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另一半”一瞥——欧美男性作家女性意识认知路径浅析

一、女性文学的“另一半”一瞥——浅析欧美男性作家对女性意识的认知之路（论文文献综述）

霍虹^[1]（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顾盼^[2]（2021）在《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文中指出布克奖作为英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自1969年创立至今,截止到2019年,已走过了51年的历程,并评选出了54部优秀小说。来自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的获奖小说,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审美历程,不论是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反映了英国动态的、民族性的、世界性的、非单一性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时刻,而布克奖对大英帝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批判,对全球化资本流通和市场经济的适应和争议,都为其带来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的迥异却多元的文化形态。从早期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到殖民紧缩、去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英国的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对应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的选择,不仅是英国的审美趣味的选择,也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历史抉择。本文由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对布克奖进行了基本介绍,并分析了英国中心论的衰微与文学浪潮的交织,以及帝国变迁中的人性反思;其次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以布克奖及其获奖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资料综述;最后提出了本选题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布克奖在宏大叙事的历史背景中所采取的运营策略和发展模式。布克奖在英国社会引发的“布克效应”以及一步步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重要媒介之一,而大英帝国的历史背景,则奠定了布克奖的帝国主题。第二章至第六章通过分析布克奖获奖小说的类型和主题,来探索布克奖对时代众多焦点的选择和兼顾,其获奖小说表现的英国式的审美意趣、美学价值和艺术精神。其中第二章主要聚焦于后殖民历史重写以及小说中展现的异域文化。布克奖的后殖民小说以1981年萨曼·鲁西迪《午夜之子》的夺冠为元年,吹响了对大英帝国中心式的话语霸权的终结的号角。后殖民文学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审视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问题,曾经被殖民的人民重新获得权力以及民族身份,他们通过取代以往的帝国主义立场而将自己的话语赋予价值,进而恢复自己的声音。后殖民的主题由布克奖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当代英国文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第三章则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以及个体如何在创伤记忆里对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和重塑。在战争这种极端语境下,人类更加渴望文明的修葺和重建。第四章论述了新历史视域下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反思性关注。从“元叙事”到“小叙事”的过渡让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对帝国历史的戏仿和重构深刻反映了文化和个体身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第五章探讨了布克奖获奖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和意识图景,女性作为性别概念中的“他者”,在对抗父性制的中心话语的同时,对本体性和自我意识一再重申,从而逐渐获得了对个体存在的证明和回归。第六章分析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危机和文化矛盾中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困惑,其中的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等身份认同问题都呈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冲突、分裂和无序状态,自我的意志和人性的价值都需要被放置在“他者”的理论体系中被重新思考和感知。第七章论述了布克奖获奖小说的文化反思问题。布克奖商业和美学理想的结合,声望经济和艺术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及布克奖在文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多方因素。布克奖对人性的洞察、对新历史观和多元叙述的探索,对未来的英语小说具有指导性的价值和文学发展的启发性意义。结语部分则回溯了本文的主要论点,指出了文学文本和国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同步关系。布克奖在推动英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文化领域地位,其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局势中,包容且赞赏的接纳和承认非英国中心地区与国家的文化符号,打开了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的注视目光。

王秀花^[3]（2020）在《格里塔·加德研究 ——论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与批评》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学者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是当代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杰出代表,其全球性跨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第三世界妇女解放及物种公正、生态女性主义创作与批评等建树,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学者、环境活动家、同性恋者、素食者及达摩教义修行者等多重身份,铸就了她生态女性主义的显着特点,其跨界拓展的广泛性、公正性及包容性,为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文学创作与批评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在大量阅读第一手英文资料的基础上,采用资料分析法、文本细读法、外部与内部研究相结合及跨文化比较等方法,系统地对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与批评进行较为详实的评述、反思及比较,以期为应对当前的环境危机和文化生态危机提供新的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对我国的女性文学创作、批评及文学理论建构有所助益。本论文共分五章和结语:第一章讨论二十世纪中后期欧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生态女性主义,从生成论的角度讨论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分支的发展脉络,追溯谱系,重点陈述后现代主义各流派中生态女性主义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其男女两性平等、保护人类生态环境的价值诉求,是后现代主义主潮虚无倾向的积极反拨;第二章讨论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和格里塔·加德的历史登场,重点审视加德的生平和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对其涉及到文学、心理学、环境伦理学和社会学等诸多特点进行讨论,发掘加德的生态书写所呈示的思想渊源及文化意义;第三章讨论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重点考察加德对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的突出贡献,其对传统伦理观注入“关怀”和“语境”的新鲜血液,将“环境正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及性别平等的价值诉求相统一,立足全球性跨文化视界建设生态女性主义新观念;第四章讨论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非虚构性写作”是一种抒情叙事,带有浓烈的文学性,“杂糅”手法可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加德的诗歌创作也体现了她的生态女性主义理念,值得重视。加德的文学创作与其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遥相呼应,是其有机组成部分;第五章结合加德男女两性平等、保护生态及尊重少数族裔文化的价值观,讨论其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解,关于小说、儿童环境文学,诗歌及神话传说的评论,以及她对生态女性主义者不重视文学作品的批评,凸显她结合底层文化（草根文化）、儿童环境文学、后殖民女性主义话语等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观所呈示的文学批评特色,强调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独特贡献。结语部分结合中国大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总结加德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和批评的成就,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强调其交叠性、持续性、包容性及实践性的特色,凸显其现实意义。综上所述,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与批评,在性别学、生态学、文学、伦理学、宗教及人与动物的关系等多个领域的交融互补,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多样性、跨界性及可能性,为强调生态保护、男女平等及尊重多元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界,为正在发展中的我国女性文学及批评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参照,为我们思考文学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特路径,顺应了当代世界文学理论强调实用性及各种学说互存互补的发展趋势,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牛艳莉^[4]（2020）在《女性书写与诗学形态 ——翟永明诗歌研究》文中提出翟永明在中国当代诗坛被誉为女性诗歌的“领头羊”。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她始终保持旺盛的诗歌创造力,在每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重要的诗歌作品。论文以翟永明近40年的诗歌为研究对象,对其诗歌文本、诗学衍变轨迹、独异的诗学主题与艺术探索,进行了全面深入解读。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她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进程的深层关系。论文共四章。绪论从本论文的研究缘起、问题意识入手,进而对已有的翟永明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以及相关研究发现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总结已有研究尚存的不足及研究盲点,并就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学术预期进行了说明。第一章聚焦翟永明的人生道路与诗歌写作。翟永明的诗歌创作可分为:诗歌写作“喷涌期”（1984-1990）,诗歌写作“裂变期”（1991-1999）,诗歌写作“整合期”（2000-2020）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其童年强烈的“创伤经验”的喷涌。在青少年时期的文学积累和19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诱发下,翟永明以独具个性的“黑夜”、“死亡”意识、以结构精致完整的组诗形式出现在诗坛。这一时期她的写作具有明显的“独白呓语”的特点,其女性视角主要集中在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及其在男权世界中的苦闷与抗争。第二个阶段贯穿整个1990年代。在时代的急剧转型中,翟永明不断寻求诗歌写作的新变,她告别了相对单一的自我经验,而扩展至与现实、世界的对话与交流。翟永明这一阶段的诗歌有明显的“向外转”的倾向,在广泛涉猎“公共经验”的同时,对其进行“个人化”的经验甄别与提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与复杂现实对话的新方式。这一阶段为翟永明诗歌写作的“裂变期”,在“无用”而“沉潜”中不断调整诗歌的书写策略,重新释放出诗歌的活力。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从“白夜”开始,翟永明的写作开始变得更为自由和开阔,不断地与现实、传统进行对话,甚至与艺术作品进行互动式批评,体现了诗人此时期交流诗学的特色。可以说这一时期,翟永明进入到更自如、更综合的诗歌写作时期,回应现实、回归传统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书写内容;此时期她的诗歌形式也变化多端,诗歌语言趋于质朴,更加注重诗歌的节奏和语感。翟永明这三个阶段的诗歌既与时代语境的转型密切相关,更是其遵循内心、不断追求诗歌艺术精进的体现。第二章对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群像进行解读,研究其诗歌对女性经验的挖掘与书写。第一节首先从身体、生育等女性的性别经验入手,分析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身体经验。在此基础上,考察她在诗歌中与西方女性（以普拉斯、弗里达·卡洛为主）的对话,这是其精神症候的典型体现。最后,翟永明在诗歌中从“倾听和注视”出发,在对世界的体认中建构起女性主体形象。第二节分析翟永明诗歌中的母亲形象,以及抒情主体与“母亲”的精神交流。与母亲的对话和交流,是翟永明诗歌女性经验书写的贯穿性主题,这在从《母亲》到《十四首素歌》的诗歌文本中有所体现。翟永明对母亲的书写,经历了情感表达上的从独白到对话的方式演变,通过母女之间女性经验的重合与冲突,彰显女性生存的共同悲剧。第三节分析翟永明诗歌对中国古代女性的书写。通过时空并置、灵魂对话和文化透视的多元艺术形式,翟永明对鱼玄机、李清照、杨玉环、虞姬等展开书写,由此敞开了被遮蔽的女性经验,并由历史返观当下的女性诗歌。翟永明对女性的书写由自我隐秘经验出发,题材范围逐渐扩展,写作手法也不断调整,建构了时间跨度大、空间涉猎广的女性群像。她的女性经验不仅在其女性群像中得以表达,而且她也籍此建构了自身独特的女性观、诗歌观。第三章通过色彩诗学、空间诗学、时间诗学、戏剧性诗学等关键词对翟永明的诗歌及诗学特征进行解读,借此发掘翟永明诗歌的内在肌理和文本建构方式,这也是解读翟永明诗歌的关键入口。第一节为翟永明的“色彩诗学”,以《女人》为例,对翟永明诗歌中的色彩运用进行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黑色、白色、红色在其诗歌中的意蕴。翟永明的诗歌书写有效调动了颜色的暗示功能与隐喻意味,在诗歌中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色彩诗学”。第二节为翟永明的“空间诗学”,以法国思想家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理论为参照,解读翟永明诗歌的多重空间书写。从早期的幽闭空间如“黑房间”、“静安庄”,到消费时代的开放空间如“咖啡馆”、“酒吧”,翟永明的诗歌空间书写有明显的转向。而对“建筑”的兴趣与书写,则使得翟永明以“纸上建筑”的视野重铸诗歌观,深刻地影响了她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写作。第三节为翟永明的“时间诗学”,通过对作为时间意识的“黑夜”的考察,辨析翟永明诗歌中的时间观念。翟永明对时间的感知与书写经历了由紧张而至舒展的过程,由“性别化”的时间感知到“超性别”的时间感知方式,建构了基于自身经验而又极具包容性的“时间诗学”。第四节为“戏剧性诗学”,旨在考察翟永明诗歌的文体探索与结构意识。对其诗歌内部的“用典”、“复调”等进行解读与分析,考察翟永明组诗、长诗的结构技巧。翟永明自幼喜爱戏剧,她在后来的诗歌写作中将之发展、改造,并在与现实的对话中创造性地运用,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戏剧性诗学”。第四章为“当代诗歌史中的翟永明”,尝试阐释翟永明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的位置与价值。第一节分析翟永明对女性诗歌理论、批评的参与及贡献。自“黑夜意识”提出以来,翟永明一直是女性诗歌的理论支撑者和反思者,她对女性诗歌的真知灼见,影响了当代女性诗歌的发展。除此之外,翟永明对中国传统女性颇有研究,她有多本散文集涉及古代女诗人,这其实是在对女性诗歌的历史进行溯源,对女性诗学的建构有着不言而喻的价值和意义。第二节考察翟永明与当代诗歌场的关系。40年来,翟永明一直随时代而变,不断矫正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并一直秉持个人化的独立价值立场和审美立场。与此同时,翟永明对绘画、建筑、电影等艺术领域多有研究,她也一直致力于诗歌与其他艺术的跨界融合,这在媒介融合的当今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翟永明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她既融入了特定的地域（四川）与代际（第三代诗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游离而出。翟永明相对于特定代际和地域的“溢出”与“飞翔”,使其成为一个难以被标签化的诗人。结语部分对整篇论文,也是对诗人翟永明在中国当代诗歌史的特殊地位与价值进行了总结。翟永明开启了当代诗歌的女性写作源头,之后以不同时期、不同特色的作品持续参与女性写作,在新世纪又将其引向更加广阔的外部空间,超越女性自身,实现诗意升华,为女性写作在新诗史留下浓墨重彩。诗歌创作之外,翟永明对女性诗歌理论、批评的高度参与和重大贡献,对当代女性诗学的建构具有重要价值。翟永明艺术涉猎广泛,其诗歌中其他艺术元素的渗透与融合,及其在戏剧、绘画、建筑、电影等诸多领域的跨界建构在媒介融合的当今时代具有相当意义。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翟永明都一直秉持个人化的独立审美和价值立场,以女人的细腻感知和女诗人的独特视角,用诗歌反映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为其诗歌创建了文学史意义!“完成之后又怎样”?让我们期待翟永明在未来的语境中为我们呈现更多的欣喜与奇迹!

胡贝克^[5]（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提出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王玥^[6]（2020）在《严歌苓小说的女性生命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背景,书写了一部多姿多彩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不同于以男性为主角的英雄史诗,在严歌苓的小说中,男性退隐于女性生命历史背景之后,是被爱、被怜悯、被救赎的对象。在这种关于女性生活史、情感史的书写背后,是严歌苓在女性生命书写中关于政治、文化与性别等诸种问题的重新思考,她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上,浸染了西方民主自由文化,将历史宏大叙事与女性个体的传奇故事联系起来,用女性“史诗”表现时代风云变化。严歌苓的小说是其人生生命历程的真实记录。她从军人舞者到作家编剧,从大陆文艺青年到海外移民作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和人生百色。身为移民作家,在严歌苓的作品中,不难看到她对于故土的眷恋,她在两种文化中寻找归属感的焦虑与困惑,那女性的包容、宽恕等人性光辉和雌性情怀都是其回望故土间的闪亮部分,在其复杂的感情世界背后,也可以看见她对历史变迁的重新书写和对个体奋斗的深度关怀,这是关于民族的个体生命价值和人性的呼唤与殷切期盼。严歌苓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的人生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作者本人绚丽多姿的生活史的形象化呈现,从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女人对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特殊关怀。这些女性形象是其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不同侧面的呈现与映射,构成了严歌苓本人的生命“史诗”。在这些以其自身亲身经历为背景而塑造的诸多形象中,也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生活史和情感史,其中隐含着关于民族、国家和时代风云的“史诗”内涵。读严歌苓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一种苍凉中的清澈与明丽,这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是一种和谐向上的内在品质。作为一部个人的“史诗”,严歌苓的创作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民族和革命的宏大叙事范式,而从个人生命的本体意义上展示出一个当代女性对与民族、文化和女性自身的关怀与思考。

童敏^[7]（2020）在《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文中指出空间危机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所遭遇的一切危机的源头,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租界是空间危机的重要表征。上海是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城市,也是最先西化、最国际化的城市。伴随着租界的设立,西人开始实施针对上海的城市空间改造计划。兴修街道、完善街道网是城市空间改造的首要任务。随着现代街道在上海的成型,街道网络格局日益成熟,上海城市空间的传统状态逐渐消失。如此来看,现代街道的修建触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空间变动,用大卫·哈维的话来说,这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手段,它显示了上海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上海开始以一种“现代”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上海街道是对西方城市街道的模仿。首先,居住在租界内的西方人将其本国的街道建设经验移植到中国。型态完善的租界街道满足着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给予人们良好的感官体验,并成为中国人想象西方物质文明的“刺激源”。在当时旅沪人员的相关记载中,“街道体验”成了他们判断城市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租界街道的对比之下,老城街道成了“负面”的存在。因此为了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老城街道又开始了对租界街道的模仿。空间上的危机会触发社会整体秩序的崩塌。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外部公共空间,街道有多种功能。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组合,而是凝聚了深厚文化记忆的场所。上海街道由传统向现代地转型在深层次上意味着空间文化记忆的扭转。在直观层面上,现代街道的出现改变了上海原有的水乡秩序,都市日常生活的节奏由慢走向快,由静走向动。空间上的剧烈变动改变着都市人的感知结构,在其时的文学作品中,街道被反复书写,尤其是四马路、南京路、霞飞路、北四川路等街道。它们表明以满足市民大众日常生活为目的的现代生活方式获得了广泛认同。在上海,街道给予人们以独特的城市美学体验,即异域情调。当人们穿梭于上海的街道,仿佛置身于异国。然而,这异域情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殖民危机。上海街道是一个西化的空间,更是一个殖民的空间。殖民暴力虽化身为异域情调,却无法掩饰它的殖民野心。因此,走在南京路上的上海人,在感受异域情调的同时,也成了殖民权力直接宰制的对象。尤为独特的是,在现代上海,修建街道并不只是市政事务,它还体现为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博弈。正是因为如此,华界当局亦通过修建街道来表达自我的民族主义诉求。街道作为城市的外部空间,从性别角度来说,它还关涉着传统的两性秩序。“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秩序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如若发生颠倒、错乱,那么便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但在上海,走在街上的女性改变了传统的性别秩序格局。女性以街道这一公共空间实践着自我的性别诉求和政治诉求。现代上海的街道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暧昧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失序的同时又建立新秩序的空间。正是基于此,“空间”与“秩序”可以看作是理解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关键词。街道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嬗变的空间。这嬗变首先发生在物质空间层面。本论文的第一章,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和文学文本,考察了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以及转型后的现代街道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在上海,街道要发展就必须突破一些实际的障碍,如河浜、城墙。填浜筑路、拆城筑路是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重要措施。然而在上海,河浜、城墙既是街头景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且关联着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清末民初因拆除城墙而引发的争论,便可见一斑。河浜、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街道,这预示着上海逐渐脱离了乡土中国的秩序,开始适应专属现代都市的新秩序。此外,越界筑路也是一个重要的措施。越界筑路在租界当局主导下进行。然而,“筑路”并不是这一措施的目的,“越界”才是本质。现代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居的城市,空间上的越界正是租界对华界权力的侵犯。所以说,越界筑路是租界进行殖民扩张的手段,由此而形成的街道则是殖民扩张的产物。外部空间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在晚清以来以上海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具备现代型态的上海街道不仅是作品的描述对象,也是文本空间的重要构成之一。在古代城市小说中,城市的街道未能成为文本空间的构成因素,作为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街道往往被忽略。现代街道参与文本空间的建构,并成为文本空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街道在空间上的嬗变是直观的,也就是说是可视的、可触的,可以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到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街道所赋予的经验揉进创作之中。这样说来,现代街道同时也为文学文本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经验和书写技巧。本论文的第二章阐释现代街道如何影响都市日常生活秩序。街道是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时刻与街道发生联系。上海街道构建了现代都市的新时空。与传统街道的日常时空秩序相比,这一新时空是变形的,是被权力所规训的。街灯、车辆是现代街道最重要的附属品,是街道文明的物质表征。但同时,它们的存在让街道的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形变。街灯延长了人们在街道上停留的时间,它的存在让街道成了昼夜颠倒的时空。车辆以速度为媒介让街道成了压缩的、流动的、叠加的时空。街灯、车辆让都市日常生活获得了现代化的传奇色彩。巡警是现代街道的重要配置,这预示着作为市民空间的街道开始接受权力的规训,都市日常生活被裹挟在一张巨大的权力网中。现代街道改变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内容。现代都市是物质聚集的场所,人的欲望在物质的刺激下摆脱了日常伦理道德的束缚,开始寻求正常的表达方式。因此,街道成了市民日常生活欲望的表达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上海兴起了一种依托于街道的日常休闲运动,即“荡马路”。所谓“荡马路”也即是散步。“荡马路”是市民大众理解现代上海的重要手段,是人与城市的互动。人既接受了现代城市时空秩序的约束,也在通过行走的方式去改变这一秩序。上海正是在市民大众的脚部下才获得了意义。摩登与革命是理解现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关键词。本论文的第三章从摩登与革命的关系阐释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摩登”一词词义丰富,它在30年代的上海与现代物质消费产生了直接的关联。因此,由物质文化所塑造的现代街道亦可以看作是一个摩登的空间。左翼文人行走在这摩登的空间中,自然会产生愉悦的感官体验。但阶级意识却阻止他们进一步沉迷于其中。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城市贫民、无产者处于殖民者和上层阶级的压迫中,他们被排斥在这个充满摩登情调的空间之外。左翼文人的上海街道叙事具有强烈的对比意识。为了寻求空间正义,上海街道被挪用为革命的实践空间。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呼喊口号,上海街头的革命活动是对既有城市空间秩序的否定,同时也是改写城市空间记忆的手段。本论文的第四章从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上海女性是如何利用现代街道的空间特质来颠覆传统性别秩序。街道是城市的外部空间,因而在性别视角下,它亦是男性空间。在传统社会中,街道是拒绝女性的。具体说来,拒绝女性其实是拒绝她们的身体。而现代上海的街道却成为女性身体的展示空间,从晚清的妓女到30年代的摩登女郎和革命女性,上海街头因她们的存在而更加异彩纷呈。走在街上的女性一方面无法避免被男性凝视和被物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她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述女性的城市经验。为了调整自我身体、街道（公共空间）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在30年代民族国家利益的宏大诉求之下,女性主动接受革命的编码,将自我的女性气质隐藏起来,试图以一个政治的身体、革命的身体弥合两性之间的裂缝。晚清以来,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剧烈的空间嬗变过程,本论文从“空间”与“秩序”入手,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分别从都市日常、左翼和性别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阐释在一个嬗变的空间中,旧有的秩序如何被颠覆,新的秩序又如何被建立的过程。

刘婧婧^[8]（2019）在《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文中认为在新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无处不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导致的全球化无孔不入,商业与消费文化霸权垄断了人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西方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也进入到一个蛰伏期,这些因素都导致处于新世纪的大陆女性文学特别是女性小说创作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在全球化的视野与背景之下,便可看到这种转变的可能甚至是必然。这种性别意识上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小说创作的转变可以将其称之为“超性别写作”。“超性别写作”就是基于普遍的女性性别意识同时又能超越于这种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超性别写作”使众多的女作家不再拘囿于对男权的反抗与斗争以及寻找女性自我历史的一个面向的世界,女作家的创作开始从一元到多元,从自我到社会,从向内到向外。在尚未能改变现存社会性别秩序的前提下,这成为女性写作的重要策略与可能途径。新世纪超性别写作中的历史叙事以长篇居多,是女性小说写作自我深入发展的必然。面对历史怀抱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审慎地选择自己的叙事话语,并始终保持对历史的清醒态度与怀疑精神,新世纪女性话语的历史叙述逐步靠近女性存在的真相,获得了对女性历史的多种解读与阐释。这主要包括三个面向的内容:家族历史叙事、个人成长叙事与后革命历史叙事。家族叙事的女性小说不再拘囿于对女性家族历史的单向叙事,而呈现出对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与人生的全面解读,比如对于战争背景下乡土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对于历史起源中的民间器物的追溯与描写,对于边地少数民族隐秘生活的再现等。个人成长叙事依然延续了1990年代女性个人成长小说的写作轨迹,但对于历史中女性成长的描写更多呈现为僭越男性历史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女性自我主体的确认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后革命历史叙事表达了新世纪女性作家对于20世纪战争以及政治历史的全新解读,尽管女性依然是历史叙述的主要视角,但作品所关注与辐射的历史维度加大,显示出对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政治历史的还原与辨析。新世纪超性别写作的乡土叙事在农村不断被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现实境况之中获得了言说变动中的乡村情境与农民生活的权利与机遇。由于乡土在不同的地域与不同的作家视野中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多面性,将其分为四个部分进行阐释:口述实录体、打工生涯、寄居生活以及当代乡村史诗。口述实录体作为非虚构小说的一种,是女性小说对当下农村劳动力流失、经济凋敝、贫富分化加剧、文化意识淡漠等各种现实问题的真实记录与全景再现,是新世纪女性小说写作摒弃个体女性色彩而呈现最为客观理性的现实主义文本。打工生涯与寄居生活,这两个部分的描写,展示了当下社会城市与乡村互动流通的真实境况以及乡土中人在不同文化碰撞辩驳中的艰难生存。基于女性主体与女性视角同时又能展现较为开阔的现实生活是这一部分写作的基本特点。当代乡村史诗是女性作家表达自我的历史意识与文化立场,批判乡土终结与时代流弊的乡土寓言,透露出女性的悲悯情怀与人文追求。新世纪超性别写作的都市叙事对于都市文化与现代文明表现出更加理性与审慎的描写态度。都市文化裹挟现代消费社会的物欲生存方式以不可抵挡之势重构了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与思维理念,女性写作也不可避免被沾染或笼罩上颓靡的都市气息。浸淫于其中又欲超脱出都市思维的女性都市小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类型:女性物欲书写、女性知识者的成长故事以及都市小人物的生存。女性物欲书写描写了女性在都市中的沉沦与反抗。都市将性别商品化,女性在压抑与扭曲的环境中如何自省与成长是这部分的主题,这是都市小说最普泛也最具有延展性的主题诉说。女性知识者的成长小说是女性都市小说中最富有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女性作家在面对都市时的文学表达仍然以女性叙事为主的写作事实。对于都市中底层小人物生存境况的描写与刻画,是女性都市小说中最富有性别超越性的内容,也为都市小说写作指出了一条可兹借鉴的通途。当然相较于历史叙事与乡土叙事,必须承认,对于都市女性小说叙事的划分与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也与都市文学本身描写主题、内容以及相应价值判断多元复杂的现实情况密不可分。总之,新世纪女性小说创作在不悖于女性意识与女性生存的基础上,表达了对于更加广阔的社会人生的关注与阐释。在不断阐释与解读外在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对于女性生存的更加深刻的认知以及对于性别意识更加清醒的体会与思考。“超性别写作”为女性小说带来了广阔的写作前景,当然同时也会削弱女性整体意义上对于男权社会的批判与警惕。

徐庆林^[9]（2019）在《《女子文学》（1985-1999）研究》文中提出文学期刊作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基础性环节,确定了当代文学的各种形态。《女子文学》是在1984年国家期刊改革政策背景下创刊的,是第一个以女性读者为受众的当代文学期刊,也是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试验场地之一。本文以《女子文学》（1985-1999）为线索,通过梳理女性文学期刊在当代的发生与发展历程,分析《女子文学》提出的口号和推出的作家作品,重点审视《女子文学》在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话语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尝试在回到文学现场的基础上,考察性别写作在当代的生存状态。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正文下设三章:第一章介绍《女子文学》的概况。首先论述《女子文学》在1985年创刊所包含的时间上的偶然性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性;其次论述期刊发展过中的出版与发行情况以及多次调整的期刊口号和栏目带来的期刊性别意识的逐渐消褪;最后论述在自身文学追求、国家政策变化、市场环境变化和女性意识及女性文学发展影响下《女子文学》的发生的调整与转变。第二章论述《女子文学》对当代女性文学发展的作用。具体论述《女子文学》通过对女性诗歌、女性散文和对身体写作、女性精神等方面的关注,发表一大批知名女作家的作品,同时注意培养女性文学新人,为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导向作用。第三章考察当代文学现场中的《女子文学》。通过文学创作主题、创作手法和话语分析等方面的分析发现,《女子文学》上发表的叙事性作品具有典型的女性叙事视角,但在具体的呈现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话语权力、男性话语权力以及女性自身性别体认的影响。结语部分探讨《女子文学》对女性文学发展产生的总体影响以及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局限。

赵洪霞^[10]（2018）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文中指出全球化趋势在各个领域快速浸染,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自然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5年“方法论”热,一时间,各种理论、思潮的引进,对中国文化、文学和批评都产生了影响。作为西方重要思潮的女性主义文论在此时悄然到来。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女性文学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其漫长的发展历程,除了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外,也有中国自身的文化需求与时代机遇。中国的改革不仅直接导致经济的变化,而且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带动了妇女的解放,女性实现被动与主动的自我觉醒,特别是女性作家、女性批评学者与批评家自我觉醒。90年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格局,为女性写作和研究提供了机遇与挑战。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也为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学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契机。在文学与文学批评史上,一直被书写、被遮蔽的女性形象多是天使与妖魔的化身,即使20世纪初“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写作,或多或少也被遮蔽在男权文化的羽翼下,因此以女性主义视角来重新解读女性文本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力图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发现其主要关注点为“女性形象”批评、“女性写作”批评、重构女性文学传统及建构“性别诗学”。女性形象批评与女性写作批评文本主要集中在对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主要为“五四”时期、80年代、90年代三个高潮期的相关批评文本。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男尊女卑的思想逐渐被摧毁。女性文学研究者对女性写作深入探讨与挖掘,更是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推向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成熟。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并梳理了国内外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现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并且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相关的几组概念进行了辨析。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女性形象在中国的发展,并对中国的女性形象批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总结。中国女性形象批评在自己的传统积淀上借鉴西方女性形象批评的方法与经验迅速发展。通过对女性形象批评文本的解读,重新审视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凸显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特质,并归结出女性形象批评逐渐走向多元化。同时,笔者也意识到女性形象批评存在的不足,如对底层女性形象关注不够等。第二章侧重分析女性写作批评中的性别因素。通过批评文本的细读,梳理不同时代际遇下女性写作批评的发展历程,以便能够推动性别意识渐觉式的女性写作批评的发展。女性写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女性写作批评钩沉出传统女性文学创作,尤其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女性写作批评主要集中对“五四”时期、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女性写作的研究与批评。这也有利于女性文学史的重新建构,彰显女性意识与主体的不断觉醒与确立,凸显女性写作独有的特质。第三章介绍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下,分析中国父权制的压迫对女性文学的影响,并借鉴西方女性文论,阐发重新书写女性文学史的重要意义,意在颠覆父权中心思想,唤醒女性意识,并对其进行反思。第四章对性别诗学进行了梳理与探讨。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女性”逐渐被“性别”所替代,性别诗学对“性别”的强调,意在主张对于“生理性别”之外的“社会性别”的重视,倡导在两性平等对话的目标下,建构和谐的“性别诗学”。结语部分。在“女权批评”与“女性批评”视阈下,女性形象批评与女性写作批评凸显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对男权文化的反叛与颠覆,对自身女性提升的追求。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历程是漫长而艰辛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对抗男性,而是对传统根深蒂固的思想、男权统治意识的抗争,男性与女性应建立和谐共处的“性别诗学”,虽然这一理论也有其困惑与不解,但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逐渐走向多元化。拨开迷雾,但见云淡风轻。

二、女性文学的“另一半”一瞥——浅析欧美男性作家对女性意识的认知之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女性文学的“另一半”一瞥——浅析欧美男性作家对女性意识的认知之路（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格里塔·加德研究 ——论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与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4）女性书写与诗学形态 ——翟永明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严歌苓小说的女性生命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女子文学》（1985-1999）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女性文学的“另一半”一瞥——浅析欧美男性作家对女性意识的认知之路（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
• [2]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D]. 顾盼.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格里塔·加德研究 ——论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与批评[D]. 王秀花.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4]女性书写与诗学形态 ——翟永明诗歌研究[D]. 牛艳莉. 山东大学, 2020(04)
• [5]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严歌苓小说的女性生命书写[D]. 王玥.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7]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D]. 童敏. 西南大学, 2020(01)
• [8]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D]. 刘婧婧.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9]《女子文学》（1985-1999）研究[D]. 徐庆林. 河南大学, 2019(01)
• [10]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D]. 赵洪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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