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采取实质性措施保护全球气候

一、德国采取实质性措施保护全球气候（论文文献综述）

蒋欣桐^[1]（2021）在《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下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地方主义治理是指倡导通过全球层次和地方层次之间的有效协作来治理全球公共事务的理念及实践。全球地方主义、全球地方化和全球地方性是三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全球地方化的世界是全球地方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而具有全球地方性的公共事务是全球地方主义的治理对象。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地方化的世界。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地方化并行不悖。地方特色从未消失,而是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互动中持续地进行自我更新。因此,相比全球化,全球地方化更为全面的描述了当今的现实世界。当前世界上出现的种种全球问题不仅存在于全球空间,更存在于在地场所。在全球尺度中,全球问题是普遍的和抽象的,但是在地方尺度中,全球问题是特殊的和具体的。认识到全球问题全球地方性的意义在于使全球问题的多层性、综合性和人文性得以重新受到重视,从而为治理全球问题拓展了新的思路。全球地方主义治理正是为应对全球问题的全球地方性而提出的治理理念。相对于当前既有的全球治理,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强调治理层次间的相互连通、治理方式上的本土适应以及治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地方性问题。第一,它存在于全球、国家和地方等不同层次,体现出多层性;第二,它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附属维度,具有综合性;第三,它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文化传统和认知观念等,具有人文性。因此,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及由其组成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已经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气候行动,这为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的实践提供了现实可能。跨国城市气候网络虽然数量较多,类型各异,但是通过对当今三个最具代表性但成立于不同时期的全球性跨国城市气候网络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从历时的视角看,它们前后相继、稳步发展,从共时的视角看,它们各有侧重、合作紧密。因此,可以说,全球性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群共同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方治理层次。以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为分析框架,可以凸显出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治理特色和优势。其一,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将全球气候问题地方化和将地方气候治理全球化的途径连通了不同的治理层次;其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网络治理方式提供的制度保障和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政策框架得以使气候治理适用于不同地方的整体环境;其三,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宣传教育和提供参与渠道促进了公众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当中并发挥其相应的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作为全球治理层次的国际气候条约体系还是作为地方治理层次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都无法单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的发展尤其需要两者之间的相互支持并加强合作。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拥有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前景。第一,多中心的气候治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非国家行为体的气候行动日益受到重视。城市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认可度与合法性已经不断增强。第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对于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核心机制的国际气候条约体系具有补充性:从治理层面上看可以促进国内层面配合国际层面履约;从治理内容上看可以更好地兼顾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从治理方式上看可以推动责任分配与能力建设并重。第三,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开放性和协调者角色为国际气候条约体系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之间互动合作关系的合法化、机制化和常态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

李波^[2]（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提出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晏娇^[3]（2020）在《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界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演进路径和具体机制的研究上。演进路径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问题上,以及具体的诸如“共区原则”、“资金与技术”或者“气候融资”等问题上;气候治理机制的研究则试图从之前的京都机制中寻找机制设置的缺陷,进而对机制的完善提供思路。但这些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诸如“公地悲剧问题”的研究,限制了进一步研究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思维。因为这些研究成果都无法解释两个问题:“为什么全球气候治理不是在‘自上而下’的京都机制式治理路径上进行自我完善,而是在《巴黎协定》的设计下发生了‘自下而上’的转型”以及“为什么美国在京都进程中退出,到了巴黎进程再次退出”。气候治理路径转型之后的“后巴黎时代”的谈判仍然艰难。无论是从合作理论还是从制度主义视角都很难对这种现象给予很合理的解释。因此,研究跳出现有研究成果的限制框架,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背景、梳理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现象、得出治理权威动态变化的结论,最后探讨其对中国的意义。首先,当前的全球治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背景:全球治理总体上呈现出了多层次的特性。各个国家不但更多时候选择进行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更多地选择在特定的议题上进行联合,还有日渐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与传统的主权国家共同拉开了全球治理的大网。因而文将多层次治理框架引入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中,搭建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为支撑,大国气候治理行动为基石,跨国气候治理网络为辅助的全球气候治理架构。其次,通过以“服从”为核心特征的治理权威这一关键因素,探求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根原因及实际意义。分析发现,在气候治理路径的转变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了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一是国家的权威得以增强;二是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权威已经兴起且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产生影响。在对“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的梳理中发现,《京都议定书》的惨淡收场实际上并非是其机制设置的问题,原因在于该多层次治理体系没有一个实质凌驾于所有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政府”,因而就无法确保一个机制得到所有国家的遵守。在审视《巴黎协定》安排的气候治理路径时,可发现所谓的“自下而上”路径实质上依靠的是主权国家各自的节能减排行动。由于还没有明确的不遵约机制,因此该路径的治理效果取决于各国最后对国的定位和对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识。协定对签约国实际上的约束力非常小,既无法强制国家履约,也无法在国家能履约的情况下进行惩罚。这就是国家层次在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这一超国家层次的互动博弈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的动态变化——国家权威的强势回归。这是一种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同时也是对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再次,在国家权威回归、超国家权威势弱,且缺乏强制性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发展方向、治国理念以及中国当前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现出的积极态势,文认为目前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展现出了方向型领导力。因此通过与国直接相关的气候行动以获得领导力,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是合理且可行的。最后,结合当前针对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谈判进程,文认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强法律效力的全球性减排协议,全球层面的国家间合作会持续性艰难。因此国家自主气候治理行动最终将会落在次国家层次,而各国是否能顺利地将气候治理政策内化及下沉是气候治理的关键。国家内部的次国家层次的区域化合作、国际层面的次国家合作以及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参与,可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多可能性。

孙天宇^[4]（2020）在《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北极地区安全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政治、经济、军事、环境领域的安全化,深刻影响着环北极地区的北极与近北极国家,并逐渐外溢至全球。北极安全已被部分国家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伴随美国与北约回归北极,美俄全球博弈关系被投射到北极地区,“北极例外主义”（Arctic exceptionalism）受到挑战,美俄欧在北极的安全互动越发频繁,并呈现出强烈的地区化趋势。基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在北极地区安全化基础上,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不仅能弥补哥本哈根学派在北极地区安全研究的不足,而且为中国塑造新的北极安全认知,推进北极政策的修订与完善,更好的履行北极治理中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的北极安全利益提供借鉴。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地区安全研究的重要理论,主要是对行为体在安全化或去安全化进程中无法分割的相关安全议题展开探讨。地区安全复合体正是建立在由不同行为体、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安全互动所构成的“安全组群”的基础之上。与传统的地区研究不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将“安全”界定为所有政治之上特殊的政治,将“安全化”界定为一般政治上升为安全问题的建构过程。将“国家”界定为“领土—政治—社会”的结合体,将“安全组群”描述为由国家、地区、地区间与全球四个彼此互动的层次而形成的完整模式。提出“无政府结构”“边界”“极性”“社会性建构”四个内核结构变量,依据内核结构变量的不同,划分出无结构地区、被覆盖地区、标准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心化地区安全复合体、大国地区安全复合体与超级复合体等多种类型,并提出维持现状,内在变革,外在变革三种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发展前景。“环北极超级复合体”是建立在北极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环境领域安全化基础之上,由北美洲、欧洲、环俄罗斯地区安全复合体及其“内环”的北极地区构成的,超地区（地区间）层次上的跨领域“安全组群”。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担忧,北极合作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对安全与环境依赖性的认同,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形成提供了地区化动力。超级大国美国与全球层次大国俄罗斯、欧盟是超级复合体内的三个“极性”国家。美欧与俄罗斯在全球的竞争关系,外溢至双方在北极地区的“社会性建构”,对超级复合体的国内与地区、超地区、全球层次的安全态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建构尚处于形成阶段,从近期看,美国与北约的回归,将进一步加剧超级复合体内部美欧与俄罗斯的安全互动,进一步促进超级复合体的形成。从中期看,美国将北极升级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地区,完成相应的北极军事部署,在超级复合体内部可能会出现美国式“单极”取代美俄欧“多极”结构,在外部与周边地区安全复合体互动能力和强度会不断提升。从远期看,随着北极安全互动逐渐频繁,现有的北极治理与合作机制将逐渐发展成地区安全机制的基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也将进入相互协调的安全机制阶段。受理论局限、现实流变与实践博弈的多维影响,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依然面临着不小挑战。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北极安全事关中国“战略新疆域”的安危,北极地区安全化切实影响中国的北极资源、航道、环境、科研等利益。“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构建,对中国的北极身份,北极安全,北极合作带来了安全化的潜在风险,也对中国的北极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北极身份,要明确“近北极国家”身份,不断丰富其政治与国际法内涵;对于北极合作,要顺应北极国家期许,务实推进“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于北极安全,要构建新型北极伙伴关系,加快建设“蓝色伙伴关系”网络;对北极治理,要响应北极理事会改革号召,努力提升制度性话语。坚决扞卫开发北极,利用北极的合法权力,切实履行治理北极,保护北极的大国责任。

曹晓云^[5]（2019）在《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欧美关系是大国关系中最密切同时又正经历着剧烈变动的一对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局势均发生变化。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下降,大西洋联盟的核心基础动摇,欧美外交政策和跨大西洋关系均受到巨大冲击。欧美关系在冷战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上升,欧盟希望摆脱冷战时期一直受美国控制的状态,与美国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而美国的反应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得不重视欧盟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新角色和新地位,并谋求在继续保持跨大西洋联盟和推进北约转型的同时,重视与欧盟发展关系,欧美先后通过《跨大西洋声明》、《跨大西洋新纲要》等文件和机制。与此同时,由于欧盟在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力的增大,欧盟在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进程中的发言权也在增大,这使得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产生疑虑和担心。美国认为,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与美国对欧政策和战略利益相冲突。事实上,欧盟的发展给美国霸权和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新的挑战。由此,欧美特殊关系在冷战后调整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双方在各领域矛盾分歧日渐凸显。通过梳理和总结冷战后欧美关系的演变,本论文认为,冷战后欧美在保持合作的前提下,双方在地缘安全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竞争和分歧构成了冷战后欧美关系的重要内容,也将作为影响未来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延续存在下去。欧美地缘安全关系一直以来被视为欧美关系的晴雨表,也是欧美同盟一直得以保持的最主要原因。冷战后欧美地缘安全状态和战略目标出现分化,为了应对冷战后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秩序发生的变化,欧盟加强一体化和独立防务能力的建设,试图取得在欧洲安全领域更大的话语权,然而,美国仍将将北约继续作为维护美国欧洲霸权的工具,主导北约进行东扩和战略调整,欧美在欧洲安全主导权、俄罗斯的崛起和地区重大国际问题等方面摩擦和分歧不断。欧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分歧也影响和牵动着欧美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冷战后,欧盟通过东扩和统一货币,成员国增至28个,欧盟的经济实力也随之大增,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欧美在农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围绕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剧,尤其是欧盟推出统一的货币欧元,欧元的正式诞生和运行对美元和美国金融霸权形成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诱使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欧美也因应对危机的路径和举措方面发生分歧,合作受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国际关系和欧美关系的新内容。欧盟试图通过全球治理来推广欧盟“善治”的理念和强化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但美国将全球治理作为自己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欧美对全球治理存在认识上的“温差”,在应对全球事务的手段和措施也不同,导致欧美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摩擦和分歧也不断。冷战后,欧美在地缘安全、经济领域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分歧的增大,给欧美关系和国际格局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跨大西洋联盟日益走向松散化。欧美政治联盟裂痕扩大,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外交安全政策不同步性凸显,决定了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欧美分歧的扩大也将推动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继续发展。欧盟和美国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对象。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与欧美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欧美分歧有利于中欧合作范围和共同利益扩大,也有利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互动,因此我们既要客观理性认识欧美存在的分歧,利用欧美之间的分歧,充分认识到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性,运作和管理好中美欧三边关系,又要进一步提高战略定位,发展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中国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邢文达^[6]（2019）在《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环境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全球环境治理实践,重点探讨了跨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体系下的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环境税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政税收政策,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两方面的特点,其目标是服务于国家环境政策,而且税收基础与环境因素紧密相连。环境税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建立在经济学的负外部性与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之上的市场性环境政策,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使用博弈论（Game Theory）来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如果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必要的协调则会使得各国和地区处于非均衡状态。考虑到各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不同,环境税收的种类、征收幅度以及征收方式等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带来的是更为严重的价格扭曲和更加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而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之一则是建立环境税收政策的国际协调制度。这不仅需要各国和地区之间形成共同的认识,还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动,经济学中的集体行动理论（1）（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为解释各国和地区共同行动的动因和方式提供了分析框架。本文以世界贸易组织环境税边境调整法律制度和欧盟框架下的能源税指令为例,具体阐述了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实践。包括环境税国际/跨国协调法律机制产生的背景与历史、内容、实施以及启示。在使用经典法律分析方法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理论、现实背景和形成过程的介绍,并且以经济理论为逻辑线索对环境税协调法律制度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客观分析。通过对比以上两种环境税国际协调制度,本文认为,环境税边境调整参与国家和地区众多,但制度松散;能源税协调实施范围相对较小,但是具有更强的执行力和约束性。本文根据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和对比了两种环境税国际协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发现有三个因素对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第一个因素是完善的机构建制,集体行动理论和博弈论均认为,通过协调产生的共同行动较为容易发生在完善的机构建制之中,因为完善的机构建制可以通过多次博弈来降低共同行动的成本。第二个因素是在机构建制的基础上,协调内容需要从协调的目标、政策、技术到最后法律制度的顺序逐步完成,以及从已有制度的保持到未来更高目标的逐步协调。第三个因素是各国和地区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本身环境税政策的发展程度。本文最后落点于探讨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实践对我国的影响及启示。由于税收和环境问题涉及内容广泛而复杂,而且有一定的技术性,所以容易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我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应当防备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用环境税边境调整来进一步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环境税作为能源税中的最重要税种,是多年来国际关注的焦点,我国已经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能源税体系,在建设高水平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指导下,能源税的国际协调有可能成为未来讨论的热点议题。最后,本文在借鉴欧盟促成能源税协调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能源税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应对策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分析了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障碍,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法。第二,本文深入探讨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投资者在进入享有贸易优惠的发展中国家之后,会“洗劫”本该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碳交易”贸易中的优惠。第三,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环境税已经逐渐成为一些国家保护环境的法律和经济手段。欧盟作为世界环境标准、环境政策的先行者和榜样,其走过的路对后来者有诸多启示。

谢剑南^[7]（2019）在《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文中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这种复杂性和重要性,给两国关系发展趋势带来了诸多想象空间和研究空间,本研究结合中美关系七十年余年来的现实发展进程,提出应从共赢主义角度研究中美关系。本研究从共赢主义的概念、内涵、价值、特征等,分析共赢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渊源,探讨共赢主义的影响与世界意义,研究中国以共赢主义来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举措和可能路径。在理论分析中,本文选取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身份建构主义三种主流理论范式,简要分析其所包含的共赢主义要素及不足之处,无法达到时代发展要求的普惠共赢,也难以指导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实践。本文认为,当前随着时代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适应现实发展要求,国际社会需要共赢主义来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本研究认为,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和国际合作中的权力配置,既是推进共赢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实现共赢主义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当要能够促进各国普遍意义上的合作与共赢。中国古代的共赢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仁爱、和谐、共享”三者的统一体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始终是双边和多边交往中的共赢主义倡导者、践行者和引领者,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繁荣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建国以来,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从1949年到1971年为敌对期,从1972年到1978年为波动期,从1979年到1988年为蜜月期,从1989年到2016年为竞合期,从2017年到当前为对手期。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两国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明显呈现出“斗则两伤”与“和则两利”的历史定论。当下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一体化、多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综合国力为上、科技为王、大国竞争复杂的世界。逆全球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这四大全球治理难题,对中美两国来说是加强和改进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但是美国出于维护全球霸权的目的,难以避免地想着遏制中国“国力”与“国势”崛起,不时在贸易、台湾、南海、人权、汇率、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各种牵制。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作为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代表性大国,都不可能放弃自己坚守的意识形态阵地,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某种对抗态势,并且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与其他领域。历史地看,中美关系未来发展不大可能形成全面对抗与冲突的敌人关系,但可能呈会形成对手关系、并行关系、伙伴关系、朋友关系、敌人关系中的其中一种,或以其中的一种为主要特征的关系。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把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对手关系,在中美关系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中美关系尚并没有因此失控,仍然主要呈现出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但竞争趋势增长明显,尤其是美国以贸易为名,妄图以国家名义来打压中国高科技公司,试图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基于两国对抗与冲突的代价太大,又同时面临共同的全球问题挑战,因此以共赢主义为关系理念和价值原则的合作共赢关系,应当成为今后两国关系的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与共同的文化信仰,形成牢不可破又双方都得益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分析及预测中美关系时,应当正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古希腊以来国际关系中经常出现的状况,对于中国整体实力日益接近美国并有超越美国之势,中美两国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担忧中美能否会绕过或超越这个古老陷阱。本文经过分析与论证,认为中美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须超越,不然,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危害甚至是毁灭性影响。那么,破解的办法就是坚持共赢主义,正确认知并且理性面对,而不是回避,具体的超越办法是解构中美之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分别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矛盾、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发展道路及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结构性矛盾。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提出了三方面主要政策建议。其一是完善全球治理,扩大经贸合作;其二是坚持共同安全,促进聚同化异;其三是扩大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其四是坚持共赢主义,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老牌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难以主动放弃全球霸权地位,也难以心甘情愿地与中国发展以“共赢主义”为合作原则的双边关系,因此,中国要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在合作中不能放弃斗争准备,以斗争求合作,才能更好地坚持与发展“共赢主义”,才能推动建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王典^[8]（2019）在《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治合作》文中提出控制全球气候变化,为当前和未来的人类社会留有安全的生存环境和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实施后,全球范围内控制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便开始不断推进。一方面,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发展对控制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得全球气候治理在国际法治层面更进一步,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博弈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际气候变化法显现出“软法”的特性时,拥有优势国际话语权的大国间博弈便引导着全球气候治理的走向。因此,寻求国际法治合作,更好地发挥国际法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规制,是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本文围绕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治合作这一中心论题,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整体上介绍全球治理中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包括全球气候治理的产生、原则和价值目标,以及全球气候问题国际合作的法理基础与历史进程。其次,文章分析了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法治合作的困境,主要是国家权利义务配置复杂化、国际法履约困难、气候问题监管与争端解决困难。再次,本文提出了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法治合作的优化路径,包括优化配置国家权利义务、发挥其它国际社会成员的作用、促进国际气候条约的有效履行、健全全球气候治理争端解决机制等。最后,通过对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法治合作的分析,得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立场和行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需要形成以气候变化法为核心,以大国为主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国际法治格局。只有实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良法善治”,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协调各国利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挽救人类的生存环境,谋求更大的全球福祉并延续人类文明。

何秋^[9]（2018）在《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带来有史以来危及生存的最大挑战,面对亟待解决的新兴环境法问题气候变化议题,法律界积极寻求有效的制度应对。美国对气候变化议题的规范和立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格局和应对有着重要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作为全球事务的气候变化国际框架中具有高度和独特的影响力。领先世界环境法的美国已经在联邦和地方层面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气候变化规范过程,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具体表现在多层次和多面向的事前的风险预警与分担法律制度、事中的命令控制型监管制度、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到事后的司法救济与监督制度,制度之间的内嵌与衔接,契合成了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目前我国对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或重点于宏观制度,或侧重于细微局部,而从整体视角系统地梳理和剖析其制度体系、探索深层原因的文献比较少见,不足以揭示美国气候变化应对的全貌而通观全局。故本文以期将经济分析法学与具有科学性的气候变化制度进行对话,并弥补法学与科学、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之间的隔阂。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的全貌是怎样的?其规律和特性为何?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对完善我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的可借鉴之处为何?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本文以美国联邦和地方气候变化应对为研究路径,对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全盘梳理和分析,总结出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成因、规律和特性,从而廓清其气候变化法律应对的整体概况,以期对完善我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和未来方向提供思考和借鉴。本文的研究共分为六个部分,导论部分对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及思路做出阐述。第一章研究美国气候变化的法律内涵和立法现实背景。首先探讨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所管控的温室气体概念,分析出气候变化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人为温室气体进行法律规范化。进一步研究气候变化的特性,凸显出气候变化治理需要法律介入规范的迫切需求。法律可以构建有效的治理模式,对气候变化进行制度化、规范化治理。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衍生于气候变化对美国自然生态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的背景之下,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和立法进程显示,气候变化问题在从科学研究转为经济发展问题之后,进一步发展为国家行为主体间政治权力和利益的博弈。第二章研究美国气候变化风险预警与分担、命令控制型监管、市场导向和司法救济与监督等四种法律制度模式。以巨灾保险和责任保险制度为主的风险预警与分担模式透过制度的设计,分散和协调气候风险,发挥提供有效财务保障、提供风险分散和管理以及抑制气候变化风险扩大的功能。通过研究美国联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大气排污许可证制度、机动车辆排放管理制度以及能源效率标准和标识制度,分析“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型监管制度依靠环境监管干预的方式,在美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管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了经济原理和市场机制的气候变化法律之市场导向制度是美国目前主流管制的工具,引导温室气体排放机构基于经济诱因主动配合管控,以成本和效益最大化的方式实现温室气体管控目的。司法诉讼是美国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特色,美国的气候变化诉讼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司法管辖区的气候变化诉讼,法院成为多元气候变化参与主体沟通协调和解决争端的平台。司法在气候变化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功能、沟通功能、诠释和再造法律规范功能以及塑造社会影响力功能。第三章研究美国地方气候变化应对实践。在联邦政府层面长期缺乏有意义的行动和强有力的领导气候变化治理情况下,美国地方政府一直是气候变化的倡导者。本章从美国地方的气候变化倡议入手,以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地方政府的气候应对实践为源展开研究,解读作为美国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地方气候治理。美国地方政府依行政命令和立法方式启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自下而上”地推动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发展。地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实践作为联邦气候变化应对的“试验田”,填补了联邦气候变化监管不积极的缺位,也为今后国家级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参考经验。第四章分析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规律和特性。面对气候变化这个具有集体行动特性的全球化议题,维系与保障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是美国的首要考量。在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美国注重成本效益因素,秉持资本市场和有限政府的气候管制理念,权衡气候变化应对中可持续发展和利益本位的关系。减缓、适应并进和司法审查这两个灵活而有弹性的法律原则,切合气候变化的治理需求,构成美国气候变化治理中重要的规范元素。通过层层检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实践,可以看到美国国内气候变化应对始终不辍,形成了由风险预警与分担法律制度、命令控制型监管制度、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以及司法救济与监督制度“四位一体”的气候变化监管体系,成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规范性法律架构。第五章解析美国经验的可行性借鉴和掣肘,及对完善我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的启示。从美国宪政制度和国家结构的角度分析,美国权力分立的宪政制度、党派分化以及“美国至上”的价值观是影响其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形成和实施的根本因素。权利分立的联邦制以及共和党和民主党气候政策理念的分化,造成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治理结构性和程序性失调。但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演进,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形态模式。在充分考量法律移植的基础上,我国可以从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决策中考量SCC、气候变化治理地方“先行先试”、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规范经验、以及推动气候变化司法等方面借鉴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一些经验,作为完善我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的有益参考。本论文在系统分析与研究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是学科交叉分析后的制度梳理。气候变化是环境法新议题,涉及多个学科领域,需要发展原有环境法制度功能或形成新的制度来解决。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形成了比较系统、规范且有成效的法律架构。本文以最新的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应对与国家结构、规范机制之间的一手丰富素材为基础,解读最新的法律法规,评析最新的气候政策,分析最新的气候诉讼等,结合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结构设计和具体实践经验,审视法律制度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分析出美国以风险预警与分担制度、命令控制型监管制度、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以及司法救济与监督制度构建起“四位一体”的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监管体系。第二是对我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设计有实践价值。目前我国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研究还处于基础阶段,可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法律规范存在局限性。而我国已有对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研究,大多内容零散,局限于政策介绍或某单一机制基本层面的探讨,还没有展开全面体系化的研究。本论文深入地研究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完整体系结构,从联邦到地方,从政策到法律,从理论到实践,从治理初期到最新进程,进一步考察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适用性。提出我国可以从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决策中考量SCC、气候变化治理地方“先行先试”、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规范经验、以及推动气候变化司法等方面借鉴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一些经验,有利于我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整体框架体系的构建。因此,本论文对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进行完整而系统地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第三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美国注重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考量气候政策和制度程序,本论文运用法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系统分析了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运行的动力与合理性、法律制度与经济活动间结构性与制度性的逻辑关系,能够为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研究提供理论分析基础。

褚章正^[10]（2018）在《北极环境治理及其中国参与研究 ——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探讨》文中指出全球气候变暖使北极地区的冰雪覆盖逐渐减少,北极资源的可开发性和可利用性不断提升,人类在北极区域内的活动频率逐渐增加,北极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北极生态系统是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极环境变化不仅在北极区域内造成了重大影响,而且引发了全球性公共危机,北极环境问题正在逐渐引起全球各国的关注。北极环境问题具有全球公共问题的属性,北极环境治理属于全球性公共事务,为促进北极环境的有效治理,全球具有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的国家和组织都应参与到北极环境治理的工作当中。北极地区的环境独特,生物链结构相对简单,北极生态系统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当中,这使得北极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较弱,一旦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就可能面临无法挽回的处境,对北极环境的有效维护和治理迫在眉睫。为了保护和改善北极环境,有关国家和组织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但目前北极环境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北极环境治理工作面临着现有制度松散、缺乏综合有效的管理体系和地缘政治环境紧张等困境因素,这些困境因素导致了北极环境治理工作缺乏有效性。北极环境治理工作主要通过北极环境事务的管理主体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来完成,而公共产品缺乏有效性代表着公共价值的失灵,解决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失灵的问题需要对公共价值进行重构,也就是需要重新寻找与创造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主张通过创造公共价值来解决公共问题,对北极环境进行公共价值管理是解决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失灵问题的有效途径。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通过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穆尔为公共部门的管理者构建了公共价值的概念框架,并阐明了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的核心是创造公共价值。公共价值管理不仅注重公共事务管理的结果,而且注重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公共价值的生成是人们公共理性觉醒的重要表现,其需要借助公共产品来实现,因而,公共价值的生成以公共产品为客观基础,以公共理性为主观基础,而公共领域是公共事务利益相关主体进行价值交流与互动的社会条件。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要创造公共价值,首先要对公共价值进行定义,定义公共价值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求具有公共理性的公众偏好的过程,在公共价值管理的过程当中,公共机构必须不断对公众偏好进行探寻和回应,同时要不断对公众偏好进行理性引导。公共价值管理强调建立一个多中心合作的网络化治理机制,对公共价值的定义与创造都需要在这个合作机制中完成。与以往的公共管理理论相比,公共价值管理理论更强调一种动态的公共性,即一种建立在多中心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基础之上的公共性,这使得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对研究缺乏强制性权力的国际公共事务管理具有适用性,因而,我们可以运用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对北极环境事务管理问题进行分析。对北极环境进行公共价值管理的核心是创造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而创造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需要以正义、公平、开放、效率、可持续和生态理念为基本原则,其也是评价创造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绩效的主要标准。创造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首先要对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进行定义,即获取北极环境事务利益相关主体的价值偏好信息并对其进行整合。目前,北极环境治理中的价值传递方式比较单一,而在对北极环境进行公共价值管理的过程当中,价值的传递不是一个单一的、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多元的、循环的过程。对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进行创造要始终在一个多中心的网络化合作机制中进行,在这个合作机制中北极环境事务的管理主体与其他参与主体共同对公共价值进行定义,通过这个合作机制,北极环境事务的管理主体为自身的管理行为获得授权,并对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进行解释和宣传,最终使公共价值的创造得以完成。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造成了多元化的影响,中国的生态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都因北极环境变化而面临重大威胁,中国是北极环境问题的重要利益相关主体。虽然原则上北极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主体都应是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创造的合作伙伴,但是只有具有一定贡献能力的主体才能在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创造中发挥作用。目前,中国在公共资源供给、科学考察与研究、生态文化与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可以对北极环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因而对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创造需要中国的参与。目前中国高度关注北极环境问题,并积极参与北极环境事务,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为中国参与北极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参与北极环境公共价值管理是中国在北极环境治理中发挥有效作用的重要渠道。

二、德国采取实质性措施保护全球气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国采取实质性措施保护全球气候（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下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8）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治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9）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北极环境治理及其中国参与研究 ——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四、德国采取实质性措施保护全球气候（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下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研究[D]. 蒋欣桐. 外交学院, 2021(11)
• [2]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3]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D]. 晏娇. 吉林大学, 2020(08)
• [4]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D]. 孙天宇. 吉林大学, 2020(08)
• [5]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D]. 曹晓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研究[D]. 邢文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7]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D]. 谢剑南.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治合作[D]. 王典. 甘肃政法学院, 2019(01)
• [9]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研究[D]. 何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北极环境治理及其中国参与研究 ——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探讨[D]. 褚章正. 武汉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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