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柴达木放在心里（前言）

一、心存柴达木(代序)（论文文献综述）

张蓉^[1]（2021）在《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文中认为循化厅是清朝实施特殊族群管理与民族政策的典型场域,其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相当复杂,由此导致社会纠纷处理领域的“地方性”特色格外突出。经由循化厅衙门处理的案件可概分为“细故”与“重案”。历史上,该区域社会内形成了各类社会纠纷照依土俗予以裁断的惯性机制。国家权力作为介入性力量,为循化厅提供了多样化的法律适用依据。然而,“细故”案件仍应视为民间调解失败后的例外情况,衙门对“细故”诉讼和息具结乐见其成,导致其大部止步于“中间阶段”既已结案。命盗重案虽深受重视,但审理却相当灵活:对涉及藏、蒙古等的重案,本应根据特别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处断,实则多参照民间习惯法罚服完结;对涉及撒拉、回、汉等的重案,本应依照《大清律例》处断,实则为律例与“番例番规”的杂糅,没有清晰的界限划分。群体性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部落冲突、寺院纠纷、族际冲突,亦因外国势力的介入而演化为外事纠纷,总体上呈现出群体武装械斗的特点。前三类冲突频繁发生且循环往复,严重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并威胁王朝国家之政治稳定,往往形成以陕甘总督、西宁办事大臣居中协调而多方联动的应对机制。究其本质,官方对群体械斗与民间“细故”的处置并无不同:皆希冀借助地方权威充当乡老予以调解。虽每临以兵威,且有官员主张借机推行内地律例,但受制于“羁縻为政”总体统治框架以及地方社会权力网络的制约,终流于个别特例。即便涉及到“洋人”的群体性事件,被晚清政府视为头等大事者,也概莫能外。循化厅的设置,为缺乏整合而具有浓厚离散性的区域社会,提供了一个公共权力,为个体诉求“公平”与区域社会摆脱“无序”提供了可能和新的途径。然而,整体施政理念与制度设计则导致了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高度的复合性:传统民间力量依然强大,使之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区域社会纠纷不得不依赖的力量;大清律例与特殊律例名存实亡,必须借助土俗与习惯法方能行之有效。这表明,缺乏高效的国家政权建设,势必难以按照统一的法律制度处置社会纠纷,就法论事、缘法而判终究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

郑瑶^[2]（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白叶茹^[3]（2018）在《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创作现象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从元到清,有百余名蒙古族作家曾用汉语进行创作。直到建国以后,这种现象进一步得到发展,形成了各个文体完善的创作体系。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整个文坛散文热度的回升,蒙古族汉语散文也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形成了蒙汉双语共存的新格局。有百余名蒙古族作家在用汉语进行着散文创作。然而,蒙古族作家汉语写作一直处于中国文学史和蒙古族文学史的边缘位置,两种文学视野均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为了真实地反映蒙古族散文的全貌,也为了给汉语创作散文的蒙古族作家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学界理应脱离传统的文学史观,保持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将这些作家、作品纳入到研究视野中。这也正是笔者撰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学界对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划分问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所以创作主体的框定是本论文研究的首个议题。笔者以“作家族属”和“作品题材”做为准则,首先确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而后根据出生地、生活环境、创作语言的不同,将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进行了划分。并从生活环境与工作环境两方面入手,详细研究了作家创作背景,挖掘其汉语创作的原因。进而研究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情感与蒙古元素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蒙古族汉语散文在平行与交叉中体现了灵活多变的题材类型。回忆性散文、纪实性散文和记游性散文是蒙古族汉语散文的主要题材类型。其中,回忆性散文占有很大的比重。敖德斯尔、朋斯克和安柯钦夫等老一辈作家在拾回的记忆中再造纯清的孩童世界、塑造真与诗之间的人物、用二维的时间感知,在回忆中表达自己的情感。蒙古族汉语纪实性散文在新时期呈现出了小说化倾向。具体体现为人物性格典型化、叙述结构情节化、题材内容细节化。记游性散文是蒙古族汉语散文主体行走中的心灵自传。他们利用还乡机制,亲近乡村、游走自然、踏足故乡,记述着别样的还乡感触,展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探寻着民族文化的根源。蒙古族汉语散文在情感方面主要呈现出了“颂赞”与“批判”的二元话语。颂赞性话语建立在历史寻根书写的基础上。作家在身份的确认、族群的认同、原乡的溯源中显示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转化成颂赞话语呈现在文本中。批判性话语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与生活状态的批判中。批判性话语是赞颂性话语的升华,是这些作家做为蒙古民族的主人公对于蒙古大地的破坏与骨肉同胞生活状态的深切关心。颂赞性话语和批判性话语虽然分而述之,实则密不可分,这两种话语深度配合,不仅表现了作家独特的设计,更深层的展现了作家心灵世界与民族历史。蒙古族汉语散文整体来说遵循了散文的写实传统,追求创造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意味的真实。同时,他们也注重散文的意象美,通过意象建构自己的散文世界,抒发自己的情感。原型式意象注重传承,保持了蒙古族符号世界的原汁原味。象征式意象则通过文学手段,赋予了意象更深层更艺术的表达。理性是蒙古族汉语散文自律的选择。新时期以来,随着作家艺术视野的开拓和自我意识的强化,形成了以哲理来追求理性的审美风格。他们以个体生命与外在现实的相互关系作为审视的对象,用感悟自然生命与社会文化丰富了其散文世界。新时期蒙古族汉语创作是历代汉语创作实践的延续,也是蒙古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主流母语文学之外的一种特殊现象,蒙古族汉语创作拓展了蒙古文学的边界,丰富了蒙古文学的文化精神内涵。

夏宇^[4]（2017）在《“十七年”散文创作主体话语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十七年”散文创作主体话语策略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典型个案分析和文学史料佐证等方法探察“十七年”散文创作的丰富形态和文学史价值。绪论部分侧重对“十七年”散文的已有研究进行述评,并在上述研究述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本论文选题的意义和价值。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十七年”散文创作主体话语策略的生成语境。从植根于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深厚文脉、因袭“五四”散文创作的传统、激进主义思潮的持续升温三个方面探讨了“十七年”散文创作所面临的独特思想文化资源和政治文化语境。第三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部分,在阐述福柯权力话语理论和霍尔奈人际关系防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将“十七年”散文话语策略分为顺应、疏离、反抗和逃逸四个类别,并分别对应选取杨朔、沈从文、邓拓、张中晓四位代表作家及其创作情况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以较为详实的文本解读、个体创作心态的分析对上述代表作家创作状态作逼近式还原。第四部分则是对上述不同话语策略形成的原因进行探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十七年”大一统政治文化语境对散文创作主体的规训;二是从角色焦虑层面分析散文创作主体的矛盾心态。第五部分主要是对“十七年”散文创作主体话语策略的文学史价值进行评判,具体表现为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对当代散文审美形态的丰富。论文结论部分在对全文进行小结的同时,也对“十七年”散文今后的学术研究提出了设想和建议。

马丽华^[5]（2017）在《我们为什么欣赏阿里 破译阿里文史之谜》文中认为本土发声破译文史之谜迄今为止,当代人写阿里的图书,我所见者不下一二十本,从旁涉猎的更多,体裁也不限于文字,画册和纪录片都有,尤其摄影作品每见发表,从山水的奇异美到服饰的古典美,无不耀眼且养眼。须知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结束了新疆代管时期,这一地区被重新"发

鲁进^[6]（2015）在《理学核心概念的认知模式 ——以《朱子语类》为主要语料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文以理学核心概念为研究对象,以概念隐喻理论、概念转喻理论、意象图式理论、空间理论等为工具,自义理和认知关系的角度分析朱子理学核心概念,目的是发现理学认知模式的特别之处。全篇讨论的23个理学概念在整体上是内圣和外王的体用关系,在局部常是概念的体用对举的形式。体用关系有内外、先后、动静三个方面,归结为空间、时间、运动三个维度。空间和运动是我们可直接体验的内容,运动是空间之内的运动。体用概念的变化表现为位置的变化和身份或状态的变化,这种变化中有时间的先后关系和条件因果关系。位置的变化常常是由内到外;身份或状态的变化常常是由“体”变“用”;变化由“体”开始,到“用”结束。心性概念仁义礼智对应天德元亨利贞,而元亨利贞源自与四季的属性对应,反映于阴阳周期循环的意象图式。因四季与东南西北的方位有对应关系,故心性内容有时间性,空间性,对应于四季交替的运动过程。春夏秋冬、仁义礼智、元亨利贞都被隐喻为天地间运动的实体,反映于包容万理的人心,故心性概念是空间的、运动的,天理对于人心是体验的内容。自内圣到外王是旅途隐喻,可用事件-结构隐喻理论解释,包含了几个关键的意象图式:路径图式、容器图式、和力的图式。整个过程可以归结到《大学》内作为八个步骤的八条目和《中庸》以“诚”为起点的变化。理学概念隐喻可以发生在转喻之前,在该隐喻结果固化后才会有转喻现象。理学概念隐喻存在从相对抽象性的源域映射到更为抽象性的靶域的现象,这是为了更加抽象的理解;也存在从抽象的源域映射到具体靶域的特殊现象,这让具体的内容得到抽象的内涵。理学概念范畴有社会运行系统、生命系统、和物质属性的隐喻关系,概念之间因此有了整体的关联。理学心性概念的转喻显得概念之间是完全的同义关系,它们的转喻表达常有专门的语用凸显,必须完全了解语境内概念间的联系,才能正确理解它们的转喻意义。此外,理学概念间的隐喻和转喻现象的认定常常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认知域之间的关系。“一贯”、“太极”、和“中”的意象图式可囊括理学的概念关系。"一贯"的基本意象图式可叠加而形成复杂的图式,反映理学概念之间的体用有定的关系。“太极”意象图式是阴阳关系图式,也是体用关系图式,但其动态的图式可反映概念的体用无定的关系,其静态的图式反映概念的体用有定的关系。“中”的平衡图式贯穿了和心性有关的所有概念,平衡图式的稳定性使得“中”成为道德心理和行为的标准。理学概念的空间关系有彼此包容的层次关系,突出体现于五常概念,使得概念成员有全息的特点,让人伦纲常成为有规律的彼此相关的整体。

马海龙^[7]（2014）在《唐代咏青海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青海,是祖国西部一块神奇而美丽的地方。歌咏青海的诗篇,自先秦伊始至今,如涓涓细流,绵延不绝。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地处祖国西陲的青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吐谷浑王国的败亡,吐蕃王朝兴起后和唐王朝的战争,以及公主和亲与双方使节的往来等一系列活动,引起了许多诗人的强烈关注,留下了一大批歌咏青海的边塞诗。这些诗篇以特殊的题材,反映了唐代青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既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又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它们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珍贵的一部分,也是研究青海历史的宝贵资料。本论文突破单纯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窠臼,结合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军事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试图从相关学科的交叉点上,对唐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咏青海诗进行全面地、立体地透视,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知识与文化内涵,从而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从宏观引向深入。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唐代以前（先秦至隋）的咏青海诗。就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唐代咏青海诗创作的繁荣有其历史的渊源。若没有唐代以前咏青海诗的丰厚的艺术积淀,就不可能有唐代咏青海诗的繁荣。这一时期的咏青海诗对于唐代咏青海诗的创作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与低估的酝酿萌芽阶段。鉴于历史发展所固有的时段性,本章将之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四个阶段进行分别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唐代咏青海诗创作的社会环境。唐代咏青海诗的创作,除了唐代边塞诗所共具的条件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是唐王朝对青海地区的统治与开发,为咏青海诗歌的创作奠定了政治的和物质的基础；二是唐代青海地区的战戍形势,是唐代咏青海诗歌创作的现实基础。而唐代文人出塞（包括入幕、游边、使边三个方面）,则是唐代咏青海诗歌创作的重要条件。高适入河西哥舒翰幕,吕温出使吐蕃,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歌咏青海的边塞诗即是有力证明。第三章,主要论述唐代咏青海诗的题材类型。唐代咏青海诗的题材丰富多彩,创作天地极为广阔。既有咏自然地理景观之诗,也有咏人文历史风貌之诗,还有反映民族关系之诗。它们各以独特的风格和情调,从各个侧面描绘了唐代青海地区的真实景象。其中第三类诗所蕴藏的史实,为我们研究唐代历史、尤其唐、吐谷浑、吐蕃三者关系史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甚至补充了历史记载之不足。第四章、第五章,主要通过具体案例细部地研究唐代咏青海诗。我们选择了不同时间,不同原因、以不同身份亲临青海的二位诗人,即盛唐着名边塞诗人高适和中唐入吐蕃使者吕温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地分析了其咏青海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并将其与那些未曾到过青海的诗人的咏青海诗相比较,指出高适、吕温的咏青海诗因以亲历亲见为内容,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浓郁的地方特色,在唐代咏青海诗中具有典型价值与意义。并通过吕温写在青海的边塞诗,深入分析了作为使者兼诗人在异域文化背景下表现出的复杂的思想情怀,使我们对唐入吐蕃使这一特殊群体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第六章,主要以唐代咏哥舒翰诗为例论证了诗史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哥舒翰是我国历史上名垂史册的少数民族将领。哥舒翰的一生与青海地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唐诗中有不少描写和歌咏哥舒翰的诗篇。但唐诗与唐史中的哥舒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诗与史间差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社会背景及心理因素。通过对唐诗与唐史中的哥舒翰形象比较,进一步有力地证明了诗歌与历史之间既有互证性,又有差异性的特征。总之,边塞诗的研究论文不可胜数,但将研究范围定位到“点”的却不多见。这在地域文化勃兴的时代里,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咏青海诗作进一步的探索无疑具有一定开创性意义。

王勇^[8]（2013）在《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文中研究说明历史上的甘南藏区一直是草山纷争、部落冲突频发之地。20世纪80年代实行“包畜到户”以来,围绕草场、草山边界问题的群体性械斗事件有增无减,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然而,自2000年实行“草场承包”后的近10年以来,当地的草场边界纠纷事件出人预料的呈极速下降之趋势,较为严重的草场边界冲突事件在有些地方已极为罕见了。草山边界纠纷骤然下降乃至消失意味着什么?其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机理发挥了作用?这显然是一个极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从表象看,草山边界纠纷骤然下降乃至消失似乎是地方政府的“边界勘定”与“综合治理”成效的显现,但实质上却是草场承包制度被有效实施的一个“意外效果”,意味着国家政权已更为深入地嵌入到藏区基层社会之中了。这是作者多次赴实地进行田野调查后的一个重要发现。在此问题意识之下,作者尝试以草权结构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与互构为基本分析视角,从历史与现实、逻辑与实证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助推这一重大变化背后的微观机理,初步提出了“划界定牧即国家建构”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或研究结论。论文的第一部分,描述了基本的历史背景——甘南藏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历史上的甘南藏区,对于北京中央政府与拉萨西藏地方政权来说,都是一个“鞭长莫及”、控制松弱的地区,是一个“互为边疆”的区域,加之这里又是典型的星罗棋布的高原河谷地区,以及开放牧场和游牧生计方式,致使这里成了牲畜越界最为频繁、资源争夺最为严酷、部落割据势力此起彼伏的地区。为了“补政教之所不及”,旨在整合部落政治的喇嘛寺院及宗教领袖应运而生,从而形成了这里独特的、自成一体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长期治理的政治生态格局。开放牧场、游牧生境、部落政治与寺院权威之间具有高度的同构性。由于这样一种政治生态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使甘南藏区在现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视野中仍然留存着显着的“内边疆”的印痕。论文的第二部分,以甘南夏河县桑科乡为田野观察点,详细陈述和梳理了2000年前后在桑科乡实施草场承包的时代背景、组织实施、具体过程和操作方案。甘南藏区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普遍实行“包畜到户”政策的同时,却没有同步推行“包场到户”。其关键原因在于受到了草场承包的“制度费用”即“围栏草场”的成本约束。当“拉动内需”即国家补贴下的围栏建设,以及由于草原过密化而引发要素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意外地出现并契合在一起时,夏河县桑科乡的草场承包改革才真正得以启动。“草场承包”即“铁丝围栏进草原”可谓是藏区畜牧业发展历史上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藏区“大历史”中除吐蕃王朝即藏传佛教统一青藏高原这一“历史关节点”之外的另一个“历史关节点”。论文的第三部分,是对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综合比较分析。草场承包带来了一系列“意外效果”：围栏草场在很大程度上事先防控了过去开放牧场时代频繁发生的牲畜越界事件以及连锁引发的毗邻部落间的群体性冲突,这等于间接地“悬置”了以“仲裁者”为“志业”的藏区魅力型和传统型权威——寺院喇嘛和部落头人,从而为政权“间接并和平”地沉入／嵌入藏区基层社会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从魅力型和传统型权威这样的“事后救济型权威”到以国家为代表的“法理型权威”即“事先防控型权威”的更替,根本上是草场“界权成本”最小化所带来的,而不是有目的“周密规划”的结果。与草场承包相伴随的定牧定居,真实地实践了“使有恒产,不致游走”这样一个历代中原王朝治理西北边疆游牧民族的梦想。草场承包也在无意中实现了甘南藏区国土资源的首次“清点”和措哇的“去政治化”,为“村治”的重建提供了契机。论文的最后是结论,以及对结论的提升和反省。从大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看,“划界定牧即国家建构”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或研究结论可以更一般地提升为“空间层化即国家建构”。中心层化空间——“中原”,向边缘“平滑空间”——“四夷”——不断拓展,是大中国国家建构规律的核心秘密。具体而言,空间层化即从定耕确权到划界定牧——由“中原到四夷”,乃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逻辑。中国西北地区的空间层化这一历史逻辑进程的展开主要是经由被最早实现空间层化的东南（中原）中国所不断产生的“社会经济剩余”所支撑和开启的。这是一个国家疆域由边徼到内地,从以边为界到边外为界的过程。这显然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近现代欧洲国家建构/形成模式的独特的国家建构/形成类型。其显着的特点是“要市场和产权,但是不要战争”。当然,随着信息时代、海洋时代和太空时代的到来,陆域或物理意义上“空间层化建国”的理论已显得粗陋和浅薄,亟需进行“边际创新”,这正是本文需要在今后继续跟进研究的问题。

罗绍明^[9]（2013）在《民国时期西藏政策研究 ——兼论涉藏事务中的藏族精英》文中研究说明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开始了从传统帝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存在明显的波动现象，期间，中央政府对藏政策与举措、西藏方面的反应和行动出现相应地的演变。毋庸讳言，在列强殖民入侵的冲击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及外国势力对藏事横加干预下，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甚至出现某种“独立”的倾向。不过，这种政治主张在民国时期的西藏政坛不仅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始终遭到“内向”派及僧侣阶层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在西藏社会中也没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一方面，民国中央政府以国家统一为目的的“中华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与实践，以及对西藏采取的各种政策与措施，使得中央与西藏维系了基本正常的关系；另一方面，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各界藏族精英在此期间进行的有利于“中华民族”国家统一和西藏民族前途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不同程度上使得西藏延续了自元以来与中央政府所保持的传统的政治隶属关系。因此，要研究民国时期的西藏政策，必须结合中央、西藏地方及国际环境三个层面加以探讨，方为全面。学术界对于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央关系已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关于西藏政策方面的研究，论者大多瞩目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和措施，往往仅满足于对此作资料性的梳理，或对政策得失作是非评判，不见有人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各界藏族精英人物在“中华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的反应和行动进行系统的专门研究。然而，民国时期的西藏政策、中央与西藏的相互关系是直接关涉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两个方面的，研究中的割裂与缺憾，不利于把握西藏与中央关系演变的整体脉络。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民国时期的西藏政策，结合探讨民国时期民族理论的演变，以及藏区各界藏族精英在“中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作出怎样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并对他们在民国西藏与中央关系史上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分析。本文拟从民族学、历史学的视角，遵循“论从史出”的原则，以精英研究为切入点，以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及民国执政者的民族思想、治藏政策与措施为研究对象，兼及西藏前后三位政教首领十三世达赖喇嘛、热振摄政和达札摄政、后藏政教领袖九世班禅、西康政教首领诺那呼图克图、西藏特使贡觉仲尼和刘曼卿、康藏精英、藏区抗日志士、西藏革命党等藏族精英（集团）的政治选择和政治活动，探讨中国在由传统帝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力量对西藏地方发展、国家统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同时，从“中华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与实践、及西藏地方政治文化和外部国际环境的宏观角度，探讨民国时期的西藏政策、民族理论、以及西藏与中央相互关系演变的规律。

毛毅静^[10]（2012）在《影像记忆与教育变迁：1910-2010年代的中国教育生活》文中提出教育是一个恒久长青的话题,更是我们口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中国处在个制度、文化、生活方式蜕变的时代。不断变化中的社会及教育,改变着一代代人的命运和境遇。从一个别样的视角审视中国教育的问题,关注时代洪流中的中国教育发展,这是充满挑战和魅力的。本研究以影像进入教育现场,主要跨越两个主要的视角：纪录片的视角和教育的视角。透过对教育纪录片中传达的教育生活的分析,检视中国教育,主要是解放后60年间的教育变迁与发展中有意义和意味的事件。纪录影像是以镜头为工具、影像为媒介、以人性化的视角触及教育者、受教育者们的生活,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对于教育记录片而言,更是作为一种对事实的反映和纪录,承载着教育的理想和使命。因此,通过影像与教育的“话语”相互佐证、交叉阐述,还原一个又一个中国教育的现场。多角度、多层次地追踪并描述中国教育的问题,聚焦于教育民生和日常教育生活实践,通过镜头下的叙事“深描”关注平民的教育生活。这不仅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补遗,更在探究过去、现在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目的的同时,也给未来的教育提供样本和启迪。更重要的是通过影像这一媒介,刻画出在时代进程中人们对教育的理解以及教育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而且,透过纪录片还原的中国教育的样貌,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环境。这里呈现的故事、场景、片段、人物都是鲜活的、温暖的,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更是一部别样的教育史。基于影像的教育研究也是观察近现代中国教育的一个独特的、连续的视角。这种视角是直达中国教育问题核心的有效途径之一,并为教育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话语方式。本论文从大量原始的影像素材和资料入手,聚焦中国教育的历史现场,通过对现场的不同方式描述,试图探讨在纪录片话语中不同现场呈现和交织出的中国教育生活样貌。论文的写作思路和结构如下。第一章：分别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及论文基本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主要追溯早期影像肇始,聚焦了1949年前中国教育纪录片的发展脉络。梳理早期1949年前的教育纪录片历史,尤其回顾了商务印书馆的开拓性的拍摄实践及挖掘了尘封多年,已语义不详的教育纪录片、教育电影协会的历史档案。第三章：进入国家意识的影像档案库,关注于建国后1949年-1967年间影像中的教育话语,聚焦在各种政策文本和影像素材,其中特别是“新影”素材中的教育片段。将影像的视角和教育的视角并置在一个平面上,把来源于官方的素材以镜头重叠的方式交替呈现,试图通过卷轶浩繁的《新闻简报》中的社会主义初期的宏大的教育叙事和影像简报的介绍及叙述,力求简洁地还原现场。从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观看”并生成教育“见证”的功能。第四章：还原并梳理了政治年代的影像,将1966之后文革期间的教育影像做了标识。这些目前仍然被封存的纪录片影像中的教育话语,通过文本与影像的交互引证,分析了这一阶段的影像特征,并对其进行分专题式的讨论,力求还原一个沉重的历史背景下的教育现场。探究遮蔽在镜头之后的教育的核心价值、问题和意义。第五章：域外视野中的中国影像,探讨了国外导演在中国的拍摄实践,以影片为样本,比较视角差异导致不同的影像之间的中国教育的影像记忆,发掘镜头之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细节,试图探究在外国人眼中不同于《新闻简报》的影像意义。第六章：研究了转向平视的大众影像,聚焦改革开放后体制内的教育影像创作和发展。以纪录片个案的组合,通过镜头话语的交互引证、分析,透视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教育生活的一个个侧影。追问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教育事件和场景,并借助摄像机的深描,来观察、放大、研究教育现场,试图让教育的意义自然流淌。第七章：剖析了世纪之交追求独立的影像,并延续第六章讨论的大众影像,两者加以区分,重点落在体制外的独立制片。深入挖掘了体制外的独立纪录片的创作和精神,同时追问了教育纪录片的创作和影像的价值意义。通过对导演作品的分析,呈现中国当下影像创作中的教育的面貌。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教育的历史,影像必须出席。直击一个个现场或许能更逼近教育的真相。提出教育研究的当务之急不仅需要挽救时代的影像,同时也要思考影像背后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通过镜头话语的呈现和分析,提供跨学科教育研究的一种新途径。

二、心存柴达木(代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心存柴达木(代序)（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2）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十七年”散文创作主体话语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理学核心概念的认知模式 ——以《朱子语类》为主要语料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唐代咏青海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西藏政策研究 ——兼论涉藏事务中的藏族精英（论文提纲范文）

（10）影像记忆与教育变迁：1910-2010年代的中国教育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四、心存柴达木(代序)（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D]. 张蓉. 兰州大学, 2021(12)
• [2]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D]. 郑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3]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D]. 白叶茹. 内蒙古大学, 2018(12)
• [4]“十七年”散文创作主体话语策略研究[D]. 夏宇. 湖南理工学院, 2017(02)
• [5]我们为什么欣赏阿里 破译阿里文史之谜[J]. 马丽华. 西藏人文地理, 2017(02)
• [6]理学核心概念的认知模式 ——以《朱子语类》为主要语料的研究[D]. 鲁进. 浙江大学, 2015(04)
• [7]唐代咏青海诗歌研究[D]. 马海龙. 陕西师范大学, 2014(12)
• [8]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D]. 王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6)
• [9]民国时期西藏政策研究 ——兼论涉藏事务中的藏族精英[D]. 罗绍明. 西南民族大学, 2013(07)
• [10]影像记忆与教育变迁：1910-2010年代的中国教育生活[D]. 毛毅静.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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