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论文文献综述）
郭向东[1]（2021）在《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粮食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还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全球经济放缓并受疫情冲击影响这一大背景下,在“十三五”收关、“十四五”开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面临新的诸多挑战的情况下,研究农业经济发展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如何有效平衡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关联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为研究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影响与作用机制,以中国农产品价格、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VAR、非线性MS（M）-AR（p）、非线性MS（M）-VAR（p）等模型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的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国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呈现出显着的长期记忆性特征。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时间序列对其不确定性的冲击反应较为显着,但是,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不确定性对其价格指数的冲击反应都较为微弱。农产品价格指数在四种滞后阶数具体情况下,可以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的冲击响应维持在正向水平;方差分解表明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时间序列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中国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在四种滞阶数具体情况下,也对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的影响作用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上产生影响。方差分解发现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我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很大。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中国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而对中国林业、渔业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较大。对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经济较难由“低速增长区制”向中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由“中速增长区制”攀升至“快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相对较高,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及技术优势。当中国农业经济步入“中速增长区制”与“快速增长区制”后也不易发生大幅下降,即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时维持概率均较高,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大,处于“中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小,处于“快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居中,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需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快速发展。中国农业总产值和中国GDP增长路径并不完全同步,农、林、牧、渔四部门经济的增长路径也各不相同。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的维持概率均较高;而转移概率都相对较低,因此中国农业经济具有一定的惰性特征,不易改变所处的增长状态,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成功步入高速增长状态,会倾向于维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但一旦落入低速增长状态,将面对十分严峻的经济复苏挑战。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时变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却具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微弱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或“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同样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农业与经济”系统中的结果不同;而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最强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价格时间序列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具有长记忆性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完善了相关学术体系。（2）本文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以农、林、牧、渔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样本,排除既往研究仅选取个别种类农产品作为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补强了既往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3）本文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将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区分为低速、中速和高速三种区制,并计算了不同区制间的转移概率、平均持续期和具体转移时间,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农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4）本文将研究金融问题的研究思路引入到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使用MS（M）-VAR（p）模型分析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处于不同运行状态和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5）本文使用前述方法研究所得的结论,即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处于三中不同运行状态及三种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作用,丰富和完善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影响与作用的学术体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策的制定者在实施农产品价格调控时应首先考虑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性,避免价格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社会成本,减损社会福利;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的长记忆性特征,实施价格调控时要考虑政策的周期性和有效性。第二、由于农产品价格水平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增长,而且农产品价格周期成分对宏观经济增长周期成分影响较大,政府应关注并监测“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非正常波动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避免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第三、由于农业经济的弱质性特征及农业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强烈相关性,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实施2004年以来的农业扶持政策,特别加强除渔业以外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的支持力度。第四、由于农业经济发展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政府应强化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意识,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出口贸易的这一重要意识,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增加新的推动力,解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驱动力问题。本文包括图66幅,表46个,参考文献328篇。
刘思源[2]（2021）在《陕北农牧交错带沙地农业利用规模的水资源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陕北农牧交错带位于毛乌素沙地东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该地区农牧业交错演替,具有明显的交错过渡性、生态环境脆弱性和水资源紧缺性。当前陕北农牧交错带沙地治理和利用已具规模且不断扩大、农业用水量持续增长。若仍保持现有无序扩张的趋势,当开发规模超过水资源支持能力,将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威胁,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因此,协调研究区内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地区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意义。本文针对陕北农牧交错带沙地农业利用过程中存在的水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明确了水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键作用,开展了水资源模拟预测;以水资源对沙地农业开发的支持能力为约束,建立沙地农业利用的水资源调控模型,并采用改进的NSGA-Ⅱ多目标优化算法,探索水资源调控下的沙地农业利用的适宜规模,为交错带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良性提升、经济社会稳固发展提供支持。论文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1）基于VAR模型分析了水资源对交错带农业发展的动态影响,明确了水资源在沙地农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选取了交错带农业发展过程中紧密相关的水资源、农业经济、土地利用及生态环境等多方面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依据典型指标建立了多变量VAR模型,采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法定量地分析了水资源对交错带农业发展过程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水资源综合占比在总用水量、农业用水量、农林牧渔总产值、沙地面积及生态服务价值等指标中贡献度分别为94.44%、90.93%、58.86%、86.39%、70.93%,说明水资源在交错带农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性资源的角色,是主要影响因素和资源动力。（2）基于TOPMODEL模型和WAS模型联合模拟了交错带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对未来交错带水资源可利用量进行预测。利用TOPMODEL模型开展基于DEM的径流过程模拟,采用启发式分割算法进行历史径流资料的突变点分析,确定1979年为突变点所在年份,划分1980-2000年为率定期,2001-2018为验证期,率定期和验证期模型的效率用WAS模型对交错带供水情况进行预测,得到交错带在北京气候模式BCC-CSM1.1下RCP2.6、RCP4.5、RCP8.5三种降雨情景的2025年可供水量分别为15.14亿m3、14.46亿m3 和 14.70 亿 m3,2030 年分别为 18.84 亿 m3、18.45 亿 m3 和 18.72 亿 m3。（3）构建了沙地农业利用的水资源调控模型,并设置了多元调控情景。根据沙地农业可用水量的区间量化原理,明确了用水上限,获得了 2018年和2025年交错带沙地农业可用水量分别为 19113 万 m3、17880.5 万 m3,2030 年 RCP2.6、RCP4.5、RCP8.5 降雨情景下分别为25571.6万m3、23928.8万m3、26390.8万m3。基于Markov模型对交错带土地利用类型进行预测,2025、2030年沙地农业利用的可开发沙地规模分别为2992.41km2和2763.72km2。从水资源条件、节水措施及农作物种植结构三个角度设置调控情景,包括降雨情景（3种）、节水情景（3种）、种植情景（7种）,共形成63种方案集。（4）采用基于正交试验设计思想和ε占优机制的oε策略改进的NSGA-Ⅱ算法,求解了水资源调控模型。以沙地农业利用规模最大为原则,选取了 15种推荐方案,各方案下榆阳区和神木县可开发规模占未利用沙地比例最低,2018年、2025年和2030年中最大占比分别为（18.57%,4.08%）、（7.06%,28.6%）、（5.01%,0%）;占比最高的区域为府谷县和定边县,分别为（100%,31.24%）、（100%,47.82%）、（100%,100%）,交错带2018年、2025年和2030年中可开发规模最大占比分别为24.54%、14.71%、29.99%。总体来看,交错带沙地农业利用规模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西部高中间低的状态。结果表明,在大量依靠引调水工程的前提下,交错带在各情境下水资源仍无法支撑未利用沙地的完全开发,水资源分布不均且形势紧张。（5）利用水土资源匹配指数法研究了交错带水土资源空间匹配格局变化。交错带沙地农业水土资源匹配指数主要分布范围是[53.07,122.14],沙地农业可用水量与利用规模呈现出不匹配状态。在空间分布上,榆阳区和神木县匹配系数始终<0,呈现出地多水少、沙地农业可用水量不足现象;府谷县2018、2025、2030年指数范围分别在[1.77,1.98]、[3.36,5.84]、[-0.39,1.71],沙地农业可用水量与开发规模保持在均衡范围内,水土资源匹配状况最优;交错带水土资源匹配格局呈现出从东北部地多水少向西南部水多地少过渡,基本与沙地农业利用规模空间分布情况相印证。沙地农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各县区水土资源匹配格局呈现出空间差异性,节水效率的提升有助于提升水土资源匹配程度,高效的农业灌溉管理措施仍是改善交错带水土资源匹配格局的有效途径。
朱翠明[3]（2021）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6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表现,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我们再一次面对的新时代转折的关口,这个关口不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作为普遍性的问题更是世界各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在现代化进程中“率先突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价值,不仅仅是将抓住“全面超越的历史机遇”,更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起到前导与示范作用。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简称,本文将老龄化作为问题的研究出发点,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研究在社会不同的阶段下,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不同变动特征的原因,只有找寻出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规律,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形成的原因,进而对老龄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做出应对,使之更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我们应当认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连续转变,而使人与社会关系产生变化的结果。因此,需要将现代化与老龄化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尤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结构和研究侧重点与前期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区别,虽然分析侧重的角度不同,但目的都是为客观认识和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确实无法脱离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所发生的连续转变,而孤立地探讨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社会与人对立统一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度挖掘。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变化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努力探寻社会中的“人”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规律,进而从“因”着手,找到最为准确和有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和方法,为早日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助力。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明了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社会现实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其次,对国内外关于老龄化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老龄化的研究现状。老龄化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在老龄化的理论发展方面还比较薄弱。最后,指出了创新与不足之处。由于研究侧重角度的不同,得到了一些较为有新意的见解,提出了未来人口衡定论,推测出人口年龄结构呈铅笔型形态等。第二章是文章研究过程中涉及到主要的基础理论。主要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第三部分为介绍国外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理论。第三章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着手,通过分析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转变的关系,分析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和共性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总结了在不同人类社会阶段下体现出的不同人口特征,阐述了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深层挖掘归纳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经验教训。第四章在世界步入老龄化背景下,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与人口关系变动情况及老龄化形成历程,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得出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关系变动的原因,总结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原因,以及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老龄化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第五章基于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得到实际数据支撑,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黄金分割规律,推论出现代化进程中未来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并预测了中国至2050年各阶段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同时,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第六章基于对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优化人口政策、完善养老制度、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等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策略、措施。
孙彤彤[4]（2021）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受农业经营规模、技术进步程度、国际环境形势等条件变化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当前,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的趋势和格局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关键,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农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中,美国的农业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美国农业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农业强国,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及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在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确定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及分析框架,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为基础,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为背景,综合评价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详细分析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深入探讨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困境提出对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回顾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1）1860年至1945年是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农业半机械化（1860-1914年）与农业机械化（1915-1945年）阶段,美国农业完成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基本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简单机械化来维持。（2）1945年至2000年间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以后,美国形成了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结构,美国农业区域化和专业化更加明显,并实现了农业科学化,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来提升。（3）2000年以后美国农业进入“新时代经济”。在此期间,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农业贸易迅速扩张并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外部市场需求来支撑。本文建立了包含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应竞争力结果、竞争力维度、竞争力来源三个层面。第一部分从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方面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基于显示性指标的评价: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美国农业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但有减弱趋势,其中植物产品比较优势最为突出,其次是活动物及动物产品、食品及饮料等;从净出口情况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为美国对农业进口依赖程度也很高,其中谷物产品、稻草秸秆及饲料具有较强净出口能力。基于解释性指标的评价:从建立的国际竞争力“基础——形成过程——结果”三个层面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结果来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在18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一,其中,美国农业在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指标上表现最好,可以发现美国充足且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及雄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效地将美国现有技术和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同时美国在农业适用技术和专利开发方面具有显着优势,这大幅提升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从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两个维度探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取路径。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更高产量所抵消,同时较低的内陆运输成本和装卸成本弥补了其较高的农场价格劣势,促使美国农业获得成本优势,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第二,美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各种农产品质量附加值均较好,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专业化的农业营销方式促进美国农业差异化优势快速形成,农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第三部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从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两方面讨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基本因素包括农业生产要素、农业需求条件、农业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农业经营主体,辅助因素包括政府因素和历史机遇。通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获得由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健全的相关支持产业和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等多个方面综合决定。然而,美国农业仍面临长期产能过剩、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农业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启示。相较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尚面临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有许多不足、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等问题。基于中国农业发展困境及上述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入研究,现阶段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来实现。
田野[5]（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指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陈旭[6]（2020）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机需求影响因素与趋势研究》文中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是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转向农业强国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战略最终将实现乡村的“产业兴旺、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生活富裕”,其中产业兴旺是动力,对战略愿景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农业机械化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路径之一,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物质条件和重要基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加速了乡村振兴的步伐,引领农业进入现代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新格局。没有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更不会有产业兴旺,而农机需求的改变是研判农业机械化发展方向和进程的重要依据。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判农机需求的影响因素和结构性变化对于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和产业振兴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业机械化是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基于此,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以农机需求作为研究标的,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以及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系统理论、生产要素理论、规模经济理论、诱致性技术选择理论,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回归分析、Logit模型、组合预测模型及动态仿真模型对吉林省农机需求影响因素及趋势进行综合研究,以期为吉林省农机装备产业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工作和结论如下:（1）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机需求的关系。运用系统理论,参考战略管理“HCD”模型的核心理念,设计了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机需求系统的“ISRS”模型,从智能子系统（I）、服务子系统（S）、配套子系统（R）、生存子系统（S）四个方面对照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目标,分析二者的联动机理。认为,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农业机械化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基本保证、农机需求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动力。（2）我国农机需求影响因素。基于2004-2018年统计数据,从宏观层面以农机总动力为因变量,农机购置补贴、农机价格、农机作业服务价格、农户收入、农产品价格、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为自变量,分别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及线性回归分析法,探究我国农机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农机需求主要作用因素的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农业劳动力数量（0.471）、农户收入（0.462）、农机购置补贴（0.025）、农机价格（-0.004）,两模型结果相互吻合,说明全国农机装备需求受以上四个因素的影响较大。（3）吉林省农户农机需求的影响因素。根据田野调查的微观数据,借鉴前文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吉林省农户农机需求情况进行归纳总结,从不同生产环节（耕地环节、播种环节、收获环节）、不同类型农户（以农为主农户、以农为辅农户）两个层面,利用二元Logit模型,对农户农机需求水平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从生产环节来看,耕地环节农机需求受到农机拥有量（-1.1462）、农机购置补贴（0.8623）、道路情况（0.7371）、年龄（-0.7323）、地貌特征（0.4218）、性别（-0.235）、农户人均收入（0.0127）、农业劳动力（0.0061）的影响;播种环节农机需求受到农机拥有量（-0.3417）、农业劳动力（0.0176）、农户人居收入（0.0123）、年龄（-0.1355）、地貌特征（0.7321）的影响;收获环节农机需求受到农机拥有量（-0.5264）、道路情况（0.5758）和地貌特征（0.7326）的影响。从农户类型分析,以农为主农户农机需求受劳动力数量、农机购置补贴、农机拥有量、年龄、受教育程度、道路情况、地形特征影响,结果分别是0.1364、0.2564、-0.6314、-1.2645、0.1453、0.3672、-0.9471;以农为辅农户农机需求受农机购置补贴、年龄、地形特征的影响,结果分别是0.2315、-0.1465、-1.0421。作者认为农机拥有量、农机购置补贴、地形特征、道路情况是影响吉林省农户农机需求的关键因素,以上指标分别代表吉林省农机基础、自然禀赋、政府行为及基础设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行为和基础设施将不断优化,未来农机需求将有所调整和改善。（4）吉林省农机作业服务主体需求的影响因素。本文根据农机具原值将吉林省农机作业服务主体分为农机户、I类农机服务组织、II类农机服务组织,并以此构建服务组织农机需求的影响因素模型,基于Logistic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这三类服务组织在农机需求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其中影响农机户农机需求的因素包括耕地块数、耕地转入情况、劳动力数量、农机购置补贴、性别、健康状态、兼职情况以及耕地地貌,结果分别为-0.2543、2.3533、-1.7543、0.8473、0.5433、1.3523、0.0632、-0.2364;I类农机服务组织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最大块耕地面积、农业收入比例、劳动力数量、农机经营性收入比例、当地劳动力价格、农机购置补贴、年龄、性别、健康状态,系数分别为0.2846、1.3743、-1.3542、1.1263、0.6423、0.4324、-0.0357、0.5724、1.4164;II类农机服务组织的影响因素分别为最大块耕地面积、农业收入比例、农机现值、当地劳动力价格、农机购置补贴、年龄、性别、健康状态、耕地地貌,系数分别为0.2746、1.4235、0.7385、-0.3635、0.3432、-0.0264、0.5913、1.4935、-0.1925。结果表明,农业收入比例、劳动力数量、农机购置补贴、健康状态对三类农机服务组织影响较大,可见除政府行为外,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对市场化要求更高。而随着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规模扩大,自然禀赋的限制日益减少,这一趋势与未来乡村振兴战略土地集约化、农业产业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具有一致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具有良好的辐射性。（5）吉林省农机需求趋势预测。基于吉林省2004-2018年农机装备使用情况构建吉林省农机需求水平指标体系,利用组合预测模型,对2019-2023年的农业机械装备水平、作业水平和服务水平进行趋势预测。进一步依据《吉林省乡村振兴规划（2018-2022）》指标中农业劳动生产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两项指标的目标值添加政策实施水平变量,分别按照1%、3%、5%的增长率构建吉林省农机需求政策效应动态仿真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控制劳动生产率按照每年1%,3%,5%的增长,农机总动力的年均增长分别为4.7%、7.5%、12.7%,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年均增长为4.9%、5.9%以及7%,机耕水平的年均增长为0.9%、1.1%、1.3%。利用动态仿真模型控制粮食综合生产率按照每年1%,3%,5%的增长,农机总动力的年均增长分别为4.8%、7.6%、9.3%,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为1.36%、3.14%以及6.23%,机耕水平的年均增长为0.93%、1.09%、1.28%。结果表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吉林省农机需求发展是有极强的推动作用,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吉林省农机需求水平。（6）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发展经验的借鉴。对日本和美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借鉴日美地少人多、地广人稀的两种农业模式,针对我国及吉林省农业地貌复杂的实际情况提出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建议: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重视科研创新体系。综上,基于前文从宏观层面影响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因素研究,微观层面影响吉林省农户农机需求、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农机需求的因素研究,研判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机需求的发展趋势,同时借鉴日美农业机械化发展经验,作者针对吉林省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产业发展提出应加大力度培养新农人、着力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引导农村生产方式转变;积极推进农机服务体系建设,打造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组织;推进农村生产性基础建设,保障农机化生产外部环境;强化农业机械安全监管,稳定农机装备市场平衡;加快农业机械科技创新,推进全面全程高质高效农业机械化发展等政策建议。
李学敏[7]（2020）在《生态文明导向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意蕴与实现方略》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落实绿色发展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我国农业加速绿色化转型。继2016～2018年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业绿色发展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必须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将农业绿色发展推到事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高度。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科学界定农业绿色发展内涵,系统分析新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变,定量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探求现阶段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短板,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迫切需求。本文交叉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农业经济管理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聚焦农业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政策演变和发展水平测度,找短板,寻求农业绿色发展路径,既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理论体系,也为实践中政府制定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撑。首先,本文交叉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农业经济管理等多学科理论方法,界定了农业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研究认为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绿色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结合了世界绿色经济有益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我国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建设具体实践而凝练的包含“三个内容”和“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其中,三个层次即理念、手段、目的三个层次,其理念是绿色发展理念在农业领域的拓展与创新,其目标是新时代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化和延续,其方式是对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等农业模式的肯定与融合;三个内容即低碳性、经济性、安全性三个内容,指农业绿色发展要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兼顾农业发展的低碳生产、经济增收和安全供给,追求生态、经济、社会等多元目标共赢。其次,系统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化发展政策演进。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聚焦点经历了从粮食增产到农产品质量提升再到绿色发展的转变过程,逐步实现了农业绿色发展经济性、安全性和低碳性三方面的支持政策体系化整合,为全面推进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政策引导、法律保障和财政支持体系;在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引导下,农业绿色发展从整体理念到其低碳性、安全性、经济性三个方面均发生了质的变化:农业绿色发展逐步达成社会共识;农业低碳生产方式初步形成;粮食安全与餐桌安全稳步提升;农业经济性目标从增产转向带动农民增收。最后,量化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基础上寻求短板并提出实现方略。本研究运用指数评价方法从低碳生产、经济增收、安全供给三个维度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着认识、制度、科技、政策、资金等五个层面的制约因素。据此,本研究提出包含五个层面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实现方略:（1）坚持党领导下的农业绿色发展理念;（2）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建立农业科技支撑体系;（4）建设农业投入要素清洁化工程;（5）构建全社会参与机制。
丁冬[8]（2020）在《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机理与路径优化研究》文中指出稻米又称作“水稻”,是中国三大主粮之一,同时也是吉林省第二大粮食作物。稻米的安全稳定生产在保障粮食安全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且已成为影响吉林省市场稳定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期。从市场看,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消费结构升级不断加快,对稻米的消费不断提出新的需求;从政策看,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施,宏观配套支撑政策密集出台,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稻米加工转化升级、开辟稻米全产业链增值新路径创造了新的机遇;从技术看,现代农业科技与网络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稻米的产业组织结构、产业形态、市场空间、商业模式、营销渠道,为稻米全产业链增值持续注入新的活力;从体制机制看,吉林省委省政府全面深化改革,强力推动稻米安全生产,优化粮食品种结构,挖掘微观市场主体的最大潜力。这些都为稻米全产业链的路径优化指引了新方向。稻米全产业链是在传统产业链的基础上,由其上游、中游、下游组成的,连接稻米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的一种商业模式,打造由田间到餐桌的所有稻米生产主体、收储主体、加工物流主体以及消费主体等有机链接起来的完整功能系统。一条完整、领域多元、安全监控有效的稻米全产业链,能够促进生产主体产出更加优质的稻米产品、降低交易成本,大幅度提高全链效益。吉林省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自然资源优势与气候,为稻米生产提供了优势条件,因而,吉林省是中国主要的稻米生产基地之一,产出的稻米产品的质量在市场上属于中高档层次。但是,随着消费结构以及市场的复杂变化,现有的稻米全产业链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消费主体日益提高的多样化价值需求,现有的稻米全产业链路径也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因而,现有稻米产业链的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创新与优化。目前,吉林省稻米的生产经营逐渐进入品质化时代,越来越重视优质稻米产业标准化发展。但是,由于稻米市场环境的多变以及国际贸易新局势等,使得稻米全产业链各环节的发展都受到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面临着稻米全产业链上游生产成本高、潜在风险水平较高、新型经营主体大局意识不强;产业链中游稻米加工产能过剩、研发能力不足、物流基础建设不到位;产业链下游稻米产品同质化严重、吉林品牌建设管理混乱、融资渠道不够多样化等多方面的问题。可见,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只有紧跟时代发展趋势,通过上游、中游、下游及环节间衔接的协同转型升级,提升链条成员实现协同发展的动力和能力,从全产业链增值的角度寻求出路,基于稻米全产业链的增值机理提出路径优化策略,并通过一定的保障措施,才能促进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能力得以顺利优化。由此,作者在研究稻米全产业链增值路径优化的过程中,从消费主体的需求出发,以实现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整体增值为主线,以吉林省实际省情农情为导向,突破“自上而下”的传统产业链运行模式,主张“整体价值增值”的管理思路,对现有产业链进行延伸与优化。稻米全产业链的增值路径优化需顺应吉林省“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时代新形势,通过增值价值的重新分配,强化链条全体成员的参与积极性,缓解局部产业链目标利益与整体目标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近期目标利益与长远目标利益之间的矛盾,使稻米全产业链上原有主体的比较收益均获得提升。通过综合考量传统价值创新、损失减少、新动能探索、总成本降低以及各环节的潜在风险控制等因素,使处在全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核心企业基于目标协同的价值取向,最终实现稻米全产业链增值路径的优化。作者依据产业价值链理论、价值网与价值星系理论、模块化理论以及产业组织理论、目标协同理论等,综合分析国内外粮食全产业链增值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界定了稻米全产业链的内涵与管理目标,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稻米全产业链进行定位。此外,作者通过系统分析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法以及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现状及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全产业链上游生产环节、中游加工流通环节、下游渠道拓展环节为价值载体,提出六大增值模块——衍生产品增值模块、现代农业服务增值模块、个性化品牌溯源增值模块、范围经济增值模块、信息化创新平台增值模块和环节衔接增值模块,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套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系统分析框架。以分析结果为基础,运用Logistic模型提出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演化规律,剖析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的增值机理。应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吉林省全产业链的增值能力进行评价,并通过综合考量传统价值创新、损失减少、新动能探索、总成本降低以及各环节的潜在风险防控状况,构建衡量全产业链增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价值模型与“三维”钻石模型。最后,从“互联网+新型运营模式”、“现代农业服务+技术创新”、“全链增值+绿色信息化平台”、“产业集群+品牌增值”、“标准化流程+新动能”、“全链风险预警+监控”等角度提出增值路径优化策略,并结合顶层设计、激励机制分配、管理路径创新、“双链融合”人才培养等角度提出促进优化路径顺利实施的保障措施。
徐婷婷[9]（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张恒[10]（2017）在《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文中提出百业农为本,农兴百业兴。农业的发展影响着工业的发展与城市的进步,随着农业的不断进步,农业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均衡状态,世界各国皆同此理。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其现代农业是最具代表性的产业之一,美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促成了当今的农业强国地位。作为发达国家,美国农业优势地位的形成,既包括自然资源丰富、人地比例适中、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力提升方面因素,又包括更深层次的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在农业技术研发上的引导以及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政策以及水土资源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生产关系调整方面因素,尤其是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作为世界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出口强国的地位,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在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并将农业发展的市场失灵、贸易保护及农业保险等相关理论融入理论研究框架中。首先,从生产力提升的视角,回溯了美国从原始农业到现代农业实现过程中在交通运输设施建设、机械化与电气化结合发展、化学化与科学化广泛应用以及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等领域的农业经济发展,并从成就、原因、问题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证与分析。提出仅仅依靠农业生产力提升无法解决农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的论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促使美国农业螺旋式上升和发展,而这一过程面临着因农业弱质性等因素导致市场价格机制自发调节失灵的问题。其次,从生产关系调节的视角分析了美国政府干预农业经济政策的四个不同发展阶段,并针对每个阶段的经济形势与政策背景,围绕价格支持与收入保护、水土资源与环境保护、对外贸易等三个方面的农业政策展开深入细致的政策评析。提出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和多功能性地位要求政府必须通过“看得见的手”应对农业发展市场失灵的问题。第三,随着WTO规制和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深化,美国农业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关政策必须改革,农业安全网计划是美国农业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结果,既符合WTO规制的客观要求,又能保证农业生产者的基本利益,所以对美国当前和未来农业发展的新着力点——作为农业安全网两大核心支柱的农作物保险计划和农产品计划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显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最后,从美国农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和农业安全网三个层面提出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启示。美国农作物保险计划78年的发展历程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农业强国,对其运作模式、保险产品体系、运行效果检验等内容的深入细致分析将有助于开拓我国当前农业保险创新发展与功能拓展的政策思路。农作物保险计划评价与运行效果检验证明,双向激励机制提高了农作物保险的投保意愿与发展规模,保险设计机制提升了农作物保险的赔偿精度与保障空间,监管问责机制严控农作物保险的虚假陈述与欺诈浪费。我国应当逐步提高农业保险公司的市场主体地位,优化完善农业保险的双向激励机制;大力加强农业保险产品的内涵功能设计,加快实现农业保险的多维创新拓展;建立健全我国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制度,高度强化农业保险的双向约束机制。本研究总共分为5章。第1章为绪论。主要分析了美国农业发展的经济与政策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农业保护理论、生态农业理论等方面提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此作为后续研究的理论依据。此外还包括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2章为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成效与问题分析。主要包括美国现代农业的主要成就、美国农业高速发展的原因以及美国现代农业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等3个小节的内容,并提出仅仅依靠农业生产力提升无法解决农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的论断。第3章为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评析。本章包括5个小节的内容,首先分析了美国高度法制化的农业运行保障体系,通过对美国农业立法的程序进行分析,认为美国的农业立法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对此分析有助于深刻理解政府调控农业经济的政策思路演变。之后分别从美国政府调控农业经济的政策探索（1776-1929）、美国政府调控农业经济的政策强化（1930-1989）、美国政府调控农业经济的政策转变（1990-2001）以及美国政府调控农业经济的政策回归（2002-2014）四个阶段对美国农业经济政策的调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析。针对每个阶段的经济形势与政策背景,围绕价格支持与收入保护、水土资源与环境保护、对外贸易等三个方面的农业政策展开深入细致的政策评析,并提出美国农业政策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之举的论断。第4章为美国农业经济的政策新发展。本章包括3个小节的内容,首先,在对美国农业经济与政策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美国农业安全网建立的经济与政策基础,认为美国农业安全网是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结果,并分析了美国农业安全网的构架。之后重点对农业安全网三大支柱的农作物保险计划和农产品计划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第5章为美国农业经济政策发展对中国的启示。本章包括2个小节的内容,分别从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美国农业政策发展两个角度提出政策启示。
二、农业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业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1.1 论文研究的历史背景 |
| 1.1.2 论文研究的现实背景 |
| 1.2 论文选题的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1.3.1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创新点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与实证研究逻辑框架 |
| 1.5.1 论文研究的技术线路 |
| 1.5.2 论文实证研究的逻辑框架 |
| 1.6 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 1.6.1 概念界定 |
| 1.6.2 相关说明 |
| 2 文献综述 |
| 2.1 农产品价格的文献回顾 |
| 2.1.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相关文献 |
| 2.1.1.1 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研究的文献回顾 |
| 2.1.1.2 农产品价格长记忆性特征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1.1.3 其它有关农产品价格研究文献 |
| 2.2 农产品价格与宏观经济相互影响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3 农业经济发展的文献回顾 |
| 2.4 农业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1 关于农业金融与经济的文献回顾 |
| 2.4.2 关于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3 关于农(副)产品价格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4 关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TFP)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5 农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方法的文献回顾 |
| 3 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农业发展理论 |
| 3.1.1 农业发展理论概述 |
| 3.1.2 农业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 |
| 3.1.3 农业发展理论的内涵 |
| 3.1.4 农业发展理论在中国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运用 |
| 3.2 本文研究涉及的其它相关理论 |
| 3.2.1 农产品价格理论 |
| 3.2.2 经济周期理论 |
| 3.2.3 经济增长理论 |
| 4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与关联性检验 |
| 4.1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实证检验 |
| 4.1.1 长期记忆性分析方法 |
| 4.1.1.1 ARFIMA模型构建 |
| 4.1.1.2 FIGARCH模型构建 |
| 4.1.2 农产品价格的数据选择与描述 |
| 4.1.3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检验 |
| 4.2 农产品价格与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4.2.1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 |
| 4.2.2 单位根检验 |
| 4.2.3 Granger因果关系的计量检验 |
| 4.2.4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产品价格及其波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
| 5.1 农产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1.1 农产品价格序列与中国经济增长序列的选取和描述 |
| 5.1.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 5.1.3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构建与估计 |
| 5.1.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1.5 冲击响应函数估计与方差分解分析 |
| 5.2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2.1 ADF单位根检验 |
| 5.2.2 影响的方向及影响作用的程度分析 |
| 5.2.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2.4 冲击反应的时间变化路径刻画 |
| 5.2.5 影响的贡献程度判别 |
| 5.3 本章小结 |
| 6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判别 |
| 6.1 非线性MS(M) –AR(P)模型构建 |
| 6.2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数据选择 |
| 6.3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刻画 |
| 6.3.1 非线性MS(M)-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6.3.2 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增长的区制转移概率 |
| 6.3.3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处于各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 |
| 6.3.4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不同增长区制间的转移路径刻画 |
| 6.4 本章小结 |
| 7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作用研究 |
| 7.1 非线性MS(M) -VAR(P)的模型设定 |
| 7.2 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及宏观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动态轨迹的刻画 |
| 7.3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3.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3.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3.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4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4.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4.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4.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陕北农牧交错带沙地农业利用规模的水资源调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水文模型研究进展 |
| 1.3.2 自然系统多变量互馈关系研究进展 |
| 1.3.3 水资源调控的思想演变与方法进展 |
| 1.4 问题提出及思考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案 |
| 1.6.2 技术路线 |
| 1.7 本章小结 |
| 2 研究区范围及概况 |
| 2.1 陕北农牧交错带范围界定 |
| 2.2 自然地理概况 |
| 2.2.1 地形地貌 |
| 2.2.2 土壤植被 |
| 2.2.3 自然资源 |
| 2.3 社会经济现状 |
| 2.4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
| 2.4.1 水资源分布情况 |
| 2.4.2 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
| 2.5 荒漠化特征及治理历程 |
| 2.5.1 荒漠化现状及特征 |
| 2.5.2 荒漠化动态演进 |
| 2.5.3 水土流失现状 |
| 2.6 区位特殊性及重要意义 |
| 2.6.1 交错性与过渡性 |
| 2.6.2 水土资源紧缺性 |
| 2.6.3 生态环境脆弱性 |
| 2.6.4 区位特殊性 |
| 2.7 本章小结 |
| 3 水资源对交错带农业发展影响分析 |
| 3.1 VAR模型介绍 |
| 3.2 指标选取及相关性分析 |
| 3.3 VAR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
| 3.3.1 序列平稳性检验 |
| 3.3.2 Johansen协整检验 |
| 3.3.3 模型参数估计 |
| 3.3.4 模型检验 |
| 3.4 脉冲响应 |
| 3.5 方差分解 |
| 3.6 水资源对交错带农业发展影响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4 基于TOPMODEL和 WAS模型的交错带水资源预测 |
| 4.1 模型基本原理 |
| 4.1.1 TOPMODEL模型 |
| 4.1.2 WAS模型 |
| 4.2 子流域单元划分 |
| 4.3 TOPMODEL模型构建及校验 |
| 4.3.1 下垫面参数提取 |
| 4.3.2 模拟效果及模型参数校验 |
| 4.4 WAS模型构建与模拟验证 |
| 4.4.1 拓扑关系 |
| 4.4.2 数据基础 |
| 4.4.3 模拟验证 |
| 4.5 基于TOPMODEL和 WAS模型的水资源预测 |
| 4.5.1 规划年气候情景模式 |
| 4.5.2 规划年水资源量预测 |
| 4.6 本章小节 |
| 5 沙地农业利用的水资源调控模型构建 |
| 5.1 水资源调控模型的理论基础 |
| 5.1.1 模型框架 |
| 5.1.2 模型原理 |
| 5.2 可用水量区间量化分析 |
| 5.2.1 可用水量区间量化 |
| 5.2.2 可用水量上限分析 |
| 5.2.3 传统行业需水预测 |
| 5.2.4 沙地农业可用水量潜力分析 |
| 5.3 可开发沙地规模预测 |
| 5.3.1 土地利用现状及其结构分析 |
| 5.3.2 土地利用遥感监测动态演变 |
| 5.3.3 土地利用空间转移变化分析 |
| 5.3.4 基于Markov模型的土地利用类型预测 |
| 5.4 调控情景设置 |
| 5.4.1 多元情景分析 |
| 5.4.2 调控情景设置 |
| 5.5 水资源调控模型构建 |
| 5.5.1 目标函数 |
| 5.5.2 约束条件 |
| 5.6 本章小结 |
| 6 沙地农业利用适宜规模及空间格局变化 |
| 6.1 基于正交?占优策略改进的NSGA-Ⅱ算法 |
| 6.1.1 正交设计初始化种群 |
| 6.1.2 ε占优策略 |
| 6.1.3 NSGA-Ⅱ算法 |
| 6.1.4 模型求解流程 |
| 6.2 沙地农业利用适宜规模分析 |
| 6.2.1 各县区适宜规模分析 |
| 6.2.2 交错带适宜规模分析 |
| 6.3 沙地农业利用规模的空间分布 |
| 6.4 沙地农业利用的水资源配置方案 |
| 6.5 水土资源空间匹配格局变化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现代化与人口老龄化基础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现代化概述 |
| 2.1.2 人口老龄化 |
| 2.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主要内容 |
| 2.2.1 “两种生产”理论 |
| 2.2.2 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理论 |
| 2.2.3 人口再生产理论 |
| 2.2.4 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
| 2.3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2.3.1 中国领导人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3.2 国内学者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4 国外关于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理论 |
| 2.4.1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
| 2.4.2 保罗·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 |
| 2.4.3 兰德里的人口转变理论 |
| 第3章 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3.1 工业革命促成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 |
| 3.1.1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2 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3 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人口向老龄化转变 |
| 3.2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
| 3.2.1 死亡率和出生率变化是表层原因 |
| 3.2.2 人与社会关系变化是深层原因 |
| 3.3 现代化进程中老龄化问题的共性影响 |
| 3.3.1 导致人口生育率降低 |
| 3.3.2 使人与社会矛盾尖锐 |
| 3.3.3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
| 3.3.4 将促使生产关系调整 |
| 3.4 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不足 |
| 3.4.1 使人的生产屈从于物质资料生产 |
| 3.4.2 强调老龄化措施作用忽略根本矛盾 |
| 3.4.3 忽视中产阶层对人口结构调整作用 |
| 3.4.4 社会资源过于集中造成生育率低迷 |
| 第4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4.1 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与老龄化的形成历程 |
| 4.1.1 1950-1970 年:农业经济形态人口进入爆发增长期 |
| 4.1.2 1971-1980 年:工业经济形态人口与社会发展协调 |
| 4.1.3 1981-2010 年:人口增速下降并向老龄化趋势过渡 |
| 4.1.4 2011-2020 年:服务经济形态促使老龄化程度加深 |
| 4.2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特殊性原因 |
| 4.2.1 50-60 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 |
| 4.2.2 计划生育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转化 |
| 4.2.3 可支配收入低造成生育欲望下降 |
| 4.2.4 主体经济结构变化促老龄化形成 |
| 4.3 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 |
| 4.3.1 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
| 4.3.2 社会与家庭负担加重 |
| 4.3.3 加速社会养老保险枯竭 |
| 4.3.4 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分化 |
| 4.3.5 社会文化逐渐趋于保守 |
| 4.4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4.4.1 将对传统经济增长依存点产生强烈消极影响 |
| 4.4.2 促使区域间发展失衡加速贫富两极分化程度 |
| 4.4.3 长期看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蝶变 |
| 第5章 人口结构隐含规律与中国老龄化走势及展望 |
| 5.1 基于“两种生产”理论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黄金分割 |
| 5.1.1 “两种生产”理论决定了人口黄金分割的必然 |
| 5.1.2 人口黄金分割揭示了死亡率与出生率博弈关系 |
| 5.1.3 人口黄金分割解释了现代化国家的繁荣与衰退 |
| 5.1.4 人口黄金分割失衡对“两种生产”产生反作用 |
| 5.2 以人口黄金分割推论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 |
| 5.2.1 过去-人口扩张型的金字塔形态 |
| 5.2.2 现在-出生率收缩型的菱形形态 |
| 5.2.3 未来-人口衡定型的铅笔形形态 |
| 5.3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
| 5.3.1 2021-2025 年老龄人超过0-14 岁人口 |
| 5.3.2 2026-2035 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 |
| 5.3.3 2036-2050 年进入重度老龄社会阶段 |
| 5.4 中国老龄化问题应对的目标和原则 |
| 5.4.1 老龄化问题解决的阶段性目标 |
| 5.4.2 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
| 第6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措施 |
| 6.1 优化人口政策 |
| 6.1.1 提倡适度放开生育政策 |
| 6.1.2 以人口黄金分割结构平衡为调整基准 |
| 6.1.3 政策需考虑与社会各因素的动态匹配 |
| 6.1.4 追求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结构 |
| 6.2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
| 6.2.1 统筹推进养老保障“三支柱”互补 |
| 6.2.2 改进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多渠道增值 |
| 6.2.3 健全企业年金制度以降低运营风险 |
| 6.2.4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拓宽保障覆盖面 |
| 6.3 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 |
| 6.3.1 改变生养抚育造成的财富挤出效应 |
| 6.3.2 提升人口素质以弥补人力资源缺口 |
| 6.3.3 扶持“成人二次教育”推动多维就业 |
| 6.3.4 建立就业公共信息体系提供引流服务 |
| 6.4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
| 6.4.1 推动以信息科技化为载体O2O老年服务体系建设 |
| 6.4.2 建立含医疗、教娱、关爱及监控的综合服务中心 |
| 6.4.3 建立社区互助体系鼓励适龄老年人发挥就业余热 |
| 6.4.4 发展以基层社区为主干线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 |
| 6.5 深化社会养老服务 |
| 6.5.1 多渠道扶持与支撑家庭养老模式 |
| 6.5.2 建立居家养老“三级”服务体系 |
| 6.5.3 注重综合性福利养老服务体建设 |
| 6.5.4 培育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养老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基本概念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
| 1.2.4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6 关于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 1.2.7 研究述评 |
| 1.3 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文章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的内涵 |
| 2.1.2 农业的内涵 |
| 2.1.3 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1.4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 2.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
| 2.3.2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
| 2.3.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3.4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 |
| 3.1 农业机械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860-1945 年) |
| 3.1.1 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大发展 |
| 3.1.2 农业半机械化与农业基本机械化的实现 |
| 3.1.3 以简单机械化维持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2 农业现代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945-2000 年) |
| 3.2.1 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主体 |
| 3.2.2 农业机械化全面进步与农业科学化的实现 |
| 3.2.3 以农业科技创新提升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3 新时代经济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2000 年以后) |
| 3.3.1 新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 |
| 3.3.2 农业贸易迅速扩张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
| 3.3.3 以外部市场需求支撑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
| 4.1 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1.1 显示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测定 |
| 4.2 基于解释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数据的处理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
| 4.2.5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6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1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分析 |
| 5.1.1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总体变化 |
| 5.1.2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构成分析 |
| 5.1.3 美国农业成本优势分析——以大豆和玉米为例 |
| 5.1.4 一个案例:美国与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分析 |
| 5.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2.1 以农业质量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2 以农业安全保障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3 以农业专业化营销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生产要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1.1 丰富的天然资源为美国农业提供竞争基础 |
| 6.1.2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高美国农业生产效率 |
| 6.1.3 技术创新是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
| 6.2 需求条件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2.1 国内需求助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快速形成 |
| 6.2.2 国际需求驱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
| 6.2.3 新兴市场促使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得以维持 |
| 6.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3.1 种子培育体系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
| 6.3.2 农产品加工业使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强化 |
| 6.3.3 冷链物流业促进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扩张 |
| 6.4 农业经营主体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4.1 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经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 |
| 6.4.2 独资经营是美国农场类型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 |
| 6.4.3 专业化农场经营创造和保持美国农业竞争优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辅助影响因素分析 |
| 7.1 政府因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1.1 美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 7.1.2 美国农业资源支持政策 |
| 7.1.3 美国农业出口市场计划 |
| 7.1.4 美国农业信贷和税收政策 |
| 7.1.5 美国农业保险补贴机制 |
| 7.2 历史机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2.1 西进运动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
| 7.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美国农业发展提速 |
| 7.2.3 科技革命加快了美国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
| 7.2.4 世界人口暴增使美国农业继续蓬勃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
| 8.1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经验 |
| 8.1.1 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
| 8.1.2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
| 8.1.3 强势的相关支持产业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
| 8.1.4 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
| 8.2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教训 |
| 8.2.1 长期产能过剩易使美国爆发农业经济危机 |
| 8.2.2 农业企业垄断使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 |
| 8.2.3 农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 |
| 8.3 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困境 |
| 8.3.1 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
| 8.3.2 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 |
| 8.3.3 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 |
| 8.3.4 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 |
| 8.4 对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 |
| 8.4.1 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 |
| 8.4.2 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 |
| 8.4.3 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8.4.4 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机需求影响因素与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7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 |
| 2.1.2 农机服务组织 |
| 2.1.3 农机户 |
| 2.1.4 农机需求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系统理论 |
| 2.2.2 生产要素理论 |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 2.2.4 规模经济理论 |
| 2.2.5 诱致性技术选择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机需求的关系研究 |
| 3.1 乡村振兴与农机需求的逻辑关系分析 |
| 3.1.1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 |
| 3.1.2 农业机械化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基本保证 |
| 3.1.3 农机需求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动力 |
| 3.2 乡村振兴与农机需求的系统分析 |
| 3.2.1 乡村振兴的系统分析 |
| 3.2.2 农机需求的系统分析 |
| 3.2.3 乡村振兴与农机需求的系统耦合 |
| 3.3 乡村振兴与农机需求的联动机制 |
| 3.3.1 HCD模型原理 |
| 3.3.2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机需求系统“ISRS”模型 |
| 3.3.3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机需求的联动机理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农机需求状况的宏观视角分析 |
| 4.1 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历史脉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4.1.1 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历史脉络 |
| 4.1.2 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 |
| 4.1.3 我国农业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
| 4.2 农机需求主导影响因素的确定 |
| 4.2.1 灰色关联分析法介绍 |
| 4.2.2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
| 4.2.3 数据描述性分析及预处理 |
| 4.2.4 农机需求影响因素关联度排名 |
| 4.3 我国农机需求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 4.3.1 计量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检验 |
| 4.3.3 回归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吉林省农户农机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
| 5.1 吉林省乡村振兴发展现状 |
| 5.2 吉林省农户农机使用现状及需求特征 |
| 5.2.1 吉林省农户农机使用现状 |
| 5.2.2 吉林省农户农机需求特征 |
| 5.3 农户农机需求分析 |
| 5.3.1 样本描述 |
| 5.3.2 农户农机需求描述性统计 |
| 5.4 农业生产环节对农机需求的影响 |
| 5.4.1 研究假设 |
| 5.4.2 模型构建 |
| 5.4.3 回归结果分析 |
| 5.5 农户农机需求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吉林省农机作业服务主体的农机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
| 6.1 吉林省农机作业服务主体发展现状 |
| 6.2 吉林省农机作业服务主体农机需求特征 |
| 6.3 农机作业服务主体农机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数据样本描述 |
| 6.3.2 模型构建 |
| 6.3.3 计量方法介绍 |
| 6.3.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机需求趋势的预测研究 |
| 7.1 吉林省农机需求预测指标体系构建 |
| 7.1.1 农机需求水平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7.1.2 农机需求水平指标体系设计 |
| 7.2 吉林省农机需求预测模型构建 |
| 7.2.1 组合预测原理 |
| 7.2.2 组合预测确定最优权重 |
| 7.2.3 单一预测模型介绍 |
| 7.3 吉林省农机需求水平预测 |
| 7.3.1 农业机械装备需求体量预测 |
| 7.3.2 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预测 |
| 7.3.3 农业机械化服务的专业化程度预测 |
| 7.4 吉林省农机需求政策效应动态仿真模拟 |
| 7.4.1 吉林省农机需求动态仿真模型构建 |
| 7.4.2 农机需求政策效应动态仿真模型的参数评估 |
| 7.4.3 吉林省农机需求政策效应动态仿真分析的情景分析 |
| 7.5 吉林省农机需求趋势分析 |
| 7.6 小结 |
| 第8章 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发展经验及启示 |
| 8.1 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经验 |
| 8.1.1 日本农业机械化发展经验 |
| 8.1.2 美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经验 |
| 8.2 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经验的启示 |
| 8.2.1 对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启示 |
| 8.2.2 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启示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加大力度培养新农人,着力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 |
| 9.2.2 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引导农村生产方式转变 |
| 9.2.3 推进农机服务体系建设,打造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组织 |
| 9.2.4 推进农村生产性基础建设,保障农机化生产外部环境 |
| 9.2.5 强化农业机械安全监管,稳定农机装备市场平衡 |
| 9.2.6 加快农机科技创新,推进全面全程高质高效农机化发展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7）生态文明导向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意蕴与实现方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进展 |
| 1.2.2 国外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和说明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意蕴: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
| 2.1 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绿色发展思想 |
| 2.1.1 和谐思想:“自然—社会—人”有机整体论 |
| 2.1.2 效率思想: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绿色生产力 |
| 2.1.3 可持续思想:辩证唯物论中的自然力思想 |
| 2.2 理论继承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 |
| 2.2.1 新中国成立初期朴素绿色发展思想 |
| 2.2.2 改革开放初期可持续发展思想 |
| 2.2.3 21世纪前后可持续发展科学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
| 2.2.4 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 |
| 2.3 内涵界定:农业绿色发展的“三层次”与“三内容” |
| 2.3.1 农业绿色发展包含理念、手段、目的三层次 |
| 2.3.2 农业绿色发展涵盖低碳性、经济性、安全性三方面 |
| 3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演变与实践进展 |
| 3.1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演变 |
| 3.1.1 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孕育阶段:聚焦数量兴农(1949~2001年) |
| 3.1.2 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初建阶段:聚焦质量兴农(2002~2015年) |
| 3.1.3 绿色导向的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化阶段:聚焦绿色兴农(2016年至今) |
| 3.2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的实践进展 |
| 3.2.1 农业绿色发展形成社会共识 |
| 3.2.2 化学投入品倒U型增长已经生成 |
| 3.2.3 粮食安全与餐桌安全稳步提升 |
| 3.2.4 增产不增收困境有所缓解 |
| 4 基于实证评价的农业绿色发展提升困境及制约因素分析 |
| 4.1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结果分析 |
| 4.1.1 评价指标选取 |
| 4.1.2 指标数据、权重及指数计算模型 |
| 4.1.3 农业绿色发展指数评价结果分析 |
| 4.2 农业绿色发展提升困境及制约因素分析 |
| 4.2.1 农业绿色发展提升困境 |
| 4.2.2 农业绿色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
| 5 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的实现方略 |
| 5.1 坚持党领导下的农业绿色发展理念 |
| 5.1.1 充分认识坚持党领导下农业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意义 |
| 5.1.2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形成绿色自觉 |
| 5.2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5.2.1 建立稳定的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 |
| 5.2.2 完善绿色农产品市场体系,深拓农业多功能性 |
| 5.3 建立农业科技支撑体系 |
| 5.3.1 健全公益性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
| 5.3.2 构建社会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
| 5.4 建设农业投入要素清洁化工程 |
| 5.4.1 发展高效农业,推行农业低碳生产 |
| 5.4.2 构建“资源源头管控、产地环境监控、产业准入严控”体系 |
| 5.5 构建全社会参与机制 |
| 5.5.1 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体系 |
| 5.5.2 构建利益风险共建共担共享的参与机制 |
| 6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进一步讨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8）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机理与路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及研究目标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相关理论述评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链与全产业链 |
| 2.1.2 粮食产业链与稻米全产业链的内涵界定 |
| 2.1.3 新型稻米绿色产业链的概念 |
| 2.1.4 价值链的内涵 |
| 2.1.5 产业链增值的内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价值链理论 |
| 2.2.2 系统工程分析理论 |
| 2.2.3 价值网与价值星系理论 |
| 2.2.4 模块化理论 |
| 2.2.5 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分析 |
| 2.2.6 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流动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的运行现状与问题 |
| 3.1 当前中国稻米产业发展的总体概况与格局 |
| 3.2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发展的现有模式 |
| 3.2.1 链条式发展模式 |
| 3.2.2 链族式发展模式 |
| 3.2.3 链网式发展模式 |
| 3.3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的运行现状 |
| 3.3.1 吉林省稻米生产与仓储环节现状 |
| 3.3.2 吉林省稻米加工流通环节现状 |
| 3.3.3 吉林省稻米营销管理环节现状 |
| 3.4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运行的现存问题 |
| 3.4.1 产业链上游存在的问题 |
| 3.4.2 产业链中游存在的问题 |
| 3.4.3 产业链下游存在的问题 |
| 3.4.4 环节衔接存在的问题 |
| 3.5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不足的原因剖析 |
| 3.5.1 内因分析 |
| 3.5.2 外因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演化规律与机理分析 |
| 4.1 稻米全产业链核心主体的价值需求分析 |
| 4.1.1 生产经营主体 |
| 4.1.2 加工物流服务主体 |
| 4.1.3 消费主体 |
| 4.1.4 监督管理主体 |
| 4.2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模块化构成与系统分析 |
| 4.2.1 衍生产品增值模块 |
| 4.2.2 现代农业服务增值模块 |
| 4.2.3 个性化品牌溯源增值模块 |
| 4.2.4 范围经济增值模块 |
| 4.2.5 信息化创新平台增值模块 |
| 4.2.6 环节衔接增值模块 |
| 4.2.7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系统分析 |
| 4.3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演化规律 |
| 4.3.1 全产业链增值的演化过程 |
| 4.3.2 全产业链增值的演化规律——基于Logistic模型 |
| 4.4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机理分析 |
| 4.4.1 主要环节增值角度——基础 |
| 4.4.2 链条资源优化配置角度——约束 |
| 4.4.3 新型动力强化角度——动力 |
| 4.4.4 目标协同增值角度——保障 |
| 4.4.5 综合机理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
| 5.1 当前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环境PEST分析 |
| 5.1.1 政治环境 |
| 5.1.2 经济环境 |
| 5.1.3 社会环境 |
| 5.1.4 技术环境 |
| 5.1.5 增值环境综合分析 |
| 5.2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影响因素的分类 |
| 5.3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 |
| 5.3.1 增值影响关系分析 |
| 5.3.2 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 |
| 5.4 关键影响因素指标辨析与指标体系构建 |
| 5.4.1 成本因素 |
| 5.4.2 价值因素 |
| 5.4.3 稳定因素 |
| 5.4.4 风险因素 |
| 5.4.5 创新服务因素 |
| 5.4.6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能力综合评价 |
| 6.1 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
| 6.2 增值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 综合评价方法介绍 |
| 6.3.1 层次分析法(AHP) |
| 6.3.2 价值分析法 |
| 6.3.3 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 |
| 6.4 基于AHP的权重确定 |
| 6.4.1 一级指标判断矩阵构建与权重确定 |
| 6.4.2 二级指标判断矩阵构建与权重确定 |
| 6.5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能力综合评价 |
| 6.5.1 确定增值能力因素集与评语集 |
| 6.5.2 构建二级指标模糊评价矩阵ijR |
| 6.5.3 多级模糊运算 |
| 6.6 综合评价结果及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路径优化模型设计与策略 |
| 7.1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路径优化模型设计 |
| 7.1.1 增值路径优化的价值模型——数理 |
| 7.1.2 增值路径优化的“三维”钻石模型——定性 |
| 7.2 全产业链增值路径优化的思路框架 |
| 7.3 全产业链增值路径优化的策略 |
| 7.3.1 “互联网+新型运营模式”路径 |
| 7.3.2 “现代农业服务+技术创新”路径 |
| 7.3.3 “全链增值+绿色信息化平台”路径 |
| 7.3.4 “产业集群+品牌增值”路径 |
| 7.3.5 “标准化流程+新动能”路径 |
| 7.3.6 “全链风险预警+监控”路径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路径优化的保障措施 |
| 8.1 通过顶层设计进行布局优化,加强管控与监督 |
| 8.1.1 统筹规划,优化产业布局 |
| 8.1.2 拓宽投融资渠道,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
| 8.1.3 加强稻米核心环节的监控,促进“亲、清”政商服务 |
| 8.2 完善全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处理好各主体间利益关系 |
| 8.2.1 建立链型分配激励机制 |
| 8.2.2 明晰全产业链的成本分担责任 |
| 8.3 创新稻米全产业链管理路径,促进稻米产品的多样化属性 |
| 8.3.1 形成稻米全产业链自治式溯源与管理创新路径 |
| 8.3.2 发掘稻米的多样化属性促进稻米衍生产品增值 |
| 8.3.3 合理利用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规律 |
| 8.4 打造“双链融合”工程,促进新型人才培育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全文总结与展望 |
| 9.1 全文总结 |
| 9.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9.2.1 研究不足 |
| 9.2.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指标专家打分问卷 |
| 附件2 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能力评语集调查问卷 |
| 附件3 全产业链增值指标AHP判断矩阵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 导师简介 |
| 作者简介 |
（9）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10）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理论基础 |
| 1.2.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 |
| 1.2.2 农业保护理论 |
| 1.2.3 生态农业理论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创新之处与研究局限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局限 |
| 第2章 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成效与问题分析 |
| 2.1 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
| 2.1.1 美国农业是生产高效产业 |
| 2.1.2 美国农业是重要的出口创汇产业 |
| 2.1.3 美国农业是生产结构合理的产业 |
| 2.2 美国农业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
| 2.2.1 农业自然环境资源优越 |
| 2.2.2 农业交通运输技术的快速发展 |
| 2.2.3 农业机械化与电气化的结合发展 |
| 2.2.4 农业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 |
| 2.2.5 农业化学化与科学化的快速发展 |
| 2.2.6 农业区域化和专业化的发展 |
| 2.2.7 农业服务体系的高度社会化 |
| 2.2.8 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广泛应用 |
| 2.3 美国农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
| 2.3.1 农产品的产能过剩增加了农业危机的爆发风险 |
| 2.3.2 农场规模的差异化发展压缩了中小型农场的利润空间 |
| 2.3.3 农业利润空间的日趋缩小影响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
| 2.3.4 环境污染与农业资源的过度使用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
| 第3章 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评析 |
| 3.1 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与法律基础 |
| 3.1.1 农业政策制定必须有法可依 |
| 3.1.2 农业法律的一般制定程序 |
| 3.1.3 参众两院论辩和最后表决 |
| 3.1.4 总统签署环节 |
| 3.2 美国农业经济调控政策的探索（1776-1929） |
| 3.2.1 经济形势与政策背景 |
| 3.2.2 价格支持与收入保护政策评析 |
| 3.2.3 水土资源开发与利用政策评析 |
| 3.2.4 对外贸易政策评析 |
| 3.2.5 政策综合评价 |
| 3.3 美国农业经济调控政策的强化（1930-1989） |
| 3.3.1 经济形势与政策背景 |
| 3.3.2 价格支持与收入保护政策评析 |
| 3.3.3 水土资源与环境保护政策评析 |
| 3.3.4 对外贸易政策评析 |
| 3.3.5 政策综合评价 |
| 3.4 美国农业经济调控政策的转变（1990-2001） |
| 3.4.1 经济形势与政策背景 |
| 3.4.2 价格支持与收入保护政策评析 |
| 3.4.3 水土资源与环境保护政策评析 |
| 3.4.4 对外贸易政策评析 |
| 3.4.5 政策综合评价 |
| 3.5 美国农业经济调控政策的回归（2002-2014） |
| 3.5.1 经济形势与政策背景 |
| 3.5.2 价格支持与收入保护政策评析 |
| 3.5.3 水土资源与环境保护政策评析 |
| 3.5.4 对外贸易政策评析 |
| 3.5.5 政策综合评价 |
| 第4章 美国农业经济的政策新发展 |
| 4.1 美国农业安全网的建立基础与架构 |
| 4.1.1 农业安全网建立的经济基础 |
| 4.1.2 农业安全网建立的政策基础 |
| 4.1.3 农业安全网的构架 |
| 4.2 农作物保险计划 |
| 4.2.1 美国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历史发展回顾 |
| 4.2.2 美国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基本运作模式 |
| 4.2.3 农作物保险计划产品体系的主要内容 |
| 4.2.4 农作物保险计划评价与运行效果检验 |
| 4.3 农产品计划 |
| 4.3.1 农产品计划的政策工具 |
| 4.3.2 政策工具触发机制分析 |
| 4.3.3 政策工具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5章 美国农业经济政策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
| 5.1 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启示 |
| 5.1.1 进一步加强我国农业普及教育、科学研究与社会推广三位一体科技创新教育模式的深入发展 |
| 5.1.2 强化完善我国转基因技术研发的监管评估制度，实现农业转基因技术世界领先地位的突破性跃升发展 |
| 5.2 美国农业政策发展的启示 |
| 5.2.1 完善强化我国农业法律制度，科学提升农业补贴的效率和效果 |
| 5.2.2“绿箱”农业补贴政策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农业持续增收的政策新着力点 |
| 5.2.3 全面深化农业资源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科学合理发挥农业政策间的协同效应 |
| 5.2.4 美国农业积极开展农作物保险政策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农业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向东.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陕北农牧交错带沙地农业利用规模的水资源调控研究[D]. 刘思源. 西安理工大学, 2021
- [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D]. 朱翠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4]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孙彤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5]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6]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机需求影响因素与趋势研究[D]. 陈旭. 吉林大学, 2020(03)
- [7]生态文明导向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意蕴与实现方略[D]. 李学敏.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4)
- [8]吉林省稻米全产业链增值机理与路径优化研究[D]. 丁冬. 吉林大学, 2020(08)
- [9]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10]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D]. 张恒. 吉林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