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好农民手中剩余粮棉收购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华清君[2]（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吴盛杰[3]（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赵娜娜[4]（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攀[5]（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指出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耿仲钟[6]（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提出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韩连贵,李振宇,韩丹,吴庆岚,杨微,易继平,王恒,张照利,鲁川[7]（2013）在《关于探讨农业产业化经营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方略规程的思路》文中指出从1990年至今已20多年,我们一直注意调研、探讨全国各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方略规程。1990年,山东省诸城县从建立农业产品生产、加工、供销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种养加、产供销、产加销一条龙产业链实体,到2011年,全国各地区形成了农业产品种养加、产供销、产加销一条龙产业链,结成了农工商、贸工农、内外商、农科教一体化产业经营体系,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工业、商业、服务业转移,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农工商企业共同发展,开辟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永续
李建中[8]（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研究说明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冀县卿[9]（2010）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制度绩效：理论与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有研究从总体上充分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积极作用,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民农业生产经营者的主体地位,并通过赋予农民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其权利责任利益相统一,有利于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形式下内含的农地产权结构变迁对制度绩效的影响。透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一个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是：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普遍采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形式,但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农地产权结构业已发生了变迁。农地产权结构不同,对当事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有别,当事人的行为选择域就会不同,制度绩效必然有异。因此,深入到农地产权结构内部,揭示农地产权结构的演化规律,研究农地产权结构变迁对制度绩效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深化产权理论研究,而且可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提供具有科学依据的政策启示。本研究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构建“产权结构——制度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重点分析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产权专用权和剩余权对制度绩效的影响。其次,运用构建的“产权结构——制度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揭示制度绩效的农地产权结构原因,寻找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最后,主要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首先介绍本研究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然后逐一介绍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数据来源、技术路线、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围绕农地产权制度效应、农地产权变迁、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构想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展进行简要的回顾和评论。第三章：产权结构与制度绩效：一般分析。本章首先从理论上对制度、制度变迁、制度不完备性、产权、产权结构等基础概念进行梳理,然后对制度、产权、交易费用的逻辑关系以及制度不完备、产权残缺、制度绩效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产权专用权和剩余权对制度绩效的影响,据以架构研究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制度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第四章：改革开放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历史回顾。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过程的历史回顾,从农地产权结构的视角较为系统地描述1978年以后衣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轨迹,通过对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路径的分析,初步揭示蕴藏于其中的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效率优先是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这也构成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基准点。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一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拥有的都是承包经营权,但其内在的农地产权结构业已发生变迁,且变迁的基准是如何尽可能地发挥农地产权对农民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提高效率。1978年以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沿着不断强化农民土地产权的方向演进。无论是土地使用权,还是土地收益权或土地交易权,在政策选择上都更多地指向了农民,呈现出不断强化农民土地产权的特征。第五章：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制度绩效：全国数据的检验（1）——基于农地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视角的分析。本章利用全国的数据、从农地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的视角分析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对制度绩效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探讨农地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结构变迁对农业增长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依据1978-2008年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史实剖析中国农地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变迁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产权结构安排决定了经济当事人不同的行为选择域,并进而影响制度绩效。产权结构主要通过产权完整性和产权完全性两方面对制度绩效产生影响。由于农业生产的过程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过程,生产决策系统极为复杂,农民与农业生产的联系更紧密、更直接,赋予农民更多的农地使用权、收益权和交易权,使农民形成长期而又稳定的预期,有利于激发广大农民长期投资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发生了农民层面上农地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不断增强的变迁。第六章：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制度绩效：全国数据的检验（2）——基于农地剩余权视角的分析。本章利用全国的数据、运用计量模型,从农地产权剩余权的视角分析农地产权结构变迁对中国农业增长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探讨农地产权专用权和剩余权变迁对农业增长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依据1978-2008年的相关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测定农地剩余权变迁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至1992年期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多地赋予了农民剩余索取权,农民并不拥有多少剩余控制权；1993年后,农民不仅获得了剩余索取权,而且获得了剩余控制权。由于与第一轮土地承包相比,第二轮土地承包赋予了农民更长的承包期、更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并在农民这一层面上实现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统一,所以,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更利于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通过明晰土地产权并赋予农民更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有助于实现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增长。第七章：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制度绩效：个案研究（1）——基于农地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视角的分析。本章重点从农地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视角分析渌洋湖土地股份合作社取得成功的原因。在扼要总结产权结构影响制度绩效机理的基础上,从使用权、收益权、交易权三方面对比分析渌洋湖村家庭经营制下和土地股份合作制下的土地产权结构及其对当事人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家庭经营制度赋予了渌洋湖村农民较完整的农地产权,但农地产权的完全性仍受到一定的限制,突出表现为农地使用权受限、农地收益权不充分、农地交易权不自由。与家庭经营制相比,渌洋湖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产权关系更为复杂,不仅土地产权完整性得到了保持,而且土地产权完全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并带来可喜的制度绩效。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应该在保持土地产权完整性的同时,不断提升农地产权的完全性,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结构。第八章：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制度绩效：个案研究（2）——基于农地剩余权视角的分析。本章重点从农地剩余权视角分析渌洋湖土地股份合作社取得成功的原因。在引入企业家才能这一变量的基础上,将企业家才能与剩余权配置结合起来,考察企业家才能、治理结构对制度绩效的影响,据此对渌洋湖土地股份合作社进行个案解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组织是一系列复杂的合约关系。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企业家通过自身的默会知识感知组织所在地区经济、社会环境中不同的赢利机会,面对不确定性做出开创性、正确的决策,调动、整合资源,努力实现那些可能的赢利机会。而要发挥企业家才能,就必须赋予企业家企业控制权以实现企业控制权与企业家才能的匹配。但是,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家天然地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为此,需要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渌洋湖土地股份合作社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一方面通过赋予企业家企业控制权,实现了企业控制权与企业家才能的匹配；另一方面,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有效地抑制农民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第九章：主要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揭示深化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启示。研究者认为,农地产权结构对制度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要提高制度绩效,就必须使当事人拥有的农地产权更完整、更完全,并赋予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主体剩余控制权。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持续增长的关键,也是渌洋湖土地股份合作社取得成功的原因。从本研究中我们得出的一个重要政策启示是：通过完善农地产权结构,明晰土地产权并赋予农民更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进一步降低农地产权残缺的程度,可以减少效率损失,实现中国农业的持续增长。这是深化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坚持的方向。
宫海鹏[10]（2010）在《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绩效分析与制度设计》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始终处于首要地位,合理、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艰巨工作任务,也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业发展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农产品供给短缺的状况初步得到了改善,主要农产品供求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得到加强。但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至今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农村经济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农业要发展,资金投入不能少。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要得到长足发展,充足的资金是不可或缺的保障,政府在提供有限的财政投放后,需要特殊的金融措施予以补充。金融资源是经济发展的“血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从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现状来看,增加投入仍然是支持、保护农业的关键性措施,其中信贷投入是重点。农业政策性金融是政府实施农业支持,增加农业投入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根本目的在于支持本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政策性金融作为财政资金的延续和农村商业性、合作性金融的重要补充,资金投放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方向性,可以有效弥补支农资金供给不足的缺陷。利用政策性金融手段扶持农业发展,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职能是世界各国支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普遍做法,从世界范围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看,农业政策性金融,在贯彻落实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提高农业发展整体素质和效益、扶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达程度已成为一个国家农业发达程度的重要体现。中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了一般金融性和特殊政策性的双重作用,已成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骨干和支柱。截至2009年11月18日,中国新时期的农业政策性金融已走过了15年发展历程,15年中,农业政策性金融作为新生事物,在中央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在一些关联单位的积极配合下,在农业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发展领域不断成长、职能在不断优化。作为新生事物,农业政策性金融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虽然在支持农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有效供给不能满足和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多方面需要,尚存在一些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随着国家农业产业政策的变化及农业发展的新需求,农业政策性金融也要在坚持政策性这一基本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对其制度设计和职能定位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要求“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大力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这一规定和要求是对农业政策性金融在新形势下的职能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农业政策性金融在今后的改革发展中贯彻落实,同时也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改革指明了方向,进一步丰富和明确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职能定位。如何按照中央、国务院规定,进一步推动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改革创新,调整信贷投向,突出支持重点,实现新的跨越,成为当前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当前,农业政策性金融尚处于发展阶段,有关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迫切需要从理论上给以指导。本文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制度设计与职能定位,为中国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向现代银行转变提供了创造性的选择思路,可以指导农业政策性金融更好地发挥支农护农作用,有利于紧缺的资金资源持续、稳定的流向农业产业领域,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本论文主要通过以下几部分内容对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绩效分析和制度设计问题进行研究。论文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研究方法等问题;论文第二部分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相关理论依据进行了介绍,为论文后续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论文第三部分对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历史沿革及发展现状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对近年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分析评价;论文第四部分主要是通过模型设计,对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绩效情况进行定量分析,目的是通过具体的量化结果说明农业政策性金融在支持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分析判断的结果更有说服力;论文第五部分主要介绍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农业政策性金融进行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依据;论文第六部分介绍了国外典型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概况及经验总结,从中找出对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启示。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在进行制度设计、模式构建、职能优化时应引以为鉴;论文第七部分对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制度设计问题进行了研究,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为使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合理化,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进而达到职能作用优化的目的,本部分又对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下的业务发展模式进行了设计;论文第八部分分别从业务供给客体上、业务供给主体、内外部发展环境等方面介绍了新业务发展模式下农业政策性金融职能优化的对策与措施。此外,论文还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为例,对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经营及措施建议进行了案例分析,有利于更好的掌握和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供给作用,真正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增收,是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最终的服务目的,也是其职能定位的根本所在。随着国家政府农业发展政策及农村经济环境的变化,农业政策性金融要在坚持政策性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大胆探索业务发展领域,最终建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体现政府支农意图为核心;以现代银行的体制为运作机制;以政策性与经营性兼备为经营原则;以全面满足“三农”发展需要为经营目标;以“因地制宜、因企定策、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为具体战略措施;以绩效考评为评价体系;以风险防控机制与内部激励机制为发展动力;以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村发展作为测评标准;实现用农业政策性金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用农业政策性金融优化农村发展环境,用农业政策性金融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专门为“三农”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使农业政策性金融成为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彰显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
二、做好农民手中剩余粮棉收购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做好农民手中剩余粮棉收购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4）“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 一、“大跃进”运动 |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 一、“合伙吃饭” |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 三、粮食大丰产 |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 二、推广经验 |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 一、供给制 |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一、出现问题 |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 二、救助灾荒队 |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 一、基本概况 |
| 二、初步整顿 |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 三、继续“大跃进” |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 五、反瞒产私分 |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 一、学习林县 |
| 二、整顿措施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 一、保粮运动 |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 二、中毒事件 |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 一、艰难的维持 |
| 二、保人保畜 |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 一、供给不足 |
| 二、分配不均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及三项补贴改革 |
| 3.1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 |
| 3.2 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 |
| 3.3 “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地力保护视角 |
| 4.1 补贴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研数据 |
| 4.2 补贴对耕地地力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
| 4.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的逻辑解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5.1 政策效果模拟方法——PMP模型 |
| 5.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5.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6.1 基于田野调查的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案例 |
| 6.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6.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受益公平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信贷担保视角 |
| 7.1 市场失灵与农业信贷担保 |
| 7.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数理分析 |
| 7.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案例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成本与回应性分析 |
| 8.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财政成本 |
| 8.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 |
| 8.3 政策的回应性分析:农户的了解、评价与期望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9.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黄箱空间释放 |
| 9.2 “三项补贴”改革前后政策保护程度变化 |
| 9.3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优化 |
| 10.1 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
| 10.2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国内支持政策 |
| 10.3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优化安排 |
| 10.4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政策建议 |
| 11.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部分田野调查素材整理 |
| (二) 农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整理 |
| (三) 调研问卷与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7）关于探讨农业产业化经营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方略规程的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起源 |
|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标准 |
| (一) 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体系建设的原因。 |
| (二) 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体系建设的任务。 |
| 1. 坚持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 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 |
| 2. 坚持以农业综合效益为中心,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
| 3. 坚持以农业科技进步为动力, 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
| 4. 坚持以农业产品市场需求为导向, 开辟农业产业化经营。 |
| 5. 坚持兴办农业龙头企业, 带动农业产业化经营。 |
| 6. 坚持发展农民流通队伍, 搞活农业产业化经营。 |
| (三) 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体系建设的要求。 |
| 1. 要科学规范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的内容。 |
| 2. 要建立健全农业产品生产标准体系。 |
| 3. 要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示范区建设。 |
| 4. 要组织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宣传教育。 |
| 5. 要不断加大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投资力度。 |
| 6. 要切实加强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建设的组织领导。 |
| (四) 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体系建设的方略。 |
| 1. 因地制宜确定需求范围。 |
| 2. 科学合理开辟途径创新。 |
| 3. 全面推进标准体系完善。 |
| 4. 切实加强政府引导协调。 |
| 5. 组织发动农民自觉遵守。 |
| 6. 建立健全完备保障体系。 |
|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性质 |
| 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特点 |
| 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范围 |
| (一)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产业范围。 |
| 1. 农林种植业产业、牧渔养殖业产业。 |
| 2. 农林牧渔各业产品加工产业。 |
| 3. 农林牧渔各业生产经营前、中、后全过程服务产业。 |
| 4. 农林牧渔各业产品销售产业。 |
| (二)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产品范围。 |
| 1. 农林种植业生产、加工的产品范围包括: |
| 2. 牧渔养殖业生产、加工的产品范围包括: |
| (三)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途径范围。 |
| 1. 农业产业化经营产品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生态化途径。 |
| 2. 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科技化、合作化、市场化、国际化。 |
| 六、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类型 |
| 七、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目标 |
| (一) 科学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农业主导产品、支柱产业。 |
| 1. 培育和发展农业主导产品生产, 奠定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坚实基础。 |
| 2. 培育和发展农业支柱产业, 形成区域传统和特色产业经济优势。 |
| 3. 培育和发展农业新兴产业, 促进地方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经济实力。 |
| 4. 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 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
| (二) 科学安排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全方位培育和发展农业优势、特色、短缺产业。 |
| (三) 科学组织农业产品基地建设, 逐步形成农业产品基地生产集约化、规模化和区域化布局。 |
| 1. 组织加强农业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
| 2. 组织推进农业产品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基地建设。 |
| 3. 组织落实农业产品基地建设的区域化布局。 |
| (四) 科学开拓农业产品市场建设, 不断培育农业产品统一开放市场体系。 |
| 1. 科学掌握农业产品市场导向。 |
| 2. 科学培育农业产品市场主体, 这是指通过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多元化联合组织形式, 不断提高农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水平, 科学培育农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在市场上的主体地位, 享受与其他工商业者同样的经营自主权, 参与市场的平等竞争。 |
| 3. 科学开拓农业产品市场空间。 |
| 4. 科学构筑农业产品市场载体。 |
| (五) 科学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 促使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 1. 增强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环节。 |
| 2. 增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功能。 |
| 3. 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高起点发展。 |
| 4. 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联合组建和创办企业集团公司。 |
| (六) 科学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资金投入多元化渠道, 坚持建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利益与风险紧密联结关系。 |
| 1. 科学开辟农业产业化经营资金投入不断增强的多元化渠道。 |
| 2. 坚持建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的利益与风险紧密联结关系。 |
| (七) 科学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体系, 增强农业产业化经营科技创新能量。 |
| 1. 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体系, 强化全方位服务功能。 |
| 2. 增强农业产业化经营科技创新能量。 |
| 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任务 |
| 九、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要求 |
| (一) 坚定树立农业产业化经营全新观念。 |
| 1. 农业产业化经营系列、一体化的全面发展观念。 |
| 2. 农业产业化经营集约、专业化规模发展观念。 |
| 3. 农业产业化经营生态、社会化的综合发展观念。 |
| 4. 农业产业化经营科技、现代化的永续发展观念。 |
| (二) 严格遵循农业产业化经营基本原则。 |
| 1. 严格遵循市场导向的准则。 |
| 2. 严格遵循自愿互利的准则。 |
| 3. 严格遵循协调指导的准则。 |
| 4. 严格遵循“龙头”带动的准则。 |
| 5. 严格遵循全产业链的准则。 |
| 6. 严格遵循企业兼并重组的准则。 |
| (三) 要引导带动广大农民建设农业产品生产基地。 |
| 1. 组织建成确保农业产品有效供应的生产基地。 |
| 2. 组织建成农业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生产基地。 |
| (四) 要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经营资源综合利用优势。 |
| 1. 科学认识农业产业化经营资源的特点、优势和问题。 |
| 2. 科学开发利用农业产业化经营资源的优势与劣势互补问题。 |
| (五) 要鼓励农民及其组织参加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条龙产业链、一体化现代农业产业集团经营体系。 |
| 1. 因地制宜地布局农业区域化产业。 |
| 2. 科学合理地建立农业主导产品规模化生产基地产业。 |
| 3. 实事求是地扶持农业集约、专业化支柱产业。 |
| 4. 坚持不断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健全化基础产业。 |
| 5. 坚定不移地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条龙产业链产业。 |
| 6. 遵纪守法地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社会化产业。 |
| 7. 广泛深入地开展农业科技开发、创新、推广应用产业。 |
| 8. 全面系统地建立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产业。 |
| 9. 全方位地建立农工商、贸工农、农科教一体化集团产业。 |
| 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政策措施 |
| (一) 树立农业产业化经营全新观念、自觉意识。 |
| 1. 正确认识、理解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概念和内涵。 |
| 2. 正确划分、确定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范围和内容。 |
| 3. 正确树立农业产业化经营全新观念、自觉意识。 |
| (二) 转变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领导、调节控制职能。 |
| 1. 改革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管理机构和经营体制。 |
| 2. 转变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领导的方式、方法。 |
| 3. 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领导、调节控制的职能、责任。 |
| (三) 组织推动广大农民参加农业产品生产基地工程建设。 |
| 1. 组织落实农业产品生产基地。 |
| 2. 组织落实农业产品标准化生产。 |
| (四) 组织推动各地区创造调整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结构的条件。 |
| 1. 组织推动各地区划分、界定农业产业化经营结构的类型。 |
| 2. 组织推动各地区合理确定农业产业化经营结构的体制。 |
| (五) 组织推动各地区鼓励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
| 1. 要组织采取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多元形式。 |
| 2. 要组织落实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多种政策措施。 |
| 3. 要组织推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挥骨干带动功能。 |
| (六) 组织推动各地区开拓农业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途径。 |
| 1. 组织把握农业产品市场的导向。 |
| 2. 组织增强农业产品市场竞争力。 |
| (七) 组织促进各地区增强农业科学技术创新、进步的动力。 |
| (八) 组织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收益分配组织体制。 |
| 1. 组织引导农民自主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股份合作组织及其他形式的联合体。 |
| 2. 组织推动农民与农业龙头企业等单位建立产销合同、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分担机制。 |
| (九) 组织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调控约束机制的纽带。 |
| 1. 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宏观调控机制。 |
| 2. 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具体约束机制。 |
| 3. 建立健全农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转移机制。 |
| 4. 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资金多元化投入机制。 |
| 5. 建立健全国家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资金投入机制。 |
| 6. 建立健全国家银行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信贷资金投入机制。 |
| 7. 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资金管理机制。 |
| 8. 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利益分配机制。 |
| (十) 组织开辟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渠道。 |
| 1. 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法制化。 |
| 2. 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环保化。 |
| 3. 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资源化。 |
| 4. 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社区化。 |
| (十一) 组织提供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 |
| 1.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必要性。 |
| 2.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现状及制约因素。 |
| 3.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范围。 |
| 4.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内容。 |
| 5. 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职责。 |
| 6. 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原则。 |
| 7. 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要求。 |
| 8. 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措施。 |
| (十二) 组织推进现代农业标准化、城乡一体化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
| 1.现代农业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 |
| 2.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体系。 |
| 3.现代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
| 4.现代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
| 5.现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
| 十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成效 |
| (一) 推进了农业各种产业化经营发展。 |
| (二) 形成了现代农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
| (三) 增强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持续发展的能力。 |
| (四) 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科技进步。 |
| (五) 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要素科学组合。 |
| (六) 完善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 |
| (七) 健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 |
| (八) 建成了农业产品市场体系。 |
| (九) 加快了传统农业转变现代农业的进程。 |
| (十) 加强了城乡一体化、现代化和谐经济社会建设。 |
（8）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史料与方法 |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 一 建立的背景 |
| 二 性质和任务 |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 四 代购代销员 |
| 五 领导管理 |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 一 "批" |
| 二 "树" |
| 三 "改"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 二 对私政策 |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 一 搞好"学、揭、批" |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以购促产 |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一 改革的背景 |
| 二 改革的内容 |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 二 棉花经营 |
| 三 农资供应 |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 一 股金风波 |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 结语 |
| 一 百年回眸 |
| 二 展望未来 |
| 征引文献 |
| 后记 |
（9）改革开放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制度绩效：理论与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论文结构 |
| 1.2.4 研究方法 |
| 1.2.5 数据来源 |
| 1.3 研究思路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农地产权制度效应 |
| 2.1.1 农地产权制度的激励效应和配置效应 |
| 2.1.2 农地产权制度的稳定性效应和完整性效应 |
| 2.2 农地产权变迁 |
| 2.2.1 农地产权变迁动因 |
| 2.2.2 农地产权变迁主体行为 |
| 2.2.3 农地产权变迁路径 |
| 2.2.4 农地产权变迁模式 |
| 2.3 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构想 |
| 2.4 简要的研究述评 |
| 第3章 产权结构与制度绩效:一般分析 |
| 3.1 制度 |
| 3.1.1 制度:一个界定 |
| 3.1.2 制度变迁 |
| 3.1.3 制度不完备性 |
| 3.2 产权 |
| 3.2.1 产权:一个界定 |
| 3.2.2 产权与制度绩效 |
| 3.2.3 制度的不完备与产权残缺 |
| 3.3 产权结构与制度绩效 |
| 3.3.1 产权结构的决定因子 |
| 3.3.2 产权完整性、产权完全性与制度绩效 |
| 3.3.3 产权剩余权与制度绩效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历史回顾 |
| 4.1 1949-1978年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概略 |
| 4.2 1978-1992年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 |
| 4.2.1 农地使用权 |
| 4.2.2 农地收益权 |
| 4.2.3 农地交易权 |
| 4.2.4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试验 |
| 4.3 1993年至今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 |
| 4.3.1 农地使用权 |
| 4.3.2 农地收益权 |
| 4.3.3 农地交易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制度绩效:全国数据的检验(1)——基于农地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视角的分析 |
| 5.1 引言 |
| 5.2 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农业增长:理论分析 |
| 5.3 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中国农业增长:中国的经验 |
| 5.3.1 农地产权完整性变迁与中国农业增长 |
| 5.3.2 农地产权完全性变迁与中国农业增长 |
| 5.3.2.1 农地使用权 |
| 5.3.2.2 农地收益权 |
| 5.3.2.3 农地交易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制度绩效:全国数据的检验(2)——基于农地剩余权视角的分析 |
| 6.1 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与制度绩效:理论分析 |
| 6.2 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变迁与中国农业增长:一个假说 |
| 6.2.1 1978年至1992年剩余权变迁与中国农业增长 |
| 6.2.2 1993年至2008年剩余权变迁与中国农业增长 |
| 6.2.3 剩余权变迁与中国农业增长:理论假说 |
| 6.3 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与中国农业增长:经验检验 |
| 6.3.1 计量模型、变量设定说明 |
| 6.3.2 数据来源和预处理 |
| 6.3.3 模型估计及其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制度绩效:个案研究(1)——基于农地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视角的分析 |
| 7.1 产权完整性、产权完全性与制度绩效:理论分析 |
| 7.2 渌洋湖土地股份合作社农地产权结构:实证分析 |
| 7.2.1 家庭经营制下渌洋湖村土地产权结构分析 |
| 7.2.2 土地股份合作制下渌洋湖村土地产权结构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制度绩效:个案研究(2)——基于农地剩余权视角的分析 |
| 8.1 企业家才能、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与制度绩效:理论分析 |
| 8.2 渌洋湖土地股份合作社剩余权配置:实证分析 |
| 8.2.1 企业家才能、剩余权配置与土地股份合作制创新 |
| 8.2.2 治理结构与土地股份合作制制度创新 |
| 8.2.3 渌洋湖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制度绩效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主要的研究结论 |
| 9.1 主要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
| 9.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10）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绩效分析与制度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引言 |
| 1.1 论文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论文研究的背景 |
| 1.1.2 论文研究的目的 |
| 1.1.3 论文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国外研究动态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 论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3.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综合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4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 |
| 2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政策性金融 |
| 2.1.2 农业政策性金融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支持理论 |
| 2.2.2 市场失灵与国家干预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资源配置理论 |
| 2.2.5 有关制度的相关理论 |
| 2.2.6 金融与经济发展理论 |
| 3 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历史演进及现状 |
| 3.1 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历史沿革 |
| 3.1.1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 |
| 3.1.2 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 |
| 3.1.3 改革时期的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 |
| 3.1.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 |
| 3.2 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现状 |
| 3.2.1 经营管理 |
| 3.2.2 信贷管理 |
| 4 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绩效分析 |
| 4.1 农业政策性金融绩效总体评价 |
| 4.1.1 绩效分析方法的建立 |
| 4.1.2 模型的基本理论与选取 |
| 4.1.3 模型指标与数据选取 |
| 4.1.4 结果分析 |
| 4.1.5 综合评价 |
| 4.2 农业政策性金融信贷支农绩效相关分析 |
| 4.2.1 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相关性分析 |
| 4.2.2 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农业发展水平相关性分析 |
| 4.2.3 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农民人均收入相关性分析 |
| 4.2.4 农业政策性金融与粮食产业发展相关性分析 |
| 5 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存在的问题 |
| 5.1 农业政策性金融供给与需求失衡 |
| 5.1.1 信贷主体供给与需求失衡 |
| 5.1.2 业务结构供给与需求失衡 |
| 5.2 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运作不合理 |
| 5.2.1 资本结构及来源尚不优化 |
| 5.2.2 资金运用效率有待提高 |
| 5.2.3 不良贷款占比较大 |
| 5.3 信贷业务活动呈现显着不均衡性 |
| 5.3.1 政策性粮食信贷业务“北强南弱” |
| 5.3.2 商业性信贷业务“北弱南强” |
| 5.4 存在的其他问题 |
| 5.4.1 农业政策性金融立法滞后 |
| 5.4.2 利益补偿机制缺失 |
| 5.4.3 办贷缺乏效率影响贷款时效性 |
| 6 国外典型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概况及经验借鉴 |
| 6.1 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历程 |
| 6.1.1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萌芽阶段 |
| 6.1.2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初步发展阶段 |
| 6.1.3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蓬勃发展时期 |
| 6.1.4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成熟时期 |
| 6.2 典型发达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概况 |
| 6.2.1 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 |
| 6.2.2 法国农业政策性金融 |
| 6.2.3 日本农业政策性金融 |
| 6.2.4 韩国农业政策性金融 |
| 6.3 典型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概况 |
| 6.3.1 泰国农业政策性金融 |
| 6.3.2 印度农业政策性金融 |
| 6.4 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
| 6.4.1 政府的扶助支持作用不可忽视 |
| 6.4.2 职能作用不断调整 |
| 6.4.3 扶持领域非常广泛 |
| 6.4.4 扶持对象内容丰富 |
| 6.4.5 重视农业政策性金融立法工作 |
| 6.4.6 建立完备的风险防范机制 |
| 6.4.7 农业政策性保险是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 |
| 7 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制度设计 |
| 7.1 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的理论构想 |
| 7.1.1 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 |
| 7.1.2 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的目标 |
| 7.1.3 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的原则 |
| 7.1.4 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的理论支撑 |
| 7.1.5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职能定位 |
| 7.1.6 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的主要内容 |
| 7.2 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下的业务发展模式 |
| 7.2.1 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发展特点 |
| 7.2.2 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发展框架 |
| 8 完善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对策与措施 |
| 8.1 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
| 8.1.1 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
| 8.1.2 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
| 8.1.3 构建合理的绩效指标考核体系 |
| 8.1.4 建立科学的风险防范机制 |
| 8.1.5 建立外部补偿机制 |
| 8.1.6 制定农业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 |
| 8.2 丰富制度供给客体 |
| 8.3 完善业务发展内容 |
| 8.3.1 继续扎实做好粮食信贷主体业务 |
| 8.3.2 大力开展商业性中长期信贷业务 |
| 8.3.3 开办财政支农补贴资金的代理拨付业务 |
| 8.3.4 “低碳经济”下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业务 |
| 8.3.5 加快中间业务发展步伐 |
| 8.3.6 积极审慎参与期货市场 |
| 8.4 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的综合功能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案例：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经营及措施建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做好农民手中剩余粮棉收购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4]“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5]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7]关于探讨农业产业化经营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方略规程的思路[J]. 韩连贵,李振宇,韩丹,吴庆岚,杨微,易继平,王恒,张照利,鲁川. 经济研究参考, 2013(03)
- [8]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9]改革开放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制度绩效：理论与实证分析[D]. 冀县卿. 南京农业大学, 2010(05)
- [10]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绩效分析与制度设计[D]. 宫海鹏. 东北农业大学, 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