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茅盾短篇小说思维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连正[1]（2021）在《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文中提出1935年小田岳夫对《幻灭》的摘译是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译介的滥觞之作。1936年他再将《动摇》和《追求》合译,以《忧愁的中国:大过渡期》为书名由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发行,这是首部茅盾作品的日译单行本。《大过渡期》出版后引发日本批评家的不同评价,日本学者以局外人角度,从文学本身出发所提出的观点对中国国内茅盾研究界有一定参考价值,而这些评价又与战前日本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二战后日本学者进一步推进深化了对《蚀》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总览社会全局、记录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与刻画人情风俗、发掘人性幽微的私人化叙事各有其存在价值、各有其特定读者群体,也都可以引发域外读者兴趣、产生国际影响。日本学者看重茅盾,还因他的西欧式现实主义给正在探索东西方结合之路的日本文学界以启发和示范。1940年武田泰淳翻译了《虹》,这是继《大过渡期》之后又一部茅盾中长篇小说的日译单行本。武田泰淳只翻译了《虹》的前7章,在译本的“解题”中对“虹”的象征意义、文体及人物性格作出了解说;他解析了茅盾在创作《虹》之时深受柏格森哲学体系中的“延绵性”思想影响的特质。《虹》日译本生成前后,井上红梅、藤井冠次等单纯从文学角度更加准确地将茅盾作品置于世界文学体系中予以阐释,其研究成果虽为数不多,却细致入微,观点独特,并具有一定前瞻性。《虹》对译者武田泰淳在战后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叙事背景、人物描写、女性主义等方面存在明显互文性,这充分体现了《虹》在异国文化体系中特殊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子夜》是日本学界译介与研究的重要中国现代作品之一。迄今为止,其日文译本共计6个版本。1936年4月竹内好发表的《茅盾论》一文是最早系统评价《子夜》的文献。竹内好通过对《子夜》以反话的“恶文”评价方式抨击了因循守旧的支那学派和旧汉学派。在竹内好的意识里,茅盾是一位在东方文化体系中建立“新文学”范式的奠基者之一。他用反语的方式意图告诫那些因循守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问题上,茅盾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坛提供了范式和借鉴,其影响和价值不容忽视更不能贬低。1938年增田涉以《上海的深夜》为题目欲将《子夜》完整翻译,译文中除译者“解说”外还附有刘岘版画作品《子夜之图》图片共10幅,比起作品本身,他更意欲通过翻译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子夜》,以文字图片的直观方式向日本读者介绍战争状态下的上海,但因战争及读者评价不高等原因,该译本实际只完成了前两章。二战后《子夜》迎来了翻译的高潮期,1952年尾坂德司首次将其完整翻译发表,之后小野忍和高田昭二于1962年和1970年分上下册完成了合译,竹内好更是于1963年和1970年两次完整翻译了《子夜》。译者从现实主义、创作主题等视角出发对该作品予于了积极性评介。战后《子夜》在日本的研究呈现出研究视野和方法多元化与文本经典化的逐步递进性特点。《子夜》的译介评价成为茅盾小说在日本“经典化”历程最为典型的例证。《蚀》《虹》《子夜》日译单行本的出现推动了茅盾战时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1947年小野忍在《随笔中国》杂志中发表的《茅盾文学-（其一）关于<腐蚀>》一文成为了《腐蚀》在日传播的滥觞之作。1951年小野忍对菊池租《腐蚀》的译稿进行了修改补充,1954年6月发表出版了首部《腐蚀》日译单行本,1961年他再次修改并出版发行了单行本;1978年市川宏再度将《腐蚀》完整翻译发表。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学者从文体结构、意识流手法、叙事风格等方面对《腐蚀》的文本展开了阐释与研究,其观点在中日学界产生了对话与争鸣之关系,体现了在异国文化体系中茅盾努力发掘人性的复杂性、尊重艺术规律的现实主义作家之精神。《腐蚀》对堀田善卫在195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齿轮》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故事背景、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等方面具有明显互文性,充分体现了《腐蚀》在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及评论界所产生巨大影响力。1949年9月,竹内好首次为日本读者简介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故事梗概,之后相继出现了3个日译版本,即1958年版奥野信太郎译、1962年版竹内好译和1980年版立间洋介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研究者渴望通过阅读《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描写的挣扎于“五四”历史转型期的个体生命与民族思想文化纠葛审视反思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民族精神困境及在西方政治话语主导下所形成的文化断层。80年代《霜叶红似二月花》再译并被译者给予高度评价,其原因在于新时期之后在以国内学界为主导的批评语境中对带有《红楼梦》式古典文学风格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经典化的全面推进不无关系。其次,“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致使日本无论在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均呈现出多元态势,日本文艺思潮再次陷入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之中。对于西方文学文化的接受,日本批评界深刻认识到:接受并不等于近代式盲目的“拿来”与“互动”,“本土意识”也并非战时保守式的固步自封,而是要各取所长,形成平等对话关系。此背景之下,在日本人看来带有《儒林外史》风格的《子夜》与具有《红楼梦》文体风格和民族艺术色彩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两部描写中国传统与现代的长篇史诗巨作自然在80年代受到了日本学界及读者的强烈关注。除长篇小说外,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也被大量翻译与研究。短篇小说《水藻行》创作完成于1936年2月26日,1937年5月1日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第19卷第5期的首页,这是茅盾创作生涯中唯一一篇在国外发表的小说作品,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梳考史料,笔者与导师发现,《水藻行》实为山上正义所译,而并非鲁迅译或鹿地亘及胡风合译。对于日本大型杂志社《改造》来说,能得到中国文坛巨匠茅盾的赐稿可谓求之不得。社长山本实彦在作品刊登之前便开始运作宣传,4月底便出现了小田岳夫、本多显彰等评论家发表的数篇报刊评论。5月1日登载之后又相继出现数篇评论。通过这些评论足以证明《水藻行》在战前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非凡意义。《春蚕》《秋收》《林家铺子》《小巫》等作品战前战后在日本均被翻译发表,其中《春蚕》共4个译本,《林家铺子》共3个译本,是茅盾短篇小说中日译版本较多的两部作品。日本研究者及读者通过这些作品直接了解到了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和挣扎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形象。战前,竹内好将《春蚕》置于中国农民文学整体框架中阐释其特有文学价值的评论彰显出30年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解把握的整体性与全面性。战后“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进一步被研究阐释。日本学者更加关注于茅盾作为“作家”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探究茅盾作为“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思想内质,关于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自然不被纳入研究重点。由此,“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同样作为“纯文学”而并非作为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份高级社会文件”被接受与解读的。日本学者正是敏锐地认识到茅盾农村叙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价值”和“超越政治立场的文献价值”,才采取了与国内较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而得出了更为独特的观点和阅读感受。总体来说,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无论是研究视野、研究与翻译方法,还是结论观点都应引起我国茅盾研究界的关注与借鉴。随着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对异质文化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展开彼此间的交流,化解双方文化与思维上的隔阂已然成为两国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研究茅盾文学在异质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助于从“他者”的视角反观审视自我文化与文学中被遮蔽与忽视的价值与意义,同时窥视日本学者以“他者”的视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探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如何消解彼此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的误解与偏差,这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研究茅盾不无裨益。
霍虹[2]（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提出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高鹏程[3]（2021）在《《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正式发表了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期间的两次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边区的文化教育和文艺工作有了根本遵循,至今仍是国家意识形态、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但是,标准、原则的推行与秩序的建立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巨量工作的支撑,对外需要开展文艺斗争,对内需要进行思想整风,1948年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便是参与其中的重要环节和力量。囿于办刊时间短、创刊地点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存世量低、以及被《讲话》光芒遮蔽等原因,以往历史叙事和文学研究并没有给予《丛刊》足够的重视,至少尚未对《丛刊》与《讲话》的复杂关系进行专门研究。基于此,本文于历史的缝隙之间发现问题,力图立足史料,努力回归文学史现场,阐明问题。研究具体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大众文艺丛刊》与《讲话》的关联。本章广泛搜集相关资料,结合1948年的政治、文化语境,梳理《丛刊》创刊背景,为其定位和定性,进而明晰其与《讲话》之间的内在关联,建立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丛刊》是受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由左翼文艺界在香港创办的机关刊物,目的在于阐释和宣传《讲话》精神,建立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构建《讲话》所描绘的新的文学秩序。第二章将《大众文艺丛刊》置于四十年代文学格局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重点分析《丛刊》为了清除《讲话》的传播障碍,对国统区文艺开展批判与清算,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朱光潜、萧乾）,尤其是对后者的批判,考察被批判对象面对批判的态度和思想转变,总结批判与清算的成效。第三章将《大众文艺丛刊》纳入左翼文学发展的历史框架内,着眼于左翼文艺界内部对《讲话》精神理解的分歧和开展的以《讲话》为基准的深刻检讨与反省,重点关注研究分歧的解决。关键在于理解《讲话》内容实质,根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统一战线”表述,考察左翼文艺界内部的批评。第四章论述《大众文艺丛刊》对《讲话》精神的阐述与实践。归纳分析《丛刊》围绕《讲话》精神开展的文艺建设:其一,抓住细节的变动,塑造思想改造进步的作家典型,树立《讲话》的权威和作家进步转型典范;其二,强调文艺大众化建设,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运动,宣传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总结延安文学的经验与不足;其三,刊载介绍解放区文艺作品,践行《讲话》精神,倡导《讲话》提出的文艺创作导向。第五章《大众文艺丛刊》的文学史意义与反思。本章在文本层面确定《丛刊》的独特价值,从纵向历史与横向地理两个方面分析《丛刊》在“转折”中发挥的历史作用。《丛刊》的文本价值体现在刊载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其孕育形成的批评模式之中,尽管批评模式值得反思,但切实极大促进了《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接受,也深刻影响了国统区文艺创作。在促成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折的过程中,《丛刊》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形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丛刊》是新中国文艺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的一次超前试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一体化运动的预演。《丛刊》与《讲话》是内在统一的,共同指向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和新的文学秩序的建立。前者是对后者宣传实践的产物,后者对前者发挥引领指导作用。即《丛刊》为传播、宣传、践行《讲话》精神,实现《讲话》文艺思想而创刊,围绕《讲话》精神开展文艺批判与相关文艺建设活动,为现代文学的转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秩序的建立做出了巨大努力,此乃《丛刊》之真正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张挺玺[4]（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张蓬[5]（2021）在《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中国“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白话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新文学作品教学等方面的分析,发掘新文学在酝酿、发生、发展中与“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影响。“新文学”借助教育制度奠定了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通过国文教科书编写加速了传播,影响了学生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同时“新文学”也全面推动了国文教育改革,加快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主要体现在教育改革、知识生产与传播、文学创作、经典形成等方面。为了清晰地呈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文学”“教育”的双视角,以国文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经典形成,旨在通过以上分析促进当下文学教育中对“新文学”作品的正确认识和科学选择,为学生的文学修养培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本文共分五章,尝试从现存国文教育制度文件、发行量大且出版权威的代表性国文教科书等方面入手,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探究中学“国文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在文学传播、知识生产、经典形成、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章通过对清末民初教育制度演变的考察,论证了学制和教育宗旨的变迁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的媒介、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双潮合一”,确立了“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地位。第二章以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研究内容,阐述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如何通过国文教科书进行传播。其中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教科书编写者的个人兴味制约着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筛选,也影响了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从1920年代“新文学”开始进入国文教科书,到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国定本”以党化教育的名义对新文学作品的排挤,再到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坚决选用新文学作品以反抗“国定本”的压制,都体现了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形成的推动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新文学对国文教学改革的促进。从“问题教学法”、“道尔顿制”实验到“精读”“略读”法,新文学选文帮助国文教育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新文学也促进了国文教育的作文教学改革,教科书中的新文学作品成为学生写作训练的范文,不仅促进了学生现代文体意识的形成,也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中学的作文教学中被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得到了考试制度的官方认可,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第四章分析了新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国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新文学作家倡导白话文,自主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带去新文化、新思想。从教经历也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他们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作品,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文教育的改革、发展,加速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探讨了国文教育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语文教科书中那些不可缺少的现代文学“经典篇目”,其“经久不衰”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经典本质外,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还有教育、政治等其他外部力量的参与,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对于“新文学”来说,“国文教育”是一个最佳的传播途径。清末以降的学制改革和教育宗旨演变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领域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教育的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新文学与国文教育的全面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借助国文教育这一途径,推行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促进了现代文学审美观念及书写范式的形成。但是受到教育权力机制的约束和教育者个人视野及志趣的影响,国文教育对新文学存在着“限制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不过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文学促进了国文教学改革,引领了民国教育的新风尚,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新文学选文培养了学生的现代文体意识,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国文教育中被强化,新文学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张颖[6]（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肖迪[7]（2020）在《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与不安之中,政治形势混乱,经济遭受危机,整体危机四伏。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固守着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对小镇的存在有意无意的忽略,然而这些中国内陆地区的小镇不仅经历了中国转型期的阵痛,也见证了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小镇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都市与乡村的中转站,茅盾塑造的小镇空间较之其他作家,更加具有开放性,小火轮和铁路连接起上海与小镇,工业化浪潮和商品经济也随之而入,我们能看到小镇涌现出很多新式物件,这些“风景”改变了古老小镇的面貌,一方面带来了文明的气息,另一方面,传统并未就此沉寂下去,传统与新潮在小镇空间里不断拉扯。风景有“常”也有“变”,工业文明与传统中国激烈的碰撞,给普通民众带去了灾难与欢欣。开放多元的小镇必然会带来极强的社会流动性,这也是茅盾小镇叙事的特点之一。作家主要塑造了几类人物,分别是小镇商人、知识分子、小市民阶层和乡绅,这些人物在都市、小镇与农村之间来回穿梭流动,以小镇为轴心,辐射影响着都市与农村。他们的流动不仅包括水平的空间流动,更包括垂直的阶层流动。茅盾非常关注经济问题和经济关系,农村经济破产之时,除了对农民施以关切之外,茅盾更加关注小镇商人群体的出路,小镇商人既包括吴荪甫、唐子嘉这样的商业大亨,也包括林老板这样的普通小镇商人群体,面对经济危机、纷乱的战争局势和买办阶层,他们最终都不得不走向失败的结局。知识分子是茅盾作品中的重点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镇青年走入都市接受新式教育,他们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知识分子处在返乡与离乡夹缝中艰难生存,他们的社会流动也并不成功。小市民阶层要么固守原地,要么就是因为逃难和谋求职业发展进入都市,但因为个人力量太过于微薄,他们往往依附于从小镇走出来的企业家。对乡绅的态度茅盾是一分为二的,对像吴荪甫或者钱良材,他的态度是褒奖的;对土豪劣绅,茅盾则一律予以批判,这些人虽然短期内可能获得利益,但他们的算盘最终仍会落空。茅盾的小镇叙事显示出极强的政治色彩,在作家看来,革命既是造成社会流动性不断提高的原因,更是作者探索的解决失败问题的途径。革命的小镇中弥散着各式各样的谣言,政治局势混乱不堪,保卫团、县政府、县党部、土匪以及共产党同时存在于基层社会,农民极易受到煽动发起革命或者暴动,革命青年有满腔斗志、新式的做派和坚韧的信仰,然而他们软弱、缺少机智、犹豫不决,终于让革命成为了部分投机者的幌子,带来了社会更深重的灾难,革命事业也因此大受打击。面对理想主义的破灭和革命的信仰,小镇在高潮与低徊之间来回穿梭,作家因此陷入了严重的矛盾和动摇之中,并最后确定了革命的信念。茅盾为中国现代小镇文学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既继承了前辈们的传统,同时也别有新意,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构筑的小镇世界勾连起都市和乡村,不管是在革命发展还是经济联通上都扮演着先觉者的角色,反映出江浙小镇的特点和中国社会在近代的艰难转型,更融汇了作家对三十年代中国历史现实的思考,承载了茅盾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识。
龚峤雪[8]（2020）在《政治文化与1930年代左翼文学中工人形象的建构》文中提出左翼文学中的工人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中工人形象的首次登场,究其本质是在以左翼文化思潮为主流的政治文化语境的作用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本土工人形象相结合之后的产物,而本文恰恰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入手去研究左翼文学中工人形象的建构。结合1930年代的社会历史语境、政治文化语境揭示1930年代左翼工人形象存在的合理性、建构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以及建构的价值。同时本文试图从左翼文学的创作实践入手,来探究工人形象在这一时期的建构问题,对于左翼文学工人形象建构的相关研究,在整个学界还属于一种空白地带,本文的研究从形象建构的政治文化语境;工人形象建构与历史意识形态的应和;形象建构的政治诉求与新的话语方式的生成等方面超越了以往单纯的人物形象研究。本文认为,左翼文学的工人建构不光是一种形象的塑造,更是一种观念的演进,工人形象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性的所指。论文第一章回顾1930年代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方面着眼于我国近现代时期工业现代化的起步,工人群体广泛的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另一方面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苏俄文学等因素对中国作家产生的影响。第二章作为主体部分,直接论述政治文化导引下左翼工人形象的生产,并从形象建构与历史意识的应和,形象建构的政治诉求与新的话语方式的生成等方面进行论述,总结出这一时期工人形象建构的典型范例,主要方式以及内涵所在。第三章主要分析左翼文学中工人形象建构的政治文化功效,从政治文化意蕴与精神价值反思的角度分析左翼文学工人形象建构对文学史产生的影响,发掘出左翼文学工人形象建构的文学史价值所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文化是左翼工人形象构建的主导因素,选取政治文化视角能够更加直接的分析左翼工人形象建构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文学史价值。虽然一直被诟病的左翼小说中工人形象塑造在艺术上确实存在不足之处,但是这并无法磨灭左翼工人形象在文学史以及更广阔的范畴内的影响,而认识到左翼工人形象“生产”的建构性,真正理解工人形象建构的在文学史上产生的积极影响,才是重新认识1930年代左翼工人形象的关键所在。
饶倩倩[9]（2020）在《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文学大师,茅盾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发表了数量颇丰的文学评论、理论文章和研究论着。在茅盾的文艺观中隐含着一套自成体系的短篇小说理论观念。茅盾的文论文章为其短篇小说观的发掘和呈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料,从而可以从不同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茅盾的短篇小说观。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发展演变,大致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界线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建国前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文学主张完成了从“为人生”到为无产阶级的思想转换,提倡的创作内容从题材、人物到主题都以多样化为主导,倡导的创作方法从外来的自然主义逐渐过渡到本土化的现实主义。建国后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文学主张则由为无产阶级转向为社会主义,提倡的创作内容主要集中在鲜明的时代题材、人物和主题上,倡导的创作方法经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复杂历程。茅盾建国前后短篇小说观的演变,其原因主要是时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和茅盾自身政治抱负的驱使。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茅盾的短篇小说观主要由构思观、结构观、人物观、语言观、风格观等理论要点构成。茅盾重视短篇小说写作前的选材、剪裁等构思过程,主张短篇小说采用截取生活横断面的结构样式;强调短篇小说应以人物为主,人物可分为主次人物和典型人物,人物塑造可运用心理描写、言行刻画、环境渲染等多种方法。茅盾还提倡使用口语,重视风格创新。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茅盾短篇小说观产生的重要基础;外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引进与学习,则是它的直接来源。茅盾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决定了其对短篇小说政治功能的选择,期刊编辑的身份成就了其短篇小说阅读经验与理论思考的融合,批评家的身份促进了其短篇小说创作的理论审视,作家的身份则完成了其短篇小说观的理论运用与反思。茅盾短篇小说观具有独特的价值。从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来说,茅盾的短篇小说观既指导了茅盾自身的短篇小说创作,同时也对其他现当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从短篇小说理论方面来说,茅盾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推崇、对人物性格的重视和对作家个人文学风格的强调等理念无疑丰富了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理论。茅盾短篇小说观也存在政治化、单一化和理论意识缺乏等不足之处。茅盾的短篇小说观对于新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创作无疑仍有一定的指导和启示作用,对于中国化的短篇小说理论建设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刘璐[10]（2020）在《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茅盾“十七年”文学理论与批评为研究对象,研究茅盾在1940-1950年代的思想转变、多重身份和多元立场,以期对他“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主张有更为明晰的认知。引言部分,介绍选题缘起和意义,以“茅盾十七年（1949～1966）”为核心对茅盾研究现状进行述评,针对现有研究的缺憾提出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以1942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1949年的时代转折为切入点,考察茅盾在社会变革之际的行动线索,考察国统区文人思想立场分化背景下茅盾对《讲话》的接受状况,从而认识茅盾1940-1950年代文学理念和文学批评的演变情况。第二章,讨论“茅盾文学思想的复杂性”。“茅盾后期”主要从事理论工作,鲜活的生命个体身份被显要的文化官员身份遮蔽,理论批评家身份比作家身份更受关注。在政治文化意识压倒启蒙主义思潮的语境中,探讨茅盾文化官员身份后潜隐的生命个体意识、理论批评家身份下潜隐的作家意识,以及时代共名主题下潜隐的启蒙意识。第三章,对茅盾“十七年”（1949～1966）的主要理论批评文本进行解读,包括《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谈起》和茅盾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评论。结语部分,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折关系、茅盾复杂的话语体系和多重身份等角度来对茅盾“十七年”文艺思想进行新的解读,重新厘定“茅盾后期”的文学贡献和学术价值,从而考察茅盾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同情之理解”走近茅盾、理解茅盾。
二、鲁迅茅盾短篇小说思维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鲁迅茅盾短篇小说思维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关于“简介概述日本茅盾研究概况”的研究现状 |
| 1.3.2 关于“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的研究现状 |
| 1.3.3 前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茅盾小说日译单行本的滥觞之作——《蚀》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史论 |
| 2.1 昭和前期(1926-1945)日本对《蚀》的翻译和研究 |
| 2.1.1 《幻灭》的译介: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接受的滥觞 |
| 2.1.2 《大过渡期》:茅盾作品日译单行本的先河 |
| 2.1.3 《大过渡期》发表后日本学界的多种评价 |
| 2.1.4 昭和前期日本接受和研究《蚀》的社会文化背景 |
| 2.2 昭和中期(1945-1966)《蚀》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概况综述 |
| 2.2.1 “审美”的突破与回旋:佐藤一郎与高田昭二对《蚀》的研究 |
| 2.2.2 特殊历史语境下中日对《蚀》研究的异同 |
| 2.3 东瀛学界的多部声:1970 年代至今《蚀》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2.3.1 茅盾作为“作家”的起点:《幻灭》文学价值在日本的重估 |
| 2.3.2 对《蚀》的“女性解放”、“性描写”及版本流变的研究 |
| 2.3.3 21 世纪《蚀》在日本研究的新坐标:白井重范的“《蚀》论” |
| 2.3.4 异文化语境下中日对《蚀》接受与研究的异同 |
| 第三章 永不磨灭的经典—《子夜》各日译本的问世、流变与研究考论 |
| 3.1 “恶文”评价与完整译本的缺席:《子夜》在二战前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3.1.1 增田涉的评价与未实现的约定 |
| 3.1.2 到底是“恶文”还是“杰作”?——对竹内好《茅盾论》的再解读 |
| 3.2 二战后(1945-2013)多个《子夜》日译版本的问世、流变与评介 |
| 3.2.1 首部《子夜》日译单行本的诞生及其意义和价值 |
| 3.2.2 1960 年代的再译:小野忍与高田昭二的合译单行本 |
| 3.2.3 作为“杰作说”的铁证:竹内好的译介与评价 |
| 3.3 《子夜》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3.3.1 译者的再度评介:尾坂德司与高田昭二的《子夜》研究 |
| 3.3.2 昭和后期(1966-1989)是永骏、中野美代子、筱田一士的《子夜》研究 |
| 3.3.3 平成时期(1989-2019)桑岛由美子、白井重范的《子夜》研究 |
| 3.3.4 《子夜》在日本接受研究的多元化与递进性 |
| 第四章 “梅女士”于日本之再现—《虹》日译单行本的生成与接受 |
| 4.1 《虹》日译单行本的问世及其前后学界的解读评价 |
| 4.1.1 一部未完成的译着:武田泰淳对《虹》的翻译和解读 |
| 4.1.2 对“梅女士”的人物形象分析:藤井冠次与武田泰淳的对话 |
| 4.2 《虹》与武田泰淳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互文性 |
| 4.2.1 中国式侠义的精神符号:“梅女士”于二战后日本之再现 |
| 4.2.2 追求女性解放的使者:关于玛利亚的原型室伏克拉拉 |
| 4.3 二战后《虹》在日本的研究综述 |
| 4.3.1 搁笔缘由的探究:三宝政美对《虹》的研究 |
| 4.3.3 《虹》中的“虚”与“实”:是永骏对文本的深入解读 |
| 第五章 茅盾40 年代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以《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为例 |
| 5.1 国民党政治黑幕小说的特殊意义:《腐蚀》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5.1.1 《腐蚀》各日译版本的生成及评介 |
| 5.1.2 《腐蚀》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5.1.3 “自我迷失”与“身份焦虑”:《腐蚀》对堀田善卫短篇小说《齿轮》的创作影响 |
| 5.2 《霜叶红似二月花》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梳考 |
| 5.2.1 一部现代版的《红楼梦》:《霜叶红似二月花》三个日译本的生成与评价 |
| 5.2.2 对“母性式包容”及“男性式无能”的解读:中日学者界的对话与争鸣 |
| 第六章 中国乡村景观的觅寻—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述论 |
| 6.1 现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的一座桥梁:《水藻行》翻译发表考辩及研究述评 |
| 6.1.1 《水藻行》翻译发表考辩 |
| 6.1.2 《水藻行》发表前后日本报刊评论综述 |
| 6.2 茅盾其他短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
| 6.2.1 《春蚕》《林家铺子》《小巫》等日译情况综述 |
| 6.2.2 《春蚕》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的界定与本文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综述与问题求索 |
| 1.3 本文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
| 1.4 本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发生与发展 |
| 2.1 发生期(1917—1927 年)——从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 |
| 2.1.1 第一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1.2 以冰心批评为主的稚嫩果实 |
| 2.2 发展期(1928—1937 年)——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全面爆发 |
| 2.2.1 第二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2.2 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硕果累累 |
| 2.3 延续期(1937—1949 年)——从抗战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
| 2.3.1 第三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3.2 三大政治区域内批评的不同成果 |
| 第3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 |
| 3.1 “传统”与“现代”之间: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 |
| 3.1.1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形成 |
| 3.1.2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 |
| 3.1.3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弱化 |
| 3.2 “隐含的权威”与“身份的焦虑”:批评主体的“性别”身份 |
| 3.2.1 男性批评主体的“催生” |
| 3.2.2 男性批评主体的“建构” |
| 3.2.3 女性批评主体的“焦虑” |
| 第4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 |
| 4.1 第一个十年:理论的“喧哗”与“缺失” |
| 4.1.1 现实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问题小说”的聚焦 |
| 4.1.2 浪漫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自我”及“表现”的提倡 |
| 4.1.3 性别理论的缺失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初探 |
| 4.2 第二个十年:理论的“多元化”与“酝酿” |
| 4.2.1 马克思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阶级性”的强调 |
| 4.2.2 自由主义批评观与对作品“人性”及“审美”的关注 |
| 4.2.3 性别理论的酝酿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深入 |
| 4.3 第三个十年:理论的“政治化”与“萌芽” |
| 4.3.1 国统区“宣传抗战”批评观与对作品“抗战主题”的倡导 |
| 4.3.2 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与对女作家“政治立场”的要求 |
| 4.3.3 沦陷区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 |
| 第5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基本模式与方法 |
| 5.1 两大类批评模式 |
| 5.1.1 语境论批评模式 |
| 5.1.2 体验性批评模式 |
| 5.2 常用的批评方法 |
| 5.2.1 “知人论世”批评法 |
| 5.2.2 感悟式“诗化”批评法 |
| 5.2.3 “比较分析”批评法 |
| 第6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 |
| 6.1 “主体精神”的介入与“在场”的批评 |
| 6.2 “实践性”与“体验性”批评的当代启示 |
| 6.3 “理论基点”的价值与“本土理论”的建构 |
| 6.4 “男权”的幽灵与“性别体验”的局限 |
| 结语 |
| 附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文章、着述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意义 |
| 第一章 《大众文艺丛刊》与《讲话》精神的关联 |
| 第一节 《大众文艺丛刊》创刊背景 |
| 第二节 《大众文艺丛刊》的性质 |
| 第二章 批判与清理:清除《讲话》精神传播的障碍 |
| 第一节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 |
| 第二节 对“反动文艺”的全面清理 |
| 第三节 新形势下的“新文艺观” |
| 第三章 反省与统一:消除《讲话》精神传播的内部干扰 |
| 第一节 《讲话》精神的“正解” |
| 第二节 统一战线下的“协奏” |
| 第三节 “彻底检讨”与“深刻反省” |
| 第四章 对《讲话》精神的正面解读与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塑造思想改造进步的作家典范 |
| 第二节 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 |
| 第三节 创作实践——“实在的故事” |
| 第五章 《大众文艺丛刊》的文学史意义与反思 |
| 第一节 《大众文艺丛刊》的文本价值 |
| 第二节 《大众文艺丛刊》对国统区文艺的影响 |
| 第三节 《大众文艺丛刊》对“当代文学”形态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 小结 |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 (一)经济“统制化” |
| (二)政治社会化 |
| (三)新国民运动 |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 小结 |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 二、秦腔改革 |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 小结 |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 小结 |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知识身份”的确立 |
| 第一节 晚清至“五四”教育制度变迁中的“文学”演变 |
| 一、晚清学制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奠基 |
| 二、民初教育改革对“文学教育”地位的确定 |
| 三、“五四”时期教育制度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强化 |
| 第二节 新文学与国文教育“联姻” |
| 一、“言文一致”的必然结果 |
| 二、文学教育改革的需要 |
| 三、“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利益共谋 |
| 第二章 新文学以国文教科书为媒介的传播 |
| 第一节 192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新文学兴味的体现 |
| 一、《白话文范》的“新思潮”倾向 |
| 二、《初中国语文读本》的新文学经典倾向 |
| 三、《初级国语读本》的“新文学理念”倾向 |
| 四、编者个人因素对新文学选文编排的影响 |
| 第二节 193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文学教育”观的转变 |
| 一、“新思潮”的延续与深化 |
| 二、“文艺性”的强调与凸显 |
| 三、从“文学”到“文章” |
| 第三节 1940 年代国文教科书中新文学的“遮蔽”与“反抗” |
| 一、“国定本”对“新文学”的有意遮蔽 |
| 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对“新文学”的坚持 |
| 三、国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特征 |
| 第三章 新文学对国文教育改革的推动 |
| 第一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阅读教学改革 |
| 一、“人生问题”选文引发“问题教学法” |
| 二、艺术性选文引发“道尔顿制”教学实验 |
| 三、新文学教育引发“精读”“略读”改革 |
| 第二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写作教学改革 |
| 一、语体文作文观的形成 |
| 二、写作教学内容的明确 |
| 三、写作指导方法的转变 |
| 第三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考试改革 |
| 一、考核方式的改变 |
| 二、考核内容的改变 |
| 第四章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创作与国文教育的相互影响 |
| 第一节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对国文教育的影响 |
| 一、周氏兄弟的“儿童本位”思想 |
| 二、叶圣陶与朱自清的国文教育观 |
| 第二节 国文从教经历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以学生为假想读者群的“范文式”创作 |
| 二、以抒发个人教育理想为目的的创作 |
| 三、从教经历影响在作家写作风格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新文学中的“教育书写” |
| 一、以“教育批判”为主题的创作 |
| 二、以“儿童为本”的创作 |
| 三、为教育助力的新文学读物编辑 |
| 第五章 国文教育视野下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反思 |
| 第一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化”历程 |
| 一、散文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二、小说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三、新诗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四、戏剧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第二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成因 |
| 一、符合选文标准 |
| 二、具有教学价值 |
| 三、文化斗争需要 |
| 四、自我经典化努力 |
| 第三节 国文教育对新文学“经典”产生的影响 |
| 一、节选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 二、删改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 三、教学阐释对原作的影响 |
| 四、教育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本文参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及新文学选文篇目 |
| 后记 |
（6）《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相关理论问题的界定与厘清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视野中的《译文》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窃火传薪”之旅 |
| 一、洋枪洋炮打开的“窃火”之旅 |
| 二、现代译介的开端:《新青年》 |
| 三、渐入“多元”的20世纪30年代外国文学译介 |
| 四、1930年代的翻译文学论争与论战 |
| 第二节 30年代方兴未艾的翻译出版业 |
| 一、“杂志浪潮”兴盛的30年代 |
| 二、30年代翻译出版的“沉浮” |
| 三、文学期刊中的翻译单元 |
| 第三节 《译文》的创办及活动 |
| 一、《译文》的发起与创办 |
| 二、理想与现实的融合之选 |
| 三、曲折中前行的《译文》:停刊与复刊 |
| 第二章 《译文》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 |
| 第一节 世界文学的国别（地区）样貌 |
| 一、被“突显”的苏俄文学 |
| 二、被“关注”的弱小民族文学 |
| 三、被“遮蔽”的欧美文学 |
| 四、被“中介化”的日本文学 |
| 五、被“消失”的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文学 |
| 第二节 世界文学的作家样貌 |
| 一、精英与平民作家的完美融合 |
| 二、日渐崛起的女性作家 |
| 三、意识形态各异的作家群 |
| 第三节 世界文学的体裁样貌 |
| 一、异彩纷呈的小说 |
| 二、关注儿童的童话与警世的寓言 |
| 三、以苏俄为风向标的诗歌与戏剧 |
| 四、以西班牙内战为焦点的报告文学 |
| 第四节 世界文学的文论样貌 |
| 一、以苏俄和进步作家为代表的作家作品论 |
| 二、以法、德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与思潮 |
| 三、向苏俄学习的文学创作论 |
| 第五节 30年代世界文学的流行主题样貌 |
| 一、压迫与反抗的时代主题 |
| 二、写实的战争主题 |
| 三、永恒的情感主题 |
| 第三章 《译文》中的世界文学样貌溯源 |
| 第一节 多种意识形态交织下的《译文》 |
| 一、袭卷30年代的“红色潮流”的促进 |
| 二、国民党反革命思想的制约 |
| 三、中共无产阶级革命战线的引导 |
| 四、“革新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诉求 |
| 第二节 多种诗学要素碰撞下的《译文》 |
| 一、在新旧作家作品中寻找“现实主义”的痕迹 |
| 二、书写现实的小说译介 |
| 三、满足“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 |
| 四、文学社会功用的中国式追求:改造社会 |
| 第三节 编译者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 一、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编译者 |
| 二、多重诉求的编译者 |
| 三、以鲁迅为编译中心的形成 |
| 第四节 赞助人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 一、执政党对于出版管制的影响 |
| 二、编辑、出版方的推动与制约 |
| 三、共产党的文化宣传策略的影响 |
| 四、以读者为主导的期刊发行 |
| 第四章 《译文》的价值、影响与时代局限性 |
| 第一节 跨时代的价值 |
| 一、记录新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史 |
| 二、树立开放与融合的文学主张 |
| 三、译介中展现出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追踪 |
| 一、为鲁迅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
| 二、成就新文学的人才储备 |
| 三、滋养新文学的翻译与创作 |
| 四、开创翻译杂志的先河与范式 |
| 五、《译文丛书》对《译文》的继承与发扬 |
| 第三节 带有时代烙印的局限性 |
| 一、同人杂志的局限 |
| 二、语言能力的局限 |
| 三、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译文》创刊号封面、插画、目录 |
| 附录二 《译文》译作统计(时间顺序) |
| 附录三 《译文》中译作统计(国别（地区）分类) |
| 附录四 《译文》中译介的小说 |
| 附录五 《译文》中译介的文论 |
| 附录六 《译文》中主要译者的译介统计 |
| 附录七 1930-1937年国内发行文学期刊及译作情况统计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一、中国现代小城镇文学研究 |
| 二、茅盾“小镇叙事”作品研究史 |
| 第二节 “小镇”与茅盾“小镇叙事”的历史语境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开放的小镇:风景中的“常”与“变” |
| 第一节 城乡间的中转站:小镇风景的多样性 |
| 第二节 难以破除的过去:固守的乡土风俗传统 |
| 第三节 家宅与茶馆:独特的地域人文景观 |
| 第二章 流动中的“动”与“思”:茅盾笔下的小镇人物群像 |
| 第一节 小镇商人:往来于城乡的中间者 |
| 第二节 走进都市与被迫返乡:小镇知识分子的“出走”与“回归” |
| 第三节 出路的无处追寻:小市民群体与乡绅阶级的抉择 |
| 第三章 茅盾小镇叙事中的革命书写 |
| 第一节 挣扎与无序:“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暴力中的城乡流动:小镇权力的更迭 |
| 第三节 动摇中的革命小镇:群氓之乱与知识分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茅盾小镇叙事小说作品出版简表 |
| 附录2:茅盾小镇叙事作品中人物流动情况简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8）政治文化与1930年代左翼文学中工人形象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
| 二、研究综述 |
| 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19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与工人形象的产生 |
| 第一节 “左联”前夕的历史政治语境 |
| 一、工业现代化起步与“工人”群体出现 |
| 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传入与“苏联因素”影响 |
| 第二节 以左翼文化思潮为主流的政治文化语境 |
| 一、中国左翼文学发生与全球范围内的左翼文学思潮 |
| 二、文艺大众化运动与工人文学创作实验 |
| 第二章 政治文化导引下左翼工人形象生产 |
| 第一节 形象建构与历史意识形态的应和 |
| 一、模糊的“工人”身份:左翼文学之前 |
| 二、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工人身份的确立 |
| 三、作为“革命的身体”的工人形象创造 |
| 第二节 形象建构的政治诉求与新的话语方式生成 |
| 一、苦难与觉醒:工人形象建构的典型范例 |
| 二、革命的现实主义:工人形象建构的主要方式 |
| 三、作为政治理想的载体:工人形象建构的内涵 |
| 第三章 左翼文学工人形象建构的政治文化功效 |
| 第一节 左翼工人形象建构的政治文化意蕴 |
| 一、激发民众及其对1930年代革命历史景况的直击 |
| 二、审美政治与左翼工人小说的写作困境 |
| 第二节 左翼工人形象建构的精神价值反思 |
| 一、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精神范式价值 |
| 二、“工人形象家族”浓烈悲怆的永恒纪念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课题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茅盾建国前的短篇小说观 |
| 一、文学主张:从“为人生”到“为无产阶级” |
| 二、创作内容:提倡多样的社会内容 |
| 三、创作方法:倡导现实主义 |
| 第二节 茅盾建国后的短篇小说观 |
| 一、文学主张:从“为无产阶级”到“为社会主义” |
| 二、创作内容:提倡鲜明的时代内容 |
| 三、创作方法:倡导本土化的现实主义 |
| 第三节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演变缘由 |
| 一、时代文艺思潮的影响 |
| 二、自身政治抱负的驱使 |
| 第二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理论要点 |
| 第一节 茅盾短篇小说的构思观、结构观 |
| 一、短篇小说构思观 |
| 二、短篇小说结构观 |
| 第二节 茅盾短篇小说的人物观 |
| 一、短篇小说人物设定观 |
| 二、短篇小说人物塑造观 |
| 第三节 茅盾短篇小说的语言观、风格观及其他观念 |
| 一、短篇小说语言观 |
| 二、短篇小说风格观 |
| 三、其他短篇小说观念 |
| 第三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承袭与发展 |
| 一、传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 |
| 二、古典文学的知识积累与理论训练 |
| 三、传统文化新变带来的视野拓展 |
| 第二节 外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引进与学习 |
| 一、外国文学文化的思想摄取 |
| 二、外国短篇小说的艺术借鉴 |
| 第三节 多重身份对茅盾短篇小说观的促成 |
| 一、政治活动家——短篇小说政治功能的选择 |
| 二、期刊编辑——短篇小说的阅读经验与理论思考 |
| 三、批评家——短篇小说创作的理论审视 |
| 四、作家——短篇小说观的理论运用与反思 |
| 第四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价值与不足 |
| 第一节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创作指导价值 |
| 一、对自身短篇小说创作的指导 |
| 二、对其他作家短篇小说创作的影响与促进 |
| 第二节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理论价值与不足 |
| 一、茅盾短篇小说观的理论价值 |
| 二、茅盾短篇小说观的不足之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0.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0.2 研究述评 |
| 0.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时代的转折与茅盾的文学思想的演变 |
| 1.1 时代的转折与对《讲话》的接受 |
| 1.1.1 茅盾对《讲话》的接受 |
| 1.1.2 转折时期的文化选择与国统区文人的分化 |
| 1.2 茅盾文学理念的转向 |
| 1.2.1 论文学的目的和文学家的使命 |
| 1.2.2 论“民族形式” |
| 1.3 文学批评转型 |
| 1.3.1 话语类型的转换 |
| 1.3.2 原因探析 |
| 第二章 大时代下官员/批评家复杂的内心世界 |
| 2.1 文化官员身份后潜隐的生命个体意识 |
| 2.1.1 官方话语 |
| 2.1.2 私人话语 |
| 2.1.3 知识分子角色考察 |
| 2.2 理论批评家身份下潜隐的作家意识 |
| 2.2.1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双栖现象 |
| 2.2.2 作家意识的具体表征 |
| 2.3 时代共名主题下潜隐的启蒙意识 |
| 2.3.1 茅盾的实践型启蒙观 |
| 2.3.2 茅盾的启蒙意识表征 |
| 第三章 “茅盾后期”文学思想的文本解读 |
| 3.1 再解读《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 |
| 3.1.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知识谱系 |
| 3.1.2 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 |
| 3.2.1 历史剧的发展历程 |
| 3.2.2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结合 |
| 3.2.3 古为今用的历史观、文学语言 |
| 3.3 再解读茅盾的作家作品论 |
| 3.3.3 对《百合花》的评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鲁迅茅盾短篇小说思维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D]. 连正. 河北大学, 2021
- [2]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02)
- [3]《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D]. 高鹏程. 吉林大学, 2021(02)
- [4]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D]. 张蓬.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D]. 肖迪.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8]政治文化与1930年代左翼文学中工人形象的建构[D]. 龚峤雪.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9]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D]. 饶倩倩.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10]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D]. 刘璐. 西北大学, 2020(12)
标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 小说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鲁迅论文; 短篇小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