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张力的寓言叙事——重读《孔乙己》

一、充满张力的寓言化叙事——重读《孔乙己》（论文文献综述）

赵恩光^[1]（2017）在《莫言小说民间性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就我国着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提出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观点,即对莫言文学民间性进行研究。随着莫言在文学领域创作风格的逐渐形成,莫言提出了“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创作思想。所以论文第一部分首先梳理莫言小说民间性的呈现。这一思想与以往文艺界“为老百姓而写作”采取自上而下反映现实的伪民间写作有所不同,莫言认为自己就是一名老百姓,自己的文学创作本质上就是一名老百姓对自己周遭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莫言认为文学创作者只有把自己真正摆在民间的位置上,才能真实地反映民间题材,写出具有深度的现实主义作品。论文第二部分探讨莫言作品民间文化的形态以及美学表现。莫言在其文学创作中,不仅将真实的山东省高密市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还原在其文学作品当中,同时还运用具有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但并不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文学元素融入到其文学作品当中,莫言通过高超的文学表现能力,为读者展现了在真正的现实并不真实存在,但却真实拥有高度现实性价值的很多元素,从而实现了文学作品反映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文艺主张。论文最后一部分重点阐述对民间叙事的传承与反思。在莫言早期的写作中,曾经大量借鉴现代西方文学的很多写作方式,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莫言对技巧的深入认识与文学创作理论进行提炼与研究,但莫言始终认为立足中国传统来构建反映中国现实的文学才能真正创作出有深度的作品。因此在借鉴了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些理论与技巧的同时,莫言将文学创作的主要方法与中国传统艺术进行结合,而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李志秋^[2]（2016）在《乡土中国的命运悲歌 ——论毕飞宇的“文革”书写》文中指出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执着于历史思辨的作家,在他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文革”书写一直贯穿其中。随着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玉米》系列和长篇小说《平原》的相继出版,毕飞宇笔下的“文革”书写也愈加厚重成熟,获得了评论界的重视和读者的好评。童年经验的启发、文坛思潮的影响和创作观念的不断成熟是毕飞宇“文革”书写的主要推动力。他在书写“文革”记忆时,避开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主流“文革”叙事的模式化弊端,放弃了先锋文学所追求的凌空高蹈的形式探索,选择以村民的视角观察苏北大地上的饮食男女,以注重声色趣味的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讲述了“文革”时代背景下发上在苏北农村普通百姓身上的悲剧故事,在乡村伦理和极权文化的层面上、在普通百姓的悲剧命运中反思“文革”意识形态对乡村世界的侵蚀。毕飞宇的“文革”书写继承了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的叙事手法,呼应了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传统,突破了新时期以来主流“文革”叙事的书写模式,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不一样的“文革”记忆和有价值的书写经验。

高晶晶^[3]（2013）在《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学解读与文学解读之比较研究 ——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为例》文中认为新课程背景下在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同时特别强调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文学素养的提高来自于课堂教学的学习和课下阅读的积累。课堂教学中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对于锻炼学生解读文本的能力和文学素养的形成至关重要。语文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主体，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真正调动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并不只在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上，而是在于课堂教学中教师让学生学习掌握语文基本能力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文学文本进行理解和阐释。在课标中也提及让学生进行多元解读、多层次解读、创造性解读。要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和解读能力，必须向文学解读汲取和借鉴。所以我们应该将教学解读与文学解读进行比较，于比较中发掘不同点，于不同中发掘教学解读缺失和偏离的部分，并建构一种既借鉴文学解读的长处，又对语文教学发展、革新有利的诗性的教学解读。本研究以文学理论和文学阅读学作为基本的理论基础，并结合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文学视野与教学视野下解读的对比，从理论和现实解读情况中去发现文学解读与新课程背景下教学解读两大系统的区别。从新课程背景下教学解读对比文学解读的缺失、偏离、不同中建构一种利于提高教学解读水平的解读方式。本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界定文学解读和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学解读这两大概念；第二章是在认识到新课程背景下教学解读与文学解读都以追求美的获得与生命感悟为旨归的基础上揭示新课程背景下教学解读对比文学解读的缺失、偏离以及不同，从中挖掘文学解读对教学解读的意义和启示；第三章是基于比较，将两者视为动态的系统，为了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旨在建构一种不脱离教学的本质又借鉴并转化文学解读中有利于教学解读实施的部分，形成一种诗性的教学解读。

安宇鹏^[4]（2013）在《莫言小说中的民间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试图从莫言创作与故乡、传统的关系入手,结合他所提出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写作立场,对莫言创作中的民间性进行一次全面探究。莫言不但将自己最熟悉的那个高密写进了自己的小说,还将高密所没有的东西用想象的方法也搬进了他的小说。在他的文学王国,那些人、事以及一切都已经超越了高密的范围,所表现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他通过个性的高密,为我们展现了人类的某些共性,从而实现了对故乡的超越。随着创作的日益成熟,他提出了“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口号,驳斥否定了“为老百姓写作”的伪民间写作姿态,认为“作为老百姓性的写作”是一种写作心态,只有将自己摆在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地位,只有将自己作为民间的一份子,才能以真切的感受写出一个真实的民间。当认识到现代西方文学方式终究不能体现民族特色时,莫言勇敢地向传统“大踏步地撤退”,在经历了西方文学的洗礼之后,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回归传统的道路,他将现代西方文学技巧巧妙地同中国传统艺术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实现了对传统叙事的超越。《檀香刑》是莫言超越传统叙事的典型文本,他将“凤头、猪肚、豹尾”的传统叙事结构和家乡戏茂腔的语言结合起来,通过说书人般滔滔不绝的言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民间抗德英雄的故事。而西方文学技巧如视角转换、心理描写等技巧的巧妙使用,则使他的描写超越了传统叙事的旧模式,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间叙事形式。

陈安慧^[5]（2013）在《反讽的轨迹 ——西方与中国》文中研究说明反讽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术语之一,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传入我国后又成为我国文论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词汇。本文通过梳理反讽在西方的发展史和在中国的引进史,力求在历时的考察中理解其基本定义、文化内涵和发展动态,在横向的比较中找出中西文学批评系统中反讽的相通与相异之处,并借比较中的自省来理解和丰富中国自身的表述系统,丰富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思想资源。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梳理了反讽在西方修辞学中的演变。在传统修辞观中,反讽被定义为言与意的不一致或悖反,在滑稽谐谑中达到隐秘地批评的目的。这一理解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英美新批评,尽管新批评派在理论上将反讽定义为组织诗歌的结构原则,但在批评实践中,仍沿用了传统修辞观对反讽辞格的解读法,并把反讽的言意不一致特征进一步扩大,致使凡具多重解读意的字词诗行都被称为反讽。20世纪中期修辞学走出了研究演讲或作文如何遣词造句的传统桎梏,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涉及交流的所有实践领域。新修辞学泰斗肯尼斯·伯克将反讽等同于辩证,指在交流中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对对立面的互相依存转化的洞察和对同一事物内部兼容对立特质的了解。解构主义修辞学家德曼把反讽比喻为转义寓言的永恒的合唱颂歌,反讽不断跳将出来破坏寓言化叙事,因此,对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不该有一个所谓权威的“真正的理解”,阅读应该向各种阐释的可能性开放。米勒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试图说明反讽是文本中一种永久性的间离效果,且充斥于整个文本,反讽使文本中的语言和事件受制于双重甚至多重的逻各斯,从而打破赋予文本终极意义的阐释模式。反讽辞格随着西方修辞学的演变而变化了自身的内涵,修辞学的演变又根源于语言观的改变,在西方修辞学史中,语言从最初的工具地位逐步上升到本体地位,反讽见证了也促进了人类对语言的认知,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一段在否定常识的基础上前行的轨迹。第二章梳理了反讽在西方思潮文论中的发展史。反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目的是要用反讽来对传统知识提出质疑和挑战,进而激发人们用灵魂去思考,使一种绝对知识在思想中自行显现。18世纪末以弗·施莱格尔为首的浪漫派发现无限的纯粹自我难以企及,只有靠有限自我的不断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无穷交替性反讽运动才能无限接近纯粹自我。浪漫派还发现绝对真理不可能直接由某一固定的概念得到完整的揭示,只能通过反讽展现的矛盾、否定和创造被间接地暗示出来。然而哲学只能解释反讽,艺术却能做到反讽,由此,浪漫派把反讽由哲学引入到美学。在20世纪中期开始的后现代主义众声喧哗的语境中,一些学者对反讽给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伊哈布·哈桑把后现代反讽视为“意义熵”,但他把反讽列为后现代主义重建趋势中的特征之一,在他看来,反讽的意义熵既是玩世不恭中表达的对这个世界的隐喻意义上的沉默,也是在实质性的混乱嘈杂中引入多元价值,为再创造作准备。琳达·哈琴认为反讽体现了后现代共谋与挑战同在的矛盾性,它在意义上表现出相关性、包容性和区别性的特征,且具有评判锋芒,可用作武器最终在社会层面上发挥功用。但反讽的评判锋芒具有双重性,运用不得当会产生严重后果。哈琴强调现存的话语共同体是反讽能够发生的首要条件。在反讽的使用和诠释方面,哈琴更关注诠释方。哈琴还指出,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都以反讽为有力的破坏性工具,但后现代主义无法将质疑行为转变为变革实践,后殖民和女权主义则具有明确的政治规划和行动理论,从而超越了后现代在政治上批判与共谋的矛盾性。理查德·罗蒂质疑真理是对现实的准确再现的看法,提倡由“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接替传统哲学文化。这种反讽主义者不相信“正确的”终极语汇的存在,总是希望从公共修辞中摆脱出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终极语汇,从而创造出最佳的自我,但在公共领域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会避免侮辱他人,所以在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语汇。从古希腊到后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想范式发生了极大的逆转,这一逆转来源于真理观的改变,苏格拉底坚信绝对真理的存在,后现代学者消解了真理的形而上意义。反讽在这一逆转的过程中被作出不同的阐释,以适应不同时期真理观的需求,同时反讽也以与生俱来的否定精神引领哲人们在不断地探索中怀疑和否定前人的既有结论,成就了真理观的逆转过程。第三章介绍了中国对西方反讽的引进与理论探讨。我国古代的曲笔修辞和道家的言意之辩为后来的反讽引进奠定了一定的本土基础。正式的引进分为“五四”至1978年、1978年至今两个阶段。“五四”至文革期间我国建立起自己的修辞学体系。陈望道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总结出三十八格,其中“倒反”格正对应西方修辞中的反讽。20世纪30至40年代,中西学者的直接交流促进了我国对英美新批评反讽的引进。同时鲁迅不仅着文和讲座宣传旨微而语婉的反讽,还身体力行地在创作中使用这种手法。文革结束至今反讽不断被译介到我国,丰富的译介材料使国人对反讽的构成机制、作用原理、哲学内涵等各方面的理解都更加全面和深化。我国当代对反讽的理论探讨也存在于修辞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在成体系的汉语修辞学专着中,与西方“反讽”辞格对应的汉语辞格是“反语”,随着我国修辞学对交际的强调,修辞研究由静态转向动态,反语辞格不再只关注发话方,而是强调发话方和受话方双方的互动。在文学批评方面,我国的反讽理论探讨形式多样,有中西对比的,有以西方反讽文论为基础提出中国当代文化构想的,还有用西方反讽理论赏析作家作品的。总的说来,国内研究者对反讽技巧的分析越来越细致,但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来研究反讽的文章还不够丰富。第四章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反讽的表现和特色,并指出了反讽理解和运用上存在的误区。中国现代小说中偏爱反讽的代表性作家有鲁迅、郁达夫、张爱玲和钱钟书等。中国当代小说中反讽手法得到普及,无论是在独特经历后形成个人风格还是各流派小说的共同风格中都有反讽的参与。与西方文学中的反讽比较起来,中国文学中的反讽表现出杂糅性和世俗性,属于理论旅行后的积极调整。我国文学批评中反讽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将反讽与讽刺混淆,和过分的游戏化等。结语指出,反讽是一个跨文化语境移植而来的概念,在中西方文学中具有一些共同特点：言意的悖逆、温和的对抗、作者读者与语境的合作、超然的心态以及幽默的效果。这些在纵向和横向的变化发展中仍保持不变的因素正是使反讽能被识别出的核心因素。同时当代反讽面临着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质疑传统主流范式的同时引入新的文化理念,造就多元价值共存的新文化；另一种是质疑甚而消解传统范式,但又无意引进新范式,使文化面临虚无主义的危险。因而设问在进入反讽时代之后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反讽的积极的建构作用,避开价值虚无的深渊。

史玉丰^[6]（2012）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寻根意识研究 ——以鲁迅、沈从文、韩少功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寻根意识是人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寻根”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上，并且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来看待，而没有将它作为一种人类的基本意识来理解。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寻根意识呈现出与古典文学不同的特征，在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理解成为二十世纪以来文学中的重要命题，对于“文化之根”的关注成为一代又一代作家书写的主题，在他们具体的书写中，寻根意识又因为不同的寻根主体，不同的历史语境，不同的寻根旨趣及其目的等表现出不同的面向，呈现出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本文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五四以来寻根意识在文学尤其是小说中的生发契机和重要表现，同时结合个例研究和对比研究，力图作出一个系统化和整体化的观照。导论对本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论述。第一章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寻根意识作出概括论述，分别从寻根意识的发生与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寻根意识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寻根意识的不同表现等三个方面来探讨。寻根意识以“追根溯源”为主要特征，虽然从表面词义上有着复古主义的倾向，但实际上是人类身处“现在”，反顾过去，面对未来的一种充满自主性的意识，是对人类“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追问和探寻。中国二十世纪以来将寻根意识从古典时期的朦胧感知上升为理性认知，表现出十足的现代性，在时空意识的转变、亡国灭种的危机、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以及“他者”的启示中逐渐展开自己的多重面向：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历史现代性焦虑，即对传统文化劣根的挖掘和批判；从本民族生命之根的追寻到重建国民品德，达到“立人”与“立国”的目的；在西方文化热的冲击之下反观民族文化，跨越文化断裂带，重镀民族的自我……寻根意识融入到中国现代性追求与反思中，在文学中被大量书写，论文以鲁迅、沈从文、韩少功为例，探讨了寻根意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丰富表现。这三位作家不但是我所认为的寻根意识的典型代表，而且在寻根意识发展的关节点上。第二章主要以鲁迅为例来探讨寻根意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儿子，鲁迅具有继承者和反叛者的双重身份，他以“历史中间物”来定位自己，以过客和无家可归的文化流浪者来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之根作出自己的审视，在中国面临西方军事打击和经济压迫的历史情境中挖掘文化的劣根性，以国民性批判为主要切入点来进行。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理论主要来自于晚清知识者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但是鲁迅也依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现实观察，对国民性批判作出了自己的反思，他不仅将国民性批判上升到人性批判，而且将国民性批判作为一种启蒙的策略，并对启蒙本身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无论是对启蒙有效性与合理性的思考，还是对启蒙者自身困境的发现，以及他对于民主和科学的反思，都显示了鲁迅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自我反思的主体意识。第三章以沈从文为例，沈从文是一个主体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他的文化寻根意识是在他自我主体性追寻中逐渐发现的，他是五四新文化的被启蒙者，为了追求自己救国救民的梦想而从湘西来到都市，他在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发现了城市中的“文明病”，具体表现为生命力的丧失和自然人性的异化。沈从文对于现代文明的救赎性发生了怀疑，转而从湘西文化中汲取雄强的和自由自在的生命活力，作为建构自然人性的重要资源，以美和善来达到重造民族品德、“立人”“立国”的目的。沈从文将对湘西文化的追寻建立在“生命”的思考之上，并以此为基点形成他城乡关系探讨的基点，城市与乡村既互相对峙，又互相吸引，在这种对峙和吸引中，沈从文进行了双重病症的发现和改造。沈从文作为城市中的乡下人和乡村中的城里人，始终处于一种文化边缘位置，他以“乡下人”作为自己的身份定位、价值追求和文化尺度，并以“乡下人”为基本的视角来批判城市文明，体现出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特征。第四章以韩少功为例，说明在八十年代这个激情年代，作为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出现的文学潮流，“寻根文学”表现为一种集体性出击的特征，经历了文革这个“文化断裂带”的知青们出于对自我主体性的追求，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文学的根，并且主要是从“非规范文化”中找寻已经失落了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具体到韩少功来说，就是以“马桥”为思索的原点踏上“寻根之路”，“马桥”已经成为如同“商州”、“小鲍庄”的文化符号，韩少功的作品可以视为从“马桥”出发又回归“马桥”的过程，《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等作品都可以视为韩少功以“马桥”为中心的延续辐射、不断重写和深入挖掘，集中体现了他对于文化和生命的关注。在寻根文学“求新求变”的整体价值追求之下，韩少功也在“常与变”中进行着自己的精神追求和艺术探索，并且对寻根文学作出了自己的反思，指出了“寻根”口号之策略性的一面。结语对于新世纪以来寻根意识的新表现作出了描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关注重心更多的转移到物质方面，精神又出现了相对贫瘠，经济对于文化的侵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发展开来，价值的失落、紊乱和失范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正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的精神危机。在具体的寻根过程中，一方面是文化学者对于“文化之根”的发掘，另一方面是人们对于“文化之根”的时尚化消费，这固然体现着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和渴望，同时寻根意识还出现了一种“回归自然”的倾向，张炜的“融入野地”、迟子建的“自然书写”、方兴未艾的“生态写作”等都是其具体呈现，这是人类在社会快速发展导致的心理失衡、人性异化、以及生存危机中生发出的一种精神补救，表达了作家寻找生命原点和生命意义的思考。只要我们还处在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语境中，还在继续思考民族命运和人类终极发展目标的问题，寻根就远未结束，未来文学的优秀之作可能从这一意识书写中产生。

徐向春^[7]（2011）在《论端木蕻良的寓言小说》文中研究说明“五四”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都带有鲜明的文学启蒙色彩,产生了大量的重视思想性的寓言性作品。作为一个追求作品的宽度、深度和强度的作家,端木蕻良的作品中常常使用寓言化的叙事方式,并留下了《被撞破的脸孔》等相当数量的优秀寓言体小说。本论文力图在总结和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端木蕻良的寓言思维和寓言化叙事风格的形成进行深入探究,并以其创作不同阶段4篇最具代表性的寓言体小说为范例文本,对端木蕻良的寓言体小说进全面梳理和整体观照,对其创作背景、表现形态、思想艺术价值和意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阐述,对端木蕻良的寓言体小说在其个人创作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给予客观的评价。论文分引文、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引文介绍了中外寓言体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正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从中外文学的继承和借鉴、创作个性的自觉追求以及无奈现实的自我选择三个方面对端木蕻良寓言化叙事风格的形成进行深入探究,第二章则是通过对端木蕻良前后期最有代表性的寓言体小说《被撞破的面孔》、《雕鹗堡》、《红夜》、《门房》等作品作具体分析,对端木蕻良寓言体小说的思想艺术特色作全面的阐述。第三章则从对左翼文学的丰富和创新、对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文体贡献两个方面对端木蕻良寓言体小说的价值和地位进行客观的评价。结语部分结合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中从寓言角度切入作家作品研究的观点,简单总结本论文的意义所在

陈卫炉^[8]（2008）在《苦难叙事的寓言化倾向 ——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论》文中研究指明陈应松是一位有着独创精神和持久生命力的实力型作家,他的小说总体上以“山”和“水”为创作题材,同时兼涉农村、知青、都市、城镇等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小说力避现实生活的重大矛盾冲突,而立足于具体、细微的审美观照,尽展普通小人物的生命、生活、生存苦难。早期的“公安水乡系列”主要着力于描写水乡渔民和农民生存图景,如《黑藻》、《镇河兽》等;也有关于知青题材的,如《黑艄楼》、《一船四人》等。中期作品乡土气息逐渐淡化,多涉及都市、城镇题材,如《城市寓言》、《大街上的水手》、《苍颜》等。客观地说,陈应松神农架之前的作品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但吊诡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却一直默默无闻,未能受到文学批评界的普遍关注。新时期以来,无论是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还是新历史小说的文学史描述,几乎都找不到他的身影。直至新世纪以后,鄂西北地区蛮荒的神农架为陈应松苦难叙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语境和表达的契机,困境似乎才开始转机——神农架系列小说的陆续面世及其迅速转载、评论和频频获奖,一举打破了评论界、创作界的集体缄默,其价值似乎一下子被“发现”并放大凸显出来,连同他在文坛地位的戏剧性飞升,有了耐人寻味的“陈应松现象”。本文即从神农架系列小说的表意策略——苦难叙事的“寓言化”倾向的角度切入对陈应松创作进行研究。在追溯“寓言”概念基础上,概述小说的寓言化和一般寓言故事的异同,进而提出“寓言化小说”这一核心命题,并站在当代文学史的维度把握众多作家作品“寓言叙事”兴起的缘由和美学特质,强调指出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暗合这一时代潮流,并独具光芒。第一章重在从神农架叙事的寓言精神、主题结构、叙述结构三个方面对神农架系列小说创作的寓言化表征进行归纳和整理;第二章分别从神秘地域文化,主题悖论,人物、自然意象,语言四个侧面研究神农架系列小说寓言化叙述的张力;第三章在整体分析基础上,探讨这种寓言化叙述的得与失,分为社会性与文学性融合、苦难叙事的精神追问、结局或者开始三个小节。在神农架叙事中,陈应松面对时代苦难的责任意识、平民意识、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表露作家自身道德良知以及生命和创作的崇高追求。这对社会病症实施了必要的介入和干预,使文学与时代形成有效的互动和对话。而独具匠心的寓言化倾向的表达,则保证了作品文学性的成功。当然,也形成了一定的叙事模式化隐患。

王金胜^[9]（2006）在《“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为内在线索，以“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为核心，对“新时期”小说进行总体考察。对“新时期”小说自我认同及其艺术表现的研究不仅是身处全球化语境中的人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问题。通过这一研究，不仅可以透视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创作主体心灵的嬗变及其内在困境，还可以此探讨“新时期”小说叙事艺术转换的内在精神理路，发掘其审美意义，批评其艺术缺陷。 在“伤痕”、“反思”小说中，与“阶级”话语相对的“自己”、“自我”是“人”的代名词，“人”不仅与“人民”相同一，而且它们还共同沟通着“党”、“国家”、“民族”等宏大话语。在这些小说中，以“人”为中心的个体启蒙话语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体话语的内在纠缠，具有“五四”启蒙文学所不能涵括的中国革命现代性经验。“新时期”初期小说的“个体”话语就呈现出其启蒙认同与人民认同之间的融合、冲突和对立，其认同危机就表现为它始终摇摆于群体（国家、民族、社会）与个人之间彷徨不定的困境中，大多数创作主体未能真正实现启蒙个体对群体的超越和穿越，这最终导致了其创作中深层反思的匮乏。以知识分子在政治暴力下的惨痛经历来反思苦难、传达启蒙意愿的作品，就渐渐滑向对作为“人民代言人”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崇拜和对自我道德完善的刻意追求。同时，存在于主体想像世界中的“人民”具有某种程度的抽象性，其面目模糊难辨，“人民”更多地是在一种“品质”和“立场”的意义上发挥其政治功能、道义功能或精神寄托功能。“人民”是作家基于自己的立场、情感而进行的民众想像，是作家再塑主体、重建自我认同的合法性依据。作家对“人民”、对自己的“人民代言人”身份、对“人民”一词所内在蕴涵的排斥性结构功能缺乏深刻的反思。 “新时期”的现代化思路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小说”的“现代化”想像。“改革小说”文本明白无误地昭示着，是“现代化”连接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断裂”。作为一种现代性叙事，“改革小说”对历史的想像和叙述在双重意义上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制约。首先，是主流政治话语的限定。在这种历史讲述语法的制约下，“改革小说”的历史叙述总体上仍然是“新时期”政治话语的一种艺术折射。其次，它同样也受制于把“现代化”作为一种精神信仰而非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进行必要的反思和省察。“改革小说”中现代性话语对历史的“断裂”性叙述，与对现实的浪漫化处理相辅相成，其背后则是对历史上“社会主义文化／文学”遗产的改写式继承。这种群体性认同在“寻根小说”中发挥到了极致，并从此破解为“先锋小说”个体化的形式探索。 “寻根小说”既是启蒙理性的产物，也是反启蒙的。它转换了“伤痕”等小说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模式，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求深层的沟通，但又无法彻底摆脱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二元结构，而是将这一结构以更加深隐的无意识形式存放于叙述底层。从“过去”、“历史”和“边缘”中寻根的举措，在一个更高、更深的层面上显示了“寻根小说”中传统与现代对立结构的存在，以及在地缘政治学意义上对“中国”在“世界”中边缘地位的焦虑。“根”是作为现代性的“他者话语”而产生的，是现代性既爱又恨的对象。“寻根小说”价值评判上眷恋与批判相兼容的游移和暧昧，是“五四”以来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的接续，是其自我认同困境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艺

崔云伟,刘增人^[10]（2005）在《2004年鲁迅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4年《呐喊》《彷徨》研究有关《狂人日记》论述最为醒目。郜元宝、木山英雄的《野草》研究,乐黛云的早期文言论文研究,姜振昌的杂文研究皆有其新颖独到之处。思想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于国民性、启蒙主义、精神特质、哲学内蕴、科学理性、文艺思潮、知识分子、越文化、当代性等的解读,其中李新宇、李春林、魏韶华、朱德发、支克坚、孙郁、姜振昌等的文章（专着）尤其值得注意。传记研究中,林辰《鲁迅传》具有很强的学术性,《鲁迅图传》等则体现出通俗性、普及性诉求,孔海珠《痛别鲁迅》关注鲁迅晚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鲁迅与翻译、学术、美术、期刊、医学等其他层面的研究仍需引起注意。

二、充满张力的寓言化叙事——重读《孔乙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充满张力的寓言化叙事——重读《孔乙己》（论文提纲范文）

（1）莫言小说民间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乡土中国的命运悲歌 ——论毕飞宇的“文革”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3）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学解读与文学解读之比较研究 ——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莫言小说中的民间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反讽的轨迹 ——西方与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6）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寻根意识研究 ——以鲁迅、沈从文、韩少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论端木蕻良的寓言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8）苦难叙事的寓言化倾向 ——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论（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四、充满张力的寓言化叙事——重读《孔乙己》（论文参考文献）

• [1]莫言小说民间性研究[D]. 赵恩光.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7(03)
• [2]乡土中国的命运悲歌 ——论毕飞宇的“文革”书写[D]. 李志秋.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0)
• [3]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学解读与文学解读之比较研究 ——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为例[D]. 高晶晶.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2)
• [4]莫言小说中的民间性研究[D]. 安宇鹏. 西北师范大学, 2013(07)
• [5]反讽的轨迹 ——西方与中国[D]. 陈安慧.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7)
• [6]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寻根意识研究 ——以鲁迅、沈从文、韩少功为例[D]. 史玉丰. 山东师范大学, 2012(08)
• [7]论端木蕻良的寓言小说[D]. 徐向春. 湖南师范大学, 2011(12)
• [8]苦难叙事的寓言化倾向 ——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论[D]. 陈卫炉. 上海师范大学, 2008(01)
• [9]“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D]. 王金胜. 山东师范大学, 2006(10)
• [10]2004年鲁迅研究综述[J]. 崔云伟,刘增人. 甘肃社会科学, 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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