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析美国新经济衰退的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田野[1]（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宋芳[2]（2020）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文中指出2000年俄罗斯普京总统上台以来至今,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的地缘政治博弈愈演愈烈,这对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正在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旨在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研究这一时期在面对共同的威胁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提出欧美相关政策差异的特征分别是“软制衡”和“新遏制”,进而着力分析这种差异生成的主要变量,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西方与俄罗斯关系和欧美关系的本质、乃至当下国际格局的嬗变。本文认为,从结构性层面来说,欧美对俄罗斯政策的同异源于两种结构性矛盾:一是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前者是欧美选择共同打压俄罗斯的原因,而后者则成为了欧美对俄政策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欧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同于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欧美不仅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而且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政策的一致性应该大于差异性,因而总体上双方保持着合作。总体而言,欧美对俄政策是以同为主,同中有异。欧美对俄政策的一致性在于,从20世纪90年代它们都希望将俄罗斯纳入西方体系转变为2000年以来共同防范、压制俄罗斯,对俄政策从缓和到趋于强硬。究其根源,欧美与俄罗斯的结构性矛盾,是欧美选择共同压制、对抗俄罗斯的原因。欧美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认知出发都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威胁,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共同推动北约、欧盟双东扩,扩大西方势力范围同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欧美的对俄政策制定是基于对“目标+所能承受的后果”的综合考量。从目标上来说,欧盟和美国都希望能够消除俄罗斯的威胁、约束俄罗斯的行为,但是就二者所能承受的后果而言,欧盟不能承受刺激俄罗斯所带来的可能后果,而美国能够承受严厉打击俄罗斯的后果。本文提出,2000年以来,从整体上看,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是“新遏制”政策,表现为公开地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对俄罗斯实施步步紧逼的战略压制。相比之下,欧洲对俄罗斯的政策显然没有美国的强硬,是某种“软制衡”政策,即并非要将俄罗斯逼入墙角,而是留有较大余地,以避免与俄罗斯的强烈对抗,一个安分、稳定的俄罗斯更符合欧盟的利益。本文认为,安全威胁的感受度不同、经济依赖度不同、战略文化差异以及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四个变量决定了欧美对俄采取有差别的政策。第一,就安全威胁的感受度来说,欧盟军事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加之地理上与俄罗斯邻近,造成了欧盟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源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是邻居,激怒俄罗斯受到打击的可能性更高;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大西洋同盟有效性的怀疑,既担心被美国抛弃又害怕被美国牵连,担心如果真的遭到俄罗斯的攻击,美国是否会帮助欧洲。相比之下,美国军事实力强,距离俄罗斯又远,能够承受与俄罗斯“硬碰”的后果。美国的不安全感不是源于担心俄罗斯威胁美国本土安全,而是来自于俄罗斯能够威胁美国的海外利益和盟友安全,同时挑战美国霸权。第二,欧美与俄罗斯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同。欧盟更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和市场,而美国与俄罗斯的经济相对独立,相互依赖程度低。第三,欧美战略文化的差异。历史的创伤使欧盟逐渐形成了审慎的战略文化,倾向于使用多边的和国际法的方式处理俄罗斯问题,而美国喜欢使用单边的、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第四,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欧盟是国家集团,决策和执行能力相对较弱,面对俄罗斯,欧盟内部往往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政策协调十分困难,而美国的决策权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美国总统手中。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将俄罗斯作为其主要威胁之一并加强了对俄遏制力度。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商品加收关税、对欧洲一体化的消极态度以及强硬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同盟义务等凸显了欧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护持美主欧从的霸权等级结构与欧洲追求更为均衡的跨大西洋关系之间的矛盾。欧盟面对特朗普的压力,不得不将“战略自主”提上日程,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同时不顾美国反对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项目合作,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有所发展。然而,欧洲的实力不足和凝聚力的缺乏,而美国的全球战略仍然需要欧洲盟友的支持,决定了欧美外交关系的斗而不破。
李文文[3]（2020）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日美同盟因素研究（1951—1978）》文中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日本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邻邦,中日关系作为极为重要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对中国良好周边安全环境的营造至关重要。然而,回顾历史便不难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中日关系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这一不正常的双边关系,与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尤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日本外交政策取向密不可分。战后,美国为实现其全球特别是东亚争霸战略,通过与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自此日本对华外交政策深受日美同盟关系的制约,从而迟滞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然而,随着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尤其在两次“尼克松冲击”以及美国的默认下,日本加快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即时至此时日美同盟又推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本文由绪论、正文六章和结束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就选题缘起、价值与意义、思路与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做了铺垫性交代。第一章,主要介绍和阐述了日美同盟建立的背景及其实质。文章从日美同盟的建立入手,就日美同盟建立的三大背景、标志及实质展开论述。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日美同盟的建立和日本战后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的确立,使得日本失去了对华外交的自主性,这也是导致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主要原因。第二章,主要论述了1951年至1970年间日美同盟如何阻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文章从冷战时期日本历届内阁奉行的“亲美反华”政策视角出发,着重分析了这一时期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无论是奉行对美“追随”路线的吉田内阁、主张对美“协调”的岸信介内阁、追求日美“平等伙伴关系”的池田内阁、强化日美同盟的佐藤内阁,还是倡导对美“自主外交”的鸠山内阁和石桥内阁,在处理中日关系方面都无法跳出日美同盟框架的束缚,其所奉行的对华政策都是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前提的。这是导致中日关系几起几落,未能发生质的飞跃即未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根本原因。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71年至1978年间日美同盟如何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文章从这一时期日美同盟出现危机的标志性事件“绳线交易”与两次“尼克松冲击”入手,就日本政府是如何带着被盟友“背叛”的惊愕与被盟友“理解”和支持的兴奋着手中日复交和缔约谈判而展开分析。笔者认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缓和尤其是美国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实现的关键因素。第四章,主要评估和剖析了日美同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原因。文章不仅就日美同盟在中日复交进程中前期所起的阻碍与后期所起的促进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评估,而且就其成因进行了剖析。笔者认为,同盟困境中对“被抛弃”和“被卷入”的恐惧与不同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了其前后作用的发挥乃至逆转,即客观因素推动了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从消极转为积极。第五章,主要展望了日美同盟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文章从冷战结束后日益强化的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出发,尝试性地对日美同盟的演变趋势及其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展望。笔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美同盟不但不会走向解体,反而会进一步强化;而它对中日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将仍然大于积极影响。结束语部分,主要就今后如何弱化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提出了若干建议。
刘思源[4]（2019）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信息和智能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作为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深入探究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只有弄清技术革命影响劳动关系的机理,才能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进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必然要建立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之上。但是,目前对新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关系的研究大多没能将理论逻辑同历史脉络结合起来。在可资借鉴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强调价格机制的作用,忽视劳动关系演化的社会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关注制度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科技创新的分析不足;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提出了分析技术、金融、制度协同演化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TEP）理论,虽然技术-经济范式涵盖了部分劳动关系内涵,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并未专门探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问题。鉴于上述不足,本文构建了一种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了劳动关系的演化趋势,并探讨了劳动关系的政府规制措施。本文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化研究:技术革命即是对生产力的具体化,劳动关系则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对劳动关系进行了长期的结构化研究,并分析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首先,本文借鉴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提出了“劳动关系范式”（Labor Relations Paradigms,LRP）的概念。劳动关系范式是在较长时期内劳资双方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共识性的行为模式,它具有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劳动关系范式的内涵包括能够体现劳资双方雇佣关系、分配关系、管理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如就业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劳动关系范式,并推动新、旧劳动关系范式的更迭。随着技术革命的演化,劳动关系范式会经历“探索-巩固-衰退”的生命周期,这会推动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本文结合英、美等国的历史资料,归纳了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和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并结合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作出了展望。其次,本文探究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技术革命主要通过“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推动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生产关系以及劳动和机器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造成劳工替代机器或者机器替代劳工,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谈判能力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进而造成雇主或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相对占据优势、改变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是跨国公司依据技术条件以及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灵活调整其产业布局,进而使东道国成为资本净流入国或资本净流出国,从而影响东道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在技术革命演化的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上述动力机制,进而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探索-巩固-衰退”的演化过程和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政府要促进劳资和谐、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就要以上述三条机制为抓手制定相关政策。在应用研究层面,本文结合上述理论框架,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范式）演化历程、动力机制及政府规制效果,并结合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范式）演化机制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了智能时代政府劳动关系调节政策的转型建议。首先,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这使得中国得以在技术追赶进程中维持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都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这得益于中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政府扶持工会发展、国内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快速增加等。再次,中国政府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以财政支出带动就业、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在劳动立法和司法中保护劳工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最后,智能技术将可能替代更多劳工、加强雇主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削弱工会力量、促进全球产业转移等,给劳动关系（范式）的转型升级带来挑战。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发展、健全劳动法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进而规制劳动关系（范式）、促进劳资和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龙小燕[5]（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邵阳子[6]（2019）在《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陷入周期性衰退。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困难表面上看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实则是存量技术及其相应经济形态支撑力减弱的结果。寻找支撑未来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成为当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已由高速回落至中高速,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日益孱弱。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的“拐点”,随着传统动能的减弱,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与改造升级传统动能结合起来,换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双引擎,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促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现有国内外关于中国新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广受认可的理论体系,相关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案例研究为主,缺乏量化实证研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基于新经济发展视角,探究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关系的研究更是稀少。因此,研究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从“新经济”和“经济结构”的相关文献出发,对新经济冲击经济结构演化的历史追溯和现实考量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对前三次工业革命历史进程的梳理,来分析新经济的发展和演化历程。可以看到历次工业革命的爆发都是在重大技术创新以及支撑力的推动下,催生出新产品、新业态和新组织,从而改变经济形态的性质,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中占核心地位的经济结构也会反映当时经济形态的特征。基于计量经济学等多种实证模型,重点研究了新经济发展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机制。本文基于ITIF构建的“美国各州新经济指数”和财新网构建的“中国新经济指数”,结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官方统计机构对我国新经济具体形态的阐述,从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开放经济、绿色经济、创新经济和活力经济六大方面构建了“中国新经济发展指数（CNEI）”,并基于PPCA法,对2003年至2016年我国31省（市、自治区）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基于Theil指数和Moore指数,对我国各省2003年至2016年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变迁速度进行了评价;基于SRA,对我国各省2003年至2016年TFP进行了测量。综合前文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得出的CNEI、THI、MI和TFP数据,分析了新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信贷和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机制,重点研究新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作用。与此同时,分析了新经济在我国几种典型业态的表现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和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相关论题的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有利于为我国发展新经济和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有利于引导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重视创新投入,扶持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经济,促进我国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经济的发展,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有利于引导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挖掘内部经济增长点,培育新动能、新产业和新业态,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硬着陆”。
李城熠[7]（2017）在《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美国经济的认知：2001-2016年》文中研究指明在经历了 2001年短暂衰退和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相对衰落,中国经济却保持增长。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从中国知识界对美国的报道中可以看出,美国已经从被模仿、被追随的地位逐渐向更为平等的位置移动。未来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动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在一定程度上将建立在中国对美认知的基础之上。经济是衡量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中国对美国经济的认知将会影响对美政策的制定。本论文选取《国际问题研究》、《美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和《现代国际关系》5个核心政治期刊,对这些期刊2001年至2016年期间发表的有关美国经济的文献进行分析,梳理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认知。本论文归纳对比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关于美国经济危机、美元霸权、美国经济成就与中美经贸关系的认知。本论文认为,就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美国经济的认知而言,他们眼中的美国形象较为符合国家形象理论中的帝国主义形象。根据国家形象理论,中国的对美外交政策动机当为防御性动机,中国更愿意作为维持现状国家而非作为修正主义国家。
侯集体[8]（2007）在《信息技术产业与美国新经济》文中研究表明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经济表现平平的时候,美国经济却在保持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情况下经历了近十年的稳定持续增长,创下了20世纪美国经济持续发展时间最长的历史性记录,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亮点。可以说美国经济从1991年3月开始回升到2000年5月回落,已经持续增长超过111个月,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时期,在近十年的时间内美国创造了经济史上罕有的奇迹。特别是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两高两低”的局面,即高经济增长率、高生产增长率和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并存的现象。美国经济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繁荣景象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这种情况不仅在资本主义经济史上难得一见,而且也是各种经济学说难以解释的。因此,有的学者把这一轮的经济增长称为“新经济”。本文从回顾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历程入手,归纳了促使美国经济飞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着重分析了信息技术及产业在美国新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及其对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阐述了美国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我国产生的深远的战略意义。通过本文系统论述信息技术及产业在美国新经济中的重大作用,使人们认识到发展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是当今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举措。通过研究美国借助信息技术开发实现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状况,为政府、企业、教育等领域的管理人员提供比较详细的资料,为科学决策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借鉴美国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成功经验,发展壮大我国的信息科学技术,并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以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目的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了9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增长的原因。第三部分论述了信息技术在美国新经济中的重大作用。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对美国新经济的重大贡献。第五部分论述了美国信息技术及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黄成业[9]（2006）在《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泡沫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运用理论分析、模型分析以及实证检验等方法，从形成因素、泡沫破裂前后的相关政策等视角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东南亚和美国不同类型泡沫的产生及破裂后所引起的截然不同后果（泡沫破裂后经济调整分别表现为“L”形、“U”形和“V”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本文的内容由六章组成。在第一章导论中对泡沫与泡沫经济、虚拟经济以及符号经济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与探讨，对国内外与泡沫有关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对本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创新及不足做了介绍。本文第二章首先对泡沫的表现特征进行了分析，进而从泡沫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以及泡沫与金融危机的角度对泡沫的后果进行了一般探讨，对日本、东南亚国家和美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泡沫表现与泡沫破裂后的不同后果进行了研究。日本在泡沫破裂后陷入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长期衰退过程，在东南亚国家泡沫破裂引发了金融危机但经济恢复较快，而美国新经济网络股泡沫破裂后对其经济影响比较轻微，即它们的经济调整在泡沫破裂后分别表现为“L”形、“U”形和“V”形。本文第三章首先对泡沫形成因素进行了一般分析，然后对日本、东南亚国家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泡沫形成进行了研究。对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形成的分析主要从同本的金融自由化、相互持股及主银行制度、广场协议这几个方面进行，并从货币供应过度的角度对日本的泡沫形成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这几个东南亚国家则主要从金融自由化和外资流入来探讨其泡沫的形成。对于美国新经济时代的网络股泡沫，本文认为，长期的经济繁荣以及对所谓“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而产生的过度乐观情绪使投资者高估了未来的收益，从而导致了以网络股为代表的高科技股泡沫的产生。第四章对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在泡沫破裂前的相关政策进行了研究，并对这些政策进行了评价与比较，这是理解不同泡沫后果的另一个角度。第五章首先对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在泡沫破裂后的相关政策进行了分析，让后对这些政策进行了评价与比较。在对泡沫问题的认识上，日本政策当局低估了泡沫的崩溃对实体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及时进行相关体制的配套改革，政策也缺乏连贯性。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泡沫破裂发生金融危机后，通过寻求援助或者债务重组等方式积极应对出现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泡沫破裂后得到了较快的复苏，说明尽快恢复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转功能对于泡沫破裂后经济较快的复苏是很重要的。美联储在美国网络股泡沫破裂后及时频繁降息，实证分析表明降息对防止经济衰退和促进经济复苏有较明显的效果。本文第六章首先分析了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在房地产领域和股市所出现的泡沫问题。然后根据前面对日本、东南亚国家和美国泡沫问题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启示，同时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包括由中国牵头成立一个区域性国际最后贷款人组织的设想。本文认为，货币供应过度对于泡沫的形成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金融当局监管不力而使得金融机构将贷款投向股市和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也对泡沫的形成负有重要责任；另外，金融自由化不当以及对外资的不适当开放都有可能使资金大规模流入股市和房地产领域而引起泡沫的形成。本文还认为，政策当局对于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应该加以关注；国际最后贷款人的救援有助于防止泡沫破裂后危机进一步深化以及促使经济尽快复苏；在泡沫破裂后，及时采取措施比较彻底地解决泡沫破裂所产生的问题尤其是金融系统的问题，尽快恢复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转功能，对于泡沫破裂后经济较快的复苏是很重要的。
张玉芳,毛锐[10]（2004）在《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美国新经济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二、试析美国新经济衰退的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美国新经济衰退的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本选题的现实意义 |
| (二)本选题的学术价值 |
| (三)关于研究时段的选取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跨大西洋同盟存续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欧美与俄罗斯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研究 |
| (四)关于俄格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的研究 |
| 三、本文基本假设、主要概念和变量选取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主要概念 |
| (三)影响欧美对俄政策差异的主要变量 |
| 四、研究思路和内容 |
| 五、本文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2000年以来国际秩序的变化与欧美俄对外战略的调整 |
| 第一节 国际秩序的变化 |
| 一、国际体系的重构 |
| 二、地缘政治竞争与欧亚大陆地缘环境的重塑 |
| 三、美欧同盟的延续与分歧 |
| 第二节 欧盟一体化的深化与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 |
| 第四节 普京上台后俄罗斯重塑大国地位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欧美与俄罗斯结构性矛盾的激化:欧美对俄政策趋硬 |
|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美欧的对俄政策 |
| 第二节 欧美与俄罗斯矛盾激化的过程 |
| 一、2000年至2008年 |
| 二、2008年至2014年 |
| 三、2014年至今 |
| 第三节 欧美与俄罗斯矛盾激化的原因 |
| 一、欧美与俄罗斯的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 |
| 二、“双东扩”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强化 |
| 第四节 欧美政策趋硬对俄罗斯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欧美对俄政策特征的差异 |
| 第一节 “软制衡”:欧盟对俄政策选择 |
| 一、欧盟对“软制衡”政策的选择 |
| 二、欧盟内部关于对俄政策的博弈和协调 |
| 三、欧盟对俄“软制衡”的政策体现 |
| 第二节 “新遏制”:美国对俄政策选择 |
| 一、美国对俄“新遏制”政策的选择 |
| 二、美国对俄“新遏制”的政策体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美对俄政策差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安全威胁的感受度差异 |
| 一、实力差距 |
| 二、地缘环境因素 |
| 三、安全认知差异 |
| 第二节 经济依赖度差异 |
| 第三节 战略文化差异 |
| 一、战略文化中的单边与多边 |
| 二、战略文化中武力的使用 |
| 第四节 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俄格战争与乌克兰危机中的欧美对俄政策 |
| 第一节 俄格战争中欧美对俄政策比较 |
| 一、俄格战争爆发及欧美俄的纷争 |
| 二、美国的对俄政策 |
| 三、欧盟的对俄政策 |
| 四、欧美对俄政策的比较 |
| 第二节 乌克兰危机中欧美对俄政策比较 |
| 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及其地缘政治意义 |
| 二、美国的对俄政策 |
| 三、欧盟的对俄政策 |
| 四、欧美对俄政策的比较 |
| 第三节 西方与俄罗斯会出现“新冷战”吗?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特朗普上台后的美欧俄关系 |
| 第一节 欧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
| 一、原有矛盾的加深——利益分配的分歧加深 |
| 二、新矛盾的产生——特朗普的“另类”风格 |
| 第二节 特朗普执政以来欧盟和美国的对俄政策比较 |
| 一、欧美对俄罗斯的态度和政策 |
| 二、欧、美、俄在“北溪-2”问题上的角力 |
| 第三节 欧美俄关系的未来走向 |
| 一、美俄竞争日趋激烈 |
| 二、跨大西洋关系“变局”还是“延续”? |
| 三、欧俄关系的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日美同盟因素研究（1951—197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六、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日美同盟的建立及其实质 |
| 第一节 日美同盟建立的背景分析 |
| 一、日美同盟建立的国际背景 |
| 二、日美同盟建立的美国国内背景 |
| 三、日美同盟建立的日本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日美同盟建立的标志及其实质 |
| 一、日美同盟建立的标志 |
| 二、日美同盟的实质 |
| 第二章 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消极影响(1951—1970) |
| 第一节 日美两国对华贸易禁运与中日贸易的曲折发展 |
| 一、吉田内阁“追随美国”对华禁运与中日民间贸易的挫折 |
| 二、鸠山内阁对美“自主”外交与中日民间交往高潮的出现 |
| 三、岸信介内阁“对美协调”外交与中日关系的恶化 |
| 四、池田内阁日美“平等伙伴关系”与中日半官半民往来的启动 |
| 五、佐藤内阁强化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的再陷波折 |
| 第二节 日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协调与分歧 |
| 一、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和“两个中国”政策出台的背景 |
| 二、日本历届内阁对华“政经分离”和“两个中国”政策的推行 |
| 三、美国对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和“两个中国”政策的态度 |
| 四、日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与一致 |
| 第三章 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积极推动(1971—1978) |
| 第一节 同盟关系出现裂痕与两次“尼克松冲击” |
| 一、日美两国:“同床异梦”的盟友 |
| 二、第一次“尼克松冲击” |
| 三、第二次“尼克松冲击” |
| 四、佐藤政府的垮台与中日关系的转机 |
| 第二节 日美协商与《中日联合声明》的签订 |
| 一、田中内阁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 |
| 二、日美两国协商中日复交条件 |
| 三、田中访华与《中日联合声明》的签订 |
|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
| 第三节 日美协调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
| 一、三木内阁的“等距离”外交与中日缔约谈判的跌宕起伏 |
| 二、福田内阁的“全方位”外交与美国对中日缔约的推动 |
| 三、田园直访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
| 第四章 日美同盟在中日复交进程中的作用评估与原因剖析 |
| 第一节 日美同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评估 |
| 一、20 世纪50—70 年代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阻碍作用 |
| 二、20 世纪70 年代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作用 |
| 第二节 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产生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原因 |
| 一、同盟困境因素 |
| 二、国际环境因素 |
| 第五章 日美同盟对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影响与前瞻 |
| 第一节 日美同盟对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影响 |
| 一、同盟“漂流”时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二、“再定义”的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三、进入新世纪后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美同盟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的展望 |
| 一、日美同盟的未来走向 |
| 二、日美同盟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 |
| 结束语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核心概念解释 |
| 1.2.1 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 |
| 1.2.2 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1.2.3 演化与演进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篇章结构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主要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1.2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 |
| 2.2.1 马克思对劳资矛盾变化趋势的辩证分析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2.3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3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1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2 新熊彼特学派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1 技术革命、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3.1.1 三次技术革命浪潮 |
| 3.1.2 劳动关系及其衡量方式评述 |
| 3.1.3 劳动关系范式及其特征 |
| 3.2 从工业革命爆发至今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2.1 劳动关系变迁概述 |
| 3.2.2 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3 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4 信息革命爆发以来的劳动关系演化 |
| 3.3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特征 |
| 3.3.1 劳动关系随着技术革命的演进而跨越式进步 |
| 3.3.2 劳动关系的发展在特定时期可能停滞或倒退 |
| 3.3.3 政府干预劳动关系发展愈发重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1 技术革命的演化阶段与演化规律 |
| 4.1.1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4.1.2 对技术革命浪潮的阶段划分 |
| 4.2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制约因素 |
| 4.2.1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2.2 动力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制约因素 |
| 4.3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一般规律 |
| 4.3.1 技术革命爆发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2 技术革命成长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3 技术革命扩张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4 技术革命成熟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5 劳动关系演化规律的普遍性与差异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历史证据 |
| 5.1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1 工业革命爆发前夕英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1.2 工业革命爆发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3 工业革命成长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4 工业革命扩张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5 工业革命成熟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 电气革命时期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1 电气革命爆发前夕美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2.2 电气革命爆发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3 电气革命成长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4 电气革命扩张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5 电气革命成熟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3 信息革命中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
| 5.3.1 “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2 “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3 “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4 意识形态和政府调控方面的原因 |
| 5.3.5 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6.1.1 量化劳动关系的方法选择 |
| 6.1.2 主成分模型原理概述 |
| 6.1.3 指标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6.1.4 主成分模型的结果 |
| 6.2 劳动关系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2.2 变量描述、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 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机制检验 |
| 6.3.1 理论框架回顾与实证研究假设 |
| 6.3.2 变量说明与实证模型设计 |
| 6.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6.3.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 |
| 7.1 中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及其阶段 |
| 7.1.1 技术-经济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追赶 |
| 7.1.2 中国对电气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1949-2001年 |
| 7.1.3 中国对信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2002年至今 |
| 7.2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7.2.1 追赶电气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 |
| 7.2.2 追赶信息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分化 |
| 7.2.3 中西方劳动关系演化的比较 |
| 7.3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政府调节 |
| 7.3.1 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2 中国的“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3 中国的“国内-国外投资”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8.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中国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8.1.1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8.1.2 主成分分析过程与结果 |
| 8.2 研究假设、实证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8.2.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8.2.2 实证模型设计 |
| 8.2.3 变量说明 |
| 8.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8.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8.3.3 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
| 8.4 调节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8.5 中国政府劳动关系干预政策的效果检验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智能时代劳动关系的演化方向及转型政策 |
| 9.1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演化趋势展望 |
| 9.1.1 灵活就业、线上工作、多份兼职和自主创业逐渐普及 |
| 9.1.2 劳动者收入多元化,普遍由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组成 |
| 9.1.3 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更加人性化并且更加富有弹性 |
| 9.1.4 管理方式将向扁平化、虚拟化、民主化、弹性化转变 |
| 9.1.5 教育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线上教育将得到广泛认可 |
| 9.1.6 在政府推动下,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福利水平提高 |
| 9.1.7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稳定性分析 |
| 9.2 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1 智能技术对“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2 智能技术对“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3 智能技术对“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3 智能时代政府促进劳动关系平稳转型的政策建议 |
| 9.3.1 政府调节“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2 政府调节“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3 政府调节“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结构安排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
| 一、文献回顾 |
| (一)新经济的概念界定 |
| (二)新经济的具体形态 |
| (三)新经济的深入思考 |
| (四)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关系 |
| 二、国内外文献述评 |
| 三、理论分析 |
| (一)经济形态的界定 |
| (二)新经济内在的产生机制 |
| (三)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的内在联系 |
| 第三章 新经济冲击经济结构演化的历史追溯和现实考量 |
| 一、新经济的发展与演化历程 |
| (一)技术突变与演进 |
| (二)组织模式变革 |
| (三)经济结构演化 |
| (四)小结 |
| 二、本轮新经济对经济结构的冲击 |
| (一)兴起的背景 |
| (二)技术演进的过程 |
| (三)组织和结构的变迁 |
| 第四章 新经济对经济结构演化的催化作用 |
| 一、全球视角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 |
| (一)经济结构变化一般机理 |
| (二)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 |
| (三)新经济推动全球经济结构的演化发展 |
| 二、中国新经济与经济结构发展评价 |
| (一)中国新经济指数评价 |
| (二)中国经济结构变动测量 |
| (三)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量 |
| 三、新经济对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 |
|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二)实证模型设计 |
| (三)实证分析 |
| 四、新经济冲击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趋势 |
| 第五章 新经济的典型业态及对策建议 |
| 一、新经济典型业态的表现与效应 |
| (一)跨境电子商务 |
| (二)互联网金融 |
| (三)共享经济 |
| 二、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附录E |
| 附录F |
（7）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美国经济的认知：2001-201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对象、方法及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认知与认知理论 |
| 一、认知与认知理论的定义 |
| 二、认知理论的研究对象 |
| 三、认知理论的具体内容与分类 |
| 四、认知的偏差错误知觉 |
| 第二节 认知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分析 |
| 一、认知、意象与国家形象 |
| 二、国家形象理论与外交政策动机 |
| 三、外交政策与学者参与 |
| 四、本文的理论假设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美国经济的认知 |
| 第一节 对美总体经济发展的认知:2001-2016年 |
| 第二节 对美国经济危机的认知 |
| 一、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 |
| 二、从2007年次贷危机到2008年金融危机 |
| 第三节 对美元霸权与经济霸权“衰落”的认知 |
| 一、对美元霸权的认知 |
| 二、美国经济是否衰落? |
| 第四节 对美国经济优势的认知 |
| 一、对“新经济”的认知 |
| 二、美国经济新增长点 |
| 第五节 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认知 |
| 一、中美经贸问题 |
| 二、对中美经贸关系未来的认知 |
| 第三章 中国的外交政策倾向 |
| 第一节 认知与外交政策动机 |
| 第二节 从对美经济认知判断中国外交政策倾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信息技术产业与美国新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外文摘要 |
| 1 前言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2 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经济 |
| 2.1 1990-91 美国经济危机 |
| 2.2 美国新经济的出现及发展状况 |
| 2.3 美国新经济增长的原因 |
| 2.3.1 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
| 2.3.2 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信息因素 |
| 3 信息技术在美国新经济中的重大作用 |
| 3.1 美国信息技术发展概况 |
| 3.2 信息技术在美国的广泛应用 |
| 3.3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
| 4 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对美国新经济的重大贡献 |
| 4.1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范畴 |
| 4.2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 4.2.1 信息技术产业推动美国经济迅速发展 |
| 4.2.2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美国整体经济的通货膨胀率 |
| 4.2.3 信息技术产业扩大了高薪就业队伍 |
| 4.3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高速发展的原因 |
| 5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
| 6 结束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泡沫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有关概念的讨论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结构安排、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二章 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泡沫的表现与后果比较 |
| 第一节 泡沫表现特征与后果的一般分析 |
| 一、泡沫表现特征的一般分析 |
| 二、泡沫对经济影响与后果的一般分析 |
| 第二节 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泡沫的表现 |
| 一、日本泡沫的表现 |
| 二、东南亚国家泡沫的表现 |
| 三、美国新经济时代泡沫的表现 |
| 第三节 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泡沫破裂影响的比较 |
| 一、日本泡沫破裂的影响 |
| 二、东南亚国家泡沫破裂的影响 |
| 三、美国新经济网络股泡沫破裂的影响 |
| 第四节 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泡沫破裂后经济恢复的比较 |
| 一、日本陷入复合萧条的长期衰退 |
| 二、东南亚国家危机之后经济较快复苏 |
| 三、美国经济的短期调整与复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泡沫形成因素的比较 |
| 第一节 泡沫形成因素的一般理论分析 |
| 一、制度因素 |
| 二、资产定价因素 |
| 三、市场特性与交易者行为因素 |
| 第二节 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形成分析 |
| 一、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与泡沫形成 |
| 二、相互持股、主银行制度与日本的泡沫形成 |
| 三、广场协议与日本的泡沫形成 |
| 四、日本泡沫形成的相关实证研究 |
| 第三节 东南亚国家20世纪90年代泡沫形成分析 |
| 一、金融自由化与东南亚国家泡沫的形成 |
| 二、外资流入与东南亚国家泡沫的形成 |
| 三、东南亚国家泡沫形成的模型分析 |
| 第四节 美国新经济时代泡沫形成分析 |
| 一、美国的新经济时代 |
| 二、新经济时代的网络股泡沫 |
| 三、对网络股泡沫的解释: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视角 |
| 第五节 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泡沫形成因素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相关政策比较:泡沫破裂前 |
| 第一节 日本在泡沫破裂前的相关政策 |
| 一、日本泡沫形成相关政策的历史追溯 |
| 二、1985年后的政策 |
| 第二节 东南亚国家在泡沫破裂前的相关政策 |
| 一、追求高增长的经济政策 |
| 二、汇率制度与资本账户开放 |
| 三、政府当局的监管:博弈论视角的分析 |
| 第三节 美国在网络股泡沫破裂前的相关政策 |
| 一、消除赤字的财政政策 |
| 二、美联储的中性货币政策 |
| 三、克林顿政府的科技政策 |
| 第四节 泡沫破裂前相关政策的比较分析 |
| 一、泡沫的可持续性与调控问题:一般分析 |
| 二、对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相关政策的评价与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相关政策比较:泡沫破裂后 |
| 第一节 日本泡沫破裂后的政策思路与相关措施 |
| 一、低估泡沫崩溃的影响与后果 |
| 二、相关体制的配套改革 |
| 三、政策连贯性问题 |
| 四、低利率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东南亚国家在泡沫破裂后的相关政策 |
| 一、IMF的救援: 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作用 |
| 二、金融系统正常功能的恢复 |
| 第三节 美国泡沫破裂后的降息政策与相关实证分析 |
| 一、美联储频繁降息 |
| 二、对美联储降息效果的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泡沫破裂后相关政策的比较分析 |
| 一、泡沫破裂后应该如何应对:一般分析 |
| 二、对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相关政策的评价与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泡沫问题分析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泡沫问题 |
| 一、我国房地产领域中的泡沫现象 |
| 二、我国股市发展中的泡沫问题 |
| 三、对我国经济发展中泡沫问题的解释与思考 |
| 第二节 国际经验与教训的启示及相关建议 |
| 一、国际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
| 二、对我国防范与调控泡沫问题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1 日本货币供应量、六大都市圈地价(1984-2003) |
| 附表2 日本隔夜拆借利率与名义GDP(1985-2003) |
| 附表3 日本公司破产数及变化率(1984-2003) |
| 后记 |
四、试析美国新经济衰退的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2]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D]. 宋芳. 南京大学, 2020(04)
- [3]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日美同盟因素研究（1951—1978）[D]. 李文文.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2)
- [4]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D]. 刘思源.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6)
-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6]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D]. 邵阳子. 河南大学, 2019(05)
- [7]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美国经济的认知：2001-2016年[D]. 李城熠. 厦门大学, 2017(08)
- [8]信息技术产业与美国新经济[D]. 侯集体. 山东师范大学, 2007(04)
- [9]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泡沫的比较研究[D]. 黄成业. 复旦大学, 2006(02)
- [10]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美国新经济的研究[J]. 张玉芳,毛锐. 历史教学, 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