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临沧傣族服饰生活文化习俗

一、明清临沧傣族服饰和生活文化风俗（论文文献综述）

袁寿玉^[1]（2020）在《历史、传承与跨越 ——桂滇地区竹筒琴制作工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竹筒琴属于一种集弦鸣与体鸣于一体的乐器,既可通过竹棒或手动击弦或拨弦,又可手持乐器一端以落击的方式与地面发声。竹筒琴制作工艺古朴,属于较为古老的原始管状琴,中国传统乐器筑、筝等可能皆由此乐器发展、变化而来。同时,竹筒琴分布较广,中国桂滇地区、东南亚甚至非洲等部分国家至今仍有遗存。文章主要以乐器制作工艺为视角,将历史、传承和跨越作为主要关注点,运用文献学、乐器学、音乐声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桂滇地区竹筒琴的源流和演变、工艺流程以及音响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并结合桂滇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和当代发展探究对乐器制作工艺的影响和关系,进而提出创新和传承构想。文章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桂滇地区竹筒琴源流考辨及历史述略。通过以制作工艺为切入点,借鉴历史文献、考古、图像资料及实物对桂滇地区竹筒琴的起源、发展和流布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梳理,并通过与东南亚地区竹类乐器的对比,探究桂滇竹筒琴与其他相似乐器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第二部分,竹筒琴制作工艺与分析。通过乐器学、音乐声学等研究方法对传统和现代竹筒琴的构造、形制、制作工艺以及音响特征进行梳理、对比和分析,通过客观数据确立乐器制作的标准模式。第三部分,制作工艺的文化内涵。通过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探究文化对于乐器制作工艺的影响,通过乐器的当代场合和功能进行表述,探究文化对于乐器制作工艺的影响和关系,并从文化认同角度探究乐器制作工艺的创新和当代传承。

余聿莹^[2]（2020）在《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空间分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延续非遗文化生命力的动力源泉,对凸显宝贵的人类智慧和精神血脉,彰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作用。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使之在当代社会中得以保存,实现价值成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采用了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管理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主要借鉴文化地理学、空间计量学等理论,运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定量与定性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空间分布格局、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做了整体的宏观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利用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基尼指数、核密度、变异系数等ArcGIS空间计量学研究方法,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为研究对象,全国33个行政区为研究区域,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整体空间分布和不同类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分布特征为研究内容,通过对传承人空间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非遗传承人整体在空间分布上属于集聚分布。分布均匀度较低,区域分布差异明显,表现出较强分布不均衡。形成2个高密度圈,4个次高密度圈和多个小核心圈。东西中部空间分布格局中东部地区最多,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少。从类型分布来看,各类型非遗传承人都为典型的聚集型分布,同时在集聚程度上存在着差异。从空间分布差异来看,各类型非遗传承人承载着独特的地域属性和非遗保护与活态传承程度上的空间差异。从空间分布密度来看,各类项目传承人分布集中在京津唐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省际间文化碰撞融合交界等地区。影响我国非遗传承人分布的主要因素有:一是与中国人口分布的数量和质量的有关,二是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密切关系,三是与民族性地域性密切关联,四是具有相同文化属性和文化风格的文化地理区的影响,五是受到评选和认定传承人的过程与政策因素的影响。针对非遗传承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笔者提出以下建议:要依靠社会群体的力量,加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加大对中部、西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传承人的扶持力度;让生活性保护成为一种常态,实现非遗传承的活力和生命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政策法规体系;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

孙艳玲^[3]（2020）在《西南地区岩画艺术风格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我国西南地区的农耕民族自古以来就用他们辛勤的劳作和生动的创作给这片广阔的土地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岩画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西南岩画以其独有的神秘、质朴、生动、粗犷等艺术特色吸引着大批学者不断地探索与研究。近年来,关于西南岩画的研究逐渐增多,选材角度各不相同,但关于岩画艺术风格整体性研究较少。西南岩画作为人类的珍贵遗产,对其艺术风格有一个整体性研究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意义。它不仅是先民表达自身和对世界认识的一种艺术手段,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先民们在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独有的审美意识。文章绪论介绍了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研究现状、研究综述等。正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叙述西南岩画环境概况。分为两个部分:西南岩画地理环境概况、西南地区文化环境概况。第二章主要是对西南地区各省岩画艺术风格进行对比分析,由两部分组成:1.西南地区岩画分布。2.西南地区岩画艺术风格特征及比较。首先,对西南地区内贵州、四川、云南、广西、西藏地区岩画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以及各自风格特点归纳。其次,将这几省岩画艺术风格相互比较,找出共性与异性。第三章为西南地区岩画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及其价值。本章从两个部分进行论述:一是其独特性,二是其文化内涵与价值。

解晓磊^[4]（2019）在《新世纪以来云南题材电视剧东南亚传播与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云南在面向东南亚开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实现了对外开放蓬勃式发展,从我国对外开放的悄无声息者一跃成为对外开放尤其是沿边开放的佼佼者。云南省委、省政府清晰定位,审时度势,全力以赴投入对外开放战略中,深入贯彻把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作为发展云南的有利背景。因此,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云南题材电视剧作为中华文化和价值观输出的重要载体,凭借云南优越的地缘优势和亲缘优势走向世界,尤其走进“一带一路”倡议友好的东南亚国家,在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云南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睦邻友好以及加强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始终不忘炎黄根本,爱国爱乡等方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将研究重点集中于云南题材电视剧对外传播最便利、关系最密切的的东南亚地区。据调查,海外3000万华侨华人中90%是在东南亚,东南亚华侨华人已形成了特色明显的一大群体。加之大批云南人因各种原因移居东南亚,因此本文研究对象为东南亚华侨华人,通过前期在A高校、泰国曼谷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及A校东南亚留学生焦点小组的方法,进行有理有据的受众分析,深度探索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分析存在原因,提出针对性对策。基于此思路,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分析了云南题材电视剧东南亚传播的社会文化背景。云南省的对外开放处于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中,紧紧抓住一切能利用的有利条件,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加快融入面向东南亚开放的步伐中,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与东南亚国家友好交往,不断发展宣传本省的文化、政治等。第二章概述了云南题材电视剧在东南亚的传播历程。第三章在梳理云南题材电视剧传播历史的基础上,对新世纪以来的云南抗战题材电视剧、古装历史题材电视剧、现代都市题材电视剧主要类型加以研究,并结合具体文本对电视剧文化传播内容进行分析。第四章在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的基础上,研究东南亚华侨华人观看电视剧后对剧中文化的认知、接受情况,并调查分析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第五章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分析云南题材电视剧在东南亚传播中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有针性的对外传播解决方案。一方面,以期未来云南题材电视剧在海外传播产生一定的裨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走进”东南亚和“走向”世界的步伐;另一方面,拉近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心理距离,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归属感以及对传统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陈燕^[5]（2019）在《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史学不仅关乎过去,亦关联现在。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相承的“多元一统”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是历史中国贡献给人类的宝贵遗产。迁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常见现象,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的迁徙活动直接影响到近现代我国民族的形成和人口的地理分布。哈尼族先民历史迁徙是我国民族迁徙的一个组成部分,造就了哈尼族今天的分布格局和众多支系。本研究以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格局视野,借助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和历史层次分解方法,参照斯科特的“逃避统治”观点,运用历史文献、哈尼族口述史、田野调查等资料,以边缘族群与王朝国家关系为切入点,以边缘族群与自然地理关系、边缘族群与其他族群关系为补充,尝试从多维视角分析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的迁徙历史,探寻其迁徙的动因、特点、影响及内中的各种微妙关系。元代,云南重新回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统治秩序之内。明代,通过明王朝的锐意经营,云南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结构出现历史性转折,汉族成为云南主体民族。清代,清王朝基于前朝基础全面推进对云南的开发,从腹地到边疆,云南内地化程度前所未有提高。清末,国际形势巨变,云南边疆危机出现。对哈尼族先民的统治与整合,元明清三朝一代比一代更为深入、强势,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的迁徙一直处于中央王朝国家构建的“天下”图式之中。经过元明清时期的进一步迁徙,滇东北、川西南、六诏山地区已无哈尼族属,哈尼族先民的分布空间、分布重心向更低纬度、更暖气候地带倾斜,最终形成少部分散居于滇中北部、滇中、红河以东部分州县的山区,大部分聚居于云南南部,且延伸至境外的近现代宏观分布格局。短时段的“事件”是哈尼族先民迁徙的表层直接动因,中时段的“局势”是哈尼族先民迁徙的中层间接动因,长时段的“结构”——文化,才是哈尼族先民迁徙的深层动因。深层文化动因对表层直接动因、中层间接动因的牵制与影响,体现出哈尼民族在形成与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的迁徙具有鲜明特点。第一,总体方向的自北而南与局部的复杂无常。第二,在平坝、山地间游走到最终定居山区。第三,向边地迁徙。第四,向同族聚居区迁徙。第五,大规模举族迁徙与部分零星迁徙并存。第六,长距离迁徙与短距离渐进式、节点状迁徙同在。上述迁徙特点的形成,与地理、气候、民族、国家等自然环境因素、社会人文因素密切相关。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所涉关系复杂,影响深远。迁徙导致哈尼分布空间变化,社会政治制度变迁,支系众多,习俗有异。在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中,有民族迁徙齿轮效应,有矛盾争斗,有相互依赖,但最终演变为和谐共生的垂直民族分布带。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迁徙导致哈尼族先民地理分布、社会文化的国家边缘化。但逃避国家的统治并非其迁徙和边缘化的动机,哈尼传统习惯与国家统治之间的文化冲突才是真正的内在根源。在王朝国家与边缘族群的相互形塑中,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及各民族共生死存亡、共命运荣辱的历史经历中,哈尼族先民的国家认同意识逐渐成形,哈尼族最终成长为中国西南边陲守护国家疆界、抵御外敌入侵的一道坚实屏障。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是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不仅体现出哈尼族先民对居住空间选择与建构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从边缘族群镜面映照出王朝国家对边缘族群的形塑与凝聚,以及边缘族群对王朝国家的策略与认同,有助于从边缘族群与王朝国家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好地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多元一体”民族关系和“多元一统”民族格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袁丽华^[6]（2019）在《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跨境民族是与民族国家伴生的产物,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原本模糊的边缘被主权国家清晰的国界所代替,于是,原本同源的民族被国界线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形成跨境民族。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与地理边界一致的心理边界、塑造跨境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民族国家势必要面对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中缅跨境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分别从自上而下的民族国家构建及中缅德昂族对国家进行自下而上的回应为基本思路,试图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互动关系进行专门探讨。除导论与结语外,本文的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对德昂族发展演变与跨境民族的形成进行梳理。“德昂”作为一个专有的称呼首次出现在史籍中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在此之前,德昂族的历史与布朗族、佤族的先民杂糅在一起,其所居住的区域历来多民族杂居,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并趋同的现象,这造成德昂族的历史演化具有多元性、交融性和复杂性,而且,由于传统文献中德昂族的族源、祖属、历史演化传承关系记载的匮乏,我们只能借助少量史料和德昂族的神话传说、古歌古调来探索德昂族的历史源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德昂族在传统史籍中的模糊性,为当今德昂族知识精英“传统的发明”、历史叙述的展开提供了多元性的基础。德昂族长期处于中国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影响之下。1960年中缅边界勘定完成后,有形的国界将一个民族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因此,对于中国德昂族而言,王朝国家对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进行的持续并逐步深入的经略与浸润是德昂族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历史基础,其王朝国家意识的构建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对其经营及互动的结果。而对于缅甸德昂族来说,要将本民族历史纳入到缅甸历史的框架中,建构起对缅甸国家的认同观念,则要困难得多。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在王朝国家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对德昂族进行持续不断的历史书写与直接或间接的治理,对德昂族先民的王朝国家意识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家通过民族识别、民族调查,确立德昂族在国家中的正式成员地位之后,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历史书写更加细致深入,使德昂族产生了对国家的认同,并影响了德昂族的集体记忆,也促发德昂族自下而上地建构历史叙述,形成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回应。这反映在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的具体文本中,如《滚思艾、妈阿嘎》中太阳爸爸和青龙妈妈的故事、葫芦起源传说中与汉族兄弟关系的描述等构成了德昂族的历史记忆,它建立起华夏各民族的根基性感情,成为中国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基础;通过确立德昂族与历史上“金齿国”的关联,构建德昂族与历史上其他各民族共同开发西南边疆的历史,从而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华夏历史的整体框架中,塑造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历史基础;而德昂族浇花节的设立则是属于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其固然有加强族群认同与经济利益的考量,但通过这种差异性历史记忆的叙述和书写,也凸显了跨境德昂族在国家权力的介入下开始强调心理边界,以及对国家叙述的主动回应。通过对历史叙述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建构对国家的认同。第三章主要探讨缅甸民族国家进程中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缅甸自独立以后一直推进多民族国家的构建,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出发,作为绝对主权的体现,缅甸国家的统治权力势必建立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显示国家权力的存在。另一方面,缅甸境内的德昂族为了表现“政治忠诚”,也需要自下而上地建构起与现代统属关系相适应的历史表述,来建立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通过建构与缅甸的历史关联,在缅甸的历史中找到归属感,重塑对缅甸的国家意识。其次,在文字创制时,最终以缅甸语文字的声母与韵母组合,拼制而成德昂文字,建立与缅甸国家的文化关联;最后,割裂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建构起与缅甸国家共同的历史纽带。但是,由于缅甸王朝国家时期并未对德昂族进行有效的治理,缅甸德昂族与所在国缅甸的历史关联要弱于中国,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受到缅甸自上而下国家历史书写的影响,在其具体历史叙述的内容上表现出对缅甸国家历史自下而上的回应,主动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缅甸国家历史的整体框架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缅甸民族整合的不彻底性,导致了缅甸在历史叙述中未能完全割裂历史上与中国的纽带,表现出了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整合策略不一致的历史叙述话语。第四章对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比中缅德昂族回溯性历史叙述的考察,我们发现中缅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既有共性也有不同。从共性上来说,二者出于强化民族认同的动机,通过回溯性的历史叙述凸显各自在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构建中缅德昂族在各自国家历史从边缘到中心地位的蜕变。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中国德昂族对于中国历史认同构建的历史过程是基于历史上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逐步深化的经营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由上而下的“持续不断地典范历史的书写”。因此,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呈现的是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与现实指向性的结合。而缅甸德昂族则与中国德昂族不一样。缅甸德昂族历史叙述的现实指向性全面压倒了历史的客观性,“现在中心观”对其历史叙述有着强烈影响。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体现出“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综上,跨境民族是两国或多国之间边界逐渐明晰化与法理化的结果,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产物。作为跨境民族的中缅德昂族,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其历史叙述和文化建构却指向不同的认同建构,通过历史文化认同构建起来的身份认同,是为他们选择所属国的国家认同服务的。

王联智^[7]（2019）在《清前期滇西南的开发与地方社会 ——以顺宁府为中心（1659-1840）》文中认为地方社会的发展作为探讨王朝国家治理的重要视角,它所反映的是政治体制下的地方社会和民众的多样性生产生活状态。而边疆地方社会的发展又是体现王朝繁荣和稳定的重要方面,并成为巩固王朝发展的重要屏障,这也成为封建王朝在地方开发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问题。滇西南作为远离中原核心区的地理“边缘”,其地方社会的开发和地方社会的发展成为王朝治边的重要缩影。1659年,清军占领昆明,开启了清王朝对西南地方的“边治”和开发,从早期吴三桂藩镇云南到雍正年间大规模“改土归流”再到乾隆年间的清缅冲突、地方动乱,王朝的边疆治理措施和开发一直持续到1840年的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滇西南地方社会的开发也与王朝施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其中顺宁府作为滇西南边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有的地理生态和区位成为清前期西南边地地方社会发展和区域开发的缩影。顺宁府的地方文教、经济商贸和政治形态在清前期都经历了多样化的发展和受到多重力量的影响。清军进入云南伊始,顺宁府就作为重要的军事区位承担着边地治乱和边疆稳定的重要角色,并在随后的王朝治理中不断的突破着原本封闭的区域空间局面,地理生态的阻碍力量在不断的降低,地方社会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开发时期。另一方面,边地社会区域内自身的发展动力和内在动因成为清前期滇西南地方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顺宁府作为滇西南边地的组成部分,它的地理生态、族群样态、区域空间等因素在推动跨境交往、多族群的融合和边疆治理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这些区域的内在动力也使清前期顺宁府的开发并不是那么顺利,地方复杂多样的文化、族群和空间不断的削弱着王朝治策在边疆地方的影响,甚至成为地方社会发展的阻碍。这种内外交融的作用力使清前期的地方社会发展呈现出不一样的边地空间格局,并随着开发深入逐渐形成了一个地理、族群、文化为主的“边地中心”,并透过这个“边地中心”反观在清前期的西南边疆治理中所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王准^[8]（2019）在《明清云南辞赋与地域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两代是汉文化和汉文学在云南发展的重要阶段,明清时期的云南辞赋就是汉文学在云南取得新成就的标志之一。学术界有关明清云南辞赋和云南地域文化的研究关注较多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明清云南辞赋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从整个中国文学和地方文学发展的轨迹来看,云南辞赋渊源于汉、晋,发轫于元代,兴盛于明清,涵盖了包括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在内的多种赋体。明清云南辞赋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造就了造成明清云南辞赋繁荣。其中,文化因素诸如兴儒学、开科举等对明清云南辞赋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云南地域文化,以史学、文学地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视野和方法来研究明清云南辞赋是本文的特色,明清云南辞赋与云南地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在现存众多的明清云南辞赋中,描写历史、地理、物产、宗教、民俗的辞赋比较突出的体现了云南辞赋与云南地方文化的关联,彰显了云南地域文化的多样化特色,也充分体现了云南地域文化中“汉文化滇化”与“滇文化汉化”这种中原文化与云南地域文化双向交流,相互依存的特点。凸显了内地文人和云南本土文人在创作云南题材赋时的不同创作心态。集中体现明清两代云南文人的巧妙构思,是对云南地方价值的体认与再发现,也扩大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版图。从整个辞赋发展史来看,明清时期云南辞赋的繁荣也同样是对整个中国古代辞赋表现领域的拓展。云南文人和流寓云南的中原文人以具体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赋体文学在明清两代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云南辞赋在明清时期的全国赋坛始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明清云南辞赋的价值也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现为赋史价值,对清代边疆舆地赋的贡献和方志价值。集中体现了赋体文学苞扩宇宙总览人物的包容精神和恢弘气势,发挥了赋体文学的文体优势,在明清文学和云南地方文学领域都有其独特价值。

杨丹^[9]（2018）在《清代滇缅文化交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缅两国山水相连,水陆交通便利。两国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自汉代起有了中缅交往的官方记录。而滇缅之间的文化交流早于官方来往,很早就有缅人在云南居住。至明代,旅缅华侨大增,他们将中国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传入缅甸,而缅甸王朝与车里宣慰司的联姻将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影响了傣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建筑艺术等。清代是滇缅文化交流的繁盛时期。明末清初,清缅两国因永历帝入缅发生了第一次接触。乾隆十五年（1750年）东吁王朝入贡开启清缅正式交往,但同年东吁王朝灭亡,双方交往中断。继东吁王朝而起的贡榜王朝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同清朝发生战争,战后双方因为对和约的理解不同有二十多年未曾往来,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孟云遣使入贡,双方才正式建立政治关系。从这时起,清朝与缅甸选择了互利的双边政策,稳定了云南边境,伴随着清朝对云南的开发、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人口的流动,使得包括矿产资源、海盐、翡翠在内的物质交换以及南传上座部佛教在滇缅文化交流中得到长足发展,不仅延续了明朝文化交流的内容,丰富了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铜银文化、瓷器文化等交流,还开创了翡翠文化交流的先河。云南各民族的生产技术、风俗习惯与缅甸的文化相互影响、吸收,两地的文化得以交融。滇缅人民对资源的利用使得文化交流的内容颇为丰富,物质文化交流占据了滇缅文化交流的主流,华侨、商人在交流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他们往返于滇缅两地,使滇缅的物产、生产技术、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在两地交换和传播,推动了滇缅两地的文化交流与发展。本文通过以上分析研究,试图梳理清代滇缅文化交流的内容,探讨文化交流得以实现的时代背景和条件,分析文化交流的意义,以期对当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和文化交流的友好进行提供借鉴。

黄咪咪^[10]（2018）在《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装饰图案的文化构成研究》文中提出佛教装饰图案是佛教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佛教内在的文化特征。佛教建筑的装饰图案是研究当地人与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民族精神的重要实物。文章首先对南传上座部佛教进行基本论述,介绍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的布局情况,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云南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寺主要分布在德宏、临沧、保山、普洱、西双版纳等地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并以几个保存较好的南传上座部佛寺为切入点,通过调查得出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装饰图案分为融合了汉文化的建筑装饰图案与融合了东南亚文化的建筑装饰图案。通过照片资料进行比对分类,对各个建筑图案的装饰题材内容进行归类总结,解释不同来源装饰图案的搭配与契合问题,探讨在多种装饰图案文化构成能够和谐共存,协调发展的历史渊源,通过历史渊源分析多种文化装饰图案和谐共存的原因。通过对其不同源纹饰的对比分析,对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渊源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利用类型学的方法,将云南南传上座部佛寺装饰图案按照“融合了东南亚文化”与“融合了汉文化”装饰图案两类,在这两种分类之下又将图案分为动物图案、植物图案、人物图案、佛教故事图案几大类,对图案形式进行解读,解释图案的意义与内容,揭示图案在各个文化体系的内涵,并论述不同源装饰图案产生发展的因素,探讨云南南传上座部佛寺装饰图案中所包含的东南亚文化与汉文化的影响。

二、明清临沧傣族服饰和生活文化风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清临沧傣族服饰和生活文化风俗（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传承与跨越 ——桂滇地区竹筒琴制作工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空间分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南地区岩画艺术风格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世纪以来云南题材电视剧东南亚传播与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5）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前期滇西南的开发与地方社会 ——以顺宁府为中心（1659-1840）（论文提纲范文）

（8）明清云南辞赋与地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清代滇缅文化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装饰图案的文化构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明清临沧傣族服饰和生活文化风俗（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传承与跨越 ——桂滇地区竹筒琴制作工艺研究[D]. 袁寿玉.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2]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空间分布研究[D]. 余聿莹.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西南地区岩画艺术风格比较研究[D]. 孙艳玲. 三峡大学, 2020(06)
• [4]新世纪以来云南题材电视剧东南亚传播与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D]. 解晓磊.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史研究[D]. 陈燕. 云南大学, 2019(09)
• [6]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D]. 袁丽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7]清前期滇西南的开发与地方社会 ——以顺宁府为中心（1659-1840）[D]. 王联智. 云南民族大学, 2019(09)
• [8]明清云南辞赋与地域文化研究[D]. 王准. 云南大学, 2019(09)
• [9]清代滇缅文化交流研究[D]. 杨丹.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1)
• [10]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装饰图案的文化构成研究[D]. 黄咪咪. 云南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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