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的实证检验（论文文献综述）
姜旭[1]（2021）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结构性货币政策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领域的最新实践,也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和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剧了经济与金融领域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而这对宏观经济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想要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从而实现诸多宏观调控目标,尚面临着政策传导机制梗阻、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足、利率政策实施空间有限、金融体系发展有待完善、信贷错配与“脱实向虚”现象普遍、资产价格与全社会杠杆率高企、结构性通胀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存等一系列困难。这些困难既包括货币政策体系的自身问题,也包括复杂经济环境所带来的现实困难,同时又涉及经济转轨与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新挑战。三者彼此关联、相互促进,但究其根本,上述问题均是在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等维度上所显现出的各类结构性矛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陆续设计和实施了一系列以定向降准、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定向借贷便利（TMLF）、定向再贷款等为代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其广泛运用与日益凸显的结构性矛盾息息相关。各种政策工具均意在缓解上述结构性问题中的一项或多项,有着较为明确的指向性和针对性,旨在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金融环境,并对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形成有力支撑。“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创新结构性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因此,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分析,不仅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对于这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尚处于探索过程中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相关文献中的概念界定却较为模糊,也鲜有研究从理论角度进行系统性阐释。而货币政策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结构性调控功能,理论界对这一核心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实际上,中国近年来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实践,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总量货币政策,也有别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再加上由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历来重视经济结构调整,结构性货币政策这一称呼的概念和内涵,随着背景和时期的变迁,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有鉴于此,本文按照“现实背景与面临问题→理论内涵与研究评述→政策现状与特征描述→作用机制与模型构建→政策效应与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的研究脉络,并紧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展开分析。各部分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所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在简要回顾结构性货币政策发展历程与中国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对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介绍,之后对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进行阐述,并概括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潜在创新。第二,围绕总量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控两组概念进行辨析与区分,然后通过比较和归纳狭义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广义结构性货币政策、西方非常规货币政策与中国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联系与区别,进一步阐释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内涵。研究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不仅是弥补总量货币政策局限性的重要举措,也是经济结构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不仅顺应了国际上对于货币政策创新发展的探索趋势,也是现代货币政策与金融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结构性货币政策应始终坚持以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在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促进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引导完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未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应以结构服务总量、纵向带动横向、促进金融改革、坚持市场导向、完善政策体系为发展原则。第三,通过建立一个多部门异质性NK-DSGE模型,对定向借贷便利、定向再贷款、定向降准等三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规则进行建模,并利用数值模拟与脉冲响应考察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以及不同情况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规则与总量货币政策规则的协调配合问题,结果表明:（1）三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均能对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产生积极影响,但对于产出结构、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产出的刺激作用,则相对较小。（2）三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数量型调控规则效果具有相似性,而价格型调控规则的效果则存在一定差异。（3）定向再贷款和定向降准主要以数量型调控为主,而定向借贷便利则兼具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的特点,同时在政策损失、扭曲程度以及流动性风险方面存在比较优势。（4）三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总量货币政策间存在一定政策干扰,在政策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与总量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第四,使用SV-TVP-FAVAR模型,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从而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分析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阶段性特征和政策效应,研究认为:（1）中国近年来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受自身发展和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结构性变迁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并主要沿着“拓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补充流动性不足——完善央行流动性调控机制、畅通政策传导渠道——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发展,在政策目标、政策特点、政策效果等方面,均与传统的总量货币政策有着较大不同。（2）结构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长期,这与传统货币政策以短期调控为主的特点也存在明显区别。（3）在传导渠道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更多地是通过利率及信贷渠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影响,相比总量货币政策更具市场化特点,且具有价格型调控的特征,其通过增强利率引导、优化信贷结构,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金融环境。（4）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效应出现下滑,货币政策整体有效性下降、结构性改革的难度上升,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开始趋于稳定,这表明央行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日渐成熟。第五,基于2014年—2019年109家商业银行的年度面板数据,通过一致估计固定效应面板随机边界分析方法,对商业银行成本效率进行测算,并使用Z值作为商业银行风险状况的度量。在此基础上,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以MLF为代表的借贷便利工具对商业银行效率与风险的作用。主要结论为:（1）借贷便利工具的数量指标和价格指标均能显着提升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这表明借贷便利工具不仅能够通过提供额外流动性使商业银行受益,其作为价格基准和政策信号的作用也同样显着,通过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相关政策能够改善商业银行的经营情况、降低资金使用成本。（2）借贷便利工具的政策效果会由于商业银行自身特点而表现出异质性,城市商业银行与借贷便利工具的功能定位和交易要求最为匹配,因此其成本效率受借贷便利工具影响的显着性最高。（3）借贷便利工具虽然能够改善商业银行流动性成本和流动性易得性,但并不能藉此进一步促进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增加信贷投放,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无法通过借贷便利工具解决。这说明现阶段MLF的效果更多地体现在流动性风险管理、基础货币投放、价格基准等方面,但在定向性、直达性等结构性调整作用上尚有所欠缺。（4）借贷便利工具可以通过流动性补充功能和促进监管功能两个渠道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且对于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渠道和政策效果也表现出异质性特点。第六,使用混频VAR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通过混频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主要结论为:（1）定向信贷支持能够明显改善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民间融资成本,具有较强的普惠效应。从影响渠道来看,定向信贷支持具有与财政政策类似的效果,主要通过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基本面的复苏与改善,进而间接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下降,而并非是通过增加信贷供给来降低民间借贷利率。（2）借贷便利类工具能够促进信贷资源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进而改善其经营状况,但现阶段其对于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民间融资成本的支撑作用较为有限,单纯依靠借贷便利类工具无法满足广大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3）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水平的关联度较高,且对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十分敏感。无论是借贷便利类工具还是定向信贷支持,其影响程度都远低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这体现了货币政策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方面的局限性。与此同时,由于脱实向虚问题的存在,总量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控不仅没有改善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推高了民间借贷成本,这说明货币增发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并对中小微企业形成了挤出。结构性货币政策是总量货币政策的必要补充,也是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构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多种理论与实证方法,对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并考察其政策效果,在总结和归纳结构性货币政策特点的基础上,验证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指出了现阶段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局限和不足。本文认为,虽然现阶段结构性货币政策还存在种种不足,但在总量稳定的基础上,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进行结构调控和优化,对引导金融服务实体、增强金融普惠效应、促进政策框架转型、完善市场化调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金融环境,对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形成有力支撑。
王薇[2]（2021）在《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认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存在显着缺陷。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侧重于对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往往忽视了银行信贷因素对实体经济发展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党的十九大要求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一方面尽力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推导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微观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价格传导、风险累积四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最后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信贷供给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信贷供给增加能够短期内带动投资水平迅速上升并促进资本存量的长期积累,信贷供给对投资存在扩张性影响,但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在长期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应用基于GAS过程的时变转移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回归（MS-GAS-TVTP）模型对我国信贷供给波动和产出波动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时变转移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初期,信贷供给波动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特征,经济环境恶化会在短期内导致信贷紧缩,但随着信贷扩张政策的逐步实施,信贷供给对产出的引导效应逐渐显现。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信贷供给与产出的动态联动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之间同向动态联动,信贷扩张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信贷供给对产出的时变影响系数在长期基本趋于稳定,二者趋于长期均衡。其次,考虑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对宏观经济可能存在非对称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从产出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角度出发应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展开探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可以通过扩张信贷的方式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促进实体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在经济扩张期,信贷扩张对产出的带动效果会随着产出总量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减弱,并加剧通货膨胀;信贷收缩虽然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但无法完全抵消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并且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期限结构视角应用SV-TVP-FAVAR模型探究了推动我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信贷供给根源。研究发现,我国中长期信贷供给增加虽然能够显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对通货膨胀也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未能占据优势;相较于中长期信贷,我国短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具优势,我国短期住户消费信贷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逐渐减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不会引起强烈的通货膨胀效应,证实了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的可行路径之一。随后,本文进一步基于价格传导视角运用贝叶斯估计的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信贷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并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信贷价格政策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期,信贷价格下调能够引导第二、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增加,进而从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信贷价格政策的传导渠道基本畅通,政策基本有效。在经济扩张期,我国利率市场化尚不完全且居民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存在“金融抑制”和“消费抑制”双重抑制现象,因此我国信贷价格下调仅能通过促进第三产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传导渠道均存在梗阻,极大地降低了信贷价格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基于风险累积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分析了信贷风险累积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信贷风险累积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均呈现出抑制效应,但影响强度随经济下行程度加深逐渐增强,并且信贷风险累积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信贷供给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在不同信贷风险累积程度下表现出显着的异质性。当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时,信贷风险累积水平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能为了追求低不良水平过分惜贷,也不能为了投资扩张过度放贷。当以“稳定物价、促进货币流通”和“金融稳定”为主要目标时,应全力避免过度放贷和过度负债,同时加强贷款发放前后的审慎监管,尽量减少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和代际遗忘,尽可能降低银行资产中的不良资产规模,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流程。最后,本文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为更好地完善“双支柱”框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显着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但会形成通货膨胀问题,因此,需要在“促增长”和“稳通胀”目标中进行取舍。在经济平稳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但信贷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不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显着影响,二者可以各自调控,能够同时实现“稳增长、稳通胀、稳金融”三大目标。在经济过热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政策冲突”,二者难以在动态调控中同时实现“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两政策配合能够同时实现“稳金融、降通胀”的目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增长”,是经济过热期最优的政策协调模式。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目标的调控上不具优势,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是应以信贷监管政策为主。
王国志[3]（2021）在《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提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新征程中,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事件频繁发生,导致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波动性加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因此科学研判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对于提升宏观调控有效性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遵循“文献梳理——理论分析——现状测度——实证研究——理论拓展”的总体研究框架,综合采用文献分析、理论梳理、指数测算、动态计量实证研究、DSGE理论模拟等方法对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勾稽关系的规律性特征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梳理了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及其度量,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的理论机制、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机制以及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相关理论,奠定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可以将经济不确定性的基本概念界定为经济主体对未来的发生事件的无法预测性,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程度的方法主要包括运用现有的经济变量作为代理变量、运用专业人士对未来经济预测的分歧程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合成指数法、运用大数据爬虫抓取报纸关键词方法、运用高维宏观数据提取共同因子的方法等5种方法,其中后两种方法被广泛使用。理论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投资期权机制、预防储蓄机制、金融摩擦机制、信息传递机制、长期投资机制、H-A传导机制等6个方面,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显着影响。不同经济周期理论下的货币政策调控理论也存在显着差异,催生了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其次,本文测度了我国经济周期指数,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走高的时点大多与特定的经济政治事件相关联,1996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我国一共经历了3轮完整的经济周期,第四轮经济周期尚未结束。时变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时,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在经济周期交替变化的时点,经济周期对经济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为显着的负向动态条件相关性,在经济紧缩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剧烈,而在经济扩张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平稳。动态溢出指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显着的时变动态溢出效应,且经济周期波动加大了经济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同样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第三,本文构建了MS-AR模型将我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划分为三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LT-TVP-VAR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在不同程度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时的反应及其调控效果,得出如下结论:（1）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正向时变冲击效应,但在经济不确定性的低、中、高区制下调控效果存在较大差异。（2）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政策在调控产出缺口方面效果比较明显。当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中高区制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的效果比较明显。（3）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调控效果较好,在中、高区制时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存在局限性,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效果更优。第四,本文构建TH-SVAR和SEI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非对称性。基于TH-SVAR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同一货币政策工具在相同经济周期阶段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效应具有对称性,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调控效果呈现出非对称特征。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扩张期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收缩期。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效果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效果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经济收缩期两种政策工具对产出与通胀的调控效果相对复杂。基于SEIVAR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果存在显着差异和非对称特征。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更为有效,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更为有效。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的调控效应更加符合政策预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在经济收缩期优于经济扩张期。最后,本文构建了包含预期因素和异质冲击的DSGE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当模型中引入政策预期因素后可以与数据实现较好的拟合,且预期冲击形式的有效识别使得工具变量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反应程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2）通胀对利率工具调控较为敏感,数量工具调控对产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然而数量冲击下产出易出现逆向波动降低调控有效性。当对预期冲击和非预期冲击进行识别后,工具变量的预期冲击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影响作用均有所增加,且目标变量收敛周期均有所缩短。（3）影响产出和通胀波动的占优冲击来源分别为数量政策和利率政策,对冲击来源结构的有效分解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和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及货币政策调控实践,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准确识别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稳定经济政策预期,以政策确定性应对经济不确定性。（2）优化货币政策量价配合机制,强化政策工具间的组合协调。（3）加强对微观主体的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闫博[4]（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赵晓龙[5]（2021）在《影子银行、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影子银行作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线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影子银行是时代的产物,满足了不同市场主体的多样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企业的筹资需求。次贷危机后,影子银行体系在我国迅猛发展,在帮助企业融通资本的同时对资本进行重新配置,这将会造成宏观政策调节经济难度加大,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影子银行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信用中介功能越来越强烈,但其业务操作透明度较低、期限错配以及监管不够全面等特征,使其本身的迅猛发展给金融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威胁。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金融体系的稳定程度会使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以金融系统为媒介的影子银行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成为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首先,本文对影子银行、金融稳定、货币政策有效性三个变量之间作用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简述了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直接效应和其通过金融体系给货币政策有效性带来的间接效应。其次,本文对影子银行、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并确定衡量标准,为后文影响机制与实证分析做铺垫。随后,从直接影响以及通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作为间接变量的间接渠道,分析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影响机制。最后,选取2008年1月-2020年6月的月度数据建立TVP-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影子银行、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在不同间隔期以及不同时点的作用关系,并对三者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探究在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作用过程中金融稳定起到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影子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对利率在短期与中长期均有较为显着的影响;影子银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弱的短期抑制作用,对物价水平会产生更为显着的推升作用,但通过规范影子银行的运营模式后,其又会提升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且有助于物价的稳定。此外,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中介作用明显,不断扩张的影子银行体系给金融稳定带来正向影响。金融稳定的正向冲击在中长期会给货币供应量带来显着的负向影响,在短期以及中长期均会对利率产生正向的影响。另外,金融稳定的正向冲击作用会在短期刺激经济增长,在短期与中长期推升通胀的水平,从而干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以下政策建议:遏制影子银行体系进一步扩大、优化融资结构,保证金融体系平稳运行、深化利率改革、促进其市场定价功能形成和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
张菀庭[6]（2021）在《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利率走廊机制的构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逐渐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价格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家庭或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进而改变经济行为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价格型货币政策以间接调控为主,政策传导机制链条较长,外部影响因素也较多,调控效果有时不尽如意。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前面临的国内外问题,运用封闭经济体和开放经济体框架下的数理模型,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多种传导机制,得出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根据外部经济情况发生改变,那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是否也有可能随经济发展而调整?目前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多数都遵循1994年提出的经典泰勒规则,将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作为政策调控目标。但泰勒规则没有清晰的定义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在政策操作中的对应指标。后续文献应用泰勒规则时,大多从统计学意义构建指标,而忽略了其经济学内涵。有鉴于此,本文在深入理解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特征,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经济含义向“解决不平衡发展、加强自主创新”两项长期经济规划靠拢,重新构建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并刻画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为拓展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提供理论支持。论文具体结构安排如下:本文的第1章对货币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阐释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原因,明确后者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的第2章从全局视角对价格型货币政策进行了概览式分析,通过拓展泰勒规则的数理模型推导,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两项经典最终目标,产出和通胀。随后,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分析不同经济波动阶段内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在产出和通胀目标间的权衡与侧重。结果发现,在经济高波动阶段,我国中央银行更侧重对产出缺口的调控,而在经济低波动阶段,则更偏向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由此可见,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那么,这种规则切换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通过第3章房地产价格波动、第4章资本账户开放以及第5章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三种情境下,分别研究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观察异同,以印证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第3章研究“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本章运用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产出和消费”的传导机制,通过对比DSGE数值模拟结果和VAR实证脉冲图,提出房地产价格会通过“消费品渠道”而非“抵押品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Bernanke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契合度并不算高。与美国的次级贷款情况不同,我国房地产信贷市场一直执行较为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因此房地产价格上涨不是通过信贷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相反的,由于家庭没有适宜的理财投资渠道,而把房地产当作投资和储蓄的惯常模式,价格型货币政策增加的流动性会进入房地产市场,催生房地产泡沫,降低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流转,使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灵。第4章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本章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首先通过蒙代尔—弗莱明经典模型,分析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三者间的理论关系,随后运用包含交互项和虚拟变量的回归方程对理论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开放经济体框架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变动会引起国际资本流动,进而造成产出和通胀的变动。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与资本账户开放度关联紧密,但与汇率制度关系不大。因此,我国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应循序渐进,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可能会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造成经济体不必要的震荡波动。第5章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引入国际货币政策冲击,运用SVAR模型研究美国常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常规货币政策会引起我国利率政策的联动变化,影响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我国利率政策的独立性,还会影响我国的经济产出。一方面利率政策不能自由调整,另一方面经济波动加剧,两者叠加,将使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效。因此,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应更加重视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的溢出效应,努力提高政策响应的独立性,进而缓解政策冲击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从第3、4和5章的研究可以看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错综复杂。这能够解释,第2章中,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面对不同领域的经济问题,政策与经济变量间的关联机制和传导链条均有所不同,因此政策调控的偏好系数也会随之改变。第6章和第7章聚焦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中,通胀目标的指标重构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刻画。通过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拓展,为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政策调控提供助力。第6章提出用“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替代传统通胀目标,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盯住目标。本章在包含八部门异质性特征的价格扭曲模型中引入价格粘性和劳动收入份额,用以刻画不同部门物价波动的福利损失,并据此估计各部门在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中的权重。研究结果表明,“其他用品和服务”、“食品”以及“居住”部门存在较强的劳动扭曲,“交通和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和娱乐类部门”存在较强的价格扭曲,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比例高于它们在CPI中的支出份额。核心通胀指标构建的意义在于,不以单一的物价稳定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最终目标,而是以减少物价波动对居民生活实际影响为标准制定通胀调控目标。盯住这一指标,能使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中涵盖各部门的物价扭曲信息,使政策调控能够真实的改善消费、投资、就业等领域的实际经济问题。第7章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作为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实现路径。本章通过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金融摩擦→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并通过数值模拟与SVAR实证分析的结果对比,验证了金融摩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研究与通货膨胀不同,由于潜在产出不存在固定值,其与经济要素间的关联也会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增长不应该是结果指标,而应是过程指标。也就是说,从经济学意义上,经济增长目标不应仅关注稳定产出,也应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依赖于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创新效率的高低又取决于金融摩擦。金融摩擦越大,企业R&D投资就越少,进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因此,若想提高经济增速,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应聚焦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冯坚福[7]（2021）在《金融冲击传导、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波动加剧,各种经济冲击频发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大大增强。随着我国经济整体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抵御金融冲击等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增强。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并始终以高质量发展作为战略目标,同时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展开了各项调控政策协同发力的体系化、协同化、差异化的全面调控。在“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宏观调控引导下,经济运行实现了稳定发展和快速增长。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金融稳定对于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重要。金融脆弱性及金融投机攻击日益成为诱发经济周期波动的导火索。因此实施宏观审慎政策越来越多地被各国中央银行所采用,逆周期调控和政府干预已经成为普遍状态。本文就是在此背景下,通过系统考察金融冲击传导、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效应之间的动态关联,深入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动态特征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条件和基础,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本文深入分析了金融冲击相关研究的发展史,探讨了金融摩擦、融资约束与投资决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及金融加速器理论、金融危机理论和金融冲击的顺周期性,同时系统地梳理了金融冲击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针对金融冲击对实际产出的影响、金融冲击对货币政策规则及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金融冲击与金融摩擦、经济波动的互动机制以及金融冲击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关联机制展开了一系列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包含随机波动率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混频数据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金融冲击对实际产出的时变影响,金融冲击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金融冲击与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内在影响机制,并得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主要表现在:第一,发现金融冲击确实能够对实际产出产生显着的影响,有放大经济波动的作用且其效应与特定的经济周期阶段有关。同时,金融冲击在短期内会给通货膨胀带来一定的压力,但在长期内却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甚至出现通货紧缩的状况,这点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相符。新常态作为代表性的时间节点,表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经济特点。第二,通过构建混频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金融冲击下“麦科勒姆规则”和“泰勒规则”,发现贝叶斯混频算法（BMF）下混频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对于高频数据的处理效果更好,它能够减小高频数据密度函数的方差,使之倾向于产生更加准确的协方差矩阵。同时,金融冲击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而对产出则表现为短期内影响强烈,经济会出现波动进而导致稳定性下降,但在长期内金融冲击反应微弱,对产出增长无明显拉动作用。第三,带有金融摩擦和金融冲击的DSGE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通过对不同金融摩擦系数下金融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分析,发现金融摩擦系数较小时,内生变量相对于稳态值的偏离程度都会被放大。此外,金融冲击表现出很强的滞后性,即内生变量在受到冲击之后快速上升但是缓慢下降,这说明在存在金融摩擦的情况下,金融冲击对于实体经济并非仅仅只产生短期的影响,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长期影响。第四,通过构建带有房地产市场金融冲击的DSGE模型,我们考察了宏观经济、金融系统和社会福利面临金融冲击的变化和动态效应。发现存在房地产市场金融冲击时,政府面临稳定房地产价格和维持产出增长的“二元悖论”,即如果政府考虑稳定房地产价格,则要牺牲产出;如果要维持产出持续增长,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上述研究确认了我国经济运行中金融冲击的存在性、传染性和风险性,金融冲击诱发了金融周期,金融周期又与经济周期产生关联,进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为解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联,检验和识别货币政策工具和目标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推断和实证证据的支撑,也为制定有效宏观调控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刘晓宇[8]（2021）在《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全球化增加了外部冲击在国际间溢出的可能性,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来自于跨境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相互关联有关。另外,宏观审慎政策本身产生的跨境溢出效应和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了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有助于接受国免受全球金融冲击,并减轻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境金融风险传染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呼吁各国当局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然而,目前对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协调是否存在收益还未达成共识,现有的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实践也较少。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和进一步深化对外金融开放,中国的金融稳定容易受到国外金融冲击的影响,同时国内的金融冲击也会跨境溢出到国外。那么,宏观审慎政策自身的溢出效应和跨境金融溢出效应是否会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从而增加中国与国外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研究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相关问题,不仅能够丰富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理论、拓宽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集中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同时能对我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框架和维护国内金融稳定提供有益的借鉴。鉴此,本文从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视角,对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与协调收益展开研究,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来源于哪些方面?第二,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具体收益有多大、中国如何参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论文立足中国国情,考虑全面开放后的中国与外界的金融联系渠道与方式,从宏观审慎政策的当地溢出效应、国际溢出效应和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然后通过数值模拟详细计算各种情况下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大小、并据此提出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具体方案。论文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创新点。第二章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跨境金融溢出效应、宏观审慎政策国际溢出效应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收益四个方面梳理相关文献,通过对文献的评述引出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即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一是分析中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对跨境信贷产生的当地溢出效应,考察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于减轻当地溢出效应负面影响的效果。构建局部均衡模型推导分析当地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并结合跨境信贷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实际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当地溢出效应。理论和实证结果共同表明中国实施紧缩性的宏观审慎政策会加剧流入中国的跨境信贷波动,且来源于发达国家和中国金融密切联系国的跨境信贷波动更大,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此时,中国与国外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有助于减轻当地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二是分析国外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对跨境信贷产生的国际溢出效应、以及国际溢出效应对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考察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于减轻国际溢出效应负面影响的效果。首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国外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具体特征。然后从中国对外金融联系和贸易联系两个角度,实证检验国外宏观审慎政策对中国信贷和房价的溢出效应,并分析这种溢出效应对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削弱作用。结果表明,国外（特别是金融密切联系国）的紧缩性宏观审慎政策会加剧流入中国的跨境信贷波动、对中国房价和信贷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从而削弱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此时,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可以减轻国际溢出效应对中国金融稳定和国内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负面影响。三是实证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于减轻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影响。首先基于广义方差分解的网络拓扑方法,构建中国与密切联系经济体之间的“有向有权”金融网络关联图,测度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强度大小。然后基于测度结果实证检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能否减轻金融风险跨境传染。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国外协调宏观审慎政策的确有助于减轻两国之间的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从而证实了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第六章在证实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的基础上,构建两国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具体计算中国与国外进行政策协调的收益大小、分析影响协调收益的因素,然后据此提出中国参与政策协调的具体方案。数值模拟主要分为宏观审慎政策跨境溢出以及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况下,两国面临反向需求冲击时无政策协调必要。但是在两国强劲而同步繁荣的背景下,两国的政策协调机制可以减轻溢出国宏观审慎政策跨境溢出产生的负外部性,使得两国获得总的金融稳定净收益,并且协调收益随着中国政策操作空间的减小和跨境金融溢出程度的增大而增大。第二种情况下,两国金融风险相近时进行政策协调,不仅可以控制全球投资及信贷过度、有利于各国金融稳定,还可以提高两国的投资收益和居民总福利,并且协调收益随着全球金融风险的升高和国际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提高而增大。但是金融风险低的国家与金融风险较高的国家进行政策协调会产生较大政策损失,影响国内的金融稳定。基于各种情况下协调收益的计算结果,提出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方案,明确具体的协调时机、协调对象和协调方式。本文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问题,连贯地按照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协调的收益大小和协调的具体方案展开分析,为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另外,本文证实国外宏观审慎政策本身会成为冲击源头产生跨境溢出效应,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削弱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从而为中国增强对国外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情况的监测、防范国外政策变化影响中国金融稳定提供一定的启示。最后,研究表明可以将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部分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部分纳入到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框架中,从而对中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的监管框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陈小亮,王兆瑞,郭俊杰[9]（2021）在《老龄化是否削弱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文中提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老龄化会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近年来表现欠佳,同时老龄化率持续升高,那么老龄化是否已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稳增长"效果欠佳的重要原因?本文使用局部投影（local projection）方法,基于中国2000年一季度至2018年四季度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低老龄化"状态而言,"高老龄化"状态下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明显更弱。在控制了资本回报率下降和经济不确定性升高等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可见老龄化的确弱化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老龄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上,对消费的影响相对偏弱。考虑到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还将不断加剧,建议央行未来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将老龄化的影响考虑在内,加强预期管理并强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
郑昕宇[10]（2021）在《LPR对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存贷款利率管制全部放开。但是,由于“利率双轨制”的存在,使得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不够通畅。同时,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开始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转型,这也对利率传导机制的畅通性提出更高要求。2019年8月17日,央行宣布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形成机制进行改革。此次改革被视为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手段,其最大特点是引入中期借贷便利（MLF）作为“利率锚”。因此,以LPR机制作为切入点,对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进行研究,有助于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更好的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首先,进行绪论部分。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进行文献综述,提出论文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其次,阐述中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实践与理论基础。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概述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的三个实践阶段,基于利率传导机制的三个理论解释,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进行实证研究方法的设计。包括样本数据搜集,变量确定和模型构建等。再次,实证分析LPR对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影响。采用OLS模型和TVP-VAR模型方法对中国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而后采用VAR模型对如何继续提高中国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进行研究。最后,论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论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LPR形成机制改革可以提高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第二,如果未来将LPR的“利率锚”由MLF利率转换为市场化利率,则应该选择存款类金融机构质押回购利率DR007为最佳,这也有助于提高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论文所做创新工作如下:第一,基于LPR新机制改革的角度对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LPR形成机制改革的时间较短,已有研究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的定性研究,论文运用TVP-VAR模型和OLS回归模型,将研究区间分为三个阶段,对比不同阶段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变化,实证检验LPR形成机制改革是否可以提高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第二,引入未来LPR“利率锚”的选择视角,进一步研究如何提高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论文选取Shibor,质押式回购利率Repo和存款类金融机构利率债质押回购利率DR007三种LPR“利率锚”的备选利率进行实证和对比分析,基于继续提高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目的,选择确定最佳的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利率锚”,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的实证检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的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1）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审意见 |
| 评阅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潜在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潜在创新 |
| 第2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内涵与研究评述 |
| 2.1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辨析与内涵阐释 |
| 2.1.1 总量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综述 |
| 2.1.2 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控综述 |
| 2.1.3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概念与内涵 |
| 2.2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国际比较与中国实践 |
| 2.2.1 西方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结构性特点 |
| 2.2.2 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工具梳理与发展概述 |
| 2.3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与实施原则 |
| 2.3.1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 |
| 2.3.2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原则 |
| 2.3.3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意义价值 |
| 2.4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研究现状与最新进展 |
| 第3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模型框架与作用机制 |
| 3.1 DSGE模型描述 |
| 3.2 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
| 3.3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定向调控效果 |
| 3.3.1 定向借贷便利工具的调控效果分析 |
| 3.3.2 定向再贷款工具的调控效果分析 |
| 3.3.3 定向降准工具的调控效果分析 |
| 3.4 结构性调控与总量调控的协调与配合 |
| 3.4.1 结构性货币政策规则下总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
| 3.4.2 结构性货币政策规则的风险应对能力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时变特征与效果评估 |
| 4.1 研究方法与指标构建 |
| 4.1.1 模型设置 |
| 4.1.2 指标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2 模型选择与估计结果 |
| 4.2.1 模型选择 |
| 4.2.2 估计结果 |
| 4.2.3 稳健性检验 |
| 4.3 实证检验与政策分析 |
| 4.3.1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时变阶段特征 |
| 4.3.2 典型时点下结构货币政策的政策特点 |
| 4.3.3 结构货币政策与总量货币指标的动态关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 |
| 5.1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
| 5.1.1 商业银行效率的测算 |
| 5.1.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1.3 多元回归与实证结果 |
| 5.1.4 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
| 5.2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 |
| 5.2.1 商业银行风险的测算 |
| 5.2.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2.3 多元回归与实证结果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的实施效果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中国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综述与现状分析 |
| 6.1.2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渠道分析 |
| 6.2 模型构建与变量处理 |
| 6.2.1 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3 实证结果与政策分析 |
| 6.3.1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的有效性 |
| 6.3.2 混频Granger因果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
| 6.4.1 MFVAR脉冲响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4.2 混频Granger因果的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与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信贷供给总量的经济效应 |
| 1.2.2 信贷供给结构的经济效应 |
| 1.2.3 信贷供给价格的经济效应 |
| 1.2.4 信贷风险累积的经济效应 |
| 1.2.5 信贷供给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 |
| 1.3 主要研究目标、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贡献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贡献 |
| 第2章 信贷供给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信贷供求理论 |
| 2.1.1 宏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1.2 微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2 信贷价格理论 |
| 2.2.1 可贷资金理论 |
| 2.2.2 金融抑制理论 |
| 2.3 信贷风险理论 |
| 2.3.1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 2.3.2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4 信贷配给与信贷传导理论 |
| 2.4.1 均衡配给理论 |
| 2.4.2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
| 2.4.3 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理论 |
| 第3章 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与产出的动态关联分析 |
| 3.1 基于DSGE模型我国信贷供给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
| 3.1.1 模型设定 |
| 3.1.2 模型均衡 |
| 3.1.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 3.2 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的波动特征及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2.1 MS-GAS-TVTP模型与TVP-VECM模型原理 |
| 3.2.2 我国产出与信贷波动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及时变转移分析 |
| 3.2.3 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信贷供给总量与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1 信贷供给总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分析 |
| 4.2.1 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原理 |
| 4.2.2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4.2.3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产出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2.4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3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3.1 SV-TVP-FAVAR模型原理 |
| 4.3.2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3 我国信贷供给短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4 我国信贷供给中长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信贷供给价格传导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分析 |
| 5.1 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 5.1.1 投资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1.2 消费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2 ST-BVAR模型原理 |
| 5.2.1 ST-BVAR模型设定 |
| 5.2.2 ST-BVA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
| 5.3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价格对经济增长的两阶段传导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与经济周期波动区制识别 |
| 5.3.2 第一阶段信贷价格对投资与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3.3 第二阶段投资与消费对产出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1 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 |
| 6.2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2.1 理论机制分析 |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2.3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3 不同信贷风险水平下信贷调控宏观经济有效性分析 |
| 6.3.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3.2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1 理论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
| 7.2 信贷监管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
| 7.2.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7.2.2 经济增长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3 物价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4 金融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2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 1.4 论文框架与结构安排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与度量 |
| 2.2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理论基础 |
| 2.3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4 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测度及其协动性 |
| 3.1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走势分析 |
| 3.2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测度和走势分析 |
| 3.2.1 传统经济周期测度方法的总结与利弊评述 |
| 3.2.2 MS-DFM测度经济周期的原理简述 |
| 3.2.3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实时测度 |
| 3.2.4 我国经济周期统计特征与趋势分析 |
| 3.3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协动性检验 |
| 3.3.1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 |
| 3.3.2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相关性检验 |
| 3.3.3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溢出效应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4.1 不同政策目标和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量价选择的初步探讨 |
| 4.1.1 不同政策目标下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2 经济不确定影响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3 双重背景下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选择的探讨 |
| 4.2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阶段划分 |
| 4.2.1 MS-AR模型 |
| 4.2.2 经济不确定性区制划分 |
| 4.3 LT-TVP-VAR模型构建与参数估计 |
| 4.3.1 LT-TVP-VAR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4.3.3 参数估计与检验 |
| 4.4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与调控机制 |
| 4.4.1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 |
| 4.4.2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产出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4.3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通胀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5.1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典型事实 |
| 5.1.1 经济周期波动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演变 |
| 5.1.2 经济周期扩张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1.3 经济周期收缩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2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对比 |
| 5.2.1 TH-SVAR模型介绍 |
| 5.2.2 数据选取与检验 |
| 5.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4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5 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有效性对比 |
| 5.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1 SEIVAR模型估计原理与脉冲响应函数构建 |
| 5.3.2 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3 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未预期冲击、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 6.2 考虑政策预期因素的DSGE模型构架 |
| 6.2.1 私人家庭 |
| 6.2.2 生产厂商 |
| 6.2.3 政府部门 |
| 6.2.4 货币当局 |
| 6.3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6.3.1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6.3.2 参数校准与设定 |
| 6.3.3 冲击路径识别 |
| 6.3.4 参数贝叶斯估计 |
| 6.4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
| 6.4.1 脉冲响应分析 |
| 6.4.2 方差分解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影子银行、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二、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
| 三、金融稳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四、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及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测度 |
| 第一节 我国影子银行特征分析及其规模估测 |
| 一、影子银行的构成 |
| 二、影子银行规模的测算方法 |
| 三、我国影子银行规模测算 |
| 第二节 金融稳定的内涵及测算 |
| 一、金融稳定的内涵 |
| 二、金融稳定的测算方法 |
| 三、我国金融稳定状况指数的构建 |
| 第三节 货币政策有效性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财富效应理论 |
| 二、现代流动性陷阱理论 |
| 三、金融加速器理论 |
| 第二节 影响机制分析 |
| 一、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二、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
| 三、金融稳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 |
| 第四章 影子银行、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方法简介、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一、时变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介绍 |
| 二、变量选取 |
| 第二节 模型检验与参数估计 |
|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 |
| 二、模型参数估计 |
| 第三节 TV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
| 一、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二、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
| 三、金融稳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第四节 中介效应检验分析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6）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1.2 国内外冲击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1.1.3 价格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测度 |
| 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2.1 货币超发的理论争鸣 |
| 1.2.2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分析 |
| 1.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论文内容 |
| 1.4 论文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论文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主要创新 |
| 第2章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分段调控 |
| 2.1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1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梳理 |
| 2.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规则特征分析 |
| 2.2 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与调控规则的理论推演 |
| 2.2.1 约束条件 |
| 2.2.2 福利损失函数 |
| 2.2.3 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方程 |
| 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区制转移特征研究 |
| 2.3.1 价格型货币政策简化方程 |
| 2.3.2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方法介绍 |
| 2.3.3 区制转移的实证结果分析 |
| 2.3.4 稳健性检验 |
| 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特征分析 |
| 2.4.1 非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4.2 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5 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1 稳定与非稳定区制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2 严格利率规则反应方程估计 |
| 2.5.3 分段与严格利率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 |
| 3.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3.1.1 传导机制的理论文献梳理 |
| 3.1.2 传导机制的实证文献概述 |
| 3.2 房地产价格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3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及数值模拟 |
| 3.3.1 参数校准 |
| 3.3.2 开启与关闭抵押品渠道的数值模拟 |
| 3.4 房地产价格与实体经济关联机制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4.1 房地产价格与产出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2 房地产价格与通胀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3 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的断点检验 |
| 3.5 房地产价格影响利率调控效果的渠道分析 |
| 3.5.1 房地产价格对利率调控效果影响的脉冲分析 |
| 3.5.2 稳健性检验 |
| 3.6 房地产价格、实体经济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 |
| 4.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4.2 二元悖论理论模型构建 |
| 4.3 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构建 |
| 4.4 二元悖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
| 4.4.1 回归方程说明 |
| 4.4.2 包含交互项的参数估计 |
| 4.4.3 引入“全球避险情绪”的参数估计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针对“产出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4.5.2 针对“资本帐户开放度测算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研究 |
| 5.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5.1.1 国际资本流动渠道研究 |
| 5.1.2 汇率渠道研究 |
| 5.2 蒙代尔—弗莱明理论分析框架 |
| 5.3 SVAR模型构建与计量处理 |
| 5.3.1 SVAR模型的构建 |
| 5.3.2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期选取 |
| 5.4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 |
| 5.4.1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
| 5.4.2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胀目标构建 |
| 6.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6.2 八部门异质性价格扭曲理论模型的构建 |
| 6.2.1 个体的生产与消费 |
| 6.2.2 消费和价格指数 |
| 6.2.3 模型的一阶方程与对数线性化 |
| 6.2.4 社会总福利损失函数构建 |
| 6.3 异质性价格粘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 |
| 6.3.1 价格粘性测算 |
| 6.3.2 劳动的收入份额测算 |
| 6.4 不同异质性特征下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估计 |
| 6.4.1 参数校准 |
| 6.4.2 多种异质性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与对比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创新效率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控机制 |
| 7.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7.1.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2 金融摩擦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3 金融摩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2 经济增长目标调控的理论模型构建 |
| 7.3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和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对比 |
| 7.3.1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 |
| 7.3.2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
| 7.3.3 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7）金融冲击传导、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金融冲击的理论评述 |
| 1.2.2 金融冲击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
| 1.2.3 经济周期理论和金融周期理论的研究进展 |
| 1.2.4 金融冲击和金融摩擦下经济周期分析框架 |
| 1.3 本文结构框架及主要研究内容 |
| 第2章 金融冲击理论及传导机制 |
| 2.1 金融冲击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机制 |
| 2.1.1 银行信贷渠道 |
| 2.1.2 资产负债表渠道 |
| 2.2 金融冲击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宏观效应的影响 |
| 2.2.1 银行部门内部竞争程度 |
| 2.2.2 企业的银行替代融资渠道 |
| 2.2.3 金融市场的发展深度 |
| 2.2.4 金融合约期限及利率可调性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
| 2.2.5 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影响 |
| 2.3 金融冲击的顺周期性 |
| 2.3.1 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 |
| 2.3.2 资产负债管理的顺周期性 |
| 第3章 金融冲击对实际产出影响的时变性计量研究 |
| 3.1 金融冲击的定义与计算 |
| 3.2 时变系数向量自回模型 |
| 3.2.1 TVP-VAR模型简介 |
| 3.2.2 TVP-VAR模型的估计 |
| 3.3 模型的数据选取与参数估计 |
| 3.4 实际产出波动对金融冲击的时变反应机制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冲击下的货币政策规则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 |
| 4.1 货币政策规则及其有效性 |
| 4.1.1 金融冲击下的“麦科勒姆规则” |
| 4.1.2 金融冲击下的“泰勒规则” |
| 4.1.3 金融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 |
| 4.2 混频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 |
| 4.3 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及规则识别 |
| 4.3.1 变量选取与描述 |
| 4.3.2 MF-VAR模型与VAR模型的比较 |
| 4.3.3 脉冲响应函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冲击、金融摩擦和经济周期波动 |
| 5.1 金融冲击、金融摩擦和经济周期影响机制分析 |
| 5.2 金融摩擦和金融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DSGE模型设定 |
| 5.2.1 进行跨期选择的家庭部门 |
| 5.2.2 金融摩擦与内生信贷约束 |
| 5.2.3 中间商品生产部门和金融冲击 |
| 5.2.4 资产生产部门 |
| 5.2.5 带有价格粘性的零售部门 |
| 5.2.6 货币政策与模型出清 |
| 5.3 DSGE模型参数设定与估计 |
| 5.3.1 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
| 5.3.2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5.3.3 模型参数校准 |
| 5.3.4 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
| 5.4 不同金融摩擦系数下模型的对比分析 |
| 5.4.1 不同金融摩擦系数下金融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
| 5.4.2 不同金融摩擦系数下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冲击、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 |
| 6.1 金融冲击与宏观审慎政策文献综述 |
| 6.2 包含金融部门的DSGE模型 |
| 6.3 参数估计结果及动态分析 |
| 6.3.1 数据选取和部分参数校准 |
| 6.3.2 贝叶斯估计的结果 |
| 6.4 模型的动态分析 |
| 6.4.1 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6.4.2 金融冲击对于金融系统的冲击效应 |
| 6.4.3 社会福利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1.2 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
| 2.1.3 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 |
| 2.2 关于跨境金融溢出效应的研究 |
| 2.2.1 跨境金融溢出的渠道 |
| 2.2.2 跨境金融溢出规模的实证研究 |
| 2.2.3 全球金融周期视角的相关研究 |
| 2.3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 |
| 2.3.1 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3.2 国际溢出效应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影响 |
| 2.4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收益的研究 |
| 2.4.1 基于理论模型模拟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收益 |
| 2.4.2 实证检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收益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宏观审慎政策的当地溢出效应 |
| 3.1 引言 |
| 3.2 当地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分析 |
| 3.2.1 当地溢出效应的多部门局部均衡模型 |
| 3.2.2 当地溢出效应的动态分析 |
| 3.3 当地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及检验模型设定 |
| 3.3.1 当地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
| 3.3.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3.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3.4 宏观审慎政策当地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 |
| 3.4.1 当地溢出效应的基准检验结果 |
| 3.4.2 当地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3.4.3 当地溢出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3.5 当地溢出效应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
| 4.1 引言 |
| 4.2 国际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1 国际溢出效应的动态分析 |
| 4.2.2 国际溢出效应的特征分析 |
| 4.3 国际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及检验模型设定 |
| 4.3.1 国际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
| 4.3.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4.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4.4 宏观审慎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 |
| 4.4.1 国际溢出效应的基准检验结果 |
| 4.4.2 国际溢出效应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4.4.3 国际溢出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4.5 国际溢出效应与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 |
| 4.5.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
| 4.5.2 基准检验结果 |
| 4.5.3 异质性分析 |
| 4.5.4 稳健性检验 |
| 4.6 国际溢出效应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 |
| 5.1 引言 |
| 5.2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测度 |
| 5.2.1 测度方法及数据 |
| 5.2.2 静态测度结果 |
| 5.2.3 动态测度结果 |
| 5.3 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实证检验 |
| 5.3.1 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影响 |
| 5.3.2 检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3.3 基准检验结果 |
| 5.3.4 异质性分析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中国与国外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影响 |
| 5.4.1 检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5.4.2 实证检验结果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更换宏观审慎政策数据库的检验结果 |
| 5.5.1 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实证检验 |
| 5.5.2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影响 |
| 5.6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录 |
| 第六章 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分析 |
| 6.1 引言 |
| 6.2 宏观审慎政策跨境溢出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收益 |
| 6.2.1 溢出国-接受国政策溢出的两国协调模型 |
| 6.2.2 国外宏观审慎政策对中国信贷波动的影响 |
| 6.2.3 两国的最优宏观审慎政策 |
| 6.2.4 两国的政策协调&非协调机制 |
| 6.2.5 两国政策协调收益的数值模拟 |
| 6.2.6 宏观审慎政策上限对协调收益的影响 |
| 6.2.7 跨境溢出程度对协调收益的影响 |
| 6.2.8 稳健性分析 |
| 6.2.9 两国政策协调的收益总结 |
| 6.3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收益 |
| 6.3.1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两国协调模型 |
| 6.3.2 两国政策协调&非协调的收益 |
| 6.3.3 两国政策协调收益的理论分析 |
| 6.3.4 两国对称的协调收益数值模拟 |
| 6.3.5 两国金融风险非对称的协调收益数值模拟 |
| 6.3.6 两国政策协调的收益总结 |
| 6.4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方案 |
| 6.4.1 协调时机 |
| 6.4.2 协调对象 |
| 6.4.3 协调方式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
| 7.1.2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 |
| 7.1.3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方案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老龄化是否削弱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介绍 |
| (一)方法选取和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1.外生货币政策冲击的识别。 |
| 2.老龄化状态的界定。 |
| 3.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 |
| 4.数据来源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基准回归结果 |
| (二)区分正向与负向货币政策冲击之后的进一步讨论 |
| 五、稳健性检验 |
| (一)纳入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
| (二)将老龄化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
| (三)替换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 |
| (四)改变不同老龄化状态界定的门槛值以及部分指标的衡量方式 |
|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
（10）LPR对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论文的选题背景 |
| 1.1.2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利率市场化改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研究 |
| 1.2.2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 |
| 1.2.3 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研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1.3.1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2 中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实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 |
| 2.1.2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
| 2.1.3 利率锚的概念 |
| 2.2 中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实践 |
| 2.2.1 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的阶段 |
| 2.2.2 利率传导机制形成的阶段 |
| 2.2.3 利率传导机制提升的阶段 |
| 2.3 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理论解释 |
| 2.3.1 威克塞尔累积过程说 |
| 2.3.2 凯恩斯的利率传导说 |
| 2.3.3 希克斯-汉森模型说 |
| 2.4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2.4.1 LPR新机制对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影响 |
| 2.4.2 将LPR的“利率锚”转换为市场化利率 |
| 3 实证研究方法设计 |
| 3.1 数据搜集和处理 |
| 3.2 变量的确定 |
| 3.2.1 利率变量的选取 |
| 3.2.2 实体经济变量的选取 |
| 3.3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3.3.1 市场利率对贷款利率传导的OLS模型 |
| 3.3.2 贷款利率对实体经济传导的TVP-VAR模型 |
| 3.3.3 提高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VAR模型 |
| 4 LPR对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实证 |
| 4.1 描述性统计 |
| 4.2 市场利率对贷款利率传导效率的实证 |
| 4.2.1 散点图分析 |
| 4.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2.3 弹性系数分析 |
| 4.3 贷款利率对实体经济传导效果的实证 |
| 4.3.1 预备性检验 |
| 4.3.2 后验分布检验 |
| 4.3.3 脉冲响应分析 |
| 4.4 提高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进一步研究检验 |
| 4.4.1 预备性检验 |
| 4.4.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4.3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论文的研究结论 |
| 5.2 相关政策建议 |
| 5.2.1 继续完善贷款定价机制 |
| 5.2.2 完善中国基准利率体系建设 |
| 5.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的实证检验（论文参考文献）
- [1]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D]. 姜旭. 吉林大学, 2021
- [2]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王薇. 吉林大学, 2021(01)
- [3]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 王国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4]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5]影子银行、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D]. 赵晓龙.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6]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D]. 张菀庭. 吉林大学, 2021(01)
- [7]金融冲击传导、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效应研究[D]. 冯坚福. 吉林大学, 2021(01)
- [8]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研究[D]. 刘晓宇. 山东大学, 2021(11)
- [9]老龄化是否削弱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J]. 陈小亮,王兆瑞,郭俊杰. 经济学动态, 2021(05)
- [10]LPR对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D]. 郑昕宇.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