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应对

一、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的反应（论文文献综述）

王泓然^[1]（2021）在《1917-1918年肺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防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17年11月,绥远特别行政区西部的五原县扒子补隆附近爆发肺鼠疫,疫情向东、南方向蔓延,相继波及察哈尔、山西、直隶、京兆、安徽、山东、江苏,至1918年4月结束,共八个省区受到疫情影响,造成大量人口死亡。1917年12月底,此次肺鼠疫的公开报道见诸报端,1918年1月6日,政府发布大总统令,正式开启了肺鼠疫的防疫工作。为了便于各部协作、迅速扑灭疫情,1918年1月7日内务部组织防疫委员会,陆续派遣相关人员开展工作。防疫委员会制定防疫计划,收集各地疫情信息,派遣医员、实地巡查,采取了遮断交通等措施,指导监督各地防疫工作。同时,为防疫工作提供经济保障和制度保障:筹措防疫借款,合理分配,为各地防疫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对疫情的成功扑灭起了很大的作用;完善以《传染病预防条例》为中心的防疫法规,促进了近代中国卫生防疫体系的制度化进程,为后来相关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借鉴。经过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再加上气温逐渐升高回暖,成功扑灭了疫情,至5月底防疫工作结束。民国政府对此次疫情的重视态度,反映出中央政府防疫观念的强化、对传染病流行的控制与研究的深入,以及对近代卫生防疫体系制度化的构建。碍于各种现实原因,防疫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军人跋扈、军阀混战妨碍抗疫大局,检疫环节上问题丛生,领导权问题上政出多门,学术研究基本阙如。但这些问题与当时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背景密不可分,属于时代的局限。总而言之,此次防疫,在中国卫生防疫体系近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连续性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汪雨桐^[2]（2021）在《《北华捷报》对近代中国防治传染病的媒介呈现及启示 ——以1894—1918年鼠疫报道为例》文中提出鼠疫,是一种致死率高的大流行病。在全球历史中曾发生过三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1]给当时人类的身体健康、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鼠疫,在中外历史上,鼠疫都是不容忽视的严重传染病。步入19世纪后,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大量西方人定居中国,近代英文报刊的刊行为其了解中国的时政动态和社会时事提供了了解中国的便利条件。《北华捷报》在近代中国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聘用来华的传教士、商人、行业专家等社会精英群体为通讯员,另外,一些在华外交官员也会主动投书该报表达观点。作为一个多种“声音”汇集的舆论场域,该报对近代中国三次不同时期的鼠疫——1894年穗港地区的鼠疫、1910-1911年东北的鼠疫以及1917-1918年山西的鼠疫,[2]进行了详实的报道,其中汇聚了在华西人关于中国鼠疫防治的观点和评论,透过相关报道,提供给我们一个了解在华外侨对中国鼠疫防治态度及变化一个“他者”视角。在中外人士共同关注下,防治鼠疫不再是简单的传染病问题,也成为比较中西方医学体系、防疫制度和卫生观念的社会议题和文化议题。在华英文报纸相关主题的讨论,代表了在华外侨对中国防治传染病的立场和看法,是以当时所谓“现代化”[3]的立场对中国进行解读和形象塑造。本文从新闻史学的角度,同时结合传播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知识,采用比较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对中国1894年至1918年期间的鼠疫报道进行全方位考察,主要研究的对象虽然是报刊材料,但不仅仅限于《北华捷报》相关报道,研究的问题虽然是在华外侨对中国各阶层防治鼠疫的态度及变化,但论述不限于态度本身,对其背后的原因与影响亦有涉及。通过相关研究,可以观察出在华外侨视野下中国人与传染病之间的对抗:从束手无策到被动防治,再到积极主动防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同阶层对西方医学和防疫举措接受与认可程度有别,当时的在华外侨对中国各阶层防治鼠疫的认识和态度也存在差异。在1894年至1918年这段时期,在华外侨对中国政府官员是从质疑到肯定再到赞同与否定并存的态度变化,展现的形象从保守无为到积极防疫再到中央地方各自为政;对于社会精英群体,包括知识分子、教民、留学归国的中国医生、具有社会财富和地位的商人及士绅、报刊记者,他们在思想上认可“现代”医学的效用和疗效,在行动上也积极倡导采纳西式方法,对于这部分群体的行为,西方人的态度从最初的质疑到后来逐渐认可;对于普通民众其态度未发生较大变化,依旧持否定和质疑态度。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深入理解近代在华英文报刊作为一个多元文化舆论场,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更加全面、辩证的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和外国传播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也可以厘清当前西方人对中国的卫生状况及健康习惯存在刻板印象的历史渊源,为深入理解当前西方社会对中国应对疫情的认知、评价与态度提供借鉴意义。最后,本文期望借古鉴今,在当前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这段特殊时期,要重视并及时回应其他国家对本国的负面防疫形象报道,积极的宣传中国正面的防疫形象,合理输出带有中国人观点和意见的报道,营造利于本国的舆论的讨论点和关注焦点。

冯翔^[3]（2021）在《1917—1918年北方鼠疫回顾与讨论》文中提出1917年末在绥远爆发的鼠疫,历时数月,传播多省,直到1918年5月中旬才被完全扑灭。值得注意的是,这是20世纪初期中国第二次鼠疫大爆发。经过1910年东北鼠疫的惨烈一役,本已积累的防疫经验却在1917—1918年北方鼠疫爆发时运用得不尽如人意。文章运用北洋政府档案、报刊史料及当事人的报告与回忆,从多个角度,对此次疫情进行回顾,探讨其中得与失,其机理在今天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徐冉^[4]（2020）在《1918年晋省鼠疫中的村级防疫与基层控制》文中研究说明1918年山西省鼠疫是民国初年对山西地方政治和社会均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疫情。鼠疫主要流行于晋北乡村,该地医药卫生设施缺乏,民众反应迟滞,村级之防疫形势日峻。山西省政府在借鉴此前防疫经验的基础上首创疫室隔离法,使防疫尽可能与地方传统相互平衡、融合、调适,以化解防疫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在这一动态防疫过程中,山西省政府通过对乡村原有防疫空间的扬否、限定与利用,不断向基层渗透"卫生"话语权,着力推行村制,实现了政权建设的巩固强化。

李全平^[5]（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提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姬凌辉^[6]（2020）在《难以协调的遮断交通：1917～1918年“绥晋”鼠疫防治述论》文中指出1917～1918年,绥远、山西等华北地区暴发了一场严重鼠疫。时值南北军阀混战,这场鼠疫令北京政府和山西军阀阎锡山头疼不已,"弱中央"与"强地方"之间围绕鼠疫防治问题博弈,其中历史情节颇为复杂。通过对《政府公报》《大公报》等报刊资料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北京政府为保时局,不惜一切代价防治鼠疫,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则问题频现。另一方面,此次鼠疫在防疫策略上借重清末宣统鼠疫防治经验,如利用铁路防疫管控、控制人口流动、采取隔离措施等,而遮断交通成为各种措施中的重中之重。

张政^[7]（2020）在《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文中认为公共卫生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大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其相关事宜也逐渐由传统的民间自发应对转变为政府主导下的公共事业。近代以来,现代公共卫生行政体系在我国由上而下逐渐建立,这一过程中,作为华北重镇的山西也开启了公共卫生建设,而其省会太原,作为山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共卫生建设成绩较之省内其他地区更为显着。近代山西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始于清末,发展于民国时期。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公共卫生行政从最初的包含于警政到后期逐渐与警政分离,其间虽然多有反复,但卫生行政独立的趋势已然较为明显。在山西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中,防疫是其重点。山西省政府在1918年晋北防疫工作中,建立了一套组织相对完备的防疫体系。疫后,山西政府在将中医引入防疫工作中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日常预防接种工作,结合中西医双方的力量推进山西防疫工作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较为有效的防疫处置措施。环境卫生与饮食卫生和防疫息息相关,因而受到山西政府的重视,在省会太原尤为明显。围绕与太原市环境、饮食卫生相关的各个问题,山西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改良,同时也推动了居民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的进步。然而由于政府行政能力欠缺,资金投入不足以及公众痼习难改等原因,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取得的效果颇为有限。尽管如此,近代太原公共卫生建设促进了太原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化城市的变革,为之后的公共卫生建设奠定了基础,依旧有其价值。妇婴卫生作为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山西也得到了发展。山西省政府大力推行了反缠足运动,并通过推广新式接产方式、改造旧式产婆等方法,加强了对妇婴安全的保障。虽然仍存在着诸多局限性,但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的解放,并开启了太原乃至山西省的妇幼保健事业,体现了山西政府对女性身体卫生的关怀和保障女性权益的努力。总的来说,近代山西省的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在官方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配合下,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各方因素的掣肘,在看似完善的外表下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和纰漏。而其在发展中遭遇的困难,又多是由于时代原因所造成的。因而山西的公共卫生发展情况也可以看作那个时代全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缩影。

宋铁勇^[8]（2020）在《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文中指出“扎赉诺尔”地方之名来源于蒙古语对“达赉湖”（呼伦湖）的称呼,经俄语音译再转译为汉语后,演变为“扎赉诺尔”,地域表达范围也从整个达赉湖地区,定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历史上,位于多民族交错地带、濒临沙俄（苏联）的扎赉诺尔地区本是蒙古族游牧之地,因《中俄密约》的签订,清廷实质上主动抛弃包括扎赉诺尔煤矿经营权在内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附属地域、企业的主权与相应利权而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兹后,该地因煤而兴,进而形成文化与政治多元的边陲社会。从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办至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随中长铁路一齐回归祖国这一期间,扎赉诺尔地区经历了“边疆民族游牧地——煤矿——矿区——城镇”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中,既可以管窥到殖民者或强权者对中国施行的资源掠夺、资本输出、产品倾销等政策,以及殖民地单一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特征,也能体察到该矿区社会由无到有,由小而大,多元复杂的样态。煤矿与矿区的发展变迁映射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际关系、中外博弈、列强之间相互牵制、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外来输入型能源工业与重工业特征,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应对不同政权所产生的共处共生机理、不同时期的中国边疆治理范式等问题。同时,为探索地方社区形态变迁、殖民主义或强权主义统治下的矿区经济社会结构的调适、边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影响等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论文分为“序章”“正文”“终章”三大部分。“序章”旨在提出问题、阐明研究意义并通过对先行研究成果的翔实评述,提出本文拟借助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拟达到的目标。正文分为七章,旨在对“序章”提出的问题予以实证、阐释与研讨。第一章以“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为题,阐述本论文研究主要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第二章以“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为题,细述东清铁路办矿、俄商包办时期,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及其矿区的掠夺;第三章以“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为题,通过对扎赉诺尔煤矿产量的统计,分析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资源的掠夺及相关政策和经营手段;第四章以“统制与统治:伪满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为题,分析日本产业统制政策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施行的阶段性内容与影响。第五章以“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为题,详述边陲经济社会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工会制度与“一长制”的作用;第六章以“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进程”为题,论述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扎赉诺尔煤矿运营管理的调适。第七章以“遥远的边陲社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为题,分析扎赉诺尔煤矿矿工社区的变迁和边陲社会的发展形态。“终章”重在回答“序章”提出的问题,总结全文并得出结论。本文认为扎赉诺尔的“地方性”显现出了汉族移民文化、俄（苏）日殖民者或强权者文化和本地蒙古族文化之间交汇融合的社会性表征。借助于煤矿的“单位”社会化和“地方社会”的单位化之间不间断的互动与互构,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得以不断发展,最后进化为城镇。俄-苏占领或租借时期,虽然该地主权在国际法上仍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俄-苏只是该地的租借者,但因当时中国国家力量羸弱,难以伸张应有的权利,故该地显现出了完全从属于俄-苏政府的“地方性”,该煤矿及地方秩序与中国国家秩序之间难以同调,中国人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居于被动地位。日伪统治时期,因中国在该地的主权被完全侵夺,中国的国家秩序自然是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该矿所做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工作,卓有成效,事实上将“地方”和“单位”的语义逐渐导向了“国家单元”表意上,为地方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渐趋一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1953年苏联将该矿归还中国之际,“国家中心性”对“地方性”的整合过程随即完成。

赵红霞^[9]（2020）在《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文中认为1917年9月鼠疫爆发于绥远特别行政区萨拉齐、五原两县以及包头镇,此后鼠疫沿京绥、正太、京汉、津浦等铁路蔓延八个月之久,影响绥远、察哈尔、山西、直隶、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省市,直至1918年4月消灭,共造成16000余人死亡。论文运用历史学、计量史学、灾害史、疾病史等方法,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个案研究和宏观叙述结合起来,试图探究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发生与近代边疆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与1910—1911年东北鼠疫对比,进一步探讨民国初年社会、政治、卫生制度的变化。同时,希冀通过对绥远鼠疫的研究,加深对传染病的现代思考。绥远鼠疫爆发于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在跳蚤、空气等媒介的传播下,鼠间鼠疫发展为人间鼠疫。当年的暖冬也为鼠疫的发生提供了条件。鼠疫爆发后,随着各类人口流动逐渐扩大了传播范围,而当地的风俗、卫生习惯也为鼠疫的扩散提供了隐性条件。绥远鼠疫除造成全国人口的逃亡和减少外,对民众的心理也是一次极大冲击,同时间接导致了部分地区社会动荡和经济凋敝。1916年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成为绥远鼠疫防治的纲领性文件。从中央防疫来说,北京政府接收到绥远爆发鼠疫的消息后,1918年1月开始布置相关的防疫工作,成立防疫委员会,并将疫情严重的地区分为四个区域:绥远、察哈尔、晋北、晋南,分别指定伍连德、何守仁和陈祀邦负责。同时颁布《火车检疫规则》、《检疫委员设置规则》以及《清洁及消毒方法》等一系列防疫相关规则。对政府的防疫举措,民众呈现出由抵抗到接受,再到配合的改变。民众的心理随着防疫工作的推进在不断变化。绥远鼠疫传染和防治过程中反映出如下问题。第一,政治局面的混乱造成政府反应迟钝。第二,绥远自身的复杂性影响防疫效果。第三,国人对边疆地区重要性认识不足。第四,防疫近代化过程的坎坷与复杂。综上,防疫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除了有赖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支撑外,还需要经济近代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科学化的不断推进。

丁芮^[10]（2019）在《北洋政府时期北京警察对传染病的管控》文中提出对传染病的公共管控是近代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清末警察机构成立之前,一直没有政府专门机构负责这一事务。民国成立后,京师警察厅成为北京负责卫生防疫最重要的官方机构,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其负责制定和实施传染病管控的措施,进行有关卫生防疫的指导和宣传,提高了社会和民众对传染病的认识,改善了北京的防疫状况,促进了城市公共卫生的发展。首都北京这种由警察机构管理公共卫生的行政方式是北洋政府时期警察承担社会综合管理职能的缩影。

二、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的反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的反应（论文提纲范文）

（1）1917-1918年肺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防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北华捷报》对近代中国防治传染病的媒介呈现及启示 ——以1894—1918年鼠疫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1917—1918年北方鼠疫回顾与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4）1918年晋省鼠疫中的村级防疫与基层控制（论文提纲范文）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6）难以协调的遮断交通：1917～1918年“绥晋”鼠疫防治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论文提纲范文）

（8）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论文提纲范文）

（9）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四、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的反应（论文参考文献）

• [1]1917-1918年肺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防疫研究[D]. 王泓然.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北华捷报》对近代中国防治传染病的媒介呈现及启示 ——以1894—1918年鼠疫报道为例[D]. 汪雨桐. 山东大学, 2021
• [3]1917—1918年北方鼠疫回顾与讨论[J]. 冯翔.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21(01)
• [4]1918年晋省鼠疫中的村级防疫与基层控制[J]. 徐冉. 农业考古, 2020(06)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6]难以协调的遮断交通：1917～1918年“绥晋”鼠疫防治述论[J]. 姬凌辉. 中医典籍与文化, 2020(01)
• [7]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D]. 张政.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8]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D]. 宋铁勇.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8)
• [9]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D]. 赵红霞.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10]北洋政府时期北京警察对传染病的管控[J]. 丁芮. 公安学研究,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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