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人祸？——对福建“大跃进”运动的再认识

一、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周春燕^[1]（2017）在《“大跃进”运动中的福建侨务与归侨、侨眷》文中研究说明国内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的重要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华侨、归侨和侨眷的特殊情况,贯彻“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八字方针,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中,采取了相对灵活、宽松的政策,照顾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利益,及时、稳妥地解决了涉及华侨、归侨和侨眷利益的许多重大问题,调动了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的积极性和爱国热情。但是,1958年到1960年,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侨务工作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和破坏,使归侨、侨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福建是中国第二大侨乡,1950年代末,全省归侨、侨眷人数达二百万人左右,约占全国归侨和侨眷的10%。国内侨务工作也是中国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侨务工作结合起来,对福建“大跃进”运动中的侨务工作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从侨务的角度细化“大跃进”左倾错误的表现,可以为今后侨务工作的开展和侨务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本文对建国初期的侨务政策和福建在各方面的侨务工作、“大跃进”的兴起与发展进行梳理,结合福建省档案馆馆藏资料、会议资料、人物回忆录、报纸等材料,归纳总结了福建在“大跃进”时期,对归侨、侨眷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发动其参加生产劳动,以及侨务工作中“左”倾错误的重要表现、影响,对侨务工作进行纠正和调整等内容。“大跃进”时期,各项侨务政策都是在坚持保护归侨、侨眷正当权益的基础上制定的,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使得侨务工作也打上了“左”的烙印,严重侵犯了归侨、侨眷的利益,从而影响了海外华侨与中国的关系。虽然,许多侨务工作者认识到了工作的失误,并积极制定相应政策、下达命令予以纠正,然而在整个社会环境、国家总的方针政策得不到纠正的情况下,正确的侨务政策也无法真正落实。

朱余斌^[2]（2017）在《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兴,天下兴。"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仍将有相当比重的人口居住、生活在乡村,乡村社会的繁荣稳定与否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乡村问题千头万绪,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应当是乡村治理体制问题。乡村治理体制,也称为乡村治理模式或乡村治理结构,一般是指乡村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乡村治理体制合理与否直接关乎乡村治理的成效,而乡村治理的效果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也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县政绅治"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乡村治理体制。建国以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与同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结构与特点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治理概念第一次正式载入党中央的文件中,标志着党对治国理政规律和趋势认识和把握上的进一步深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最新成果。治理理论的基本要义在于承认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强调多元治理主体通过互动、协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乡村治理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能力与乡村治理体制的安排密切相关,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对于实现乡村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现行的乡村治理体制本身还存在着党政不分、乡镇基层政权"悬浮化"和"谋利化"、村民自治组织过度行政化、"乡政"与"村治"之间的过度博弈和不协调、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与治理理念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变革的趋势和取向何在?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如何建构?这些时代主题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有效回应。我们既要充分汲取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营养,也要在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中寻找基因,以我国乡村治理中遇到的问题为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建构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突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就是"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兴起。这一理论范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以极强的影响力迅速羼入各学科并形成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分析和解释的理论工具,但从西方社会引入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范式是建立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以及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之上。因此,运用"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中国问题时,需要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实现"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的中国化。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化的"国家——社会"关系为研究范式,对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进行研究,试图找出内在的趋势与规律,并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提供建议。具体而言,不同于西方语境下将国家等同于政府,本文将国家分为党和政府两个层面予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它往往是顶层制度设计者和推动者,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乡村治理的成效和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市场作用的发挥密切相关,本文将市场的定位与作用这一变量纳入到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的研究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论文将西方语境下的"社会",细化、中国化为乡村正式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农民、乡村精英等社会主体要素分别予以详尽考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的数量将会逐渐减少。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有相当数量农民的存在。农民不仅仅是乡村治理的对象,作为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更应该成为乡村治理的有效主体。本文将农民这一乡村社会重要构成要素独列出来予以考察,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和能力,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成效乃至新时期乡村社会"善治"目标能否实现。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之道的经验借鉴以及在当代乡村治理中实际重要作用发挥方面的考量,在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研究中,本文还将乡村精英这一重要的乡村社会构成要素单列出来予以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论文通过探讨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乡村治理主体要素,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变迁中的定位、作用发挥和相互关系以及相应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完善提供借鉴。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主要是由相应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决定的,并受不同的时代特征、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主体的视域来看,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历史嬗变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党和国家的战略理念和制度设计、市场的地位和作用的场域、广大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识、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和作用空间。"莲发藕生,必定有根"。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设计"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图,而是在乡村社会既有格局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治理困境的深度反思和审视来寻找灵感和答案"。据此,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我们应在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基础上进行变革与创新,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引导、全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体制,保证政党、国家、市场、农民、社会组织等不同治理主体要素之间结构的合理化,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它们各自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之达至。

蔡天新^[3]（2013）在《对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的再认识》文中提出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中国境内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广大农民沿袭传统的救灾方法,以瓜果野菜等代食品充饥。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正常的减灾赈灾工作又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群众性的救灾活动迅速演变为一场波及全国的以生产和食用代食品等内容的运政治动,出现了许多荒诞的做法,留下了深刻教训。"代食品运动"的畸形发展,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因素,认真分析这场运动发起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原因,既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中国三年困难时期这段特定历史的认识,又能为今后的减灾赈灾工作提供历史的借鉴。

周震^[4]（2009）在《关于《农业六十条》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的几年,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我们党先是发动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后由此引发了国民经济的严重下滑,在农村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面临严峻的形势,我们党在1961年发动全党大调查,为着手调整由“大跃进”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种种问题做准备。《农业六十条》即是全党大调查的最重要的成果。它自1961年3月制定到最终通过,几经修改与反复。这修改与反复的过程也就是党对农村人民公社认识逐步加深的过程。最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比较成熟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农村的稳定、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学位论文共有四章,分别为:《农业六十条》制定的历史背景;《农业六十条》的制定及其修改;《农业六十条》的执行;《农业六十条》的意义与局限。在第一章里,本文比较详细的叙述了《农业六十条》制定的历史背景即1961年的全党大调查,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问题,本文把“大跃进”运动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论述了一下,这样更便于读者弄清《农业六十条》产生的历史背景。在第二章里,本学位论文比较详细的考察了《农业六十条》的制定及修改的历史过程。《农业六十条》从制定到正式发布,几经周折,经过两次大规模的修正,最后取得了令广大农民比较满意的结果,因此执行的时间比较长,有16年。在第三章里,本文比较详细的考察了《农业六十条》在“文革”前、期间及以后执行的历史,认为改条例对稳定农业、恢复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在第四章里,本文阐述了《农业六十条》的意义与局限。认为《农业六十条》的意义很大,但是仍有一定得历史局限。但总起来说,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是比较好的文件。本文试图从对《农业六十条》的历史考察中获得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今我国新农村建设建言献策,贡献绵薄之力。

吴婉玲^[5]（2009）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运作模式研究 ——以“大跃进”运动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群众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法宝。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其的运作都极为熟稔。本文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的运作模式,并以“大跃进”为例,进而考量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运作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是在一定的运作环境下,通过四个运作要素进行的。运作环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四个要素分别是目标要素、媒介要素、活动要素、组织要素等。由运作环境和运作要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运作的模式。本文以以上观点求教于专家学者。

彭勇^[6]（2008）在《福建省“大跃进”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大跃进”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以福建作为研究空间,首先论述了福建省“大跃进”运动发动的背景,接着主要从群众性的冬季生产建设热潮、农业产量上的高指标风、大放高产“卫星”以及人民公社的诞生等方面详述了农业“大跃进”的情况;在工业“大跃进”中,则论述了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情况;教育文艺“大跃进”,则从大力开展扫盲、全民办学运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大放文艺“卫星”四方面展开论述。再接着,本文论述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后福建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左”的现行政策进行的初步纠正以及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最后,本文分析了福建“大跃进”运动的成绩及恶果,并通过对“大跃进”运动的反省,总结出一些深刻的经验教训。

马龙虎^[7]（2007）在《寿张“大跃进”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根据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及当事人的回忆，紧紧围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变动的政治经济背景，对“大跃进”运动在山东寿张县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详细考证和梳理。通过对这一典型个案的分析，旨在揭示“大跃进”运动在基层是如何推进的?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在这场运动中的心态如何?领导人的视察与基层干部、各地的参观者与寿张县的群众在典型树立过程中是如何互动的?众多的新闻媒体对典型是如何宣传报道的?典型是如何发挥影响的?论文由绪论、正文六章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目前学术界研究现状，选题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寿张“大跃进”运动的背景因素。通过考察寿张县的建制沿革、地理环境及寿张的历史文化，可以看出寿张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缺粮县，境内矿产资源相对缺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天然的条件决定了寿张“大跃进”主要是农业“大跃进”。寿张县的反右派斗争和批判反冒进为寿张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关于“大跃进”的部署扫除了障碍，为“大跃进”的发动铺平了道路。第二章阐述了寿张“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过程。寿张县的“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冬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就已实际开始。1958年上半年，寿张县委先后召开各种会议，部署全县的“大跃进”运动。另外，县委还利用《寿张县报》和标语口号进行大张旗鼓地报道和宣传，进一步鼓起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干劲。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下，寿张县委制定了“跃黄河，跨长江，保证每亩千斤粮”的跃进规划。1958年6月22日，寿张县放出了全省最大的一颗高产“卫星”——台前二亩小麦亩产3,175斤，在省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第三章论述了寿张如何被树立为跃进的典型。在“大跃进”运动急剧升温的过程中，寿张县的粮食目标和计划不断攀升。中央、省、地区等各级领导人纷纷到寿张视察，视察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同时也助长了人们空想蛮干的心理。1958年8月初，山东省委在寿张县召开现场会，树立寿张为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专标兵”。“大跃进”在农业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根据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寿张在全县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10月，寿张县委作出了“两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跃进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了。第四章论述了对寿张这个跃进典型如何进行宣传和推广。对寿张高产“卫星”的宣传主要借助于各级报刊，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大众日报》、《寿张县报》等。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文，详细介绍了寿张县开展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其产生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对全国各地的“大跃进”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寿张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名气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各地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前苏联、朝鲜、日本等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的人士也“慕名”前来参观学习。各地还开展了“学寿张，赶寿张；学台前，超台前”的赶超运动。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赶超运动中，山东范县提出了更加响亮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办不到，就看敢不敢”，并且制定了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寿张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慕得了虚名，也埋下了祸根。1958年冬至1959年春，“五风”引发的恶果逐渐显现出来，粮食大量减产，人口外流死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第五章阐述了对寿张县“左”倾错误的纠正和寿张县的继续跃进运动。由于“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日渐暴露出来，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人的高度重视，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纠正已经认识到的“左”倾错误。寿张根据中央精神，开始对跃进指标和人民公社进行调整，并且对人民公社以来的各种帐目进行了认真的清算，“五风”得到初步遏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左”倾错误。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右倾”运动。寿张经过“反右倾”，修改跃进指标，掀起了新的跃进高潮，重新刮起了“五风”，并且展开了大规模的反瞒产私分，“左”倾错误愈益严重。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是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一次转折点。寿张县委认真落实中央指示，纠正“五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寿张“大跃进”运动结束。第六章主要总结了寿张“大跃进”运动的特点和寿张成为跃进典型的原因。寿张“大跃进”特点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特别是农作物产量浮夸惊人。寿张“大跃进”虽时间跨度较大，但跃进高潮相对集中于1958年下半年。寿张“大跃进”胆子大，影响广，危害深。寿张成为跃进的典型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把手”个人的原因、领导人的视察和媒体的宣传报道。文章最后对寿张县制被撤销与寿张“大跃进”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否有关进行了考证。结语部分从如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如何监督“一把手”、如何正确对待典型三个方面对寿张“大跃进”运动进行了反思。

王东艳^[8]（2005）在《济宁地区1959年粮荒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59—196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到了严重挫折,尤其是农业遭到了灭顶之灾,突出表现为广大农村因缺粮、断粮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山东是全国的典型之一,而济宁又是山东的典型。本文拟通过对济宁地区1959年粮荒发生的背景和过程的全面考察,运用丰富详实的本地馆藏档案史料,对传统的“天灾”与“人祸”关系说进行认真地梳理,力求真实地反映灾荒发生的程度,揭示灾荒形成的原因,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天灾”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人们对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认识。济宁地区1949—1962年的灾情统计表及图示,非常形象直观地说明了1958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1959年的自然状况也并非像有些人认识的那样严重,基本应该可以维持正常年景,而不应该导致全区性的严重灾荒。故而,“天灾”的观点并不可靠。 在“左”倾错误思想泛滥下,浮夸风的盛行严重阻滞农业的发展,造成了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远远超出了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严重挤兑了老百姓的粮食,进而导致耕地面积的减少,影响了59年夏粮的丰收;基于浮夸风造成的对农业问题的错误认识,又引发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公社化过程中,“共产风”特别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以及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实际上就是对农民精神上的摧残、物质上的剥夺,极大地挫伤了农民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以全民大炼钢铁为特征的工业大跃进吸纳了农村中几乎所有的整劳力,极大地冲击了该地区的农业发展,造成了全区58年秋收中劳动力、农具的严重缺乏;在困难时期基层干部生产中的瞎指挥及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甚至违法乱纪行为,加剧了农村危机。 因此,本文认为造成济宁地区粮荒的根本原因不是自然因素,而是人为的社会因素,即浮夸风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弄虚作假的浮夸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千千万万的农民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建国以来,济宁地区的人口出现了第一次负增长,骇人听闻的惨剧也屡见不鲜,令人痛心疾首!

林强^[9]（2001）在《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文中研究表明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大大小小的“高产卫星”升空,一个比一个“跃进”的口号冒出,使许多人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谰的“天堂”已经不远了。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像中的“天堂”,反倒陷入了大饥荒。这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建国后福建首次面临的空前灾难。

二、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大跃进”运动中的福建侨务与归侨、侨眷（论文提纲范文）

（2）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对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的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4）关于《农业六十条》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运作模式研究 ——以“大跃进”运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福建省“大跃进”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寿张“大跃进”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济宁地区1959年粮荒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四、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大跃进”运动中的福建侨务与归侨、侨眷[D]. 周春燕. 厦门大学, 2017(08)
• [2]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D]. 朱余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08)
• [3]对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的再认识[J]. 蔡天新.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5)
• [4]关于《农业六十条》的历史考察[D]. 周震. 湘潭大学, 2009(S2)
• [5]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运作模式研究 ——以“大跃进”运动为例[D]. 吴婉玲. 福建师范大学, 2009(S1)
• [6]福建省“大跃进”运动研究[D]. 彭勇. 福建师范大学, 2008(01)
• [7]寿张“大跃进”运动研究[D]. 马龙虎. 中共中央党校, 2007(03)
• [8]济宁地区1959年粮荒问题研究[D]. 王东艳. 山东师范大学, 2005(10)
• [9]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J]. 林强. 福建党史月刊, 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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