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劳模健康有保障（论文文献综述）
晋江艳[1]（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文中指出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中国人民的社会保障实践持续了上千年,且随着社会发展,保障对象逐步扩大,保障措施日益多样,保障思想不断丰富,但严格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始终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1949至1956年,较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基础较好,重工业相对发达,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处于战争前沿,优抚安置任务异常艰巨,促使社会保障事业迅速发展,建立了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之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研究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丰富东北地区党史研究和完善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计量史学法,分六部分对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进行全面分析。作为文章的起点,第1章遵循党史研究基本思路,介绍了选题背景,说明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重点整理和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成果,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保障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但关于东北地区的研究尚有不足,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任何实践都不是空中楼阁。研究社会保障,首先要追根溯源,探究其实践基础。1949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的社会保障实践具有坚实的理论、历史和现实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第2章和第3章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认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党组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受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社会保障实践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建设国家重工业基地、开展农业合作化的经济计划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情况下,领导人民创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亟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建立社会保障的条件。第4章和第5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始终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概念,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但无论是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还是社会优抚工作都已经开展起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系统的组织机构体系、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以政府、社会和内部机构为主体的监督机制搭建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第4章重点介绍了这一内容,即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东北各地竭尽所能救济灾民、贫民和朝鲜战灾孤儿,收容改造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和游民;重点在企业中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福利,为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以及精神病人建立民政福利;优待军烈属和革命残废军人,褒扬抚恤革命英烈,妥善安置回乡转业人员等,丰富的内容使社会保障由简单的制度构建层面跨越到充实的制度实践层面。第5章则重点介绍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在充分认识制度结构和实践内容的基础上,第6章进一步提升,重点分析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认为其对政治建设而言,通过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巩固了新生政权;对于经济建设而言,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对于军事活动而言,激发了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为抗美援朝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言,构建了社保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前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现状,以史鉴今,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总体来说,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实践是成功的,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稳定性和和可持续性不足。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实践,本文采取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借鉴的态度。
袁博[2]（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指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宋成君,江仲[3]（2020）在《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一重深化改革创新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纪实》文中研究说明接到赴一重采访的任务令我十分兴奋。在齐齐哈尔这座重工业城市,一重因其规模大、规格高,是全市当年号称"八大国营"企业中的龙头之首,所以也一直被人们所关注。然而曾几何时,一重相当沉寂,几乎无声无息,直到2016年新班子上任,企业生产经营形势迅速好转。特别是在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一重后,企业乘胜前进,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一重的"国宝"雄姿又开始重回众人视野。
赵跃[4]（2020）在《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宋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考察中国艺术区发生和发展的本土化实践之路,从艺术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实践策略。宋庄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变迁中的艺术实践调动了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世界”,系统与个人能动性的交互在各个维度被激活,“变迁的危机”“历史的矛盾”“重构的试错”等。在本土与全球、现代与前现代、精英与大众、制度与精神、自由与公平、消费与审美的文化冲突中理解宋庄,有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复杂性的深刻自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界和当代中国。本文将问题聚焦在艺术界的关系交互和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上。从最初的画家村的“乌托邦”想象,到市场繁荣下“艺术家社区”的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创意小镇”的不断自觉,宋庄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关系世界”的参照中进行着创造性的文化交互和文化再生产。从“乌托邦”的建构与实践,到“自觉的错位”和“期待的不对等”;从系统的功能分化,到“官民共创”的创造性实践;从时代中的“艺术区消亡”,到“艺术超链接”的实践创新,宋庄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艺术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图示。本文希望从艺术界关系交互的实践策略出发,为了解中国艺术界的变迁动因以及当下文化实践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宋庄的历史实践表明,艺术的创造是一张网,而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系统的衍化高度“混融”。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观照”的能力,艺术开始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艺术界的意义在于,宋庄用近30年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那就是艺术界是一个有关希望和创造的想象共同体,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我们不断在本土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精神自觉和文化生态的和谐,以不断生产希望和勇于创造的精神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反思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更是本土艺术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张宏华[5]（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张嘉凌[6]（2019）在《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文中指出乡村精英是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造成乡村精英大量外流,也瓦解了乡村内生精英的能力。精英的缺失破坏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使得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治理有效”的要求。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而群众力量的激发关键在于培育新的乡村精英。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吸纳与塑造新的乡村精英,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是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亟需从既有的实践中汲取经验,破解难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改造农村基层社会,成功吸纳并塑造了大批乡村精英替代传统乡绅,在组织和动员农民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本文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以西沟村为个案,以农村基层党建为演进脉络,以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为主线,从政党、精英与群众的互动关系着手,分析普通农民如何被动员加入基层党组织,进而培育成乡村精英的?荒凉闭塞的山村又为什么能够涌现出精英群体并带动整个村庄发展的?挖掘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的内在机理,揭示政党、国家、群众与精英塑造之间的关联性,为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导论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重点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交待研究思路与结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正文部分由五个章节的内容构成,以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为主线,分析政党下乡、建设、巩固与发展中如何实现乡村精英的吸纳、培育、示范与塑造。第一章主要以政党下乡重建乡村社会秩序为背景,从政党下乡前群众在恶劣村落环境中的生存性集体行动出发,分析了群众普遍产生的精英需求和权威依赖。在政党下乡后,基层党组织吸纳了群众中的权威人物,这些人通过党组织吸纳替代了传统乡绅成为新的乡村精英,并进入乡村治理体系,其价值取向和职能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第二章主要从外部力量和内生动力两个角度,分三个主体论述了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培育。国家通过政策推行过程实现乡村精英组织化,驻村干部通过先进性教育培育乡村精英,乡村精英通过自我形塑在群众中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第三章主要从国家、村庄和群众三个层面分析了党组织巩固中的精英示范机制,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精英宣传、乡村层面自下而上的精英带动以及群众层面的精英依赖,三者共同增强了乡村精英的权威性和引领性。第四章主要从党组织、精英和群众互动的视角阐述了党组织发展中的精英塑造与群体效应。党组织、精英和群众的良性互动造就了令人惊叹的精英群体,促进了乡村治理的发展。第五章主要从近年来精英流失与权力化带来的乡村治理困境出发,剖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了适应新情况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增强整合能力的具体做法,提出了保护乡村精英的生长环境、夯实乡村精英的民意基础、促进乡村精英的自我提升的对策建议。在对西沟的个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精英产生是乡村内生与党组织吸纳共同作用的结果,融先进性与群众性于一体是精英塑造的关键,党的价值准则和目标追求是发挥乡村精英示范引领功能的保证,精英塑造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促成了精英的群体式涌现。在本文研究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利益和价值多元背景下,基层党组织如何创新吸纳方式,提升整合能力,使更多的精英在党的引领下参与乡村治理。同时,如何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背景下,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保护乡村社会土壤,有效培育和塑造乡村精英,进而更好地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荆宇阳[7]（2019）在《从农民到工人 ——阳泉铁厂工人研究（1947-1965）》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后,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心,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成为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理想,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建设。伴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与变化,集体化时代的工厂将农民作为工厂工人的主要来源,为满足工厂的生产建设发展需要,许多工厂在农村地区招聘农民进入工厂进行生产建设,成为集体化时期的一个典型现象,因此,工人的身份建构成为集体化时代工厂必须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完成从农民阶级到工人阶级的转变,是大多数农民梦寐以求的事情。通过多种招工方式进入工厂的农民,开启了人生命运的另一段历程,在工厂中他们通过适应工厂制度管理,享受工厂提供的物质保障,逐渐适应工厂生产生活,从而更加努力认真的为国家和工厂进行生产建设。工厂制度管理和物质保障,成为工人身份建构的基础条件,而工人在适应工厂生活后,从内心中产生的对工人身份的强烈认同,则加速了其工人身份的建构。当工人身份一经建构成功,便具有了很强的稳定性,这对于工厂生产发展和工人生产工作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文章简述了阳泉铁厂的发展历程,又通过对阳泉铁厂工人概况的分析探索,叙述了阳泉铁厂工人的整体情况和工厂部门与工人的分布概况,从工人入厂的方式,讨论了阳泉铁厂工人的构成情况,又以年龄、性别、籍贯、文化程度、家庭出身为研究内容分析了阳泉铁厂工人的来源;以阳泉铁厂的制度管理与物质保障为案例,论证了工人身份建构的历程,又以阳泉铁厂对工人的模范塑造与违纪处罚为案例,强调了工人身份建构的不同情况;通过一个普通工人生活史的回顾,探索了工人身份建构中的自我认同,并间接讨论了集体化时代工人与农民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以钢铁“大跃进”的生产实况,还原了工人身建构成功之后的工人生产劳动热情,再次论证了工人身份建构成功之后所具有的稳定性。研究集体化时代工人身份建构,对于探索该时期工人社会生活、城乡关系以及当下新时代工厂建设与工人生产生活有重要学术意义,对研究新时代乡村振兴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周存[8]（2019）在《礼赞与动员：建国后《人民日报》劳动节报道研究（1949-2018）》文中提出劳动节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伟大节日。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70年来国家一直重视对劳动节的宣传,在媒体对其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关劳动节的记忆。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的《人民日报》劳动节报道进行研究,梳理剖析《人民日报》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讲述“劳动”这一核心话题的方式。在本文研究过程中,采用了集体记忆的理论视角看待《人民日报》的劳动节报道,弥补了新闻学对劳动节研究的空白。本文首先从报道时期、报道版位、消息来源、报道体裁、报道主体、报道主题6个维度对劳动节报道进行类目建构,对全部报道样本进行编码处理,根据编码结果进一步开展描述性内容分析。然后,将建国以来的劳动节报道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分别是建国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时期,再对四个不同时期的劳动节报道进行历时性的深度的文本解读,探究不同时期《人民日报》讲述劳动节的方式与其社会背景的关系。研究发现,70年来《人民日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受社会国家形势的影响,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讲述了各种不同的“劳动”,“增产节约”、“维护世界和平”、“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等。但是隐藏在这些“劳动”媒介印象背后的东西,才是国家真正想传达的东西,即对劳动的礼赞和动员,这也是建国以来《人民日报》劳动节报道一直所坚持的。
徐春丽[9]（2018）在《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劳动激励的转型 ——以国有企业内部关系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单位制作为中国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学者所关注并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内容涉及单位制的起源、类型、基本形态、内部机制、消解与变迁、“单位人”的命运、单位制变迁与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成果颇丰。但单位制作为一种彻底的社会重组和管理方案,毫无疑问由一系列的具体制度构成。如工资制度、奖罚制度、住房制度、激励制度、就业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通过“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联结控制机制,实行着对城市公共性构造的转换。伴随单位制的发展变迁,这些构成单位制的具体制度也都发生了相应的转型和变异,然而对每一项具体制度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研究却是匮乏的。不对这些在体制变革过程中,支撑起原初单位制的每一项具体制度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便很难从根本上更加完整的理解单位、单位人和单位制。基于此,本文选取了单位制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劳动激励制度,以期通过单位劳动激励的转型研究更好的理解和观察单位制的变迁,更好的认识中国社会的转型。本文以东北某大型制造业国企为个案,以国企改革和单位制变迁为背景,通过追踪国企单位职工劳动激励的变迁过程,梳理对比了传统体制时期和改革后国企单位劳动激励的变化,并从国企内部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单位劳动激励发生的转型以及这种转型的得失和衍生的问题。这对进一步完善国企劳动激励制度,更加客观的认识单位制变迁的复杂过程,以及促进职工更加和谐体面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在单位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国企劳动激励以情感激励和精神激励为主,激励的主要机制是典型牵导、政治动员和国家规训,其潜在的逻辑是扎根集体。即单位劳动激励深深植根于集体化的关系之中,一切从国家集体利益出发,以集体性福利形成的认同为基础,以集体主义情感为纽带,以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为牵引,激励人们的生产行为,提高生产效率。其所呈现的企业内部关系主要是,企业对职工有原则的父爱主义、职工对企业的高度认同与高度依赖、职工与职工之间的团结互助,以及领导干部与职工之间的相对亲和关系,这进一步体现了职工劳动激励深深扎根于集体之中。然而当这种过于政治化的集体运作方式遭遇困境后,单位劳动激励被迫走上改革之路。尤其在90年代单位制改革后,为了释放积极性,国企职工劳动激励越来越趋向于以物质激励为主,激励的主要机制逐渐改变为量化考核、职称晋升和相对严格的制度奖惩等,其潜在的逻辑是越来越趋向于使职工个人成为利益主体和责任主体。即每个职工作为一个基本单元,要尽可能的发挥个人能力和价值,才能在相对理性和竞争的单位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职业位置、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分化中处于何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个人效用的大小。其所呈现的企业内部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企业与职工的关系越来越趋于相对理性,职工与企业的关系趋于以利益依赖为主,职工与职工之间的关系趋于竞争、层化和相对疏离,领导干部与职工间的关系走向急速分化和凸显权威。这进一步体现了国企单位劳动激励越来越趋向于个体能力和绩效并带来了相应后果。因此,从大的走向上看,国企职工劳动激励发生了重要转型,从关系的角度看,这种转型在于劳动激励越来越从扎根集体到趋向于个体化的转换。追踪这个转换过程,我们会发现,伴随单位劳动激励个体化趋向的推进,劳动激励的集体性和社会性有衰退的迹向。这大概也是单位制变迁的重要体现之一。一方面是个体获利热情和企业效益的迅速提高,另一方面是职工间互助联结的减少、职工的归属感认同感下降、爱国奉献等集体主义工作伦理的式微以及理想主义的家国情怀的削弱。从长远看,这既有损于国企内聚力,降低职工对工作的价值感,也不利于国家通过单位和职业群体建构国家认同。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对单位制的有效遗产注重创造性的转化,针对劳动者的激励逻辑不应只是重视物质经济逻辑,而必须是扎根于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实践逻辑。国企单位劳动激励不仅要面向个体经济利益的提升,也要面向人的集体性、社会性,面向国家。这既符合激励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成果,也符合目前国企单位的现实需求。
王丽丽[10]（2017）在《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的互构 ——以G社区公共性建构为研究视角》文中指出“单位”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最具活力的议题之一。大量的学术成果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从宏观角度入手,对单位制度的变迁史、单位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加以分析;二是聚焦中观角度,从单位组织的内部构造、运作逻辑及组织与人的关系加以探讨。而微观角度的研究,尤其是对“单位人”的生活史和命运史的微观透视,则较为薄弱,造成单位研究“只见制度不见人”的单向度缺憾。受单位制浸染,单位化最为彻底、单位记忆最为深厚、单位惯习最为完整的单位人,不是至今仍旧身处单位中的单位职工,亦不是单位体制下的全部社会成员,而是那些退出单位坛场却还怀有强烈单位意识的退休人员。在单位工作时期,单位组织承载着公共性,造成单位人完全依附于单位组织,透过单位组织获取物质生活保障以及公共精神生活资源。单位人在持续的交往和频繁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建构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行动方式,形成了高度划一的集体意识与单位认同。随着单位社会的消解和终结,社区发展、社区建设凸显为重要的实践议题,社会成员的原子化趋向使得新的符合时代特点的社区认同亟待产生。本研究试图将“单位人”带入单位研究的分析视阈,透过“退休人员”这一特殊“单位人”群体,反观单位对“单位人”集体认同的构建,寻求社区生活公共性建构的新路径。通过对于田野对象G社区的实地考察,发现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G社区公共性生成的困境很大程度来自于传统的“单位”色彩和因素。因此,本研究重在揭示“后单位”时期社会成员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复杂的互构特点,以期探索社区认同实现的有效路径。首先,回顾单位居住区的形成及其特征。G单位居住区的变迁与驻区单位的变迁史密不可分。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分析单位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组织功能两方面对于单位人的单位意识生成的影响。从主观建构的角度分析单位人对单位光荣与辉煌、苦难与危机以及日常生活情感等方面的“记忆痕迹”。揭示“单位人”集体认同形成的背景,即单位社会时期单位人纵然生活在社区,社区公共性是由单位主导和承载的公共性,其认同的来源依旧是单位。其次,描述单位社区公共性建构的特殊路径。单位制度的解体使得单位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依附性也随之解散。单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剥离开来,大部分转由社区组织承接。传统的单位人不得不去适应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形态与社会生活方式。单位人社区认同的建构成为“后单位”时期基层社会治理中新的命题。“单位”之于社区生活的“场域”来说似乎应该完全处于“撤场”或者“离场”的状态,然而在G社区中单位时期延续下来的各类组织传统和文化传统在社区层面依然发挥着效用。后单位社会背景下社区中存在着单位“隐形在场”的现象,体现出单位“权力资本”的潜在运行、单位“文化资本”的历史积淀和单位“关系资本”的内在延续等特征。再次,分析社区认同形成的障碍因素。单位社会即使消解,却也遗存了丰富的资源,通过单位人的惯习作用在社区生活场域中展现出来。“单位”尚未完全撤离新建的社区场域,既具有一定的正功能,其负功能也是显见。制约社区认同实现的困境因素中,来自单位社会的力量还是极为强大的。障碍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单位的衰败及其衍生的干群矛盾,导致干群之间关系上难以弥合,行动上相对独立,领导干部对群众的动员能力减弱甚至消失;二是小圈子的生成与封闭运行,导致社区活动和社区工作在影响力和辐射力上大为减弱,社区非正式组织妨碍社区公共性生长;三是老龄化造成社区活力不足,导致社区各项事务与活动参与率不足,社区整体气息沉闷,缺乏内在的活力;四是行政化社区与居民之间产生区隔,导致社区工作者与社区居民信任与合作关系难以建立。最后,探索社区认同实现的可能路径。“单位”与“社区”不是后者简单地取代前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交互性、共生性和谐变性。既有的研究通常于政府与社区或者国家与社会的维度上构想社区的模型并评估社区的走向,从而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社区形成前中国社会的单位属性有所忽视,割裂了传统单位与现代社区的内在关联,抛离了过去既有的基础进行社区构建。社区建设乃至社区治理应遵循多样化视角和多元化路径,尤其是在典型单位制色彩较浓的地区,更需尊重历史本身的衔接与承递。针对当前的G社区公共性建构过程中“单位”并未完全“离场”的状态,本文认为需要将单位内部的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等这些碎片化的“单位”资源重新整合进公共性构造转换的认知图式里,使其在新的社区公共性建构过程中发挥积极正向的功能。通过考察单位时期留下的遗产及其功能,在社区建设时期不做弃置而是为之所用,继而促成新的社区认同与社区整合,可能会成为社区公共性建构的新路向。
二、天津劳模健康有保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津劳模健康有保障（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2 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 中国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1 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社会保障思想 |
| 第3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
| 3.1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 |
| 3.1.1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2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3 解放区的社会保障 |
| 3.2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现实基础 |
| 3.2.1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
| 3.2.2 农业合作化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
| 3.2.3 处于抗美援朝战争前沿 |
| 3.2.4 苏联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示范效应 |
| 第4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
| 4.1 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
| 4.1.1 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 |
| 4.1.2 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 |
| 4.1.3 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 |
| 4.1.4 社会优抚的资金来源 |
| 4.2 社会保障的组织机构 |
| 4.2.1 政府机构 |
| 4.2.2 社会团体 |
| 4.2.3 企业内部机构 |
| 4.3 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员与监督 |
| 4.3.1 社会保障中的社会动员 |
| 4.3.2 对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
| 第5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 |
| 5.1 社会救济 |
| 5.1.1 灾害救济 |
| 5.1.2 贫民救济 |
| 5.1.3 娼妓游民收容改造 |
| 5.1.4 朝鲜战灾孤儿救济 |
| 5.2 社会保险 |
| 5.2.1 养老保险 |
| 5.2.2 医疗保险 |
| 5.2.3 伤残保险 |
| 5.2.4 生育保险 |
| 5.2.5 优异贡献待遇 |
| 5.3 社会福利 |
| 5.3.1 民政福利 |
| 5.3.2 职工福利 |
| 5.4 社会优抚 |
| 5.4.1 优待补助 |
| 5.4.2 褒扬抚恤 |
| 5.4.3 安置复员军人 |
| 第6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及启示 |
| 6.1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 |
| 6.1.1 增强了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提高了党的执政合法性 |
| 6.1.2 提高了劳动者积极性,促进东北工业迅速发展 |
| 6.1.3 激发了群众支前热情和军人士气,保障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
| 6.1.4 构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奠定了基础 |
| 6.2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启示 |
| 6.2.1 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
| 6.2.2 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
| 6.2.3 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2）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论文概况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农村妇女解放概述 |
| 第一章 婚姻家庭变革中性别关系的改变 |
| 第一节 性别观念下的1950年《婚姻法》 |
| 一、从父权制到男女平等性别观 |
| 二、《婚姻法》的性别解读 |
| 三、新旧性别观念的冲突与博弈 |
| 第二节 山东农村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确立 |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 |
| 二、结婚:由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 |
| 三、离婚和再婚: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 |
| 第三节 家庭关系中农村妇女性别角色的“变”与“常” |
| 一、“变”:新家庭性别观的形成 |
| 二、“常”: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遗留 |
| 第二章 农村妇女“劳动者”的性别分工 |
| 第一节 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性别政策 |
| 一、开展思想教育 |
| 二、培养妇女干部 |
| 三、选树典型和劳模 |
| 四、解决妇女福利问题 |
| 第二节 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与延续 |
| 一、“劳动者”身份的确立 |
| 二、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
|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下的收入分配 |
| 一、劳动记工算账问题 |
| 二、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 |
| 第三章 农村妇女健康权的国家维护 |
| 第一节 政治场域下的缠足问题 |
| 一、“缠”与“放”之间 |
| 二、50年代缠足的终结 |
| 第二节 生育变革 |
| 一、分娩方式的改变 |
| 二、接生人员身份的重塑 |
| 三、生育行为的组织化与规范化 |
| 四、日常生理卫生习惯的改变 |
| 第三节 妇女劳动者的身体与保护 |
| 一、身体的“去性别化” |
| 二、劳动妇女特殊身体问题的解决 |
| 三、记忆中的身体之痛 |
| 第四章 乡村政治空间内的性别参与 |
| 第一节 农村妇女的基层民主参与 |
| 一、参加基层民主选举 |
| 二、参加基层组织,当选基层代表 |
| 第二节 作为参政平台的妇代会 |
| 一、妇女组织的逐步下沉 |
| 二、农村妇女们的“娘家” |
| 三、乡村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山东农村妇女干部群体 |
| 一、崭露头角的妇女干部 |
| 二、群体特征 |
| 三、政治权力参与中的性别差异 |
| 四、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 |
| 第五章 “集体欢腾”与“心灵革命” |
| 第一节 教育中的性别: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 |
| 一、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运动 |
| 二、知识的洗礼与精神的振奋 |
| 第二节 沉浸在集体文娱活动之中 |
| 一、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 |
| 二、日常文娱活动 |
| 三、电影、广播等新式娱乐的普及 |
| 第三节 集体化下的精神世界与集体意识 |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
| 结语 |
| 一、“新”身份的确立 |
| 二、国家:农村妇女身份的塑造者 |
| 三、性别:无法抹去的身份标签 |
| 四、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一重深化改革创新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 一、“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的铃声，而是我心中的梦想！” |
| 二、从“变”到“活” |
| 三、“你们是有功之臣” |
| 四、“刀客”桂玉松说，我们走了，这个第一谁干哪？ |
| 五、“有尊严地去生活” |
| 六、浴火重生 |
| 七、科技创新奖背后的故事 |
| 八、“长子”的红色基因 |
| 九、凝神铸魂，强筋壮骨 |
| 十、咱们工人有力量 |
| 十一、百花开满枝头 |
| 十二、而今迈步从头越 |
（4）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关键词界定和阐释 |
| 三、由宋庄引发的问题 |
| 四、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界40年 |
| 五、宋庄研究的时代意义 |
| 第二节 宋庄及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宋庄的社区生态及文化问题研究 |
| 二、宋庄作为现代艺术空间的研究 |
| 三、宋庄艺术产业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
| 四、有关艺术区的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一、为什么以艺术界角度研究宋庄艺术区 |
| 二、“关系世界”:实践论的中国方案 |
| 三、艺术界中的“三种关系”和“四个维度” |
| 四、“宋庄世界”:自觉、衍化与再生产 |
| 五、作为“信息媒介”的实验民族志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内容 |
| 一、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艺术“乌托邦” |
| 二、市场与官民共创下的“艺术家社区” |
| 三、社会经济“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 四、不断自觉中的“艺术创意小镇” |
| 第一章 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乌托邦” |
| 第一节 “盲流”艺术家与“盲流”画家村 |
| 一、“盲流”艺术家:“我别无选择” |
| 二、重要的不是“艺术”,也不是“职业” |
| 三、圆明园画家村崛起的“真相” |
| 四、中国现代艺术的全球化与“戏谑”化 |
| 第二节 圆明园的“遗产” 宋庄的“资源” |
| 一、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时光” |
| 二、圆明园画家村的真正“遗产” |
| 三、艺术家眼中的宋庄精神 |
| 四、重新理解艺术“乌托邦” |
| 第三节 艺术家、村民与基层组织 |
| 一、一位小堡村民的文化艺术观 |
| 二、联防队与艺术家 |
| 三、谁成就了“乌托邦”? |
| 四、谁的“乌托邦”? |
| 第四节 “劳模”书记与艺术“乡绅” |
| 一、“教父”“宋江”与“乡绅” |
| 二、“泥瓦匠”“书记”与“劳模” |
| 三、书记与“乡绅”的合谋 |
| 四、“乌托邦”的“破碎” |
| 第五节 “后现代”世界与“前现代”社群 |
| 一、索探“给宋庄艺术家的公开信” |
| 二、《纽约时报》眼中的方力钧 |
| 三、“春卷店老板”的无奈 |
| 四、全球化与“小江湖” |
| 本章小结 |
| 一、“乌托邦”:精神的实践性 |
| 二、期待和参照:艺术界的再生产 |
| 三、自觉的“错位” |
| 四、“后现代艺术界”的逻辑:回归本土实践 |
| 第二章 “官民共创”的“艺术集聚区” |
| 第一节 从“小堡生态”到“中国宋庄” |
| 一、胡书记的“苏荷”情结 |
| 二、“文化造镇”的顺势而为 |
| 三、“中国宋庄”的“百年畅想” |
| 四、“宋庄模式”的精神:尊重与共生 |
| 第二节 从“自然集聚”到“野蛮生长” |
| 一、最赚钱的行当:艺术 |
| 二、宋庄的“淘金时代” |
| 三、“艺术地产”与“艺术集聚”的背后 |
| 四、宋庄生态的“流变”与“共生” |
| 第三节 艺术节、艺术区与促进会 |
| 一、从“宋庄路”到“打开宋庄” |
| 二、从“链接”到“跨界” |
| 三、画廊、美术馆与“签约”艺术家 |
| 四、促进会、艺术组织与“品牌宋庄” |
| 第四节 原告与被告 |
| 一、住农家小院的“美梦”与“噩梦” |
| 二、城乡二元结构里的“宋庄” |
| 三、“赢了官司,输了信用” |
| 四、10 年后风波再起 |
| 本章小结 |
| 一、“关系世界”里的“自觉错位” |
| 二、衍化源自于“期待的不对等” |
| 三、“熵增”“焦虑”与“调试” |
| 四、创造力:动能性与系统性的辩证 |
| 第三章 “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 第一节 艺术区里的“陷阱” |
| 一、艺术区的“二次消亡” |
| 二、艺术区没落的背后 |
| 三、“破碎”的“艺术区孤岛” |
| 四、艺术品产业的真相 |
| 第二节 现代艺术的“三岔口” |
| 一、“小时代”的“落幕” |
| 二、现代艺术“招安论”背后的尴尬 |
| 三、现代艺术的危机和分裂 |
| 四、现代艺术到底在表达什么? |
| 第三节 “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本土模式 |
| 一、“前现代”艺术“回潮”的背后 |
| 二、宋庄里的“山东模式” |
| 三、市场、价格、流通与消费 |
| 四、“圈子”与“潜规则”的破灭 |
| 第四节 想象的创造力共同体 |
| 一、宋庄的多重复杂性 |
| 二、宋庄里的“隔”与“不隔” |
| 三、宋庄“无画廊”的真相 |
| 四、对艺术界“边界”的再理解 |
| 本章小结 |
| 一、功能分化与多重复杂性 |
| 二、现代艺术合法性的两难和机遇 |
| 三、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深层逻辑 |
| 四、在后现代社群中理解“共同体” |
| 第四章 不断自觉的“艺术创意小镇” |
| 第一节 从“中国宋庄”到“特色小镇” |
| 一、宋庄的新机遇 |
| 二、“特色小镇”背后的发展逻辑 |
| 三、褪色的“明星小镇” |
| 四、宋庄的时代挑战 |
| 第二节 当代艺术家的“第三体系” |
| 一、对艺术家群体的误解 |
| 二、“重要的还是艺术” |
| 三、“没有传统,没有现代,只有当下生活” |
| 四、“第三体系”的人类学内涵 |
| 第三节 作为“信息媒介”的民营美术馆 |
| 一、美术馆“公共性”的背后 |
| 二、美术馆职能的衍化 |
| 三、树美术馆的“艺术微循环” |
| 四、艺术信息的“超链接” |
| 第四节 艺术价值生态建构的路径自觉 |
| 一、宋庄艺术家的“微拍自救” |
| 二、艺术价值生态的参考模型 |
| 三、网络大V与“艺术品登记认证系统” |
| 四、宋庄的两种危险和两种机遇 |
| 第五节 文化理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自觉 |
| 一、符号里的时代 |
| 二、年轻人的艺术与生活 |
| 三、从符号迷信到文化理性觉醒 |
| 四、人类学眼中的艺术自觉 |
| 第六节 艺术传播属性的不断自觉 |
| 一、艺术品如何走入大众消费 |
| 二、直播、微拍点燃民间热情 |
| 三、艺术工艺品化、IP开发与场景设计 |
| 四、符号消费和“新复制时代”里的“艺术灵韵” |
| 第七节 艺术界公共性的深度自觉 |
| 一、品质、创作、生活 |
| 二、艺术教育与社群文化的集聚 |
| 三、艺术技能的获得与公共性的再理解 |
| 四、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
| 本章小结 |
| 一、“艺术+”的超链接生态 |
| 二、艺术的人类学精神 |
| 三、宋庄价值重构的多重路径 |
| 四、公共视野与艺术理性 |
| 结论:在本土实践中理解后现代艺术界 |
| 一、从宋庄理解“后现代文化”的逻辑 |
| 二、“自觉错位”是动态的,也是常态的 |
| 三、作为风险管理模式的文化系统 |
| 四、人是核心,关系是本质 |
| 五、艺术是一种全面自觉的能力 |
| 六、创造是一张网 |
| 七、艺术实践的本土思维 |
| 八、艺术界:一个有关创造与希望的想象共同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 |
| 一、自然条件 |
| 二、政治生态 |
| 三、农民生活 |
| 四、社会文化 |
| 第二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 |
| 一、乡村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共介入乡村社会管理 |
| (一)党初步下沉乡村和党员大量发展 |
| (二)党的整顿与初步巩固 |
| (三)党组织与党员的纯洁化 |
| (四)整党整风与党的一元化领导 |
| 二、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乡村行政组织的重构 |
| (一)新行政机构的建立:村公所与村民代表大会 |
| (二)村级行政机构的持续改造 |
| 三、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底层农民的崛起 |
| (一)乡村领袖的成分:“贫农”与“贫农+中农”结构 |
| (二)乡村领袖的成长:中共之助推 |
| 四、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选举政治和新型社会组织 |
| (一)选举: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 |
| (二)新型社会组织: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与保障 |
| 第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民生建设 |
| 一、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
| (一)扩大耕地面积 |
| (二)兴修水利工程 |
| (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
| 二、组织起来:促进生产 |
| (一)推进劳动互助 |
| (二)发起农业合作社运动 |
| (三)开展劳动竞赛运动 |
| (四)掀起大生产运动 |
| 三、调整分配:改善农民生活 |
| (一)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的实施 |
| (二)坚持合理负担原则与实行统一累进税 |
| 四、社会保障:托底贫困农民基本生活 |
| (一)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政策法规的制定 |
| (二)社会保障的实践活动 |
| 第四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思想文化建设 |
| 一、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
| (一)面向青少年的国民教育 |
| (二)面向成人的社会教育 |
| (三)乡村教育的特点 |
| 二、报刊事业:开阔农民社会视野 |
| 三、大众文艺活动:丰富农民文化娱乐生活 |
| (一)乡村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二)街头诗的昙花一现:“冀中一日” |
| (三)文化盛宴:艺术节 |
| (四)乡村文化文艺活动的特点 |
| 第五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建设 |
| 一、社会道德规范的改造 |
| (一)改造二流子与“懒人” |
| (二)禁烟禁毒 |
| (三)树立模范 |
| 二、生活习俗规范的革新 |
| (一)更新卫生观念 |
| (二)改良卫生习惯 |
| (三)倡导中西医结合 |
| (四)开展妇婴卫生保健 |
| 三、法律法制规范的重建 |
| (一)法规进村:农民法治意识加强 |
| (二)司法下乡:巡回审判与调解 |
| (三)法律法规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
| 四、优良社会风气的养成 |
| (一)中共局部执政的优良作风 |
| (二)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 |
| 结语 |
| 一、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变革 |
| 二、乡村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 |
|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述评 |
| (一)精英理论研究综述 |
| (二)乡村精英治理研究综述 |
| (三)对已有研究的述评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精英与乡村精英 |
| (二)精英吸纳与精英塑造 |
| (三)基层党建与政党整合 |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三)创新及不足 |
| 五、研究方法与个案概况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个案概况 |
| 第一章 秩序重建:政党下乡中的精英吸纳 |
| 1.1 权威依赖:生存性集体行动中的精英需求 |
| 1.1.1 贫瘠底色下的生存抗争 |
| 1.1.2 剥削压迫中的权威期盼 |
| 1.1.3 政党下乡后的精英显现 |
| 1.2 党组织吸纳:乡村精英评价与遴选标准的更迭 |
| 1.2.1 乡村精英的整体性更替 |
| 1.2.2 乡村精英的价值取向转变 |
| 1.2.3 乡村精英进入治理体系 |
| 1.3 组织与动员:乡村精英的职能转化 |
| 1.3.1 组织互助与建设山区 |
| 1.3.2 密切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 |
| 1.3.3 统一思想培植集体观念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内外联动:党组织建设中的精英培育 |
| 2.1 外力引导: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建设 |
| 2.1.1 党群献计与规划先行 |
| 2.1.2 同工同酬与妇女参与 |
| 2.1.3 制度理性与机制创新 |
| 2.2 “嵌入式”治理:驻村干部引导下的思想建设 |
| 2.2.1 以思想引领规范支部建设 |
| 2.2.2 以干部培训坚定理想信念 |
| 2.2.3 以民校党课普及科学文化 |
| 2.3 内生形塑:乡村精英的自我完善和作风建设 |
| 2.3.1 吃苦在前,实干在先 |
| 2.3.2 以身作则,行为示范 |
| 2.3.3 联结纽带,服务奉献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上下同构:党组织巩固中的精英示范 |
| 3.1 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表彰宣传 |
| 3.1.1 层层贯彻的事迹扩散 |
| 3.1.2 荣誉触发的正向激励 |
| 3.1.3 向上向善的氛围营造 |
| 3.2 乡村层面:自下而上的典型带动 |
| 3.2.1 思想先进性的引领 |
| 3.2.2 作风纪律性的规制 |
| 3.3 群众层面:致富逻辑中的精英支持 |
| 3.3.1 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拥护 |
| 3.3.2 对经济效益的追求 |
| 3.3.3 对精英才能的信任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群体效应:党组织发展中的精英塑造 |
| 4.1 群众路线与精英群体的扩大 |
| 4.1.1 精英与群众的同质性 |
| 4.1.2 共同行为中的权威认同 |
| 4.1.3 从个体到群体的榜样效应 |
| 4.2 党组织与精英群体的互嵌互构 |
| 4.2.1 精英群体优化党员队伍 |
| 4.2.2 基层党组织提升精英素质 |
| 4.3 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延续 |
| 4.3.1 领导核心: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定位 |
| 4.3.2 党群合力:党组织、精英和群众的良性互动 |
| 4.3.3 共建共享:乡村治理形态的重构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党建引领下的精英再造 |
| 5.1 精英消解与治理式微 |
| 5.1.1 弱化虚化的党组织 |
| 5.1.2 精英流失与权力化 |
| 5.1.3 干群矛盾凸显 |
| 5.2 政党调适与精英整合 |
| 5.2.1 变革中的自我调适 |
| 5.2.2 多元化的精英吸纳方式 |
| 5.2.3 新乡贤与精英延续 |
| 5.3 党建引领与精英重塑 |
| 5.3.1 保护精英成长的社会土壤 |
| 5.3.2 乡村精英的自我提升 |
| 5.3.3 夯实乡村精英的民意基础 |
| 5.4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结论 |
| (一)精英的产生是乡村内生与党组织吸纳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二)融先进性与群众性于一体是精英塑造的关键 |
| (三)党的价值准则和目标追求保证了乡村精英的示范引领功能 |
| (四)精英塑造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促成了精英群体式涌现 |
| 二、讨论 |
| (一)利益和价值多元背景下基层党组织的精英吸纳与整合问题 |
| (二)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背景下的精英培育与农民主体性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从农民到工人 ——阳泉铁厂工人研究（1947-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四、论文主要结构 |
| 第一章 从保晋铁厂到阳泉铁厂 |
| 一、保晋铁厂的建立与经营 |
| 1.争矿运动与保晋铁厂建立 |
| 2.保晋铁厂的艰难经营 |
| 二、两次劫掠与阳泉铁厂成立 |
| 1.日寇对保晋铁厂的劫掠 |
| 2.阎锡山劫收阳泉铁厂 |
| 小结 |
| 第二章 阳泉铁厂工人构成 |
| 一、阳泉铁厂工人概况 |
| 1.接管工厂,革除旧弊 |
| 2.工人整体情况 |
| 3.部门设置与工人分布 |
| 二、当工人——以入厂方式为中心 |
| 1.原厂保留与召回 |
| 2.工作调动 |
| 3.组织分配与安排 |
| 三、工人的来源——以工人结构分析为中心 |
| 1.工人年龄结构与性别分布 |
| 2.离家入厂——以籍贯地为中心的考察 |
| 3.文化程度 |
| 4.家庭出身与个人成分 |
| 小结 |
| 第三章 制度管理与物质保障——工人身份建构历程 |
| 一、工厂制度与保障 |
| 1.制度管理 |
| 2.物质保障 |
| 二、赏与罚:阳泉铁厂工人模范塑造与违纪处罚 |
| 1.模范塑造 |
| 2.违纪处罚 |
| 小结 |
| 第四章 阳泉铁厂工人生产生活状况 |
| 一、在工厂与农村之间:一个铁厂工人的生活史 |
| 1.离开农村,走进工厂 |
| 2.工厂生活 |
| 3.家庭生活 |
| 二、“力争上游”——钢铁“大跃进”里的战斗 |
| 1.阳泉铁厂钢铁“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
| 2.工人干劲与生产实况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礼赞与动员：建国后《人民日报》劳动节报道研究（1949-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劳动”研究现状 |
| 1.2.2 劳动节研究现状 |
| 1.2.3 记忆理论与节日纪念研究 |
| 1.3 研究对象与样本选择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劳动的纪念:《人民日报》劳动节报道的媒介呈现 |
| 2.1 报道数量 |
| 2.2 报道版面 |
| 2.3 消息来源 |
| 2.4 报道体裁 |
| 2.5 报道主体 |
| 2.6 报道主题 |
| 2.7 小结 |
| 第3章 纪念的劳动:《人民日报》“劳动”内涵的建构与变迁 |
| 3.1 1949-1965:生产建设,增产节约 |
| 3.1.1 唤醒劳动意识 |
| 3.1.2 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
| 3.1.3 支援维护世界和平事业 |
| 3.2 1966-1976:革命斗争,生产斗争 |
| 3.2.1 政治第一,鼓吹个人崇拜 |
| 3.2.2 开展“斗、批、改” |
| 3.2.3 抓革命,促生产 |
| 3.3 1977-1991:改革为先,发展第一 |
| 3.3.1 徘徊中前进 |
| 3.3.2 突出主人翁地位 |
| 3.3.3 鼓励奉献牺牲 |
| 3.4 1992-2018:体恤关怀,赞美劳动 |
| 3.4.1 关怀底层弱势工人 |
| 3.4.2 讴歌工人劳动者 |
| 3.5 小结 |
| 第4章 余论 |
| 附录一 类目操作化定义及来源 |
| 附录二 信度检测结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劳动激励的转型 ——以国有企业内部关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缘起：构成单位制的具体制度需要研究 |
| 1.1.2 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单位制变迁的研究综述 |
| 1.2.2 有关国企激励的研究考察 |
| 1.2.3 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反思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实证个案 |
| 1.3.1 总体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个案呈现：作为典型样本的K厂 |
| 第2章 劳动激励的转型：透视单位制变迁的一种途径 |
| 2.1 劳动激励的内涵及相关理论 |
| 2.1.1 劳动激励的内涵 |
| 2.1.2 劳动激励的相关理论 |
| 2.2 单位劳动激励的历史回溯 |
| 2.2.1 单位劳动激励的起源 |
| 2.2.2 建国后国有企业劳动激励制度体系的建立 |
| 2.3 单位劳动激励的转型 |
| 2.4 本文的研究视角：以企业内部关系为中心 |
| 第3章 传统体制时期国企单位劳动激励的集体化 |
| 3.1 传统体制时期劳动激励的手段：情感和精神激励为主 |
| 3.1.1 工资和奖金：在矛盾中波动前行、走向平均的物质激励 |
| 3.1.2 包下来的福利：基于对身份地位认同的情感激励 |
| 3.1.3 思想政治教育：树立正确劳动观的精神激励 |
| 3.2 激励的主要策略：典型牵导、政治动员与国家规训 |
| 3.2.1 典型牵导 |
| 3.2.2 政治动员 |
| 3.2.3 国家规训 |
| 3.3 激励的潜在逻辑：扎根集体 |
| 3.4 劳动激励功能的内卷化 |
| 第4章 改革后国企单位劳动激励的个体化趋向 |
| 4.1 80年代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 |
| 4.2 从计划到市场：劳动激励的过渡 |
| 4.2.1 劳动激励手段的调整 |
| 4.2.2 劳动激励面临的困境 |
| 4.3 改制后劳动激励的变化：物质激励为主 |
| 4.4 激励的主要策略：量化考核、职称晋级、制度奖惩 |
| 4.5 潜在的逻辑：突出个体能力与绩效 |
| 第5章 单位劳动激励的转型及其呈现的企业内部关系 |
| 5.1 劳动激励的转型：从扎根集体到个体化趋向 |
| 5.2 传统体制时期劳动激励呈现的企业内部关系 |
| 5.2.1 企业与职工的关系：有原则的父爱主义 |
| 5.2.2 职工与企业的关系：认同与依赖 |
| 5.2.3 职工间的关系：互助与压力并存 |
| 5.2.4 领导干部与职工间的关系：相对亲和 |
| 5.3 改革后劳动激励呈现的企业内部关系 |
| 5.3.1 企业与职工的关系：相对趋于理性 |
| 5.3.2 职工与企业的关系：利益依赖为主 |
| 5.3.3 职工间的关系：趋于竞争、层化和相对疏离 |
| 5.3.4 领导干部与职工间的关系：凸显权威 |
| 5.4 小结与思考 |
| 第6章 集体主义的式微：单位劳动激励转型的反思 |
| 6.1 劳动激励转型中集体主义式微的体现 |
| 6.1.1 集体主义工作伦理的弱化 |
| 6.1.2 集体主义情感的消解 |
| 6.1.3 集体认同的下降 |
| 6.2 劳动激励转型中个体化趋向衍生的问题 |
| 6.2.1 单位公共性遭到削弱 |
| 6.2.2 激励效能遭遇“有限性” |
| 6.2.3 意义共同体遭遇挑战 |
| 6.3 单位制的遗产：集体主义的创造性转化 |
| 6.4 面向国家、集体、个人的单位劳动激励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的互构 ——以G社区公共性建构为研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单位研究中行动者的“缺席” |
| 1.1.2 作为行动者的退休人员及其单位认同 |
| 1.1.3 退休人员社区认同生成的障碍性因素 |
| 1.1.4 单位社区变动背景下公共性的建构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单位认同 |
| 1.2.2 社区认同 |
| 1.2.3 互构论 |
| 1.2.4 公共性 |
| 1.3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视角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作为田野对象的G社区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研究框架 |
| 第2章 从单位认同到社区认同：理论谱系 |
| 2.1 认同建构的背景：单位制的变迁及对单位人的影响 |
| 2.1.1 有关单位制的形成研究 |
| 2.1.2 有关单位制的变迁研究 |
| 2.1.3 有关单位制变迁对单位人的影响研究 |
| 2.2 认同建构的过程：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的转换 |
| 2.2.1 认同的概念与释义 |
| 2.2.2 社会认同的产生与发展 |
| 2.2.3 从单位认同到集体认同重构 |
| 2.2.4 社区认同研究 |
| 2.2.5 后单位时期社区认同的转换研究 |
| 2.3 认同建构的视角：公共性与基层社会治理 |
| 2.3.1 公共性的概念缘起 |
| 2.3.2 公共性概念的不同阐述 |
| 2.3.3 公共性的意涵及维度 |
| 2.3.4 基层社会治理与公共性建构 |
| 第3章 单位居住区的形成及特征 |
| 3.1 单位居住区的变迁与特征 |
| 3.1.1 G单位居住区的早期雏形 |
| 3.1.2 单位社会确立期的G社区 |
| 3.1.3 单位社会繁荣期的G社区 |
| 3.1.4 单位社会衰退期的G社区 |
| 3.1.5 延续的传统：单位共同体情结 |
| 3.2 单位人集体意识形成过程 |
| 3.2.1 由生产建设产生的协作观念与集体意识 |
| 3.2.2 由政治控制产生的依附关系和参与观念 |
| 3.2.3 由社会生活产生的联结关系与家庭情感 |
| 3.3 集体记忆：认同建构的基本资源 |
| 3.3.1 对单位光荣与辉煌的集体记忆 |
| 3.3.2 对单位时期苦难与危机的集体记忆 |
| 3.3.3 对单位时期日常生活情感的集体记忆 |
| 3.4 小结 |
| 第4章 单位解体与社区公共性重建 |
| 4.1“单位制”解体与单位功能萎缩 |
| 4.1.1“单位制”解体 |
| 4.1.2 单位功能萎缩 |
| 4.2 单位人与单位的关系断裂 |
| 4.2.1 单位人与单位关系断裂 |
| 4.2.2 单位人社区生活的被动适应 |
| 4.3 单位人的原子化与整合需要 |
| 4.3.1 原子化的单位人 |
| 4.3.2 迈向新的公共性 |
| 4.4 小结 |
| 第5章 单位社区公共性建构的特殊路径 |
| 5.1 后单位社会背景下单位的“隐形在场” |
| 5.1.1 作为“场域”的“单位” |
| 5.1.2 后单位社会社区中“隐形在场”的单位 |
| 5.2 单位“隐形在场”的形态类型 |
| 5.2.1 单位“权力资本”的潜在运行 |
| 5.2.2 单位“文化资本”的历史积淀 |
| 5.2.3 单位“关系资本”的内在延续 |
| 5.3 小结 |
| 第6章 社区认同形成的障碍因素 |
| 6.1 单位认同向社区认同的转换 |
| 6.1.1 社区认同的不同理解 |
| 6.1.2 重构社区居民的精神家园 |
| 6.2 社区认同形成的障碍性因素 |
| 6.2.1 单位衰败及其衍生的干群矛盾 |
| 6.2.2 小圈子的生成与封闭运行 |
| 6.2.3 老龄化导致的社区活力不足 |
| 6.2.4 行政化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区隔 |
| 6.3 小结 |
| 第7章 迈向社区认同的实现路径 |
| 7.1 关于社区认同的多重建构路径 |
| 7.2 基于公共性建构的社区认同实现 |
| 7.2.1 建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共治模式 |
| 7.2.2 深化和扩展社区“单位”资源 |
| 7.3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企业退休人员访谈提纲 |
| 附录二：社区工作人员访谈提纲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天津劳模健康有保障（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D]. 晋江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3]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一重深化改革创新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纪实[J]. 宋成君,江仲. 北方文学, 2020(16)
- [4]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D]. 赵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6]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D]. 张嘉凌. 山西大学, 2019(01)
- [7]从农民到工人 ——阳泉铁厂工人研究（1947-1965）[D]. 荆宇阳. 山西大学, 2019(01)
- [8]礼赞与动员：建国后《人民日报》劳动节报道研究（1949-2018）[D]. 周存. 厦门大学, 2019(08)
- [9]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劳动激励的转型 ——以国有企业内部关系为中心[D]. 徐春丽. 吉林大学, 2018(12)
- [10]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的互构 ——以G社区公共性建构为研究视角[D]. 王丽丽. 吉林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