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论文文献综述）
胡键[1]（2022）在《中美竞合关系——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何以可能?》文中研究表明拜登政府以"竞合关系"来重新定义中美关系,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美关系更是一路向下,引起众多学者对中美关系作出"回不去了"的判断。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主权国家总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优先的位置,因而,国家间关系就必然存在着竞争。竞合关系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矛盾分歧与利益竞争,实际上是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这才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中美无论是否存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差异,竞合关系始终存在。因此,当前中美关系的困境并不是这些差异的问题,而是在具体利益上的分歧导致的认知紧张,而这些差异则在利益矛盾下强化了双方的认知紧张,甚至导致信任赤字。不过,看待中美关系也不能过于悲观,双方若重新回到彼此尊重对方利益、地位、国际声望的状态,中美竞合关系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走向正和博弈。
韩佶[2]（2021）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析论（2017-202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刘天竹[3]（2021）在《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 ——以对冲战略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后,美国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是维持和强化全球霸权地位,惯于以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制度等标准来衡量其国家利益,进而在应对不确定性和规避战略风险的现实诉求中评估成本和收益,并对中国实施对冲战略。虽然近三十年来中美关系持续起伏波折,但对冲战略使双方在总体上保持了既冲突又合作的局面。进入21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和战略重心进一步东移,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国际环境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9·11”事件的发生,给美国和世界安全局势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对美国全球战略走向和国家安全研判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强劲持续的发展态势等共同促成的“中国崛起”现象虽然是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但在客观上冲击了美国主导下的既有国际秩序。在美国看来,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球性多领域的力量变化是世界局势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面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扰动、地区和国际安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增大的背景下,美国基于成本—收益的现实考量,认为对中国实行遏制或其他强硬手段所带来的成本风险极大,可能造成成本远高于收益的尴尬境况,而通过对华合作来抵消美国自身的经济、金融、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风险则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由此,小布什政府提出对华实行战略对冲,此后奥巴马政府将合作与防范的“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作为对华战略的首选,特朗普时期伴随中国强势崛起在对华对冲战略中对抗性工具的比例快速上升。追根溯源,美国为应对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试图将中国“融入”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抵消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其所实施的“接触+防范”的对华政策已营造出对冲战略环境,形成了对华对冲战略的基本雏形。对冲理论广泛应用时间不长,尚未形成共识性的理论认知和分析框架。基于既有研究,本文认为对冲战略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加深、国际体系加速变迁、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实力对比持续变化的背景下,国家行为体从务实的角度出发,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避或抵消风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自身能力和外部局势为参照,综合运用合作性和对抗性手段所采取的多元化政策组合。伴随国家实力对比和国际形势变化,对冲战略的目标不仅是为了简单化的规避不确定性或抵消风险,而且还注重相关举措的灵活性和务实度,尤其是进行成本—收益—风险的体系性评估。即综合分析国家实力及其对比关系、战略实施的成本与风险以及可能产生的收益等内容,由此制定差异化的对外策略,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和工具以谋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其中,双环境结构是影响对冲战略强度的两个层面的关键因素:一是以国家利益排序和国家能力为基础的内部环境的影响;二是包含全球化发展、国际体系结构变化（主要是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相对实力的变迁）、威胁认知等在内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上述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相互扯动,成为影响对冲战略工具组合和战略强度选择的主要变量。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旨在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深入辨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背后的逻辑。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叠加的大背景下,国际局势走向更具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也进一步加剧。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定位看,其认定中国是美国具有持久挑战能力的竞争对手,受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凸显短期见效的功利化特点,这意味着在短期内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仍会呈现强势进攻的态势且不会偏离对冲战略的轨道。在对冲战略的基本思路和框架下,伴随美国国内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中美日益接近的国家实力、中国日益增强的政治自信和国际影响力、两国迥异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以及美国对华威胁认知不断强化等内外双环境结构的综合作用,致使美国在多领域对华展开制衡、牵制等一系列对抗性工具的比例快速上升,其对华政策越发强硬。这从拜登政府上台后对华政策的表态和举动中可见一斑,是其基于成本—收益—风险评估后作出的战略抉择。由于美国对华发动战争或采取更加强硬、成本更高的政策手段加大遏制的动力不足或得不偿失,因此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仍会在对冲战略的范围内徘徊调整。中国要坚持底线思维和展开灵活应对,通过制度性对话和合作努力防范中美重大风险,要抓住抓紧中国周边这一地缘战略关键地带,积极营造周边地区宽松有利环境,务实打造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冯亚茹[4]（2021）在《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是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下美国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从背景、手段与目标设定、权力资源的运用、实施维度的确定均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整体规划为导向,对华经济政策是其对华战略竞争的有力支撑。特朗普政府希望借此对华形成遏制性竞争之势又不至于诱发双边全面冲突。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调整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忧虑、美国对华认知与定位的改变及其国内政治因素的变化息息相关。自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的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为此次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伴随与此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新的定位——战略竞争对手。华盛顿当局对华鹰派执政、美国民粹主义的泛滥、利益集团的对华经济压制诉求以及国会内部对华不友善上升为主流等因素共同形成了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经济政策的国内背景。同时,这一政策的制定也是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霸权护持目标的必然选择。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是其实现对华战略竞争目标的重要工具,其政策目标的设定远远超出经济层面解决双边经贸问题、保持美国经济优势、扩展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秩序等,还包括维护其印太地缘经济利益,护持全球霸权。为最大程度的实现战略目标,特朗普政府在手段选择上也十分多样,包括:组建“遏华”联盟、增加“长臂管辖”、舆论抹黑和安全威慑等。在研究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时,明确其可依托的实力资源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可用的硬权力资源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科技实力、超脱的美元霸权和领先的军事实力,软权力资源包括:国际制度资源和话语资源。中美两国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任何一方的政策选择均会产生深远的地区和国际影响。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不仅仅局限于在双边层面上通过关税施压、技术脱钩、金融施压等方式压制中国;还竭力在地区层面通过实施印太地缘经济围堵、制定新的地区经济规则等方式恶化中国经济的外部发展环境;在国际组织内部挤压中国以及谋求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在实施维度上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用心险恶。与历任美国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相比,特朗普政府极力强调政策目标的遏制性,希望通过经济施压延缓甚至掐断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政策目标上撕下了自由民主的伪装,代之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以权力逻辑指导对华经济政策的展开,政策内容上则建立了经济与安全的密切联动,将经济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通观特朗普总统执政四年来的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并未实现目标上所宣称的解决中美之间业已有之的问题矛盾。虽然其粗暴的经济竞争的确对中国短时间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中国采取了灵活的博弈手段,展开了成效鲜明的对等制裁,因此从更长远来讲,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未能全部达到其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技术成长、地缘经济影响力增长的目的。虽然特朗普总统已离任,但其战略遗产依然保留在新政府对华议程表里。拜登政府视中国为“严肃的竞争对手”,在对华经济政策上更是承袭了上届政府的政策,不仅未取消中美之间的高额关税,而且还进一步扩展了对华经济竞争的手段,以同盟和价值观为抓手,继续谋求全球价值链“去中国化”,强化对华技术限制,对华实施遏制性竞争的经济政策,对华经济竞争从极限施压、速战速决转向构筑长期竞争基础。美国对华经济竞争成为较长时期内美国对华战略博弈的重要一环,是中美战略竞争“重地”。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是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一次重大改变,对未来双边关系影响深远。中国在应对美国对华经济竞争之时,要时刻保持战略清醒,树立坚定认知: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承载着深刻的战略竞争意涵,对中国经济、安全、政治的破坏性都不容小觑。“打铁还需自身硬”,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竞争对中国敲响了警钟。新时期,新变局。中国要以壮士断腕的气魄破除积弊,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经济社会治理能力建设。避免战略盲动,积极谋求将中美经济竞争推向良性轨道,通过加强与美沟通,建立符合双边利益和战略安排的竞争规范,探索包容性经济竞争的良性互动模式,积极构筑战略牵制,“以实力求和平”,在特定领域保持对美不对称优势,引领国际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塑造更加有利的外部坏境,努力减少影响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负外部因素。
刘彬彬[5]（2021）在《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文中提出2018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施加关税,与美国形成竞争的制造业行业征税覆盖率超过70%,其中劳动密集型及高技术行业为重点制裁对象。现有文献分析,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主要集中于遏制中国新兴产业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就业问题等。鲜有文章以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变化为切入点来分析中美经贸摩擦的形成乃至激化,最终引致贸易战。由于中美制造业贸易结构由产业结构决定,因此,本文以贸易背后的产业为视角,考察中美制造业产业之间的互动规律,探讨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变化与经贸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的逻辑关联,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出建议。对中美制造业经贸规模与结构进行分析。从中美制造业对外贸易规模与结构来看,2000-2018年,中美制造业对外贸易规模发展迅速,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顺差呈现增长趋势。2000-2008年,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集中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领域,美国竞争优势集中于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2010年后,中国制造业商品结构发生“质”变,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扩大,在保持对美国的出口占比的同时,呈现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扩展的趋势,世界对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依存度增加。从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规模与结构来看,1980-2000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尚未形成规模。2000-2008年,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单向性趋势,中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流量增速波动较小。2010-2018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加快,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从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拓展,但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重较低,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由单向性向双向性趋势转变。对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基础来看,通过构建制造业产业同构性指数,发现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明显,互补性较强,直接替代或竞争的领域有限,这种差异性源于中美制造业产业内部构成差异及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次,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条件来看,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通过传统制造业产业转移效应、新兴制造业产业促进效应来影响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变迁,推动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同时,通过技术外溢效应、资本积累效应、贸易互补效应、推动中美贸易逆差的产生。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以垂直型产业分工为主,美国贸易条件整体优于中国。其次,通过贸易互补性指数（TCI）、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对中美贸易中的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8年,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强,其中,互补性强的行业集中于纺织品、鞋靴制品、家具制品、金属及制品、运输设备、飞机、航空器、电子精密仪器设备及其零部件等劳动密集型及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此阶段,贸易增量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2009-2018年,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减弱,互补性趋势下降的行业集中于纺织、服装及皮革业、木材加工（家具除外）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以及家具制品和其他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此阶段,贸易增量的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类型由垂直型向水平型发展。最后,基于全球化互补效应背景下,由于中美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的不同,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产业跨国转移的及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而推进,并促进中美经济快速发展。对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基础来看,构建产业结构同构性指数,发现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出现,且与德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接近。这种趋同趋势体现在中美制造业行业内部结构变化上,2010年后,中美制造业在高技术领域重合度上升,与美国多行业构成竞争与潜在竞争关系。其次,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条件来看,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通过竞争效应、市场集中效应来影响东道国市场结构,同时,促进东道国与投资国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制造业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再次,通过显示性相对比较优势指数（VRCA）、Michaely波动指数（MI）、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S）对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9年,中美制造业贸易整体以互补性为主,高技术行业贸易竞争性趋势微弱。2010-2018年,中美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业、木材加工（家具除外）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等;中低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金属制品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等具备竞争性,同时,在原本不具备竞争性的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如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高速列车和轨道车辆制造）、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少数化工产品制造业（核反应堆）、少数机械设备制造业（机械器具）也与美国形成竞争与潜在竞争关系,中美制造业在高技术行业中竞争性趋势出现。最后,中美贸易中的制造业产业竞争性是在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逐年增长、高技术制造业贸易发展迅速、制造业全球进出口地位提高,全球原材料市场竞争激烈,国际产业结构日益趋同化,中美进入技术竞争新阶段中实现的。对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形成机理与成因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来看,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引发经贸摩擦根源在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要素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资源,对于规模经济不变且受资源与环境约束的产业,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反而会导致成本的提高,同时资源与环境要素成本也随之增加,此时,生产成本大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中国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性不断增强,冲击到了美国国内相关企业市场份额,造成利益分配不平衡。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引发经贸摩擦升级根源在于,当发展中国家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保留产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会造成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经济体量大幅度减少,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停滞导致生产率出现瓶颈,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带来的收益小于份额缩小的损失,此时两国进入“冲突”区,保留产业处于竞争状态,互补互利趋势发生变化。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成因来看,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率高于美国,中美技术竞争进入新阶段。同时,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质”变,由组装加工产品向高技术产品转移,高技术出口产品复杂度提高,出口地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扩展,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产品贸易依存度增加,冲击了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垄断局面,互补互利趋势发生变化,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虽然,美国一直处于制造业贸易逆差,但中美贸易不平衡不仅来源于美国贸易逆差同时还有跨国公司利润的贡献。同时,中美商务部在统计出口贸易价格的方式与转口贸易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对货物贸易的统计高估了中国的贸易顺差。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表现来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产业成为实施“双反”调查主要对象,中美经贸摩擦由劳动力密集转向科技密集领域,贸易保护措施向高端制造升级。同时,美国加大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投资限制,中兴、华为等高技术制造企业成为贸易制裁的重点对象。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基于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从政府和企业层面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应对策略。
廖仁郎[6]（2021）在《百年大变局视野下中国睦邻外交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关照宇,赵文博[7]（2021）在《双向互动——当“碳中和”遭遇中美战略竞争》文中提出"碳中和"是涉及技术变革、能源革命、生产方式更新的全经济规模的革命。在中美进入战略竞争的历史阶段,"碳中和"与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呈现双向互动的局面,"碳中和"影响中美战略竞争走向,同时"碳中和"的实现路径也受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约束。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碳中和"拓展了中美战略竞争边界,增加了中美在贸易、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冲突风险,并可能导致中美陷入相互指责的漩涡,进一步破坏中美政治互信,造成气候问题意识形态化;二是"碳中和"为中美战略竞争提供"缓冲带",围绕"碳中和"开展的中美气候外交有望成为当下中美外交取得进展的有力抓手,并在长期作为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支点;三是中美战略竞争也将影响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关系"碳中和"能否以较低成本、较快速度、较大收益的方式实现。
王周瑜[8]（2021）在《地缘位势与双边关系的互动规律探讨 ——以中美在东盟10国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刘胜湘,陈飞羽[9]（2021）在《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比较》文中研究指明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分析大国竞争的重要视角。二战后,在大国恶性竞争的传导路径引导下,美苏争霸不断发酵直至冷战生成。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再次浮现,如何理解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学界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分阶段演进,缘起于竞争舆论,发展于竞争决策与竞争政策实践,形成于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阶段反映不同的竞争状态,不同的竞争角色承担建构不同竞争状态的责任。建构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的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只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竞争回应,维持有效的复合沟通机制及寻找利益关系平衡的"谢林点",才能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良性竞争关系,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曹玮[10]（2021）在《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VAR模型分析》文中提出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战略第三方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探究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文章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研究发现,随着美国对中国的遏压加剧,印度和俄罗斯对华政策中的冲突性因素可能增加,而欧盟则可能改善对华关系。美国改善与欧盟关系将导致欧盟采取对华疏远的政策,美国对印度的持续示好和拉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印度加强对中国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对华政策则不受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根据上述发现,如果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和加剧,中俄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可能显现,甚至可能出现印俄两国同时对中国构成挑战的被动局面,欧盟则可能成为缓解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重要突破口。
二、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竞合关系——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何以可能?（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家间关系的常态与新变化 |
| 二、中美关系真的回不去了吗? |
| 三、中美关系陷入困境的根源是什么? |
| 四、中美竞合关系正和博弈的路径设计 |
| 五、结 语 |
（3）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 ——以对冲战略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2.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内研究现状 |
| 2.2 国外研究现状 |
| 3.研究框架与方法 |
| 3.1 研究框架 |
| 3.2 研究方法 |
| 4.创新与不足之处 |
| 4.1 主要创新 |
| 4.2 不足之处 |
| 第1章 对冲战略的理论沿革与分析框架 |
| 1.1 对冲战略理论的源起与演进 |
| 1.1.1 对冲战略理论的源起 |
| 1.1.2 对冲战略理论的演进 |
| 1.2 对冲战略理论的分析框架 |
| 1.2.1 应对不确定性 |
| 1.2.2 抵消风险 |
| 1.2.3 成本—收益—风险评估 |
| 1.3 双环境结构与对冲战略的强度 |
| 1.3.1 内部环境与对冲战略的强度 |
| 1.3.2 外部环境与对冲战略的强度 |
| 1.3.3 威胁认知与对冲战略强度的调整 |
| 小结 |
| 第2章 对冲战略视阈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因素 |
| 2.1 应对不确定性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 |
| 2.1.1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 |
| 2.1.2 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 |
| 2.2 抵消风险与推动东亚离岸平衡战略 |
| 2.2.1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出 |
| 2.2.2 “印太战略”的布局与强化 |
| 2.3 成本—收益考量与美国的国家安全诉求 |
| 2.3.1 权力诉求 |
| 2.3.2 制度诉求 |
| 2.3.3 身份诉求 |
| 2.3.4 价值诉求 |
| 小结 |
| 第3章 对冲战略视阈中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动因 |
| 3.1 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华政策 |
| 3.1.1 冷战思维的延续与发展 |
| 3.1.2 民粹主义的抬头趋势 |
| 3.2 权力转移与美国对华政策 |
| 3.2.1 美国经济实力的变化 |
| 3.2.2 中美利益平衡的变化 |
| 3.3 威胁认知与美国对华政策 |
| 3.3.1 中国快速崛起的影响 |
| 3.3.2 中美异质文明的差别 |
| 小结 |
| 第4章 对冲战略演进下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
| 4.1 对冲战略的雏形与起步阶段 |
| 4.1.1 老布什时期对华政策 |
| 4.1.2 克林顿时期对华政策 |
| 4.2 对冲战略的发展与转变阶段 |
| 4.2.1 小布什时期对华政策 |
| 4.2.2 奥巴马时期对华政策 |
| 4.3 对冲战略的弱合作与强对抗阶段 |
| 4.3.1 特朗普时期极限施压政策 |
| 4.3.2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 |
| 小结 |
| 第5章 对冲战略视阈中美国对华政策影响与趋势 |
| 5.1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
| 5.1.1 增强亚太地区军事存在 |
| 5.1.2 针对性强化同盟关系网络 |
| 5.1.3 突出价值观外交的对抗 |
| 5.2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战略影响 |
| 5.2.1 中美竞争性趋势增强 |
| 5.2.2 区域安全困境恶化 |
| 5.2.3 多边主义面临挑战 |
| 5.3 中国的应对策略 |
| 5.3.1 防范出现重大风险 |
| 5.3.2 巩固周边安全环境 |
| 5.3.3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4）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评阅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背景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内容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评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说明 |
| 五、论文结构安排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战略忧虑 |
| (一)中美经济实力的接近触发美对华遏制 |
| (二)新技术竞争深化美对华焦虑 |
| (三)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发美对华担忧 |
| (四)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加剧美国对华战略疑虑 |
| 二、美国对华认知与定位的转变 |
| (一)美国对华认知的转变 |
| (二)美国对华竞争对手的新定位 |
| 三、特朗普对华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因素变化 |
| (一)华盛顿当局内部保守主义势力 |
| (二)国会内部的对华强硬声音 |
| (三)民粹主义的助推作用 |
| (四)利益集团主导性偏好的改变 |
| 四、霸权护持目标下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变迁 |
| (一)遏制主导下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二)安全牵制下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三)“接触”主导下的对华经济政策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目标、手段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目标 |
| (一)维护美国经济竞争优势 |
| (二)维护美国印太地缘经济影响力 |
| (三)护持美国全球霸权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手段 |
| (一)组建“遏华”经济联盟 |
| (二)增加“长臂管辖” |
| (三)舆论抹黑中国 |
| (四)强化安全威慑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全球经济秩序主导国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实施维度 |
| 一、国家间层面:对华形成直接压制 |
| (一)关税施压 |
| (二)技术脱钩 |
| (三)金融压制 |
| 二、地区层面:恶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环境 |
| (一)印太战略:实施对华地缘经济围堵 |
| (二)《美墨加协定》:限制中国对外经济合作 |
| 三、全球层面:重构全球经济秩序 |
| (一)国际经济组织中挤压中国发展空间 |
| (二)全球产业链中“去中国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特点及影响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特点 |
| (一)政策目标的遏制性 |
| (二)政策理念的现实主义 |
| (三)政策内容的经济—安全联动 |
| 二、特朗普政府经济竞争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
| (一)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影响限度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影响评析 |
| 三、拜登政府对华经济竞争的延续性 |
| (一)延续“战略竞争”主导理念 |
| (二)强化在高科技领域和供应链上竞争 |
| (三)增加盟友、价值观杠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应对美国对华经济竞争政策的中国方案 |
| 一、对美认知:保持战略清醒 |
| (一)认清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战略内涵 |
| (二)树立正确战略认知 |
| 二、战略应对:夯实国力基础 |
| (一)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
| (二)加强国家经济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
| 三、战略趋势:包容竞争 |
| (一)加强与美各领域沟通 |
| (二)塑造中美包容性经济竞争进程 |
| (三)构筑对美战略牵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指导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5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与内涵 |
| 2.1.1 制造业产业 |
| 2.1.2 制造业产业互补性 |
| 2.1.3 制造业产业竞争性 |
| 2.1.4 经贸摩擦 |
| 2.2 产业互补性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 |
| 2.3 产业竞争性理论基础 |
| 2.3.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2.3.2 保护幼稚产业理论 |
| 2.4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与经贸摩擦关联理论基础 |
| 2.4.1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关联理论 |
| 2.4.2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形成理论 |
| 2.5 小结 |
| 第3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经贸规模与结构分析 |
| 3.1 制造业产业分类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1.1 制造业产业分类方法 |
| 3.1.2 数据来源 |
| 3.2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规模与结构 |
| 3.2.1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规模 |
| 3.2.2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结构 |
| 3.3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规模与结构分析 |
| 3.3.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的规模 |
| 3.3.2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分析 |
| 4.1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基础 |
| 4.1.1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的界定 |
| 4.1.2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的具体表现 |
| 4.2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条件 |
| 4.2.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关联效应 |
| 4.2.2 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关联效应 |
| 4.3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的实证分析 |
| 4.3.1 中美制造业贸易互补性验证 |
| 4.3.2 中美制造业重点互补性行业案例分析 |
| 4.4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成因及作用 |
| 4.4.1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原因 |
| 4.4.2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的作用 |
| 4.5 小结 |
| 第5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分析 |
| 5.1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基础 |
| 5.1.1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界定 |
| 5.1.2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的具体表现 |
| 5.2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条件 |
| 5.2.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关联效应 |
| 5.2.2 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关联效应 |
| 5.3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的实证分析 |
| 5.3.1 中美制造业贸易竞争性实证验证 |
| 5.3.2 中美制造业重点竞争与潜在竞争性行业案例分析 |
| 5.4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成因及发展趋势预测 |
| 5.4.1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原因 |
| 5.4.2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的发展趋势预测 |
| 5.5 小结 |
| 第6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机理与成因分析 |
| 6.1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的成因 |
| 6.1.1 中国因素 |
| 6.1.2 美国因素 |
| 6.2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机理 |
| 6.2.1 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
| 6.2.2 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趋势看中美经贸摩擦 |
| 6.3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成因 |
| 6.3.1 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率变化与中美技术竞争新阶段 |
| 6.3.2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贸易依存度的变化 |
| 6.3.3 中国对美制造业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质”变 |
| 6.3.4 中美贸易逆差争议 |
| 6.4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表现 |
| 6.4.1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核心产业成为“双反”调查主要对象 |
| 6.4.2 中美经贸摩擦由劳动力密集转向科技密集领域 |
| 6.4.3 美国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实施进口与投资限制 |
| 6.5 中美制造业经贸摩擦案例分析 |
| 6.5.1 中美纺织品经贸摩擦 |
| 6.5.2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
| 6.5.3 中美半导体贸易争端 |
| 6.5.4 中兴通讯两次贸易制裁 |
| 6.5.5 华为5G贸易制裁 |
| 6.6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金融危机前,中美制造业产业以互补性趋势为主 |
| 7.1.2 “再工业化”战略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减弱,竞争性趋势增强 |
| 7.1.3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是引发经贸摩擦升级的经济根源 |
| 7.2 基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应对建议 |
| 7.2.1 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
| 7.2.2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7）双向互动——当“碳中和”遭遇中美战略竞争（论文提纲范文）
| 0导言 |
| 1“碳中和”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
| 1.1“碳中和”时代的能源结构转型将影响现有的国际权力格局 |
| 1.2“碳中和”行动也将改变现存国际贸易构成 |
| 2“碳中和”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双向互动 |
| 2.1“碳中和”影响中美战略竞争 |
| 2.1.1“碳中和”与中美竞争边界的拓展 |
| 2.1.2中美战略竞争的缓冲带—“碳中和” |
| 2.2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反向影响“碳中和”的实现路径 |
| 3结论 |
（9）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回顾 |
| 第一，秩序竞争生成论。 |
| 第二，竞争外溢论。 |
| 第三，大国互疑生成论。 |
| 第四，大国竞争共同进化论。 |
|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概念 |
| (二)影响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主要变量 |
| (三)竞争关系的国内变量互动及其逻辑关系 |
| (四)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间的互动 |
| 四、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 |
| (一)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竞争舆论 |
| (二)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战略决策 |
| (三)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政策实践 |
| (四)美苏互动与中美互动 |
| 五、结论与启示 |
（10）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VAR模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导 论 |
| (一)战略第三方的重要性 |
| (二)战略第三方的外延 |
| (三)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二、文献回顾 |
| (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趋势下战略第三方对华政策 |
| 1.印度 |
| 2.俄罗斯 |
| 3.欧盟 |
| (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对战略第三方对华政策的影响 |
| 1.印度 |
| 2.俄罗斯 |
| 3.欧盟 |
| 三、统计模型 |
| (一)中美印三方的VAR模型结果分析 |
| 1.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2.方差分解模型分析 |
| (二)中美俄三方的VAR模型结果分析 |
| 1.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2.方差分解模型分析 |
| (三)中美欧三方的VAR模型结果分析 |
| 1.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2.方差分解模型分析 |
| 四、研究发现与分析 |
| (一)印度 |
| (二)俄罗斯 |
| (三)欧盟 |
| (四)总体认识 |
| 五、结 论 |
四、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竞合关系——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何以可能?[J]. 胡键. 国际观察, 2022(01)
- [2]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析论（2017-2021）[D]. 韩佶. 吉林大学, 2021
- [3]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 ——以对冲战略为视角[D]. 刘天竹. 吉林大学, 2021
- [4]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研究[D]. 冯亚茹. 吉林大学, 2021
- [5]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D]. 刘彬彬. 吉林大学, 2021
- [6]百年大变局视野下中国睦邻外交政策研究[D]. 廖仁郎. 吉林大学, 2021
- [7]双向互动——当“碳中和”遭遇中美战略竞争[J]. 关照宇,赵文博. 全球能源互联网, 2021
- [8]地缘位势与双边关系的互动规律探讨 ——以中美在东盟10国为例[D]. 王周瑜. 云南师范大学, 2021
- [9]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比较[J]. 刘胜湘,陈飞羽. 当代亚太, 2021(05)
- [10]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VAR模型分析[J]. 曹玮. 当代亚太, 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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