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的难点与对策

一、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的难点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李珺^[1]（2021）在《《监察法》施行背景下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公布实施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为我国法治反腐败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我国反腐败斗争开辟了新的方向和突破口,实现了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作为监察对象之一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其掌握的权力关系整个国有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公职是防治公权力滥用的基本要求。然而当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四风”问题依旧屡禁不止,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现象依旧严重,国有企业专责监督机构设置不完备、监督制度建设不健全等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严重阻碍了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在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应当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监察体制机制理论问题研究,分析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现状,理清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存在的不足,分析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腐败成因,探索完善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的基本路径,让监察委员会的监督真正全面渗透到企业内部,真正实现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监察全覆盖。本文通过对监察委员会性质、监察权性质、监察对象认定、国有企业特点及分类、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认定、国有企业腐败成因及特点等进行探讨研究,结合当前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诸如国有企业的监察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专责监督机构职能发挥不充分、国有企业的专责监督人员素质不够强、国有企业的监督对象范围界定不清晰、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违法案件不减少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进一步优化监察委员会专责监督机构设置,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专责监督人员素质,进一步明晰国有企业监察对象人员范围,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监察机构的监察职能以及进一步遏制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腐败案件五个方面的基本路径,以期能够进一步完善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管理,促进化解国有企业廉洁风险,堵塞管理漏洞。

倪泽华^[2]（2020）在《L市派驻国企纪检监察机构监督职能优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构建全面统一、权威高效、全面覆盖的监督体系。国有企业管理和运行的有序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而对其领导和工作人员权力进行监督制约则是能够使国有企业保持平稳有序健康发展的关键方式。纪检监察履行对国企监督职能是将国有企业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关键,也是保障国有资产生产经营活动有序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派驻监督是中国特色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作为党委、纪委设在派驻部门的监督“前哨”和“探头”,派驻机构始终处在与违纪违法斗争的前沿,对驻在部门履行监督职能,其履职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成效。通过对于现行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履行对国有企业监督工作的反思,结合L市试点派驻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实际,有针对性的提出关于派驻国企纪检监察机构监督职能优化的相关建议。本文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的方式,以L市试点派驻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为例,对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履行对国企监督职能问题开展研究。以L市为研究目标,对L市派驻国企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督职能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并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权力制约理论,从L市试点派驻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现状出发,认真分析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履行对国企监督职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针对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论文的结构主要分为六个部分:一是分析当前国内形势和背景,学习借鉴国外经验,阐述优化派驻国企纪检监察机构履行对国企监督职能的重要性,提出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研究创新与不足;二是相关概念的介绍以及理论知识论述,特别是纪检监察职能、纪检监察机构的设置的有关概念;三是介绍了L市派驻国企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基本情况、派驻改革以来强化监督职能所取得的成效;四是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提出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履行对国企监督职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五是针对L市派驻国企纪检监察机构履行对国企监督职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对策和建议。六是结语是对全文进行了概况和总结。

陈辉^[3]（2020）在《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处置权是监察委员会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处置性决定权,兼具纪律检查权与国家监察权、实体权力与程序权力、判断力与执行力的双重属性,可分为建议型处置、处分型处置和移送型处置等三种类型。处置权的运行原则,包括职权法定、程序正当、监察独立、处置协同等。在现行人大至上的宪法体制之下,协调好监察委员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行政惩戒权、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是监察委员会处置权运行的正当性基础。监委行使处置权应受人大监督,处置权与罢免权存在职能分工且互不替代。从制度运行层面看,监委会对人大机关领导人员、人大选举任命官员及人大代表履行撤职或开除等处置职权时,与人大罢免权存在不同程度的张力。在协调机制上,对涉及人大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应通过提级管辖的方式来消解监察全覆盖与人大至上权力体制的逻辑悖论;对人大选举任命官员的处置应坚持与人大人事监督进行协同;对人大代表的处置应遵循政治责任优先原则。监委会与检察院存在监督与制约关系,前者有权对后者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但不宜对后者是否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监督;后者通过对前者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合法性监督、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及提起公诉等方式对其进行制约。立足于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应当对监委会监督审判机关公职人员的范围进行限缩,并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包括对移送审查起诉刑事案件和对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审查,以及对处分型处置措施的有限监督等。宪法创设“执法部门”概念在于迎合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的需要,强化执法部门与监察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处置权和行政机惩戒权分属于异体监督和同体监督,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再监督,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先行处分的方式制约监察机关的处置措施。适用边界遵循法律保留,处理程序遵循监察优先,运行方式遵循权力协同共同构成了内外两种监督机制的协调路径。建议型处置权是一种附条件的强制性执行权力,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监察建议这一法律概念,应进行限缩解释,并对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条款进行合理规制。此外,在设定适用事由时,应从监察建议制度的目标能否实现和监察建议是否会侵犯其他权力的核心领域等两点加以考量。监察问责制度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有待进行法制化完善。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法为实现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的制度安排,具有法法衔接与资源优化,利益平衡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从宽处罚建议具有独立价值和一定的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法治化路径,应围绕法法衔接背景下的制度整合,配合与制约原则下的司法回应,以及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司法审查等三个予以展开。处分型处置权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核心内容,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独立处置与协同处置等特点。政务处分在类型上属于典型的处分型处置措施。在现行双轨处分体制下,监察机关的配置模式难以满足政务处分制度的任务需求,且任免机关、单位的处分权难以有效行使。对此,有必要从“异体监督”与“同体监督”监督模式视角下厘定政务处分和处分的关系,明确监委会对任免机关、单位惩戒权的监督与制约、以及二者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基于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分析,应当将违法作为政务处分的适用事由。对监察对象道德审查的法治安排、重典治吏传统监察文化的传承以及公职人员模范遵守法律的义务要求,是确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法理基础。监察法治原则导控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规范路径,在形式上要求违法事由应当法定,在实质上要在合理划定违法行为事由类型的基础上,实现违法行为与政务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匹配。政务处分程序具有独立性、封闭性、二元结构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整体上看,政务处分程序在内容上可分为一般程序、特别程序和救济程序三大板块。如何在法律程序框架内对政务处分程序进行体系化构建,是今后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的努力方向。移送型处置权主要是指监委会将其案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的权力,主要是指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权力。移送审查起诉是职务犯罪案件从监察程序切入诉讼程序的端口。监察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应当以检察机关通过受理程序接受监察案件材料为节点。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在属性上应当界定为司法程序。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同质性、刑事诉讼法在监察程序中的可适用性是在职务犯罪领域构建具有可操作性、层次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前提要件。基于移送审查起诉是监察机关作出的最为严厉的处置措施,有必要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措施的内部规制机制。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审查包括案件受理时的审查和案件受理后的审查。前者侧重于形式审查,由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而后者侧重于实质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对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活动,检察机关应有权介入,但应将审查范围框定在非法取证领域,对监察机关的内部审批程序,因其并不遵循刑事诉讼的程序逻辑,不宜直接审查。

杜方正^[4]（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国有企业面对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现实难题,在犯罪论实践上的首要反应,当属建立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上位法需求、合规制度的来源构成与行政监管要素是当前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有效合规判定基准偏离刑事合规的预设轨迹以及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目的判定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主要问题。刑事合规本质上是由国家与企业出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共同目的,采取的刑事实体、程序性及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手段在内的各项管理运行机制与措施。建构与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实现内部治理的潜在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刑事合规管理有着天然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来源。风险刑法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以及刑法治理模式理论成为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层面的刑事合规、国有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以及国资监管层面的刑事合规是国有企业三阶层刑事合规基本分类。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合规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律拟制属性,刑事合规具有法治国企建设的内生动力。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则属于国家和企业共同的价值目标。刑事合规制度的风险防控既力求避免国家法层面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对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设置必要“警戒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基础路径与合规风险传导机制。准确识别与评估刑事合规风险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关键。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审计监督、监察监督与专项合规管理为基础路径,主要针对商业活动与生产经营中的贪污贿赂型刑事合规风险、职权型刑事合规风险与经营型刑事合规风险。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基理上,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是刑事合规传导阻断机制的基准阀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具有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的基本特性。常规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与突发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标准化模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起点体现在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零和博弈,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合规管理首要面对的难题。行政和解的引入具有法定意义结案机制的参考价值,是有效刑事合规前置径路的必经环节,更是刑事合规立足长远的借鉴之策。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构造则表现于对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反思。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刑事合规上的突破与进展,必然需要对现有的刑事合规管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改造,创设与组建统一的综合性合规部门,统筹管理国有企业风险防控事项;合理协调监察与刑事合规职能关系,突出合规的前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特征;突破西方产权理论束缚,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特殊合规激励政策机制;突破反腐败、反欺诈和反贿赂刑事合规领域,以刑事罪状论构建刑事合规职能视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有效且得到充分地遵守与执行,关键在于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有效证成既遵循一般企业合规的客观规律,无一例外地围绕保证企业实现合法合规经营为根本目标。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性证成紧紧围绕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开放性展开。流于形式的刑事合规管理更是对企业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与实质阻碍。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应当力求在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回避“故步自封”与“因循守旧”。作为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刑事合规需要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和“兼容并蓄”的气魄,敢于尝试、能够突破,于正当化基础之上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行稳致远”。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旨在建立以反腐败、反贿赂为中心的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合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预防商业贿赂合规失职罪的法律适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坚持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合规体系的衔接性与资产保护的平等性等基本要素,以非自愿的排除性、出罪功能的自治性与追诉权的裁量性等维度构建刑事合规出入罪机制。刑事合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合规制度与体系的动因,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合规管理体系上的程序性展现。提倡依托行政与刑事合规激励新机制,激发“先行先试”国有企业在实现合规管理有效性与风险防控上有所突破与日臻完善,为全面推行企业合规制度奠定坚实环境基础与提供行动范本。

王晓璞^[5]（2020）在《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纪检专责监督研究》文中指出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肩负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增长的任务。但因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所属能源行业的垄断性特征,容易使其成为贪腐问题滋生的温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反腐败斗争力度的不断加大,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被曝出的贪腐违纪数量也愈发之多,这些贪腐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也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加强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纪检专责监督工作的建设,提高纪检机关工作的有效性,在当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反腐败斗争的背景下,具有长远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的纪检机关属于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担负着监督、执纪、问责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在当前深化国有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新时期,更要健全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纪检机关的建设,发挥纪检机关在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中反腐倡廉的先锋作用。将党的领导通过纪检监督贯穿在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管理的全过程,为推进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稳定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归纳法等研究方法,探讨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纪检机关如何有效地加强自身专责监督的职能,对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对策。首先,概述了与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纪检专责监督相关的概念与理论,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纪检专责监督工作建设的发展脉络,总结归纳了不同发展阶段纪检工作的内容和意义。其次,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纪检专责监督现状进行了分析,了解目前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纪检机关在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得出当前企业内存在纪检专责监督责任落实不力、纪检工作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纪检工作下存在政治生态危机、纪检工作的方法和载体存在形式单一的问题。剖析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是以对纪检专责监督认识不足、纪检机关体制机制存在缺陷、企业内党员领导干部“为官不为”、纪检工作方式方法不灵活这四大原因为主。最后,根据问题成因提出对策:一是强化企业内纪检专责监督责任的落实;二是完善企业纪检专责监督的体制机制建设;三是规范企业党员领导干部权力的运行;四是丰富和创新企业纪检工作的方式方法。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能为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加强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纪检专责监督的实践提供参考,丰富和发展我国国有企业纪检机关建设的理论体系。同时,增强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基层纪检的活力,提升企业内国企改革的氛围,进而推动企业保值增值稳定发展。

杜俊奇^[6]（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卢志华^[7]（2019）在《问题与对策：十八大以来云南省的反腐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于云南省开展的第一轮巡视情况来看,云南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一些领域存在着腐败问题多发易发风险。然而,腐败绝对不能成为云南省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部署,用法治来约束权力,用监督来规范权力,用责任来绑定权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并且强化党建的刚性监管效能,进而健全云南省各级党组织的防腐拒变功能,清除腐败存量,压缩腐败增量,净化、重构、涵养云南省的政治生态,对于云南省来讲,显得尤为必要。推进云南省的反腐败斗争,应该紧紧围绕云南省改革发展的中心大局,在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从而带动整体层面反腐败工作的推进。要注重运用全国反腐败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牢牢把握清毒要求,深入推进云南省反腐败斗争制度化建设。要将肃清白恩培、秦光荣、仇和等人流毒、余毒贯穿于云南省反腐败斗争中,牢牢把握“破”与“立”的关系,持续净化云南省的政治生态。要跳出反腐败的框架审视反腐败斗争,将落实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云南省的反腐败斗争中;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嵌入云南省的反腐败斗争中;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精准扶贫工作责任制、党建工作责任制、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三去一补”、减税降费等纳入云南省的反腐败斗争中,从而促进新时代的云南省更加全面、持续、健康发展。十八大以来云南省的反腐败斗争由中央巡视、省委巡视、巡察、专项督查、清毒工作、典型案例剖析、警示教育、政治生态净化、日常的监督执纪问责、制度反腐等系列工作构成,并且以法治化、市场化的思维推动产业分流,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而形成云南省立体式的反腐败体系。本文采用论从史出的方式,将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反腐败斗争的重点情况特别是典型事例讲深讲透,寓全国的共性于云南的个性之中,紧紧围绕云南省相关腐败问题的特点,在肯定前期反腐败成就的基础上揭示存在问题,从而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提出一些对策性思考,试图为边疆民族地区反腐败斗争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张锋^[8]（2019）在《浙江省Y市国有企业腐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腐败和反腐败一直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世界性的难题。对此,我们党一直旗帜鲜明地坚持反腐倡廉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国外局势的骤变和国内部分不良风气的滋生,我党从关系全党和全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有为、有力、有序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不敢腐、不想腐的笼子已初显成效,不能腐的体制机制也正在逐步形成。国有企业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民经济安全、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保证国家战略布局与公共资源安全的重要经济力量。抓好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有助于净化党风政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本文通过对Y市国有企业现状的分析,找到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风险点与国企腐败问题治理中的难点,剖析原因、提出对策,从而推动Y市国有企业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管理机制,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内容:论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大环境、时代特征与研究的价值,同时对搜集到的文献、着作进行了归纳、整理和学习,广泛搜集了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腐败原因、腐败特点和腐败问题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的相关言论和研究数据,并提出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主要阐释了文中的理论基础,委托代理理论,并结合了防止利益冲突相关的内容;第三部分,通过本人之前的工作经历和掌握的素材,剖析Y市国有企业在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方面、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在国有资产保全方面等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分析了 Y市在治理这些问题上存在的不足之处;第四部分,从体制机制构建、国有企业监管、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等方面分析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一部分,结合部分案例,从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管理机制出发,提出建议意见,为我国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成效添砖加瓦。

薛韡^[9]（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开展了刀刃向内、气势磅礴的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机制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主轴贯穿其中,推动了反腐败斗争从“胶着状态”到如今取得“压倒性胜利”,不敢腐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性成就表明,构建“三不腐”机制成效显着。立足新时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望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方的路,进一步研究总结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历程和经验,研究凝炼出构建“三不腐”机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基本路径。这条基本路径是由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性变革和实践成效演进而来的,是对党的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构建“三不腐”机制这条基本路径,是贯通一体的有机整体,是相融相成、相互促进的标本兼治,是一体推进的系统工程。反腐败斗争虽然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面临的考验危险和风险挑战依旧长期存在。当前,构建“三不腐”机制在目标实现和作用发挥的程度上还存在着不均衡、不平衡问题,腐败存量和增量并存,规范权力运行的笼子还未严丝合缝,涵养自律意识的土壤尚未完全厚植,需要以坚韧执着的斗志攻坚克难,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大战略部署。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要重点在传承经验和改革创新、重点突破和集成联动、内在活力和外部动力、常态效能和长效机制这“四个方面”统筹把握,以“3+2+1”为基本建构格局一体推进,健全完善惩戒、预防、自律三大运行机制、制度和责任两个保障机制,同时全力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作用。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基本路径的生动实践,必将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战略性成果,直至海晏河清。

吕永祥^[10]（2019）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前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国家监察委员会面临着在腐败存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有效预防腐败来遏制腐败增量这一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研究是一个兼具理论前沿性和实践重要性的研究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执政为民、秉公用权为目标的政党,她在使用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社会公共福祉的同时,还必须同公权力腐败这种公权私用的现象作长期和坚决的斗争。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是我国反腐败战略的两大支柱,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对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和廉政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腐败在我国反腐败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方针。预防腐败是比惩治腐败具有更高复杂性和前瞻性的反腐败战略,对反腐败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原本分散的预防腐败机构及其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效预防公权力腐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结合自己的机构属性和职能设置来有效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预防腐败战略,仍旧是摆在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新成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既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也亟待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预防公权力腐败是其一项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消除公权力腐败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构成要件来切断公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此,本文在厘清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制度预防腐败理论等国内外廉政理论资源,从“公共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行为”这一解释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的主流范式出发,结合我国反腐败政策文件对预防腐败战略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设置,尝试性地构建“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制度建设→预防腐败”这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采取政策试点的改革方法,其政策运行过程先后经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三个发展阶段。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对我国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两种国家监察机关乃至两种预防腐败体系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对于我国更加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预防腐败实践的角度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一个兼具预防腐败职能和惩治腐败职能的综合性国家反腐败机构,是我国预防腐败战略的主要执行者。随着预防腐败局、行政监察机关等原预防腐败机构被整合至国家监察委员会之中,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我国预防腐败体系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贯彻执行我国的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战略的同时,结合《监察法》赋予的对公职人员开展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中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形成了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制度建设三管齐下的预防腐败模式。机构是履行职能的载体,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都有相应的内设机构和外派机构作为支撑,意在通过开展预防性监督和发现性监督防范公共权力滥用,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通过制度建设减少公职人员的腐败机会,从而释放出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治理效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承认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实践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还应客观地看到,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监察委员会在预防公权力腐败时还会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结合纪检监察机关的调研材料、相关统计数据等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来看,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预防腐败职能的过程中亟需解决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和运用监察建议推动被监督单位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等问题。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国家监察委员会要将其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预防腐败的效能,就需要在借鉴中国香港等高度廉洁地区的预防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三大目标,从多措并举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和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和积极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升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虽然公权力腐败行为与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战略之间的较量和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党和人大的领导之下,加强与其他预防腐败主体的协调配合,不断提升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监察建议三项预防腐败职能的有效性,综合运用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之间的互补效应,就能够在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行动之间的长期博弈中不断取得胜利。

二、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的难点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的难点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监察法》施行背景下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L市派驻国企纪检监察机构监督职能优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纪检专责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问题与对策：十八大以来云南省的反腐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浙江省Y市国有企业腐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的难点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监察法》施行背景下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研究[D]. 李珺.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L市派驻国企纪检监察机构监督职能优化问题研究[D]. 倪泽华. 河南大学, 2020(06)
• [3]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D]. 陈辉. 东南大学, 2020(02)
• [4]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D]. 杜方正. 东南大学, 2020(02)
• [5]石油石化类国有企业纪检专责监督研究[D]. 王晓璞. 长江大学, 2020(02)
• [6]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7]问题与对策：十八大以来云南省的反腐败研究[D]. 卢志华. 云南大学, 2019(02)
• [8]浙江省Y市国有企业腐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D]. 张锋.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D]. 薛韡.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D]. 吕永祥. 吉林大学,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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