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析续志经济部类的记述（论文文献综述）
谢玮[1]（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认为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谢太芳[2]（2018）在《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云南水利事业的兴办、发展,随着当时社会的变革,在唐继尧时期、龙云时期、卢汉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也编纂内容丰富、各具特点的工程相关文本。笔者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性质出发,旨在以纪载民国云南水利工程的民国水利工程文本、民国相关报刊、民国相关档案、民国水利专书和民国地方志及现代地方水利志中有关纪录为研究对象,考察民国云南水利文献各载体的记述特点。重点研究民国水利工程文本的特点,为学者研究云南水利提供参考资料,为当代政府治理提供参考。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民国时期云南水利资料述论,第二章民国时期云南主要的水利工程文本述论,第三章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微探。系统阐述各种文献的内容、体裁特点;论述社会情景、编纂群体对文本结构、内容纪载的影响,考察文本之间的关系,探讨文本内容的丰富性、时代性、专业性。通过讨论,笔者认为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文本纪载内容丰富,既有专业性水利知识,又有“业余性”水利纪载,包括相关章程、法规,地方掌故等;第二,文本编纂秉承纪录工程、以资传世的初衷,其中还涉及“勒石”课功传统以及编纂文本以资借鉴的初衷;第三,文本编纂思想发生变化,呈现由工程文本到水利专门志书发展的趋势;第四,文本集中体现民国云南水利科技的发展;第五,文本集中体现民国云南发展水利的视野:全国性的水利发展视野和发展省内公益事业的视野;第六,文本体现云南兴办水利事业的特色:政府极力倡导,民众积极响应、倾力支持。
颜小忠[3]（2017）在《试析地方志转型升级后方志学体系的门类结构及其内容》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论述了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后分析方志学体系门类结构及其内容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提出方志学的基本结构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三个门类组成,分析了方志基础理论学、方志编纂学、方志管理学、方志应用学的基本架构及其内容。
颜小忠[4]（2017）在《试析地方志转型升级后方志学体系的门类结构及其内容》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论述了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后分析方志学体系门类结构及其内容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提出方志学的基本结构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三个门类组成,分析了方志基础理论学、方志编纂学、方志管理学、方志应用学的基本架构及其内容。
孙蕴[5]（2017）在《明代书目研究》文中认为明代的书目编纂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书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是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必经阶段。明代书目编纂的成果较多、种类多样。明代的文渊阁、行人司、地方府学、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的藏书,大多编有藏书目录。各家私人藏书、藏书目的数量较之前代皆呈井喷式增长。史志书目方面,兼有国史目录、政书目录及数十种方志艺文志。又有经学、医学、戏曲、宗教等多种专科书目。又有公、私、坊刻书目、地方及个人着述书目、辨伪书目、引用书目等诸家特种书目。此外,尚有大量存世的序跋题记,可看做对书目解题的补充,亦是研究明代书目及作者的重要资料。明代书目于书目体例、着录内容、编纂方式上皆多有创新。其对四部分类法有继承、又有改进;在同一书目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设类依据;对书籍相关信息的着录既简要又灵活;不仅保存了前代书籍的线索,更载录了明代着述、刻板的具体情况;不仅着录了书籍信息,更着录有相关的学术思想。明代的书目编纂为后世的目录学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界各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不乏对明代目录学成果的参考利用,但专门针对这些成果的研究却寥寥可数,且多集中于对明代的某几部书目的研究,而对大多书目并未有所涉及。通过对明代的书目、明代的目录学家及目录学思想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探讨,通过分析、归纳的方法对其做出宏观的研究,对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而言都是必要的,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本论文将明代各家书目分为公藏、私藏、史志、专科、特种五部分,从论述目录学家的目录学事迹、清理书目的存佚与版本、探讨书目的形成、探讨书目的编纂体例、探讨书目的着录方法、分析书目的特色、评价书目的成就七个方面入手,对明代诸家书目进行逐一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论述明代的书目成果。引用书目在我国问世较早,于明代得到弘扬。本论文对这种特殊目录的产生、发展、类型、特点等做了大致论述,并简要进行举例分析。胡应麟是明代目录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本论文通过对《四部正讹》、《经籍会通》等目录学成果的分析,对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做了整体的探讨。各家书目之外,本论文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二种序跋着作为例,窥豹一斑,探讨了明人的序跋题记,认为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补充书目解题之未备的史料价值。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明代的书目编纂具有一定数量规模,且种类多样,形成了空前完整的目录学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相对前后各代书目而言,明代书目具有较为突出的主观性、灵活性、实用性特点。类目设置方面,明代的书目大多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束缚,采用了根据收录对象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类的方式,并往往在同一部书目内将多种分类依据综合并用。明代书目中不仅产生了藩府类、举业类、性理类等新的类目,且其对类书、丛书、释道等书籍的归置方式较之前代亦呈现出新的格局。其中将四书类与五经类并行设立的设类方式更是成为后世定例。着录内容方面,明代书目既有对前代书籍线索的保留,亦有对明代着述成果的载录。此外,又有《南雍志·经籍考》、《内板经书纪略》等兼记书、板,《南词叙录》兼记理论、作品,《曲品》兼及作者、作品等特殊着录内容的存在。明代书目虽少有解题,但往往以简要、灵活的方式着录相关信息。明代书目大多着录作者姓名、籍贯等,更有详记其生平者,具有重要的史料集志。如《录鬼簿续编》对罗贯中生平的记录,便是现今而言唯一可查的史料,极为珍贵。此外,以赵定宇、赵琦美等为代表的明代目录学家具有极高的版本意识,其书目中对版本项的着录极为丰富,直接启发了钱谦益、钱曾等人的版本学思想。明代书目的着录内容,是考求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着录方法方面,明代书目中首次出现了互着、别裁的着录方法,合并着录法、表格式着录法、千字文编号法等亦被多次运用,使得明代的书目编纂整体呈现出简明扼要的风格。明代书目普遍具有注重普查、方便检索的特征。统计收录、便于检索的工具性是书目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在明代首次得到了强调。自此以后,书目的工具性逐步为世人所重。统计完整、方便检索亦成为书目编纂的首要任务。书目的分类体系、着录内容、着录方法三方面,是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的直接反映。明代目录学家不拘常规、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的目录学思想,为四部分类法的成熟、完善提供了契机,也为当代目录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刘鹏[6]（2017）在《延续与革新：民国时期关中手工棉纺织业研究》文中认为关中地区渭河流域是我国北方最早引种棉花的区域之一。宋元以后,随着历代封建政府的政策性“推广”以及民间棉花栽培技术的传播,关中地区的植棉业逐渐兴盛起来,成为全国重要的产棉中心之一。植棉业的长期维持与繁盛,又为开展家庭手工棉纺织生产提供了充足而便利的原料。20世纪以降,在现代机器棉纺织业的冲击与排挤下,全国多数地区的传统手工棉纺织业或渐趋于“衰落”,或历经革新而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然而,直到30年代初,闭塞与落后的关中社会仍处于漫长的家庭手工纺织时代,农家基本自纺自织。乡村女子常常初习纺,继习织,及至成年已能掌握娴熟的纺织技术。尽管技术落后、生产效率极其低下,但对苦难中挣扎的关中小农来说,手工纺织又是他们简单维持生计、渡过灾荒、完纳赋税与各种摊派的重要保障。手工棉纺织业在关中能够长期延存有着深厚的综合性社会经济原因。然而,进入30年代以后,关中手工棉纺织业日益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境遇。首先,随着日军在东北的鲸吞蚕食以及全国乡村危机的蔓延,迫使我国东部地区棉纺织业转而向内地倾斜;日本纺织界在华掀起疯狂的跌价倾销政策;大动脉陇海铁路的通畅又便利了外来布匹的涌入。几股洪流的共同冲击,使本就技术“停滞”的关中手工棉纺织业出现了短暂的“生存危机”,有限的商品生产全面萎缩,自给性色彩增强。但危机往往也孕育着转机。抗战全面爆发,大后方棉纺织业出现了日益尖锐的供需矛盾,旺盛的市场需求以及高额的利润直接刺激着社会各界的投资热情;机器纱厂内迁使关中机纱市场逐渐兴起与壮大;为了保证稳定的军需补给,政府从制度安排、社会动员、技术服务等方面第一次楔入手工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之中,将蕴藏于民间的社会力量集聚起来,化零为整,维持艰难的抗战局面。正是在这难得发展契机中,关中地区绵延日久的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实现了转型与突破:经营方式更加多元化、织造技术实现重大革新、市场化与专业化色彩增强。关中手工棉纺织业在战时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但从长远来看,其不论在资本、技术、织机数、产销量,还是地域分布、从业人员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同时,也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民国时期关中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与革新,至少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评价。一方面,手工棉纺织业以危机为转机,顺势实现革新与锐变,符合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因为只有革新才能长存。另一方面,在特殊的战时环境下,关中手工棉纺织业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区域社会经济走向现代化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张世慧[7]（2016）在《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孕育与建立（1750-1935）》文中研究说明破产,是债务人全部资产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一种经济状况。唐以降历代王朝律令中对破产导致的债务违约问题有所规范,但实际司法审判中政府往往视为“细故”。18世纪中期,商业活动中新出现的破产案,打破了固有的债法体系,清政府开始通过增订律例的方式,规范商业活动中的破产案件。新增订的律例把部分商业活动中的破产案,从普通债务规范中分离出来,使破产案开始走出细故。19世纪中后期,主要通商口岸出现了严重的倒帐案,使以往集中于局部行业的破产问题扩展整个商业领域。相比清代前中期部分区域及行业的破产案,通商口岸爆发的倒帐案规模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秩序稳定。地方政府积极应对倒帐过程中,产生一系列处理破产案的举措。与此同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广泛频繁,域外破产法知识也开始传入中国。20世纪肇始,清政府开始转变对破产等钱债案的审理观念,破产案彻底走出了细故。新式商人团体——商会也积极介入到破产清理中,改变以往破产审理、分配过程中,商人的被动局面。清末经济风潮的爆发导致破产案频繁发生,在实践需求的刺激下,近代破产制度初现端倪。但在此期间成文破产法——《破产律》颁布后,引起社会各界争议,最终被迫夭折,也成为中国近代破产制度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挫折。民国建立后,成文破产法并未颁布,且由于纯泰破产案纠纷,《破产律》也正式被司法部废止。为弥补成文法建设的缺憾,大理院通过“判例”、“解释例”的形式,融合中西法律与习惯,对中国近代破产制度进行建构。同时,商业实践中,伴随着政体转型、司法改革建设全面展开,破产案审理更加法制化,清理程序日益规范,清偿方式进一步公平化。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成文破产法,民初商业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纷争。另外,民初商会还被赋予合法的商事公断权,商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破产纠纷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破产法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是重要法规,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破产法立法依赖于整体法制建设的完善,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破产法的立法工作并未提上立法日程。直到1934年,随着司法建设的完备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破产法立法才正式展开。1935年7月《破产法》的颁布,标志着统一的近代破产法在中国正式建立。从立法内容看,1935年《破产法》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破产法案,不仅吸纳域外破产法立法理论,也充分考虑到近代中国具体经济环境和社会习惯。但也不容忽视的是,该法案侧重维护社会秩序为出发点,对债权人权益保护存在诸多漏洞。综上所述,早期全球化开启了中国大转折时代,中国近代破产制度也随之开始孕育成长。总体看,在全球化、政治转型等制度环境变迁的影响下,商业活动中破产案的频繁发生,进而促使中国近代破产制度不断吸收、融合域外破产制度,最终建立了一部具有鲜明地中国特色,深受传统力量影响的近代破产法。
谷春侠,刘永强[8]（2014）在《2012年方志理论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撰写年度方志理论研究综述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工作,既是学术发展所需,也是方志学学科建设的助力所在,得到了方志界很多专家、学者的期待和关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将年度综述列为正在制订的《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将这项工作提上日程,本文即是对2012年方志理论研究状况的综合述评。2012年,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副省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所编方志期刊上刊载以及在其他公开出版发行的学
胡中升[9]（2014）在《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于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而言,治水活动十分重要。而作为中国重要水道的黄河,则夙以难治闻名于世,治黄遂成为中国历代治水的重要任务。近代以来,西方水利科技的传入,为黄河治理带来新的契机,使治黄思想、方略与手段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扮演了主要角色,其作为与作用值得检讨。鉴于黄河灾害频发,为有效开展治黄工作,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成立了黄委会,结束了清末以来黄河下游河防的分省治理体制。随着时局的发展及治黄任务的改变,黄委会大致经历了“初创”与“扩张与调整”两个阶段。作为一个近代水利机构,黄委会组织结构科层化的特点较为明显,委员会下依次设处、科等层级,各级部门职责清晰,分工明确。而委员会决策制和委员长执行制的相互结合,则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又能杜决而不行之弊,有利于工作绩效提升。委员长在黄委会中据有重要地位,不论是对该会的日常管理,还是对治黄事业的发展规划,都有重要权责。历任委员长均为治黄事业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此外,黄委会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作流程以及人事与财务管理制度,为该会的日常运行与业务开展提供了条件。黄委会在权限、人事与财务方面均受中央节制,又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其委员构成及会址确定都曾受到地方的影响,双方的行政博弈迹象明显。黄委会与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简称黄灾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及导淮委员会亦有密切联系。虽然黄灾会曾与黄委会发生工作冲突,但“华北水利”及“导淮”两委员会则与黄委会合作顺利,成效显着。黄委会不再仅凭经验治黄,而是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不再局限于整治黄河下游,而是着眼于整个黄河流域,坚持上中下游并重、干支流兼顾的方针。该会不仅在黄河堵口、修防等治标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而且不断探索黄河治本之策,诸如建立测量队、水文站、水位站,开展河道地形及水文测量,开展科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拟订各种专门及综合治本计划。该会还促成在德国举行治导黄河试验,并在中游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以期多管齐下,实现黄河的长治久安。在治理河患的同时,黄委会还致力于开发黄河水利事业。该会不仅关注与支持黄河下游的虹吸放淤工程,而且积极发展西北灌溉事业。为适应抗战及开发西北的需要,黄委会对黄河上游及其主要支流进行测勘,并对局部河道实施重点整治,以改善其通航条件。该会还勘查了黄河及其支流的水力资源,并拟订了一些发展黄河水利的计划,虽然未能付诸实施,却为此后的相关工作奠定了基础。黄委会对黄河标本兼治的各项探索,开辟了近代治黄的新趋向,将中国治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黄委会虽然不同于普通衙署,但毕竟也是国民政府的行政性机构之一,后者的相关决策与政令无疑都会影响黄委会的工作。经费不足制约着治黄事业的开展,政府不当人事任免也给黄委会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抗战时期,黄委会被纳入战时体制,成为配合政府对敌斗争的工具;战后,在花园口堵口活动中,黄委会成为国民党方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工程博弈的主要角色之一。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式微及终结,黄委会的历史使命也很快结束。
邵彦涛[10]（2014）在《国家与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文中研究说明边缘指的是与“中国中心”相对的边缘位置,边缘研究的意义在于,边缘的存在界定了中心的范围,描述边缘成为描述中心的一个方式。边缘不仅接受来自中心的权威限定,还可能反叛、甚至对抗这种权威。在一个国家内部,边缘的存在界定了国家的范围,边缘也构成了重新认识和发现国家的最好位置。国家介入边缘的过程,也即中心与边缘互动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广义的国家史。本文选取近代兰州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1872-1949年为历史的截面,并将之放置在“中国”观念变迁和西北政局演变的宏观层面上,针对边缘城市的空间格局、现代市政发展模式、经济发展动力和市民心态等问题,进行了层层剖析。我们认为兰州作为一个边缘城市,与中国核心地区复杂难辨的城市结构相比,其政治性、军事性、民族性更为突出,于空间格局上更接近中国人理想的空间构成,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礼制的要求,更是“中国”式的；近代兰州市政现代化的进程表明,国家力量在场的强弱与兰州市政发展的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是以兰州为代表的边缘地区获得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边缘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与中国中心地带不一致的特征,这种不一致,体现的是边缘社会与国家中心地带相比在发展步骤上的不一致、发展程度上的悬殊和发展能力上的孱弱,同时也说明了边缘社会的发展强烈依赖于国家中心地带的“反哺”、接济和帮助。国家中心地带的这种“反哺”、接济和帮助无疑体现了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同时它也要求边缘社会在“国家建构”和国家认同等意识形态功能方面予以“回报”；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将西北地区纳入直接统治的政治冲动与兰州乃至西北地区要求获得发展的经济冲动之间存在许多不谋而合之处。尽管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为近代兰州城市地位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来源,但是国家现代化的进展却导致了近代兰州更为严重的边缘化。近代兰州在国内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并未因为抗战时期的发展而得到多大的改变,反而在西南地区的快速大规模发展中更加相形见绌；在我国东西部区域差距逐渐扩大而兰州及西北地区严重边缘化之时,“兰州中心说”却开始出现并在抗战时期获得广泛认同。“兰州中心说”凸显了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平等和公民平等的理念,却又反衬了兰州所处的边缘化地位并凸显了这一观念背后所深藏的反抗边缘化的意蕴。这一学说的内在紧张和不协调,也预示着要真正实现民族国家建构中所倡导的无中心、平等的价值观,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国家构建所带来的边缘地位的提升与国家现代化所导致的愈益边缘化之间的冲突,不仅仅存在于近代兰州城市,而是能够代表整个边缘社会的基本特征。了解这一点,不仅是在整体上把握边缘社会的切入点,也是对国家与边缘之关系、推动边缘社会发展和实现区域平衡等问题进行全方位审视的一个重要入手。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国家力量的介入和引导是边缘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因和基本动力,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边缘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发展方向。而边缘社会和边缘人群不仅主动参与了国族概念的建构和国家建构的进程,还在实践中形成了对民族国家建构的行动反馈和知识再生产。“主动的边缘人”不仅积极认同中央权威以获取自身发展的合理资源,还在强调和树立自身“中心”、“中国”属性的同时,不断要求去除“边缘”的标签,实现与内地国人在身份和地位上的平等化。这也说明,在将边缘地区纳入“现代中国”政治版图的同时,还亟需完善二者之间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融合。
二、试析续志经济部类的记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续志经济部类的记述（论文提纲范文）
（1）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课题的来源 |
| 二、选题的依据和研究背景 |
|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以及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 |
| 第二节 该选题方向现状及发展动态的理论梳理 |
| 一、涉及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二、涉及近代全国范围或西北地区工业布局的研究成果 |
| 三、涉及交通条件变迁与西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成果 |
| 四、涉及西北地区具体地域民生设计及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五、其他相关方志及调研考察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工业化概念的运用限度与立论前提的确认 |
| 第四节 几点必要的说明 |
| 一、时间界定、地域范围界定 |
| 二、西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雏形 |
| 一、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二、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本质及初期形态 |
| 三、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呈现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萌芽走向——设计形式的不断碰撞 |
| 一、设计中传统手工业与局部工业化继替发展的轨迹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对工业化体制的构建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发展嬗变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中工业化萌芽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设计的多元萌生 |
| 二、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设计文化的继替发展与不断碰撞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1861-1894年) |
| 第一节 晚清洋务运动与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多元汇集 |
| 一、晚期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时代的新需求与旧有设计形式的交流转换与局限 |
| 三、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影响 |
| 第二节 晚清洋务运动促西北民生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嬗变 |
| 二、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三、工业化观念的发展 |
| 四、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的遗憾(洋务官商体制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变革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的(碰撞、选择)交融发展 |
| 二、西北地区民生产业的主体形式特点 |
| 三、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四、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瓶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1901-1911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综合与突破 |
| 一、“清末新政”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凸显 |
| 三、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对传统手工产业的继替与工业化的突破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适应性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演进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共融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必然原因——对地域特征的适应性 |
| 四、各方力量在西北地区工业化中的作用方式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融合以及设计体制的定型 |
| 二、“清末新政”中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面临的挑战 |
| 四、文化自觉的形成:被唤醒的民生设计文化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12-1937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延续 |
| 一、抗战之前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形式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延续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融通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的延续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地域特征的显现 |
| 第三节 抗战之前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社会共识下民生的文明教化 |
| 二、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化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37-1949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繁荣与引领 |
| 一、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抗战时期乡村社会传统手工业的重要作用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程度的大发展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推进 |
| 二、产业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工业化演进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扩散效应 |
| 第三节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各种机制工业演进趋势 |
| 二、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工业化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之一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变革发展的关系与民生设计性质、功能的认识 |
| 第四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深层原因 |
| 第五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旨趣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旨趣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水利、水利工程和农田水利 |
| (二) 文本与情景 |
| 三、学术回顾 |
| (一) 全省范围内水利事业的研究 |
| (二) 具体河流、湖泊治理等相关水利事业研究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述论 |
| 一、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现存概况 |
| 二、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纂述概况 |
| 三、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的特色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报刊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一、省内官方刊物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二、省内其他机构刊物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三、省外刊物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第三节 档案中的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一、档案中水利资料的系统性 |
| 二、档案中水利资料的研究性 |
| 三、档案资料的原始记录性应用研究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水利专书及近代地方志和现代地方水利志中水利资料述论 |
| 一、民国时期水利专书 |
| 二、现代地方水利志书 |
| 第五节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相关简表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云南主要的水利工程文本述论 |
| 第一节 部分完结报告书 |
| 一、《仙云两湖口工程处完结工程事略》的编纂概况 |
| 二、《仙云两湖口工程处完结工程事略》的主要内容 |
| 三、《仙云两湖口工程处完结工程事略》的社会情景 |
| 第二节 疏浚河道水利计划书 |
| 一、《南盘江上游水利工程计划书附概要》 |
| 二、《西畴县畴阳河两岸水利计划方略》 |
| 第三节 工程勘测纪载书 |
| 一、《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署正江实勘报告书》的编纂情况 |
| 二、《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署正江实勘报告书》的主要内容 |
| 三、《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署正江实勘报告书》的社会情景 |
| 第四节 工程实施经过书 |
| 一、《昭鲁水利工程志》 |
| 二、《云南宾川龙公海治平渠工程概略》 |
| 第五节 民国后期水利工程专书 |
| 一、《嵩明嘉丽泽水利工程处卅四周年概览》的编纂情况 |
| 二、《嵩明嘉丽泽水利工程处卅四周年概览》的主要内容 |
| 三、《嵩明嘉丽泽水利工程处卅四周年概览》的社会情景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微探 |
| 第一节 水利工程文本纪载内容的变化 |
| 一、水利工程文本纪载内容的专业性变化 |
| 二、水利工程纪载文本内容的“业余性”变化 |
| 第二节 水利工程文本的编纂初衷 |
| 一、纪录工程、以资传世 |
| 二、“勒石”的纪录传统 |
| 三、编纂文本以资借鉴 |
| 第三节 编纂思想的变化：由工程文本到水利专门志书的发展趋势 |
| 第四节 民国云南水利科技的发展 |
| 第五节 民国发展水利事业的视野 |
| 一、发展全国性水利的视野 |
| 二、发展省内公益事业的视野 |
| 三、水利工程发展的其他视野 |
| 第六节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事业的兴办特色 |
| 一、政府极力倡导 |
| 二、民众积极响应与倾力支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试析地方志转型升级后方志学体系的门类结构及其内容（论文提纲范文）
| 一、转型升级后分析方志学体系门类结构及其内容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
| 二、方志学的基本结构 |
| 三、方志基础理论学的基本架构及其内容 |
| 四、方志编纂学的基本架构及其内容 |
| 五、方志管理学的基本结构与内容 |
| 六、方志应用学的基本架构及其内容 |
（5）明代书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代书目编纂概况 |
| 二、明代书目的研究价值 |
| 三、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历代目录学史中有关明代的章节 |
| (二) 有关明代书目研究的专门成果 |
| 四、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的公藏书目 |
| 第一节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 |
| 一、明代文渊阁的建制与功用 |
| 二、《文渊阁书目》的纂修及其作者问题 |
| 三、《文渊阁书目》的版本 |
| 四、《文渊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文渊阁书目》的特色 |
| 六、对《文渊阁书目》的评价 |
| 第二节 钱溥(等)《秘阁书目》 |
| 一、《秘阁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未收书目”所录书目的来源 |
| 三、《秘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秘阁书目》的学术价值 |
| 五、《秘阁书目》与《文渊阁书目》的关系 |
| 第三节 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 |
| 一、称张萱等人所撰为《文渊阁书目》的情况 |
| 二、《内阁藏书目录》的作者张萱等人 |
| 三、《内阁藏书目录》的版本 |
| 四、《内阁藏书目录》的编纂体例 |
| 五、《内阁藏书目录》的特色 |
| 六、《内阁藏书目录》的价值 |
| 第四节 徐图(等)《行人司重刻书目》 |
| 一、行人司概述 |
| 二、《行人司重刻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三、《行人司重刻书目》的编纂体例与分类特色 |
| 第二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上) |
| 第一节 吴宽《吴文定公藏书目》 |
| 一、《吴文定公藏书目》的作者吴宽 |
| 二、《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特色 |
| 五、《吴文定公藏书目》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 |
| 一、《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三、《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特色 |
| 四、《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价值 |
| 第三节 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
| 一、《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者晁瑮父子 |
| 二、《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版本 |
| 三、《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对《晁氏宝文堂书目》的价值评述 |
| 第四节 赵用贤《赵定宇书目》 |
| 一、《赵定宇书目》的作者赵用贤 |
| 二、《赵定宇书目》传世的两个写本 |
| 三、《赵定宇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赵定宇书目》的特色 |
| 五、《赵定宇书目》中反映出的赵用贤藏书特色 |
| 六、《赵定宇书目》对《脉望馆藏书目》的影响——兼议高谷谥号 |
| 第五节 赵琦美《脉望馆藏书目》 |
| 一、对《脉望馆藏书目》作者的考辨 |
| 二、《脉望馆藏书目》的版本 |
| 三、《脉望馆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脉望馆藏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脉望馆藏书目》与《赵定宇书目》的承继关系 |
| 第六节 高儒《百川书志》 |
| 一、《百川书志》的作者高儒 |
| 二、《百川书志》的成书 |
| 三、《百川书志》的版本 |
| 四、《百川书志》的编纂体例 |
| 五、《百川书志》的特色 |
| 六、《百川书志》的价值 |
| 第三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下) |
| 第一节 李如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 |
| 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作者与编纂体例 |
| 二、各家对《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着录及该书的版本 |
| 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重视版本的着录特色 |
| 四、李如一的藏书思想 |
| 五、《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存世版本两种的差异 |
| 第二节 祁承(?)《澹生堂藏书目》 |
| 一、《澹生堂藏书目》的作者祁承(?) |
| 二、《澹生堂藏书目》的版本 |
| 三、《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澹生堂藏书目》的特点 |
| 五、祁承(?)的目录学思想——兼议《澹生堂藏书训约》与《旷亭集》 |
| 第三节 陈第《世善堂书目》 |
| 一、《世善堂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关于《世善堂书目》是否是伪书的争论 |
| 三、《世善堂书目》的版本 |
| 四、《世善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世善堂书目》的特点与价值 |
| 第四节 徐(?)《徐氏家藏书目》——兼议红雨楼题跋三种 |
| 一、《徐氏家藏书目》的作者徐(?) |
| 二、徐(?)的聚书与编目 |
| 三、徐氏旧藏书籍的去向 |
| 四、《徐氏家藏书目》的版本 |
| 五、《徐氏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六、《徐氏家藏书目》的着录特色与价值 |
| 七、红雨楼徐氏题跋三种 |
| 第五节 朱睦(?)《万卷堂书目》 |
| 一、《万卷堂书目》的作者朱睦(?) |
| 二、《万卷堂书目》的版本 |
| 三、《万卷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万卷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万卷堂书目》与《聚乐堂艺文目》的关系 |
| 第六节 王道□《笠泽堂书目》 |
| 一、《笠泽堂书目》的作者为王继贤之子 |
| 二、《笠泽堂书目》的版本与编纂体例 |
| 三、《笠泽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第四章 明代的史志书目 |
| 第一节 焦竑《国史经籍志》 |
| 一、《国史经籍志》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国史经籍志》的编纂体例 |
| 三、《国史经籍志》的特色 |
| 四、《国史经籍志》的价值 |
| 第二节 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 一、《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作者与版本 |
| 二、《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纂体例 |
| 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特色 |
| 四、《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 |
| 第三节 方志艺文志——以(成化)《杭州府志·书籍》与(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为例 |
| 一、(成化)《杭州府志·书籍》 |
| 二、(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 |
| 第五章 明代的专科书目 |
| 第一节 经学目录 |
| 一、朱睦(?)《经序录》 |
| 二、朱睦(?)《授经图义例》 |
| 第二节 医学目录——以《医藏书目》为例 |
| 一、《医藏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各家对《医藏书目》的着录与《医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医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医藏书目》的特色与价值 |
| 第三节 宗教目录 |
| 一、释藏目录 |
| 二、道藏目录 |
| 第四节 戏曲目录 |
| 一、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 |
| 二、《录鬼簿续编》 |
| 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
| 四、徐渭《南词叙录》 |
| 五、《旧编南九宫目录》 |
| 六、吕天成《曲品》 |
| 七、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
| 第六章 明代的特种书目 |
| 第一节 刻书目录 |
| 一、周弘祖《古今书刻》 |
| 二、官刻目录 |
| 三、私人刻书目录——以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为例 |
| 四、坊肆刻书目录 |
| 第二节 引用书目 |
| 一、引用书目的产生与发展概述 |
| 二、引用书目的多种称谓 |
| 三、引用书目的类型 |
| 四、明代引用书目的特点 |
| 五、高武《针灸聚英集用书目》 |
| 六、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 |
| 七、梅鼎祚《书记洞诠引用书目》 |
| 八、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引用书目》 |
| 第三节 辨伪目录——以胡应麟《四部正讹》为例 |
| 一、《四部正讹》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四部正讹》的编纂体例 |
| 三、胡应麟的目录学理论——兼议《经籍会通》 |
| 第四节 地方着述目录——以曹学佺《蜀中广记·着作记》为例 |
| 一、《蜀中广记·着作记》的作者曹学佺 |
| 二、《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版本 |
| 三、《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编纂体例 |
| 四、《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特色 |
| 五、对《蜀中广记·着作记》的评价 |
| 第五节 序跋题记——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为例 |
| 一、王世贞《读书后》 |
| 二、都穆《南濠居士文跋》 |
| 余论 |
| 一、明代书目中多样化的类目设置 |
| (一) 二分法与三分法的采用——主要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对四部分类法的继承——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三) 对四部分类法的突破——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二、明代书目对多种分类依据的采用 |
| (一) 设类依据的单一化——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多种设类依据的平行并用——主要以《赵定宇书目》、《脉望馆藏书目》等为例 |
| (三) 多种设类依据的立体结合——主要以集部、史部为例 |
| 三、明代插架与分类相结合的书目编制体创——兼议《千字文》编号法在书目中的意义 |
| 四、明代书目中新类目的设立与特殊内容的归置 |
| (一) 藩府类的设立 |
| (二) 举业类的设立 |
| (三) 四书、性理类的设立与理学书籍的归置 |
| (四) 御制类书籍的归置 |
| (五) 个人着述的归置 |
| (六) 类书的归置 |
| (七) 丛书的归置 |
| (八) 释道二家书籍的归置 |
| 五、明代书目编纂的特征 |
| 六、明代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 |
| 七、明代的书目编纂所体现的学术文化特色 |
| (一) 经学与理学 |
| (二) 史学 |
| (三) 文学——兼议明代目录学家版本意识的抬头 |
| (四) 医药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延续与革新：民国时期关中手工棉纺织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范围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理论与方法借鉴 |
| 五、资料分类与价值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关中手工棉纺织业的传承与延续 |
| 第一节 植棉业的长期维持与“繁盛” |
| 一、明清时期植棉普及与棉纺织业的兴起 |
| 二、清末民国前期关中棉花改良与推广 |
| 第二节 家庭棉纺织手工业之延续 |
| 一、分布状况 |
| 二、生产与经营 |
| 第三节 棉纺织手工业与关中传统小农社会 |
| 一、棉纺织手工业之重要性 |
| 二、手工棉纺织业长期存续原因探析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关中手工棉纺织业革新与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关中手工棉纺织业的新境遇 |
| 一、“洋布”袭来与土布生存“危机” |
| 二、工业内迁与机纱市场逐渐形成 |
| 三、战时西北棉纺织业的供需矛盾 |
| 四、政府对手工棉纺织业的制度安排 |
| 第二节 关中手工棉纺织业之技术革新 |
| 一、织造技术传习运动 |
| 二、工具改进、技术培训与产品变化 |
| 第三节 手工棉纺织业经营形态多元化 |
| 一、农村家庭经营 |
| 二、合作社经营 |
| 三、官办平民工厂 |
| 四、民营手工织布厂 |
| 第三章 手工棉纺织业与关中近代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农家经济生活相对改善 |
| 一、手工棉纺织业普遍化 |
| 二、副业收入增加 |
| 第二节 人口职业结构变动 |
| 一、工农业人口比例 |
| 二、棉纺织业中的性别比例 |
| 第三节 关中城镇发展功能转变 |
| 一、传统商业中心的转型 |
| 二、新型工业中心的产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孕育与建立（1750-193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被割裂的近代史与商业制度史研究 |
| (一) 历史分期与近代性的割裂 |
| (二) 中国近代商业制度史研究 |
| (三)中国近代商业制度史研究的不足 |
| 二、中国近代破产制度史研究 |
| (一) 中国近代破产法的研究 |
| (二) 法令之外:中国近代破产案的研究 |
| 三、主要概念辨析及研究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重难点及主要资料 |
| 第一章 清代前中期债法的局部调整 |
| 第一节 唐以降“负债违契不偿”问题的法律规范 |
| 一、政府对债权的承认与保护机制 |
| 二、政府对放贷者索债的限制机制 |
| 三、错位的平衡:唐以降“负债违契不偿”制度解析 |
| 第二节 牙行侵欠客商案及法律调整 |
| 一、垄断性“官牙制”的确立与牙行侵欠客商案 |
| 二、从地方到朝堂:早期关注与初步应对 |
| 三、牙行侵欠客商例的制定与颁布 |
| 第三节 京城钱铺关闭案及法律规范 |
| 一、清代前中期钱铺的发展 |
| 二、“京城钱铺关闭例”的制定 |
| 三、19世纪前中期京城钱铺关闭例的修订 |
| 四、地方案件对“京城钱铺关闭例”的援引 |
| 第四节 广州行商商欠案及清理措施 |
| 一、行商贸易体制与行商商欠案 |
| 二、主要商行商欠案债务清理状况 |
| 三、从广东行商案看清代前中期的债务清理制度 |
| 小结 |
| 第二章 19世纪中后期倒帐案与域外破产知识引介 |
| 第一节 19世纪中后期的倒帐案 |
| 一、倒帐案的主要表现 |
| 二、倒帐案爆发的主要原因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倒帐案的应对与清理 |
| 一、倒帐问题的社会建议与地方性宏观政策 |
| 二、地方政府对不同类型倒帐案的审理 |
| 三、政务思维下倒帐案审理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西语境中破产与域外破产知识引介 |
| 一、19世纪前中西语境中的“破产” |
| 二、19世纪中后期域外破产知识的引介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破产制度建设的尝试与顿挫 |
| 第一节 商政改革与破产案审理的转变 |
| 一、破产案审理观念的新变化 |
| 二、商部(农工商部)、商务局与破产案审理 |
| 三、商事审判制度变革与破产案审理 |
| 第二节 制定法的尝试:《破产律》颁布与夭折 |
| 一、《破产律》的酝酿与颁布 |
| 二、《破产律》的立法纲领、内容与特点 |
| 三、《破产律》颁布后的舆论及商界争议 |
| 四、《破产律》夭折及原因探析 |
| 第三节 商会与破产纠纷的调处与规范 |
| 一、商会对破产案件介入的合法性 |
| 二、商会与破产案的和解 |
| 三、商会参与官府(审判厅)破产案审理 |
| 四、商会与破产案中商人权益的保护 |
| 第四节 清季商业实践中新式破产制度的孕育 |
| 一、清季经济风潮中的破产案 |
| 二、破产专门清理机构的初步设立 |
| 三、破产公平清偿制度的尝试 |
| 四、破产“重整制度”的雏形 |
| 五、独特清理制度:彩票与破产案清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破产制度的新旧过渡与纷争 |
| 第一节 民初纯泰钱庄案与《破产律》适用的争议 |
| 一、民初部分地区对《破产律》的援用 |
| 二、纯泰钱庄破产案的争议 |
| 三、《破产律》的废止 |
| 第二节 大理院与破产制度的建构 |
| 一、关于破产发生、法源及法律效力的界定 |
| 二、破产财团及相关特别权利的规定 |
| 三、破产清偿制度的规范 |
| 第三节 商业实践中近代破产制度的萌芽 |
| 一、司法改革与破产案审理的变革 |
| 二、破产清理程序的规范化 |
| 三、破产清偿的公平、合理化 |
| 第四节 商会与破产纠纷的公断及审判 |
| 一、商会与破产案的公断 |
| 二、破产案审判中商会与司法机关的合作 |
| 第五节 破产案中新旧制度的冲突与争议 |
| 一、破产抵押权、撤销权的纷争——以敦康颜料案为中心 |
| 二、破产案中股东责任的争议——以民生伞厂案、新世界案为中心 |
| 小结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文破产法的建立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破产案审理的新变化与纷争 |
| 一、法制建设与破产制度相关规范的颁布 |
| 二、新式企业破产清理与破产制度进一步孕育 |
| 三、商业实践中破产案的新纷争 |
| 第二节 商会商事仲裁权调整与破产案的清理 |
| 一、商会商事公断机构存废之争 |
| 二、商会参与破产纠纷的新变化 |
| 三、商会参与破产纠纷新变化的解析 |
| 第三节 1935年《破产法》的立法背景及过程 |
| 一、破产法立法条件的成熟 |
| 二、破产法立法的紧迫经济需求 |
| 三、破产法的立法过程及各方争议 |
| 第四节 1935年《破产法》立法内容与总体特点 |
| 一、《破产法》的主要内容 |
| 二、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破产法》立法的总体特点 |
| 小结 |
| 结语: 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成长逻辑 |
| 附录一: 《破产律》 |
| 附录二: 《大理院判例全书·破产法》 |
| 附录三: (商人债务清理暂行条例》 |
| 附录四: 《中华民国破产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创新 |
| 四、研究方法、思路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黄委会的成立 |
| 第一节 近代水利科技在治黄中的运用 |
| 第二节 早期的水利“海归”派与黄河治理 |
| 第三节 黄委会的成立 |
| 一、1933年前黄河下游的河防体制 |
| 二、黄委会的成立 |
| 第二章 组织管理 |
| 第一节 黄委会的组织机构 |
| 一、组织沿革 |
| 二、机构设置 |
| 三、组织结构特点 |
| 第二节 黄委会委员长 |
| 一、首任委员长李仪祉 |
| 二、其他历任委员长 |
| 第三节 内部管理 |
| 一、建立日常工作管理制度 |
| 二、人事管理 |
| 三、财务管理 |
| 第三章 与各方的关系 |
| 第一节 黄委会与中央及地方的关系 |
| 一、中央的管理与控制 |
| 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关系 |
| 一、黄委会与黄灾会 |
| 二、与华北水利委员会及导淮委员会的合作 |
| 第四章 治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黄委会的黄河治标实践 |
| 一、从贯台堵口到董庄堵口 |
| 二、黄委会与黄河修防 |
| 三、严密黄河防汛 |
| 第二节 黄委会对黄河治本的探索 |
| 一、关于黄河治本的准备与初步设计 |
| 二、恩格斯的黄河模型试验 |
| 三、黄委会的水土保持思想和实践 |
| 四、黄委会的黄河治本方略 |
| 第五章 黄委会与黄河水利事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参与开发黄河流域灌溉事业 |
| 一、对黄河中下游虹吸淤灌的关注与支持 |
| 二、黄委会与西北地区的灌溉 |
| 第二节 黄委会与黄河航运之发展 |
| 一、整治黄河航道的必要性 |
| 二、提出发展黄河航运的办法 |
| 三、对黄河干支流河道的勘测与整治 |
| 第三节 对黄河水力资源的勘测与开发设计 |
| 一、注重黄河水力开发之原因 |
| 二、对黄河水力资源的勘测与开发设计 |
| 第六章 黄委会与抗战 |
| 第一节 黄委会与花园口事件 |
| 一、被纳入战时体制 |
| 二、花园口决堤前之战场形势 |
| 三、黄委会参与并指导了花园口掘堤 |
| 第二节 继续开展“以黄制敌”的斗争 |
| 一、筑堤坝阻敌 |
| 二、黄委会对敌伪处置黄泛办法之反制 |
| 三、以水代兵的继续 |
| 四、侦查新黄河两岸敌情,搜集提供相关情报 |
| 第三节 黄委会与黄河花园口堵口 |
| 一、花园口堵口问题的提出与准备 |
| 二、关于黄河归故的谈判及第一次堵口的失败 |
| 三、花园口合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国家与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城市史视野中的国家与边缘 |
| 一、边缘、国家与城市 |
| (一) “现代国家”与其边缘 |
| (二) 边缘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
| (三) 城市的双重身份 |
| 二、对学术前史之梳理 |
| (一) 单体城市史研究综述 |
| (二) 兰州城市史研究综述 |
| 三、时间范围及结构安排 |
| (一) 时间范围的界定 |
| (二) 框架设计与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地理、文化与政治：近代兰州城市发展之背景 |
| 第一节 地域环境与历史：自然空间下的城市 |
| 一、从渡口到交通中心：兰州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
| 二、边界的意义：宋朝弃守兰州之争 |
| 三、消失的边界：从“秦西极边郡”到“西州首邑” |
| 第二节 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内陆秩序的建立 |
| 一、肃藩驻地：西北政治中心地位的奠定 |
| 二、茶马贸易：西北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 |
| 三、同治回乱、左氏入甘与兰州近代史的开启 |
| 第三节 辛亥一役与西北内陆秩序的崩溃 |
| 一、辛亥前后的兰州：陕甘总督的末路 |
| 二、兰州城里的督军：赵维熙、张广建与陆洪涛 |
| 三、走出兰州城：刘郁芬与甘肃统一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与兰州中心地位的重建 |
| 一、“甘人治甘”及其思路的转变 |
| 二、控制甘肃：从雷马事变到邵力子入甘 |
| 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的经营 |
| 小结：政治管辖范围的变迁 |
| 第二章 边缘最“中国”：近代兰州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一节 典型的城市形态：城墙与城池 |
| 一、虚与实的边界：兰州的长城与城墙 |
| 二、矩形内城与完美比例 |
| 三、关大城小与商业力量的凸显 |
| 第二节 内部空间格局的形成和演变 |
| 一、内宫式格局：行政建筑格局的演变 |
| 二、空间构型：寺庙的数量与地位 |
| 三、城市肌理：街道名称与政治蕴意 |
| 第三节 城市人口结构与分层 |
| 一、机械式增长：人口数量与变化规律 |
| 二、以公务为主：人口职业与发展水平 |
| 三、权力与等级：人口分层与社会生活 |
| 四、禁令与误判：回民与清真寺 |
| 小结：边缘最“中国”的成因及意义 |
| 第三章 国家构建与后发展：近代兰州市政建设的开展 |
| 第一节 “国家”的缺席与在场：清末民初的市政建设 |
| 一、协款的接济：清末市政的起步 |
| 二、从“不管”到“倒板”：民初市政的缓慢发展 |
| 三、“时间之刺激”：抗战初期市政的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市政与国政：兰州市制的三次设立及其困境 |
| 一、兰州市政筹备处的两次裁撤 |
| 二、第三次筹备与兰州市政府成立 |
| 三、市政府与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 |
| 四、裁局改科与行政级别的降低 |
| 第三节 植树：近代兰州城市现代化的彰显 |
| 一、生态危机与植树造林运动的兴起 |
| 二、全国最早的中山林和植树节 |
| 三、“中正山”造林的政治意蕴 |
| 四、落后的市政与先进的林政 |
| 小结：国家构建与边缘的反馈 |
| 第四章 边缘发展的困境：近代兰州经济成长的脉络 |
| 第一节 国家构建、转口贸易与交通发展 |
| 一、城市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
| 二、货物中转与长途贩运贸易 |
| 三、交通与内陆秩序的拓展 |
| 第二节 “早起步”：城市工业化的演进 |
| 一、“两局”的创办与兰州机器工业的发轫 |
| 二、清末新政与升允的长远规划 |
| 三、北洋政府时期的停滞 |
| 第三节 “晚发展”：抗战时期的突飞猛进 |
| 一、国民政府的政策支持 |
| 二、重提左宗棠与工业化的压力 |
| 三、“大爆发”与工业化的进展 |
| 第四节 战时工业的发展动因：以毛纺织业为例 |
| 一、手工毛褐业与羊毛贸易 |
| 二、清末民初兰州织呢局的发展 |
| 三、兰州织呢局与其他织呢厂的对比 |
| 四、抗战以后兰州毛纺织业的兴盛 |
| 小结：国家构建与边缘化困境 |
| 第五章 反抗边缘化：现代国家建构与城市社会心态 |
| 第一节 “兰州中心说”的理想与现实 |
| 一、发现“新兰州”：从西北边疆到中国中心 |
| 二、兰州的“复活”：从“兰州中心说”到建都之争 |
| 三、边缘化与“兰州中心说”的现实 |
| 第二节 反抗边缘化：籍贯问题与群体冲突 |
| 一、兰州城市特质与籍贯问题的凸显 |
| 二、主客矛盾：政治斗争中的籍贯冲突 |
| 三、“包办教育”：教育领域的籍贯对抗之一 |
| 四、兰大学潮：教育领域的籍贯对抗之二 |
| 小结：国家现代化中的边缘心态 |
| 结语：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国家”与“边缘” |
| 一、国家建构是边缘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
| 二、边缘社会参与、推动了现代国家建构 |
| 三、反抗边缘化：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冲突 |
| 附录一 各历史时期的兰州城图 |
| 附录二 甘肃省政府职员籍贯结构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试析续志经济部类的记述（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2]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研究[D]. 谢太芳. 云南大学, 2018(01)
- [3]试析地方志转型升级后方志学体系的门类结构及其内容[J]. 颜小忠. 上海地方志, 2017(04)
- [4]试析地方志转型升级后方志学体系的门类结构及其内容[A]. 颜小忠. 2017年地方志与地方史理论研讨会论文汇编, 2017
- [5]明代书目研究[D]. 孙蕴. 山东大学, 2017(05)
- [6]延续与革新：民国时期关中手工棉纺织业研究[D]. 刘鹏.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7)
- [7]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孕育与建立（1750-1935）[D]. 张世慧.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 [8]2012年方志理论研究综述[J]. 谷春侠,刘永强. 中国地方志, 2014(09)
- [9]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D]. 胡中升. 南京大学, 2014(05)
- [10]国家与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D]. 邵彦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