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破“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怪圈（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谢静[2]（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系统解读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将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理论特色和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以政治美学为核心线索将其一生的致思理路与政治运动实践贯穿起来,开显马尔库塞美学思想中的革命潜能和政治批判功能。选定此主题的原因在于感性、理性、美与政治作为关键范畴充斥于马尔库塞着作文本之中,本文致力于将这些看似孤立且矛盾的范畴放置于马尔库塞的学术经历中加以联系,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演变。马尔库塞回到“美”与“知觉”同源的古希腊哲学中,探索美与感性欲望的关系。在“美”的原初语境中,它指的是柏拉图所认定的那种低级的、发源于肉体的感性欲望。而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指出美不只代表着少年的肉体之美,更意味着超越一切形体之美的美的原则,而美的原则是爱欲之神的化身,是生命的源泉。马尔库塞在此意义上,发现了感性欲望与爱欲的关系,重新挖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与肉体欲望的关系,使爱欲超越性欲成为一种更大的生物本能,将体验快感的感官范围从生殖器官扩张到人的整个身体,实现身体的爱欲化。马尔库塞认为积淀在个体血肉之躯中的审美心理结构是爱欲的存在场域,爱欲是情欲的人化,是对人的动物性的生理情欲的理性塑造与陶冶过程,它以生物根源为基础,但其中具有理性的渗透,从而超越了动物的性质。他利用弗洛伊德关于的心理分析,挖掘审美中情欲因素与复杂性,在对“艺术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的理解中,确定了美感是爱欲这个人性总体结构中的心理本体,并以此为依托,建立起新感性这个情感心理本体。马尔库塞从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力比多）与自我、生欲与死欲的对抗中发现了爱欲作为人类集体的生命本能所蕴含的强大政治效力。因原本自由的主体意识与精神过程在权威国家的公共生存中被同化了,个人精神的失调、爱欲的压抑更直接地反映了社会总体的失调,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学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美体现了反抗现实原则的快乐原则,是人类爱欲本能的最高精神产物,美学与艺术是审美形式的外化结果,是爱欲、快乐本能解放动力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反叛统治秩序的革命潜能。可见,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改变了传统意义上非功利的美学,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在人的审美本质基础上将人类爱欲的解放界定为广义的政治学。他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有明确的批判指向——理性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技术理性。受理性主义文化的影响,主体性原则与现代科技体系合谋将人性之中的感性丰富性从生存理性中排挤出去,人类以技术理性取代包含感性之维的生存理性,使理性中的自由、否定之义消失,导致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极权统治将历时的感性生命本身整合进压抑性的文明进程与消费性的社会生产领域。这种感性生存境况造成了爱欲与新感性作为情感本体的审美之维的缺失,是人类单向度的精神危机的根源。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审美人性的复归为批判理论的切入点与理论旨归,融合多种对抗技术理性与理性主义文化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了以爱欲满足为中心的新感性政治革命路线。以人的自然生物本能为物质基础,将深藏于“类本质”之中导源于快乐原则的反叛激情挖掘出来,在理性的否定性推动力下,使人的整个身体重新回归到代表游戏与闲暇的审美冲动中去。发挥想象力对感性与理性的沟通作用与为感性秩序立法的革命潜能,重建象征着完整人性的新感性。在不满于固定规训的审美形式的更迭性运动中寻求重建通往幸福与自由的新秩序的可能。这也是马尔库塞整个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不能否认马尔库塞以艺术与美学为解放之途的批判方式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缺少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与批判,这使他的政治美学批判最多达到意识形态批判的水平,不能深入到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所扭结而成的社会结构领域,削弱了其理论的现实性,造成了其理论中历史性与先验性之间的矛盾。但是,他承认与积极利用审美感性的多样性、偶然性、多变性,以此拯救感性力量的否定性和批判功能,这种对本真生命的尊重态度,是值得现代人反思与借鉴的。因此,对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情势变更的理论选择之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满足物质匮乏的经济革命不再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的主旋律,更令人关注的是人民的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人生而为人所一直追求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研究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能够让我们在物质财富迅猛增长的今天,去冷静地分析资本的逻辑与审美的价值之间的博弈,尝试解答如何在市场洪流中不迷失自我和初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统一,个体自身的身心协调发展,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孙心乙[3]（2020）在《辽西蒙古族营屯的演化与更新研究》文中提出清代,辽西蒙古族喀喇沁部为守护“扎萨克”（旗主）衙门府,在今辽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建有众多防御型营屯。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这些营屯在防御使命终结后,以一种渐变的方式实现了由“军屯”向“民屯”的过渡,营屯内的蒙古族民众也由“兵民一体”的屯戍转为定居式农耕。历经岁月淘洗,这些蒙古族营屯至今已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演化:一些营屯由内至外已与当地汉族村落并无二致;而另一些却仍保留防御型营屯的某些特质,尤其营屯内的“海青格热”传统民居,已成为今日辽西乡村的一道风景,在吸引外界众多关注的同时,也吸附了较多的发展能量。近年来,一些海青格热民居保存较好的营屯,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成为北方民居建筑多样性的宝贵样本。本研究以辽西蒙古族营屯和“海青格热”民居为对象,依托田野调查及文献梳理,运用现代生态学“生态位”理论、建筑学“场所”理论等,对蒙古族营屯的建筑特质、变迁演化、运行机制、更新策略等展开系统研究,扩充了蒙古族民居的研究范畴。全文设六个章节展开研究和论述,并运用典型个案分析方法,选取四个形制不同的营屯,分别对其差异性演化、运行机制调适及更新实践进行了解析,揭示了营屯演化和更新的规律与逻辑。提出,营屯所处“生态位”（自然的和社会的）的规定性是制约营屯演化最为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不仅导致营屯在演化形制上出现差异,呈现不均衡性,也制约营屯在当下的更新基础、能量吸附与发展幅度。研究揭示了蒙古族营屯更新面临的问题。由于缺少科学规划与专业指导,近年来一些营屯更新呈现出恣意无序、开发无度态势,对营屯可持续发展已经造成或正在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与毁坏。这些问题与乱象,亟待专业机构予以规划指导,从某种意义上看,建筑学“进场补位”已刻不容缓。研究开掘了营屯内隐的“场所”意义。营屯是辽西农耕蒙古族历史及文化的物化与载体,海青格热民居已成为当地蒙古族区别“我群”与“他群”的重要标识,具有“双遗产”属性与价值,对其实施保护与更新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研究落点在为营屯的更新“建模”并制定可行策略。蒙古族营屯更新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内生性需求强烈,及更新理论与更新策略欠缺。研究认为:营屯更新应根据具体营屯所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予以分级定位,将“场所”精神重建与生态化更新并置,以浓化民族传统、开掘聚落内涵为发展路向,实施或“借势发展”或“错位竞争”的发展策略。在具体实施中,可组构上、下、内、外互动的“多元行动方”动力框架,构建“多主体联动”的更新模式,以推动目标达成。本研究对具有历史与文化内涵的其他区域传统村落的更新也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陈宏发[4]（2020）在《环保类突发网络舆情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发展的窗口期,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经济下行等外部压力叠加,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断增加的内外压力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需求形成矛盾,进而引发各种类型的社会抗争事件。这其中,因突发事件导致的环保危机事件尤为引人关注,例如天津港大爆炸、江苏响水化工厂特大爆炸事故等。每次环保类突发事件爆发的背后,都伴随着强烈的网络舆情,一旦政府处置出现纰漏,轻者遭受批评抨击,重者引发群体事件,这都严重影响政府形象,让政府执政能力饱受诟病。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进入5G时代,网络舆情传播的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包括纸媒、电视媒体、门户网站全面转型进入移动时代,纷纷打造自有的移动平台。网民获取信息、发表言论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同时基于手机号码实名制的移动互联网也为政府监控、获取网民资料提供了便利,这使得政府针对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监控、处置都可以基于大量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这无疑是为探索各类突发网络舆情治理提供了最底层的基础保障。本文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综合分析法以及系统比较分析法,集纳整合运用国内外学者对网络舆情的研究成果,研究环保类突发网络舆情传播规律,找出现阶段地方政府应对处置此类事件的手段,分析经验教训,从而从法律层面、协同治理的各主体（政府、网民、媒体、NGO）层面,提出建议和意见,希望下一步在面临类似事件时,不再是政府孤军奋战,而是有更多的力量加入到应对处置中,科学合理应对,逐步扭转全能政府意识,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初曰春[5]（2020）在《一号战车》文中认为第一章1人走霉运喝口凉水也塞牙。眼瞅着就要过元旦了,稀奇古怪的事儿愣是让吕建业给碰上了。刚发了几句牢骚,大老柳就让他大过节的消停点儿,他反问咱消防啥时候过节消停过。别说,这话确实在理儿,竟然让人哑口无言。吕建业身上的优点和缺点比较集中,一时半会儿却很难总结到位,滑稽的是,在他这里,多数情况下,优点也会变成缺点。毕竟两者之间原本就没有明显的界线。例如爱抱怨这个习惯,搁到平常谁也不会在意,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就有另一种意味了。事实上,在他刚进消防那会儿,就赚了个满嘴跑火车的名声。
蒋珊[6]（2019）在《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中的基层政府行为研究 ——以F县A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分税制改革、简政放权、土地财政和招商引资的推进,基层政府面对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衍生出复杂多变的地方政府行为。一方面,地方政府基本能够代表民众利益,积极执行上级要求,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如“一刀切”“空喊口号”“转发照搬中央文件”“数字造假”等不和谐因素,引发民众不满。本文以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为例,对发展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进行研究和讨论。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一个基层政府行为模式的分析框架。经济考量、政治考量构成了地方政府行动的基本动力,政治、经济考量两者之间有四种排列组合关系,分别为符合经济考量、政治考量,符合经济考量、不符合政治考量,不符合经济考量、符合政治考量,经济考量、政治考量均不符合。在具体行为选择中,基层政府会根据这四种排列组合下的不同动力因素,综合考虑政府“效益—投入”、社会参与者意见和力量强弱,做出相应行为。F县A镇电子商务产业在短短的3-4年时间里,经历了从默默无闻到动员发起到全面繁荣到走向衰落的过程,这一不同寻常的发展路径,引发了笔者关注并试图解读其背后的政府行为模式。在产业发展初期,发展电商虽受到社会参与者支持,但既不符合政府的政治考量也不符合经济考量,因而并没有进入政府视野,在民间默默发展。在产业快速发展期,上级较高的政治、经济激励使A镇政府积极投身电子商务事业发展,始终围绕着建成“淘宝村”的目标,按照“效益—投入”的逻辑做出行为选择,并对民众中不同力量强弱的群体进行区别对待。而当上级政策风向改变,上级提供的政治压力消失、经济收益为零,此时发展电子商务既不符合基层政府的政治考量,也不符合基层政府经济考量,A镇发展电子商务的动力消失,于是A镇停止各项扶持政策,将电子商务转变为一般产业进行管理和控制。此时企业和农户多次表达希望镇政府提供奖励帮扶的意愿,却因为力量弱小,被处于主导方的政府以各种借口拒绝。当电子商务产业的税收利好再次显现出来时,发展电商符合基层政府的经济考量,A镇的发展动力又一次被激发。由于地方政府常常从经济考量、政治考量做出行为选择这种特性,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过分追求短期效益、忽略长远发展需求,资源投放过于集中、区域发展不均衡,违背市场发展规律,政府公信力降低、政府民众关系恶化等不利后果,导致地方政府公共性的偏离。这种以自身政治、经济考量为出发点进行决策的行为,使社会治理无法达到最优状态,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损害了民众的利益和感情,不利于区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必须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高度,深刻认识政府偏离公共性造成的危害,并积极采取措施,保障政府公共性的实现。比如,通过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杜绝“以GDP论英雄”的考核理念;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落实官员的终身负责制;提高公民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构建评估主体多元化的考核体系等方式纠正政府公共性的偏离。
杨国辉[7]（2019）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古村落公共空间调查研究 ——以山西省乡宁县关王庙乡古村落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产业转型,各地政府为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推动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除此之外,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旅游如雨后春笋般异军突起。村落旅游的开发在带动一方经济增长、保护民族传统、促进当地文化振兴的同时也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在对古村落进行开发的时候如何做到留住“乡愁”成为了旅游开发的关键。古村落公共空间作为村落文化的载体,它不仅是一方民众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的真实反映,而且它还具有民族凝聚、文化整合、道德约束、行为规范的潜在影响。山西省乡宁县关王庙乡地处临汾市乡宁县南部石山森林区,该区域具备了村落形成所必要的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土壤等客观条件。其中,塔尔坡村、康家坪村、鼎石村、前庄村、后庄村、下川村、上川村、鹿凹峪村、安汾村都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村落,并且先后入选国家级传统古村落保护名录。国家级传统古村落保护名录的入选,不仅体现出该区域丰富的民俗文化和独具特色的环境景观,而且还说明该区域村落保护的急切性。特别是目前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该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从而使得该地区古村落在面临机遇的同时更多的是挑战。村落是以地缘、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大量自发建造农村住宅组成的聚落集合。村落公共空间是乡村人居聚落的结构性要素,是自建农宅聚集与演化的基石,也是乡村公共活动、地方认同的物质载体。本研究从民俗学视角入手,以集体记忆为出发点,借鉴社会学领域公共性理论研究成果,应用现代公共空间研究的方法,研究村落公共空间的类型特征、影响因素、演化过程,分析村落公共空间体系与村落文化传承之间的关联以及村落公共空间同旅游开发之间的利益冲突。本论文将古村落公共空间置于旅游开发这一大背景下,首先阐释了研究的背景、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对于村落公共空间的既有研究脉络,并对相关概念、研究内容、研究范围予以界定。接着主要从村落的区位特征、格局、功能等三方面着手进行分析,并从物质形态角度将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划分为点、线、面三大类,在这三大类中又依据其各自的功能将其细分为七小类。除此之外,还就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的特征、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与村落二者之间的关系、关王庙乡各社会阶层对村落公共空间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阐释说明。其次,主要探讨的是旅游开发背景下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云丘山旅游景区开发情况的分析,山西省乡宁县关王庙乡古村落大致呈现出三种状态,即村落文化空间已经成功开发,村落文化空间正在开发,村落文化空间未能成功开发。在深入分析各个古村落开发情况的基础上,从而归纳总结出旅游开发背景下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所出现的问题及其旅游开发背景下影响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变迁的因素。再次,主要选取关王庙乡古村落中一些典型的公共空间进行详细分析,从而得出旅游开发背景下村落原有公共空间的功能有的遗失、有的改变、有的被重新建构。与此同时,本章还就村落民众在旅游开发背景下异地而居之后如何处理新旧公共空间的关系予以说明。最后主要是总结本篇论文的调查研究结论,与此同时并提出本文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本研究主要以留住“乡愁”为基调,不但拓展了村落公共空间的研究范畴,而且还为古村落的良性运行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除此之外,本文将古村落公共空间置于旅游开发这一大背景下,通过对村落公共空间的集体记忆、文化传承、文化变迁的调查研究,也为今后古村落发展如何保护开发、如何进行加工改造、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复兴、如何处理新旧公共空间的关系等提供了个案参考。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后平衡古村落开发与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见的指导意义,也为我国古村落公共空间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
卢飞[8]（2019）在《家族企业传承中继任者的权威获得 ——基于多案例的社会学研究》文中提出家族企业研究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这40年是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当下,国内超过半数的家族企业正进入或即将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家族企业传承与持续发展问题。由于我国家族企业带有强烈的家族主义特性,使得企业主权威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资源配置起着关键作用,但很多家族企业在权力交接期间,会因为企业主权力分散、继任者有权无威而导致企业传承失败。换言之,随着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企业主逐渐退出,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但企业传承不仅仅是制度性权力的传递,更重要的是非制度性权力的传承,并通过不同行动策略把权力转化成权威,这才是实现企业传承的关键所在,而继任者的权威反过来可以强化其制度性权力,为成功的企业传承奠定基础。因此,本文展开研究的基础问题和核心线索就在于分析权力结构和权威获得在企业传承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与功能。从理论上讲,权力是构成权威的基础性要素,研究继任者的权威获得,相应地就要讨论其权力来源与权力结构。同样地,权威获得的过程具有社会性,它是继任者在企业传承中采取不同行为策略的结果。在家族和企业双重性质的组织中,面对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继任者要通过行动来展示自己的个人权威,并充分运用习得的非制度性权力,走出对制度性权力的依赖,即实现组织中法理性权威向能力权威和职位权威的转变,进而在家族企业中树立新的权威形象。基于此,笔者尝试在本研究中运用“权力—权威”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继任者权力结构与权威获得视为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其中继任者的行动策略是联接这两者的关键纽带,即继任者权威合法化的有效路径。在本文,笔者运用“权力—权威”的理论分析路径来分析三例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继任者如何建构新权威主体的个案,并试图窥见不同行动类型中的权力结构与权威获得的差异化形态。根据继任者获取权力的方式来看,并基于“权力—权威”的分析框架,可以分别将这三个案例看作“后致权威不足,先赋权力弱化”、“先赋权力权威化”和“后致权力权威化”的典型,它们是对现实中企业传承的类型化分析,分别蕴含了继任者权力结构以及企业传承中权力对权威获得的不同作用机制。首先,从“后致权威不足,先赋权力弱化”的典型来看,我们在个案中发现:在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家族威权结构决定继任者的初始权力结构,继任者往往在传承中优先获得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等制度性权力,并暂时维持家庭和谐与企业稳定,但权力不会自动转化为权威。随着企业家的退出,相关家族性资源也逐渐衰退,企业家原有的关系网络逐渐断裂和老员工的抗争,制约继任者的行动合法性,继而使得继任者在企业中行使权力的时候遭遇阻力,难以正常行使其应有的管理权力来开展工作。在双重性质的家族企业内部,面对行动权力合法性不足和低度的组织权力,继任者倾向于在企业内采取冒进的创业策略来试图确立新的权威主体,然而,权威并不是个体自决的,而是嵌入在家庭结构、关系结构和市场环境中的。在此过程中,继任者没能对市场和关系结构有正确的认知导致其面临失败的风险,这更加削弱其先赋权力效应,进而在企业内部出现更大的管理危机,企业传承最终走向失败。其次,从“先赋权力权威化”的行动路径来看,重新确立企业发展战略或联合创业是继任者获取权威的重要策略。在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继任者要想在企业确立新的权威主体,仅仅依靠先赋制度性权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继任者在获得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后,要通过企业转型和创业行动积极开辟新领地,进而打破组织中企业主的“权威阴影”,重新定义自己“企二代”的身份,并通过维护家族关系、制度化治理和文化规训等策略维护家族权威、打造企业权威和树立社会权威,进而获得家族成员、企业员工和相关利益群体的认可,这有利于继任者在企业内部被重新确立为新的权威主体,并实现“企二代”向“创二代”的身份转变。最后,从“后致权力权威化”的角度来说,继任者对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占有并不是通过纯粹的传承方式获得,而是通过组织职位上的逐级晋升来展示自己的才能,进而获得制度性权力和非制度性权力。在这种传承方式中,继任者可以在与企业主共同管理公司的过程中学习管理经验和管理技巧,并在潜移默化中习得父辈的创业精神和企业文化。同时,积极拓展社会关系与兼顾理性治理来打造个人权力空间,并在企业内部实行制度化管理和文化生产双轨制来稳固其职位权力,使其个人权威和组织权威受到家族成员和企业员工的认可,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得以平稳顺利地传递下去,并在企业传承中转化为权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传承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实践。在家族企业传承中,继任者通过行动来获得权威,而权威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强化继任者的权力效应,进而塑造其在家族企业中新的身份认同。借助“权力—权威”分析路径观察我国家族企业传承,我们不难发现,企业传承中继任者权威合法性不足与企业传承方式和继任者培养方式密切相关,同时继任者的权威获得不是“个体自决”的,而是嵌入在具体的制度安排、关系网络和社会环境中的。当前,我国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有必要从单纯的“权力转移”向“权威主体”的培养与重构转变,唯有这样才能实现家族企业的顺利传承。对于当前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而言,“权力—权威”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其明确指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不仅要完成所有权和控制权等制度性权力的传递,更要注重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和隐性社会资本等非制度性权力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只有二者在企业传承中协调运用,才有利于重新确立继任者在企业中权威主体身份,带领家族成员和企业员工共同维护家族利益,从而实现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
刘闯[9]（2019）在《契约式治理：中国地方治理一种新类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期,与此相对应的,地方治理必须回答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使治理效果达到最优的问题。在这一问题的指引下,通过对我国地方治理实践中发生的大量案例和现象的研究,并结合中央文件精神和法律法规,提炼出契约式治理这一新类型的治理模式。即:为实现治理目的,政府推动或直接参与的,以协商或促进参与者协商为主要方式,使各平等参与主体根据各自意思表示达成内容明确的契约的治理模式。同时提出,契约式治理不同于契约,也不同于简单的以契约为治理工具的方式方法。契约式治理是借鉴了契约属性、契约精神以及契约伦理的有关内容,与现代治理相结合所产生的治理模式的一种。在内涵上,契约式治理至少包含以下内容:政府正在以更加平等或更加公平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进入到治理领域中,政府更加注重协商过程的柔性治理而不是以指令为手段的刚性治理,契约各参与方拥有高度的意思自治而不受非法干涉,政府在契约达成过程中和契约形成后对自身权力进行的约束和透明化而不是无限扩张的和遮掩于幕后,治理参与者之间彼此诚信的准则,治理参与者之间明晰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模糊的未有明确结果的商讨和论证,包含政府在内的治理参与者任何一方违反契约都将受到否定性评价甚至惩戒性措施的制度或法律保障。他体现了在治理过程政府权力的谦抑性,公平性、平等性、参与性、协商性、透明性,诚信性、可惩戒性以及高效性。也因此,契约式治理同样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思维模式。其运行机制在于:为了实现治理的目的,政府主动作为,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在契约形成过程中更加尊重契约参与人的意思表示、更加凸显契约参与人的主体地位,以协商为主要方式,在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达成契约,最终形成约束所有参与主体的内容明确、有效力的契约形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必须体现谦抑性、公正性、平等性、协商性、服务性以及可惩戒性等。在上述背景和研究意旨下,基于论题的提起是以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实践为基础,目的也是为我国地方治理提供一种经验性的治理模式或者治理思维。因此,这种研究和论述也必然是本土性的,是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为背景的。通过对契约式治理在地方实践中作用的发挥和运行机理的研究,综合运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相关理论,论证契约式治理与我国当下发展现实的契合,表明契约式治理在我国地方实践中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同时归纳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建议,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更具实践性的、更加有效的知识。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在明确契约式治理概念、内涵及其与相关理论的联系和区别的基础上,将契约式治理的属性特征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秩序构建的需求相结合,论证契约式治理与我国改革需求的契合,说明契约式治理的提出具有应然性和必要性。第二章,将契约式治理置于中国特有的“和”的文化传统和熟人社会的社会特征中,阐述契约式治理与两者之间的互动,论证契约式治理与中国本土现象的契合,中国特有的人文社会现象为契约式治理的实现和发展提供了本土性资源。第三章,通过对政府间合作契约化、公私合作契约化、政府以自身或指定他人为平台的调解结果契约化以及政府主导下的村民自治的契约化等四种现象的描述,阐述契约式治理的既有实践在地方治理中作用的发挥。第四章,通过对“标准地+承诺制”审批改革、秸秆焚烧治理、“新乡贤”制度以及屯党支部领导下的义务委员制度等新近出现的契约式治理模式的描述,阐述契约式治理在实现自我治理、以契约引导市场治理以及以契约实现中间人参与自治共治等方面创新实践作用的发挥。第五章,总结契约式治理在我国地方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主要包括政府主导变政府控制,契约式治理形式化、契约式治理工具化,并对其成因、具体外在表现形式和造成的危害进行阐述。第六章,针对前述问题,提出从树立平等、协商、诚信等契约理念,强化立法,加强立法能力和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监督考核及结果运用,以及实现政府违约的可惩戒等四个方面,对契约式治理进行完善,从而使契约式治理步入法治化的道路。
郭少青[10]（2019）在《环境邻避的冲突原理及其超越——以双重博弈结构为分析框架》文中认为由于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而引发的环境邻避冲突频频,其深层次原因是在双重博弈结构中,行政科层对主政官员形成强激励,而辖区内公众和邻避项目的中标企业对其形成弱激励,因此对地方主政官员的行为偏好产生影响,由此使得邻避冲突的治理陷入了"封闭式决策"和"叫停式补救"的怪圈。本文提出3条主要路径,优化当前的环境邻避冲突的治理,必须从根源性的治理改革做起:走向"协商民主模式"的环境公共决策机制;加强政府信息能力建设;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二、打破“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怪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打破“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怪圈（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背景与契机:理性逻辑的辩证法 |
| 第一节 理性的分裂 |
| 一、理性的原初统一 |
| 二、“理性”与感性的分裂 |
| 第二节 技术理性的统治 |
| 一、技术理性的产生 |
| 二、技术理性对感性的压抑 |
| 第三节 理性的颠覆与重建 |
| 一、新感性对技术理性统治的颠覆 |
| 二、辩证理性的复归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思想先声与理论来源 |
| 第一节 《德国艺术家小说》的美学思想 |
| 一、黑格尔的艺术形态演进理论对马尔库塞的启发 |
| 二、卢卡奇的生活、心灵、形式理论的影响 |
| 三、《德国艺术家小说》对浪漫主义反讽的继承与超越 |
| 第二节 海德格尔的影响 |
| 一、从浪漫主义文学到存在主义美学 |
| 二、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改造 |
| 三、马尔库塞对生存现象学的吸收 |
| 四、马尔库塞对生存现象学的批判与改造 |
| 第三节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发 |
| 一、以审美人性为基础重释《手稿》的原因 |
| 二、人性基础在于哲学中的劳动概念 |
| 第四节 黑格尔的影响 |
| 一、历史总体性中的否定概念 |
| 二、否定辩证法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潜能”的实现 |
| 三、开启浪漫主义的深层构境:否定的乌托邦与革命的姿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思想展陈 |
| 第一节 政治美学的批判指向:单向度危机 |
| 一、发达工业社会 |
| 二、苏联社会 |
| 三、纳粹极权主义 |
| 四、肯定性的文化 |
| 第二节 政治美学批判的目标:爱欲解放 |
| 一、心理学范畴成为政治范畴 |
| 二、为爱欲而战的解放路线 |
| 三、美学形象成为政治形象 |
| 第三节 美学问题的政治意蕴 |
| 一、艺术“乌托邦”的现实性 |
| 二、艺术与革命 |
| 三、审美形式的自律性与异在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的思想特质 |
| 第一节 作为政治美学的批判理论 |
| 一、政治美学的提出及内涵 |
| 二、政治美学化与美学政治化 |
| 三、以爱欲与新感性为批判武器 |
| 第二节 新感性对技术理性的反叛 |
| 一、技术理性与新感性的博弈 |
| 二、新感性已成为政治因素 |
| 三、新感性本体论的政治批判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评析 |
| 第一节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的贡献与限度 |
| 一、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视角 |
|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内的政治美学 |
| 第二节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的当代启示 |
| 一、对当代美学与政治研究的影响 |
| 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3）辽西蒙古族营屯的演化与更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工作研究进展 |
| 1.2.1 民居与村落研究范式的转变 |
| 1.2.2 传统村落更新的研究成果和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范畴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范畴 |
| 1.3.3 基本概念 |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2 辽西蒙古族营屯研究的相关理论综述 |
| 2.1 辽西蒙古族相关研究 |
| 2.1.1 辽西地区农耕蒙古族文化变迁研究 |
| 2.1.2 辽西蒙古族文化的现代重构研究 |
| 2.1.3 辽西蒙古族聚落与民居相关研究成果与现状 |
| 2.2 聚落及其建筑内涵研究 |
| 2.2.1 场所理论 |
| 2.2.2 建筑叙事研究 |
| 2.3 生态位理论与村落生态化更新研究 |
| 2.3.1 生态位理论及其拓展研究 |
| 2.3.2 “社区总体营造”理念与探索 |
| 2.3.3 村落生态化更新理念及其旨向 |
| 2.3.4 建筑的生态适应性研究 |
| 2.4 现代视域下村落运行系统的相关研究 |
| 2.4.1 村落运行的自组织研究 |
| 2.4.2 村落更新的复杂系统运行特点研究 |
| 2.5 小结 |
| 3 蒙古族营屯的建构属性与机制转化 |
| 3.1 营屯的防御属性建构与运行机制 |
| 3.1.1 喀喇沁左翼“扎萨克”衙门的护卫机制 |
| 3.1.2 营屯的他组织运行特点 |
| 3.1.3 营屯运行中的自组织和他组织机制比较 |
| 3.1.4 营屯运行研究视角的构建 |
| 3.2 营屯形制与防御型特质 |
| 3.2.1 以旗王府为中心的防御型营屯设置 |
| 3.2.2 “五营环卫”的营屯布局 |
| 3.2.3 “兵民一体”的屯戍特质 |
| 3.3 营屯的空间图式与防御功能表达 |
| 3.3.1 营屯的空间图式 |
| 3.3.2 作为营屯界域的“马蔺道” |
| 3.3.3 防御功能在民居建筑中的落点与表达 |
| 3.4 防御使命的终结与营屯的衰落 |
| 3.4.1 旗王府的焚毁与营屯防御使命的终结 |
| 3.4.2 他组织运行机制的抽空与营屯的衰落 |
| 3.4.3 由防御型“军屯”向“民屯”的演化 |
| 3.5 本章小结 |
| 4 营屯的建筑特点与“场所”意义 |
| 4.1 营屯演化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子 |
| 4.1.1 营屯演化的形制差异 |
| 4.1.2 由“军屯”到“民屯”的运行机制调适 |
| 4.1.3 海青格热民居的自主营造 |
| 4.1.4 营屯的俗常生活 |
| 4.2 营屯民居建筑的形制特点及其建筑的叙事性 |
| 4.2.1 海青格热与满族民居比较 |
| 4.2.2 海青格热与汉族囤顶民居比较 |
| 4.2.3 海青格热与汉族平顶式民居比较 |
| 4.2.4 营屯的建筑叙事 |
| 4.3 营屯的场所意义 |
| 4.3.1 关于海青格热的族群记忆 |
| 4.3.2 营屯的“场所”特征与内涵认同 |
| 4.3.3 建筑构件的符号展演与象征意味 |
| 4.3.4 场所精神对营屯建筑演化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5 营屯更新的路向探索与典型案例分析 |
| 5.1 营屯更新的生态位基础及其制约性 |
| 5.1.1 营屯更新的生态位基础评估 |
| 5.1.2 营屯文化结构质素辨析 |
| 5.1.3 营屯物质要素更新的途径 |
| 5.1.4 生态位法则对营屯更新的制约性 |
| 5.2 形制差异的营屯更新案例剖析 |
| 5.2.1 生态文化村——白音爱里 |
| 5.2.2 宗教旅游村——官大海 |
| 5.2.3 原生态改造村——东哨镇十家子村 |
| 5.2.4 整体移民村——南山村 |
| 5.2.5 经验与问题 |
| 5.3 营屯更新中的矛盾与调适 |
| 5.3.1 建筑质量与居住品质 |
| 5.3.2 传统建筑技艺与现代建筑材料 |
| 5.3.3 消费观念与居住品位 |
| 5.3.4 整体更新与个性需求 |
| 5.4 营屯更新的适应性路径 |
| 5.4.1 建筑适应性的社会边界 |
| 5.4.2 建筑适应性的空间尺度 |
| 5.4.3 营屯更新的适应性镜像 |
| 5.4.4 营屯更新的适应性路径 |
| 5.5 本章小结 |
| 6 复杂系统运行下营屯更新的模式建构与实施策略 |
| 6.1 复杂系统运行下的营屯更新动力与路向 |
| 6.1.1 营屯更新的复杂系统运行特点 |
| 6.1.2 基于自组织的内源演替与内生性需求 |
| 6.1.3 基于他组织的能量注入与伴生性“人为”接合 |
| 6.1.4 “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营屯更新的路向选择 |
| 6.2 营屯更新中的系统运行张力与多向度动力 |
| 6.2.1 文化政治场域中的建筑:权力操作与资源分配 |
| 6.2.2 营屯更新的“多声部”语境辨析 |
| 6.2.3 多向度驱动力与“生态宜居”理念磨合 |
| 6.2.4 纠偏与调控:营屯更新的幅度与限度 |
| 6.3 新语境下营屯更新的“多主体建模”构想 |
| 6.3.1 多元主体的功能定位 |
| 6.3.2 建筑学的“进场补位”及其作为 |
| 6.3.3 营屯更新中的“多主体”互动与协同 |
| 6.3.4 营屯更新的“多主体建模”构想 |
| 6.4 营屯更新的策略实施与目标旨向 |
| 6.4.1 基于生态位法则的“借势发展”与“错位竞争” |
| 6.4.2 “双遗产”特质开掘与更新潜能激活 |
| 6.4.3 文化意义再生与多元价值创化 |
| 6.4.4 场所重建:营屯更新的目标旨向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启示与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环保类突发网络舆情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群体事件的研究 |
| 1.2.2 关于环境类事件抗争的研究 |
| 1.2.3 关于网络舆情研究的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1.3.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厘定 |
| 2.1.1 舆情 |
| 2.1.2 网络舆情 |
| 2.1.3 环保类突发舆情 |
| 2.1.4 网络舆情治理 |
| 2.2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危机管理理论 |
| 2.2.2 协同合作治理 |
| 第三章 环保类突发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与特征 |
| 3.1 环保类突发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 |
| 3.1.1 酝酿期 |
| 3.1.2 爆发期 |
| 3.1.3 回落期 |
| 3.1.4 反复期 |
| 3.2 环保类突发网络舆情特征 |
| 3.2.1 参与主体多元复杂化 |
| 3.2.2 舆情传播具有隐蔽性和突然爆发性 |
| 3.2.3 舆情传播阶段可控、动态变异和线上线下联动 |
| 第四章 环保类突发网络舆情治理困境及成因 |
| 4.1 环保类突发网络舆情治理困境 |
| 4.1.1 政府层面下的管控困境 |
| 4.1.2 企业层面的社会责任之困 |
| 4.1.3 公众层面的利益之困 |
| 4.1.4 社会组织参与之困 |
| 4.2 环保类突发网络舆情治理困境的成因 |
| 4.2.1 政府治理存在单一、全能等惯性模式 |
| 4.2.2 舆论管理与事件处置单位之间的协同不够 |
| 4.2.3 涉事单位在应对和处置的失效行为 |
| 4.2.4 环保类议题的专业性强,民众理解不足 |
| 4.2.5 不法分子的幕后利用和操纵 |
| 4.2.6 媒体的力量被忽略 |
| 第五章 完善环保类突发网络舆情治理的对策建议 |
| 5.1 进一步健全应对环保类突发舆情危机的法律制度和机制 |
| 5.2 界定地方政府责任边界,发挥主导作用 |
| 5.2.1 在环保类议题决策中增强信息公开化和公众参与度 |
| 5.2.2 厘清政府责任边界,构建全链条问责机制 |
| 5.2.3 挖掘发挥官方媒体作用,增强舆论引导的权威有效性 |
| 5.2.4 健全对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发挥缓冲和润滑作用 |
| 5.3 提升政府部门信息化能力和协同水平 |
| 5.3.1 打造政府融媒体中心,建立健全舆情应急处置机制 |
| 5.3.2 健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工作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 |
| 5.4 加强应对环保类突发事件舆情危机的信息传播渠道把控 |
| 5.4.1 健全权威平等公开的信息交流平台 |
| 5.4.2 完善舆情预警机制 |
| 5.4.3 依法强化网络舆情管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一号战车（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
| 1 |
| 2 |
| 3 |
| 4 |
| 5 |
| 第二章 |
| 6 |
| 7 |
| 8 |
| 9 |
| 10 |
| 第三章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第四章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第五章 |
| 21 |
| 22 |
| 23 |
| 24 |
| 25 |
| 第六章 |
| 26 |
| 27 |
| 28 |
| 29 |
| 30 |
| 第七章 |
| 31 |
| 32 |
| 33 |
| 34 |
| 35 |
| 第八章 |
| 36 |
| 37 |
| 38 |
| 39 |
| 40 |
| 第九章 |
| 41 |
| 42 |
| 43 |
| 44 |
| 45 |
| 第十章 |
| 46 |
| 47 |
| 48 |
| 49 |
| 第十一章 |
| 50 |
| 51 |
| 52 |
| 53 |
| 54 |
| 第十二章 |
| 55 |
| 56 |
| 57 |
| 58 |
| 59 |
| 第十三章 |
| 60 |
| 61 |
| 62 |
| 63 |
| 64 |
| 第十四章 |
| 65 |
| 66 |
| 67 |
| 68 |
（6）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中的基层政府行为研究 ——以F县A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理论研究现状 |
| 1.3.1 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
| 1.3.2 基层政府行为研究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4.1 文献分析法 |
| 1.4.2 案例分析法 |
| 1.4.3 访谈法 |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 1.5.1 电子商务 |
| 1.5.2 农村电子商务 |
| 1.6 本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
| 2 基层政府行为分析框架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2 基层政府行为的动力机制 |
| 2.2.1 经济考量 |
| 2.2.2 政治考量 |
| 2.2.3 两者排列组合关系 |
| 2.3 基层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3.1 政府投入 |
| 2.3.2 社会行动者 |
| 2.4 基层政府行为模式分析 |
| 3 F县A镇电子商务发展中的基层政府行为 |
| 3.1 F县 A镇简介 |
| 3.2 F县 A镇电子商务发展 |
| 3.2.1 电子商务起步中的政府行为 |
| 3.2.2 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中的政府行为 |
| 3.2.3 电子商务低谷中的政府行为 |
| 3.2.4 电子商务回归中的政府行为 |
| 3.3 小结 |
| 4 基层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对策 |
| 4.1 基层政府引发的治理困境 |
| 4.1.1 追求短期效益,忽略长远发展需求 |
| 4.1.2 资源投放集中,区域发展不均衡 |
| 4.1.3 政治力量推动产业发展,偏离市场发展规律 |
| 4.1.4 政府公信力下降,群众信任度降低 |
| 4.2 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水平 |
| 4.2.1 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 |
| 4.2.2 构建评估主体多元化的考核体系 |
| 4.2.3 设立合理的财政分权制度 |
| 4.2.4 提高公民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 |
| 4.2.5 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硕士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 |
（7）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古村落公共空间调查研究 ——以山西省乡宁县关王庙乡古村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相关概念 |
| 1.3.1 村落 |
| 1.3.2 公共空间 |
| 1.3.3 村落公共空间 |
| 1.3.4 文化空间 |
| 1.3.5 集体记忆 |
| 1.4 研究内容和范围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范围 |
| 2 关王庙乡古村落概况及其与公共空间的关系 |
| 2.1 关王庙乡古村落的基本情况 |
| 2.1.1 区域特征 |
| 2.1.2 村落格局 |
| 2.1.3 村落功能 |
| 2.2 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类型 |
| 2.2.1 点状空间 |
| 2.2.2 线状空间 |
| 2.2.3 面状空间 |
| 2.3 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特征 |
| 2.3.1 地域特征 |
| 2.3.2 文化特征 |
| 2.3.3 复合特征 |
| 2.3.4 自发特征 |
| 2.4 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与村落的关系 |
| 2.4.1 村落时空发展演变的脉络 |
| 2.4.2 村落各项功能完善的过程 |
| 2.4.3 村落民众休闲活动的场所 |
| 2.4.4 村落文化保护传承的载体 |
| 2.5 关王庙乡古村落各社会阶层对村落公共空间的影响 |
| 2.5.1 精英者在村落公共空间中的作用 |
| 2.5.2 学者在村落公共空间中的作用 |
| 2.5.3 村民在村落公共空间中的作用 |
| 3 旅游开发背景下古村落公共空间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
| 3.1 旅游开发背景下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现状 |
| 3.1.1 村落文化空间已经成功开发——塔尔坡村个案研究 |
| 3.1.2 村落文化空间正在开发——康家坪村个案研究 |
| 3.1.3 村落文化空间未能成功开发——鼎石村、后庄村、安汾村、鹿凹峪村、上川村、下川村、前庄村个案研究 |
| 3.2 旅游开发背景下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问题 |
| 3.2.1 公共空间肌理的破坏和功能的改变 |
| 3.2.2 “伪民俗”的出现 |
| 3.2.3 公共空间活力的衰退 |
| 3.2.4 公共空间被赋予商业化特性 |
| 3.3 旅游开发背景下影响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变迁的因素 |
| 3.3.1 社会人文因素的变动 |
| 3.3.2 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
| 3.3.3 政治经济因素的驱动 |
| 4 旅游开发对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的影响 |
| 4.1 公共空间变迁与集体记忆——关王庙乡古村落原有公共空间的改造 |
| 4.1.1 功能遗失——盐商古道:马壁峪 |
| 4.1.2 功能萎缩——祭祖圣地:王家祠堂 |
| 4.1.3 功能未变——祭神祈丰:求雨仪式 |
| 4.1.4 功能建构——云丘福地:中和节 |
| 4.2 公共空间变迁与文化认同——关王庙乡古村落新生的公共空间 |
| 4.2.1 旅游开发主导下的景区新生公共空间 |
| 4.2.2 村企联合党总支创设的新生公共空间 |
| 4.3 关王庙乡古村落新旧公共空间的互动——康家坪打花鼓 |
| 4.3.1 云丘花鼓 |
| 4.3.2 坂儿上花鼓 |
| 4.3.3 康家坪打花鼓 |
| 4.4 旅游开发对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的有利影响 |
| 4.4.1 保护和发展了原有公共空间 |
| 4.4.2 重构和延伸出了一些新的公共空间 |
| 4.4.3 通过对传统空间的改造再利用赋予其新的内涵 |
| 4.5 旅游开发对关王庙乡古村落公共空间的不利影响 |
| 4.5.1 改变了原有村落公共空间的功能 |
| 4.5.2 原有公共空间中村落民众的缺失 |
| 4.5.3 有选择性的对村落公共空间进行保护 |
| 4.5.4 现有村落公共空间活力的衰弱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家族企业传承中继任者的权威获得 ——基于多案例的社会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家族企业继任者权威获得问题的缘起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家族企业继任者的权威获得如何可能? |
| 第二节 家族企业继任者权威获得研究的文献梳理 |
| 一、家族企业: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 |
| 二、关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研究 |
| 三、关于企业传承中继任者权威获得的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权威获得: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权力与权威获得学术框架 |
| 一、权力与权威的概念厘析 |
| 二、权力与权威的议题: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 |
| 三、“权力结构—权威获得”的分析路径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与进入“田野” |
| 第三节 个案介绍:传承类型及其权威获得 |
| 一、传承类型与权威获得的关系 |
| 二、案例基本情况的概述 |
| 第三章 失落的“企二代”:后致权成不足与继承危机 |
| 第一节 身份获得、先赋权力与权威效应 |
| 一、家庭特征与身份获得:LH的个案 |
| 二、先赋权力与权威效应 |
| 第二节 继承危机:后致权威不足与先赋权力丧失 |
| 一、代际阴影与身份困惑 |
| 二、后致权威不足与先赋权力丧失 |
| 第三节 思考与小结 |
| 第四章 企二代到创二代:先赋权力权威化 |
| 第一节 先赋权力与身份获得:ZW的个案 |
| 一、打破性别偏见:谁说女子不如男 |
| 二、制度变迁与“女性传承”的兴起 |
| 三、先赋权力:继任者的身份获得与赋权 |
| 第二节 身份重构:“企二代”到“创二代” |
| 一、克服“接班人诅咒”:走自己的路 |
| 二、开辟新领地何以可能:市场驱动和关系效应 |
| 三、创二代:开辟新领地,打破权威阴影 |
| 第三节 权力认同与权威获得 |
| 一、维护家族权威:家族威信与家族愿景 |
| 二、打造企业权威:家族企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 |
| 三、树立社会权威: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声誉 |
| 第四节 思考与小结 |
| 第五章 家族企业守护者:后致权力权威化 |
| 第一节 身份认知与权力获得:YSH的个案 |
| 一、身份认知:我是接班人与我要接班 |
| 二、扶上马,送一程:为继任者赋权和立威 |
| 第二节 个人权力与能力权威 |
| 一、权力获取:身份特征与能力本位的二元融合 |
| 二、摆脱依赖:打造自己的权力空间 |
| 第三节 职位权力与组织权威 |
| 一、企业治理:职位权力与权威认同 |
| 二、文化生产:隐性知识与组织认同 |
| 三、职位权力与组织权威:合法性的中介作用 |
| 第四节 思考与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结论:权力与权威的嵌入性 |
| 一、家族性资本与继任者权威获得 |
| 二、制度安排、文化传统与继任者权威获得 |
| 三、社会关系与继任者权威获得 |
| 第二节 讨论:权威生成理论与其现实意义 |
| 一、权威生成机制的变与不变 |
| 二、继任者的权威获得与社会经济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的主要论文发表 |
（9）契约式治理：中国地方治理一种新类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一)论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契约的研究 |
| (二)关于治理、治理现代化的研究 |
| (三)关于契约治理、契约式治理及相似概念的研究 |
| 三、概念区分及界定 |
| (一)契约 |
| (二)契约式治理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契约式治理的实现基础 |
| 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契合 |
| (一)契约相对人的独立性实现农民从集体到个体转变 |
| (二)服务性、制度性弥补市场失灵 |
| (三)政府的谦抑性促进市场参与 |
| 二、与社会秩序构建的契合 |
| (一)参与性、协商性与惩戒性形成自治规范的有效性 |
| (二)政府权威性、公正性促成息诉止争平台的作用发挥 |
| 第二章 契约式治理的本土资源 |
| 一、“和”的追求 |
| (一)中国“和”的历史人文传承 |
| (二)“和”的思想对古代地方治理和契约的影响 |
| (三)和谐社会与契约式治理的互动 |
| 二、熟人社会的人际信任机制 |
| (一)当代熟人社会的新特征与再认识 |
| (二)乡土熟人社会村干部的选择逻辑及契约达成 |
| 第三章 契约式治理的既有实践 |
| 一、政府间合作契约化 |
| (一)指令式的政府间契约 |
| (二)自主式的政府间契约 |
| 二、公私合作(PPP)契约化 |
| (一)PPP的概念 |
| (二)PPP的实践应用——基于长春管廊项目的考察 |
| 三、调解契约化 |
| (一)行政调解 |
| (二)司法调解 |
| (三)人民调解 |
| 四、乡土治理的契约化 |
| (一)家庭联产承包合同 |
| (二)农村经济组织和农业合作社合同 |
| (三)土地增减挂钩协议 |
| 第四章 契约式治理的创新实践 |
| 一、审批权力的自我约束创新——以“标准地+承诺制”为例 |
| (一)“标准地+承诺制”的形成背景与含义 |
| (二)“标准地+承诺制”契约性分析 |
| 二、变强制为利导的创新——以秸秆焚烧治理为例 |
| (一)传统秸秆焚烧治理模式及其困境 |
| (二)契约化引导市场治理 |
| 三、村级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创新——中间人的规范化回归 |
| (一)新乡贤 |
| (二)屯党支部领导下的义务委员制度 |
| 第五章 契约式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政府主导变政府支配 |
| (一)契约相对人选择失衡 |
| (二)契约相对人主体地位弱化 |
| (三)救济机制缺失 |
| 二、契约形式化 |
| (一)实效性缺失 |
| (二)履约监管机制缺失 |
| 三、契约工具化 |
| (一)风险转移工具 |
| (二)成本收益失衡 |
| 第六章 步入契约式治理法治化的路径 |
| 一、树立契约理念 |
| (一)强化平等理念 |
| (二)强化协商理念 |
| (三)强化诚信理念 |
| 二、强化立法 |
| (一)增强立法能力 |
| (二)提高立法质量 |
| 三、加强监督与考核 |
| (一)加大监督考核工作力度 |
| (二)加强监督考核工作创新及结果运用 |
| 四、政府违约可惩戒 |
| (一)政府违约的构成 |
| (二)政府违约的责任承担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与主要获奖情况 |
| 致谢 |
（10）环境邻避的冲突原理及其超越——以双重博弈结构为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1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
| 2 双重博弈结构中环境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 |
| 2.1 双重博弈结构的内涵 |
| 2.1.1 地方官员与科层制上级部门之间的长期、重复博弈 |
| 2.1.2 地方官员与辖区内公众和中标企业之间的短期、单次博弈 |
| 2.2 双重博弈结构对环境邻避冲突治理的影响 |
| 2.2.1 对政治激励的考量多于对公众利益的考量 |
| 2.2.2 对政治问责的考量多于对企业利益的考量 |
| 3 环境邻避设施的封闭式决策与“叫停式”补救之弊 |
| 3.1 项目规划的风险评估不充分 |
| 3.2 项目运营主体选择缺乏合理论证 |
| 3.3 项目运营的安全、环境监管不足 |
| 3.4 项目的预期社会效益受损 |
| 3.5 环境邻避冲突的怪圈成为“样板戏” |
| 4 环境邻避冲突的治理优化 |
| 4.1 推进辖区内环境决策问责制度, 改良传统激励机制结构 |
| 4.1.1 建立协商民主公共决策模式, 平衡邻避规划中的利益博弈 |
| 4.1.2 建立环境行政决策问责机制, 提升规划决策科学性 |
| 4.1.3 建立环境行政决策容错机制, 保持公共政策的连贯性 |
| 4.2 加强政府信息能力建设, 提升政府环境邻避冲突的治理能力 |
| 4.2.1 建立环境生态大数据, 提升环境邻避设施规划的科学性 |
| 4.2.2 建立邻避项目规划及追踪平台, 促进项目规划、建设、监管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
| 4.2.3 建立智慧环保、智慧安监系统, 提升政府的安全、环境监管和应急能力 |
| 4.3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开启环境邻避冲突的司法化解模式 |
| 4.3.1 邻避项目规划许可阶段, “选址意见书”可诉性探讨 |
| 4.3.2 邻避项目运营阶段, 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保护模式 |
四、打破“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怪圈（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D]. 谢静.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3]辽西蒙古族营屯的演化与更新研究[D]. 孙心乙. 大连理工大学, 2020
- [4]环保类突发网络舆情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D]. 陈宏发. 山东大学, 2020(11)
- [5]一号战车[J]. 初曰春. 芳草, 2020(01)
- [6]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中的基层政府行为研究 ——以F县A镇为例[D]. 蒋珊. 山东农业大学, 2019(01)
- [7]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古村落公共空间调查研究 ——以山西省乡宁县关王庙乡古村落为例[D]. 杨国辉.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8]家族企业传承中继任者的权威获得 ——基于多案例的社会学研究[D]. 卢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7)
- [9]契约式治理：中国地方治理一种新类型研究[D]. 刘闯. 吉林大学, 2019(10)
- [10]环境邻避的冲突原理及其超越——以双重博弈结构为分析框架[J]. 郭少青. 城市规划,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