名人传》获得了1977年的法国儒莲奖——西方汉学着作最高奖项。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专业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坚守在汉学研究的第一线,热衷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普及,及时回顾学术发展历程,密切关注学术前沿动向,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并主动从事美国汉学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工作。傅路德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的强盛,和汉学在美国的发展振兴做出过重要贡献。文本通过对傅路德主要学术成果进行分期的梳理,并根据学界对这些成果较为普遍的共识对其学术价值做出尽可能客观的评价,充分肯定傅路德倾其毕生精力对学术的切实推动作用,从而使我们对美国汉学发展长链的了解更加细节化。
杜云祥,潘云涛,陈锐,马峥,王颖,郝继英,杨春华,刘伟,刘桂玲,刘娜,王天津,黄思敏[5](2013)在《《中华医学杂志》编辑排版格式的历史演变和规范化研究》文中指出以解放军医学图书馆馆藏的《中华医学杂志》为统计源,从1915年创刊至2010年的版式设计,包括出版版式、封面设置、版权格式、栏目设置、索引编排、页眉和广告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事实证明,《中华医学杂志》的发展反映了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进程,见证了近代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历史,不愧为我国着名的科技期刊;《中华医学杂志》编辑部非常重视期刊的编排格式,在我国科技期刊标准化、规范化中贡献很大并起着的重要引领作用;科技期刊的发展与国家强盛、稳定和科技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张纯[6](2013)在《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文中认为本文是关于抗战时期着名的儿童保教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个案研究,以现代儿童观的视角,深入探究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变迁及结束的原因以及战时儿童教养问题,阐明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社会、国家、团体以及个人对于儿童教养问题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战时儿童教养机制,从而深刻认识儿童与国家、民族之间相依共存关系。本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厘清战时儿童保育会产生、发展、结束的深层次原因,二是探讨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教养儿童的思想基础及教育实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迫使中华民族拉开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抗战初期,战区中国儿童惨遭日军杀戮,死亡枕籍,惨不忍睹。侥幸生存下来的战区儿童被大批送往日本施以奴化教育,以期消亡他们的民族意识。一些随着父母、亲人逃难后方的儿童,在途中或与父母失散或被随地遗弃,成为流浪街头的难童。面对中国儿童的遭遇并清楚认识到儿童与抗战胜利、与国家前途的密切关系,聚集在武汉的一大批有识之十发出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呼吁。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随着各省分会及各保育院的陆续创建,在汉口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升格为总会。1938年10月23日,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撤离汉口,迁往重庆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年底,这个应时而生的战时儿童保教组织在妥善安排好各保育生复员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组织结构属于垂直式管理模式,从上到下共分为三层,即总会、分会、院。总会对各分会具有绝对的领导、管理、监督权,分会对总会负责,定期向总会汇报工作情况并服从总会的安排。总会和分会均采理事制,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理事会。例如总会以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张蔼真、陈纪彝、唐国桢、邓颖超、孟庆树等30人组成的常务理事为领导核心。各省分会以各省省主席夫人为主要负责人,对所辖的各保育院具有直接的管理职责。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总会的组织结构由原来的1个秘书处和6个平行委员会改组为总干事下设3科2室,即总务科、保教科、研究训练科和会计室、视察室。各科室下,根据事务的繁简设立各股。在八年的保育工作中,如何筹措3万多名儿童的保教经费,一直是困扰保育会的难题。保育会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是政府拨助和民间募捐两种,其中民间捐款所与比例为73.7%,政府补助为26.3%。总会直属保育院及各分会所属保育院经费,由总会根据每童所需经费按月划拨。起初,保育总会以各保育院最大容纳儿童数量为基准均等拨付。1941年后,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飞涨,经费筹措困难,于是总会开始根据各保育院所在地物价情况及各保育院实际儿童数量划拨经费。不论是已经升入中学的保育生还是离开保育院到各工厂、农场习艺的保育生,都能与在院保育生一样,得到保育总会的物资补助或经费支助。各保育院是执行保育会教养工作的基层机构,也是实施保育工作的主干。考虑到儿童的安全,保育院一般都选择在乡间,借用旧祠堂、庙宇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场地。设在乡间的保育院与当地民众及文化之间有着互动关系,一方面,闭塞的乡间迎来了一群“下江娃儿”,使得当地风气为之一新,另一方面,保育院带来的外来文化对当地原本较为封闭、安全的生活圈子构成了一种“破坏”力量,于是一场保育院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博弈悄然展开。保育会最多时共有61所保育院,后因战局的变化、经济的拮据、国共之间的摩擦、管理不善等原因,致使保育院院址不断迁移、数量也逐渐减少:一些保育院被迫转辗迁移躲避战火,一些保育院被迫合并以节经费,一些保育院被迫解散以防“赤化”。这些保育院的迁移、变化举措,反映出战争对儿童的伤害以及党派竞争造成的无谓损失。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新型的集体儿童教养机构,既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育婴堂,也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幼儿学校。在当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参考,只能靠保育会的工作同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探索形成的战时儿童保教理念作指导。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宋美龄的儿童保教观念以及着名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等,都对保育会儿童保育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战时儿童保育会特别注重启发儿童的爱国意识、民族自尊,强调通过劳动来培养具有奉献精神、勇于探索、不畏艰难的抗战建国人才。保育会摸索出的“保教合一”儿童集体保教模式对当今仍有启发意义。通过研究发现,战时儿童保育会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产生,与当时妇女争取解放、国家职责凸显、民族意识高涨、西方儿童中心主义思想传入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此同时,它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体现。尽管分散于12个省市的60多所保育院情形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能从中看出新的儿童教养观念与旧的传统思想影响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这种矛盾推动了儿童观念的更新和发展,对于今天的儿童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邱少明[7](2011)在《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文中认为本论文之所以要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其目标诉求和价值意蕴表征以下五点:第一,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我们能够洞悉马克思主义是薪火相传的,因为它透显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普遍规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苦闷彷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门新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当时在中国被摘译、节译、全译、出版、传播是不可避免的。毋庸置疑,颠扑不破的马克主义在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第二,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一步一步中国化、大众化、群众化和民间化的,这为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提供有益的历史鉴戒。第三,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我们可以察觉译者的政治意图、翻译主旨和学术风格,体悟他们是如何追求马克思主义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译介者提供启示,即我们需要要继承和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第四,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史,我们可以从翻译学视角考量,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者留下哪些宝贵翻译经验,比如他们的文本选择、翻译理念、所用术语、表述技巧等,其中的得与失,成功与不足,为我们当下乃至以后的翻译提供有益的历史鉴戒。第五,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的着作,只是一些专着、论文、报告等论述、提及这方面的内容。因此,本论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翻译史属史学范畴。“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乃严格遵循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对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进行史学考证、史学阐述、史学析论、史学实践的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共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时期。第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第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至1928年);第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至1949年)。由于讲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必须先提及晚清的翻译,所以本论文第一章首先述论晚清翻译概况。第二、三章分别讲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至1928年)。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至1949年)是22年,于这一历史时期,无论共产党人士还是其他党派人士,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均相当重视,翻译成果非常之多,因而在编排上,将其划分为上、中、下三章,即分别为第四、五、六三章。第七章通章是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相互关联。第八章为结语。最后还有三个附录,附录材料或属珍贵史料或系学术前沿,有助于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有一个深广内蕴的洞察和纵横向度的思索。第一章绪论,先讲缘起: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中文报刊首次正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之名并翻译马克思主义,肇始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2月下旬的第一百二十二号的《万国公报》(由沪广交学会出版)中,这一号登载了由李提摩太摘译、我国教士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其中用一百余字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关于资本的学说。晚清时我国的马克主义译介的诱因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维度。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仅仅为摘译和节译,而且错讹较多,但是有助于国人接触和认知马克思主义。再讲民国史分期,本人是依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的分法。接着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厘定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厘定以及经典作家的经典着作厘定。最后进行“翻译史”释义:“翻译史”的性质和特征,“翻译史”的对象和方法,“翻译史”的旨趣和意义,“翻译史”的掘进和创新,文献综述。关于创新,本人认为,首先,欲创新必须温史;其次,欲创新必须“论从史出”;再次,欲创新必须多维思维;最后,欲创新必须实践。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年)这一章,首先阐述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包括《泰西民法志》情况和《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不过,众所周知,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仅3个月,时间非常之短,众多理论翻译者这时都只顾侧耳倾听民国刚建时的隆隆政治惊雷,同时还在观察、思考、比较和观望之中,所以,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第三章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至1928年),该章内容如下:1、袁世凯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至1916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以及这一历史时期《共产党宣言》的翻译。2、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6至1920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多维考量。3、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0至1924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4、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4至1928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1920年的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当成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首种正式出版发行面世。《资本论》最早的部分中译文,是1920年10月上海出版的《国民》月刊第2卷第3号刊载的一篇署名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和传播工作特别重视。于此时期,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翻译家,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和传播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陈望道于1920年8月出版了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掀起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进步知识分子中间的传播热潮,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上)这一章,内容安排的是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1937),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大革命”惨痛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开展独立的武装革命,脚踏实地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求索中国式革命发展道路。这一深刻转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否定了国共关系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正式开始拒斥唯书(马列经典)唯上(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在该阶段,苏俄替换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的主渠道,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被大量地译成汉语,主要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等等。尤须指出的是,193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译者华岗),《资本论》亦有4个译本。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中)这一章,首先讲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37至1945年),接着讲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多维考量。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既为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的圣地,亦是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工作的中枢。当时在国统区和日占区,我党依托秘密的组织系统,坚持组织领导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出版、发行及传播工作。当时的上海,是我党出版发行的重点地区。比如,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发行了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3卷本《资本论》,同一年还出版发行了《中国问题评论集》(由沪珠林书店出版)、马恩合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译者郭沫若)及《马恩科学的文学论》。但囿于当时环境,抗日战争时期还无力将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全部翻译,并且翻译时经常出现乱删情况,导致质量上的欠缺和读者的精准理解。比如:第一,随意删节,导致了译文谬误。马列原文,只出节本时应把删节之处向读者讲清,否则会造成读者误读。第二,存在着过多的摘译,以应急需,但读者不能理解全貌和掌握全文精神实质。第三,一些转述不准确,比较断章取义。第四,翻译过程中有时随意加入自己的理解。在翻译时,一些译者有时不遵照原文,而加入自己感想的现象,从而影响了中译本的质量。第六章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下),该章内容如下:1、国共协商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5至1946年)。2、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6至1949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很多地区的出版发行机构均陆续出版发行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然而,出版、发行及传播的工作是以各大解放区为基本阵地,像延安解放社在短短的几年间出版发行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中译本。第七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该章内容如下:1、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3、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脉络梳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诉求,大众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八章结语,在学理层面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的基本规律,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脉络,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现实启示的基本视角。本文还设计了三个附录。附录1《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出版概述》,附录2《1949年后台湾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研究概述》,附录3《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研究概述》。通篇论文采用“史学史体例”,不仅将“通论”、“分论”有机融合,而且在笔墨泼洒上,“史”占约70%,“论”占约30%,以规避结构失衡。同时,本论文的拾遗补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补充不为大家所熟悉的、注重的经典着作翻译情况;二是对一些名气很小的译者对经典着作的翻译情况进行补遗。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研究,仅仅看谁翻译了什么着作,而忽视多维考量,比如对译者“解读的解读”。本论文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三重维度,做好一段时期的析论和整个民国时期的析论,并指出其当代意蕴,尤其是深入反思当前今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崔高鹏[8](2011)在《董事会权力变迁与密歇根大学转型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密歇根大学为个案,以丹尼斯·朗的权力理论为基础,从密歇根大学董事会权力行使的角度解释密歇根大学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的转型之谜。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从1852年到1892年,董事会所行使的各种权力对密歇根大学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的转型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可以细化为以下子问题:在密歇根大学转型的不同阶段,董事会行使了哪些方面权力,不同阶段董事会权力行使的内容出现了哪些变化;董事会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将什么资源带入到了权力关系中,或者说他们行使权力的基础是什么;这些权力资源的性质是什么,不同阶段董事会权力行使的基础及其性质发生了什么变化;董事会行使的各项权力对密歇根大学完成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的转型发挥了什么作用。本文共四章,第一章研究密歇根大学转型之前董事会权力行使的问题。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研究密歇根大学转型过程的三个阶段,即转型的起步时期、缓慢发展时期和快速发展时期董事会权力行使的内容、基础及其对密歇根大学转型所发挥的作用。在密歇根大学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转型的各个阶段,董事会权力行使的内容既有连续的一面,也有侧重点转移的一面。与传统学院时期董事会行使的权力内容相比,在转型的起步时期,董事会权力行使的侧重点是建立分析化学实验室和大学天文台、自然科学知识的引入以及理学学位的授予、文理系研究生课程的设置、演讲制的应用以及奖学金的设置;与起步时期董事会行使的权力内容相比,在转型的缓慢发展时期,董事会权力行使内容的侧重点是提升大学文理系入学标准;而与缓慢发展时期董事会行使的权力内容相比,在转型的快速发展时期,董事会权力行使内容的侧重点是专业学院的纷纷建立、建设大量科学实验室以及扩建已有的科学实验室、提高专业学院的入学标准与毕业标准。在密歇根大学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转型过程中,每一阶段董事会在行使权力时都利用各种资源作为他们权力行使的基础。在密歇根大学转型过程的三个阶段,董事会对个人资源运用的比例逐渐增大。在密歇根大学完成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的转型过程中,董事会主要发挥了三方面作用。第一,开启了密歇根大学的改革时代,同时在密歇根大学内部为改革的顺利完成营造和谐的氛围。第二,作为大学内部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通过批准财政委员会、或执委会或特别委员会每年制定的预算报告从而为密歇根大学实现转型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第三,作为大学内部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通过批准校内外各方提出的大学各项改措施从而为密歇根大学完成转型提供必要的合法性基础。
卞浩宇[9](2010)在《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文中指出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标志着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开端,同时也正式揭开了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的序幕。面对种种不利因素,马礼逊凭借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懈努力,很快掌握汉语并终成一代汉学大师。多年在华传教经历让马礼逊意识到,汉语学习对确保在华传教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为此他一方面大力呼吁推广汉语学习,另一方面积极创办汉语培训机构推广汉语教学。此外,马礼逊还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汉英、英汉字典、首次将《圣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多部汉语研究论着,为日后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提供了巨大帮助。继马礼逊之后,英、美等国来华传教士也纷纷加入到汉语学习与研究大潮中来。由美部会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中国境内第一份英文报刊《中国丛报》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报道和丰富翔实的史料,很快便成为这一时期西方了解、认识中国的主要媒介。从1832年创刊至1851年停刊,来华传教士们以《中国丛报》为交流平台,撰写、发表了大量研究性文章,从多个角度对汉语学习与研究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掀起了一轮汉语学习、研究热潮,其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的最高水平。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门户渐次开放。随着传教活动日益深入到中国各地,来华传教士们不得不面对中国的众多方言,于是方言学习和研究又成为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汉语学习与研究的新特点。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在华设立领事馆,出于自身职业需求,来华外交官们亦加入到汉语学习与研究浪潮中,其中又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翟理斯的研究最为突出。此外,这一时期汉语培训机构的蓬勃发展,也有效地实现了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模式从个体学习为主向以学校为中心的课程教育之转变。作为晚清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中、英混合语言,“别琴英语”无论在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等方面均深受汉语语言影响。因此,“别琴英语”在解决中西民间交往语言障碍的同时,也成为来华西方人认识、了解汉语的一种特殊渠道。从历史的角度对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不仅能够填补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空缺,完善学科发展;还能为今天西方人学习汉语提供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经验,同时对当代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深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现实意义。
靳艳华[10](2008)在《试论刘国钧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文中认为刘国钧先生是20世纪中国一位伟大的图书馆学家,杰出的图书馆学教育家,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刘国钧先生毕生从事图书馆事业,成绩卓着。本文阐述了刘国钧一生投身图书馆事业的经历,论述了刘国钧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杰出贡献。刘国钧先生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图书馆学家,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心血贡献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是一份珍贵的图书馆学遗产,也是一份丰富的学术资源。我们研究和总结刘国钧先生的思想和业绩就是为了吸取其精华,继承其严谨、求实的传统,学习其创新、敬业的精神,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与图书馆学研究的创新,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和工作能力,创造21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辉煌!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领域中,刘国钧先生是一位里程碑式的学者,他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拓荒者。刘国钧出生于十九世纪末,从他投身图书馆事业到与世长辞,正是中国从辛亥革命到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时期。刘国钧从大学毕业开始从事图书馆工作,此后60年的人生经历从未脱离过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本文在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研究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全面、系统的论述了刘国钧先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刘国钧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在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界,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他几乎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的所有专门领域里都有卓越的建树,他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史上成就最卓越、着述最丰富、贡献最杰出的学术大师之一。全文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结合中国20世纪图书馆发展的历史,论述了刘国钧先生一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第二部分论述了刘国钧先生在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刘国钧的一生大致分为五个阶段:金陵大学毕业留校工作;留学美国;学成归国,效力金陵大学;创办国立西北图书馆;任教北京大学。无论是在战乱频繁、国无宁日的20世纪上半期,还是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十年动乱时期,他始终坚持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并在图书馆学诸多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刘国钧先生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创立了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影响深远的图书分类法;建立了中文编目的规范和标准;取得了丰硕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确立了中国书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和学术框架;是中国图书馆自动化的创始人;又是诲人不倦的图书馆学教育家。文章综合了刘国钧先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以及图书馆学人对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术成就的评价,论述了刘国钧在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上的历史地位。
二、贵阳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29卷第1~6期主题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贵阳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29卷第1~6期主题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思路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4.3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二十世纪书法功能的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书法有什么“用”? |
第二节 艺术的总体功能与书法的功能 |
第三节 传统社会的书法功能和现代社会的书法功能 |
第四节 文献阐释与现象分析 |
第五节 书法功能研究的关联问题 |
第六节 概念说明 |
第二章 传统社会中的书法功能 |
小引 |
第一节 书法:教化的工具 |
一、儒家在书法功能观念方面的矛盾态度 |
二、儒家以书法为育人工具 |
三、身体和心性,个体和群体 |
四、讲求规矩与重视楷书 |
五、经典谱系和“书圣”的确立 |
六、伦理至上和以人论书 |
七、艺术功能与使用功能的并重 |
八、儒家书法的中和、雅正理想 |
第二节 书法:自然的迹化 |
一、道家对自然的尊崇 |
二、自然与书法风流 |
三、对临摹的重新认识 |
四、颠覆传统经典的文本和风格 |
五、解衣磅礴的书法创作状态 |
第三节 书法:天人同构的实现 |
一、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 |
二、天人相通与天人相类 |
三、天人合一与书法想象力的扩展 |
四、天人合一与书法创作灵感的发掘 |
五、以易解难与中介语汇 |
六、从自然与书法的同构到书法与人的同构 |
第四节 书法:益寿的良方 |
一、人类追求长寿的愿望 |
二、古代书法家是否长寿 |
三、书法益寿的信念 |
四、书法益寿的可能性 |
第五节 书法:虚拟的搏杀 |
一、崔瑗的《草书势》 |
二、势”的真义 |
三、书法中的“势” |
四、书法与兵法 |
第三章 书法在二十世纪的功能拓展 |
小引 |
第一节 书法:革命的匕首——以标语、题字、大字报为例 |
一、红军时期的标语 |
二、革命领袖的题词 |
三、文革中的大字报 |
四、标语、题词、大字报的异同和影响 |
第二节 书法:强国的利器——以于右任“标准草书”为例 |
一、于右任的书法成就 |
二、于右任的魏碑体书法 |
三、“标准草书”的创立 |
四、“标准草书”是于右任的自觉追求 |
五、强国的利器 |
六、唯科学主义追求的痕迹 |
七、在改革文字和保存国粹之间的妥协 |
第三节 书法:改造的见证——以沈尹默为例 |
一、从新文化到传统艺术的轨迹 |
二、第一次雅俗纠结:趋雅避俗 |
三、沈尹默的书法着述 |
四、《讲话》精神和解放初的文艺气氛 |
五、第二次雅俗纠结:避雅求俗 |
六、知识分子改造与艺术家的追求进步 |
七、第三次雅俗纠结:雅俗趣味的辩难 |
第四节 书法:外交的媒介——以中国和日、韩、欧、美的书法交流为例 |
一、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共同参与 |
二、书法外交的地域递进 |
三、书法外交的主要形式 |
四、中西艺术的融合出新 |
第五节 书法:审美的表达——书法自律追求的推进 |
一、从审美概念的引入到书法事业的体制形成 |
二、书法视野的空前扩展 |
三、书法家的绝对数量增长与相对比例下降 |
四、书法家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 |
五、书法展览的经常化和书法作品的美术化 |
第四章 书法功能的探索与书法的未来命运 |
第一节 书法取消主义和次要主义的脉络和发展 |
一、由来已久的书法取消主义和次要主义 |
二、赵壹的思想回声 |
三、书法和绘画领域均存在相似倾向 |
四、西方的类似思想 |
五、书法取消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余波 |
六、人的全面发展对艺术的肯定 |
第二节 书法中本质主义与“关系主义”的对立与表现 |
一、从本质追求到本质主义 |
二、本质主义与“关系主义” |
三、书法领域的本质主义氛围 |
四、书法本质主义的三种类型 |
五、书法本质主义的消极意义 |
六、书法“关系主义”的主张及其风险 |
第三节 书法自律主义的追求及其限度 |
一、纯诗、纯文学 |
二、“纯诗”、“纯文学”追求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
三、书法自律主义的合理追求和必要限度 |
参考书目 |
致谢 |
(3)《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基本思路、方法和重点难点 |
四、研究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解放》周刊的历史考察 |
第一节 《解放》周刊的创办 |
一、《解放》周刊创办的历史背景 |
二、《解放》周刊的创办和性格解读 |
第二节 《解放》周刊若干问题考述 |
一、《解放》周刊刊名考 |
二、《解放》周刊时间考 |
三、《解放》周刊停办问题考 |
第三节 《解放》周刊的文本解读 |
一、《解放》周刊所刊文本样态 |
二、《解放》周刊作者群考察 |
第四节 《解放》周刊的发行传播及其危机应对 |
一、注重公开发行和秘密翻印相结合,积极争取合法化 |
二、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成功化解“查禁”危机 |
三、《解放》周刊的广泛影响 |
第二章 《解放》周刊所刊重要理论文本考述与解读 |
第一节 《解放》周刊所刊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考述 |
一、抗战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传播概览 |
二、马克思恩格斯着作考述与研究 |
三、列宁着作考述与研究 |
四、斯大林着作考述与研究 |
第二节 《解放》周刊所刊毛泽东着作的总体审视及若干文本考述 |
一、毛泽东着作文本的总体审视 |
二、《解放》周刊所刊毛泽东若干着作考述 |
第三节 《解放》周刊所刊党的其他领导人着作概述 |
一、刘少奇着作概述 |
二、周恩来着作概述 |
三、朱德着作概述 |
四、任弼时着作概述 |
五、陈云着作概述 |
第三章 《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第一节 《解放》周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诉求的最好表达 |
一、抗战初期党面临的政治危局需要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来挽救 |
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错误倾向和外部的严峻挑战 |
第二节 《解放》周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的第一阵地 |
一、《解放》周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出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二、《解放》周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出场的最早文本载体 |
三、《解放》周刊及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深化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语境问题再思考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起源问题的再提出 |
二、“学术中国化”思潮与国共关于“中国化”论争的缘起 |
三、以国共两党为主体关于“中国化”的激烈论争 |
第四章 《解放》周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力推动 |
第一节 《解放》周刊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初步总结 |
一、“什么是革命经验、如何总结革命经验” |
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
三、“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四、“争取什么样的前途,建设什么样的国家” |
第二节 《解放》周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有力推动 |
一、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提出的必然性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前提 |
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
四、民族区域自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
第三节 《解放》周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有力推动 |
一、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提出 |
二、谁来写:文艺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主要践行者 |
三、写什么:抗战救亡的文学题材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的政治性 |
四、怎样写: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的阶级性 |
五、为谁写:普及与提高的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人民性 |
第四节 《解放》周刊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推动 |
一、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提出 |
二、建设什么样的政党,怎样建设党 |
三、什么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
四、什么是党内斗争,如何正确对待党内斗争 |
五、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
第五章 《解放》周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传播 |
第一节 高度重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 |
第二节 《解放》周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及时传播 |
一、《解放》周刊对毛泽东的宣传及其着作的传播 |
二、《解放》周刊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初步呈现 |
三、《解放》周刊对党的其他领导人着作的集中传播 |
第三节 纪念活动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重要方式 |
一、灵活多样的纪念形式为扩大了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二、特定的纪念对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准备 |
三、有效的纪念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
第六章 《解放》周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
第一节 经典着作的宣传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
一、较早译介经典着作,促进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 |
二、深入解读经典着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准备 |
三、坚持三个“相结合”,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 |
第二节 正确对待论争和错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 |
一、论争积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经验 |
二、党内民主的发扬有利于营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好氛围 |
三、正确对待错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面推进 |
第三节 创作主体的多元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动力 |
一、党的领导群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力引擎 |
二、理论工作群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支撑 |
三、共产国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部动因 |
第四节 传播方式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路径 |
一、以“人民大众”的刊物的准确定位,为大众化奠定了基调 |
二、充分利用多种渠道、采取贴近群众的艺术形式 |
三、党报党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傅路德:美国汉学的实践者与引导者(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与机遇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第二章 生平及主要学术活动 |
第一节 生平概述 |
第二节 主要学术活动 |
第三章 20世纪上半叶主要学术成就 |
第一节 奠定学术基础的着作 |
第二节 《中华民族简史》的编纂 |
第四章 《明代名人传》 |
第一节 《明代名人传》缘起 |
第二节 《明代名人传》编纂特点 |
第三节 人物传研究与美国汉学发展 |
第五章 推动汉学发展的实践活动 |
第一节 个人学术努力 |
第二节 积极参与活动推动学术发展 |
第六章 结语 |
附录 |
(一) 傅路德年表 |
(二) 傅路德生平着述 |
(三) 参考文献 |
后记 |
(5)《中华医学杂志》编辑排版格式的历史演变和规范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 材料与方法 |
2 结果 |
2.1 出版版式 |
2.2 封面设置 |
2.2.1 刊名要目型 |
2.2.2 刊名目录型 |
2.2.3 刊名整版型 |
2.2.4 刊名广告型 |
2.3 版权格式 |
2.4 栏目设置 |
2.5 索引编排 |
2.6 页眉设置 |
2.6.1 单双页页眉不同 |
2.6.2 论文首页页眉不同 |
2.6.3 单双页页眉相同 |
2.7 广告 |
3 讨论 |
3.1 《中华医学杂志》不愧为我国着名的科技期刊 |
3.2 《中华医学杂志》引领了我国科技期刊排版格式的规范化 |
3.3 科技期刊的发展与国家强盛、稳定和科技发达程度密切相关 |
4 建议 |
(6)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由来 |
二、研究意义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方法 |
五、学术史略 |
六、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发展历程 |
一、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
(一) 全面抗战前儿童教育的理论实践基础 |
(二) 战时难童涌现后国民政府的应对 |
(三) 抗战时期中国妇女的觉醒 |
二、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 |
(一) 缘起 |
(二) 筹备 |
(三) 成立 |
三、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展 |
(一) 保育会工作的开展 |
(二) 各省分会的成立 |
(三) 保育会内迁 |
四、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终结 |
(一) 儿童复员与家庭教育 |
(二) 保育会工作结束 |
第二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组织与经费 |
一、保育会组织架构与运作 |
(一) 总会组织机构设置 |
(二) 分会组织机构设置 |
(三) 保育院的组织结构 |
(四) 总会与分会的关系 |
二、保育会各项制度的制定及完善 |
(一) 保育会工作计划大纲的修订 |
(二) 各项调查统计制度的完善 |
(三) 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三、保育会的经费、物资来源及其管理 |
(一) 政府拨付 |
(二) 募捐 |
(三) 管理与使用 |
第三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保育院 |
一、保育院选址及与当地的关系 |
(一) 保育院院址的选择 |
(二) 保育院与当地百姓 |
二、保育院院长及教职员的选聘 |
(一) 保育院院长的选聘 |
(二) 保育院教职员的选聘及职责 |
三、各保育院变迁情况 |
(一) 总会直属保育院的变迁 |
(二) 各分会所属保育院的变迁 |
四、影响保育院变迁的因素分析 |
(一) 战争因素 |
(二) 经费拮据 |
(三) 管理不善 |
(四) 国共摩擦 |
第四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收容 |
一、保育会收容难童数量及收容时间 |
(一) 收容难童的数量 |
(二) 收容时间段 |
二、总会及各分会保育院难童来源 |
(一) 总会各直属保育院难童来源 |
(二) 分会保育院难童来源 |
(三) 陕甘宁边区保育院难童来源 |
三、保育会收容难童状况分析 |
(一) 难童的基本情况 |
(二) 难童家庭状况及入院前情况 |
(三) 难童身心状况 |
四、保育院难童出路 |
(一) 升学 |
(二) 习艺 |
(三) 参军 |
第五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保教思想 |
一、保育会的保教理念 |
(一) 抗战建国的战时教育 |
(二) 保育会的教育主旨 |
二、宋美龄的儿童保教思想 |
(一) 战时儿童保教的责任和意义 |
(二) 战时儿童保教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健全国民 |
(三) 战时儿童保教的核心是人格教育 |
三、曹孟君的儿童保教思想 |
(一) 战时集体儿童保育的意义 |
(二) 战时儿童保育院的性质 |
(三) 注重培养儿童民族意识 |
(四) 保育院教师的素质要求 |
四、陶行知的儿童教育理论 |
(一) 陶行知儿童教育理论在保育院 |
(二) 育才学校与保育会 |
第六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保教实践 |
一、保教合一的教养模式 |
(一) 合理、科学保育儿童 |
(二) 教育与保育的融合 |
二、新型的保教组织形式 |
(一) 有教无类的儿童集体保教 |
(二) 保育机构家庭化 |
(三) 儿童自治组织 |
三、保育院儿童保教实施 |
(一) 教育生活化、生活教育化 |
(二) 生产劳动教育 |
(三) 慈爱而严格的教育 |
(四) 保育院儿童教育问题探讨 |
(五) 保育院个案分析 |
结语 |
一、关于儿童教育的认识 |
二、对儿童公育的思考 |
三、对当前留守儿童教育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缘起 |
1.1.1 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1.1.2 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述要 |
1.1.2.1 受质疑的《泰西民法志》的翻译 |
1.1.2.2 学界认同的《万国公报》的最早翻译 |
1.1.2.3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翻译 |
1.1.2.4 赵必振在《近世社会主义》里对《共产党宣言》摘译 |
1.1.2.5 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里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
1.1.2.6 朱执信等在《民报》的翻译 |
1.1.2.7 刘师培等在《天义报》的翻译 |
1.1.2.8 其他翻译(以时间为序) |
1.1.3 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1.1.3.1 民国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三重诱因 |
1.1.3.2 民国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译学向度 |
1.1.3.3 翻译主体对马克思主义态度 |
1.2 民国史分期 |
1.3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界定 |
1.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界定 |
1.3.2 经典作家的经典着作界定 |
1.4 “翻译史”释义 |
1.4.1 “翻译史”的性质和特征 |
1.4.2 “翻译史”的对象和方法 |
1.4.3 “翻译史”的旨趣和意义 |
1.4.4 “翻译史”的掘进和创新 |
1.5 文献综述 |
第二章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 年) |
2.1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2.1.1 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式诞生 |
2.1.2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总体概貌 |
2.2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2.2.1 《泰西民法志》里的翻译 |
2.2.2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
第三章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 至 1928 年) |
3.1 袁世凯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 至 1916 年) |
3.1.1 袁世凯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3.1.2 袁世凯统治时期《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
3.2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6 至 1920 年) |
3.2.1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3.2.2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 |
3.2.2.1 《共产党宣言》翻译 |
3.2.2.2 《雇佣劳动与资本》翻译 |
3.2.2.3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翻译 |
3.2.2.4 《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翻译 |
3.2.2.5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3.2.3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3.2.3.1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快速传播的原因 |
3.2.3.2 早期国民党人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评价 |
3.2.3.3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助推 |
3.3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0 至 1924 年) |
3.3.1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3.3.2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3.3.2.1 《共产党宣言》翻译 |
3.3.2.2 《资本论》翻译 |
3.3.2.3 《哥达纲领批判》翻译 |
3.3.2.4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翻译 |
3.3.2.5 《工资价格和利润》全译 |
3.3.2.6 《反杜林论》翻译 |
3.3.2.7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翻译 |
3.3.2.8 《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翻译 |
3.3.2.9 《国家与革命》翻译 |
3.3.2.10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翻译 |
3.3.2.11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翻译 |
3.3.2.12 《恩格斯〈资本论〉入门》翻译 |
3.3.2.13 《阶级争斗》翻译 |
3.3.2.14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3.3.3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3.3.3.1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传播及中国共产党诞生 |
3.3.3.2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构成 |
3.3.3.3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引进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
3.3.3.4 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表征 |
3.4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4 至 1928 年) |
3.4.1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3.4.2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3.4.2.1 《列宁主义基础》翻译 |
3.4.2.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翻译 |
3.4.2.3 《国家与革命》翻译 |
3.4.2.4 《左派幼稚病》翻译 |
3.4.2.5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全译 |
3.4.2.6 《哲学的贫困》翻译 |
3.4.2.7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翻译 |
3.4.2.8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的翻译 |
3.4.3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3.4.3.1 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传播辨析 |
3.4.3.2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强烈的实践性 |
3.4.3.3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列宁着作的翻译出版述评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 至 1949 年)(上) |
4.1.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 至 1937 年) |
4.1.1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4.1.2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4.1.2.1 《共产党宣言》翻译 |
4.1.2.2 《资本论》翻译 |
4.1.2.3 《政治经济学批判》翻译 |
4.1.2.4 《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 |
4.1.2.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翻译 |
4.1.2.6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翻译 |
4.1.2.7 《自然辩证法》翻译 |
4.1.2.8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翻译 |
4.1.2.9 《反杜林论》翻译 |
4.1.2.10 《哲学的贫困》翻译 |
4.1.2.11 《工资、价格及利润》翻译 |
4.1.2.12 《雇佣劳动与资本》翻译 |
4.1.2.13 《神圣家族》翻译 |
4.1.2.14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翻译 |
4.1.2.15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 |
4.1.2.16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翻译 |
4.1.2.17 《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翻译 |
4.1.2.18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4.2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4.2.1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唯物辩证法翻译热”的深层诱因 |
4.2.2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唯物辩证法翻译热”主要表征 |
4.2.3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列宁着作的翻译出版述评 |
4.2.4 《德意志意识形态》译本的评价 |
4.2.4.1 高语罕《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译本的评价 |
4.2.4.2 杨东莼、宁敦伍《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译本的评价 |
4.2.4.3 荃麟《社会意识形态概说》译本的评价 |
4.2.5 艾思奇《大众哲学》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 |
4.2.5.1 与中国当时的具体实际相契合 |
4.2.5.2 首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先河 |
4.2.5.3 为抗战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做出重要功绩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1949 年)(中) |
5.1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37 至 1945 年) |
5.1.1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总体概貌 |
5.1.2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5.1.2.1 《共产党宣言》翻译 |
5.1.2.2 《资本论》的翻译 |
5.1.2.3 《工资、价格和利润》翻译 |
5.1.2.4 《雇佣劳动与资本》翻译 |
5.1.2.5 《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 |
5.1.2.6 《哥达纲领批判》翻译 |
5.1.2.7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翻译 |
5.1.2.8 《从空想的社会主义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翻译 |
5.1.2.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 |
5.1.2.10 《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摘译 |
5.1.2.11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翻译 |
5.1.2.12 《帝国主义论》翻译 |
5.1.2.13 《马克思墓前演说》翻译 |
5.1.2.14 《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底作用》翻译 |
5.1.2.15 《哲学底贫困》翻译 |
5.1.2.16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5.2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5.2.1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乃时局与党理论建设之迫切诉求 |
5.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是我党一贯的理论需要 |
5.2.1.2 党迫切需要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用以指导当时斗争实际 |
5.2.2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社会条件 |
5.2.2.1 国民党反动派严加查禁 |
5.2.2.2 根据地翻译出版条件极端困难 |
5.2.2.3 我党高度重视并有效组织翻译工作 |
5.2.3 《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的历史评价 |
5.2.3.1 郭沫若摘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评价 |
5.2.3.2 章克标以“名着精髓”形式推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评价 |
5.2.3.3 吴恩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略评价”述评 |
5.2.3.4 周建人摘译《德意志观念体系》述评 |
5.2.4 抗日战争时期列宁着作的翻译出版述评 |
5.2.5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5.2.5.1 延安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5.2.5.2 重庆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5.2.5.3 上海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5.2.5.4 武汉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5.2.5.5 其他地区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5.2.6 抗日战争时期国外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5.2.7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类别 |
5.2.7.1 马克思主义哲学类 |
5.2.7.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类 |
5.2.7.3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类 |
5.2.7.4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类 |
5.2.8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特点 |
5.2.9 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着作翻译概述 |
5.2.10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
5.2.10.1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文化建设的影响 |
5.2.10.2 有力促进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最终形成 |
5.2.10.3 大力促进了党的干部教育 |
5.2.11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存在的问题 |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 至 1949 年)(下) |
6.1 国共协商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5 至 1946 年) |
6.2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6 至 1949 年) |
6.2.1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6.2.2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6.2.2.1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翻译 |
6.2.2.2 《剩余价值理论》翻译 |
6.2.2.3 《共产党宣言》翻译 |
6.2.2.4 《哲学的贫困》翻译 |
6.2.2.5 《政治经济学批判》翻译 |
6.2.2.6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 |
6.2.2.7 《自然辩证法》翻译 |
6.2.2.8 《国家与革命》翻译 |
6.2.2.9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翻译 |
6.2.2.10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翻译 |
6.2.2.11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6.2.3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6.2.3.1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深度认知 |
6.2.3.2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要求 |
6.2.3.3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经典着作翻译对整党运动助推 |
6.2.3.4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经典着作翻译对党自身建设助推 |
6.2.3.5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经典着作翻译对党制度建设助推及现实启示 |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
7.1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7.1.1 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7.1.2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回顾 |
7.1.3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7.2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
7.2.1 何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
7.2.1.1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多维内涵 |
7.2.1.2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厚重意蕴 |
7.2.1.3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路径 |
7.2.2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
7.3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7.3.1 何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7.3.2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脉络梳理 |
7.3.2.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肇始 |
7.3.2.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探 |
7.3.2.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奠基 |
7.3.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诉求 |
7.3.4 大众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
7.3.4.1 马克思主义必须充分掌握群众 |
7.3.4.2 握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着力点 |
7.3.5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7.3.5.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础 |
7.3.5.2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吁求 |
7.3.5.3 民国时期我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启示 |
第八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 |
二、中文着作(以时间排序) |
三、中外报刊论文 |
(一)建国前报刊及论文 |
(二)建国后期刊论文 |
四、学位论文(以时间排序) |
五、国外学者着作译着 |
(一)德国学者着作译着 |
(二)英国学者着作译着 |
(三)美国学者着作译着 |
(四)日本学者着作译着 |
(五)匈牙利学者着作译着 |
(六)其他国家学者着作译着 |
六、外文资料 |
附录 1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出版概述 |
一、全集和补卷类 |
二、选集类 |
三、选读本类 |
四、单行本类 |
五、专题文集、言论集类 |
附录 2 1949 年后台湾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研究概述 |
一、50 年代概况 |
二、60 至 70 年代概况 |
三、80 年代以来概况 |
四、总体评价 |
附录 3 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研究概述 |
一、近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概况 |
二、近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具体话语 |
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译介与研究 |
四、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译介与研究 |
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核心课题 |
致谢 |
读博期间所发文章及所获奖励 |
一、发学术期刊论文(29 篇) |
(一)发核心期刊论文(8 篇) |
(二)发其他期刊文章(21 篇) |
二、发各级报纸的学术论文(22 篇) |
三、发报刊的言论、散文等(10 篇) |
四、获奖统计(13 项) |
五、发中央级等最重要媒体并引较大反响的论文和散文(38 篇) |
(8)董事会权力变迁与密歇根大学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三、核心概念 |
四、文献综述 |
五、理论基础 |
六、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转型之前的密歇根大学董事会 |
第一节 前传统学院时期密歇根大学董事会 |
第二节 传统学院时期密歇根大学董事会 |
第二章 转型的起步时期密歇根大学董事会 |
第一节 从任命制董事会到民选制董事会 |
第二节 转型的起步时期董事会行使的权力 |
第三节 转型的起步时期董事会权力行使的基础 |
第三章 转型的缓慢发展时期密歇根大学董事会 |
第一节 从等长任期制到交错任期制 |
第二节 转型的缓慢发展时期董事会行使的权力 |
第三节 转型的缓慢发展时期董事会权力行使的基础 |
第四章 转型的快速发展时期密歇根大学董事会 |
第一节 转型的快速发展时期董事会行使的权力 |
第二节 转型的快速发展时期董事会权力行使的基础 |
第三节 转型的快速发展时期董事会权力行使发挥的作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中文资料 |
英文资料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三、学术史综述 |
四、相关概念界定、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晚清前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与研究 |
第一节 唐代来华景教士的汉语学习与研究 |
一、景教在华传播概况 |
二、景教士的译经活动及其汉语水平 |
第二节 元代来华西方人对汉语的论述 |
一、柏朗嘉宾与《柏朗嘉宾蒙古行记》 |
二、鲁布鲁克与《鲁布鲁克东行记》 |
三、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 |
四、孟高维诺等传教士的中国书简 |
第三节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研究 |
一、16 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来华传教士对汉语的论述 |
二、来华耶稣会士的汉语学习与研究 |
第二章 马礼逊开创汉语学习与研究新时代(18005-18305) |
第一节 马礼逊与汉语学习 |
一、马礼逊来华前的汉语学习 |
二、马礼逊来华后的汉语学习 |
第二节 马礼逊与早期汉语教学 |
一、呼吁推广汉语学习 |
二、担当汉语教师 |
三、创办汉语培训机构 |
第三节 马礼逊汉语研究成就 |
一、以英语语法框架构建汉语语法体系——编着《通用汉言之法》 |
二、第一部汉英、英汉字典——编纂《华英字典》 |
三、第一部完整的《圣经》中译本——翻译《圣经》 |
四、其他汉语研究成果 |
第三章 《中国丛报》和汉语学习与研究热潮(18305-18505) |
第一节 裨治文与《中国丛报》 |
一、裨治文来华 |
二、创办《中国丛报》 |
第二节 以《中国丛报》为中心的汉语学习与研究 |
一、倡导汉语学习 |
二、论述汉语语言文字特点 |
三、探讨汉字注音方案 |
四、研究汉语语法 |
五、交流汉语教、学方法 |
第三节 汉语教材、工具书的编写 |
一、《广州方言中文文选》 |
二、《拾级大成》 |
第四章 汉语学习与研究的深入拓展(18605-19105) |
第一节 汉语学习与研究内容的拓展——方言学习与研究 |
一、方言学习与研究的兴起 |
二、传教士的方言学习方法 |
三、传教士的方言研究成果 |
第二节 汉语学习与研究主体的拓展——外交官的加入 |
一、来华外交官的选拔和培训 |
二、外交官的汉语研究成果 |
第三节 汉语教学实践和理念的拓展——汉语培训机构的创办与发展 |
一、内地会率先创办汉语培训学校 |
二、教会各界对“课程教育”理念的探讨 |
三、汉语培训学校的兴起 |
第五章 西方人认识了解汉语的特殊渠道——“别琴英语” |
第一节 “别琴英语”的历史演变 |
一、“澳门葡语”——“别琴英语”的前身 |
二、“广州英语”——“别琴英语”发展的早期阶段 |
三、“洋泾浜英语”——“别琴英语”发展的鼎盛时期 |
四、“别琴英语”的消亡 |
第二节 “别琴英语”特点剖析及其再思考 |
一、语言的“本土化” |
二、学习的“双向性” |
三、“别琴汉语”——对“别琴英语”的再思考 |
结语 |
一、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之成就及影响 |
二、历史的经验和借鉴——对当今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论着 |
后记 |
(10)试论刘国钧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刘国钧生平简介 |
二、刘国钧学术成就概述 |
三、本选题研究现状 |
四、本选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
第一章 刘国钧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
第一节 初出茅庐 留校工作 |
一、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兴起 |
二、刘国钧金陵大学毕业留校工作 |
第二节 留学美国及学成归来 |
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图书馆事业 |
二、留学美国 勤奋学习 |
三、学成归来 大展宏图 |
第三节 创办国立西北图书馆 |
一、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图书馆事业 |
二、历尽艰辛 创建国立西北图书馆 |
三、刘国钧对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主要贡献 |
第四节 刘国钧在北京大学 |
一、解放后的中国图书馆事业 |
二、刘国钧在北京大学 |
1、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
2、潜心科研,成果卓着 |
3、高瞻远瞩,中国图书馆现代化的创始人 |
第二章 世纪大师——刘国钧在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 |
结论 |
注释 |
参考文献 |
后记(含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贵阳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29卷第1~6期主题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2]二十世纪书法功能的拓展[D]. 许伟东.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3]《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 李鹏.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5)
- [4]傅路德:美国汉学的实践者与引导者[D]. 朱东方. 华东师范大学, 2013(S2)
- [5]《中华医学杂志》编辑排版格式的历史演变和规范化研究[J]. 杜云祥,潘云涛,陈锐,马峥,王颖,郝继英,杨春华,刘伟,刘桂玲,刘娜,王天津,黄思敏.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3(02)
- [6]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D]. 张纯.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7]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D]. 邱少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1(12)
- [8]董事会权力变迁与密歇根大学转型研究[D]. 崔高鹏. 北京师范大学, 2011(08)
- [9]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D]. 卞浩宇. 苏州大学, 2010(10)
- [10]试论刘国钧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D]. 靳艳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08(06)
标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