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论文文献综述)
杨柳岸,杨逢彬[1](2021)在《“言可复也”究竟谓何》文中提出《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朱熹释"复"为"践言",为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采纳。孙晓春认同何晏所释"信近于义"谓"信非义也","言可复也"谓"出言反复",以为《论语译注》解读错误。杨、孙所提供两则《左传》的书证(僖公九年、哀公十六年)全同。"践言"实为塙诂。其一,书证的归纳证明,先秦典籍中"近于……",指与前者近似,并无"不是前者"的言下之意。其二,《左传·僖公九年》"能欲复言而爱身乎"孔颖达疏:"意能欲使前言可反复而行之,得爱惜身命不死乎?"书证的归纳证明",能欲……而……乎"句式中"而"前后词语所表之义美恶相反。如此,"复言"只能是"践言"而不能是"出言反复"。其三,孔疏"反复而行之"谓"践言"。书证的归纳证明",反复"作状语指"多次";作谓语、宾语才是"反复无常"。其四,《国语·晋语二》记载同一事件的"岂能欲行吾言而又爱吾身乎"对应《左传·僖公九年》的"能欲复言而爱身乎",可证"复言"即"行吾言",也即"践行吾言"。其五,《国语·楚语下》谓"复言而不谋身""爱而不谋长""直而不顾""皆有其华而不实者也""爱而不谋长""直而不顾"可归纳为"美而恶",因此才"华而不实","复言而不谋身"亦当循此例,故"复言"只能是"践言"。这说明,当几则故训解释不同时,或当故训、文例产生矛盾时,应当主要依从文例。而孙先生采纳的何晏注,没有得到文例的支撑。
段然[2](2020)在《本土知识资源与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舆论概念的容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土知识资源是人们接受外来知识(概念、术语)的基础。作为西语词"public opinion"的中文对译词,我们近代使用的"舆论"概念主要体现为西方思想观念的输入和传播。本文尝试通过分析近代知识分子在使用西方"舆论"概念过程中,如何运用本土知识资源来容受外来概念,来解析概念跨语际传播过程中的思想碰撞、冲突、融合等问题。文章分析了民本思想、清议传统、"公"观念等三种本土知识资源,对舆论概念在近代中国使用的影响。文章认为西语词汇"public opinion"进入中国并与中国思想文化发生关联,不单是译介形式层面的简单对接,更涉及思想观念层面的复杂转换,而这种转换对"舆论"概念的近代语义在中国的生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高旷[3](2020)在《自然生态美学视域下的《管子》研究》文中认为《管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着作,涉及自然生态方面的内容甚多。既有专门论述水生态、土壤生态的文章,也有从宏观上对自然生态加以审视的篇目和段落。本文就是从自然生态审美的角度切入,对《管子》进行归类性质的阐发和研究,共分五章加以论述。第一章从天地宇宙视野下的自然生态理念及表述手法入手,分析《管子》一书以天地为自然生态之本理念的逻辑层次;以水土为中心的自然生态理念的架构;自然生态构成的差异及观照视角。认为《管子》一书没有把人置于自然生态之外,而是看作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把人置于自然生态构成因素的最高层次,而是承认物有所长,人有所短。这些理念有其合理性,有其宝贵的价值。第二章横向对比《管子》的历法类文献与先秦其他历法类文献,分析其书写方式。重点分析《管子》五行说为基础的文章架构;天象与时节的对应;虫类与时节的对应;五音与时节的对应。《管子》历法类文献体系的构建,有的借鉴当时的同类文献,有的则对这类文献进行修正,建立新的结构模式。五音与时节的对应关系,五虫与时节的对应关系,都是对传统观念的修正。《管子》历法类文献所构建的体系,其主旨是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都纳入其中,体现出各种对应因素之间的和谐互动,并且合乎五行说的框架和数理逻辑,在理论上实现天人合一,物我相通。第三章将《管子》以水土论民性的阐发以及与先秦相关文献进行对比研究。从《水地》《地员》篇入手,揭示《管子》以水性、土性论民性的客观依托及逻辑预设;将《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周礼》的以水土之性论民性与《管子》加以对比研究。《管子》的《水地》《地员》以水土之性论民性,涉及到人的自然素质、血气、性情、形貌等诸多方面,有的论述深入到生命哲学的内核层面。《吕氏春秋·尽数》《大戴礼记·易本命》《周礼·大司徒》等三篇文献,或是以水性论述人的形貌,或是根据土壤属性、地形地貌而设计人的形貌样态,对自然生态与人的自然生命关联所作的描述停留在表象层面,缺少《管子·水地》篇的深刻性。第四章揭示《管子》记载的齐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产生的生态效应。阐释了《管子》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科学理念及表述方式;施政中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所作的调遣;齐国以自然资源开发为筹码的政治博弈;以及自然资源开发的负面生态效应。在研究中揭示出,管子重视的是经济效益,而对自然生态所遭到的破坏并不介意。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势必造成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第五章阐发《管子》自然生态保护理念和措施的齐文化特征。将《管子》视为生成于齐地的子书,揭示它对齐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三个方面加以研究:自然生态保护理念生成的现实根据;自然生态保护理念及具体措施;齐地自然生态的特征及相关禁令、职官的针对性。笔者认为,《管子》一书体现出古人已经认识到自然生态破坏所带来的危害,其中关于自然生态保护的理念及措施,虽然受时代所限并不完备,仍可以为当下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张晓伟[4](2020)在《李贽自由思想新诠》文中认为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所提倡的主体性为当时的哲学家们所认可,对于人自身的关注也逐渐增加,以至于后期的阳明学开始向异端转变,李贽便是阳明学转向异端的一个代表。李贽从“童心说”出发提出了其自由思想便是对当时高扬着的主体性的一个回应。就自由而言,李贽虽未明确提出自由一词,但其论述中已经饱含自由的思想,这主要集中在李贽关于自适、自立、自主、自治四个问题的阐释上。谢晓东教授认为李贽之自由为空想之自由,强调其缺乏对法律重要性的说明以及对市场经济的忽视。但是,反观李贽的自由思想,会发现李贽之自由源于社会又归于社会且并不缺乏对法律以及自由经济描述。李贽强调自适,这主要是基于对“私”的一个论述上,从最贴近实际的日用纲常出发,继而上升至关于私欲人心的讨论,最后达各遂千百人之欲,以由小到大的一个逻辑结构来对传统“重公抑私”思想进行批驳;李贽强调自立,这主要基于其对“利”的描述,李贽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中叶,其家庭又有着浓厚的伊斯兰氛围,这都对李贽形成重“利”这一思想提供了理论来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是理论基础,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的平等观是对理论的完善,天下尽市道之交的自由竞争是理论之目的,从最基础的自由逐利出发到市场经济才会出现的自由竞争,可见李贽之自由并非为空想。李贽强调自主,这与不自主的中国古代毫不违和,也为李贽最后身陷囹圄、自刎而死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李贽以莫大之勇气将刀片划向自己古稀之身更是其自由思想的一个亲身实践。支撑李贽如此行为的便是其对“情”的理解,“情”在整个思想史上的地位都非常的不堪,直至李贽才得以重新正名,以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为基础进而阐述了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的自由爱恋,红日满窗犹未起,纷纷睡梦为知己的自由求友,但使卿辈不乱,何恤人言的顺性言谈。李贽为官多年,其施政措施上也含有自由思想,具体体现为“自治”。因乎人,恒顺于民是方法,知天知人,无己无人是手段,治贵适时,学必经世和以法自律,复依律以治百姓是目的。李贽以道家无为之思想行无不为之政的理论正是其自由思想在政治上的一大体现。李贽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自由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词汇,但在自适、自立、自主、自治这四个维度下也可以发现近代意义上的自由。
苗江磊[5](2020)在《战国拟托文本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研究概念的界定与厘清。首先,介绍了论文研究题目的内涵、意义;其次,针对前代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分门别类地梳理与概述。“拟托”是依托于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相关事迹或言辞的一种创作现象,运用拟托手法创造出的相关故事作品便是拟托文本。论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题为:《“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该章主要介绍拟托此名的基本概念内涵,以及促使拟托作品产生的时代因素。“拟托”一词,就其字义而言,应有“揣度而托言”之内涵,即假托于所寄寓之人,并揣摩其特点,模拟其人,替其说话、代其发声。题中所指的“拟托文本”,并非文体之含义,而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文本作品。由此观之,论文所研究的“拟托文本”,便是托名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言辞、编造相关故事的文本作品。战国之世,社会变革,诸侯纷争,学派并起,众说纷纭,诸子骋词辩难,士人竞逐游说。带来了此时期作品创作目的多样,以及创作手法的繁复。拟托作品正是紧紧伴随着战国的变革与纷争潮流而孕育生长起来的,具有其产生的时代性。而且拟托文本有其产生的普遍性,无论从此时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内容方面,都呈现出繁荣、丰蔚之貌。时局的改变、经济的改变以及士人地位的改变,带来了利益的相争、列国的相争以及学派的相争。这一时期作品创作中的虚构化倾向,是紧扣战国“变”与“争”主题的必然产物。由于拟托文本主要是假托于历史实有人物进行创作,这就有一个作品是属于拟托虚构还是历史实录的判定问题。用来判断拟托作品的迹象大致可以概括为错置年时、抵牾思想、脱离环境、乖悖史录、文辞荒诞、情理难通、重复叙事等七种。此外,就作品本身的内涵分析,因为拟托作品具有拟虚而托实的基本特征,致使它们与史籍、小说等许多作品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存有区别,既有颇多的共通性,又存在着一定的相异性。论文第二章题为:《<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先以国别为类,分节考证《战国策》一书中某些文章所含的拟托性质,继而就相关篇目的创作动机、文本内涵等方面进行分析。战国尚辩,游说论辩既已成为当时士人晋阶的必要途径。士人为欲驰骋其说,取合诸侯,游士便须研习揣摩之术,以工于游说论辩。于是,一批关于纵横与权变的故事便随之产生了。《战国策》中为数众多的拟托故事,是于战国揣摩风气的推进下产生的。而细究这些作品的具体创作目的,则动因不外乎两者:一方面乃是出于士人的遵效与模仿,另一方面,则是缘于士人的研习与演练。虽然《战国策》之中诸篇拟托纵横家游说的策文,当时只是为士人游说提供学习底本,但此书中拟托作品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们不仅为战国这一历史时期下特殊的士人游说现象,提供了文字资料的参考;更因其自身所呈现出的虚构与模拟性质,与后世戏剧作品的剧本创作具有了极为相通的契合因素。论文第三章题为:《<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节考辨书中某些故事所含的拟托性质。《晏子春秋》一书记的多是晏子设言进谏的故事。此书中为数不菲的拟托作品,大都与稷下学士议政论政的创作训练密切相关;尤其是“同题拟作”一类作品,据同题、据类事而拟作,强化了文中的议论部分,令“说”的创作特征在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彰显。这些拟作更能于作品的情节、主旨中体现出鲜明的模拟演练意味。有基于此,该章又针对《晏子春秋》一书的思想内涵,以及文本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论析。关于《晏子春秋》体现的思想问题,前贤多所论争,有儒家、墨家、非儒非墨、亦儒亦墨等四种说法。而此书中那些拟托晏子而演绎的故事,多有切合儒家、墨家抑或纵横家思想的内容。这些故事,不论是阐发儒家重礼乐及疑鬼神的观念,或是论述墨家节用、爱民的思想,抑或是借鉴纵横家的论辩与游说技巧,它们都没有远离维护政局、安抚民众等现实施政方面。可以说,《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本正是利用不同学说而塑造出的贴合现实的议政作品,相关作者已经将抽象思想观念应用于模拟政治生活的创作之中。论文第四章题为:《<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三节对《庄子》一书多篇故事进行拟托性质考辨。《庄子》书中确实有数量斐然的拟托作品,它们大抵产生于创作者的托名附会过程中。《庄子》中的拟托作品,借重了大量的古圣先贤等人物,概括古今、超逸流俗。这其中既有德行昭彰的远古帝王,也有声名远播的诸子学者,还有闻名遐迩的狂狷隐士等,所在多有。《庄子》之中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自然是为了恰如其分地阐释道家理论与思想。故事的创作者依托于闻名人物进行编造,能够更加强化庄子及其后学的说理立论效果。从拟托文本的内涵而论,《庄子》一书的行文多以荒诞不羁、不拘一格的想象而为人所知。因为拟托作品本来就是基于真实人物而虚构创作产生的,所以想象性、夸张性的创作技巧都可谓是相关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论文第五章题为:《<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这一章第一节首先探寻《穆天子传》的非纪实内容,以考察此书所含的拟托创作属性。从《穆天子传》书中诸多异于传载、脱离年代、背离环境、古奥深隽、行文语言等许多因素中,可以发现此书具有并非实录作品的文本特征。不独于此,此书行文中又带有相当明显的战国时期社会风貌、地理形态以及创作文法等方面的特征。就此情况进一步推断,《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时人附会周穆王之名而扩展演绎的。《穆传》以周穆王作为核心主人公,而且其书所涉一些事件确实是存有先秦时期流传的历史史事痕迹的,可以说,此书正应当属于典型的托名虚构之作。次节,结合战国士人兴起的时代背景,探究《穆天子传》的创作动机。从《穆传》内容的非纪实性,以及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发扬等方面而论,此书应当既非史官着史之着,也并非巫觋术士之作。而结合当时活跃兴盛的士人群体进行审视,就会发现《穆传》假借西周穆王之名的作品形式,以及书中体现出的种种切合战国创作的文本特征,都透露出,此书的形成很可能与士人的创作息息相关。《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士人在参与政事活动之时,附会周穆王西行的传说而虚构演绎的。而此书作者的具体国别,从它于晋时才发掘且传世未得多见等情况考虑,《穆传》在当时流传不会太广,故而其作者尤以魏国士人的可能性最大。该章最后一节,针对《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进行了论析,考察了一直以来许多学者将《穆传》归为“小说”作品这一观点,并论证了相关论说的未安之处。应当说,从文学小说作品的叙事性、虚构性、故事性等方面而言,《穆天子传》与小说作品的确存在相通之处。但《穆传》却并不能完全视为小说类着作。首先,《穆传》从创作之初就不是为了供人欣赏的,并没有达到小说作品审美愉众的创作要素。其次,就文本内容而论,《穆传》的具体内容中也有许多与小说作品不能相合的因素。论文第六章题为:《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该章是基于近年发现的简帛古书材料,譬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对出土文献中拟托作品的存在情况进行考释、辨析与论述。譬如《上博简·子羔》一篇是对于孔子与子羔言谈的记述,因文中所涉的三王感生之说存在争议,而且简文中孔子对传说的阐释方式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有所抵牾,故而该文存在着并非实录孔子言论的可能性。又如《清华简·邦家之政》一则,因简文载有悖于孔子时代的言论,且其文所含思想甚为多元,并非单属儒家,故此推断该简文是托名虚构而作的“拟造孔子言论”作品。类似之例还有《上博简》中《鲁邦大旱》《相邦之道》《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等诸则简文,它们或是假托于孔子之名而进行的模拟创作产物,或是在行文中带有添衍附会成分的作品。彰显出战国士人在增益传闻、阐释理论抑或是传播学说之时所进行的大胆虚构性创作尝试。《上博简》与《清华简》之中亦不乏拟托殷周先王、拟托战国诸侯等历史人物所创作的故事。如《清华简·耆夜》一篇,因简文所载饮至礼悖于礼制记载,文中又多有违背周人礼法及思想的内容,因此,该文很有可能是托名周武王、周公等人而附会做诗的叙事作品,带有追慕先贤、模拟创作的内涵意蕴。又如《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应属于后人假名于彭祖的一篇议论性质的作品;《清华简·管仲》是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为基本形式而成篇的拟托作品;《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是拟托楚王与范乘二人所作的一番对话;《上博简·志书乃言》是拟托楚王与无愄而作的对话故事,是类多有。此外,《清华简》中还有些许拟托商汤之臣属伊尹而作的故事。如《赤鹄之集汤之屋》一则,简文后段有巫乌救小臣,及小臣本巫乌之言帮助夏君驱病之事,此于传世文献中并无俦匹,是时人虚构的新增情节。所以此文当是基于伊尹来往于商与夏之间的历史事件而展开的虚构创造。再如《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则简文,都是关于商汤、伊尹间的问对故事,其文的词句也带有着意编排与增饰的痕迹,整体呈现出类似战国散文作品的语言风格,很可能是依托伊尹而附会的问对作品。最后,论文的第七章题为:《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该章是根据前章诸多文献材料,对战国时期拟托创作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分析,包括拟托文本的文学性特征考察,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以及拟托创作现象的文学意义总结等。就拟托作品自身的定义内涵而言,人物的依托性应当属于相关作品所蕴含的首要特征。而“拟虚托实”的拟托作品,借助历史人物及背景只是作者的手段,文中所呈现出的虚构内容,才是创作者的核心着力之处。因此,拟托作品亦具有创作性特征。拟托创作以其自身意味深长的承前集成性、创造致新性与开拓启示性意义,已然成为了战国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的一种不可忽视、举足轻重的重要文学现象。结语部分是对战国拟托文本的整体特征进行概括与论析。概而言之,从传世着作及出土文献两方面而论,在战国时代的各类叙事散文着作中,拟托作品确然已经是粲然可观、卓具韵致。
张晶[6](2020)在《《孔子家语·正论解》研究》文中提出《孔子家语》(下文简称《家语》)最早着录於《汉书·艺文志》论语类,是一部专记孔子及门人言行的着作。今本《家语》因孔猛献书,王肃作注,因与郑玄、王肃经学之争相关联,因而受到诸多怀疑。宋代疑古风盛行,王柏认为《家语》是割裂群书而来。王柏对《家语》的全盘否定影响深远,清人孙志祖、范家相等都做专书证明《家语》为伪书。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一批出土文献的问世,越来越多学者开始相信《家语》非伪书。但它即使确为汉代孔安国所编,虽非伪书,并不能证明其非割裂群书而来。本文是从《家语·正论解》文本出发,与《左传》、《礼记》等古籍材料进行对比研究,一来辨明《正论篇》文本可靠性,二来以求探明《家语》与《左传》、《礼记》等古籍在材料来源上的关系。本文主要就《孔子家语·正论解》与《左传》“互见”的相关二十章进行具体分析,发现与《左传》相比较,《家语》文本简练,行文统一,都是事件加上孔子评论之语,整理痕迹是非常明显的,在史源学上属於“次生”地位,可能是由孔安国或者孔氏後人从原材料中辑出,整理成文,附於《家语》中的。《家语》与《左传》的材料来源很近,应该是有相同或相似的材料来源。但《家语》并非是简单抄袭节取《左传》而来,二者在用词方面有不同。《正论解》其余七章则与《礼记》“互见”最多,但是《正论》篇要多出“背景性”的语言,《礼记》应该是对原材料的“节取”,省去了事件的“背景”。《家语》其他篇章中散见的与《左传》“互见”的内容,则不像《正论解》行文统一,《正论解》相较於《左传》而言,行文更加简略,而“互见”的其他篇章则不存在这种情况,篇幅往往要多於《左传》。这从侧面印证《正论解》篇应该是从原始材料节取而来,可能本不属於《家语》,是重编者整理後附在後面。从《正论》篇反映出的孔子政治思想,证明《正论解》篇有着统一的风格,不是杂抄其它古籍而来。通过研究得出,《孔子家语·正论解》篇确实经过後人整理,但整理时间很早,不是王肃所伪作。《正论解》篇与《左传》、《国语》、《礼记》等古籍材料来源存在渊源关系,但《家语》非杂抄其它古籍而来,而是来源有据,并且在流传过程中是独立流传的。
徐琳[7](2017)在《鲁国文学与文学观念》文中研究指明“文学”是什么?于中国古代文学史而言,“文学”一词,始见于《论语·先进》篇:“文学子游、子夏。”邢昺《论语疏》解释为“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此中之意,中国文学的时间开端应是从春秋时期算起,而可考证之作者是以孔门弟子为最早者,那么中国文学观念就应该起源于儒家的思想。这种认识显而易见是偏狭的,不客观的。反观已有的认知中,丁迪豪先生根据历史形态的演变,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分属于“原始社会的文学”、“民族社会的文学”、“封建社会的文学”三个时代(1);而傅斯年先生则根据已有时代分划分,认为分为上古“自商末叶至战国末叶”、中古“自秦始皇一统至‘初唐’之末”、近古“自‘盛唐’之始至明中叶”、近代“自明宏嘉而后至民国”四个时期。二者共性是历史决定文学,文学发展以历史发展为先决条件,导致历史观念取代文学观念。基于以上认知,长久以来中国文学开端的具体时代悬而未决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文学与历史和国家的关系没有确定而引发诸多争论。文学是有国家性的,作家也是有祖国的。国家即社会,即历史。唯有对作家的国家属性认定,方可使作家有历史属性,文学作品也才可能有历史性、社会性,才具有理论系统意义的文学观。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谓传统的文学观》中指出那样:“(春秋时期)文学之含义,实在有两部分:其一指文章言,其又一指博学言。”傅道彬先生《文学是什么?》中进一步概括为“文学不是别的,文学正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据此理论,文学既是具有社会性的、历史性的、文化性的精神生产方式,要在时代中关照“历史的文学观念”;又是需要载体传播的物质形式,要在文明程度中观察“文学的演进”。所以,文学的物质载体、文学批评理论、文学形式、文学创作群体等等,都应在历史的、社会的、制度的维度中加以剖析,中国古代文学的维度才可能更长,看到的中国古代文化源头更早。先秦时期的鲁国文学即具备这样的要素。所谓“鲁国文学”,并非通常所讲的“春秋文学”或“战国文学”,而是指发生在西周诸侯国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的鲁国的文学行为及其成果。其文学行为的时间上起周公旦之封及其子伯禽立国,约公元前1042年,下讫公元前256年鲁国被灭亡。其文学行为的土壤是鲁国,而非其他诸侯国。其文学行为,主体是鲁人。其文学成果,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部分。从文学角度对现有鲁国文献进行梳理和阐述,不仅是理解鲁人历史、文化的路径之一,也是丰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之一。有鉴于这条路径的可行性,因而选择鲁国文学及文学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因为,文学不仅是历史范畴,更是文化的缩影。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1)而周代的诸侯之国——鲁国,虽非拥有天下之朝代,却具备这一显着特性:文化相依于历史,历史铸就了文化。其成因在于,作为周公旦及其子伯禽封国,始建封于河南之鲁,终建封于山东之曲阜为都城的远古大汶口文化圈、夏商东夷文化圈重叠的历史体系内,其灿烂的文化景象在周初伯禽代父莅鲁之际,就秉承周族文化,融合本地民族文化,开创了新的鲁地域历史文化,并且在东周的春秋时期更进一步焕发出夺目的人文光芒。这是因为文化是演进的、变化的,并且把握历史性质。正如英国政治社会学家沃尔特·白芝浩着《物理与政治》一书中所说:“文化的细胞因为有一种继续力,使代代相连,后代将前代之所遗加以改革。如此类推,累进。所以文化并非像一般没有关联的散点,而是像线一样不断的颜色,互相掩映。”(2)因此,历史与传统、文化与政治、文艺批评与文学构建,是本论文框架的基本脉络。
张燮[8](2017)在《新改革时代我国政治信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治信任是一个十分复杂、争议不断而又常探常新的论题。作为稀缺资源的政治信任,它的状况如何,关乎民心向背和政治社会的稳定,关乎执政党的执政安全。在当代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情复杂,面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繁重,尤其在新改革时代,如何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绩效,持续获得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政治支持,灵活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扩大政治合法性,是党和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论文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行政学、地方政府管理学、法学、文化学的理论因子,以信任理论为依据,以新改革时代为背景,对信任、政治信任的概念谱系进行多学科解读,对政治信任类型、基本功能,影响因素进行了学术聚焦和概括。本文认为新改革时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就是我们改革红利共享的时代。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任务是扫清影响政治信任的思想观念,破除削弱政治认同的制度樊篱,建立官民互动的信用体系。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任思想精髓,批判吸收西方政治信任思想的合理成分,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中的有益因素。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面临诸多挑战,其现实依据是政治信任程度趋于下降,政治信任资源有所流失,政治信任危机若隐若现。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必须坚持人民性原则,时代性原则,实践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政治信任建设的内容是人民群众对理想信念的信服,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对党和政府的拥护,对党政官员的信心,对政策的持续满意。目标是夯实政治信任的基础,增益政治信任总量,提高政治信任预期。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的基本路径是,加强政治信任的制度建设,增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筑牢政治信任的法治根基,建设政治信任文化。
谭笑[9](2015)在《春秋时代 ——祖灵信仰、巫术与氏族国家政治》文中研究说明在氏族国家时代,对祖灵的信仰是当时人们的基础文化观念。祖灵信仰是古人对人类生命本质的一种系统认知。要点在于,万物有灵,人死后将灵魂不灭而走向永恒的鬼神世界。这一鬼神的世界主要由天神、地只和人鬼构成,是一个充满秩序的体系。人死后将与祖先的灵魂团聚。但祖灵信仰的一个重要观念是鬼神虽然永存、但会饥饿,故需要活人定期的祭祀。古人认为今天看来是自然规律的诸多事件都是鬼神灵力的推动。因此,为了向神求福避祸,氏族成员要向祖灵祭祀;为了自己死后永远幸福,氏族成员要保持祭祀不断。实现生人与看不见的鬼神交通往来的知识即巫术。掌握巫术的人是巫者。在氏族社会早期,巫者开创了诸多知识系统,具有重要的权力。但在春秋时期,巫者已经下降为氏族国家的专业官吏。巫者按执掌分化为巫觋、贞卜、宗、祝、史、瞽、医等门类,是氏族国家君主、家长的重要参谋,以知识享有政治影响力。巫术按人神互动的原理主要有交通鬼神、祈祷诅咒、祓除、预测、导引自然等类别,细类繁多。祖灵信仰实践在当时塑造了政治规范。首先,祖灵死后按血缘关系的链条聚集在天上,这种血缘关系要求地上的国家按国家祖灵间的关系亲疏安排外交关系;其次,祖灵信仰使得一国的墓地内要体现天上的祖灵秩序——事实上体现了政治秩序,而宗庙还是国君即位、战争、外交(婚姻、享宴)等政治行为的场所;最后,祖灵信仰构成了古人对国家的想象方式,如国际交往被想象成祖灵间交往、国境被当做祖灵灵力所及的边界。巫术在政治领域中影响巨大。首先体现在特定巫术与国家基本机制的关联,比如盟誓和缔结政治关系的程序;其次体现在特定巫术广泛地运用于多个政治场景,比如卜筮与多种政治决策;再次,还能体现在一些重大的国家政治事务由许多不同类别的巫术交织在一起,比如军事行为中运用的多种巫术。其中最重要的巫术是祭祀,这是祖灵信仰和巫术在国家机制上的耦合。祭祀制度的机理是氏族国家政治制度的原型,被认为由巫者开创、贯穿了氏族国家从顶端到末梢的每一角落。在氏族国家内部,权力由主持各等祭祀的大小氏族宗主行使,站在祭祀秩序顶端的是氏族国家的君主。君主的名称说明了其权力来自于主持祭祀的地位;君主的权力被称为“政”,以祭祀机制行使;君主的权力基础是公室直接掌握的“土地-人口”,这是君主能控制国内小宗的基石;君主权力最后还受到祭祀事务的约束。祖灵信仰决定了氏族国家的理想治理方式——德政。古人认为德性是一种能清洁不洁、光照各地的巫术人格。这一人格有助于政治。如果氏族首领光大祖先的德性,神灵会降福于氏族使其兴盛;反之,神灵会降祸使得氏族衰落。因此,氏族国家特别重视神灵的预兆,以此来反思自己政治的得失。古人在政治决策时极端重视政治上自省修德与他国是否失德,如若本国政治有德、他国失德,古人会将此视为可以兴兵讨伐、代神降祸的时机;反之本国可能被讨伐。德政的政策构成包括事神、安民,以事神(保存祭祀)为最终政治目的。但是,现实中资源流向事神或安民是互斥的,而祭祀的稳固优先于不可持续的丰厚祭祀,因此需要安民才能持续提供财富。古代民众可以自由迁徙,加上土地众多,故若不抚民,民将迁徙;若先抚民,才能得民而有财富维持祭祀。因此,德政的两大政策要实现动态均衡,在政策选择上以抚民优先。这是“民为神主”的内涵。
朱兵强[10](2013)在《民意与司法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民意与司法的关系问题已然超出了个案的范围,而成为一个从整体上关涉当代中国司法的制度与模式的问题,同时,民意与司法的关系问题,也不再仅仅是个法律与司法问题,而已成为一个全民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现有文献关于民意与司法相互关系的研究局限于司法精英化vs.司法大众化,司法专业化vs.司法民主化的范式泥淖,这无助于对民意与司法关系的深入认识,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种新的视角,从司法的制度层面对民意与司法的关系问题加以观察和分析。司法开放与司法自治是两种司法制度与模式的理想类型,从司法开放与自治的角度全面考察民意与司法这一主题可能有助于更为深入地认识二者的内在复杂关系,从而为民意与司法关系的和谐平衡提供更为合理的解决之道。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具体如下:绪论部分首先说明了选题的背景,其次对研究的意义、方法与国内外有关研究现状作了阐述,最后绪论部分还对贯穿本文的基础性概念——司法自治与司法开放进行了阐释。民意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古今中外关于民意的定义千差万别。定义民意,需要从民意的主体与内容两个方面加以厘清,所谓民意,简单地讲即是指一定数量的民众对于特定公共事件所表达的意见、愿望与要求。民意具有多个面向,既具有理性的一面,也具有非理性的一面,民意是变动不居的,因此也容易被操控与利用。此外,在价值判断上,民意具有道德性,在构成内容上,民意则呈现出复杂性。民意不必然是公意,倒与众意比较相似。民意与民愤、民粹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再则,民意与舆论密切相关,但也存在一定的区别。民意的形成方式是多样的,其中沉默的螺旋与群体极化是两种重要的途径。民意与司法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在中国古代,司法一方面尊重并吸纳民意;另一方面,司法对民意又持相当的警惕姿态,司法也往往拒斥并隔离民意。中国共产党历来是看重民意的,陕甘宁边区的司法与建国初期的司法都是典型的人民司法模式,这段时期的司法对于民意的重视与吸纳达到顶峰。在西方国家,民意与司法的关系也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司法强调其自治与独立,司法对民意持谨慎与保守的态度;另一方面,在新闻自由与表达自由下,司法也对民意保持某种开放性。就英美等国的司法而言,其对待民意的立场与态度大体是以自治为主,以开放为辅的。法律的形式化理论与实证主义法学对司法自治理论进行了初步构建,卢曼则在借取系统论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司法自治理论进行了重构,提出了作为系统的法律与司法自治理论,认为,法律与司法是运作封闭的自治体系,司法与作为其环境的政治、道德与民意之间是结构耦合而非“输入与输出”的逻辑关系,民意等环境因素对司法系统固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逻辑上的必然,也不是直接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卢曼的司法自治理论对民意与司法矛盾关系的解决具有重要启示作用。西方司法自治的历史源远流长,实践中,西方国家的司法基本上以自治为主要特征。但自治可能使司法染上保守性的特征,司法的中立性与确定性或许只是司法拒绝平等化变革的理由,自治性司法拒绝司法的社会化也被认为是司法孤立主义的。因此,自然法学、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与后现代法学从司法的政治性、道德性等各个方面对司法自治展开了批判,认为司法自治是虚伪与虚构的,司法自治并非事实。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在司法开放之下,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可谓畅通无阻,民意审判、舆论审判等问题也随之出现,民意对司法结果、司法正义、司法权威、司法确定性等都造成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就当下中国的民意与司法而言,二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民意对司法个案与司法制度均产生了扭曲效应,究其根源则在于司法制度的过度开放性。通过司法自治以抵抗民意的侵扰是当务之急,但与此同时,民意对于司法也具有某种民主监督作用与合法化建构功能,司法对大众民意也不能全然不顾,完全自治的司法制度既难实现也并非理想的选择,因此,建构一种整体自治但适度开放的司法制度是比较合理可行的。
二、何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何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论文提纲范文)
(1)“言可复也”究竟谓何(论文提纲范文)
一、“言可复也”的几种理解 |
二、“复言”即践行其言 |
三、“复言”即“言可复” |
四、何晏的“复言”释义 |
五、考证结论有赖于同时代文例支撑 |
(2)本土知识资源与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舆论概念的容受(论文提纲范文)
一、援引“民本”:本土知识中的朴素民主思想表达与近代“舆论” |
二、比附“清议”:近代知识分子对“舆论”功能的认知 |
三、传统中国的“公”观念与“舆论”价值的确立 |
四、结语 |
(3)自然生态美学视域下的《管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文献综述 |
二、可行性与研究内容及方法 |
第一章 《管子》天地宇宙视野下的自然生态理念 |
第一节 天地为自然生态之本理念的逻辑层次 |
一、天地宙合:自然生态的存在本体 |
二、天育阳地化生:自然生态的孕育母体 |
三、天地化故从新:自然生态的变化之源 |
第二节 以水土为中心自然生态理念的架构 |
一、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及其类别划分 |
二、自然生态构成因素之间的相生相克 |
第三节 自然生态构成的差异及观照视角 |
一、必然性:运动变化角度的审视 |
二、模糊性:生命一体化的把握 |
三、层次性:生存状态的对比 |
第二章 《管子》历法类文献的书写方式 |
第一节 五行说为基础的文章架构 |
一、《幼官》的不均等切分 |
二、《四时》的不均等切分 |
三、《五行》的均等切分 |
第二节 天象与时节的对应 |
一、与太阳相对应的时段 |
二、与月亮相对应的时段 |
三、与星辰相对应的时段 |
第三节 虫类与时节的对应 |
一、春季与鸟类相对应 |
二、夏季与兽类相对应 |
三、秋季与介虫相对应 |
四、冬季与鱼类相对应 |
五、五和时节与倮类相对应 |
第四节 五音与时节的对应 |
一、《管子·地员》篇五音之数的数理依托 |
二、《管子·地员》篇五音与时季对应呈现的数字模型 |
第三章 《管子》以水土论民性及相关文献对比 |
第一节 《水地》篇以水性论民性的客观依托及逻辑预设 |
一、《水地》篇对各地水性及相应水系自然生态的表述 |
二、水性与民性相贯通的思维机制及历史依托 |
三、以水性论民性的逻辑预设及因果关系的虚拟 |
第二节 《地员》篇以土性论民性的体系建构及书写特点 |
一、对五粟之土的记载 |
二、对五沃之土的叙述 |
三、对五位之土的书写 |
四、条目的体系构建、生存理念及书写特点 |
第三节 《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周礼》的以水土之性论民性 |
一、《吕氏春秋·尽数》以水性论人的形体样态 |
二、《大戴礼记·易本命》以土壤属性论人的形体样态 |
三、《周礼·大司徒》的以自然地理环境论述人的形体样态 |
第四章 《管子》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效应的表达 |
第一节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科学理念及表述方式 |
第二节 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所作的调遣 |
一、以质论价的草木开发 |
二、环节周密的海盐买卖 |
三、国家垄断的矿产利用 |
四、科学合理的水利调配 |
第三节 以自然资源开发为筹码的政治博弈 |
一、共工氏水害与蚩尤造兵器 |
二、石碧谋、菁茅谋 |
三、柴谋、鹿谋、狐白谋 |
第四节 自然资源开发的负面生态效应 |
一、远古自然生态的破坏及评价 |
二、受经济杠杆驱动的自然资源开发及其负面生态效应 |
(一)破坏生态的猎兽策 |
(二)竭泽而渔的捕鱼策 |
(三)利弊参半的剪枝策 |
第五章 《管子》生态理念与措施的齐文化特征 |
第一节 自然生态保护理念生成的现实根据 |
一、建都立国的依托 |
二、国家财用的保障 |
三、行军作战的支柱 |
第二节 自然生态保护理念及具体措施 |
一、自然生态保护理念 |
二、自然生态保护禁令的时节及所涉对象 |
(一)无杀麑夭的春季禁令 |
(二)毋杀飞鸟的夏季法规 |
(三)严禁采矿的冬季政令 |
三、自然生态管理的职官名称 |
(一)虞师之称的概指与具体构成 |
(二)齐国自然生态保护职官的名称 |
第三节 齐地自然生态的特征及相关禁令、职官的针对性 |
一、《史记》《汉书》有关齐地自然生态的记载 |
二、《管子》对齐地自然生态的多维呈现 |
三、齐地自然生态保护措施独特性的成因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4)李贽自由思想新诠(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前言 |
1.1 选题背景及原因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第2章 士贵为己,务自适:自适 |
2.1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
2.2 私者,人之心 |
2.3 各遂千百人之欲 |
第3章 既无以自立,又无以自安:自立 |
3.1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 |
3.2 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 |
3.3 天下尽市道之交 |
第4章 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自主 |
4.1 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 |
4.2 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 |
4.3 红日满窗犹未起,纷纷睡梦为知己 |
4.4 但使卿辈不乱,何恤人言 |
第5章 以人本自治,不待禁而止也:自治 |
5.1 因乎人,恒顺于民 |
5.2 知天知人,无己无人 |
5.3 治贵适时,学必经世 |
5.4 以法自律,复依律以治百姓 |
第6章 李贽自由思想的影响及其现代价值 |
6.1 李贽自由思想的影响 |
6.1.1 李贽与明中叶文风、士风的转向 |
6.1.2 李贽与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
6.1.3 李贽与傅山 |
6.2 李贽自由思想的现代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战国拟托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内涵与意义 |
一、本文研究内涵 |
二、本题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先行成果综述 |
一、《战国策》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二、《晏子春秋》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三、《庄子》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四、《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本文研究方法 |
二、本文创新点 |
第一章 “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 |
第一节 托名与拟创:“拟托”之概念总说 |
一、“拟托”概念释义 |
二、前人所用“拟托”之说举隅及相关辨析 |
第二节 拟托文本的产生 |
一、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时代 |
二、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普遍 |
三、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原因 |
第三节 拟托文本的判断依据 |
一、错置年时 |
二、抵牾思想 |
三、脱离环境 |
四、乖悖史录 |
五、文辞荒诞 |
六、情理难通 |
七、重复叙事 |
第四节 拟托作品与先秦诸作品的共通性与特异性 |
一、拟托创作与史籍编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二、拟托创作与小说作品虚构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三、拟托创作与先秦“说体”故事变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第二章 《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第一节 揣摩之术与《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产生 |
一、揣摩之术的盛行 |
二、《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生成 |
第二节 《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五、《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三节 《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五、《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四节 《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五、《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五节 《战国策》拟托三晋、燕、宋、卫、中山国人物故事考释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五、《战国策》拟托三晋等国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六节 《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与分析 |
一、《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 |
二、《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的内涵 |
第七节 《战国策》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一、《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别 |
三、《战国策》中模式化拟托故事的意义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内涵分析 |
五、《战国策》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第八节 《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准剧本”创作析论 |
一、先秦文学中的“剧本创作”因素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演练说辞与编撰“剧本” |
三、《战国策》拟托作品的人物设置与“剧本”角色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戏剧冲突与“剧本”情节 |
五、《战国策》中的“准剧本”创作 |
第三章 《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第一节 《晏子春秋》托名晏子释义 |
一、晏子其人及其行迹考述 |
二、《晏子春秋》与他书对校 |
三、《晏子春秋》的托名性质 |
第二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考释 |
一、悖于史事、年时之故事 |
二、情理难通之故事 |
三、重复叙事之故事 |
四、《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的内涵 |
第三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考释 |
一、拟托孔子评说晏子行事 |
二、拟托孔子与晏子相交之事迹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的内涵 |
第四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考释 |
一、拟托晏子与他国诸侯故事考辨 |
二、拟托晏子与其交游人物故事考辨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五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一、《晏子春秋》的创作与稷下学士之关系 |
二、稷下议政的模拟训练与晏子的示范性 |
三、《晏子春秋》中“同题拟作”篇目梳理 |
四、《晏子春秋》“同题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五、《晏子春秋》“悖实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六、《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与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第六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对“晏子”思想的三重阐释 |
一、晏子思想本相 |
二、“晏子”思想的儒家面目 |
三、“晏子”思想的墨家面目 |
四、“晏子”思想的纵横家面目 |
五、《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晏子”三重思想的内涵 |
第七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所见晏子形象及作品内涵析论 |
一、深谋远虑的智者形象 |
二、刚毅果敢的谋者形象 |
三、机敏通达的圆融形象 |
四、《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第四章 《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第一节 《庄子》拟托孔子及其弟子故事考释 |
一、以孔子作为宣扬道论的主要人物 |
二、以孔子作为体悟得道的辅助人物 |
三、以孔子作为禁锢封闭的反面人物 |
四、《庄子》中拟托孔子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第二节 《庄子》拟托道家人物故事考释 |
一、《庄子》拟托老子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二、《庄子》拟托庄周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第三节 《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考释 |
一、《庄子》拟托黄帝故事考释 |
二、《庄子》拟托尧、舜、禹故事考释 |
三、《庄子》拟托许由故事考释 |
四、《庄子》拟托其他先秦人物故事考释 |
五、《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第四节 《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一、《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二、《庄子》拟托作品中所见人物形象 |
三、《庄子》拟托作品的相关虚饰手法 |
第五章 《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 |
第一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考释 |
一、周穆王其人及事迹考辨 |
二、《穆天子传》非实录性质考辨 |
三、《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性质 |
第二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目的与战国士人之参政风尚 |
一、《穆天子传》非史书题材辨 |
二、《穆天子传》非巫、神题材辨 |
三、战国士人政治活动与《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属性 |
第三节 《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析论 |
一、《穆天子传》拟托创作中所用虚饰手法 |
二、《穆天子传》与“小说”文体的辨析 |
三、《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的意义 |
第六章 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 |
第一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孔子故事考辨 |
一、上博简《子羔》拟托释义 |
二、上博简《鲁邦大旱》与《相邦之道》拟托释义 |
三、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拟托释义 |
四、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拟托释义 |
五、清华简《邦家之政》拟托释义 |
六、从简帛古书看战国散文中拟托孔子故事的创作内涵 |
第二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诸王故事考辨 |
一、清华简中拟托殷周先王及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二、上博简中拟托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第三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伊尹故事考辨 |
一、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拟托释义 |
二、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拟托释义 |
三、清华简《汤在啻门》拟托释义 |
四、清华简中拟托伊尹故事的创作内涵 |
第七章 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 |
第一节 拟托作品的文本特征 |
一、拟托作品的人物依托性 |
二、拟托作品的内容创作性 |
三、拟托作品的“托言问对”形式与士人“言辩”创作倾向的分析 |
第二节 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型 |
一、无中生有型 |
二、同中有异型 |
三、踵事增华型 |
第三节 拟托作品“入史”论析及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辨析 |
一、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 |
二、战国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情况之辨析 |
第四节 拟托作品的文学意义 |
一、承前集成性 |
二、创造致新性 |
三、开拓启示性 |
结语 |
附录 战国拟托作品之条目总汇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阋及答辩情况表 |
(6)《孔子家语·正论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研究现状 |
(一) 1970年代前的《孔子家语》研究 |
(二) 近40多年来的《孔子家语》研究 |
二、研究方案 |
(一) 基本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研究意义 |
第一章 《孔子家语·正论解》与《左传》相关二十章疏证 |
一、孔子在齐,齐侯出田章 |
二、齐国书伐鲁章 |
三、南容说、仲孙何忌既除丧章 |
四、卫孙文子得罪於献公章 |
五、孔子览《晋志》章 |
六、郑伐陈入之章 |
七、楚灵王汰侈章 |
八、叔孙穆子避难奔齐章 |
九、晋邢侯与雍子争田章 |
十、郑有乡校章 |
十一、晋平公会诸侯於平丘章 |
十二、郑子产有疾章 |
十三、晋魏献子为政章 |
十四、赵简子赋晋国一鼓钟章 |
十五、楚昭王有疾章 |
十六、卫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章 |
十七、齐陈恒弑其君简公章 |
十八、卫孙桓子侵齐章 |
十九、樊迟问於孔子章 |
二十、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赋章 |
第二章 《孔子家语·正论解》其他七章疏证 |
一、齐苛政猛於虎章 |
二、子张问高宗三年不言章 |
三、公父文伯之母纺绩不解章 |
四、子游问子产之惠章 |
五、鲁定公问隆敬於高年章 |
六、鲁哀公问东益不祥章 |
七、孔子适季孙章 |
第三章 《孔子家语·正论解》与相关文献关系蠡测 |
一、《正论解》二十章与《左传》 |
二、《孔子家语》其他篇章与《左传》 |
三、《正论解》其他七章与相关文献 |
四、《正论解》与後序所谓“诸国事” |
第四章 《孔子家语·正论解》思想研究 |
一. 正名号 |
二. 行德政 |
三. 遵臣道 |
四. 施教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鲁国文学与文学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鲁国文学的意义和研究现状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二、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学术价值、应用前景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路线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手段 |
(三)技术路线: |
四、论文基本结构和主要研究内容 |
(一)基本结构 |
(二)研究内容 |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五、研究中突破的难点和创新点 |
(一)突破难点 |
(二)创新点 |
第一章 春秋时期的鲁国的文化意义 |
第一节 文化传承的历史背景 |
一、周公旦建封鲁国 |
二、周公旦与周礼 |
三、周公旦与鲁国文学 |
第二节 鲁国文学经典的文学批评 |
一、《诗》、《书》、《礼》、《易》、《春秋》的版本梳理 |
二、《汉书·艺文志》中的鲁国着述 |
三、鲁国诸子经典着述版本 |
四、历代文论中的鲁国着述 |
第三节 鲁国圣人与士人文化传统 |
一、帝王式“圣人” |
二、人文式“圣人” |
三、士人阶层 |
第二章 礼乐与《鲁颂》的诗歌创作 |
第一节 先秦礼乐文化对祭祀文学的影响 |
一、宗教与文学 |
二、礼乐文化的经济性 |
三、儒家德治主义和礼治主义 |
四、礼乐文化与祭祀文学 |
第二节“颂”的祭祀意义与文艺性 |
一、周族神灵信仰 |
二、鲁国祭祀的谱系 |
三、“颂”的文艺性 |
第三节 《鲁颂》与“颂”文体之“变” |
一、春秋文学自觉观念下的《鲁颂》作者身份 |
二、春秋文学自觉观念下的《鲁颂》题材选择 |
三、春秋文学自觉观念下的《鲁颂》之“变颂” |
第四节 礼乐之《诗》与《鲁颂》的关系 |
一、礼乐之《诗》的政教性 |
二、城邑文明与礼乐之《诗》 |
三、《鲁颂》的礼乐性 |
第三章 春秋笔法与鲁国文学的叙事方式 |
第一节 对话艺术和论辩艺术 |
一、春秋时代文辞概况 |
二、对话艺术 |
三、论辩艺术 |
第二节“春秋笔法”与先秦文学的叙事传统 |
一、“春秋笔法”的史学内涵 |
二、先秦文学叙事传统的精神内涵 |
第三节“春秋笔法”与鲁国文学的话语构建 |
一、春秋时代“雅言” |
二、鲁国外交话语 |
三、鲁国文学话语的构建 |
第四章 鲁语与春秋时期的论言艺术 |
第一节 春秋论谏辞令艺术 |
一、德教中的“论” |
二、政教中的“论谏” |
三、外交中的“辞令” |
第二节 鲁语的讽喻性 |
一、孔子语言的讽喻性 |
二、卿士大夫语言的讽喻性 |
第三节 《国语》、《左传》的语言艺术 |
第五章 孔子的诗学批评与鲁国文学思想 |
第一节 儒家哲学思想与文学观念 |
一、儒家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二、儒家哲学思想的内涵 |
三、儒家哲学思想影响下的鲁国文学观 |
第二节 《孔子诗论》的文学意义 |
一、《孔子诗论》的文本 |
二、孔子论诗 |
三、《孔子诗论》文学意义 |
第三节 鲁国文学思想的历史作用 |
一、中国先秦文学思想的批判 |
二、鲁国文学思想的发展 |
三、鲁国文学思想的历史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8)新改革时代我国政治信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其理论阐释 |
第一节 新改革时代 |
一、新改革时代的意涵 |
二、新改革时代的特征 |
第二节 政治信任的基本理论 |
一、政治信任的概念谱系 |
二、政治信任的基本类型 |
三、政治信任的基本功能 |
四、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意义及任务 |
一、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意义 |
二、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任务 |
第二章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思想资源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任思想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信任思想 |
二、列宁的政治信任思想 |
三、中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任思想 |
第二节 西方政治信任思想 |
一、西方政治信任思想的渊源 |
二、西方政治信任思想的内容 |
三、西方政治信任思想的局限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 |
一、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的内容 |
二、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的实质 |
三、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的改造 |
第三章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现实依据 |
第一节 政治信任程度趋于下降 |
一、社会产生不满情绪 |
二、分配问题屡受诟病 |
三、司法公信遭遇挑战 |
第二节 政治信任资源有所流失 |
一、政府社会动员能力减弱 |
二、民众的地位焦虑感增强 |
三、少数领导干部为官不为 |
四、网络负面舆情“登堂入室” |
第三节 政治信任危机若隐若现 |
一、社会孳生怨恨情绪 |
二、民众出现政治冷漠 |
三、群体性的事件增多 |
第四章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基本要求 |
第一节 政治信任建设的原则 |
一、人民性原则 |
二、时代性原则 |
三、实践性原则 |
第二节 政治信任建设的内容 |
一、对理想信念的信服 |
二、对政治制度的认同 |
三、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
四、对党政官员的信赖 |
五、对政策的持续满意 |
第三节 政治信任建设的目标 |
一、夯实政治信任基础 |
二、增益政治信任总量 |
三、提高政治信任预期 |
第五章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基本路径 |
第一节 加强政治信任的制度建设 |
一、革新舆论监督管理制度 |
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
三、健全民众政治参与制度 |
第二节 增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
一、全面从严治党 |
二、坚决惩治腐败 |
三、提升执政能力 |
第三节 筑牢政治信任的法治根基 |
一、深化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 |
二、切实加强立法公信力建设 |
三、用严格执法守护社会公正 |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信任文化 |
一、培育社会主义信任观念 |
二、塑造社会主义信任精神 |
三、加强社会主义信德教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9)春秋时代 ——祖灵信仰、巫术与氏族国家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二、研究状况回顾 |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
第一章 观念基底(上):祖灵信仰 |
一、鬼神的世界 |
二、祭祀与歆享 |
三、绝祀的恐惧 |
第二章 观念基底(下):巫 |
一、持“工”的沟通代理 |
二、巫者的政治影响 |
三、巫术的分类(一) |
四、巫术的分类(二) |
第三章 应然:祖灵信仰的政治规范 |
一、祖灵序列与国际关系 |
二、冢墓与宗庙中的政治 |
三、祖灵之国的国家想象 |
第四章 工具:政治巫术的知识权力 |
一、盟誓与立约程序 |
二、卜筮与政治决策 |
三、“戎”中的巫术联动 |
第五章 祭祀:国家制度的原型 |
一、降神制祭 |
二、震民约纵 |
三、等衰以固 |
四、实践宗法 |
五、畏神如一 |
第六章 君主:国家权力形态 |
一、主祭祀的首领 |
二、行“政”从祭祀出 |
三、执政权的基石 |
四、“保祭祀”的制约 |
第七章 德政:抚民事神 |
一、天命与德性 |
二、神意的约束 |
三、德性与决策 |
四、释“民为神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民意与司法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理论背景 |
1.1.2 现实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4.1 关于法律自治与司法自治的研究 |
1.4.2 关于法律开放与司法开放的研究 |
1.4.3 关于民意与司法关系的研究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1.5.1 司法自治 |
1.5.2 司法开放 |
2 民意概述 |
2.1 民意的概念 |
2.1.1 民意概念的一般界说 |
2.1.2 本文所谓民意之概念 |
2.2 民意的特征 |
2.2.1 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并存的双重性 |
2.2.2 变动不居与易受操控性 |
2.2.3 价值判断上的道德性 |
2.2.4 内容构成上的复杂性 |
2.3 民意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2.3.1 民意与公意、众意 |
2.3.2 民意与民愤、民粹 |
2.3.3 民意与舆论 |
2.4 民意的形成 |
2.4.1 沉默的螺旋与民意的形成 |
2.4.2 群体极化与民意的形成 |
3 民意与司法关系的历史演变 |
3.1 古代中国的司法与民意 |
3.1.1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古代司法对民意的警惕与拒斥 |
3.1.2 公听并观,小决使导:古代司法对民意的重视与吸纳 |
3.2 陕甘宁边区及建国初期的民意与司法 |
3.2.1 陕甘宁边区的民意与司法 |
3.2.2 建国初期的民意与司法 |
3.3 现代西方国家的民意与司法 |
3.3.1 美国的民意与司法 |
3.3.2 英国的民意与司法 |
3.4 民意与司法历史关系的特征与启示 |
3.4.1 民意与司法历史关系的特征 |
3.4.2 民意与司法历史关系的启示 |
4 司法自治语境下的民意与司法 |
4.1 法律自治:司法自治的理论探源 |
4.1.1 法律的形式化与法律自治的实证主义进路 |
4.1.2 法律作为一个自治的系统:卢曼的法律自治理论 |
4.2 从法律自治到司法自治:司法自治的逻辑与内容 |
4.2.1 司法自治的理论逻辑 |
4.2.2 司法自治的主要内容 |
4.3 司法自治与民意 |
4.3.1 系统与环境:司法自治与民意的结构耦合关系 |
4.3.2 合法与正当:司法自治与民意的内在紧张关系 |
5 司法开放语境下的民意与司法 |
5.1 司法开放相关理论介评 |
5.1.1 自然法学的司法开放理论 |
5.1.2 现实主义法学的司法开放理论 |
5.1.3 批判法学的司法开放理论 |
5.1.4 后现代法学的司法开放理论 |
5.1.5 司法开放理论评析 |
5.2 司法开放的实践考察 |
5.2.1 司法为民:司法目的的开放 |
5.2.2 服务大局:司法目标的开放 |
5.2.3 能动司法:司法方式的开放 |
5.3 司法开放的后果分析 |
5.3.1 民意之于司法的积极影响 |
5.3.2 民意之于司法的消极影响 |
6 在自治与开放之间:民意与司法关系的平衡 |
6.1 民意与司法关系的失衡 |
6.1.1 个案上:民意强势影响司法 |
6.1.2 制度上:民意导致制度选择的两难 |
6.2 民意与司法关系的平衡 |
6.2.1 推动司法的整体自治 |
6.2.2 保留司法的适度开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四、何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论文参考文献)
- [1]“言可复也”究竟谓何[J]. 杨柳岸,杨逢彬.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2]本土知识资源与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舆论概念的容受[J]. 段然. 新闻界, 2020(09)
- [3]自然生态美学视域下的《管子》研究[D]. 高旷. 吉林大学, 2020(01)
- [4]李贽自由思想新诠[D]. 张晓伟. 湘潭大学, 2020(02)
- [5]战国拟托文本研究[D]. 苗江磊. 山东大学, 2020(09)
- [6]《孔子家语·正论解》研究[D]. 张晶.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7]鲁国文学与文学观念[D]. 徐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10)
- [8]新改革时代我国政治信任建设研究[D]. 张燮.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9]春秋时代 ——祖灵信仰、巫术与氏族国家政治[D]. 谭笑. 南京大学, 2015(05)
- [10]民意与司法关系研究[D]. 朱兵强. 武汉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