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约束及政策取向(论文文献综述)
黄晋生[1](2021)在《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在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由消除收入贫困为核心的绝对贫困转向治理以多维贫困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教育在治理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具有长期性作用,党中央与国务院也多次下文对教育扶贫的积极意义做出肯定。进入后脱贫时代,科学评价过去一段时期教育扶贫的政策绩效对后续的政策调整意义重大,也是深度挖掘教育扶贫之功能价值的现实要求。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管理学与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新疆特殊区情,从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基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了研究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阐明了主要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进一步对能力贫困理论、贫困代际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3E”绩效评价理论系统梳理,并对贫困、教育扶贫、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为研究框架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在研究内容的主体部分,首先对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概述,系统阐释了新疆的基本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进一步通过对教育扶贫的价值、绩效评价原则与评价指标内在关联的辨析,确定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从家庭与县域层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水平进行测度,从静态与动态双重视角呈现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现实表征及区域差异。其次,基于“3E+S”绩效评价准则,围绕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综合评价,一是从人力资本的基本价值论断出发,基于资源投入视角,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模型与分位数回归对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政策效果的动态约束与边际收益特征,客观呈现教育扶贫政策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二是从资源稀缺性视角出发,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通过控制其他扶贫政策对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实现对教育扶贫政策效率水平净值的测算,从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角度为政策效率变化寻求合理的解释机制。三是基于差异测度理念分析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方法,构建以资源投入为基准,多维贫困水平为权重依据的测算公式,从南北疆及地州市层面讨论教育扶贫政策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公平性问题,根据县域资源供给规模与贫困水平的匹配程度,判断政策资源配置的公平与否,围绕政策目标的基本要义,对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四是从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出发,构建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四要素的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评价模型,基于新疆深度贫困地区11616户家庭调研数据,验证满意度评价模型的有效性,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分析不同贫困程度家庭对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情况。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提出政策优化建议与不足之处。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新疆的温饱问题已经全面解决,但是多维贫困问题并未根除。第二,从多年以来教育投入与脱贫进度的动态关系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脱贫成效显着,并且表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短期效益与动态约束并存的特征,在前期综合扶贫效果偏弱的情况下,当期的教育投入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扶贫效应,充分发挥了其在阻贫、抑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全疆层面的教育扶贫政策效果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随着综合扶贫效果的提升,教育扶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先增后减趋势。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北疆的贫困县,而在经济基础条件较弱的南疆地区,教育扶贫政策不仅在静态层面显着促进了地方脱贫,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减贫效应,教育减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第三,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政策效率呈现出减弱趋势与区域差异并存的特征。规模效率不足是导致总体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而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抑制了效率衰退,即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扭转效率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需要从更加长远的角度审视教育扶贫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才供给及拔出穷根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四,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实现了总体公平,存在明显的拐点特征,教育扶贫资源总体上在向多维贫困程度更深的地区倾斜。相对于全疆的贫困县而言,教育资源在区域内部的配置差异是导致扶贫政策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差异的持续扩大也制约着政策公平性的提升;这一现象在南北疆与地州层面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性;相对于财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师资力量在贫困县及地区间的分配更加公平。第五,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居民对教育扶贫政策有着较高的满意度评价,这一现象在不同贫困程度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地区间及不同健康状态的群体对政策满意度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整体上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推行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符合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瞿连贵[2](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指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何鹏[4](2021)在《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文化扶贫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与人类发展始终相伴的话题。为摆脱贫困,人们致力于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多角度探讨贫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扶贫实践经历萌芽—起步—探索—推进—深化发展历程,一系列文化建设工程和扶贫开发项目的持续实施推进,各级政府、社会主体、市场力量广泛参与文化扶贫,我国极度贫困人口迅速下降。然而,在中国农村特定的场域,文化因素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结构、经济基础、社会构成等,导致了多重要素并存、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构性”贫困。应对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交错,物质贫困和文化贫困并存,贫困代际传递凸显等深度贫困问题成为文化扶贫的题中之义。同时,贫困地区文化扶贫面临诸多挑战,如何通过文化扶贫手段消除贫困也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贫困与文化扶贫的学理阐释,在梳理文化扶贫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文化扶贫实践进行中外考察,探究文化扶贫适用的特定场域环境,借助典型贫困地区文化扶贫实证考察,探究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结构性问题,探索进一步优化完善现有文化扶贫政策路径,为进入新时期的文化扶贫工作提供有益尝试与现实参考。在理论层面,本文重点关注文化扶贫的学理阐释、理论基础和政策适用场域研究。在文化扶贫的学理阐释方面,对照贫困概念的经济学阐释,在梳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收入(消费)贫困与能力贫困和贫困地区的内涵基础上,对贫困概念进行文化学阐释,重点关注“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概念辨析,论证了“文化贫困乃经济贫困之根源”等核心命题。在文化扶贫的基础理论方面,尝试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文化扶贫进行阐释,明确了文化扶贫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公共性,具备制度变迁特征,具有典型的空间适用特征等。总结文化扶贫“扶智说”“扶志说”与“文化精准扶贫说”三类的政策界说,阐述文化扶贫可以治愚、可以消除贫困文化和可以协同经济扶贫等政策功能。借助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域外反贫困理论,重点分析了贫困文化理论的兴起、融合以及在中国的泊入与发展等基础问题,建立起文化扶贫研究的一个分析框架。在文化扶贫适用方面,归纳出贫困地区的类型,描绘出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安贫守旧的人生观、物化功利的价值观、闲暇无意义的时间观、非理性的“面子”消费观等贫困文化图景,及其呈现出来的亚文化体结构化、贫困文化遗传性、贫困要素体系化等文化特征,明晰了贫困文化“从个体到群体”与“从群体到个体”的浸渍作用机理。在实践层面,本文通过考察国外文化扶贫的价值取向与政策措施,总结我国建国以来文化扶贫实践“文化教化与动员—经济扶贫的辅助—文化扶贫探索起步—文化扶贫多元融合”的发展阶段,厘清中国文化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聚焦贫困地区作为文化扶贫的特定研究场域,分析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困境和现行文化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1)城镇化趋势与乡村文化重建之空间对接难题;(2)格式化文化供给与差序化文化需求之协同难题;(3)文化输入压力与内生性文化脱贫动力之匹配难题。选取湖北省黄冈市为样本,从公共政策视角对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进行实证考察,总结黄冈在文化生产能力、供给能力、保障能力和发展动能等方面面临的困境,探索以文化扶贫助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助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两类政策路径。总结黄冈文化扶贫案例的特色与经验,并从中提取可供复制的政策价值启示。全文对文化扶贫作出以下基本判断:(1)文化因素是造成贫困长期存在的重要根源;(2)文化扶贫是相对贫困时期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3)贫困地区是相对贫困时期文化扶贫的主战场;(4)文化扶贫政策必须推动文化和经济协同发力。新时期优化文化扶贫政策必须进一步推动文化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形成文化扶贫与经济扶贫、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总体策略。
苏瑞珍[5](2020)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机理及政策效果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一项应对疾病风险冲击的制度安排,医疗保障制度从两个方面发挥减贫效应,一是提供财务保护,避免或减少因医疗费用支出而陷入贫困,二是促进医疗服务利用,避免或减少因健康人力资本损害而陷入贫困,因此,发挥减贫效应是医疗保障制度的内在功能。2003年以来,我国已经建立起了政府主导型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模式,农村地区已被普惠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特惠性医疗救助制度所覆盖。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医疗救助的三重保障制度安排,在减轻农村居民就医费用负担、改善健康、增进福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良好的减贫效应。进一步增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效应,不仅是当前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托底保障之一,同时也是2020年后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减贫战略转向、健康中国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所必须依赖的重要制度路径之一。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减贫的路径和方式面临可持续困境。一是资源约束下通过提高制度保障水平增强普惠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减贫效应的实现路径面临边际效应递减困境。二是特惠性医疗救助制度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济贫效应,但是也面临补偿水平提升困境。三是对贫困人口的倾斜政策有利于改善医疗保障制度的亲贫性,但是也产生了“悬崖效应”,引致新的社会不公平和社会矛盾。基于此,首先,本文在分析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机理的基础上,界定了我国农村不同层次医疗保障制度在减贫中的功能定位,并阐述了发挥减贫效应的传导机制。其次,基于功能定位及传导机制,分别对减贫目标下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评估分析。再次,在分析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国际经验借鉴基础上,提出了增强减贫效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包括:第一章阐述了研究背景、意义,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的目标、思路、方法及内容,指出了研究重点、难点以及可能的创新和不足,认为深入研究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效应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第二章是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的理论分析。首先,从历史视野下的贫困研究和新时代我国减贫战略的转向两个方面,分析了增强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的背景。其次,阐述了医疗保障减贫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国家干预的再分配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健康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并指出这些理论的启示意义。再次,从内在机理、亲贫性及基本依据、逻辑动因、制度条件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的一般机理。最后,从功能定位和传导机制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机理。一是界定了不同层次医疗保障制度在减贫中的功能定位,认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应在改善亲贫性中增强减贫效应,医疗救助在减贫中应发挥“平整竞技场”保障效应和托底保障效应。二是分析了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济贫”和“防贫”机制。第三章是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减贫实现路径及政策效果分析。一是在阐释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基础上,分析了其在农村减贫中的重要贡献。二是深入阐述了社会医疗保险发挥减贫效应的再分配实现路径,提出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要在改善亲贫性中增强减贫效应的观点,并运用实证方法评估了制度变迁下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亲贫性改善,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中亲贫性趋恶化,筹资和偿付环节都加剧了逆向再分配,不利于推进公平减贫,而农村医疗救助并未发挥有效的“平整竞技场”效应。三是利用CFPS(2016)数据测算了减贫目标下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缺口,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中的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并未有效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但是降低了非低收入群体的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而且社会医疗保险补偿后,农村低收入家户的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依然高达30%到50%,比非低收入家户高10到20个百分点。第四章是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减贫实现路径及政策效果分析。一是分析了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减贫效应不断增强的实现路径。二是基于减贫目标实证评估了我国农村医疗救助的减贫效果。结果显示,减贫目标下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对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的覆盖缺口率分别高达58.02%和47.66%,而总体保障水平远未到实现减贫目标的保障需求,即减贫目标下应该有80.46%的医疗救助农村家户获得的医疗救助补偿资金占家户自付医疗费用支出的比重应在60%以上,而实际上只有19.75%的医疗救助农村家户在这一比重范围内。三是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村家户医疗救助需求的因素,指出实际救助对象识别中可能存在问题。四是测算了减贫目标下农村医疗救助的资金需求规模。测算结果显示,以2016年为例,减贫目标下全国低保户需要医疗救助资金805亿元、低保边缘户需要446亿元、因病致贫户需要1000亿元,如果把医疗救助支出占政府医疗保障财政支出比由当前的5%提高到10%,则可以实现对低保户的充分保障。第五章从医疗资源非均衡配置导致的医保利用困境、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逆向收入再分配困境、农村医疗救助的补偿不足及结构性困境、农村补充医疗保障制度的充足性发展困境以及不同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困境五个方面分析了增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的现实困境。第六章基于医疗保障制度模式,深入分析了典型国家医疗保障发挥减贫效应的制度特征,并总结出经验教训和方法启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增强医疗保障制度的筹资累进性、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倾斜力度、提高初级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以及改善医疗保障制度治理水平。第七章从明确减贫功能定位,增强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协同效应;统筹医疗卫生与医疗保障改革发展,助力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改善社会医疗保险的亲贫性,增强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加大救助资金投入并优化结构,增强医疗救助的托底保障功能;发展补充性医疗保障制度,壮大农村医疗保障减贫力量五个方面提出具体政策建议,以增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效应。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安排,创新性地梳理和探索了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机理,分析了医疗保障制度“济贫”和“防贫”的功能差异及其不同传导机制,并尝试拓宽医疗保障减贫效应的研究视域。论文通过对当前基于灾难性医疗支出设计的农村医保制度所做的评估,发现现行农村医疗保障的减贫效应对低收入群体是不敏感的,可能存在对低收入群体的挤出现象,即减贫有限、亲贫不足。因此,引入医疗保障的“亲贫”概念,建议把改善亲贫性作为医疗保障制度优化的方向,以实现惠及更广泛群体的防贫减贫目标。第二,提出社会医疗保险要在改善亲贫性中增强减贫效应。本研究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存在逆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因此仅具有“涓滴”减贫效应。应把改善亲贫性作为增强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减贫效应的实现路径,并据此对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评估。第三,基于减贫目标,利用微观数据对农村医疗救助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评估。本研究利用CFPS(2016)数据,对充分减贫目标下我国农村医疗救助的覆盖缺口、保障水平、资金需求规模进行了测算,并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村家户医疗救助需求的因素,特别是从政府医疗救助支出与政府医疗保障支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并未体现出良好亲贫性的观点。
叶善青[6](2020)在《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减贫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现实问题。2020年我国即将打赢的脱贫攻坚战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资源短缺约束加剧,我国的贫困和扶贫实践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传统的以制度改革、开发战略为主的扶贫成效开始放缓;过度的扶贫开发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益凸显;现行标准下脱贫人口获得资源相对困难;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和疫病交织而导致的返贫现象增多;传统的“开发式扶贫”与近年的“精准扶贫”在基层实践中逐步呈现出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丰富的物质生活需求对传统的开发扶贫、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要求等。以上这些都亟需我们寻求一条新的扶贫途径。顺应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理论和实证方法,将减贫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应走因地制宜、低碳循环、持久效率、包容发展的精准生态扶贫新路,力求为处于脱贫攻坚决胜期的当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我国如何推进扶贫事业提供一种新思路。论文立足于我国传统开发扶贫实践和2020年脱贫攻坚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剖析了我国开展精准生态扶贫的现实动因及具备的条件;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与综合分析、共性分析与特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证了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存在的交互影响关系;探析了生态贫困类型、成因、辨识方法以及精准生态扶贫的作用机理,揭示了生态贫困存在“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等四种主要类型,从新的角度为精准化识别扶贫对象提供了靶向引导,也为精准生态扶贫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论文在分析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现有探索成效和存在问题以及借鉴国外开展针对性生态减贫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精准生态扶贫的理论框架,设计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生态扶贫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并提出了基于资源禀赋开展针对性、差异化的生态扶贫措施建议,以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开展减贫与生态保护服务。精准生态扶贫战略的提出,是现有精准扶贫实践和传统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其现实依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生态贫困问题的存在,理论基础在于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价值取向在于创新包容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是基于资源禀赋生态治贫发展,基本要求在于通过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要素保障,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力量消除生态贫困地区人与生态环境不良关系,实现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同,根本目标在于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推动生态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享有美好生活。
顾天翊[7](2019)在《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理论、现实与经验证据》文中研究指明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很好地处理了贫困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中国已将贫困发生率控制在1.7%的水平,成为贫困减缓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但随着贫困人口结构与特征的变化,中国剩余农村贫困人口的扶贫难度日益加剧,传统扶贫方式遇到较大挑战。自2014年开始,作为精准扶贫战略下重要扶贫方式的产业扶贫,由于其扶贫资源配置效率高、扶贫对象精准锁定能力强、扶贫成效长期稳定等优势逐渐成为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扶贫方式。产业扶贫依托于“产业+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培养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与能力的方式来实现贫困人口生产能力的提高。由于该模式的特殊定位与联结机制,使其同时受“扶贫”与“发展”的双重目标约束。而多重目标约束既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政策设计难度,也增加了产业扶贫政策的执行难度。仅就政策设计而言,政府如何进行扶贫产业选择,政策扶持与金融扶持方式何如推进,产业主体与贫困户主体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等方面均缺乏可借鉴的,透明度高、程序公正、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实践模式。因此,在决胜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如何提升产业扶贫的发展效率,增强以扶贫产业为引领的贫困地区的生产能力,成为新形势下推动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性课题。鉴于此,本文结合产业扶贫的政策设计思路与运行机制,将扶贫产业的“益贫性”与“效益性”目标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多种实证分析工具论证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影响机制、扶贫实现效应与实现路径。以期为构建具有共赢特征的扶贫产业发展体系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首先,本文结合我国扶贫策略演进的阶段性特征与策略演化进程,从政策形成、基本模式、政策优势与政策特征等维度论证了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并基于空间面板模型以及CLSD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扶贫所构建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实现贫困人口增收方面是否具有合理性。结论表明,产业扶贫通过强化资产专用性、构建多元化的监管体系以及产业优势与资本积累的有效结合,保证了贫困个体稳定增收机制的形成并加速了贫困人口向产业循环的纳入。因此该贫政策能够产生较好的贫困摆脱效应,这为我国产业扶贫政策的政策合理性与逻辑正当性提供了现实证据。但在实践中由于扶贫产业选择的两难、具有内在产业偏好的贫困户对扶贫产业的排斥以及精英捕获等因素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扶贫产业合理选择的难度,同时也降低了产业扶贫的成效。其次,本文重点分析了产业扶贫的减贫机理及实际的贫困摆脱效应。在理论层面,本文通过构建涵盖政府、合作社以及贫困户的微观福利均衡模型,论证了产业扶贫的短期福利效应相对弱于贫困户个人信用贷款模式,但只要政府提供的物质资本与贫困户产业禀赋间对接程度较高,且合作社的产业能够适度覆盖贫困户产业,产业扶贫则具有更好地长期福利实现效应。而一般性的贫困户个人信用贷款扶贫模式,虽然存在更强的短期福利增进,且完全自主的再生产选择模式能够给予贫困户产业选择的自由度,避免政府不当干预与产业选择失误的影响。但这一扶贫模式实现持续性稳定增收能力相对不足,也难以形成贫困户再生产的内生资本积累机制,因此无法保证减贫效应的长期实现。在实证层面上,本文以我国六个扶贫改革试验区为实验样本,基于准自然实验的DID模型对产业扶贫的现实减贫效应进行了检验。结论表明相对于一般性的基于贫困个体的小额信用贷款,基于扶贫产业为对象的专项金融资本扶持确实能够通过推动贫困人口向社会产业大循环的纳入,实现贫困人口的内生增收路径的形成。扶贫产业表现出更好的收入增长效应与贫困摆脱效应。但受制于贫困人口发展产业的“市场禀赋不足”,扶贫产业的发展也存在供给结构失衡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产业扶贫中扶贫产业专项信贷投放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典型的边际递减特征。再次,考虑到产业扶贫的“益贫性”与“效益性”双重目标约束特征,本文通过“政府-产业主体-贫困户”的主体演化博弈分析,基于主体偏好的差异性论证了产业扶贫中目标冲突的影响。分析发现,政府对产业扶贫的资本支持强度对扶贫产业现实发展,存在典型的信号示范效应。政府扶贫投入的增加,既能强化产业主体的收益预期,从而激励更多产业的参与,同时也能够吸纳更多的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协同体”,进而实现内生增收渠道的形成。但产业扶贫实施的福利衍生效应与“搭便车”收益的增加,也导致了贫困户个体“拖延行动”的产生。更进一步,本文在分析产业扶贫“益贫性”与“效益性”的双重目标约束基础上,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扶贫产业效率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扶贫产业发展由于强调“益贫性”职能确实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率。其中,扶贫压力低的省份的扶贫产业具有更高的“效益性”特征,因此该类省份更需要扶贫产业发挥“益贫性”功能,进而提高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高扶贫压力地区,扶贫产业存在较大的效率损失。这是产业基础、市场环境、贫困人口产业能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说明我国扶贫产业选择的精准性及合理性依然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对扶贫产业经济效率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高扶贫压力省份受限于较低的产业经济效率、资本与市场积累能力不足以及资本稀缺性限制较强等因素的影响,产业扶贫的重点应在提供具有稳定预期的、持续性的扶贫资本供给;而低扶贫压力省份由于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与市场环境,因此产业扶贫的重点应更多地将政策重心向扶贫产业的服务性支持转型。最后,基于平衡优化产业扶贫“益贫性”与“效率性”的双重政策目标,本文对产业扶贫实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如何提升扶贫产业选择精准性、优化与创新扶贫产业金融支持模式、厘清政府定位、强化产业扶贫的利益联结机制、理顺与完善扶贫产业参与主体的利益保证机制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是基于一个均衡福利分析框架,论证了产业扶贫的减贫机制,考察了产业扶贫与信用贷款扶贫模式的内在减贫差异;二是基于演化博弈模型,在考虑搭便车收益基础上,分析了产业扶贫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偏好及稳定策略的形成机制;三是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思路,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在数据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实现了对产业扶贫贫困摆脱效应的实证考察。
杨芳[8](2019)在《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小农户始终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经营单位,但要素供需不平衡、生产条件不完善、制度配给不充分,使得小农经济基础依然薄弱。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关系”作为中国社会格局的核心模式(费孝通,1948;梁漱溟,1949),与市场机制共同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何清涟,1998;Allen et al.,2005),从而有助于改善小农户的生产决策,加快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事实上,“关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被称为“社会网络”,是中国社会“人情-面子”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资源配置的一个特殊媒介。无论是基于农业生产上的共恰互助,还是地理上的不可分割,亦或是基于文化传统上的传承共融,在既定社会环境下,农户家庭均形成了以血缘、旧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网络关系。然而,改革开放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和职业转换,催生出的以业缘、新地缘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网络,并包含了丰富的异质性社会资源。在社会网络分化过程中,农户资源获取和整合能力不断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和改善。特别是在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农地“三权分置”大大提高了土地要素流动性,为农户农业生产决策提供了基础性的要素支持,进而改变其他生产要素匹配状况,促使农户生产决策发生变动。在市场深化改革背景下,探讨社会网络(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和生产决策中的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在厘清“农户”“社会网络”“农户生产决策”等概念的基础上,以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网络理论、农户行为理论等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逻辑思辨分析、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立足于转型时期农户社会网络的动态分化特征,重点在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土地要素配置(农地流转)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物质资本投入(流动性要素投入和固定要素投入)和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关注了受要素配置约束较为明显的种植决策问题。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转型时期社会网络对反映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要素投入决策和反映“粮食安全”的农户种植决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是怎样的?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农业生产要素——土地,是如何在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要素投入决策和种植决策)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的?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安排包括:(1)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测度。农户、社会网络、农地流转和农户生产决策作为本文特定的研究对象,对其内涵、外延、边界的准确把握,是本文的逻辑起点;(2)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和农户生产决策事实特征描述。对农户社会网络和生产决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是展现研究问题宏观现象的重要方式。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农户农地流转和农户生产决策的事实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初步探究各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挖掘现实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为统计推断和实证研究提供客观的现实依据;(3)社会网络对要素投入决策的影响研究。其一,农户农业生产决策是各生产要素联合匹配的结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农户改变生产经营规模奠定了制度基础,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缺乏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其投入决策具有特殊性。因此,首先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机制,并使用微观数据予以验证。其二,在土地要素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社会网络对物质资本投入(生产性投资)和农业劳动力投入两个投入决策的影响;(4)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考虑,以及受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约束较为明显等特征,最后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此外,在微观数据的验证过程中,还尝试了从农户异质性、区域差异性等维度进行了分析;(5)优化农户生产决策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研究。在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要素投入决策和种植决策)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基础上,以改善农户农业生产决策为目标,从加强城乡要素流动性、改进农户社会网络关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提高农户家庭经营能力等方面,构建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相融合的政策支持体系。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迁,并呈现出传统封闭和现代开放的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是“乡土性”的,起源于农业社会。“差序格局”是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特点,表现出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疏远近的传统社会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城乡要素的流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整体上表现出了分化特征,从区域层面看,沿海工业化村庄和华南宗族型村庄仍具有较强的内聚力,而北方分裂型村庄和长江流域原子型村庄内聚力逐渐减弱,内部结构更加稀疏松散。与此同时,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趋势为农户社会网络分化提供了外部条件。(2)农户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对其生产决策的影响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总体上看,随着转型时期市场深化改革,新型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产生了显着的影响,而传统社会网络的影响逐渐弱化。原因在于新型社会网络能够为农户提供异质性资源(包括通过业缘和新地缘等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信息、技术,通过人际交往培养的生产经营能力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从而促进了农户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这与Granovetter提出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概念相似,前者拥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具有同质性,后者则相反。相对于传统社会网络,新型社会网络在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中发挥着更加显着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弱关系”假设(Granovetter,1973)。(3)传统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未产生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的农地流转效应显着。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市场化的渗透作用下农户社会网络开始分化,并表现出两极化特点,即传统社会网络的社会功能开始弱化,新型社会网络的社会功能逐渐强化。经验分析表明:总体上看,传统社会网络并未影响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而提供异质性信息和资源的新型社会网络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并表现出了农户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会弱化传统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出效应,而强化新型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出效应;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传统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入效应,而弱化新型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入效应。(4)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农户生产性投资水平有所提升。农户社会网络既有利于农户农业流动性要素投资,也有利于农户机械投资。随着农户土地规模的扩大,社会网络仍然对农户流动性要素投资有促进作用,但并未对农户农业机械投资产生调节作用,这一结论符合农业机械使用的现实情况:目前中国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机械作业主要来源于机械服务,而非机械购买(Yang et al.,2013;Zhang et al.,2017),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分工经济和农业服务外包的出现。另外,在不同的流动性投资阶段,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也有所不同,即在土地经营规模约束下,社会网络与农户流动性投资呈U型关系。但对农户的机械投资并未表现出这一特点,这与相对成熟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有关。(5)传统社会网络对农业劳动力投入未产生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明显促进了农业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力投入的代理变量选择和生产要素联合决策等原因,新型社会网络并未通过扩大劳动力约束边界而使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而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从区域层面看,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结果并未发生变化;而从作用程度看,东部地区新型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程度更大,中西部相对较小。由于农户土地规模调整幅度较小,并未发现土地转入在社会网络与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之间的调节效应,但土地转出在传统社会网络与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之间发生了中介效应。(6)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农户在总体上表现出了“离农”趋势。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既抑制了农户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也抑制了其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即农户社会网络的扩张及分化均导致了农户趋于摆脱传统种植业的发展趋势。从农户异质性看,传统社会网络抑制了纯农户的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并促使其倾向于“趋粮化”的种植结构;传统社会网络抑制了兼业户的经济作物种植决策,而新型社会网络既抑制了兼业户的粮食种植决策,也抑制了其经济种植决策。从区域差异性看,两类社会网络均抑制了粮食主产区的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并促使其倾向于“趋粮化”的种植结构;两类社会网络均抑制了粮食主销区的农户的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且新型社会网络促进了粮食主销区的农户的“非粮化”的种植结构。根据分析结果,农村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也符合转型时期小农的发展需求。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1)从小农户的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出发,考察了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对其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的影响,主要反映了市场深化改革背景下非正式制度在农户生产决策中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传统社会网络在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中并未发生显着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明显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而现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并不显着,其原因在于这些文献中采用了传统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来衡量农户社会网络。相较于已有研究,从社会网络分化角度去研究农户土地要素配置及其生产决策具有一定创新性;(2)使用因子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赋值方法构建了农户社会网络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对社会网络分化、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的界定,结合现有研究对社会网络度量指标的选择,在CFPS中分别选择代表亲缘和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网络异质性的变量对农户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进行量化。不仅弥补了社会网络度量单一性的缺陷,也体现了中国国情农情情境下农户社会网络特征,有助于丰富和拓展社会网络研究边界和研究范畴;(3)从社会网络资本属性的角度考察了小农户的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农户农业生产决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生产要素和新型生产要素的重新选择、匹配和组合,以往研究重点考察了社会网络对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某一种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而本文重点讨论了农村“熟人社会”和“契约社会”交织的社会格局下社会网络在动态分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有助于农户跨越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信息鸿沟”或“资源鸿沟”,改变了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路径,进而在这一问题的研究框架构建上表现出了创新性。
车若语[9](2019)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关键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不仅影响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还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就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来看,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无法独自应对城市生活带来的风险。受到制度层面的制约,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获得城市户籍,成为身份与职业割离的城市边缘群体,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及住房保障制度所暗含的排斥,也使农民工很难实现城市融合:受到资本层面的制约,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偏低,社会资本质量偏低,从而决定了他们很难通过就业来获得市民化的物质基础,很难融入城市社会以实现对城市生活与文化的价值认同;受到基础公共服务层面的制约,城市公共服务的户籍依据使农民工不能享有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受教育权利以及公共文化生活服务,公共服务的城市偏向阻碍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可见,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受到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影响,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以及接受职业培训的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农民工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加剧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难度;另一方面则源自城乡二元社会管理的制度性壁垒,将农民工群体阻隔在城市边缘。如果说农民工自身素质偏低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基本原因,那么制度层面的设计壁垒以及政策层面的城市偏向则是造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的根本原因。可见,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关键在于明确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部门所承担的责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了不断探索与调整。首先,制度方面:户籍制度方面,2014年,政府着力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创新人口管理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建立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这一改变,对于弱化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权益的歧视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央精神的引导下,全国各省份陆续出台相应的户籍改革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项权利和福利依然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偏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在社会保险等方面,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差距依然显着;劳动保障制度方面,2019年,政府进一步推进工资支付保障立法,力争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国家从制度和法律层面规范就业市场,消除就业歧视,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并未彻底消除;住房保障制度方面,我国住房制度经历了“出售公房”阶段(1978-1993年)、以权力下放为特点的住房商品化阶段(1994-2000年)、调控价格为手段的住房市场建设阶段(2001-2015年)以及还原住房功能的规范市场阶段(2016年至今)四个阶段,政府进一步落实十九大报告中对住房制度的要求,推动实现全民住有所居,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政府提供廉租房、公租房、已购政策性保障房等保障性住房比例较低,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依然严峻。其次,资本支持方面,政府不断提高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以及教育资金投入比重,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以及素质水平,这些举措对促进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市民化能力的提升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相关数据显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综合素质及职业技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基础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为保障和加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助力,然而农民工子女教育程度偏低、农民工城市文化生活单一的问题依旧存在,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综上,从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发展进程来看,受到政府制度设计、资本支持以及基础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制约,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依然任重道远。本文基于问题导向,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应该履行什么责任”这一科学问题,以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障碍为研究起点,提出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承担着最为重要的责任,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的科学论断,通过构建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政府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责任内容。具体地,本文以市民化以及政府责任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搭建起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其要点是将农民工问题视为一个持续发展的系统,而市民化是要达成的目标;重点是明晰政府责任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责任定位,讨论在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内容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责任。通过纵向的历史分析和横向的国家比较分析,构建政府责任体系。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概括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研究创新及不足。第二部分由第一章构成,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分别对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以及政府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详述市民化理论和政府责任理论,并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阐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构成要素。基于此,从理论层面分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定位,构建相对完整的政府责任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由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构成。第二章以历史视角分析在农民工市民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政府责任的履行状况,依据本文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阐述政府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而分析和概括政府责任履行的特点。第三章主要分析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履责情况,根据政府责任的理论框架深入阐释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滞后的表现,明确市民化进程滞后的原因在于政府责任的缺陷。第四章论述国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及启示,通过分析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四个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进程,归纳、总结各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获得政府履责的启示。第四部分由第五章、第六章与第七章构成,主要论述政府责任的体系。第五章论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价值选择,基于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阐明政府责任理念的转变;明确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履行政府责任所要实现的总体目标和应遵循的原则,形成政府责任的价值构图。第六章论述政府责任的优化与完善,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结合国外政府在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履责启示,从政府责任构成要素的三个方面阐述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各项内容。第七章论述政府责任的保障与实现,构建政府履责方式--政府责任评估--政府责任监督的责任体系。第五部分为结论。总结本文的基本观点,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孟溦蕾[10](2018)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着的新进展和新成就。但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就使得通过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而从整体上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综合素质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深入发展阶段追求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的宏观背景下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而上述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本症结就在于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和缺陷仍在持续发挥影响和效力所导致。因此,实现对上述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克服和有力消解,其根本途径就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哲学表述,其内在地包含经济生产方式﹙简称为经济方式﹚、政治生产方式﹙简称为政治方式﹚、文化生产方式﹙简称为文化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简称为社会方式﹚和生态生产方式﹙简称为生态方式﹚五个方面的内容。从社会哲学角度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展开研究,从理论层面来讲,旨在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角度科学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本质,深刻挖掘基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所体现的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系统架构以五位一体生产方式为既有逻辑前提和内在展开线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应具有的整体性逻辑体系,从而为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提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新基点。从实践层面来讲,目的在于对科学揭示和准确反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和重大意义、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和科学内涵、所呈现的新的特点、要求和趋势、所蕴涵的系统全面性深刻变革本质作出新的尝试和努力,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以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方式作出贡献和力量。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重新解读了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旨在提供本课题的理论研究背景并据此确定由理论推演到实践探索的具体现实路径。第二部分主要是从社会哲学角度出发,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程为基点,分别对作为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组成内容的经济方式之经济力与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方式之政治力与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化方式之文化力与文化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方式之社会力与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方式之生态力与生态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展开研究和探讨,旨在对呈现在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具体作用路径作出系统性架构。第三部分主要是从总体性角度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简要概述和总结。旨在以本文第二部分的具体展开论述为基础,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进行总体性概括和说明的基础上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约束及政策取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约束及政策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1)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贫困治理任务的调整 |
1.1.2 教育发展的脱贫动能 |
1.1.3 绩效评价的现实要求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目标、思路与内容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思路 |
1.4.3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贫困 |
2.1.2 教育扶贫 |
2.1.3 深度贫困地区 |
2.1.4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能力贫困理论 |
2.2.2 贫困代际理论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2.2.4 “3E”绩效评价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内涵及贫困现状 |
3.1 新疆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 |
3.1.1 新疆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概况 |
3.1.2 新疆经济社会环境的基本概况 |
3.1.3 新疆人口文化环境的基本概况 |
3.1.4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基本概况 |
3.2 新疆扶贫开发的历史演进 |
3.2.1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救济扶贫阶段 |
3.2.2 改革开放体制变革下的开发扶贫 |
3.2.3 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八七”扶贫 |
3.2.4 新世纪扶贫开发纲要阶段 |
3.2.5 新时代精准扶贫开发阶段 |
3.3 绩效评价的理论内涵 |
3.3.1 教育扶贫的价值分析 |
3.3.2 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
3.3.3 绩效评价指标的逻辑关系 |
3.4 新疆贫困问题现状调查分析 |
3.4.1 研究思路 |
3.4.2 家庭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3.4.3 县域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果评价 |
4.1 研究假设 |
4.2 研究设计 |
4.2.1 研究思路 |
4.2.2 研究方法 |
4.2.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4.3 实证分析过程 |
4.3.1 描述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4.3.2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4.3.3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4.3.4 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 |
4.3.5 分地区回归估计结果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评价 |
5.1 研究设计 |
5.1.1 研究思路 |
5.1.2 研究方法 |
5.1.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5.2 静态效率评价结果 |
5.2.1 静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5.2.2 静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5.2.3 规模报酬阶段的县域分布 |
5.3 动态效率评价结果 |
5.3.1 动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5.3.2 动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评价 |
6.1 研究设计 |
6.1.1 研究思路 |
6.1.2 研究方法 |
6.1.3 指标选取 |
6.2 公平性测度结果 |
6.2.1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总体差异及分解 |
6.2.2 县域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类型分析 |
6.3 公平性演变特征及原因分析 |
6.4 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辨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评价 |
7.1 评价模型的理论分析 |
7.2 研究设计 |
7.2.1 研究步骤与方法 |
7.2.2 问卷信息及数据来源 |
7.3 信效度检验 |
7.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
7.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7.3.3 模型恒等性检验 |
7.4 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测度结果 |
7.4.1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基本情况 |
7.4.2 不同贫困程度家庭的政策满意度 |
7.4.3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差异性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建议与不足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优化建议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8.3.1 研究不足 |
8.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作者简介 |
导师评阅表 |
(2)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提出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反贫困 |
二、职业教育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目标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步骤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一、理论框架 |
二、分析思路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一、调查目的 |
二、调查对象 |
三、调查工具 |
四、实施步骤 |
五、数据来源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后记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文化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的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框架 |
1.4 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1.4.2 研究的难点与不足 |
第2章 贫困与文化扶贫的学理阐释 |
2.1 贫困的经济学阐释 |
2.1.1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
2.1.2 收入(消费)贫困与能力贫困 |
2.1.3 贫困地区 |
2.2 贫困的文化学阐释 |
2.2.1 贫困文化 |
2.2.2 文化贫困 |
2.2.3 贫困文化与文化贫困 |
2.3 文化扶贫的政策学阐释 |
2.3.1 文化扶贫的公共政策属性 |
2.3.2 文化扶贫的政策界说 |
2.3.3 文化扶贫的政策功能 |
第3章 文化扶贫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
3.1 文化扶贫的理论基础 |
3.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 |
3.1.2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 |
3.1.3 域外的反贫困理论 |
3.2 贫困文化理论:文化扶贫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3.2.1 贫困文化理论的兴起:结构解释的式微 |
3.2.2 贫困文化理论的发展:文化适应过程的多重解释 |
3.2.3 贫困文化理论的融合:结构与文化的双重视角 |
3.2.4 贫困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泊入与发展 |
3.2.5 文化扶贫分析的基本框架 |
3.3 历史制度主义:文化扶贫的一个政策研究视角 |
3.3.1 历史制度主义发展脉络 |
3.3.2 历史制度主义现实应用 |
3.3.3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文化扶贫 |
第4章 文化扶贫实践的中外考察 |
4.1 中国文化扶贫实践的演变历程 |
4.1.1 文化教化与动员阶段(1949-1978) |
4.1.2 经济扶贫的辅助阶段(1978-2000) |
4.1.3 文化扶贫探索起步阶段(2001-2010) |
4.1.4 文化扶贫多元融合阶段(2011-2020) |
4.2 中国文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变迁 |
4.2.1 战略定位:从“漫灌式”文化扶贫到精准扶贫 |
4.2.2 路径选择:输血式文化扶贫到造血式文化扶贫 |
4.2.3 价值取向:从单纯扫盲活动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4.3 国外文化扶贫的价值取向与政策启示 |
4.3.1 扶贫先扶智——英美的教育扶贫 |
4.3.2 习性改造——法国的文化资本扶贫 |
4.3.3 情境再造——日韩的乡村振兴政策 |
4.3.4 国外文化扶贫实践述评 |
第5章 中国文化扶贫适用的特定场域 |
5.1 贫困地区的类型 |
5.2 贫困地区的文化困境 |
5.2.1 贫困地区的贫困文化表现 |
5.2.2 贫困地区的贫困文化特征 |
5.2.3 贫困文化的浸渍作用 |
5.3 贫困地区文化扶贫面临的问题 |
5.3.1 城镇化趋势与乡村文化重建之空间对接难题 |
5.3.2 格式化文化供给与差序化文化需求之协同难题 |
5.3.3 文化输入压力与内生性文化脱贫动力之匹配难题 |
第6章 公共政策视角下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实证考察 |
6.1 样本选择: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 |
6.1.1 样本基本概况 |
6.1.2 样本的主要特征 |
6.1.3 选择黄冈为样本的理由 |
6.2 黄冈的贫困文化表征 |
6.2.1 文化生产能力:文化品牌缺失与文化产业羸弱 |
6.2.2 文化供给能力:“内生型”与“外源型”双重匮乏 |
6.2.3 文化保障能力:“硬环境”和“软环境”普遍缺位 |
6.2.4 文化发展动能:人才规模不足与结构性失衡 |
6.3 黄冈策略:以文化扶贫助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6.3.1 “软硬兼施”:重建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 |
6.3.2 “优化环境”:强化文化政策与科技联合保障体系 |
6.3.3 “动能再造”:构建专业人才、民间精英、志愿者联动机制 |
6.4 黄冈路径:燕儿谷模式助推文旅融合发展 |
6.4.1 燕儿谷项目概括 |
6.4.2 燕儿谷模式的基本特色 |
6.4.3 燕儿谷模式的扶贫成效与样本效应 |
6.5 黄冈样本的特色与启示 |
6.5.1 黄冈样本的基本特色 |
6.5.2 黄冈样本的启示 |
第7章 文化扶贫的基本判断与政策优化 |
7.1 文化扶贫的基本判断 |
7.1.1 文化因素是造成贫困长期存在的重要根源 |
7.1.2 文化扶贫是相对贫困时期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
7.1.3 贫困地区是相对贫困时期文化扶贫的主战场 |
7.1.4 文化扶贫必须推动文化和经济协同发力 |
7.2 文化扶贫的政策优化 |
7.2.1 总体趋势:文化扶贫实践将向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深化演进 |
7.2.2 内容趋向:文化扶贫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
7.2.3 主体趋势: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发力 |
7.2.4 路径趋向:构建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多元统筹发展格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5)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机理及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价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2 研究现状评价 |
1.3 研究目标、思路、方法与内容 |
1.3.1 研究目标与思路 |
1.3.2 研究方法与内容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5.1 研究创新 |
1.5.2 研究不足 |
2.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的理论分析 |
2.1 医疗保障减贫效应研究的背景 |
2.1.1 历史视野下的贫困问题研究 |
2.1.2 新时代我国减贫战略的转向 |
2.2 医疗保障减贫效应研究的理论基础 |
2.2.1 国家干预的再分配理论 |
2.2.2 可行能力理论 |
2.2.3 健康人力资本理论 |
2.2.4 社会公平正义理论 |
2.3 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的一般机理分析 |
2.3.1 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的内在机理 |
2.3.2 医疗保障制度的亲贫性含义及基本依据 |
2.3.3 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的逻辑动因 |
2.3.4 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的制度条件 |
2.4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机理分析 |
2.4.1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的功能定位 |
2.4.2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的传导机制 |
3.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减贫实现路径及政策效果分析 |
3.1 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 |
3.1.1 “旧农合”的历史演进与制度特征 |
3.1.2 “新农合”的历史演进与制度特征 |
3.2 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减贫贡献 |
3.2.1 构建起了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的制度框架 |
3.2.2 整体上减轻了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负担 |
3.2.3 纵向上改善了农村弱势群体的医疗服务利用 |
3.3 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亲贫性及对减贫的影响 |
3.3.1 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减贫的再分配实现路径 |
3.3.2 实证评估的分析模型、方法与数据说明 |
3.3.3 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亲贫性评估与分析 |
3.4 减贫目标下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缺口评估 |
3.4.1 评估社会医疗保险保障缺口的必要性分析 |
3.4.2 评估社会医疗保险保障缺口的基本方法 |
3.4.3 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缺口分析 |
4.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减贫实现路径及政策效果分析 |
4.1 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减贫效应不断增强的实现路径 |
4.2 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减贫效果的实证评估分析 |
4.2.1 评估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减贫效应的方法 |
4.2.2 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减贫效果的评价 |
4.3 农村医疗救助需求的影响因素及适度资金规模 |
4.3.1 农村家户医疗救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
4.3.2 减贫目标下农村医疗救助的适度规模与资金缺口 |
5.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面临的现实困境 |
5.1 医疗资源非均衡配置导致的医保利用困境 |
5.2 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逆向收入再分配困境 |
5.3 农村医疗救助的补偿不足及结构性困境 |
5.3.1 农村医疗救助的补偿困境 |
5.3.2 农村医疗救助的结构困境 |
5.4 农村补充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充足性困境 |
5.5 不同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性困境 |
6.典型国家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分析及经验启示 |
6.1 美国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安排与效果评价 |
6.1.1 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情况 |
6.1.2 美国弱势群体的公共保险计划 |
6.1.3 美国医疗保障减贫的效果评价 |
6.2 印度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安排与现实困境 |
6.2.1 印度医疗卫生的基本情况 |
6.2.2 印度的医疗健康保险体系 |
6.2.3 印度医疗保障减贫的困境 |
6.3 欧洲部分国家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安排与评价 |
6.3.1 德国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安排 |
6.3.2 法国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安排 |
6.3.3 英国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安排 |
6.3.4 制度优势与现实困境 |
6.4 国外医疗保障减贫实践的经验启示 |
6.4.1 增强医疗保障的筹资累进性 |
6.4.2 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倾斜力度 |
6.4.3 提高初级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
6.4.4 改善医疗保障制度治理水平 |
7.增强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的政策建议 |
7.1 明确减贫功能定位,增强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协同效应 |
7.1.1 功能定位协同 |
7.1.2 保障项目协同 |
7.1.3 管理服务协同 |
7.2 统筹医疗卫生与医疗保障改革发展,助力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 |
7.2.1 加强医疗保障制度与其它基本卫生制度统筹 |
7.2.2 加强医疗保障制度与突发重大卫生事件统筹 |
7.2.3 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提高农村初级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
7.3 改善社会医疗保险的亲贫性,增强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 |
7.3.1 增强公共筹资累进性,改善筹资环节的亲贫性 |
7.3.2 强化医保利用公平性,改善偿付环节的亲贫性 |
7.4 加大救助资金投入并优化结构,增强医疗救助的托底保障功能 |
7.5 发展补充性医疗保障制度,壮大农村医疗保障减贫力量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的结构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一、结构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主要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一、贫困 |
二、减贫 |
三、生态贫困 |
四、精准生态扶贫 |
第二节 主要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 |
三、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第二章 精准生态扶贫问题的提出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脱贫攻坚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一、经济发展任务要求持续推进扶贫事业 |
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开发扶贫投入压力 |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要求深度贫困区脱贫加劲 |
四、社会结构分化需加大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传统开发扶贫方略的升级方向 |
一、弥补传统开发扶贫的不足 |
二、具备创新包容低碳发展新特质 |
三、优化现有扶贫模式和体系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 |
一、两者密切相关且具内在协同性 |
二、助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
四、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
第四节 精准生态扶贫已具备实施条件和机遇 |
一、生态扶贫战略理念日渐清晰 |
二、生态扶贫政策调整日趋到位 |
三、生态扶贫实施环境日臻完善 |
四、生态发展与生态减贫已成为国际共识 |
第三章 我国生态贫困的现实与理论考察 |
第一节 贫困状况与生态环境条件 |
一、当前我国贫困状况 |
二、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状况 |
第二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理论阐释 |
一、环境脆弱引发生态贫困论 |
二、生态贫困导致生态环境脆弱论 |
三、生态贫困和生态环境脆弱交互影响论 |
第三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实证分析 |
一、表现及特征比较 |
二、空间分布考察 |
三、耦合度评价 |
四、数据验证 |
第四节 生态贫困类型的划分 |
一、划分原则 |
二、划分依据 |
三、主要类型辨识 |
第五节 生态贫困主要类型的形成原因 |
一、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成因 |
二、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成因 |
三、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成因 |
四、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成因 |
第四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与实践探索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 |
一、生态环境内生变量化优化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目标 |
二、绿色投入产出动力机制的构建驱动了生态经济增长 |
三、扶贫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进程及成效 |
一、实践进展情况 |
二、典型实践案例 |
三、现有实践成效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障碍 |
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依然存在矛盾 |
二、产业资本增值和产业项目选择不能满足需求 |
三、市场要素、社会及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作用不足 |
四、生态贫困基本情况不精准 |
五、生态扶贫资源配置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
第五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国际经验启示 |
第一节 相关国家针对性生态扶贫举措 |
一、针对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 |
二、针对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 |
三、针对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 |
四、针对制度缺失性致贫型 |
第二节 国际针对性生态扶贫的基本经验 |
一、高效利用生态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
二、保障生态贫困人口发展权益 |
三、注重市场减贫与社会减贫作用 |
四、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对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的启示 |
一、精准生态扶贫成效获得应立足资源禀赋选择适宜模式 |
二、精准生态扶贫动力激发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三、精准生态扶贫区域协调要有统一的资源配置管理机构 |
四、精准生态扶贫有序实施重在制度的健全与保障 |
第六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战略导向 |
第一节 坚持生态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
一、促进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 |
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布局 |
三、坚持生态扶贫与新农村建设相衔接 |
第二节 立足资源禀赋发展与因人施策相结合 |
一、基于区域禀赋因地制宜发展 |
二、因应家庭差异分类帮扶 |
三、区分贫困个体不同施策 |
第三节 发挥市场机制与社会多方力量作用 |
一、突出发挥市场作用 |
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 |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第四节 完善生态扶贫制度设计和治理体系建设 |
一、优化顶层制度设计 |
二、科学搭建治理体系 |
三、创新精准运行机制 |
第七章 推进精准生态扶贫的措施建议 |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坚持“三生融合”,厚植生态资本 |
二、发展科技新能源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三、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四、推进劳动力转移,多举措提供就业机会 |
第二节 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 |
二、探索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渠道 |
三、优先发展生态服务业 |
四、深化发展现代化农业 |
五、积极发展特色禀赋产业 |
第三节 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全面推进废旧资源再生利用 |
二、发展资源互补或替代的产业 |
三、推进生态复建工程 |
四、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
五、加快新城镇、新农村建设 |
第四节 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
二、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三、完善精准生态扶贫模式 |
四、健全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
五、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7)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理论、现实与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安排 |
1.4 本研究的创新 |
第2章 理论与文献述评 |
2.1 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2.1.1 贫困 |
2.1.2 产业扶贫 |
2.1.3 金融扶贫 |
2.2 贫困理论与致贫原因的相关研究 |
2.2.1 恶性循环贫困论 |
2.2.2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
2.2.3 人力资本贫困理论 |
2.2.4 社会资本贫困论 |
2.3 反贫困理论及其进展 |
2.3.1 临近最小努力理论 |
2.3.2 二元经济结构论 |
2.3.3 益贫式增长理论 |
2.4 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的相关研究 |
2.4.1 财政扶贫的方式及其效应 |
2.4.2 金融扶贫的路径及减贫实现研究 |
2.4.3 产业扶贫的相关研究 |
2.5 理论与文献述评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产业扶贫的策略形成与制度逻辑 |
3.1 中国贫困人口特征分析 |
3.1.1 贫困人口区域分布 |
3.1.2 贫困人口规模变化 |
3.1.3 贫困人口的贫困特征 |
3.1.4 相对贫困成为现阶段贫困人口主要特征 |
3.2 中国扶贫实践与策略演变 |
3.2.1 扶贫工作整体推进思路的变迁 |
3.2.2 金融扶贫策略的历史演进 |
3.3 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 |
3.3.1 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 |
3.3.2 产业扶贫的制度优势 |
3.3.3 产业扶贫实践中暴露的问题 |
3.4 利益联结体与减贫实现:产业扶贫的制度合理性检验 |
3.4.1 研究设计 |
3.4.2 参数估计与检验 |
3.4.3 利益联结体与贫困减缓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产业扶贫的贫困摆脱效应分析 |
4.1 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逻辑 |
4.1.1 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路径 |
4.1.2 产业扶贫的减贫争议 |
4.2 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比较:一个数理框架 |
4.2.1 产业扶贫模型化的相关假定 |
4.2.2 贫困户主体的均衡福利分析 |
4.2.3 其他参与主体的均衡福利分析 |
4.3 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评估 |
4.3.1 研究思路与模型设计 |
4.3.2 样本与变量说明 |
4.3.3 参数估计与检验 |
4.3.4 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产业扶贫的“益贫性”与“效益性”分析 |
5.1 扶贫产业兼具益贫与效益的基础逻辑 |
5.1.1 扶贫产业“益贫性”与“效益性”的双重目标 |
5.1.2 扶贫产业盈利与扶贫的冲突 |
5.2 产业扶贫的益贫与效益: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 |
5.2.1 参与主体有限理性约束的施加 |
5.2.2 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静态博弈策略 |
5.2.3 产业主体、贫困户的演化博弈分析 |
5.3 扶贫产业的“效益性”评估 |
5.3.1 效率评估模型的选择 |
5.3.2 变量与样本说明 |
5.3.3 参数估计与模型诊断 |
5.4 扶贫产业经济效率决定的影响因素分析 |
5.4.1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5.4.2 参数估计与检验 |
5.4.3 扶贫产业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实现益贫与效益共赢的产业扶贫政策建议 |
6.1 产业视角:提升扶贫产业选择智慧 |
6.2 金融视角:优化产业扶贫金融支持策略 |
6.3 政府视角:厘清定位、提升产业管理能力 |
6.4 构建“共赢”式发展体系的针对性措施 |
6.4.1 优化扶贫产业发展环境、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
6.4.2 强化参与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产业扶贫质量 |
6.4.3 完善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利益保障机制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 |
7.1 全文的结论 |
7.2 不足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8)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选题价值及研究意义 |
1.2.1 选题价值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结构 |
1.3.1 研究目标 |
1.3.2 内容结构 |
1.4 分析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分析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可能创新及研究不足 |
1.5.1 可能创新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2.1 文献回顾 |
2.1.1 社会网络及相关研究 |
2.1.2 农地流转及相关研究 |
2.1.3 农户生产决策及相关研究 |
2.1.4 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的相关研究 |
2.1.5 现有文献述评 |
2.2 理论基础 |
2.2.1 社会网络理论 |
2.2.2 嵌入性理论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2.2.4 农地相关理论 |
2.3 现有研究和理论的启示 |
2.3.1 现有研究对本文的启示 |
2.3.2 现有理论对本文的启示 |
第3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 |
3.1 概念范畴 |
3.1.1 农户 |
3.1.2 社会网络 |
3.1.3 农地流转 |
3.1.4 农户生产决策 |
3.2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配置 |
3.2.1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获取 |
3.2.2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整合 |
3.2.3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
3.3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产决策 |
3.3.1 农户生产决策目标 |
3.3.2 土地转入与农户生产决策 |
3.3.3 土地转出与农户生产决策 |
3.4 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3.4.1 传统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3.4.3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总体分析框架 |
3.4.4 新型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农户社会网络分化与农户生产决策的事实特征 |
4.1 农户社会网络分化的事实特征 |
4.1.1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
4.1.2 中国农户社会网络的形成 |
4.1.3 中国农户社会网络的分化 |
4.2 农户要素投入决策的事实特征 |
4.2.1 农户农地流转的事实特征 |
4.2.2 农户生产性投资的事实特征 |
4.2.3 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事实特征 |
4.3 农户种植决策的事实特征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
5.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5.2 机理分析 |
5.3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5.3.1 数据来源 |
5.3.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5.3.3 模型选择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1 描述性统计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5.4.3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分析 |
5.4.4 基于经济发展和市场深化的分析 |
5.5 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 |
6.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6.2 机理分析 |
6.2.1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直接影响 |
6.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间接影响 |
6.3 数据来源、模型选取与变量说明 |
6.3.1 数据来源 |
6.3.2 模型选择与内生性处理 |
6.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6.4 基准回归分析 |
6.5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分析 |
6.5.1 农地流转的调节效应分析 |
6.5.2 农地流转的偏效应分析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影响研究 |
7.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7.2 机理分析 |
7.2.1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直接影响 |
7.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间接影响 |
7.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7.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7.3.2 模型选择与内生性处理 |
7.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7.4.2 区域差异分析 |
7.5 稳健性检验 |
7.5.1 倾向得分匹配法 |
7.5.2 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 |
7.6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 |
7.7 本章小结 |
第8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 |
8.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8.2 机理分析 |
8.2.1 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直接影响 |
8.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种植决策的间接影响 |
8.3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8.3.1 数据来源 |
8.3.2 模型构建 |
8.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8.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8.4.1 基准回归结果 |
8.4.2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分析 |
8.4.3 基于粮食生产的区域性分析 |
8.5 稳健性检验 |
8.6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分析 |
8.7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含义 |
9.2.1 加强农村非正式制度建设,提升小农户社会网络发展水平 |
9.2.2 健全农户生产要素配给体系,提升小农户生产要素配置水平 |
9.2.3 加快创新发展乡村产业体系,推进小农户传统生产方式转型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研究 |
(二)政府责任相关研究 |
(三)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政府责任相关研究 |
(四)研宄综述评述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及不足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一)农民工 |
(二)农民工市民化 |
(三)政府责任 |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基础 |
(二)政府责任的理论基础 |
三、分析框架的构建 |
(一)分析框架构建的依据 |
(二)分析框架的内容分析 |
第二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演化及特点 |
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及政府责任演化 |
(一)农民工显性化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78-1983年) |
(二)农民工就地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84-1988年) |
(三)农民工波动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89-1991年) |
(四)农民工异地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92-2000年) |
(五)农民工规范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2001-2012年) |
(六)农民工全面市民化阶段中的政府责任(2013年至今) |
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 |
(一)从严格控制到放松管制(1978-1988年) |
(二)从限制紧缩到合理引导(1989-2000年) |
(三)从城乡统筹向公平共享(2001年至今) |
第三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的表现原因及其政府责任的审视 |
一、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滞后的表现 |
(一)户籍人口市民化率与城镇化率存在统计差异 |
(二)农民工权益保障范围局限 |
(三)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显着 |
(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文化素质差异明显 |
(五)农民工政治权利保障缺失 |
二、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滞后的成因及政府责任的反思 |
(一)政府责任价值与政策导向偏见 |
(二)制度供给与制度设计固化 |
(三)组织支持与资本供给约束 |
(四)公共服务提供与基础服务匮乏 |
第四章 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及启示 |
一、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 |
(一)英国政府强制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二)美国市场主导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三)德国均衡发展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四)日本政府干预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二、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启示 |
(一)消除制度性障碍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农民工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 |
(三)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力保障 |
(四)注重教育与培训是提升农民工自身能力的有效措施 |
第五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价值选择 |
一、政府责任的理念转变 |
(一)从片面追求GDP发展向平等公正转变 |
(二)政府责任多元化与有效性的结合 |
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目标 |
(一)职业与地域转变的目标 |
(二)身份与生活方式转变的目标 |
(三)价值观念与自我发展的目标 |
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政府应遵循的原则 |
(一)平等与公正原则 |
(二)渐进与有序原则 |
(三)统筹与协调原则 |
第六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优化与完善 |
一、制度设计责任的革新 |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政府责任 |
(二)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政府责任 |
(三)劳动保障制度改革的政府责任 |
(四)健全住房保障体系的政府责任 |
(五)法律体系构建的政府责任 |
二、资本支持责任的提升 |
(一)人力资本供给的政府责任 |
(二)社会资本支持的政府责任 |
三、基础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完善 |
(一)提升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水平的政府责任 |
(二)完善农民工文化生活的政府责任 |
第七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保障与实现 |
一、政府履责方式的革新 |
(一)协商沟通:提升政府责任履行的有效性 |
(二)合作参与:提高政府责任履行的精准度 |
(三)公平补偿:体现政府责任履行的人本关怀 |
二、政府履责评估的构建 |
(一)政府责任评估的主体 |
(二)政府责任评估的内容 |
(三)政府责任评估的准则 |
(四)政府责任评估的结果 |
三、政府责任监督的完善 |
(一)行政问责制度 |
(二)司法问责制度 |
(三)社会问责制度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0)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论文创新点摘要 绪论 |
(一)论文选题依据及意义 |
1.选题的理论依据 |
2.选题的实践依据 |
3.选题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1.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2.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3.研究现状述评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 |
1.论文的研究方法 |
2.论文的创新之处 |
(四)论文的重点难点问题 |
(五)论文的基本思路 第一章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概述 |
第一节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
1.马克思关于全面生产理论和人类四生活论断 |
2.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观点 |
第二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理论基础 |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背景和概念内涵 |
2.马克思主义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第二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方式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力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技创新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城乡一体化发展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关系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产机制创新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分配制度完善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现代市场体系培育 |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消费政策调整 第三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方式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力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坚持党的领导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职能转变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关系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第四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方式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力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产业发展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创新建设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道德素质提升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关系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文化发展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和谐文化构建 第五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方式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力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民生建设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关系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公正建设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稳定创设 第六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方式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力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产业发展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文明建设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关系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消费转型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循环经济机制完善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环境保护制度调整 |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资源节约政策进步 第七章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互作用 |
第一节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 |
1.经济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性作用 |
2.政治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保证性作用 |
3.文化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导引性作用 |
4.社会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保障性作用 |
5.生态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性作用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促进作用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经济方式的创新性作用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政治方式的变革性作用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文化方式的推动性作用 |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社会方式的牵引性作用 |
5.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生态方式的促进性作用 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致谢 作者简介 |
四、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约束及政策取向(论文参考文献)
- [1]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D]. 黄晋生. 石河子大学, 2021(01)
- [2]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文化扶贫研究[D]. 何鹏. 武汉大学, 2021(02)
- [5]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机理及政策效果研究[D]. 苏瑞珍.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D]. 叶善青.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7]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理论、现实与经验证据[D]. 顾天翊. 吉林大学, 2019(02)
- [8]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D]. 杨芳. 西南大学, 2019(01)
- [9]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D]. 车若语.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9(08)
- [10]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D]. 孟溦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