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目录总汇（论文文献综述）
王婧哲[1]（2021）在《《武职选簿》中宁夏卫所选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高寿仙[2]（2020）在《《皇明条法事类纂》成书问题蠡探——以《明代档册》为参照》文中指出《皇明条法事类纂》辑录了成化和弘治年间的大量文书,是研究明代中叶各方面情况的资料宝库。然而关于此书的成书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尚待破解的谜团。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代档册》,在内容和性质上与《皇明条法事类纂》十分相似,说明两者有着共同的编纂背景和资料来源。《明代档册》的抄录时间非常清楚,肯定不会早于嘉靖十七年,说明嘉靖年间确实存在编纂这类文献的动机和需求;不过其署名"监察御史戴金编次",尽管限于资料无法证伪,但确实存在可疑之处。现存钞本很可能是晚清时期誊抄成书的,但其内容本身并无疑问。
姜维枫[3]（2020）在《泰山辞赋研究》文中提出泰山文化源出上古,泰山辞赋滥觞于两汉,绵延至今,不绝如缕。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自西东迁,阴阳五行说兴起,泰山被齐人纳入五行系统,从而具有了“一岁之首、万物之始”①的新含义。秦汉王朝,前后相续,实现一统。秦皇汉武求仙奉道,报天之功,先后东巡封禅。自此,泰山地位超拔五岳,其政治文化的象征意味逐渐凸显。辞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②“苞括宇宙、总揽人物”③的体制特征与上升期的秦汉王朝敷陈万物、宣扬美德、报天成功的家国心态绾合。在历代赋家不断的发展和丰富下,泰山辞赋含藏了帝王与国家的封禅文化、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华夷思想等。赋家借泰山持世、持己,在主流文化之外,抒写自家隐逸情怀,充分发挥辞赋的颂美讽喻与感物体道功用,表达人格理想与审美追求。本论文由泰山辞赋文本阅读出发,呼应历史,力求深研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发展演变规律、包蕴万端的文化内涵,揭析泰山辞赋作家独特的情怀与人格理想,体察泰山辞赋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论文共分三部分八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从整体上揭析泰山辞赋之概貌和泰山形象的生成流衍特征;第二部分为第三章至第七章,集中阐释泰山辞赋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包括封禅文化、华夷之辨、正统观、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隐逸文化;第三部分为第八章,主要研析泰山辞赋的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第一章,泰山辞赋概貌纵览。主要从创作内容、情感、审美等方面,综括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两汉泰山辞赋以敦请封禅、颂美国家为主调。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出现讽喻、批判现实之作。唐代泰山辞赋创作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国势上升,泰山辞赋充满高歌进取的精神,赋文多书写封禅、论证政权的合法性,笔涉华夷之辨、大一统思想;后期藩镇割据、国势衰颓,泰山辞赋开始反思封禅,内容富于哲思与理性精神,风格沉静内敛。宋代泰山辞赋以真宗封禅泰山为界,前期风格华丽虚妄,后期质实尚朴。宋代真宗朝之后,封禅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元明清三代的泰山辞赋开始集中反思封禅,同时泰山作为自然山的地理特征受到关注。元代郝经《泰山赋》传达“大一统”“华夷一家”的治国理路和礼乐文化、王道仁政理想。明代泰山辞赋散体大赋与抒情小赋并行,在颂美主题之外,出现表达隐逸情怀的赋作。清代泰山辞赋创作数量为历代之冠,文体与题材更趋多元,较同期长白山赋、东巡赋,泰山辞赋更注重形塑清帝省方展义、成民是念之特征;乾嘉以降,出现以人文泰山为主题的辞赋,特点是颂美功能尾大不掉。第二章,泰山形象的流衍。以泰山辞赋为中心,纵向梳理历代泰山形象的流衍变化特征。自汉代开始,泰山崇高巍峨的庄严形象,封禅大典恢弘威仪的皇家气魄与赋体文学恢弘俯仰、铺张扬厉的文体特征完美结合,泰山成为族群、国家、政权、文化认同的象征。元代之前,泰山形象处在神本位与政本位的流衍交融与离合之中;唐宋元明清几代,泰山形象表现出由国家正统向正统消解转移;明清两代的泰山形象出现另一流脉——于胶着板滞、踵事增华的神圣化描写中增添了灵活生动的平民气质。第三章,泰山辞赋与封禅文化。封禅是历代泰山辞赋创作的主题,本章采用文史互证法,尝试厘清封禅之初衷与本质,梳理历代封禅观念的嬗变。古帝封禅本皆为民,至秦汉时期发展为求仙报功,唐朝帝王拨乱反正,封禅回溯为苍生祈福,至宋真宗封禅沦为帝王之术的手段,封禅大典的神圣性与崇高性被消解。从国家族群、帝王治道层面看,封禅有其积极的功用:帝王借“一统”“天命”“正统”观以巩固统治,借封禅以沿袭礼乐文化制度、建构理想的政治秩序、树立帝王典范、构建国家情感。泰山辞赋所承载的封禅文化,经过“秦仙汉纬,唐骄宋惑”的曲折发展,其主导是将“仁政”“德治”作为治道之本,以实现天下一统、安息苍生黔黎的理想。第四章,泰山辞赋与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思想贯通中国文化思想之始终,泰山辞赋中的族群意识与华夷观,与世推移,流衍轨迹清晰。就泰山辞赋创作而言,汉代的华夷观,主要集中于西汉时期,呈现为以大汉为中心的百蛮向风特征。唐代泰山辞赋之华夷观可以概括为,基于华夏中心主义的华夷一家论、正朔论。宋代泰山辞赋的华夷观演化为想象中的“华夷会同”“华夷同志”。元明清三代,泰山辞赋不言华夷、不辨华夷,实质上“华夷一家”、“天下一统”已成为此期思想的底色。第五章,泰山辞赋与国家认同。泰山辞赋传达出强烈的国家族群认同意识,泰山辞赋含藏大一统思想与礼乐文化。大一统思想不仅体现为疆域一统、族群一统,还包括政治清明、国家太平、社稷稳定、经济繁荣、黎庶安宁等思想内容。泰山辞赋承载的礼乐文化具体呈现为“德化”“和序”“颂美”等形式特征。唐宋时期的泰山辞赋将礼乐文化的阐释推至顶峰,宋之后,封禅辞赋创作式微,泰山辞赋关于礼乐的阐释逐渐消解。泰山辞赋中的礼乐文化呈现向由礼乐本义到祭祀艺术的回归。第六章,泰山辞赋与天人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信仰中,泰山是庙堂文化中沟通天人之津梁。汉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主要表达了基于“天人感应”的“以德配天”;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传达出基于“道法自然”的天人和谐;唐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出现了关于“先天”“奉天”“革天”的命题,这不仅是赋家个体的天人认知,也代表了唐代的盛世气象。宋代儒学与科学相对发达,宋人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出现新变,然而当赋家描绘帝王封禅的蓝图时,往往又会重启天人感应的传统模式。泰山辞赋借助天人关系服务皇权,“天命至上”“天人感应”“以德配天”是帝王文化的典型表征,当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出现离散之势,君臣无法从现实政治文化中获得自信与出路,便借助天人思想来稳固政权,凝聚国家意识,有时甚至不惜伪造天命来凝聚民心和主流意识形态。宋代真宗朝的泰山辞赋强调天命主导,其后则强化人事、弱化天命。元明清时期,泰山辞赋的“天命”观不断弱化消解,然天命观的集体无意识仍若隐若现。第七章,泰山辞赋与隐逸文化。通观历代泰山辞赋,赋家所抒发的隐逸心态与情怀,主要表现为面对出处浮藏的矛盾,对无德、无智、无功、无名之境的思考,对自然与自我合一的追求等。“隐逸”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题之一,也是此期赋家津津乐道之题。唐宋隐逸绍承前代遗风,泰山辞赋一面表现怀才不遇、一面传达隐逸情怀,盛唐之后出现仕隐兼通之风。宋代泰山辞赋写出文人无可逃逸的矛盾。元代排斥文士,泰山辞赋否定以归隐为行欲之阶、怀揣逞志之辈。明代强求集权,泰山辞赋表达赋家由仕而隐的心路历程。清代对文人高压与怀柔政策并用,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倾向于自然与自我的合一,呈现为一种追求自由与人格的意识。总之,隐士、隐逸文化一直与封建王朝相伴相生,通观泰山辞赋,士人命运始终随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境遇而变迁。泰山隐逸辞赋借助象喻比德,书写出贞固不渝、气清不淫、宏远逍遥等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审美特征。第八章,泰山辞赋的功用与审美。历代泰山辞赋多借封禅与反封禅来实现颂美方今帝王之功用,泰山辞赋创作至清代,颂美内容出现新变,陈梦雷与周藩的同题《泰山赋》均能基于赋家的现实经历来表达辞赋主题。清代泰山辞赋多借意象颂美国家帝王,其一为自然意象,如泰山、白云、观日等;其一为文化意象,如“一览众山小”“登泰山小天下”“泰山不让土壤”“挟山超海”等。赋家沿着咏物——抒情——颂美的创作路向,描摹泰山自然、体悟泰山人文,传递儒家修齐治道。相较于早期以封禅为主调的颂美辞赋,在泰山辞赋创作的后期,更多的自然与文人化物象融入辞赋作品,审美风格趋于自然、典雅、优美,美中不足的是,“颂美”之声尾大不掉。部分泰山辞赋创作改变了传统辞赋结构,加强了讽喻批判社会的内容,增加了匡救时弊的成分。泰山辞赋的感物体道功能,或借“体物写志”来表达人格理想,或借主客问对来完成由事悟道。论文最后有附录两则,其一为历代泰山辞赋目录,其二为泰山辞赋勘误。
高磊[4]（2020）在《唐诗中的日月神话论稿》文中提出神话,是诗歌产生的源头。神话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拓展了诗歌的取材范围。诸多诗人受到神话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借鉴和吸收神话因素进行创作,使诗歌与神话完美融合。唐诗中大量的神话典故,既起到了保存神话的作用,又增加了诗歌的浪漫效果。唐人将神话故事、神话意象、神话思维与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境界。本论文选取唐诗中的日月神话为研究对象,分八章进行研究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日神及日之出入神话。唐诗中的日神,既有“耀灵”“东君”“朱明”“大明”之名,又有“日灵”“阳灵”“灵晖”和“郁仪”之称。唐人应制诗中常以日喻唐皇,又与“捧日”典故融合,表达效忠、侍奉、守护君王之心。《淮南子·天文训》描绘了日行轨迹及行至之处的称谓,唐诗中常见的有“旸谷”“咸池”“扶桑”“蟠木”等日出之所和“崦嵫”“虞渊”“桑榆”等日入之处。唐诗中的“若木”有两种含义,既是东方扶桑,又是西极若木。此外,《淮南子》记述的“朏晨”“正中”“晡时”“高舂”“下舂”等日行各时段之称谓,唐诗中亦可见之,且多用其本义,表示时间。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阳乌与后羿射日神话。唐人将以“日乌”为诗歌意象,既以咏日,又以咏乌,或将二者融合,亦或以之代指太阳。因《淮南子》等古籍有“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乌尽死”的记载,又产生了“羿射九日”的神话。古籍中的“羿”形象,可归纳为三种:“实有的历史人物”“箭靶’式人物”和“神话人物”。神话之羿所为之事,与历史之羿有密切联系。唐诗中的“羿”亦不离以上三种形象。羿射九日,落入大海,是为沃焦,又称尾闾、归塘。这些意象也在唐诗中出现,用以表达不同的诗意。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羲和与驭日神话。“羲和”在古籍中有“日母”“历官”“日御”三义。三者之间互有关联,反映了神话的历史化和神话自身的演变。而“日御”之义是唐代羲和神话的主流。唐人将羲和神话意象与车、轮、鞭、辔、鞅等车马驾意象两两融合,并将“羲和驭日”典故引申化用为多种诗意表达。唐诗中的“羲和”及其相关意象,既代指太阳亦转指岁时,寄寓了时间的昼夜不停和转瞬即逝,抒发了诗人们对暮年的感喟和因时光易逝而引起的人生之叹,表达了对功成名就的追求和突破生命限制的愿望。“日车”“六龙”除了其中所含有的时间寓意之外,“日车”又衬托物之高、险,“六龙”又有“天子之驾六马”和“《易》乾卦的六爻”等义。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夸父逐日和鲁阳挥戈却日神话,二则神话本身寄寓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但唐诗在化用二典时却不独从神话本身的抗争寓意出发,而是结合诗人自身的理解,进行多种解读。夸父逐日的神话本身有“远大抱负”“不自量力”等多重寓意,唐人从不同的角度化用于诗中,表达了诸多不同的情感。鲁阳却日神话在唐诗中用作咏戈之典、咏军阵之典、咏日之典,既以之状军威之盛,又寄寓了人有回天之力和希望能驻景留时之意。而在李白《日出入行》诗中,却否定了鲁阳的“回天之力”,展现了诗人合于大道的自然观和宇宙观。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嫦娥与奔月神话。嫦娥又作恒娥、常娥、姮娥,其窃不死药而奔月的故事谓之奔月神话。目前可知的秦简《归妹》卦辞、《文选》引《归藏》《淮南子》等文献中均有奔月神话的相关记载,故事情节在东汉张衡《灵宪》的记载中已然完备。嫦娥的形象经文学作品的流传与修饰逐渐鲜活起来。唐人将嫦娥奔月神话中长生不死、孀居孤苦、去而无返三大主题蕴含诗中,用以抒情言志。这些诗中的嫦娥是女神的形象,并升华成为美人意象。嫦娥不仅用来比喻美人和衬托美好事物,其作为月亮的代称也在诗中出现。唐人对于嫦娥窃药之事又从不同的角度予以阐发,表现出多种态度。第六章是论述了唐诗中“蟾蜍”与食月诗歌。因为古人对月之轮廓无光之处的直观认识和蟾蜍的寓意,以及嫦娥奔月化为蟾蜍的神话等原因,古人认为月中有蟾蜍。故而把月蚀之时的月亮残缺,想象成因蟾蜍啮食所致,谓之“蟾蜍食月”。月有后宫群臣的寓意,故而唐诗中的食月诗常作为诗人抒发政治感慨的工具。卢仝歌行体《月蚀诗》是这方面诗歌的代表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诗中有一定数量的涉蟾蜍诗,多以“蟾蜍”代指月亮。第七章是对唐诗中“月兔”进行文化阐释。《楚辞·天问》“顾菟在腹”,王逸以“月中顾望之兔”释之,月兔神话由此而生。唐人涉月诗中常言及月兔,称之为“顾兔”“玄兔”“白兔”“玉兔”“阴兔”“金兔”等。“顾菟”之义,学术界有“月兔说”“蟾蜍说”“蟾兔说”“月虎说”四说。在唐诗中,有“月兔”“蟾蜍”两种释义。“玄兔”之称,解释了月中兔的来源,亦即“阴影说”。“白兔”寓意长寿,故唐人化用“白兔捣药”的神话入诗,借之抒情言志。“玉兔”既是“白兔”的喻称和美称,又暗指其为天上之兔。而且“玉兔”“阴兔”“金兔”之称与阴阳五行学说有一定的关联。因兔代指月,故唐诗以“兔轮”“兔钩”“兔影”“兔辉”来写月,以“乌飞兔走”形容时光流逝。唐诗中月兔的不同称谓,是我国传统文化多样化的沉淀,从中亦可窥探月兔神话的起源。第八章是对唐诗“月桂”的意象及其寓意进行探析。《淮南子》记载“月中有桂树”,《安天论》又有“月中仙人桂树”之说。唐代时产生的“吴刚伐桂”和“月落桂子”进一步丰富了月桂神话。唐人化用月中桂树的典故,以写月、咏桂、誉美人、赞贤达,或以“桂”代指月亮。又将月中桂的神话意象与科举寓意结合,使之成为了功名的象征。唐诗尤其是中晚唐诗歌以月桂喻功名者甚多,而且因“蟾宫”之说而衍生出“蟾宫折桂”的熟语。月中桂树以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和丰富的情感内涵为唐人喜用,以表达对功名的追求。
徐成[5]（2020）在《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壬辰战争（1592—1598）是一场开始于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的涉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性战争,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对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战争中,来自中国宣大地区的宣大将士积极地参与了援朝抗倭,尤其是日军第二次侵朝之时,宣大将士的表现尤为亮眼。既往对其东征援朝事迹的研究相对匮乏,存在可以突破之处。除此以外,宣大将士本身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深度参与了 16世纪后期的这场东亚大战争,研究宣大北兵援朝不仅是中国史的问题,也是东亚史的问题。本文利用正史、金石、谱牒、档案、方志、政书、文集、笔记等材料,佐以田野调查,梳理了两次入援的宣大北兵将领的概况,重点分析了主要参战将领的生平行历,将其历史形象修复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并且,重点研究了宣大将士在援朝抗倭战争中具体参与过的战争事迹,如平壤开城之捷、碧蹄馆战役、稷山之战、蔚山之战、第二次蔚山之战、泗川之战,以往针对这些战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积累,但是以往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由于各方偏重不一,中国学者未尝仔细利用日方史料,日韩学者对明朝史料使用又不尽然充分,对于许多问题莫衷一是。本文综合利用明朝、朝鲜、日本方面的各类史料,尤其是回归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s）,尝试厘清这些战争以及宣大将士的作战情况的相关问题。宣大将士驻扎朝鲜期间,与朝鲜当地的中央与地方官员、部队、民众也有着交往互动,对朝鲜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后世朝鲜官方对其亦有一定程度的纪念,并且宣大将士的后裔中有一部分在明清易代后迁居朝鲜,本文尝试分析其后裔在朝鲜的境遇,并与辽东将领李氏后代或其他籍贯将领东迁朝鲜的后代进行对比,分析其待遇差异与成因。而且,宣大北兵将领后裔在国内亦有存留,在其原乡亦繁衍绵瓞,但其与朝鲜的同宗血脉在针对东援祖先的文化与记忆上已发生截然相异的变化。本文比较中朝两国宣大将士后裔之不同,并分析了其成因。由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并发现宣大将士的形象在战后的朝鲜半岛和中国都逐渐归于落寞。在朝鲜半岛而言,这固然与辽兵、南兵第一次来援有“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有关系,但更与朝鲜王朝官方在战后对战争文化的回溯与建构的过程中对辽兵和南兵相对更加重视有关。而在中国的宣大将士子孙,由于明清易代,清朝官方对于万历抗倭援朝一事整体持否定态度,卫所的裁撤罢改与卫所制度的逐渐解体也使宣大将门失去了赖以维存的根本土壤,其抗倭援朝之功绩亦逐渐泯灭。最终造成了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都逐渐遗忘其援朝的来龙去脉。
韩敏[6]（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提出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何凯[7]（2020）在《两晋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两晋赋诸多特征的形成深受社会政治、学术思潮影响。两晋帝王、权贵对辞赋普遍缺乏兴趣,导致赋家既无尊贵荣宠的社会地位,亦无诸如邺下赋家与丕、植昆仲的诚挚友谊。帝王、权贵的喜好对两晋赋的影响微乎其微。政治动荡,使两晋赋家无大国臣民的自豪意绪,故无美颂政治的意愿。乱世“帝功”的匮乏,帝王于“润色鸿业”亦无迫切的需求。两晋赋家对京殿苑猎等宏大题材缺乏兴趣,美颂意图普遍消失。在学术的层面。经学体系的崩溃,使赋的价值不再一准于经学的绳尺,擅赋可为士人炫才的资本。玄学自嵇康、阮籍之后淡化了对政治的批判,经乐广、裴頠等人的努力,至郭象而完全融合“名教”与自然。阔谈老、庄成为弥漫朝野的风气。受此影响,两晋赋家的学识素养及精神面貌与两汉赋家迥异。好老、庄之学而对经学普遍缺乏兴趣,长于义理而疏于诂训,少有坚实的学术素养。阔论玄虚、遗世高蹈、恣情山水是两晋赋家普遍的精神面貌。赋家缺乏担当精神,少有“兼济”之志,对社政治亦无尖锐批判,而多对个体逍遥、畅适的追求。在玄学的浸润下,士人对现实的关怀转向自我,审视当下的生存。玄学对“道”的探讨,使“玄”这一语词带着“玄远之学”的高格,被普遍运用于描绘事物。“玄”之“正色”体现出人们光明与黑暗的遥远记忆;“道”之“玄远”则赋予事物奇异、深奥的品质。但凡以“玄”限定指称的事物及其属性,都因“玄”义的发现而值得美颂。“道”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则禀受“气”“道”的事物便为可贵。由“体道”而“体物”,是玄学对两晋赋的重要影响。老、庄的哲思则影响赋家的处世主张、生活理想。在禀承“气”与“道”的层面标举事物的意义,阐发贵柔、通变的处世智慧,抒写自适逍遥与出尘之想几个方面,体现出玄学思潮对两晋赋的全面渗透。陆机《遂志赋》《豪士赋》、挚虞《思游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李暠《述志赋》各自体现玄学影响的不同侧面。陆机之“贵柔”与“通达”,挚虞以“天命”否定“骚怨”、陶渊明因“质性自然”的执着,于生活有“不遇”的困扰;李暠以老、庄“风度”为立国的“正名”之用。是玄学思想在两晋言志赋中的不同表现。两晋赋的题材变化明显。都邑、蒐狩赋的政治主题淡化,言志、纪行赋“骚怨”丧失,咏物赋多表现日常生活。以“水”为主要对象的山水题材在两晋赋中别具一格。赋家对山水的描写涵盖了人们面对山水时的各种心态。郭璞《江赋》、木华《海赋》代表两晋山水大赋的最高水平。其对江、海的描摹一仍汉代散体大赋的模式。图绘空间,虚夸物产,表现出浩瀚水域的雄奇壮丽。对江、海的描写中随处可见珍奇名物的堆砌铺陈。赞美江、海“兼包化产”的意义,同时体现赋家对江、海世界的畅想与敬畏。两晋大赋的“水”,或与汉大赋相类,由《诗》《骚》的“山水阻隔”转化为“物产地利”,或如郭璞《江赋》直接资取《山海经》“虚实参半”的山水名物。行途所见的山水并未成为两晋赋家的审视对象,于赋中多为空间衔接的点缀之物,并因“流寓”的普遍感伤而色调黯淡。赋家于行途山水的情感体验与《诗》《骚》相似。两晋思辩的水赋多援取儒、道关于水德、水性的经典议论。或论“水”之功用,或论“水”之“自然”,从学理思辩的层面确认水的品格,是山水审美发生的必要前提。“归田”“闲居”“嘉遁”主题的多将山水作为“宜居”环境的考量因素,甚或根据需求布置、经营。不再论证山德水性,而赋家“乐在其中”,是真正的山水审美。两晋大赋、小赋分途演进。左思《三都赋》、庾阐《扬都赋》、郭璞《江赋》、木华《海赋》等都沿用汉大赋的铺陈程式。左思、挚虞主张“征实”,而有左思《三都赋》的实践。郭璞《江赋》尚奇尚怪、寓虚于实及木华《海赋》则未离“凭虚”,就是《三都赋》的名物取用,亦有不实。观念主张与创作的矛盾,是基于《诗》“用”的标准与大赋“凭虚”夸饰的体制要求背道而驰。完全保持楚辞面貌的纯骚体赋减少,传统骚体赋纪行、言志等题材大多不用骚体的形式。保持楚辞面貌骚体或半骚体作品,则无《离骚》的愤怨及由《离骚》衍生而来的“不遇”,多抒通脱情志。咏物小赋蔚然勃兴,对象纷繁。“庶品杂类”“草区禽族”,无一不可入赋。两晋赋家咏物既重声口享受的实用意义,也赞美色彩、质地等“无用”的审美愉悦。淡化汉魏咏物赋的“感遇”色彩,对物态的描摹追求逼近“真实”,并在“体物”的过程中隐喻“摄生”的智慧,是两晋咏物小赋的典型特征。在语用的层面,两晋赋仍以四、六言句式为主体,但在提示铺陈内容转换的衔接部位新变明显。“尔乃”“其上”“于是”等提示语之后多为与下句字数相等结构,并融入偶对的句群,极少散语单行的语句。废弃“楚语”特征明显的“兮”字,成为两晋赋句式运用的主流趋向。通篇运用“兮”字句式的作品极少,杂用“兮”字句式与非“兮”字句式的“半骚体”也不多。“兮”字对句通常用于间破句式通篇一律的板滞,且在一至二个对句之后随即转入非“兮”字句。“兮”字的弃、用,都体现出两晋赋家于句式“文学化”的自觉追求。诗体的五、七言在两晋赋中仅是极为个别的运用,说明赋的“诗化”尚未发生,而以偶对为基础的骈化则极为盛行。语词的运用上,地名词作为叙事要素参与文本的构建,提示“观察”空间的转换,或体现赋家对“世界”的认知。名物词的作用仍在堆砌铺陈,炫示富博。偏正式的名词结构则于色彩、质地、线条、空间态势的范畴体现两晋赋家“体物”的细腻,并见以“柔”“弱”为美的倾向。作为喻体的名词普遍用于写物图貌、夸饰性状。虽非两晋独有,但在两晋赋中更加鲜明。繁难生僻的字面减少,联绵相对、叠音相对,体现出两晋赋字面趋简,而属对趋严的用字讲求。在典事的运用上,随着“骚怨”精神的丧失,两晋赋对典事的援引普遍缺乏强烈的情感。潘岳《西征赋》“刺取史事为赋”,其“旁观”的叙事特征,及其对典事的隐括、处置,既体现两晋赋“援事”的新变,又为后世赋的典事运用提供范式的借鉴。
左攀[8]（2019）在《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文中提出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无量祖师、披发祖师、北帝、玄帝、祖师爷、上帝公等）是唐宋以后兴起的的具有长远影响力的道教神只。他源自上古四象中的北方玄武,玄武最初是神龟,汉代以后逐步演变成龟蛇合体的形象。在世俗社会,玄武是天空星象和地上建筑的北方意象,许多景观名胜都以“玄武”命名。道教也将包括玄武在内的四象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充当天界神仙、人间羽士以及冥界死者的守护者。从先秦到唐代,玄武虽有神性,但神格地位始终不高,与其说是“神灵”,不如说是“神兽”。出于对北极和北斗的好奇与想象,华夏先民认为北方星空具有神奇的力量,加之北方属水,水生万物,道教逐渐形成一以贯之的北方崇拜,创造出太一、天皇大帝、紫微大帝等代表北极和北斗的北方神灵。这些神灵地位尊贵,神通广大。经过六朝时期的积累和整合,在唐代形成一个以北方神灵为崇拜对象的北帝派。这个道派塑造了多个北帝,将北方崇拜推向高潮。大约五代时期,川蜀地区的北帝派道士以北帝派经典为蓝本创作真武专属道经,让北方玄武从四象中脱颖而出,成为以斩妖伏魔为己任的人格化北方大神将。为了证明赵宋王朝受命于天的皇权合法性,宋真宗开展了一系列造神运动,面对来自北方契丹的威胁,作为北方守护者的玄武引起了他的注意。恰好天禧二年（1018年）京师军营出现醴泉祥瑞,宋真宗抓住机会,修建祥源观,加封真武为“真武灵应真君”,让真武神格得到跨越式提升。真宗去世以后,他的子孙继续围绕“灵应”基调建构真武神格,收集整理灵验故事,编纂《真武启圣记》等经典,将真武塑造成赵宋王朝的护国之神、降妖伏魔的北方战神、祈雨禳火的水火之神、赐福禳灾的治世福神。徽宗、钦宗、宁宗、理宗不断加封真武,利用国家力量为真武修造宫观,使真武成为家喻户晓且具有灵验特征的道教尊神。大约在宋仁宗时期,道门羽士将同属北方神灵的天蓬、天猷、黑煞、真武组合成北极四圣。四圣是北极紫微大帝麾下神将,以斩妖伏魔为主要神职,同时具有治疗疾病、祈雨祈晴等功能。四圣是天心、神霄、东华、清微等雷法道派经常召请的对象,也是护佑赵宋王朝的神将,对两宋之际的皇权更迭产生了重要影响。宋高宗之母韦太后为答谢神恩,在西湖孤山建四圣延祥观,使四圣信仰显赫一时。宋朝灭亡以后,其他三圣逐渐默默无闻,天蓬甚至被丑化成猪八戒,但真武信仰反而逆势崛起,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真武是北极四圣中的北方玄天上帝,北中之北的叠加效应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二是因为真武得到皇家的多次册封,在四圣观之外另有专祀;最重要的是真武灵应之名遍天下,在民间拥有长远的影响力。早期武当山佛道并存,它既是佛教法华宗、禅宗的活动基地,也是道教丹鼎派和隐修者梦寐以求的仙山。宋徽宗宣和年间,紫霄宫落成,这可能是武当山第一座供奉真武的道观。从此以后,关于真武在武当山修道、飞升的传说逐渐生成,元代武当清微派形成,武当教团的本山意识觉醒,刘道明等高道考诸古籍,采访耆老,编纂《武当福地总真集》《武当纪胜集》《玄天上帝启圣录》等道经,将真武传说一一落实到武当山的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之中。元代道士、明代皇室根据真武传说大修宫观,神话传说和神圣空间紧密结合,原本虚无缥缈的真武修道传说因为落实到具体地域而变得更加真实可信,武当山也因为真武信仰的附会而声名鹊起。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出现多处以小武当、赛武当、东、西、南、北、中武当命名的道教名山,见证了真武信仰的兴起和武当文化的传播。真武大帝的出生和修道故事,明显受到释迦摩尼传记的启发。真武被附会成无量寿佛的化身,许多寺庙也供奉真武。真武是道教重要的劝孝之神,历史上曾经出现多部以真武为主神的劝善经典,力图以真武信仰监督儒家纲常伦理的落实和执行。真武信仰反映了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即使在真武专属经典中,玄天上帝的神阶地位也不是太高,他只是玉皇、紫微手下的神将而已。然而其影响力并不亚于三清四御。真武信仰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了宋元明三代皇室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神格多样,能够满足不同阶层、职业的信仰需求;他以“灵应真君”为名,灵应故事广为流传,顺应了人们希望通过宗教解决实际问题的功利心理。他有武当山作为具象化的神圣空间,使传说故事更显真实,吸引无数善男信女朝山进香,让真武信仰随着信众的足迹广为流传。真武是唐宋以后道教新兴神灵的代表,反映了道教神仙信仰的转型和发展趋势。
王立国[9]（2019）在《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 ——以经学的传播影响为主体》文中研究说明无论从历时、空间的维度来观照,齐鲁经学在汉代经学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可谓汉代经学的起源、开端与总汇。一方面,齐鲁经学源于齐鲁文化,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与齐“尊贤尚功”、鲁“尊尊亲亲”的立国之策与相应的文化政策关系大焉。另一方面,齐鲁经学的关中传播,不仅对关中之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以关中的政治枢纽功能,由此影响到全国。学术的传播与影响最后落实于政治层面。因此,本文主要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观照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之关系,具有经学史与文化史的双重意义。论文共分四章,前有绪言,后有余论。本文首先对“齐鲁经学”“关中文化”的概念作了界定。“齐鲁经学”不惟以地域分,更以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分,对应于相应经学典籍。“关中文化”主要着眼于以“长安”为地域核心的政治性特征,与汉代政治相应,逐步成为文化核心。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之关系,主要以齐鲁经学为枢纽来展开,齐鲁经学源于齐鲁文化,齐鲁经学与汉代经学二者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渊源深远。关中地理与文化,一方面为“天下之中”的地理与政治中心,另一方面为农耕文明的“先儒故地”。秦汉之际,这种根基在楚汉之争的战火中遭涂炭。（齐鲁经学的关中传播,一则齐鲁经师的长安授业,二则经生受业齐鲁经学后为官长安。此既涉及经学的传授谱系,又包含经学本身的若干问题,并产生重要政治、文化影响。本部分及《汉代齐鲁<五经>授业表》因未尽完善故,暂从略）齐鲁经学家与关中政治的关系,在概论基础上,选取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为代表,他们的经学实践与理论创新直接推动与影响了关中朝堂与汉代政治。并以政治为枢纽,奠定此后中国政治、文化面貌的基本格局。这种传播与兴盛的背后,有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移民等诸种因素的合力。最终通过以齐鲁经学为纽带的齐鲁文化与关中文化的影响与互动,成就文化双子地位,且在文化品格、精神气质上相辅相成。在经学传播与影响上实现了“以人观之”范式的建构,通过人、群、类、时、地的五重链接与包涵,实现从“齐鲁一地”到“关中一统”的文化过程,汉代政治生态、文化形态同步“更化”。为理论之总结,更可引发进一步思考。
杜晴雯[10]（2019）在《明前期骚体赋研究》文中提出骚体赋是指以赋名篇并且主要用“兮”字句来结构全文的文体形式。在明朝前期,骚体赋的创作延续了元末祖骚宗汉的余韵,同时浸染了时代的理论思潮和文学风气,蔚然可观。从题材内容来看,明前期的骚体赋可以分为三大类:抒情言志赋,咏物赋,山水室宇赋。其中,抒情言志赋又可分为述志骋怀、时序兴感、离愁别绪、悼骚伤怀、述梦五类。咏物赋按照吟咏的对象,可分为植物赋、动物赋、器物赋,以及题画赋。山水赋重点在景物描写,室宇赋多达41篇,涉及楼、台、亭、阁、柱子等建筑物。从艺术传承来看,骚体赋以楚骚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继承了楚骚善于抒情的句式结构,即以“兮”字句作为其基本句式,沿袭了楚骚经典意象和浪漫神游的表现手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以平和理性的情感表达拓展了骚体赋的抒情空间,显示了骚体文学的强盛不衰的艺术生命力和艺术价值,永乐年以后,受到台阁风气的影响,骚情渐隐,多盛世平和之音,艺术风格走向平正典雅。这些变化给骚体赋带来新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导致了骚体赋的抒情性被消解,直接影响了骚体赋在永乐至成化年间颂美应制的倾向。明朝前期的骚体赋,上承元赋祖骚宗汉的余绪,下启明代中后期复古运动的滥觞,在整个骚体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处于盛衰的转捩点上,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二、2001年目录总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目录总汇（论文提纲范文）
（2）《皇明条法事类纂》成书问题蠡探——以《明代档册》为参照（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档册》内容和抄录时间 |
| 三、《档册》与《条法》的比较 |
| 四、《档册》《条法》与《条例全文》 |
| 五、《条法》的成书问题 |
| 六、结 语 |
（3）泰山辞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创新与方法 |
| 第一章 泰山辞赋概貌纵览 |
| 第一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颂美封禅与批判现实 |
| 第二节 唐代: 高歌进取与沉静内敛 |
| 第三节 宋代: 华丽虚妄与质实尚朴 |
| 第四节 元代: 封禅告退与山水方滋 |
| 第五节 明代: 敷陈家国与触兴致情 |
| 第六节 清代: 自然人文与颂美讽喻 |
| 第二章 泰山形象的流衍 |
| 第一节 神本位与政本位的流衍与交融 |
| 第二节 居正统与正统地位的转移 |
| 第三节 由神圣化到平民化的转向 |
| 第三章 泰山辞赋与封禅文化 |
| 第一节 巡狩与封禅概说 |
| 第二节 封禅之初衷与嬗变 |
| 第三节 封禅文化之再认识 |
| 第四章 泰山辞赋与华夷之辨 |
| 第一节 古代历史上的中国、华夷、天下 |
| 第二节 华夷之辨的形成与基本取向 |
| 第三节 华夷之辨的流衍 |
| 第五章 泰山辞赋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疆域、政治与社稷: 泰山辞赋与大一统 |
| 第二节 同民心与出治道: 泰山辞赋与礼乐文化 |
| 第六章 泰山辞赋与天人思想 |
| 第一节 天人思想与泰山崇拜 |
| 第二节 天人思想之嬗变 |
| 第七章 泰山辞赋与隐逸文化 |
| 第一节 泰山隐逸与隐逸品格 |
| 第二节 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与审美特征 |
| 第八章 泰山辞赋的功用与审美 |
| 第一节 泰山颂美讽喻赋 |
| 第二节 泰山感物体道赋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历代泰山辞赋目录 |
| 附录二 泰山辞赋勘误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唐诗中的日月神话论稿（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方法和路径 |
| 三、研究回顾与展望 |
| 四、研究对象的界定 |
| 第一章 唐诗中的日神及日之出入 |
| 第一节 日神之名 |
| 第二节 日出之处 |
| 第三节 日入之所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唐诗中的阳乌与后羿射日 |
| 第一节 日乌意象:咏日与咏乌 |
| 第二节 古籍所载“羿”之形象 |
| 第三节 唐诗之“羿”及射日诗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唐诗中的羲和与驭日神话 |
| 第一节 羲和神话起源及其演变 |
| 第二节 唐诗中的“羲和”含义 |
| 第三节 “羲和驭日”诗歌引申 |
| 第四节 羲和驾驭:日车与六龙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唐诗中的逐日、却日神话 |
| 第一节 唐诗中的夸父逐日神话 |
| 第二节 唐诗中的鲁阳却日神话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唐诗中的嫦娥与奔月神话 |
| 第一节 嫦娥奔月神话的形成 |
| 第二节 唐诗中奔月神话主题 |
| 第三节 嫦娥形象:美的化身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唐诗中的蟾蜍与食月诗歌 |
| 第一节 月中有蟾蜍的观念来源 |
| 第二节 唐代的“蟾蜍食月”诗 |
| 第三节 《月蚀诗》的相关问题 |
| 第四节 以“蟾蜍”代月的唐诗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唐诗中的月兔及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顾兔”四说及唐诗释义 |
| 第二节 “玄兔”及月兔来源诸说 |
| 第三节 “白兔”及月中捣药神话 |
| 第四节 “玉兔”诸称的多重内涵 |
| 第五节 “兔”在诗中的借代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唐诗中的月桂意象与寓意 |
| 第一节 月中桂树异名及源流 |
| 第二节 月中桂树的诗歌意象 |
| 第三节 月中桂树的功名寓意 |
| 第四节 月宫传说及蟾宫折桂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两次入援的宣大将士 |
| 第一节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周弘谟、任自强、高策、宋大斌诸将考 |
| 附: 史儒考 |
| 第二节 “丁酉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 一 统帅与诸将领简况 |
| 二 闻名疆场“四鞑将”:解生、颇贵、摆赛、杨登山 |
| 附: 牛伯英、柴登科考 |
| 第三节 宣大将领的来源与族属探赜——兼谈明代的“蕃将”现象与特色 |
| 第二章 宣大将士援朝战史考析 |
| 第一节 宣大将士在壬辰战争中的表现与评价 |
| 一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 二 “丁酉再乱”中的宣大将士 |
| 第二节 宣大将士作战的特点与成因简析 |
| 第三章 壬辰战后宣大将士后裔与历史记忆 |
| 第一节 战后留在朝鲜的宣大将士后裔及其文化传承问题 |
| 第二节 留居雁北与塞上的宣大将领家族个案分析 |
| 第三节 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形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论题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楚辞学研究史的梳理 |
| (二) 《楚辞》文献学方面的研究 |
| (三) 国内《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四) 海外《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三 研究范围界定 |
| 四 相关理论、概念介绍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一) 概念介绍 |
| (二) 相关理论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汉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 |
| 二、隋唐时期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宋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元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楚辞》传播的地域与传播循环模式 |
| 第一节 《楚辞》的传播在明代兴盛的原因 |
| 第二节 明代《楚辞》刊本的刻印地域 |
| 一、明代《楚辞》刊刻的地域分布 |
| 二、明代《楚辞》刻本传播地域形态分析 |
| 第三节 明代《楚辞》传播循环模式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 |
| 第一节 阅读《楚辞》的读者类型 |
| 第二节 皇室成员的《楚辞》阅读 |
| 一、皇帝阅读 |
| 二、太子及诸宗室子弟阅读 |
| 第三节 士人生员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士人生员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士人生员读者 |
| 第四节 大众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大众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大众读者 |
| 第五节 李氏朝鲜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楚辞》在李氏朝鲜的流传 |
| 二、代表性的朝鲜《楚辞》读者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楚辞》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类型 |
| 第一节 收藏、抄本与借阅——《楚辞》的人际传播 |
| 一、《楚辞》的收藏与传播 |
| 二、《楚辞》的抄写、借阅与传播 |
| 第二节 刊刻与买卖——《楚辞》的商业传播 |
| 一、明代的官刻 |
| 二、明代的坊刻及私人刻书 |
| 第三节 明代的书院讲学——《楚辞》的大众传播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楚辞》接受 |
| 第一节 程朱道学影响下的《楚辞》接受 |
| 一、文道合一论下的《楚辞》接受 |
| 二、台阁派的《楚辞》接受 |
| 三、道学家的《楚辞》接受 |
| 第二节 师古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茶陵派的《楚辞》接受 |
| 二、前七子的《楚辞》接受 |
| 三、唐宋派的《楚辞》接受 |
| 四、后七子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师心说概述 |
| 二、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第四节 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一、东林中人概述 |
| 二、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特点 |
| 第一节 文学特点 |
| 一、楚风的形成 |
| 二、序跋的广泛使用 |
| 第二节 学术特点 |
| 一、个人体悟注解《楚辞》成风 |
| 二、《楚辞》评点类着作大行其道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7）两晋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时世变易与汉晋辞赋的嬗变 |
| 第一节 帝王的好尚与辞赋的旨趣 |
| 一、帝王的好尚与辞赋的境遇 |
| 二、汉晋赋家的身份地位与归属 |
| 三、动荡政治与赋的巨变 |
| 第二节 学术的转向与赋家主体的变化 |
| 一、现实关怀的内转 |
| 二、赋家的学识素养 |
| 三、赋家的精神面貌 |
| 第二章 玄学思想对赋作品的渗透 |
| 第一节 “玄”以状物的文化意蕴 |
| 一、色彩的集体记忆 |
| 二、好“奇”的心理 |
| 三、玄学的基本概念 |
| 四、陈词的祖述 |
| 第二节 玄学思想对两晋赋的多维影响 |
| 一、禀“气”与“道”的物性标举 |
| 二、居卑贵柔、随顺变通的处身之智 |
| 三、自适逍遥与出尘之想 |
| 第三节 言志赋的玄学表现 |
| 一、陆机:“贵柔”与“通达” |
| 二、挚虞:“天命”对骚怨的否定 |
| 三、陶渊明:“质性自然”与困扰 |
| 四、李暠:老、庄“风度”别有用途 |
| 第三章 题材的演变与山水赋兴盛 |
| 第一节 题材的延续与新变 |
| 一、两晋赋题材概况 |
| 二、都邑、蒐狩:政治主题的淡化 |
| 三、言志、纪行:强烈骚怨的摒落 |
| 四、咏物小赋:从政治到生活 |
| 五、题材新变的内生动力 |
| 第二节 江海赋:宏富浩博的空间世界 |
| 一、空间与水态的描摹 |
| 二、江海世界的物产呈现 |
| 三、水质世界的敬畏与畅想 |
| 第三节 两晋赋与山水审美 |
| 一、前审美:行途山水的黯然点缀 |
| 二、山水审美的前提:思辩与山水品格的确认 |
| 三、审美的享受:闲居、嘉遁的山水畅适 |
| 第四章 大赋、小赋的分途演进 |
| 第一节 散体大赋的体制因革 |
| 一、大赋铺陈程式的延续 |
| 二、左思、挚虞等论赋的“征实”导向 |
| 三、《三都赋》:“征实”主张的实践 |
| 四、《江赋》《海赋》:寓虚于实与尚奇尚怪 |
| 五、大赋题材铺陈空间的萎缩 |
| 第二节 骚体赋的衰落 |
| 一、《楚辞》对赋的分途影响 |
| 二、汉代骚体赋对《楚辞》的全面承袭 |
| 三、渐趋黯淡的两晋骚体赋 |
| 四、骚体赋巨变的原因考察 |
| 第三节 咏物小赋的图绘与思辩 |
| 一、先秦至魏晋咏物小赋的变迁 |
| 二、庶品杂类:物欲、物感中发现自身 |
| 三、品物图绘:“渐近自然”的审美观照 |
| 四、事物进程、动态的展示 |
| 五、物性物理:托身的隐喻 |
| 第五章 两晋赋的语用考察 |
| 第一节 句式 |
| 一、赋体句式的《诗》《骚》、散源流 |
| 二、四、六言句式的主体与新变 |
| 三、“兮”字弃用:赋用句式的文学化演进 |
| 四、诗化的准备与骈偶的盛行 |
| 第二节 语词 |
| 一、地名词:标记与认知 |
| 二、名物词:物产与炫示 |
| 三、偏正式名词:细腻与“柔”美 |
| 四、喻体名词:图绘与夸饰 |
| 五、联绵、叠音:字面尚简与属对趋严 |
| 第三节 典事 |
| 一、赋之用典与夸饰 |
| 二、“援事”的情感弱化 |
| 三、潘岳《西征赋》:赋用典事的新变及范式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8）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汉唐之际玄武意象及功能考析 |
| 第一节 玄武溯源:四灵和四象的结合 |
| 第二节 玄武形象:从神龟到龟蛇的转变 |
| 第三节 世俗玄武:天空星象和地上建筑的北方意象 |
| 第四节 道教玄武:守护人体及阳宅祖茔的北方精灵 |
| 第二章 北帝派对龟蛇玄武的人格化改造 |
| 第一节 一以贯之的北方崇拜 |
| 第二节 北帝神格的演变和北帝派的兴起 |
| 第三节 五代川蜀北帝派道士与玄武的人格化 |
| 第三章 两宋时期真武神格的提升与完善 |
| 第一节 宋真宗与真武神格的跨越式提升 |
| 第二节 北宋中后期真武神格的丰富与发展 |
| 第三节 南宋时期真武信仰的完善与传播 |
| 第四节 真武专属道经出世时间蠡测 |
| 第四章 北极四圣的兴衰与真武信仰的崛起 |
| 第一节 天蓬、天猷、黑杀神格演变考 |
| 第二节 北极四圣组合的形成和演变 |
| 第三节 四圣信仰与两宋皇权嬗代 |
| 第四节 四圣的没落和真武的崛起 |
| 第五章 从佛道共存到真武独尊——真武大帝与武当山 |
| 第一节 六朝隋唐武当山的佛教历史与法脉传承 |
| 第二节 汉宋之际武当山的神仙传说与道教史迹 |
| 第三节 宋末元初真武传说在武当山的落实 |
| 第四节 从新武当山现象看真武信仰的传播 |
| 第六章 真武大帝的神格功能及其演变 |
| 第一节 伏魔之神与护国之神 |
| 第二节 北方之神与水火之神 |
| 第三节 治世福神与万能之神 |
| 第七章 真武信仰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意蕴 |
| 第一节 真武信仰与佛教之关系 |
| 第二节 真武信仰的孝道内涵和劝善功能 |
| 第三节 从真武经典看道教放生观 |
| 第四节 从真武信仰看唐宋以降道教神灵信仰的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 |
| 后记 |
（9）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 ——以经学的传播影响为主体（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本文的研究对象与选题价值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三、“齐鲁经学”“关中文化”概念界定 |
| 四、经学与地域文化研究述略 |
| 第一章 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 |
| 第一节 汉代经学与齐鲁经学 |
| 一、从历时维度看齐鲁经学 |
| 二、从地域维度看齐鲁经学 |
| 第二节 齐鲁经学的文化渊源 |
| 一、齐鲁经学典籍与学术风格区分 |
| 二、齐鲁经学与齐鲁文化 |
| 第三节 齐鲁经学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关中地理与文化 |
| 第一节 关中的地理及与周围地区的联系 |
| 一、“天下之中” |
| 二、“四方来朝” |
| 第二节 关中的早期文化及汉初的情形 |
| 一、关中的早期文化 |
| 二、汉初的情形 |
| 第三节 秦汉之际关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 |
| 一、秦风背后的文化精神 |
| 二、诸子的进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齐鲁经学家与关中政治 |
| 第一节 齐鲁经学家与关中政治概论 |
| 一、儒士的政治进入 |
| 二、高层的引导 |
| 三、儒士的精神示范 |
| 第二节 君臣伦理:叔孙通的制礼作乐与政治实践 |
| 第三节 教化任官:公孙弘的进谏与汉代政教 |
| 第四节 圆通天人:董仲舒的理论创造与儒术见用 |
| 一、董仲舒与《公羊》齐学 |
| 二、董仲舒《公羊》齐学与关中政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齐鲁经学关中传播与兴盛的原因 |
| 第一节 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 |
| 一、政治引导 |
| 二、经济带动 |
| 三、文化集聚 |
| 四、地理优势 |
| 第二节 移民因素 |
| 一、山东贵族与平民的迁入 |
| 二、以齐田氏为代表的世家典型 |
| 三、游学之士进入关中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一、齐鲁文化与关中文化的影响与互动——以齐鲁经学为纽带 |
| 二、经学文化传播与影响的理论总结及相关思考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明前期骚体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明前期骚体赋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和方法 |
| 第一章 明前期骚体赋创作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环境 |
| 第二节 作家心态 |
| 第三节 辞赋理论 |
| 第二章 明前期骚体赋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抒情言志赋 |
| 一、述志骋怀 |
| 二、时序兴感 |
| 三、离愁别绪 |
| 四、悼骚伤怀 |
| 五、述梦 |
| 第二节 咏物赋 |
| 一、动物赋 |
| 二、植物赋 |
| 三、器物赋 |
| 四、题画赋 |
| 第三节 山水室宇赋 |
| 一、山水赋 |
| 二、室宇楼台赋 |
| 第三章 明前期骚体赋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屈骚传统的继承 |
| 一、骚体句式 |
| 二、楚骚意象 |
| 三、浪漫神游的表现手法 |
| 第二节 时代新风的开拓 |
| 一、淡化骚怨色彩 |
| 二、浸染台阁习气 |
| 结语 |
| 附录 明前期骚体赋作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四、2001年目录总汇（论文参考文献）
- [1]《武职选簿》中宁夏卫所选簿研究[D]. 王婧哲. 宁夏大学, 2021
- [2]《皇明条法事类纂》成书问题蠡探——以《明代档册》为参照[J]. 高寿仙.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3)
- [3]泰山辞赋研究[D]. 姜维枫. 山东大学, 2020(12)
- [4]唐诗中的日月神话论稿[D]. 高磊. 吉林大学, 2020(08)
- [5]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D]. 徐成. 山东大学, 2020(09)
- [6]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两晋赋研究[D]. 何凯.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8]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D]. 左攀. 兰州大学, 2019(02)
- [9]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 ——以经学的传播影响为主体[D]. 王立国.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8)
- [10]明前期骚体赋研究[D]. 杜晴雯. 湖南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