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行诗的起源、演变和翻译

一、十四行诗的起源、衍变和翻译（论文文献综述）

郭晓燕^[1]（2020）在《西方生态批评的博物文化传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些年,博物学开始复兴。在科技史和文化研究领域的支持下,少数生态批评学者开始对博物学、博物写作及博物诗学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及生态价值进行重估。他们提出,生态批评的目的之一既在于恢复自然的在场身份,我们就不可能避开对自然史的追踪,而博物学——作为人类研究自然的古老学问、自然科学研究的四大传统之一,正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悠久而可信的溯源路线。在此背景下,本文试以国内外既有研究为基础,以发生学视角,追溯生态批评的发生语境,挖掘出其背后悠久的博物文化传统。通过对博物学作品、生态批评论文论着的文本细读,笔者还将进一步思考博物学与文学研究的间性关系,分析博物思维、博物知识及博物情怀在西方文学、文化中的具体运用。在文章最后,笔者尝试结合当代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趋势,研讨博物学与生态批评“再结合”的可能性,为生态批评的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论文总体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将简要阐述本研究的选题视角、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研究思路及方法等,并对本文涉及的两个重要概念“生态批评”和“博物学”进行概念界定。第一章以英、美生态批评的代表,简要概括西方生态批评的缘起及发展过程、已经历的四波浪潮、几个重要的研究维度等,以图对它有一个全景式的介绍。第二章从发生学视角出发,依次介绍西方生态批评产生的社会背景、哲学基础和博物文化传统。其中,对生态批评博物文化传统的挖掘是本文的重难点。笔者将通过追溯西方早期生态批评家的博物学家身份,来勾连博物学与生态批评间的暧昧关系,并在回顾西方博物文化的基础上,研讨博物思维、博物知识及博物学生存的生态内涵。第三章进一步考察博物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及其对于自然的文化构建。笔者将以浪漫博物学时期（1）的博物写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博物思维、博物知识及博物情怀在西方文学、文化中的具体运用。第四章将在博物学视阈下研讨生态批评的走向问题,主要将讨论三个问题:（1）为何博物学传统最浓厚的英国没能引领生态批评浪潮?（2）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是否需要博物学的加持?（3）生态批评是面对生态危机的权宜之计,还是人类文明的本来之道?由此,本文将得出结论:生态批评与博物学的结合是一条可行道路,它有助于生态意识普及和生态文明建设。余论部分谈及重新发掘中国博物文化传统,推广博物写作范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博物生态批评等问题。

崔丹^[2]（2019）在《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英国第二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济慈虽生平遭际困顿、但却以独特的审美追求、深邃的诗评思想、别具一格的诗歌书写跻身于伟大诗人行列,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自省式诗人,济慈穷其一生,以诗铭志,但心中焦虑挥之不去。诗人对死亡、宗教、诗人身份、两性、阶级、与政治等皆充满焦虑之情,而这些焦虑归根结底反映出诗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思考,即其对自我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中的性属身份认同和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持有深刻的焦虑之情。究其实质,济慈的身份认同焦虑产生在主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从而体现出一体多面性、多层次性与交错性特点。诗歌书写成为济慈表达、展现与超越焦虑的方式。诗人不仅在与亲朋好友的鸿雁传书中表达身份认同焦虑,并且更以诗歌书写作为展现与超越身份认同焦虑的场域与实践,而对其深入地探讨是深刻理解济慈其人、其思与其诗的关键。相关文学批评理论与视角为此问题的剖析提供具体而坚实理论阐释与策略选择。笛卡尔有关主体意识,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拉康、齐泽克等对“焦虑”等阐释可用于厘清身份认同焦虑问题;文艺复兴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潮中有关死亡、生命、时空、宗教信仰等阐释可分析诗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阐释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身份论可探讨诗人的个体身份认同焦虑;拉康、齐泽克、福柯、格林布拉特等有关“凝视”理论、黑格尔的主仆关系阐释、吉尔伯特、古芭等女性主义话语与福柯有关性属、疯癫、规训等权力话语体系可探索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琳达·考利与安德森有关民族主义与国家身份建构等理论可分别分析诗人集体身份认同焦虑中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诗人通过诗歌书写探讨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具体表现为对死亡的迫近与难以企及的宗教救赎持有焦虑之情。家门罹难、久病之躯、先辈与同仁的英年早逝等系列不幸令济慈感慨阳寿渐殁,诗名难酬,而其对生之渴望、死之恐惧凸显焦虑,死亡氛围、肺痨症状等遂成为诗歌书写中心,诗人通过书写向死而生、化死为生、以生蕴死、物我相生、物我两生来实现其对死亡焦虑超越的书写。济慈宗教态度的形成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生长环境、文人挚友影响密不可分,诗人在诗歌中以“复魅”与“祛魅”的方式对宗教进行书写,期间尽透诗人的焦虑之情。但诗人并非园囿其中,而是在保存宗教积极元素基础上,融合希腊神学、凯尔特泛神论等凸显世俗人文主义精神元素来超越宗教身份认同焦虑,以此实现超越自我身份认同焦虑的夙愿。济慈虽集百家众长,但却致力于克服“影响的焦虑”,从而体现出个体身份认同焦虑。诗人在诗歌形式、风格、技巧、人物、情节等方面继承前驱与同侪诗人的诗歌精华基础上,剑走偏锋,形成独特的济慈式诗歌风格,实现克服前驱与同侪诗人“影响的焦虑”。具体表现在:诗人摒弃斯宾塞的王权至上主义,坚持人文主义精神;摒弃莎士比亚的“宿命论”,凸显人文主义精神的“主体选择”;深化诗画越界、彰显基督教与泛神论博弈、升华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超越弥尔顿;弥补彭斯“史诗自然”的缺席,再现济慈式“崇高自然”;通过济慈式“想象自然”实现华兹华斯的“不朽自然”;摒弃柯勒律治理性哥特式想象,实现济慈式瑰丽幻想;摒弃拜伦的“现实书写”,实现济慈式“想象书写”;以“人道主义”精神升华雪莱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性属关系书写中,济慈对男女两性皆充满浓郁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就诗歌对异性身份认同焦虑书写而言,济慈通过塑造代表摄政晚期父权制文化认同下的男性“凝视”中的“家中的天使”来表达自我对集体身份认同。但同时,诗人用通过刻画“淑女”充满性欲诱惑般的“反凝视”来展现女性对代表社会“大他者”的男性反抗,彰显诗人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中异性性属的不认同,也间接展现诗人的异性性属身份焦虑。同样,诗人刻画出“邪恶”女性的“反凝视”来展现对社会规约的反抗,其中又不乏刻画社会主导体制对其进行的规训与惩罚,由此,再次彰显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最终诗人将“美好”与“邪恶”同时赋予理想女性形象,以此实现其对异性性属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就同性身份认同焦虑而言,诗人一方面书写男性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对峙,以此展现济慈个体在社会集体身份认同中存有的焦虑之情。同时,诗人从个体、年龄与群体性方面展现出男性之间的亲密协同关系,深刻地展现出诗人在男性话语与国家权力背景下超越同性身份认同焦虑的书写实践。在超越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书写中,济慈内心充满浓郁的焦虑之情。家庭熏陶、志友论政、同侪影响、前辈指引、政治时论皆对其影响深刻。反观诗歌,诗人不仅书写其对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而且展现出其致力于与英格兰民族为核心的不列颠国家身份相认同。诗人对诸如美洲、非洲与印度等大英帝国殖民地持有深刻焦虑之情,因受东方主义思想浸润,诗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将殖民地视为“他者”,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以其秉承的人道主义思想渴望与殖民地相认同,以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来实现对种族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

杨绍军^[3]（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蔡乾^[4]（2017）在《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结合思想史研究的路径、文献学的考证和分析、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对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依靠史料方面的深入发掘,并结合地理、贸易、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以及同时段欧洲大陆各国汉学成果进行补益和参照,在一个较为宏大的视野中探讨以往被学术界所低估的专业汉学阶段之前的英国汉学所取得的成果。更试图在钱锺书、范存忠、陈受颐等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有所补充、修正和推进,来探究英国汉学产生时期的历史语境。在具体人物的思想观念中理解和分析具体的汉学文本或问题,从产生汉学着作的动态社会历史和知识文化背景中把握汉学家思想观念的转折和变化,尽力展示英国汉学学科体系奠基、并协助英国文化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过程。从而把握本时段英国汉学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脉络,并更客观和充分地认识其意义和价值。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总结学术成果、理清本文研究思路。第一章首先回顾和分析了“中国”（China）一词的确立过程,即“契丹和中国是否为同一个国家”这一英国汉学研究起点问题形成的历史语境、讨论与验证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为后文的研究勾勒了历史的背景。第二章的视线转向“中国风尚”时期英国人对瓷器、茶叶和园林艺术这些同生活密切相关的器物和实体的研究,探索它们蕴含的中国文化因素对英国社会习俗进步的促进。第三章对英国汉学中的汉语研究进行梳理,重点探讨“普遍语言”观念影响下的汉语研究与18世纪欧洲语言观转变后汉语落后观念的形成。第四章讨论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评论,并对译介水平与特点、文学评论“以中证西”的论证模式和比较视野的初步形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五章中集中研究英国学者对中国宗教和社会的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宗教、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讨论。本文注重将“中国风尚”、“普遍语言”观念、“中国年代学争论”、“礼仪之争”、“英国自然神论”、“古今之争”、“爱尔兰启蒙运动”等思潮和事件结合进论述之中,以探索同英国汉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思想和历史动态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纵观本时段的英国汉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走过了一条由名到实,从语言基础到文学、艺术审美批评,再到深涉文明核心的伦理道德、宗教、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讨论的道路。进而可以总结出本时段英国汉学研究的特点:其研究既同欧洲大陆汉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又存在着独立的学术思考和立场诉求,并在强烈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促进了英国现代观念的形成。

吴群涛^[5]（2017）在《“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源于英美的朋克如今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青年文化。早在七十年代末朋克便传入中国,在中国摇滚发展的推动下,于九十年代中期受到了中国青年的广泛关注和热情追捧。在近四十年时间的传播过程中,中国元素和中国话语融入朋克,并对其进行筛选、吸收和改造,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朋克亚文化。论文绪论部分对朋克文化这一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评析,同时对研究意义和价值、创新点、重难点、方法、思路、论文结构安排等进行了相应介绍。论文第一章从梳理英语中“punk”的词源及衍变入手,回顾朋克运动在英美的兴起与发展,剖析出朋克的文化内涵。同时,由“punk”汉译上出现过的论争切入,对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予以概述——经过十余年的“道听途说”和近十年的“地火燎原”,目前朋克在中国的传播处于平稳发展期。在此期间,国内主要有四种朋克传播方式,包括翻译、“打口”、“迷笛”和独立厂牌,它们的联合作用扩大了朋克的受众群体,促成了中国摇滚朋克时代的到来。论文第二章聚焦中国“朋克时代”,选取朋克先锋崔健和何勇,北京朋克乐队群“无聊军队”,以“盘古”、“舌头”、“苍蝇”和“生命之饼”为代表的外省朋克和广受国际媒体关注的“挂在盒子上”为核心的女子朋克乐队进行深入考察,解析朋克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和特征。论文第三章论述具有代表性的乐评人与朋克紧密相关的活动与观点。主要分析涵括郝舫、李皖、颜峻三位知名乐评人的朋克乐评。他们分别代表了国内乐评人在对待朋克文化主要的批评方式与态度,其作品受到了不同时期各个层次的中青年读者的认可,实质上参与了朋克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朋克文化的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论文第四章先从文化认同中的立场和思维、文学的个性表达与普遍诉求和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的转换三个方面来论析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的关系,再从文学书写与亚文化传播紧密关联的角度,连通卫慧与棉棉、宁肯与春树这两组具体的“朋克书写个案”的脉象,分析当代作家对朋克文化的接受差异。论文结论呼应绪论及正文各部分,强调指出朋克文化实践的最大意义是不断地敞开问题,让人们拥有更多自由地表达与争论的空间、方式与勇气,并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王培松^[6]（2016）在《二十世纪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流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时间为脉络,以关键人物为线索,通过1904年、1944年、1979年几个时间节点梳理了 20世纪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的变化。莱利、瑞恰慈和伊格尔顿对文学教育的不同看法标志着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从文献学到文学、从作品到理论、从英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范式转换。1904年,莱利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位默顿英国文学教授,他锐意改革文学教育,促使语言与文学在考试中分开。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成为英国现代教育的转折点,教育的中央集权化推动了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的发展,文学教育理念逐渐从利维斯的精英主义转向文化研究。1979年到1997年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市场经济对英国文学教育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此时的文学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在大学文学教育中,重要的不再是如何定义文学,而是如何进行阐释。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文学在英国大学从辅助古典语言和英语教育的工具,最终变成一门有独特教学方法和原则的学科。然而,无论是从语文学、历史、理论,还是从文化角度开展文学教育,英国大学始终坚守人文和科学相结合的原则以及"生活、文学和思想"的文学教育理念。第一章追溯了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的历史。最初,英国大学文学教育只是辅助希腊、拉丁语言、演讲和修辞教学的工具。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促进了英语研究的全面发展,文学教育开始转向辅助英语研究。作为最早开设文学课程的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的文学教育理念是将历史研究与道德文学相结合。相比牛津大学从语言、文献和历史角度研究文学的理念,剑桥大学的文学教育具有哲学性并且十分关注现代文学。第二章解析了纽波特报告前后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文学教育理念。莱利和库奇促使批评成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考试内容。莱利改变了牛津大学文学教育内容不涉及现代的定式,从此,大学开始认真对待文学。库奇则为剑桥大学学院派学术研究风格奠定了基础。1921年出台的纽波特报告从国家层面确立了英国文学在大学的学科地位。报告指出英语语言和英国文学是国民教育的基础:英语学院要重视现代文学、中古法语或中世纪拉丁语;文学教师可以自己设计教学大纲,采用自己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阅读和进行戏剧表演等等。之后,剑桥大学理查兹和燕卜逊提出了语义批评的文学教育方法,标志着文学教育理念的关注点由作家转向作品。第三章追溯了精英教育的渊源以及利维斯的道德批评理念。文本细读实现了诗歌批评由外及内,再向外部转化的过程,从而把读者、诗歌和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巴兹尔·威利的文学生态理念则为未来文学教育提供了新视角。五六十年代是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的争鸣探索时期。1967年,牛津大学文学教授海伦··加德纳提出了跨学科开展文学教育的思路,她认为批评是对价值做判断,建议学生既要广泛、大量、无偏见地阅读,也要愉快地阅读。此外,文化研究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教育方法,文学教育理念从研究文学作品转向文化、历史、电影等更广阔的领域。第四章围绕市场经济影响下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的变化进行阐述。此时的大学文学教育已经进入理论时代。伊格尔顿从意识形态角度探讨文学教育,彼得·威德森则从文学和历史角度分析小说在当代的意义。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仍旧延续着个人体验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批评模式,一方面重视发扬民族文学的伟大传统,另一方面开始拥抱世界文学。

郑菲菲^[7]（2016）在《关于《对艺术与人生的质疑》的韩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为翻译项目,该项目以《对艺术与人生的质疑》为文本进行了韩汉翻译实践工作。《对艺术与人生的质疑》一书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系列丛书的第三辑。本作品共有七个章节,主要围绕文学与市场、现实的艺术重建、哲学与人生、入世与出世、文学的现实参与、组织与庆典以及群众与知识分子这七个主题进行论述。原文共计50万字左右,该项目选取了着作的前两章,笔者承担翻译的部分为114,450字,中文为76,081字。作品的七位作者都是来自人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专家,他们对韩国社会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客观与理性的分析,并致力于探索美好的共同体秩序。韩国的民音社整理了这些教授发人深省的演讲稿,将其编纂成了《对艺术与人生的质疑》一书。笔者在完成译文翻译的基础上书写了翻译实践报告。在本报告中,笔者重点分析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章引言部分主要明确了选题目的和意义；第二章翻译项目简介部分主要介绍了作品与作者；第三章译前分析和译前准备部分主要通过译前的分析与准备对作品的语言风格、作者的写作意图有了一定的理解,通过查阅相关领域的文学家、艺术家的作品对他们的观点、主张等有了一个宏观上的把控；第四章译例分析部分重点分析了笔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翻译难点和问题,并结合笔者自身的翻译实践以及译前查阅的相关翻译理论书籍,提出了解决难点的合理对策。其中,对一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难句采用了引申译法、增译法、减译法、语序调整、对长定语进行处理等方法进行了处理,从而使译文更加通顺易懂；第五章总结部分主要针对笔者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在翻译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翻译给笔者的启迪进行了总结。第六部分为附录,分别附有附录A译文和附录2原文。报告表明,只有笔者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做到与原作者思想感情的暗合,才能实现原文的再现,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人员。在以后笔者将不断提高自身的翻译能力,努力做到翻译的“信、达、雅”。

肖先明^[8]（2014）在《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文学形象的嬗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采用史学研究中的社会史理论和文学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在整体考察中世纪至近代转型时期英国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探讨贵族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与其社会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嬗变之间的内在联系,尝试对文学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给出合理的解释。贵族指的是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时期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方面享有特权的等级阶层。英国世俗贵族的称谓经历了“哥斯特”、“塞恩”与“方伯”的演变,最终形成了五级贵族体系。爵位和特权是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中世纪的英国贵族是王权的服务者和制约者,他们占据大量地产,采取庄园经营的方式主导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引领社会精神价值的取向。贵族在中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具有“天然长上”的正面形象。从早期的国王到伊丽莎白女王,从沃伦尼伯爵到贵族反对派领袖孟福尔伯爵,贵族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为人称颂。西德尼爵士更以其高风亮节、舍己为人的凛然之举被文学作品赞誉为“时代之花”。早期英国贵族与骑士身份密不可分。骑士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源头,骑士文学也是最早描绘贵族阶层形象的文学作品。骑士制度与骑士文学为近代英国社会教育、风俗、文学、艺术和语汇烙下了鲜明的印记。骑士文学作品所描述的贵族、骑士大都是傲然挺立,忠诚勇武、谦逊文雅的光辉形象,其目的就在于激励骑士与贵族臻于达到骑士精神的理想境界,以便支撑社会的正义体系,使中世纪时期乱世求安的人们得以安居乐业。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社会开始转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转变,社会不同阶层财富结构,尤其是土地财富占有结构出现史无前例的剧烈变革,由此导致英国至诺曼征服之后数百年来的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出现较大变化。各阶级、阶层、集团和人群的社会位置发生移位、变动,其相互关系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新兴乡绅、约曼、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英格兰社会经济以及议会中的力量蓬勃兴起,他们必然会要求阳光下的利益地盘。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土地贵族守旧的地产经营管理方式导致经济地位、政治特权以及爵位等级和社会荣誉地位急剧衰落,而贪婪腐败、道德堕落、横行霸道、卖官鬻爵实为贵族阶层的关节炎,到了转型时期,社会新兴阶层就会群起攻之,而贵族又不肯、不敢、不愿直面这些指摘,其形象也必然会为竭力争权夺利的新兴工商业阶层所诟病,文学作品中的贵族形象也与亚瑟王传奇时期的贵族之拯救生灵于乱世的形象大相径庭。转型时期英国文学作品对贵族形象的批评与讽刺既有对贵族阶层中某些具体人物为非作歹的直接点名道姓的抨击,又有对整个贵族群体形象败坏的理性剖析；既有从贵族群体内部某些人物遭受命运逆转、幡然醒悟之后对贵族虚妄品行的抨击,亦有出身于贵族并仍身处其中的一些具有近代民主观念的思想家对贵族阶层以及贵族体制流弊之内省式批判。在批评贵族形象的文学体裁方面,戏剧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文学最高艺术成就的表现方式。在戏剧之外,诗歌、散文、小说、政论文等紧随其后,将贵族的形象从政治腐败、殖民掠夺、经济贪婪与社会道德堕落等不同的侧面一一加以拆解。究其实质而言,贵族文学形象的衰落是由其所代表的落后的地产经营方式导致生产力无法满足新兴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所决定的,文学作品描述的贵族阶层形象的嬗变只是对贵族阶层丧失经济主导地位、政治特权旁落导致社会形象沉沦的必然趋势的真实写照,而不是引发贵族形象嬗变的主要原因。但文学作品对贵族形象的鞭挞推动了贵族阶层的自我反省,促使贵族阶层在经济生活、政治特权、文化教育、社会精神风尚等领域力举变革。一部分土地贵族改变地产经营方式向新型资产者转变,一部分新兴资产阶级也通过财富购买爵位等途径实现贵族化,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融合既改变了贵族阶层的经济地位,又避免了贵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对象,有助于维护贵族群体的政治权势,恢复贵族群体的社会形象,形成新的绅士文化,由此迎来了18世纪英国贵族的盛世。贵族阶层近而以翩翩有礼的绅士风度重新展现于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中,“英国绅士”成为了18世纪后期贵族在文学作品中普遍的敬称,虽仍不失傲慢,但已是世人心悦诚服的赞叹。作者从两个层面对论文的研究主题进行了总结：一、英国贵族和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体现在四个方面：传统贵族资产阶级化与资产阶级贵族化带给英国社会变革的妥协性、政治变革上的渐进性、注重宪政观念与法律意识以及贵族精神与绅士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牵引作用；二、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存在着多层互动联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物质的属性,而文学则更具意识属性,其可以在社会的物质属性基础上纵横跳跃,但无法脱离社会的时代背景,时代的属性决定文学的精神内涵。文学具备历史的“真实性”,但揭示的是代表性的社会真理,是社会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历史叙述也具备文学的属性,文学和历史两种叙述方式在“追问真相”的哲学思维的支配下,成为互补的“追问真相”的不同方式,两者不尽同而可相通,诗具史笔,史蕴诗心。

王婉秋^[9]（2014）在《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探讨的中心问题是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的译介、传播、接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与西方文学批评的融汇、碰撞、交流中表现出的特征，以及在批评观念、批评方法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论文第一章探讨华兹华斯、雪莱诗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兼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吸纳，以及对一系列诗歌问题的争论。第二章在梳理佩特、王尔德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的同时，梳理唯美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兼及现代中国纯艺术论的缘起、发展和特征。第三章以文学的外部研究为论述的核心，探讨西方的科学主义、历史主义观念如何加剧了中国文学批评对“真实”的追求，并以批评家泰纳的个案分析为支撑，说明现代文学批评的外部研究趋向。第四章以批评家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的诗论在中国的接受为依托，阐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象征主义文论的接受和以此为基础的诗歌理论探索。本论文以个案分析为依托，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西方理论资源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进行吸纳的过程中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对该课题的梳理与解读，不仅是对历史的发掘与回顾，也是理解现今批评观念、批评方法的基础，可以为当今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提供研究思路。

陈德献^[10]（2012）在《朱光潜《诗论》的“音律”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光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学术大师，他不仅在美学方面，而且在诗学、心理学、哲学、教育学、翻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在诗学方面以其系统化的诗学理论，把中国传统的感悟式的诗话发展为理论化的诗学，《诗论》作为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最具系统性的一部理论着作，为中国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他的诗学理论对我们现代诗学的建构有重要意义，对我们新诗的发展也有指导价值。然而，以往的《诗论》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往往忽视其音律理论。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诗论》的音律理论，拟对其进行一次系统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以期能总结出《诗论》关于诗歌音律问题的一些重要观点，并力图揭示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前言部分，简要介绍问题的提出、研究的意义和研究现状等相关情况。第一部分，主要关注朱光潜《诗论》论述“音律”重要性的相关论点，进而总结出《诗论》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论述诗歌音律重要性的。第一，从诗歌起源的角度，论述音律节奏是诗歌的命脉。最初，诗歌、音乐、舞蹈三者同源，节奏是其共同的命脉。第二，从文学题材异同的角度，论述音律是诗歌区别于散文的重要标志。从广义上来说，诗歌与散文同为纯文学，而只具有音律的纯文学才属于诗。第三，从情绪传达媒介的角度，论述音律是传达情绪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媒介。在传达情绪时，声音与文字意义相比较，声音更易于传达情绪，人类的情感最易见于声音节奏，文字意义反在其次。第四，从音律艺术功用的角度，论述音律具有制造距离以节制感情和强化音乐美的效用。第二部分，主要关注朱光潜《诗论》探讨诗歌音律具体表现的相关论点，进而概括出《诗论》主要归纳出了诗歌音律的三类具体表现形式。第一，音律表现为“声”，一般而言，可在声音的长短、高低和轻重等三方面见出音律节奏，但中国诗歌的音律节奏却在声音的长短、高低和轻重等三方面并不明显，它追求的是平仄律，它的特质是和谐，节奏与和谐是两个可以分清的概念。第二，音律也表现为“顿”，“顿”专指由声音组合而成的自然停顿，它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声音形成一种节奏美。中国诗歌的节奏大半靠“顿”。第三，音律还表现为“韵”，“韵”在《诗论》中特指押韵脚，让字音中的韵母部分在诗歌的一定位置上有规律地重复。押韵脚的主要功能在于造成声音的前后呼应与和谐，可以产生特定的节奏与旋律，从而能把涣散的声音联络起来，互相呼应，贯串一气，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朱光潜《诗论》关于诗歌音律发展的相关论点，进而总结出《诗论》主要论及了影响中国诗歌音律发展的四大因素。首先，在起源上，诗歌与音乐、舞蹈是同源的，而且最初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这使中国诗歌独立后依然保留了诸多音乐的痕迹，因而奠定了中国诗歌重视音律的历史基础。其次，在中国诗歌走向音律的道路上，辞赋的出现对此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尤其是影响了诗歌意义的排偶和声音的对仗。再次，中国诗歌走上音律的道路，还受佛经的翻译与梵音输入的极大影响，梵音的输入是促进中国学者研究字音的最大动力，反切是梵音影响中国字音研究的最早实例，这也导致了诗人对音律的重视，严格遵循音律的“律诗”开始一统天下。最后，齐梁时代，乐府衰亡，诗歌转入有词而无调的时期，这使诗歌的音律往往不再依靠声音乐调来体现，而主要依靠文字本身有规律的变化来体现。第四部分，主要探讨朱光潜《诗论》音律理论的当代意义，分别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针对新诗形式方面的普遍缺陷，朱光潜的音律理论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指出了道路；第二，朱光潜《诗论》的音律理论对克服当今诗歌不重视音律的普遍偏颇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十四行诗的起源、衍变和翻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四行诗的起源、衍变和翻译（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生态批评的博物文化传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二十世纪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7）关于《对艺术与人生的质疑》的韩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8）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文学形象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朱光潜《诗论》的“音律”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十四行诗的起源、衍变和翻译（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生态批评的博物文化传统研究[D]. 郭晓燕.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20(08)
• [2]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D]. 崔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4]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D]. 蔡乾.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 [5]“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D]. 吴群涛. 武汉大学, 2017(06)
• [6]二十世纪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流变[D]. 王培松. 黑龙江大学, 2016(06)
• [7]关于《对艺术与人生的质疑》的韩汉翻译实践报告[D]. 郑菲菲. 延边大学, 2016(02)
• [8]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文学形象的嬗变研究[D]. 肖先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4)
• [9]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D]. 王婉秋. 吉林大学, 2014(09)
• [10]朱光潜《诗论》的“音律”理论研究[D]. 陈德献. 西北师范大学,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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