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等教育发展的多元化教育投入体系

一、论高等教育发展多元化的教育投入体制（论文文献综述）

陈元元^[1]（2021）在《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基础、发展历程及特点模式各不相同。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后者居上、私学主导、发展速度快且影响巨大等独特性,在路径发展上独树一帜。基于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等方法追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因,剖析不同发展阶段日本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变化过程,可以拓展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专题内容,探究高等教育变革规律及大众化发展模式,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日本高等教育于1963年迈入大众化阶段,经过一系列调整及变革,至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在整个大众化进程中,日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在整体上都呈现扩张趋势,如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各类短期职业院校等均所有扩充,但私立高校担当了主力军角色,发展迅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各个阶段皆占主导作用,院校及学生数量都远远超过国立、公立高校,且影响至今,现如今日本私立高等院校的数量及在校生人数均占总数的70%以上。在国际及国内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存在着“量化指标”和“质的规定性”不完全同步的现象,高等教育正是围绕数量和质量这两个基本点进行变革的。在以私学主导为中心,规模与质量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协调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经了快速扩张期、集约发展期和稳定增长期三个发展阶段。1963年至1970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规模扩展为主的快速扩张阶段。这一时期是日本社会发展的黄金期,经济高速增长,教育投资论盛行,日本社会中等阶层扩大。结合中等教育普及多样化,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现状,日本政府提出了“理工科人才扩充计划”,修订并放宽了大学设置基准。日本高等院校尤其是私立大学及私立巨型大学的规模急剧扩展,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迅速增多,学部及学科种类也大幅扩充,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以量化规模扩展为主要特点的飞速扩展期。与此同时,日本高等教育出现了目标偏向功利性,入学考试选拔标准较为片面,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均、质量下降的问题。此阶段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呈现私立高等院校发挥主力、高校规模横向急剧扩展、职业院校发展突出及理工科专业扩展比重较大的特点。整体来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标准,但“质”上还存在一定差距。1971年至1983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质量调控为主的集约发展阶段。在石油危机经济增速下降、高校毕业生过剩就业困难以及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关于高学历问题意见书》等政策相继被提出,日本政府颁布了系列法案援助与控制私立高校,挽救前一阶段因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带来的质量危机。在高等教育目标上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了统一的入学招生考试制度,并改进了师资教学及课程内容,强化了高校的内外部管理。日本高校数量增速放缓,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出现间歇性回落,学科及专业结构走向融合。呈现高校纵向多层次化发展、应用型人文社科类学科比重增加的特点。1984年至1999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量质兼顾、并重发展的稳定增长阶段。受经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阶层趋向均等,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趋势加强。私立高等院校数量有序增长,国立、公立高校平稳发展,高校入学人数稳定回升,学科种类走向交叉与融合。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也进一步完善及提升,高等教育理念趋向个性与创新,入学选拔制度多样且灵活,人才培养走向开放与综合,高校师资队伍力量提升,管理及评估机制更专业精细化,呈现数量与质量发展协调兼顾,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加深,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特点。至1999年,日本高等教育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质量要求”上,都达到了大众化标准,毛入学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完成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的转变。日本以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为基础,私立各类高校发挥主力作用,构建非传统型多层次高等教育,使大众与精英教育并存的大众化发展路径颇具特色。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的标准,然而由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教育水平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学位含金量变低等遗留问题仍需解决。借鉴日本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在今后的改革中必须树立量质兼顾并重的发展理念,充分挖掘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潜力,高校在扩大规模时需坚持市场导向并兼顾大众需求,国家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及时干预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需从外延式综合扩张转向内涵式特色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既满足大众化的量化指标,又达到质的规定性,进而顺利衔接至普及化阶段,并稳步发展。

刘欣^[2]（2020）在《高校融资总量、结构及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国际间的博弈也越来越激烈。在全球范围内的博弈,不仅仅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的博弈,其实就其本身来讲,实质上是各国之间人才的博弈。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为本国源源不断的输送了优秀的人才,由此看来,各个国家想赢得大国间的博弈,高等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领域资源的投入,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2015年开始实施“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战略,不断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模式转变为“大众教育”模式,并即将进入“普及教育”模式。201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83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1）。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与所需资源的供给能力形成了矛盾,学校必须通过建设足够的教学科研设施和保障性配套设施、自我培养或引进优秀师资等才能更好的满足受教育群体的需求,保证教育产出的质量。只有充足的教育办学经费才能够满足高校稳定发展和“双一流”建设对经费的需求,这就对高校进一步增加融资总量、优化融资结构不断提出新要求。我国高校融资仍主要依托传统的财政拨款,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逐渐拓宽高校自身资源和社会力量办学的融资方式或渠道,但总体来看我国高校的办学经费融资渠道相对单一,且融资的规模有限,相对教育需求的快速发展而言还难以满足其现实需求。可见,高校办学经费融资渠道的拓展及选择进而实现融资结构的优化尤为重要。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化的背景下,我国高校的办学经费融资规模、结构及模式也必然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传统的高等教育办学经费融资模式已然不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求。因此,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下,高校多元化融资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基于此,考虑到数据来源的可得性、代表的普遍性和可比性,本文选择7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对外公开的融资数据为样本,通过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办学经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融资总量、结构及模式的比较分析,构建了高校融资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对高校融资水平进行了评价。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对高校经费融资结构和融资绩效表现进行了回归分析,进而剖析了其对高校融资绩效的影响和成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校办学经费融资模式及结构优化思路,以期提高高校经费融资绩效,提升高校办学质量。据此,本文中所提及的高校均指代教育部直属高校。主要研究内容结构如下: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数据来源、研究内容与结构、创新和有待研究的问题进行总体阐述,为论文谋篇布局并提出研究方向和思路。第二章,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对教育部直属高校、融资、内源性融资、外源性融资等概念进行界定。并对人力资本理论、成本分担理论、融资优序理论、绩效管理理论等理论进行具体分析。第三章,高校办学经费融资总量、结构及模式的演进分析。本章主要对高校经费融资总量、融资结构和融资模式的演进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发现我国高校融资的特点、融资主要渠道及存在问题。第四章,基于区域分布的高校办学经费融资总量、结构及模式的比较分析。将我国高校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的经济区域布局,对其办学经费融资的总量、结构和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研究了差异性产生的原因。第五章,高校办学经费融资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本章提出了高校办学经费融资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并据此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对象及数据来源;对熵值法、变异系数法以及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等方法进行了比较和适应性选择。根据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高校融资水平进行了评价。第六章,高校办学经费融资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本章根据第五章得出的结论,对高校经费融资结构和融资绩效表现进行了回归分析,分别从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层面出发,得出融资结构对高校融资绩效的客观影响,包括影响方向及影响显着程度,进而分析造成该种影响的原因。第七章,高校多元化拓展办学经费,提升融资绩效的路径。本章根据前文对我国高校办学经费融资的总量、结构及模式的演进分析、空间比较和研究以及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提出了从政府维度,探索加大高校财政拨款力度,改善拨款方式;从高校的维度,拓宽办学经费融资渠道,完善内部配套机制;从社会维度,积极培养社会共同办教育的理念。第八章,结论,对全文进行总结性概述。

赵晓芳^[3]（2019）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阶段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战略背景、总体思路、战略任务、实施路径、保障措施。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现代化内涵是什么、怎样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现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我国在202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发展的战略安排对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新的阶段目标,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阶段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以高等教育本质属性、高等教育与生产力相互作用规律、高等教育与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等为理论依据,通过文献法、比较法与规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阶段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对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演进、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行准确分析,对比国内外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阶段划分及其内涵并总结出可供借鉴的地方,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寻找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合理路径。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是阶段目标依次实现的过程,每一个阶段目标的实现链接起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全过程。深化发展阶段目标及其内涵研究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和新的方法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经萌芽、起步调整和恢复发展、跨越式发展等四个阶段,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存在着高等教育德育工作不够深入、高等教育投入相对不足、高等教育现代化基础还有薄弱环节、高等教育地区和学科内部发展不平衡、高等教育发展存在不充分等主要问题。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受现代高等教育起步较晚和历史布局不平衡、思想观念现代化不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等的影响。通过横向比较中外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阶段,在比较中学习其有价值的经验教训;以新时代高教育现代化各阶段内涵为落脚点,将其内涵发展分为基本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阶段、总体高等教育现代化阶段、进入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先进行列阶段等三个不同阶段,各阶段蕴含着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发展逻辑与时代内涵;正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阶段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加快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水平为基点,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为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动力;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创新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加快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深化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建立社会广泛支持的社会支持体系。二是以高等教育现代化各阶段的内涵为参照系,实施内涵式发展,为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质量保障;形成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培养体系,发展优质教育以建设高水平的人才培养机制,形成广阔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格局,构建新型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4]（2019）在《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知识高度分化与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的整体背景下,我国教育管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与专业化。基于四十余年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对学科已有研究开展系统性、理论性的回顾与反思,既有助于厘清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又有助于准确掌握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是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然而,现有对学科整体审视的研究,多为学者凭借自身知识积累所作的阶段性的回顾与展望,又或是囿于某一分支学科、具体研究领域当中。既有研究在视角上缺少全景维度与长时间段的系统检视,难以从海量繁杂信息中洞悉学科发展的真实样貌和客观动态规律,系统性的学科审思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加以完善。知识图谱作为反映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以及结构关系的一种知识管理工具,能有效克服以上不足。通过对海量复杂信息开展缜密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可动态展现学科的演进特征,探究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现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缺失与薄弱环节,对拓宽学科研究广度与挖掘研究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知识图谱方法运用于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当中,以学科归宗、学科渗透、学科价值为研究基点,以正视学科发展的复杂本质、顺应跨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研究原则,通过构建三维矩阵（以学科给养、主题演化、知识流动、学术群体为目的维,以各类知识单元为对象维,以统计分析、引文分析、共引分析、聚类分析等科学计量分析为方法维）,将CNKI中1979-2018年我国教育管理学38162篇文献信息转化成一系列的知识图谱,以期更深层次地揭示学科结构的相似性与承接性,具体的研究过程及研究发现如下:（1）“学科给养”视角。分别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层面呈现学科演进与发展的动力来源与基础条件。总体来说,学科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学科发展的内部与外在条件整体较好,高等院校引领拉动学科发展,但机构之间“贫富”差距较大。此外,研究成果分布在829种不同的期刊上,涉及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14个学科,呈现学科交叉性强,领域广泛等特性。（2）“发展轨迹”视角。前述文献样本涉及到的50351个关键词之间存在强弱关系,通过对这些关键词开展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挖掘出学科知识结构之间的亲疏关联。整体来看,学科经4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明确的范畴体系,整体呈现“核心—衍生—边缘”的主题格局。阶段性分析表明,学科演进过程中新老话题的更替,存在明显的“政策依赖”特性,与繁荣的应用研究相比,基础性研究量少质低,纵向连贯性研究不足。（3）“知识关联”视角。通过探测突现词把握学科研究前沿。学科研究中具有时代特征“变”的研究域,是学科发展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综合“主题演化”的分析结果可知,关注度高的热点领域,容易聚集集体智慧创造新知识,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对前述38162篇文献样本涉及到的144618篇参考文献开展引文分析,结果显示,滋养学科发展的奠基性文献在学科发展初期较为欠缺,这与学科发展初期学术研究规范性存在欠缺有关,因学科研究更注重现实性与实用性,学术积累在延续性和体系上较为薄弱。（4）“学术群体”视角,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对作者合作与作者共被引形成的“显性网络”与“隐性网络”进行考察。整体而言,作者合作构成的“显性网络”密度低,“权威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不紧密,“师生型”、“同事型”是合作的主要方式,网络中派系林立的程度值不高,整体科研合作网络仍处于待优化的初级阶段。基于核心作者共被引构成的“隐性网络”按照研究领域可分为10个学术群体,研究跨领域特性明显,但不具备明显的学派效应。整体上来看网络连通性好,信息传递快,具有典型的“小世界”效应,存在“学术明星”现象。（5）综合上述分析,研究基于知识图谱视角,总结出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范式特征,并对学科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从建构均衡化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打造本土化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等层面提出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一系列建议。研究借由宏观概括、中观分析、微观扫描对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四十年进行回溯与总结,结合学科发展范式特征提出展望,客观呈现学科总体图景、发展态势与结构特征,为后续研究把握研究重点、捕捉研究前沿、规范学科布局奠定了研究基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充基础数据,扩大文献样本的来源范围,将学术着作、学位论文吸纳进来,同时增加中外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横向对比,以客观评价我国教育管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优势与差距。此外,还需丰富研究内容,将学科研究成员的知识结构与研究取向纳入学科建设的重点考察范围,进一步完善本研究。

濮筠^[5]（2018）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现状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虽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法律地位的确立和社会舆论的看法转变并不能掩盖高等职业教育仍然存在于政策层面上的不足和操作层面上的缺陷。我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发展之后,为了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增长,主动换挡降速,进入发展的转型期。转型期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保持稳定的增长和就业,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主要集中表现为现阶段的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是否能够满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高等职业教育经费在省域间投入是否平衡;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效率是否得以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以及高等职业教育学费能否为受教育者所接受等方面。基于以上问题的提出,本研究从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概况的分析着手引入对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现状的解读,通过阐述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以及分配比例安排等会受到诸如经济发展情况、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科技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起步阶段的2011年和2015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审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关系;使用GEODA分析软件开展描述性统计、空间统计,探索普通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水平在省域间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测算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支出情况的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描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区域特征;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我国2011至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以及经济发展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回归分析;从学生和家长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的基础理论着手,阐述了我国学生及家庭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的意愿及负担能力,影响个人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的因素,实证分析我国居民高等职业教育支付能力与最大经济承受能力;通过数据包络（DEA）的方法测算我国省域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投入和非财政性经费投入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以及毕业生人数等因素的影响,计算出了各省在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方面的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同时通过对“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总规模的预测,对于“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及投入总需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由于高职教育起步晚,中间发展阶段曾经一度退步等因素制约,高职教育经费在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小。同时,教育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学杂费收入,社会投入比例偏低,高职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生均经费差距仍然较大。2)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尽管分级拨款机制已经确立,教育经费渠道多元化的格局初步形成,但仍然存在高等职业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缺位,地方性补贴经费拨款不到位,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管理体制中的事权和财权不一致等现象。3)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还不是很高。这其中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领先于区域经济发展;第二种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滞后于区域经济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果脱离了协调的发展态势,无论是哪一种局面都是不利于高等职业教育和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4)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事业性经费投入不存在比较显着的空间关联性,我国目前东中西部地区间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差异还很大,中西部地区生均高职公共财政预算经费偏低,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猛而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薄弱的现状制约了本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5)我国的GDP与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关系中,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我国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能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借助于回归模型,发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可以达到1.7231%。因此本研究建议: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中央政府应该关注各省份财政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支出状况,通过建立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或者建立专项扶持政策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高等职业教育中发展较弱的省份加大财政资金资助的力度,保障人民群众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2)增加高等职业教育经费的渠道来源,多角度筹集财政性教育经费。一方面,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安排增加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譬如对于教育附加费的征收,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的教育资金等等;另一方面,借助社会资金来支持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3)合理使用财政教育经费,提高对于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最大化利用教育资金,拓宽教育办学资金的来源必须要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对于国家财政拨款的教育资金,需要健全教育经费管理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进行成本核算,建立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预算体制,达到对于资金使用的效率最大化。4)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政府应该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对于各省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考虑,制定出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并且应该结合高等职业院校办学所需成本,考虑到我国家庭教育费用承担的能力,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5)落实高等职业教育奖助学金制度,提高高职院校吸引力。通过大力发展高等职业院校奖助学金制度可以支持和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学生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同时,也需要鼓励我国高等职业院校采取各种形式对贫困家庭学生进行资助。

解德渤^[6]（2017）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我国特有的一个学术命题,也将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议题。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命题是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建设,没有健全的大学法人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府学关系。大学“行政化”、“高成本”、“强内耗”等问题不断蔓延,这都是由府学关系不顺畅所造成的,它在公立大学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处理府学关系,根本宗旨是保护学术组织,终极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大学法人制度的演进史是大学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世界大学法人制度发展经历了以“学者行会”为基本标识的“古典大学法人制度”、以“国家理性”为根本特征的“近代大学法人制度”和以“市场机制”为调控杠杆的“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古典大学法人制度最早在法律意义上认可并保障大学的“团体人格”,且以“特许状”的形式为大学自治提供了最原始的法律支持;民族国家的崛起将近代大学法人制度推上历史舞台,国家成为大学自治的“守护者”且表现形式各异;在现代大学法人制度中,“市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在大学与政府之间扮演着“调控者”的角色。这就是世界大学法人制度演进的基本脉络。我国现行的法人制度始于1986年的《民法通则》,至今已逾三十年。我国现行的大学法人制度始于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至今也将近二十年。但是,我国对法人制度以及大学法人制度的认识与实践都处于一个摸索阶段。历史地看,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历经“事业单位”到“事业单位法人”再到“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法人”。这就使得我国公立大学深深打上不同时期的制度烙印,从而大学法人制度也带有较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第一,法人身份的“单一性”,即“事业单位法人”并不能满足不同类型公立高校的法律需求;第二,法人属性的“不完整性”,即我国公立大学所面临的是“私有余而公不足”的现实境遇;第三,法人地位的“外赋性”,即当前我国公立大学的法人地位是20世纪80年代初“简政放权”背景下的法律产物,从而并不具有法人权利内生的实质。这就导致了我国公立大学在“事业单位法人”基本框架下不健全的法人制度:“次级法人”的法律性质、“国家保障”的投入体制、“权力集中”的治理结构、“事业编制”的人事制度、“公地悲剧”的财产制度、“政府主导”的评价制度以及“功能疲软”的监督机制等。这些问题集中暴露的是如何调整公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根本难题。透过2015年《高等教育法》的修订,我们发现:政府对大学管理显现出从“行政管理”到“法人治理”的端倪,但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步伐依然缓慢。当前世界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建设已经较为完善,对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就大陆法系而言,德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双重法人”、“公法社团”和“公法财团”三种,法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是“特殊公务法人”,日本国立大学的法人类型是“独立行政法人”框架下的“国立大学法人”,我国台湾地区公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方案设计的是“行政法人”。德国的“分类放权”、法国的“分层放权”以及在两国颇为流行的“行政合同”对我国具有启发意义,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国立大学改革历程与改革分歧使我们在是否缩减财政投入、是否扩大校长权力、是否迈向大学市场化等问题上须保持谨慎态度。就英美法系而言,英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特许状法人”、“议会法人”和“公司法人”三种,美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国家机构”、“公益信托”和“宪法自治大学”三种。英美多样化的大学法人类型设计以及大学与政府之间缓冲机构的设置对我国也具有启示意义。我们可以在“三角协调模型”的基础上建构出“天平杠杆模型”,以衡量不同大学法人类型的自治状况,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性吸收。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应在改革理念、改革方案以及具体设计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刻思考。在改革理念上,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理应正视并超越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新国家主义思潮;理应坚持以尊重大陆法系传统为主,汲取英美法系精髓为辅的法律取向;理应秉承以政治论为前提、以认识论为根本的教育哲学。在改革方案上,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具有三种备选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私法人化”,这是一种妥协现实的改革方案,故不宜采纳;第二种方案是“公法人化”,这是一种呼声最高的改革方案,可以作为优选方案;第三种方案是“特殊法人”,试图在公与私之间作出调和,这种改革方案因浓郁的理想色彩而难以实现,所以也不宜采纳。如此说来,我国应在“公法人制度”的整体框架下构建一个结构相对完整、具有中国特色、运行顺畅有效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穿越复杂的世界大学法人丛林,结合我国法人制度改革动向,我国公立大学可采特殊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捐助法人以及企业非营利法人等四种法人类型。无论从法理上分析,还是在学理上剖析,抑或在实践中考量,我国军事类院校适宜采取“特殊机关法人”身份,中央部属院校适合采取“事业单位法人”身份,公办地方本科院校适合采取“捐助法人”身份,公办高职高专院校适合采取“企业非营利法人”身份。这种法人分类方式不仅符应了世界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而且在契合我国法人分类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而理性的制度革新,这四种大学法人所享有的法人权利渐次增大。但在法人身份选择的具体实践中,我们理应坚持“自主选择”、“合理引导”、“积极试点”的原则。应该说,不同的公立大学法人类型体现为不同的法律性质,折射出相应的治理结构、投入体制、人事制度、财产制度、评价制度以及监督机制等内容。这不仅有助于突破原有事业单位法人的体制性积弊,而且可以对事业单位法人进行规范性矫正,更有助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来奠定法律基础。因此,把法人制度这一古老的世界命题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议题有机结合起来,这将是创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的积极尝试,这一尝试必将释放出不可估量的制度能量,从而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在依法治校背景下最具有根本意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姚宇华^[7]（2017）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组织自中世纪产生以来,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形成了不同的组织模式。随着大学组织不断发展,大学组织逐步由一个封闭性系统成为一个开放性系统。大学组织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生产机构,知识性或学术性是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因此大学组织模式变革需遵循外部逻辑和内部逻辑,其中外部逻辑须通过内部逻辑发挥作用。外部逻辑主要与外部社会环境变迁相关,内部逻辑则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相关。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工业社会变迁,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型,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Ⅱ逐步兴起和发展。作为对理论与实践的回应,论文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进行研究。论文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遵循提出问题、构建分析框架、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以及提出政策建议和结论的研究思路。运用文献研究法、理想类型法、历史研究法、组织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与全面的研究。大学组织作为一个开放性系统,需要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动力或原因进行分析。依据知识生产模式理论、知识社会学理论和系统与权变组织理论,论文构建了“知识生产模式—大学组织模式”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就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动力而言,外部社会环境是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外部驱动力,知识生产模式是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内部驱动力。外部环境作为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外部驱动力,须通过知识生产模式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产生影响。因此,大学组织模式变革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内在要求。就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模式二者的协同演化方式而言,主要存在自组织的协同演化和他组织的协同演化两种方式。论文以此为分析框架,对国外大学组织模式的历史变迁、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变革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以历史研究法、理想类型法为基本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对西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历程进行了考察。从西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看,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相继产生和形成了教学型大学组织模式（T-u型）、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R-U型）和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E-U型）三种经典的大学组织模式。从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原因或动力看,外部动力表现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中世纪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价值社会等三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内部动力表现为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相继产生和发展了知识生产模式0、知识生产模式Ⅰ和知识生产模式Ⅱ等三种知识生产形式。总的来说,在西方社会情境下,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模式二者变革是一种自组织的协同演化方式。论文运用案例研究法,对麻省理工学院（MIT）组织模式变革进行了个案分析。研究表明:MIT自创建以来,在组织模式上先后产生和发展了工程技术学院组织模式、理工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和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等三种组织模式。通过对其变革动力进行的分析表明:外部社会环境变迁是MIT组织模式变革的外部驱动力,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是MIT组织模式变革的内在动力。总的来说,在美国社会情境下,知识生产模式和MIT组织模式二者变革呈现一种自组织的协同演化方式。通过对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历程、特征与当代大学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和分析,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就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历史变迁而言,自清末近代大学产生以来,相继经历了近代大学组织模式、现代大学组织模式和当代大学组织模式等发展阶段。就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征而言,主要表现为断裂性和稳定性、移植性和模仿性以及强制性和激进式并重的变革方式等。通过国际和历史比较分析,我国当代大学组织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组织行动者地位不平等、组织目标外部逻辑彰显、组织技术适切性较为缺乏、组织结构科层化以及组织权力分配不均衡等。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殊性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和知识生产两个层面。在社会层面,我国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发展形态,主要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相互交织的社会发展路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以及程度和层次较低的现代化发展水平等方面。在知识生产层面,在独特社会形态影响下,我国形成了一种政治权力规划的知识生产模式,具有理性主义知识观缺失、知识生产体制化滞后及知识型结构模式失衡等特征。总的来说,在我国独特的社会情境下,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模式二者变革呈现一种他组织的协同演化方式。基于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现状和当代大学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背景,综合借鉴西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经验,对于我国大学组织模式未来的变革,论文从策略和模式设计两方面进行了探讨。就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策略而言,应从社会、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等层面采取相应策略。同时,在当今知识生产模式由模式I向模式II转型的背景下,论文从组织行动者、组织目标、组织技术、组织结构和组织权力等要素对未来我国大学组织模式设计进行了初步探讨。从组织行动者来看,应处理好大学外部行动者和内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应从“政事一体化”走向“政事分开”,改进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提升社会参与水平;制定和落实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和保障教师地位及提升学生地位等。从组织目标来看,应加强各种目标之间的融合性、平衡目标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及提升目标的多样性和个性等。对组织技术而言,应实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推进学科、专业和课程一体化建设;革新教学方法以及优化管理技术等。在组织结构上,应分别对行政组织结构和学术组织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对于行政组织结构来说,应建立一种“学校—学院—系”三级的组织结构形式,重点是对学校层次的机构设置进行改革,建立由多元主体组成的大学治理委员会作为大学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对于学术组织结构而言,应在对政府层面的学科分类目录进行相应调整的前提下,借鉴西方一流大学学院设置经验,重视学科属性差异性。在学院设置上,建构一种由基础性学科和实用性学科学院组成的学院结构。同时应加大跨学科组织的建设和整合力度。就组织权力而言,应坚持以“善治”为指导的权力分配目标、自治和共治统一的权力分配原则和集权与分权统一的权力分配方式以及建构一种“纵向分权”的权力分配模式。论文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关注了大学组织的“外适应”和“内适应”问题。在大学组织的分析视角上,实现了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的整合。因此对于大学组织模式变革来说,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宋福进^[8]（2016）在《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协调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与知识经济的来临,世界各国纷纷推出了各自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计划,有选择地重点建设已成为一种趋势。重点建设作为调整高等教育资源与利益分配格局的一项国家政策,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多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亟待理清。比如,为什么要有选择地进行重点建设,重点建设如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如何合理选择重点建设对象,重点建设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等等。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从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以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为主,对重点建设的必要性、分布特征与遴选机制、投入机制、管理机制等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比较研究,充分借鉴国际上的有益经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随着高等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政治论取代认识论并占据了主导地位,政治论的盛行回答了重点建设的必要性问题。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同时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现象,需要建立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多元化机制。高等教育领域存在各种博弈关系,政府、社会和高校等三方博弈力量构成了博弈的利益主体。公共产品理论和博弈论对如何进行重点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精英与大众、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是贯穿于重点建设始终、有待协调的三对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关系交织在一起,影响到重点建设的方方面面,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以平衡三对矛盾关系。回顾我国重点建设的历程可发现,虽然在不同时期的实施方式有所不同,但重点建设始终是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美英德日等国的经验表明,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离不开政府长远规划和持续稳定的支持。在资源相对有限、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政府无力对所有高校予以均衡投入,齐头并进的绝对公平道路走不通。虽然各国出发点和建设方式不同,但资金投入更加集中、委托第三方机构、公开竞争、立法保障等已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由于建国初期,我国即确立了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形成当前格局是经过多次政策调整和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通过对我国重点建设高校分布的演变过程分析发现,随着政策的不断调整,重点建设高校数量经历了大幅波动,区域分布实现从高度集中向相对集中的转变,类型分布出现从专业性向综合性发展的趋势,造成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和学校特色的消失。建议改变政府占主导的局面,建立公开透明的遴选机制,实行以学校与学科相结合的遴选方式,坚持集中与均衡兼顾的区域布局,实现类型多元化并鼓励学校形成特色。在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建立更加公平的财政拨款制度,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投入总量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依然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从投入结构来看,经常拨款不足,专项拨款比例过大,经费配置结构存在失衡的现象,从而导致既没有提高效率又没有保障公平。从投入稳定性来看,我国的重点建设周期性波动现象比较明显,学校无法根据长远规划合理安排资金,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益。因此,需要优化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结构,明确重点建设投入的性质和作用,重构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制度。我国以中央部委为主进行管理的方式导致部门化的倾向,需要加强中央政府层面的协调,从国家整体层面进行规划和建设,通过立法保障重点建设的实施。进一步深化共建机制,建立省部共建理事会,形成定期会商机制。进一步完善共建内容与措施,明确教育部、地方、高校等共建方的责权利。建立社会各界参加的咨询、审议、评估等机构,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重点建设的组织实施,实行公开竞争机制。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应建立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协调机制,以平衡精英与大众、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等矛盾关系;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需要合理分层,应继续坚持重点建设;应平衡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标准明确、程序公开、信息透明的遴选机制,优化区域分布,形成特色和优势;应做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明确重点建设投入的性质和作用;通过立法保障重点建设的实施,进一步深化共建机制,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本研究从多个视角和学科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回答了当前引发广泛争议的问题,对于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未来走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钱志刚^[9]（2015）在《基于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地方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地方化的核心主体,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其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水平。然而,经过近二、三十年外延式快速扩张后,地方大学普遍陷入多重发展困境之中,转型发展诉求非常强烈。由于研究视角的多维性、转型发展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和实现路径的多样性,使得该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复杂性和现实挑战性。本研究主要选择从提升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维度来分析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目标、路径和支持体系等。本研究实际上是围绕二个中心环节、四个核心问题来展开的。二个中心环节就是“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地方大学转型发展”;四个核心问题,一是“是什么”的问题,即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现状是什么,社会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是什么,社会服务能力的内涵是什么,地方大学转型发展诉求是什么,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与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内在关联是什么;二是“为什么”的问题,即地方大学为什么要转型发展,地方大学转型发展为什么要以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为依托;三是“转什么”的问题,即地方大学要往哪个方向转,其转型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是什么;四是“怎么转”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地方大学的转型发展,其转型发展的路径和支持体系是什么。试图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等研究,旨在为我国地方大学的转型发展厘清思路、拓宽视野;为地方政府及国家的区域规划、产业结构调整、高等教育改革等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修订提供理论参考、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文献法、案例法、比较法等方法的运用与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地方大学转型发展是对地方大学办学理念、组织结构、制度文化、运行模式等核心要素的根本性转变的抽象概括,它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的改革工程。地方大学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向性,这种指向性既体现了地方大学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又是一种基于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客观选择。否则,地方大学的转型发展就会很难实现,甚至可能误入歧途。地方大学的本质特征和服务地方的价值取向与服务型大学的内涵和特征十分吻合的,服务型大学应是我国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理想类型和目标定位所在。第二,地方大学要实现向服务型大学转型发展的目标,自身社会服务能力的大小高低就成了衡量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程度的核心标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普遍不足、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及其自身的发展需求。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与地方大学转型发展二者具有相互规定性和制约性以及具有相互关联性和一致性,因而,提升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也就成了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关键所在。第三,吉首大学、宁波大学等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实践表明,地方大学在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以服务促转型发展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可循,如,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立足地方依托地方的服务发展理念作先导;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地方特色的独特优势学科专业作支撑;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广泛参与的高水平科研服务团队作载体;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紧密顺畅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作依托;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实践取向的应用性人才培养体系作保障;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健全完备的社会服务激励机制作动力等等。第四,基于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地方大学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路径,如,通过地方政府与地方大学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以平等、对话、合作的形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共同发展的双赢目标。通过学科、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结构的耦合,使地方大学与地方产业成为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耦合体以及合作共赢、协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通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以及学生可雇佣性能力的提升,确立应用型人才培养意识、搭建专业就业职业对接平台、完善应用型人才评价机制、促进学生可雇佣性能力发展等等。第五,地方大学要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顺利实现转型发展必须要有完备的支持体系作保障,如,地方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明确在地方大学转型发展中的政府责任,为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提供制度环境和制度支持。地方大学组织自身必须要构建一种服务型教育体系,它既是地方大学提升服务能力与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又是区域经济社会对地方大学发展模式的现实呼唤。通过区域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的构建和运转,促进服务文化的产生、复合组织的出现、合作机制的形成和社会环境的优化等,进而提升地方大学的社会服务能力等等。

王临珅^[10]（2014）在《中国高等教育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指出21世纪是高科技激烈竞争的时代,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提高国民素质已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但是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是人力资源丰富,高质量人力资本存量却极为不足。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伴随高校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分析和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构建和完善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体制已成为高等教育持续和良性发展的最迫切需要。在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筹资多元化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筹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层层分析,层层建议。因此,我们应抓住机遇、振兴中国教育事业,只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全民族总体受教育水平,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才可能推动中国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失时机迎头赶上时代的步伐,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战略转变。确保高等教育的投入是办好高等教育的前提,目前单靠政府的投入办高等教育是不够的,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是办好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之一高等教育的发展依靠金融支持是一条解决高校办学经费紧张的较为行之有效的途径。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融资支持,一则可以解决金融机构的资金出路问题,取得稳定的低风险收益,减轻社会闲散资金的储蓄压力；二则可以使高等教育产业化进程中遇到的资金问题得到一定的缓解。可以通过金融支持引导教育消费和向高等学校提供中长期贷款,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教育产业化进程中金融支持的途径主要有向学校提供融资支持,向学生提供助学贷款,以及通过一些间接的途径向高等教育提供金融支持,促进教育良好快速发展。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在引入问题由来的同时阐述研究的目的、意义,介绍本研究的价值所在。通过广泛阅读国内外文献对前人研究进行梳理,了解到国内对于高等教育筹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介绍国外高校先进的筹资经验、高校多渠道筹资的必要性和意义研究、介绍高校多渠道筹资的方法与提高高校现有经费和资源使用效率研究四方面,而国外则很早就开始了教育筹资多元化问题研究,并提出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各国形成了较为相似的改革措施,其共同特征体现为经费筹措引入一定的市场机制。同时绪论部分还指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定性分析法和宏观分析法等方法。第二部分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教育作为一种公益性事业,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特性。首先本部分对公共产品理论有一个系统的回顾,包括公共产品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公共产品的主要特性与内容,尤其深刻理解公共产品的消费非排他性、消费非竞争性、产权的公共性和产权的非交易性。而从教育本身更广义的角度来讲,其本质属性又包括公益性、经济性、综合性与准公共品性。公益性体现为教育的基本属性,它承担着全社会启蒙与文化传播的使命,是属于全社会的基本利益；经济性体现为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不仅仅单纯体现为知识技术的传播,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转化为生产力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准公共品性则体现在其广泛的正外部性上。教育的综合性则实现了对教育属性的全局把握,既包括教书育人的基本属性也包括促进生产的经济属性,既包括政治属性也包括社会属性,对教育的理解要从多角度出发。对教育这一概念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后,从其性质出发介绍其经费来源主要财政拨款、金融市场、贷款与家庭支持四部分。财政性教育经费一直是高等教育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为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和校办产业、勤工助学和社会服务收入三类。高等教育的发展依靠金融支持主要通过争取商业银行融资、银校合作等方式,在财政拨款有限的情况下,适度引入市场机制对解决高等教育经费紧张问题不失为一种良好途径。助学贷款主要分为国家助学贷款和一般商业性助学贷款两种,为广大贫困生提供了教育公平的机会。而根据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学费也正日益成为教育产业化后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一定程度缓解了高等教育经费难的问题。第三章为本研究的主体部分,首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层级结构有一个初步了解,包括高等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各个层次高等教育在其办学模式、教学目标等设置上有所不同,因而也会面临着不同的投入现状,如同样作为高等教育主要组成部分的专科教育,其财政投入明显低于本科教育。其次本部分对不同时期教育金融支持现状做了回顾。改革开放前教育属于计划经济范畴,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金融支持经历了八大方面的改革,主要有拨款形式、拨款内容划分、经费管理办法的完善等内容,体现了高等教育财政划拨制度在逐渐好转；教育产业化后,中国高等教育金融支持添加了学费这一重要项目,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得教育脱离了“纯公共品”的范畴,而学费不断攀高则又成为高等教育金融支持的又一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本部分还具体针对几种金融形式支持高等教育的方法进行讨论,其中不乏一些较为新颖的金融领域融资方法如发行教育彩票等。最后本部分给出目前高等教育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国家财政投入不足、政策性金融支持存在问题、高等教育投资效益不高、等教育拨款依据和收费标准不合理四个方面。第四部分从实践角度介绍几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金融支持案例,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其高等教育金融支持现状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本部分对美国案例的学习分为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公立大学较私立大学更多接受政府拨款与校友捐赠,而私立大学则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包括教学服务商品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后勤服务社会化与捐赠管理经营化,自行解决办学经费问题。日本私立高校占据着日本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因此讨论日本私立高校金融支持具有代表性。日本私立高校虽数量众多,但其在政府资助上远不如公立院校,间接导致私立高校学费不断攀高,另外校办产业收入和捐赠收入也是私立高校经费重要来源。同时本部分还补充介绍印度、英国与韩国的案例,并简要总结几国高等教育的共性与成功之处。第五部分给出本研究的结论,提出促进中国高等教育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从政府角度来讲,需明确三点工作方向,一是要转变政府教育职能实现高等才能治理模式,变行政控制为引导转换政府角色,将办学主动权交由高校；二是此种情况下,政府要明确自己作为责任人的使命,高等教育不由政府办但需要政府营造良好的环境、作出合理的社会导向；三是政府需推动高校金融支持进程,促进鼓励金融支持又把好总量关,使其发挥最大的正效用。从高校角度讲,高校应从过去被动等政府养的态度转变为积极自主办学,改革措施可从增加收入来源、完善经费管理体制等方面入手,既要开源又要节流,实现高校经费合理高效运转。而从金融创新角度,本文提出一系列创新筹资机制,为高校经费筹措提供新思路。最后给出本文结论和展望,为后续研究提供指导方向。本文的创新之处：一是从“金融”角度研究高校发展的资金问题,从系统解决问题的角度提出“金融支持”这一概念,在理论界属于新的视角。在国内理论界有不少关于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问题的研究,而本文的创新在于把高等学校融资的问题从提到国家竞争力的高度,对中国高等教育金融支持下的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将理论研究与应用操作结合起来,率先从系统、全面的视角提出在21世纪新的条件下中国大学的高等教育金融支持需要政府作出政策保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高校经费问题,为中国的大学发展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大幅度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社会竞争力。二是本文研究结合以教育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结合金融学的理论与实践,充分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研究具有坚实的基础,结论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所以,本文在跨学科领域运用上,将教育经济学与金融学相结合,提出了在高等教育领域要灵活、规范运用金融工具的观点也是一个创新点。

二、论高等教育发展多元化的教育投入体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高等教育发展多元化的教育投入体制（论文提纲范文）

（1）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高校融资总量、结构及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阶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经济转型期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现状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协调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基于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高等教育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高等教育发展多元化的教育投入体制（论文参考文献）

• [1]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D]. 陈元元. 河北大学, 2021(09)
• [2]高校融资总量、结构及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分析[D]. 刘欣. 吉林大学, 2020(08)
• [3]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阶段研究[D]. 赵晓芳. 南昌大学, 2019(02)
• [4]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D].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5]我国经济转型期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现状与发展研究[D]. 濮筠. 苏州大学, 2018(01)
• [6]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D]. 解德渤. 厦门大学, 2017(01)
• [7]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研究[D]. 姚宇华. 武汉大学, 2017(06)
• [8]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协调机制研究[D]. 宋福进.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9]基于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研究[D]. 钱志刚.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1)
• [10]中国高等教育金融支持研究[D]. 王临珅. 武汉大学, 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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