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勇于坚持舆论监督 热忱关注弱势群体（论文文献综述）
王蕊[1]（2021）在《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内蕴无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要求党的年轻干部必须始终践行并传承下去。青年公职人员是党的年轻干部队伍的主要后备军和人才储备力量,是年轻一代国家行政的主体,是未来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年轻干部的道德建设工作,在多次会议和讲话中强调年轻干部要讲政德、立政德、修政德、强政德,青年公职人员道德虽不完全等同于年轻干部政德,但其内涵价值也自然蕴蓄其中。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的道德状况不仅代表着整个职业群体的道德总水平,还对全社会的道德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关乎整个民族的道德进步和文明发展程度,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因此,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在新时代尤为重要,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工作尤为紧迫。新时代强调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不仅对规范青年公职人员自身行政行为以确保正确履职尽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更是新时代为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铸魂补钙”所必须施行的关键举措。强化青年公职人员的道德有利于在国家行政人员群体中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信仰之钙、把稳思想灵魂之舵、秉承民族精神之脉。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应以政治品德建设作为中心和统领,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作为基本准则,深度融合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基本纲要中的总体要求和四个基本着力点,同时注意结合青年公职人员的特质和优势,为促进并形成更高水平的青年公职人员道德而不懈努力探索。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工程的顺利推进以及建设目标的最终达成需要将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与扎实可行的实践探索紧密结合,以尽快在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内外布局中形成强大合力获取最优效果。为此,本文特采取理论研宄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将全文共划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详细论证与分析: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学界目前关于相关论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行文思路、逻辑架构、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何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等,奠定了本论题的研究基础和起点。第二部分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相关问题概述。分别对公职人员、青年公职人员、青年公职人员道德三个核心概念进行阐释和界定,同时对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各方要素包括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原则、主要内容等进行具体解析,以此明确本研究的主体和价值。第三部分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理论资源。本章节分别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理论、国外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做法与经验借鉴等四个层面出发,作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理论之基,为后续章节相关结论的得出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第四部分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问题及成因。这一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部分。首先,对目前我国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现状加以概述,这部分内容主要突出我国在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具体包括:青年公职人员的个人素养多维提升、道德认同显着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卓有成效、先进道德模范层出不穷等几个方面。紧接着,明确指出目前我国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现存主要问题在于:理想信念面临挑战、教育培训效果欠佳、制度体系存在缺陷等,并针对现存问题着重从思想观念、制度机制、社会环境三个层面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可能导致上述现存问题出现的原因。本部分内容的论述为下一篇章部分提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优化路径明确了方向。第五部分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优化路径。这是本论文的又一重点部分。本篇章中认为,为了更好的解决和优化上一部分中指出的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现存主要问题,首先要把握两个基本前提,即注重顶层设计和抓牢“关键少数”。紧接着重点从深化青年公职人员自身道德修养,以实现“以心修德”;强化青年公职人员道德教育培训,以实现“以教强德”;完善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制度设计,以实现“以制固德”;优化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环境,以实现“以境养德”等几个具体层面着力展开相关论述。通过编织全面、系统、安全的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网络,形成科学、有效、灵活的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发展模式,加快提升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水平,有效促进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马跃[2]（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党保持蓬勃生机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把青年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代表青年、赢得青年、依靠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寄希望于新时代中国青年,对新时代中国青年赋予极高地位,号召新时代青年勇担时代使命,堪当时代重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接力奋斗,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青春智慧和力量。从外部条件来看,我们当前面对的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范围各种势力与我们争夺青年更趋激烈。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来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提升党对青年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消除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毒瘤,避免“颜色革命”与“和平演变”。再加之新时代青年出现新的特征变化,以及青年发展存在滞后性的现实要求,党和国家要推动全社会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号召党团组织把青年工作做实、做细,用极大力量做好青年工作,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对于继续丰富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了时代自信,为新时代青年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新时代做好青年工作的行动指南,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重大实践意义。本研究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宏观的论证青年作为整个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对国家、民族、党以及世界的作用;微观的分析青年作为独立的社会群体在新时代下所表现出的新特点。采用历史研究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新时代中国青年为什么要承担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分析新时代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与方向。采用比较分析法,分析新时代青年身上的优缺点;青年与基层群众的区别与联系。采用数据分析方法,以表格对比的形式分析新时代党员队伍结构发生的显着变化。最后,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青年理论指导青年工作,助力青年成长成才。论文结构框架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分析论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通过深入剖析国外学者青年研究理论与派别,形成对青年学的初步认识,总结国内外学者对青年研究的现状综述,为研究提供理论参考。理清研究思路,确定研究方法,分析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论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概念和来源。第一部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所涉及的基本内涵进行理论诠释。分别对青年、青年观、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概念进行逐一解读。第二部分,探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来源,其分为理论来源和文化来源。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青年观,也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青年观。文化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也来源于近代青年运动的文化自觉。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支撑。第三章,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形成背景与发展历程。第一部分,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形成背景,面对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国情要求、国际范围争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世情需求、党要巩固和扩大青年群众基础、当前中国青年发展的滞后性和新时代青年呈现出新的特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应运而生。第二部分,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发展历程。这一理论的形成经历了“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的孕育阶段、实施人才战略的萌芽阶段、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探索阶段、以及形成与发展阶段。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并丰富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科学性提供了实践基础保障。第四章,重点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主要内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内涵丰富、意蕴深远,主要包含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地位与作用。包括新时代中国青年是党和国家的希望与未来,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和先锋力量,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力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二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与担当。新时代中国青年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历史使命,新时代中国青年要通过树立远大理想、永葆爱国情怀、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这六点要求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教育与培养。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中心环节,以理想信念激发青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青年,以综合素质教育实现青年全面发展。四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组织与领导。新时代要加强党对青年的全面领导,阐述共青团组织在新时代的改革再出发,共青团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团的工作主线,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团的政治责任,将强“三性”去“四化”作为新时代的团改目标。深入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主要内容,为凝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理论特性和价值意蕴做铺垫。第五章,重点凝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理论特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体现出三方面的理论特征。培养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以中国精神为内在推动力,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提出“党管青年”原则,青年人才的重视与培养,青年干部的培养与任用以及“青年首先要发展”战略,体现出了政治性和战略性的统一。做知行合一的新时代青年,加强青年对外学习与交流,围绕青年特点开展青年工作体现出这一理论的实践性和规律性的统一。第六章,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体现出的价值意蕴。理论价值体现为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新时代延伸,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实践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了时代自信,为新时代青年发展指明了方向,是新时代做好青年工作的行动指南。第七章,提出要努力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从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层面,全方位多措并举,开展践行活动。一是要举国家之力,落实“青年首先要发展”战略,党和政府要做青年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增强团对青年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服务能力。二是要聚社会合力,统筹社会各方资源协同共育青年,家庭要帮助青年系好“第一粒扣子”,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促进青年健康发展。三是要提升高校育人水平,高校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立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四是要践个人之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新时代青年运动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总之,通过系统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根据习近平自身的青年生活经历、多年执政经验与治国理政的青年工作中探索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创新性。二是论文关于近代青年运动文化自觉性的文化来源探究,尤其是分析了五四精神对于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影响,体现出创新性。三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理论特性研究具有创新性。四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价值意蕴研究具有创新性。五是分别从国家、社会、学校、个人四方面提出要努力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路径选择体现出了创新性。
刘华超[3]（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高云亮[4]（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陈伶浪[5]（2020）在《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研究》文中提出劳动模范（简称劳模）是党和政府授予在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取得显着成绩的劳动者的一种崇高荣誉称号。劳模精神是通过劳模行为体现的,并通过劳模表彰得到承认,是劳模在社会实践中所展现的价值观念、道德风范、精神风貌、行为准则等。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瑞金就涌现了劳模表彰运动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劳模表彰工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劳模表彰作为发动群众、联系群众、为了群众的制度固定下来。一部我国劳模运动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史、振兴史。一代又一代劳模以平凡的劳动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劳模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积极倡导下,历经近90年的演化,劳模精神的内涵功能不断丰富完善、示范引领作用越来越凸显,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劳模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始终把其作为影响、带动和鼓舞亿万劳动群众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而不懈努力的风向标和精神动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劳模座谈、考察调研、劳模大会等不同场合多次就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充分发挥劳模作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对进一步在全社会广泛弘扬劳模精神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发扬光大劳模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新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劳模精神无疑是新时代最具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精神力量。因此,加强对劳模精神的研究,挖掘、阐释这一“精神富矿”的内涵功能、时代价值、弘扬路径等,对于充分焕发亿万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激发职工群众的创新活力、迸发职工群众的无穷力量,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建功立业、展现风采、再铸辉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正是以劳模精神起源于何时?劳模精神的内涵是什么?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有何困境?新时代如何弘扬劳模精神?这4个问题为主线进行探析研究。首先追溯了劳模表彰运动的历史起源,以及劳模精神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所发挥的巨大精神引领作用,并创造性地将我国劳模精神内涵的嬗变历程划分为萌芽期（新中国成立以前）、雏形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形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完善期（新时代）,同时针对每一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劳模精神所展现的特色加以研究。在此基础上,比较详细解读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的深刻含义以及劳模精神所具有的激励教育、示范引领、文化影响等功能作用,而后得出我国劳模精神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从实践层面看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主流媒体的大力宣传、人民群众的广泛尊崇、工会组织的积极作为以及劳模群体的自我弘扬;从理论层面看,其根本原因在于有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作为理论基石、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指导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习近平关于劳模精神的重要论述作为理论指导。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绘就了新时代的宏伟蓝图,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新时代仍然是一个奋斗的时代,需要有劳模精神的力量、劳模精神的作用、劳模精神的激励,从而进一步激发广大劳动群众以脚踏实地的干劲、勇往直前的闯劲、攻坚克难的钻劲建功新时代。然而,在现实工作中,劳模精神的弘扬也确实遇到了一些困境和问题,本文阐述了社会认识偏差、社会功利化、多元价值观、西方意识形态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分析了由于普通劳动者地位有所弱化、工人阶级归属感有所淡化、劳模管理服务仍存在薄弱环节、劳模精神宣传教育还不够到位等原因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面对这些困境和问题,本文阐明了全社会只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四最”劳动精神,坚持倡导正确的劳动观,就能提高认识、主动作为,自觉弘扬、传承、践行劳模精神,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要创新方式方法、完善制度保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意见建议。
袁蕊[6]（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徐雪闪[7]（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切实推动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以适应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和政治旨归。在新时代,如何全面审视问题和成绩、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趋势和走向、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符合中国政治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以此为主题,力图在总结经验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多学科交叉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中国共产党推进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对策思路。全文结构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绪论介绍论文的选题依据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研究的总体框架。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论述政治文化和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相互关系,把政治文化社会化寓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目标中并概括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特征和时代价值。第二章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思想资源,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根本指导地位,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指导价值,同时探讨西方政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理论对我党推进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镜鉴。第三章回顾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实践历程,以政治文化建设问题为线索对革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十八大以来三个阶段的重要史实进行剖析,进而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经验。第四章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认清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所面临的社会转型、党内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文化全球化等多种挑战的客观环境和约束性条件,站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布局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大格局的逻辑起点。第五章阐述构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现实路径,提出要以经济建设筑牢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经济基础,要以求真务实作风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意基础,要稳步推进反腐倡廉涵养理性的社会心态,要通过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舆论导向、理论创新加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制度保障,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政治文化社会化提供价值指导,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李堃[8]（2020）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内监督在现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处于枢纽和核心地位,其监督效能直接影响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党内监督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党内监督,在长期的强化党内监督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直击管党治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壮士断腕的政治气魄和勇气,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党中央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不断强化党内监督,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和解决,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权威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既是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本文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强化党内监督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和路径。要坚持五个党内监督主体协调发力、坚持信任激励与严格监督相结合、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配合、坚持依纪依规依法监督执纪问责。在遵循必要原则基础上,还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强化党内监督。一是优化整合党内监督要素资源。积极培育党内监督文化,转变党内监督价值理念,营造党内监督良好生态。二是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制度。建立健全容错纠错制度,制定诬告陷害处理办法,健全完善党内质询制度,试点施行党内听证制度,推进纪法衔接双向互动。三是推动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对纪委监督以增强内生动力,优化派驻机构改革提升监督效能,健全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工作机制。四是增强党内监督方式方法针对性。注重党内监督在精准上发力,拓宽党内监督技术手段空间,提高党内问责精准性、实效性,强化突发事件处置监督保障。五是健全党内监督的效能评估体系。党内监督效能评估需要遵循基本原则,建立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采取有效的评估方法,加强组织实施,保障评估工作顺利开展。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原则和路径,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和改革中继续强化党内监督,完善自身建设,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权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黄莉[9]（2019）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产生的一种情感依附与心理归属,是社会成员在思想上对政治体系产生的强烈信仰,在行动上更加规范与自律,以使自身政治行为与所信仰的政治体系要求之间尽可能地保持一致。政治认同无论是对社会成员还是政治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学生群体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青年基础,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后继力量。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稳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是否光明。因此,研究大学生政治认同对维系和增强我国的政治认同以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期与深水区,国际国内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凸显。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各种新媒体异军突起,一方面凸显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渠道与途径,使得公民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意志、政治信念、政治行为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政治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使之趋于复杂化。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社会上思想最为活跃且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大学生网民群体最易受到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及其环境的影响,其政治认同状况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简言之,作为网民重要群体的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在新媒体环境下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景象,这亟需引起我们的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新媒体作用。习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论述,强调新媒体在治国理政、定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景象,积极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我们应当以立德树人原则为基础,利用新媒体化解负效应、善用新媒体传播好声音、巧用新媒体凝聚新共识,找到新媒体环境下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正道,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培养出合格人才。本文从新媒体与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基本概念入手,将大学生政治认同划分为政治价值认同、政治实体认同、政治工具认同和政治效能认同四个具体维度,并从上述四维度出发开展实证研究,通过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在政治认同四维度上表现出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概括出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总体状况与双重变化。从总体状况看,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现状在主流上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谓认可与质疑交织。这种现状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它直接导致了大学生政治认同出现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双重变化。从积极方面看,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态度从消极型转向积极型,认同类型从潜藏型转向主动选择型;从消极方面看,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在政治认同方面出现了明显的虚假认同趋势,且政治信仰弱化加剧,政治认同状态更具暂时性与易变性。新媒体环境下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全球化不良影响经由新媒体凸显、社会转型问题被新媒体放大、新媒体自身固有特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非有效引导,以及新媒体环境下的教育变化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结合我国在不同媒体环境下开展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经验教训及国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民众政治认同的经验教训,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总结了国内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政治认同的规律,并与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大致对应,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对策,分别是:其一,新媒体环境下以“四个自信”引领大学生政治认同;其二,新媒体环境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以消解全球化不良影响;其三,新媒体环境下深化改革为促进大学生政治认同创造条件;其四,高度重视并正确管控新媒体;其五,正确对待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其六,改善新媒体下的教育环境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孟燕[10]（2019）在《慎议治理系统的理论解析》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慎议治理系统（deliberative governance system）。对慎议治理系统的理论解释建立在慎议系统（deliberative system）与慎议治理（deliberative governance）的相关分析基础之上。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慎议治理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传输以及系统本身的实现条件;研究目的则在于通过对慎议治理系统进行理论解析,为慎议治理的发展方向及其问题解决路径提供整体性与理性化思考。当前,学术界对于deliberation一词的翻译主要存在三种形式:一是协商（如陈家刚等学者）,二是审议（如陈东升、林国明等台湾学者）,三是慎议（如顾肃、谭安奎等学者）。本文采取慎议的译法,主要考量如下:一是deliberation一词的本源涵义。Deliberation是主体间话语交往形式之一,涉及到对某事的仔细考虑和讨论,内蕴的是审慎思考和相互论证的思想。“慎”同时包含慎重与慎思之意,“慎议”的译法能够相对准确地概括deliberation一词的语义;相较而言,协商作为主体间交流方式之一,侧重合作与商量;而审议则体现为审查与评议的过程。二是慎议理论（deliberative theory）生成于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慎议民主思想（deliberative democratic theory）形成于对西方国家竞争性聚合民主的反思,体现的是慎议参与者进行论点交换的主体间性过程以及根据相关理论和论证进行反思与判断的主体内部过程,其蕴含的价值是平等性、互惠性、反思性与责任性等。对比而言,协商政治（consultative politics）根植于中国的非竞争性政治生态,内蕴的是“和合”辩证思维。在实践中,协商侧重政党之间、党群之间、政社之间等所进行的针对特定事务展开咨询与商量。现代中国协商政治承袭于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协商共治的成功经验,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民主的发展框架与中国的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互嵌逻辑。此外,审议的政治过程通常涉及主体之间的审查关系,并不符合西方慎议政治对于主体作为平等的对话参与者并享有平等政治影响机会的界定。本文的立基点限定于慎议理论与慎议实践,因此综合考量,本文采取“慎议”的译法。具体而言,慎议治理系统是在慎议系统理论模型与慎议治理现实实践的基础上搭建的理想类型1。慎议治理系统内部包含由多元慎议治理场域构成的多层次结构,即慎议治理子系统。基于分工原则,慎议治理主体聚集于各个慎议治理子系统中,适用相应的慎议规则,承担不同的慎议任务,发挥各自的慎议功能;慎议治理子系统通过信息流与反馈流链接起来。流的传输建立了慎议治理子系统之间的合作与迭代慎议关系,促使慎议治理系统的整体功能实现。慎议治理系统是慎议治理行动的发展方向,旨在全面调动治理资源,实现有序的治理状态。在过去三十年间,西方国家遭遇日益严重的持续性治理挑战,既涉及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趋势对传统国家治理能力的冲击,也包括复杂抗解议题增长以及公民信任度下降促使政府改革政治精英与技术专家联盟的封闭式决策模式。在此背景中,西方国家政府开始着力进行公共治理创新,不断推进治理改革,并试图以开放的合作思维重新定义政府与普通公民、组织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慎议理论与慎议民主思想的发展逐步更新西方政府关于公共参与方式与公共参与效能的认知,并将慎议参与机制应用于政策过程。通过设计慎议论坛,所有受治理问题影响的治理主体将被包容并授权参与治理,依据平等、公开、相互尊重的慎议交往过程产生对于问题解决方案特定形式的同意,作为制定治理决策的合法性依据。这就形成了一种基于慎议的新治理方式,即慎议治理。虽然作为一种授权参与式治理形式,慎议治理通过向普通公民授权,将其重新置于决策过程的核心,并且基于主体间性慎议建构主体相互关系,明确主体治理责任,但是在实践中,慎议治理仍然没有解决主体包容、过程平等以及结果衔接三个层面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慎议治理的实践困境与慎议民主所面临的实践挑战具有相关性,这根源于慎议治理与慎议民主的互嵌式发展逻辑。实际上,西方民主的慎议发展转向催生了政府的慎议治理创新思维,使治理活动更加关注通过主体间话语交流和反思判断形成公共认知和决策意志;而关于治理主体的慎议行为规范、慎议机构设置、慎议程序设计以及慎议结果效能等思考亦根植于慎议民主理论及其应用。因此,慎议民主在对慎议治理发展提供相应支撑的同时,其在经验社会中所面临的挑战亦构成慎议治理不得不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慎议民主规范性理论对于话语共识的要求话语共识的追求往往对普通公民的慎议技能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这就造成慎议过程中对弱势群体的实际排斥,而且也未能解决两大棘手问题,即如何在大规模社会以慎议民主程序实现民主决策制定,以及如何将慎议民主嵌入既有的代议制民主结构。在此背景中,慎议民主的研究开始从离散的慎议民主实践转向整合的慎议系统分析。慎议系统强调慎议发生在宏观公共领域以及微观政治领域中的各种慎议场所,既相互区别又彼此依赖,依据特定方式联结成整体。然而,慎议系统理论并不认为所有慎议场所中的个体或要素必然是慎议的或民主的,这就造成慎议系统边界的模糊性;此外,该理论也并未就普通公民的慎议作用及其慎议结果如何成为正式决策的依据等问题作出明确回答。虽然慎议系统理论本身仍需完善,但是该理论的出现使人们更加关注现实中慎议治理实践的系统性转型,并尝试以系统性思维解决慎议治理在主体包容、程序平等以及结果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在对慎议系统理论与慎议治理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规范性研究的角度描绘慎议治理系统并对其展开理论解析,重点关注慎议治理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慎议治理系统的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传输以及实现慎议治理系统的条件。本文的研究框架将围绕此设定:第一章为导论。在阐述研究背景之后,界定研究问题;此后就慎议系统与慎议治理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综述,奠定本文的研究基础;同时明确本文的研究内容及其意义,选择有助于推进本文研究顺利展开的研究方法;此外,本章也指出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第二章为慎议治理系统的理论基础。明确慎议治理概念是进行研究的前提。在从主体协作、慎议行为与公众定位三个核心要素明确定义慎议治理之后,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问题、治理工具以及治理结构为基础建构分析框架,进一步解释慎议治理。在当前西方民主国家,微型公众论坛是当今实践最为广泛的慎议治理载体。微型公众论坛中所包容的参与主体代表了普通公众的微观形态,它能够将非正式慎议领域与正式慎议领域联系起来,把关于复杂问题的公共认知及其相关信息分别传输到行政机构与普通公民,而且通过对话语的抽象、限制和综合来促进普通公民慎议。微型公众论坛的实践使得普通公民、专家以及决策制定者之间实现了平等沟通的可能性,有利于增强公共决策的合法性,激发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并且改善当前的治理水平。此外,慎议系统的理论也是建构慎议治理系统关键的理论基础。慎议系统模型立足于哈贝马斯与德雷泽克关于不同慎议部分的关联分析,包括序列慎议系统、整合慎议系统以及迭代慎议系统三种类型。其中,序列慎议系统将慎议任务被分配到代议制民主运作过程的不同阶段,每一阶段的慎议机构遵循各自的慎议标准,实现相应的慎议美德。该模型的明显缺陷在于,系统的主要参与者被限定在政治精英,因此该系统也被称为“慎议的熊彼特主义”。同时,序列慎议系统中内的元素可能都不会符合慎议民主标准,特别是讨价还价等行为严重破坏了慎议民主的理想。此外,也未强调后一阶段需要向前一阶段进行反馈和回应。整合慎议系统强调话语领域的多样性及其之间的联系。不同的话语领域具有各自的慎议优势,包容不同的慎议行为者,以不同的方式和标准进行沟通。微型公众是连接正式与非正式话语领域的主要桥梁。整合慎议系统并未阐明微型公众的合法性问题,也并未详述如何规避系统内的飞地慎议风险。此外,整合慎议系统如何嵌入既有政治体系的问题也未得到解决。迭代慎议模型主要强调慎议机构之间以及慎议机构与非慎议机构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慎议民主的自我纠正与自我调整的动态能力,进一步反映了慎议民主原则的道德暂时性与政治暂时性特征。迭代慎议系统模型修复了前两者的精英主义倾向与话语领域的封闭性弊端,但是其也隐含着决策效率降低等明显的劣势。第三章为慎议治理系统的构成要素与相互关系。在本质上,慎议治理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慎议治理系统中存在大量的异质性主体,主体聚集构成不同的慎议治理场域,进而形成慎议治理系统的多级层次。慎议治理主体的慎议行为具有典型的适应性特征。在本质上,慎议行为包括话语表达行为与话语交往行为两部分,前者是慎议治理主体的信息输出载体,而后者则是慎议治理主体接收其他人信息并进行批判性思考并作出适时性反馈的过程。在对话交往行为中,慎议治理主体能够获知彼此的观点,要求对方为其话语提供理由与论据进行说服。此外,慎议治理主体以慎议的方式解决治理问题的过程也是其唤醒、分解并重新组织其内部积木块的过程。慎议治理主体的内部积木块表现为其以往积累的知识、经验或技能。最后,慎议治理主体的慎议行为可以由刺激—反应模型来定义。刺激为慎议治理主体所接收到的慎议结果等信息资源;而反应则体现为慎议治理主体的迭代慎议行为。慎议治理系统的内部结构形成于不同慎议治理主体聚集生发的介主体,介主体的聚集则构成介介主体,即议题识别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意见构成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以及决策制定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其关系体现为分工与合作关系以及迭代慎议关系。其中,议题识别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中的慎议治理场域为所有普通公民提供参与慎议治理的空间和机会,其慎议标准体现为开放性、探索性与合作性,慎议任务则在于对彼此的利益和关切以及慎议治理议题本身形成深度理解,产生结构化的公共认知,为意见构成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内的慎议提供内容输入。意见构成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中的关键慎议治理主体的慎议行为主要发生在微型公众中,慎议规则遵循包容性与反思性;慎议任务在于形成能够代表集体立场的并且被共同接受的慎议结果。该系统的慎议功能体现为承上启下的两部分:激发公共领域子系统中慎议治理主体进一步的慎议行为;以及为政治领域子系统中的慎议治理主体提供慎议内容与决策依据。决策制定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中的慎议治理关键主体是专家与公共机构人员等精英群体,其主要的慎议活动发生场所为政府各部门、议会及其委员会等公共机构召开的慎议会议,慎议规则体现为相对的私密性,慎议任务则是在内部封闭慎议以及与意见构成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进行迭代慎议的交叉过程之后形成正式治理决策。第四章为慎议治理系统的内部传输。慎议治理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存在大量的信息流与反馈流。流的传输产生于慎议治理系统的多孔性结构以及系统性功能的实现需求。首先,系统内部的多孔结构允许关键慎议治理主体利用慎议治理子系统边界的孔隙进行个体流动、信息传递与话语渗透;允许慎议治理子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与相对开放性并存。系统内部的多孔结构产生于民主社会的公共参与结构与公共参与需求。其次,系统性功能的实现需求也是产生慎议治理子系统之间传输的重要原因。其中,认知改善功能要求慎议治理主体通过慎议交流过程中的学习与反思更新对于特定议题的认识与判断,这需要慎议治理主体接触外部信息,学习并批判性反思其他主体的观点与立场。增进共同理解功能则意味着需要通过不同子系统之间的迭代慎议程序增进所有慎议治理主体对彼此认知的共同理解程度,进而产生合作理性,奠定集体决策的基础,以期解决治理主体共同面临的问题。为了实现该功能,在慎议治理系统中实现“元共识”十分重要。此外,民主决策功能是慎议治理系统的根本功能。民主决策既需要慎议治理主体对慎议议题及其相关事物形成真实认知并建立共同理解,也需要慎议治理主体平等对待所有在慎议过程中探索的观点及其支撑性理由。特定的传输机制使得慎议治理主体能够整合分散于各个慎议治理子系统以及不同慎议时刻中的所有信息;而不同场域之间的信息链接则能够有效地使弱势治理主体的话语免于沉默,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公共机构人员主观选择部分于其有利的公共认知或微型公众慎议结果作为正式决策行为的理由。第五章为慎议治理系统的案例分析与问题归纳。案例实践的分析旨在对慎议治理系统的实践形成情境化理解。基于解释性研究框架,本部分将从分别涉及国家治理问题、地方治理问题以及基层社区治理问题的三个慎议治理典型案例——英国有关脱欧议题的公民大会、苏格兰邓迪市参与式预算—“邓迪决策”以及澳大利亚本迪戈市有关社区规划的公民陪审团——入手,解析当前慎议治理环境中,不同慎议领域或机构的慎议程序是如何设计的、彼此是如何关联的、慎议机构设计如何嵌入更广泛的政治体系以及存在的相关缺陷;此外,不同类型的微型公众论坛和参与式预算对慎议参与者的赋权程度存在差异,它们与公共领域以及正式决策领域之间的关联程度也有所差别。因此,本部分在分别对三个典型案例进行相应分析之后,将对案例展开对比研究。基于此,文章进一步归纳并界定慎议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从问题出发进一步引申建构慎议治理系统的必要。第六章为慎议治理系统的实现条件。慎议治理系统的实现条件体现在系统持存性、协调性以及民主制度嵌入性三个方面。持存性意味着慎议治理系统在实现自我维持的同时也必须实现在更广泛政治体系中的持续生存。其中,自我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慎议治理主体、慎议治理子系统以及慎议治理系统三者的目标保持一致。慎议治理系统的首要目标在于解决慎议治理议题,慎议治理子系统的目标则分解于此,分别为针对慎议治理议题形成结构化公共认知、产生能够代表集体立场的慎议结果以及制定治理决策,这将取决于各个子系统中慎议治理主体的慎议任务完成。而慎议任务的完成则首先需要慎议治理主体依据相应的标识并通过一定的黏合因子聚集在一起,调动其所积累的知识、经验等资源并依据集体同意的慎议规则进行适应性慎议行为;其次则需要发挥“流”的作用,畅通慎议治理子系统之间的信息输入与结果输出,建构慎议治理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机整合各个慎议治理子系统所完成的分解目标。在该过程中,需要明确“流”的载体及其运行机制,使慎议治理主体在各子系统内部通过迭代慎议形成的并获得内部性认同的结构化公共认知、代表集体立场的慎议结果以及治理决策在输入与输出、回应的过程中实现并增强其外部性认同。协调性意味着慎议治理系统各个子系统内部以及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慎议治理主体的相互关系处于良性状态。其中,慎议治理主体在各个子系统内部进行迭代慎议行为,慎议行为的产生使得主体之间具有构成性慎议关系,其性质由不同子系统内部适用的慎议规则所定义,并旨在促使慎议治理主体发挥各自的慎议功能,完成分配于各个子系统的慎议任务,发挥其慎议功能。在不同慎议治理子系统之间,慎议治理主体则具有授权式代表关系,即公共领域慎议子系统中普通公民授权公民代表与选举代表在介质领域慎议子系统以及政治领域慎议子系统中代表其进行慎议行为。此外,慎议治理系统在更广泛政治体系中的持续生存则意味着慎议治理系统具有体系嵌入性,即其能够作为代议制政治安排的补充并能够与其兼容发展。这既取决于慎议治理系统自身的民主治理效能,也取决于国家或超国家共同体的民主改革效度。民主制度嵌入性则意味着慎议治理系统与当前民主制度的嵌合。实际上,无论是慎议系统理论的发展还是慎议治理实践的扩散都无法脱离当前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及其政治运行过程。其中,慎议系统的三种理论模型均在不同程度上蕴含着系统内慎议机构与代议制民主机构相互楔入的思想;而慎议治理真正效能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机构对公民慎议治理决策行为的认可与程序保障。因此,慎议治理系统的实现这一方面要求民主国家利用既有民主安排开发并完善慎议决策程序,并制定相应的制度规则保障慎议成为治理决策过程中的必要阶段;另一方面则需要进一步深化慎议民主改革,使慎议治理系统实现在民主制度体系中的嵌入式发展。第七章为西方慎议治理系统与中国协商治理体系的比较。对慎议治理系统的理论解释并不应局限于解释系统本身,即仅关注该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不同构成要素之间为何能够传输以及如何界定系统的实现条件,也应该从对比视角出发,分析慎议治理系统的比较优势或相对劣势。回归到治理本身,强调治理主体间话语交流并关注参与式决策制定的治理方式并非局限于西方。在中国,协商治理是治理主体通过对话商议等话语交流行为合作解决问题或协调分歧的治理方式。近年来,伴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趋势,协商治理体系也随之呈现。协商治理体系的发展不仅有效整合分散的治理资源,更加从制度层面将不同协商治理领域以及不同协商治理形式进行有效衔接,以此从整体上增强协商治理的有效性。因此,本章在对中国的协商理论与协商治理体系进行规范性描述之后,将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探寻西方慎议治理系统与中国协商治理体系的共通与差异之处,从对比性角度丰富慎议治理系统的理论解析。
二、勇于坚持舆论监督 热忱关注弱势群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勇于坚持舆论监督 热忱关注弱势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相关问题概述 |
| 2.1 青年公职人员道德的核心概念 |
| 2.1.1 公职人员 |
| 2.1.2 青年公职人员 |
| 2.1.3 青年公职人员道德 |
| 2.2 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要素解析 |
| 2.2.1 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
| 2.2.2 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指导原则 |
| 2.2.3 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3章 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理论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 |
| 3.1.1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思想 |
| 3.1.2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仆思想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 |
| 3.2.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相关论述 |
| 3.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干部道德建设相关论述 |
| 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3.1 以“内修”和“仁政”为核心的儒家官德建设思想 |
| 3.3.2 以“大道”和“不争”为核心的道家官德建设思想 |
| 3.3.3 以“信义”和“法治”为核心的法家官德建设思想 |
| 3.4 国外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相关思想及做法借鉴 |
| 3.4.1 英国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相关思想及主要做法 |
| 3.4.2 美国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相关思想及主要做法 |
| 3.4.3 日本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相关思想及主要做法 |
| 3.4.4 韩国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相关思想及主要做法 |
| 第4章 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问题及成因 |
| 4.1 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成绩 |
| 4.1.1 个人素养多维提升 |
| 4.1.2 道德认同显着强化 |
| 4.1.3 廉政建设卓有成效 |
| 4.1.4 道德模范层出不穷 |
| 4.2 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现存主要问题 |
| 4.2.1 理想信念面临挑战 |
| 4.2.2 教育培训效果欠佳 |
| 4.2.3 制度体系存在缺陷 |
| 4.3 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思想观念原因 |
| 4.3.2 制度机制原因 |
| 4.3.3 社会环境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优化路径 |
| 5.1 以心修德:深化青年公职人员自身道德修养 |
| 5.1.1 提升道德认知,坚定道德信仰 |
| 5.1.2 培养道德情感,构建道德良心 |
| 5.1.3 磨砺道德意志,修炼道德品格 |
| 5.1.4 鼓励道德实践,争当道德模范 |
| 5.2 以教强德:强化青年公职人员道德教育培训 |
| 5.2.1 创新青年公职人员道德教育原则方法 |
| 5.2.2 丰富青年公职人员道德教育核心内容 |
| 5.2.3 整合青年公职人员道德教育各方资源 |
| 5.3 以制固德:完善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制度设计 |
| 5.3.1 加快青年公职人员道德法制建设 |
| 5.3.2 深化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培训机制 |
| 5.3.3 健全青年公职人员道德监管机制 |
| 5.3.4 强化青年公职人员道德考评机制 |
| 5.4 以境养德:优化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环境 |
| 5.4.1 培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5.4.2 打造绿色健康经济新常态环境 |
| 5.4.3 培育积极向上的先进文化环境 |
| 5.4.4 营造文明和谐舒心的社会环境 |
| 5.4.5 构建清朗明净网络空间新秩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概念与来源 |
| 2.1 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青年与青年观的基本内涵 |
| 2.1.2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基本内涵 |
| 2.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基本内涵 |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青年观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观 |
| 2.2.2 列宁的青年观 |
| 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 |
| 2.3.1 毛泽东的青年观 |
| 2.3.2 邓小平的青年观 |
| 2.3.3 江泽民的青年观 |
| 2.3.4 胡锦涛的青年观 |
| 2.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文化根基 |
| 2.4.1 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 |
| 2.4.2 来源于近代青年运动的文化自觉 |
| 第3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形成背景与发展历程 |
| 3.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形成背景 |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国情召唤 |
| 3.1.2 国际范围争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世情需求 |
| 3.1.3 新时代需要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
| 3.1.4 当前中国青年发展的滞后性 |
| 3.1.5 新时代青年展现新特征 |
| 3.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发展历程 |
| 3.2.1 孕育阶段 |
| 3.2.2 萌芽阶段 |
| 3.2.3 探索阶段 |
| 3.2.4 形成和发展阶段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主要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地位与作用 |
| 4.1.1 新时代中国青年是党和国家的未来与希望 |
| 4.1.2 新时代中国青年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与先锋力量 |
| 4.1.3 新时代中国青年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力量 |
| 4.1.4 新时代中国青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 |
| 4.2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
| 4.2.1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
| 4.2.2 树立远大理想、永葆爱国情怀 |
| 4.2.3 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 |
| 4.2.4 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 |
| 4.3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教育与培养 |
| 4.3.1 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中心环节 |
| 4.3.2 以理想信念教育激发青年 |
| 4.3.3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领青年 |
| 4.3.4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涵养青年 |
| 4.3.5 以综合素质教育实现青年全面发展 |
| 4.4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组织与领导 |
| 4.4.1 新时代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权 |
| 4.4.2 新时代共青团改革再出发 |
| 4.4.3 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
| 4.4.4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
| 4.4.5 巩固与扩大青年群众基础 |
| 4.4.6 强“三性”去“四化”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理论特征 |
| 5.1 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
| 5.1.1 培养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 |
| 5.1.2 以中国精神为内在推动力 |
| 5.1.3 继承与弘扬优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
| 5.2 政治性和战略性的统一 |
| 5.2.1 提出“党管青年”原则 |
| 5.2.2 青年人才的重视与培养 |
| 5.2.3 青年干部的培养与任用 |
| 5.2.4 提出“青年首先要发展”战略 |
| 5.3 实践性和规律性的统一 |
| 5.3.1 做知行合一的新时代青年 |
| 5.3.2 加强青年对外学习与交流 |
| 5.3.3 围绕青年特点开展青年工作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价值意蕴 |
| 6.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理论价值 |
| 6.1.1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新时代延伸 |
| 6.1.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6.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实践价值 |
| 6.2.1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了时代自信 |
| 6.2.2 为新时代青年发展指明了方向 |
| 6.2.3 是新时代做好青年工作的行动指南 |
| 第7章 努力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 |
| 7.1 举国家之力 |
| 7.1.1 落实“青年首先要发展”战略 |
| 7.1.2 党和政府要做青年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 |
| 7.1.3 增强团对青年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服务能力 |
| 7.2 聚社会合力 |
| 7.2.1 统筹社会各方资源协同共育青年 |
| 7.2.2 家庭要帮助青年系好“第一粒扣子” |
| 7.2.3 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促进青年健康发展 |
| 7.3 提升高校育人水平 |
| 7.3.1 高校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
| 7.3.2 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7.3.3 建立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
| 7.4 践个人之行 |
| 7.4.1 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
| 7.4.2 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 |
| 7.4.3 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创新之处 |
| 1.6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我国劳模精神内涵的演化过程及经验启示 |
| 2.1 我国劳模精神内涵的演化过程 |
| 2.1.1 新中国成立前——劳模精神内涵的萌芽期 |
| 2.1.2 新中国成立初期——劳模精神内涵的雏形期 |
| 2.1.3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劳模精神内涵的发展期 |
| 2.1.4 改革开放新时期——劳模精神内涵的成形期 |
| 2.1.5 新时代——劳模精神内涵的完善期 |
| 2.2 劳模精神发展历程的经验启示 |
| 2.2.1 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
| 2.2.2 主流媒体的大力宣传 |
| 2.2.3 人民群众的广泛尊崇 |
| 2.2.4 工会组织的积极作为 |
| 2.2.5 劳模群体的自我弘扬 |
| 第3章 劳模精神的内涵功能及弘扬意义 |
| 3.1 劳模精神的主要内涵 |
| 3.1.1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
| 3.1.2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
| 3.1.3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
| 3.2 劳模精神的功能作用 |
| 3.2.1 劳模精神的激励教育功能 |
| 3.2.2 劳模精神的示范引领功能 |
| 3.2.3 劳模精神的文化影响功能 |
| 3.3 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的现实意义 |
| 3.3.1 弘扬劳模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
| 3.3.2 弘扬劳模精神是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有力保证 |
| 3.3.3 弘扬劳模精神是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性的客观需要 |
| 第4章 劳模精神的理论诠释 |
| 4.1 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是劳模精神成因的理论基石 |
| 4.1.1 劳动创造人和人类社会 |
| 4.1.2 劳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
| 4.1.3 劳动创造价值 |
| 4.1.4 劳动理应得到社会尊重 |
| 4.2 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指导思想是劳模精神产生的理论支撑 |
| 4.2.1 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强大阶级力量 |
| 4.2.2 工人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
| 4.2.3 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实和最可靠的阶级基础 |
| 4.2.4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 |
| 4.3 习近平关于劳模精神的重要论述是劳模精神发扬光大的理论指导 |
| 4.3.1 劳模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
| 4.3.2 劳模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丰富发展 |
| 4.3.3 劳模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
| 第5章 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遇到的困境及其原因 |
| 5.1 弘扬劳模精神的社会认识偏差 |
| 5.1.1 劳模精神缺乏时代性 |
| 5.1.2 劳模精神缺乏民本性 |
| 5.1.3 劳模精神缺乏普遍适用性 |
| 5.2 影响劳模精神弘扬的主要因素 |
| 5.2.1 弘扬劳模精神受功利化的负面影响 |
| 5.2.2 弘扬劳模精神受多元价值观的负面影响 |
| 5.2.3 弘扬劳模精神受西方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 |
| 5.3 弘扬劳模精神遇到困境的原因分析 |
| 5.3.1 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 |
| 5.3.2 工人阶级的归属感有所淡化 |
| 5.3.3 劳模的管理服务还存在薄弱环节 |
| 5.3.4 劳模精神的宣传教育工作不够到位 |
| 第6章 新时代大力弘扬劳模精神的对策建议 |
| 6.1 提高弘扬劳模精神的社会认识 |
| 6.1.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
| 6.1.2 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
| 6.1.3 坚持弘扬“四最”劳动精神 |
| 6.2 创新弘扬劳模精神的方式方法 |
| 6.2.1 注重发挥传统媒体的主渠道作用 |
| 6.2.2 注重提高新媒体的宣传效能 |
| 6.2.3 注重加强劳模纪念场所建设 |
| 6.2.4 注重创作劳模影视作品 |
| 6.3 完善弘扬劳模精神的制度保障 |
| 6.3.1 着力加强党对弘扬劳模精神工作的领导 |
| 6.3.2 着力深化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
| 6.3.3 着力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
| 6.3.4 着力提升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质量 |
| 6.3.5 着力发挥工会组织作用 |
| 6.4 营造弘扬劳模精神的良好社会氛围 |
| 6.4.1 聚焦科学选树劳模 |
| 6.4.2 聚焦加强劳模培养教育 |
| 6.4.3 聚焦切实关心爱护劳模 |
| 6.4.4 聚焦营造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环境和条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理论分析 |
| 一、“无直接利益冲突”概念界定 |
| 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成因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机理 |
| 三、“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表征 |
| (一) 弱势群体为主体 |
| (二) 借机发泄为目的 |
| (三) 偶发事件为起因 |
| (四) 以政府部门为冲突对象 |
| (五) 表现形式多样化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负面影响 |
| (一) 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
| (二) 损害政府权威和政治合法性 |
| (三) 破坏社会心理 |
| (四) 阻碍人民政治素质的提高 |
| 第二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依据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属性定位 |
| (一) 定位“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依据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层次性分析 |
| (三)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多元属性分析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矛盾思想为理论指导 |
| (二) 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为理论基石 |
| (三) 以西方集体行为和社会冲突理论为镜鉴 |
| 第三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价值意义 |
| 一、契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 |
| (一) 提高对人民主体的关切 |
| (二) 实现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 (三) 推进治理方式的民主化 |
| 二、符合建设平安中国的题中之意 |
| (一) 法治是建设平安中国的根本依托 |
| (二) 协同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重要手段 |
| (三) 综合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必然趋势 |
| 三、符合基层治理的内在要求 |
| (一) 基层治理是防范冲突的第一道防线 |
| (二) 基层治理是引领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
| (三) 基层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 |
| 第四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
| 一、治理初探阶段(1949-1992) |
| (一)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的治理(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四大召开时期的治理(1978-1992) |
| (三) 阶段特征 |
| 二、艰难探索阶段(1992-2012)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中央对“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确认期间的治理(1992-2006) |
| (二) 2006年至党的十八大前夕的治理(2006-2012) |
| (三) 阶段特征 |
| 三、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新特征 |
| (二) 治理理念新发展 |
| (三) 治理实践新探索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基本经验 |
| (一) 必须坚持直面社会矛盾和冲突 |
| (二) 必须坚持从源头预防和化解矛盾 |
| (三) 必须坚持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
| (四) 必须提高政府阶段性应对能力 |
| 第五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实新境遇 |
| 一、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新契机 |
| (一) 以新时代开启治理新征程 |
| (二) 以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为价值引领 |
| (三) 以新时代党风建设新气象为精神铸魂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一) 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 |
| (二) 国内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
| 三、推进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难题 |
| (一) 传统滞后的治理理念 |
| (二) 僵化闭塞的治理方式 |
| (三) 不健全的治理机制 |
| 第六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创新思路 |
| 一、创新治理思维 |
| (一) 以和谐理念推动思维方式转变 |
| (二) 以协调方式促进立场关系转变 |
| (三) 以包容理念推进治理方式转变 |
| 二、推动治理制度完善 |
| (一) 完善调解制度 |
| (二) 健全信访制度 |
| (三) 加强诉讼制度 |
| 三、加强治理主体协同 |
| (一) 加强党委的组织保障 |
| (二) 突出政府的主导力量 |
| (三) 强化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 |
| (四) 畅通公众参与渠道 |
| 四、强化治理方式融通 |
| (一) 发挥民主协商的优势 |
| (二) 夯实法治保障 |
| (三) 激发科技治理效能 |
| 五、优化治理化解机制 |
| (一) 完善多元纠纷裁决机制 |
| (二) 建立责任明晰的联动机制 |
| (三) 加强对抗行动的制动机制 |
| (四) 建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内涵 |
| 一、政治文化 |
| 二、政治社会化 |
| 三、政治文化社会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特征 |
| 一、政治导向性:与执政党建设和社会发展逻辑相契合 |
| 二、实践创新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相衔接 |
| 三、人民主体性: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贴近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当代价值 |
| 一、巩固执政地位,支撑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和正当性 |
| 二、凝聚思想共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三、推动民主进步,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文化社会化的论述 |
| 一、批判斗争是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手段 |
| 二、报刊书籍是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关键载体 |
| 三、革命实践是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有利条件 |
| 第二节 列宁关于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思想 |
| 一、以科学思想灌输作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础工程 |
| 二、以维护群众利益作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根本选择 |
| 三、以群众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西方关于政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启示 |
| 一、注重经济社会相统一 |
| 二、重视大众传媒的力量 |
| 三、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
| 四、广泛地开展公民教育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和经验 |
| 第一节 革命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和经验 |
| 一、革命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 |
| 二、革命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经验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和经验 |
| 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 |
| 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经验 |
| 第三节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和经验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 |
|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经验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现实问题和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社会转型挑战 |
| 一、市场化推进中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困境 |
| 二、网络信息化对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影响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自身建设问题 |
| 一、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威 |
| 二、党的政治文化社会化教育机制不健全宣传不到位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面临的全球化影响 |
| 一、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全球化冲击 |
| 二、面对西方文化强势输出的挑战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根本前提 |
| 一、深刻把握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 |
| 二、以经济发展筑牢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经济基础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首要任务 |
| 一、以求真务实为民作风夯实党的民意基础 |
| 二、稳步推进反腐倡廉涵养理性的社会心态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制度保障 |
| 一、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
| 二、完善舆论导向机制,促进政治文化社会化融合覆盖 |
| 三、健全理论创新机制,增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内生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点领域 |
|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植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精神家园 |
| 二、妥善协调不同政治文化间的关系,增强政治文化的包容力 |
| 三、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内监督理论基础与文明成果借鉴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党内监督思想 |
| 一、无产阶级政党须受监督 |
| 二、依法撤换不称职领导人 |
| 三、实行党的代表大会监督 |
| 四、发挥党员民主监督作用 |
| 第二节 列宁党内监督思想 |
| 一、强化监督制约权力集中 |
| 二、健全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
| 三、建立专门党内监督机构 |
| 第三节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借鉴 |
| 一、探索建立监察组织机构 |
| 二、加强自上而下垂直监督 |
| 三、推进监察制度立法建设 |
| 四、加强监察官选任制度化 |
| 第四节 国外政党党内监督借鉴 |
| 一、严明党的纪律 |
| 二、发扬党内民主 |
| 三、注重法制建设 |
| 四、党内党外协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
| 一、实现革命任务的监督 |
| 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 |
| 三、建立专门性监督机构 |
| 四、以整风运动强化监督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
| 一、一元化领导下的监督 |
| 二、以政治运动强化监督 |
| 三、党内民主监督遭挫折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
| 一、重建党内监督体制机制 |
| 二、推动监督制度化法治化 |
| 三、创新党内监督方式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 第一节 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保障 |
| 一、有利于保持全党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二、有利于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 三、有利于继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
| 第二节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 |
| 一、有利于提升党的执政本领和领导水平 |
| 二、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权威和执政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的创新 |
| 第一节 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
| 一、严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
| 二、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 第二节 完善党内监督法规建设 |
| 一、加强党内监督法规顶层设计 |
| 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协调 |
| 第三节 加快党内监督体制改革 |
| 一、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
| 二、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相结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面临的挑战 |
| 一、多元社会思潮影响党内团结统一 |
| 二、国际敌对势力冲击党的执政地位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
| 一、党内监督政绩观出现某些偏差 |
| 二、党内监督尚存在形式主义 |
| 三、严管与厚爱结合相对不足 |
| 四、执行党的纪律处分尚有疏漏 |
| 五、基层监督存在“熟人社会”难题 |
| 六、“一把手”监督依然存在难点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新时代强化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五个党内监督主体协调发力 |
| 二、坚持信任激励与严格监督相结合 |
| 三、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配合 |
| 四、坚持依纪依规依法监督执纪问责 |
| 第二节 优化整合党内监督要素资源 |
| 一、积极培育党内监督文化 |
| 二、转变党内监督价值理念 |
| 三、营造党内监督良好生态 |
| 第三节 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制度 |
| 一、建立健全容错纠错制度 |
| 二、制定诬告陷害处理办法 |
| 三、健全完善党内质询制度 |
| 四、试点施行党内听证制度 |
| 五、推进纪法衔接双向互动 |
| 第四节 推动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 |
| 一、强化对纪委监督以增强内生动力 |
| 二、优化派驻机构改革提升监督效能 |
| 三、健全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工作机制 |
| 第五节 增强党内监督方式方法针对性 |
| 一、注重党内监督在精准上发力 |
| 二、拓宽党内监督技术手段空间 |
| 三、提高党内问责精准性实效性 |
| 四、强化突发事件处置监督保障 |
| 第六节 健全党内监督的效能评估体系 |
| 一、党内监督效能评估的基本原则 |
| 二、党内监督效能评估的具体指标 |
| 三、党内监督效能评估的基本方法 |
| 四、党内监督效能评估的组织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㈠理论意义 |
| ㈡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㈠国外研究现状 |
| ㈡国内研究现状 |
| ㈢研究成果评析 |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㈠研究思路 |
| ㈡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及重、难点 |
| ㈠可能的创新点 |
| ㈡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
| 六、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媒体与大学生政治认同 |
| 第一节 新媒体概述 |
| 一、新媒体及其社会功能 |
| 二、新媒体环境 |
| 三、我国新媒体与网民的发展 |
| 四、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新媒体的重视 |
| 第二节 大学生政治认同概述 |
| 一、政治认同及其具体维度 |
| 二、大学生与政治认同 |
| 三、大学生政治认同的重要意义 |
| 第三节 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 |
| 一、新媒体是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重要载体 |
|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积极影响 |
| 三、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消极影响 |
| 第二章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现状调查 |
| 第一节 调查状况说明 |
| 一、问卷编制 |
| 二、调查方法与过程 |
| 第二节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维度分析 |
| 一、政治价值认同方面:坚定与迷茫共存 |
| 二、政治实体认同方面:忠诚与困惑同在 |
| 三、政治工具认同方面:肯定与否定交织 |
| 四、政治效能认同方面:认可与质疑相随 |
| 第三节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总体情况分析 |
| 一、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总体情况 |
| 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双重变化 |
| 第三章 新媒体环境下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化不良影响经由新媒体凸显削弱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一、全球化引发主权观讨论削弱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二、全球化引发价值观冲突破坏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三、全球化引发制度比较降低大学生政治认同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问题被新媒体环境放大降低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一、经济转型引发的社会问题被新媒体放大减弱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二、政治建设问题借助新媒体凸显削弱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三、思想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剧烈碰撞弱化大学生政治认同 |
| 四、社会转型引发的不公经由新媒体放大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 |
| 第三节 新媒体自身固有特点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巨大 |
| 一、去中心化传播特点降低大学生对我国政治的权威认同 |
| 二、碎片化阅读方式弱化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综合判断能力 |
| 三、传播多样化带来的反向信息滋生销蚀大学生的理性政治认同 |
| 四、新媒体话语差异消解大学生对我国政治的感性认同 |
| 第四节 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非有效引导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不小 |
| 一、“两个舆论场”冲突阻碍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化削弱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三、官方对网络舆论引导的弱化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 |
| 第五节 新媒体环境下教育变化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显着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下降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显着 |
| 二、社会教育多样化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突出 |
| 三、学校教育更加开放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 |
| 四、家庭教育非理性现象凸显弱化大学生政治认同 |
| 第四章 国内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政治认同的经验教训 |
| 第一节 我国应对媒体变化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经验教训 |
| 一、我国在不同媒体环境下开展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考察 |
| 二、我国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三、我国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教训 |
| 第二节 国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民众政治认同的经验教训 |
| 一、发达国家重视利用新媒体促进民众政治认同的经验 |
| 二、部分国家忽视媒体作用导致民众政治认同降低的教训 |
| 三、国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民众政治认同经验教训所涵盖的启示 |
| 第三节 国内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政治认同的规律探寻 |
| 一、建立利益认同是增强政治认同的根本前提 |
| 二、加强国家引领是增强政治认同的有效手段 |
| 第五章 新媒体环境下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对策 |
| 第一节 新媒体环境下以“四个自信”引领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一、新媒体环境下坚持道路自信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价值导向 |
| 二、新媒体环境下坚持理论自信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行动指南 |
| 三、新媒体环境下坚持制度自信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根本保障 |
| 四、新媒体环境下坚持文化自信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思想支撑 |
| 第二节 新媒体环境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以消解全球化不良影响 |
| 一、新媒体环境下努力提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知识的认同度 |
| 二、新媒体环境下注重在实践中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
| 三、新媒体环境下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体系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
| 第三节 新媒体环境下深化改革为促进大学生政治认同创造条件 |
| 一、深化经济发展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奠定物质与利益基础 |
| 二、加强政治建设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有效保障 |
| 三、弘扬主流文化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精神指引 |
| 四、提高政府公信力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有效手段 |
| 第四节 高度重视并正确管控新媒体 |
| 一、加强新媒体伦理道德建设形成自我约束 |
| 二、加强与优化新媒体行业法律规范化管理 |
| 三、提升主流媒体在新媒体中的思想舆论引导能力 |
| 四、努力实现新媒体舆论传播与意识形态工作的结合 |
| 第五节 新媒体环境下正确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巩固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一、利用新媒体努力打通“两个舆论场”提高舆论引导力 |
| 二、加强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以有效引导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三、增强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宣传方式的吸引力促进大学生政治认同 |
| 第六节 改善新媒体下的教育环境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一、提升新媒体下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二、改善新媒体下社会教育环境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三、改善新媒体下学校教育环境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
| 四、改善新媒体下家庭教育环境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慎议治理系统的理论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慎议系统的相关研究 |
| 二、慎议治理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二章 慎议治理系统的理论基础:慎议治理与慎议系统 |
| 第一节 慎议治理:基于慎议参与的治理模式 |
| 一、慎议治理的四维度分析框架 |
| 二、慎议治理与慎议民主的互嵌式发展 |
| 第二节 慎议治理的载体及其功能 |
| 一、微型公众论坛:微观镜像公众的慎议参与空间 |
| 二、慎议治理的功能分析 |
| 第三节 慎议系统的理论模型与特点分析 |
| 一、序列慎议系统模型:慎议排序与精英倾向 |
| 二、整合慎议系统模型:场域耦合与民主依赖 |
| 三、迭代慎议系统模型:动态调整与决策低效 |
| 第三章 慎议治理系统的构成要素与相互关系 |
| 第一节 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慎议治理系统 |
| 一、慎议治理系统的七个基本点 |
| 二、慎议治理系统内的聚集与影响 |
| 三、慎议治理主体的复杂适应行为 |
| 四、慎议治理主体慎议行为的内部刺激—反应模型 |
| 第二节 慎议治理系统的内部结构 |
| 一、议题识别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 |
| 二、意见构成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 |
| 三、决策制定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 |
| 第三节 慎议治理系统内部结构的相互关系 |
| 一、慎议治理子系统之间的分工关系 |
| 二、慎议治理子系统之间的合作关系 |
| 第四章 慎议治理系统的内部传输 |
| 第一节 慎议治理子系统之间的信息流与反馈流 |
| 一、流的界定与传输体现 |
| 二、流的多向性特征 |
| 第二节 慎议治理子系统之间流的传输生成 |
| 一、慎议治理系统的内部多孔结构 |
| 二、慎议治理系统的功能执行需求 |
| 第五章 慎议治理系统的案例分析与问题归纳 |
| 第一节 解释性研究框架与实现策略 |
| 一、慎议治理实践的解释性研究 |
| 二、多案例研究的阶段设计 |
| 三、多案例分析的推进逻辑 |
| 第二节 慎议治理典型案例分析及其理论发现 |
| 一、英国关于脱欧后与欧贸易关系与移民问题的公民大会 |
| 二、苏格兰邓迪市参与式预算——“邓迪决策” |
| 三、澳大利亚本迪戈市关于社区规划的公民陪审团 |
| 第三节 跨案例对比分析及其问题识别归纳 |
| 一、跨案例对比分析 |
| 二、慎议治理实践的问题识别与归纳 |
| 第六章 慎议治理系统的实现条件 |
| 第一节 慎议治理系统的持存性及其实现 |
| 一、议题识别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中主体聚集及其慎议任务实现 |
| 二、意见构成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中主体聚集及其慎议任务实现 |
| 三、决策制定领域慎议治理子系统中主体聚集及其慎议任务实现 |
| 第二节 慎议治理系统的协调性及其实现 |
| 一、慎议治理主体之间的授权式代表关系 |
| 二、慎议治理子系统之间的传输机制运行 |
| 第三节 慎议治理系统的民主制度嵌入性及其实现 |
| 一、代议制民主安排下的慎议决策程序开发 |
| 二、慎议机制创新与机构慎议改革 |
| 第七章 西方慎议治理系统与中国协商治理体系的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协商理论的话语建构 |
| 一、慎议政治与协商政治的区分 |
| 二、抽象于中国协商政治经验的协商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协商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 |
| 一、依托国家机构的政府协商、人大协商与政协协商 |
| 二、嵌入政治制度的政党协商与基层协商 |
| 第三节 中国协商治理体系与慎议治理系统的对比分析 |
| 一、制度差异 |
| 二、结构差异 |
| 三、功能差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主要参考网站 |
| 图表索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勇于坚持舆论监督 热忱关注弱势群体（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研究[D]. 王蕊.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研究[D]. 马跃.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4]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5]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研究[D]. 陈伶浪. 吉林大学, 2020(03)
- [6]“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研究[D]. 徐雪闪. 苏州大学, 2020(06)
- [8]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研究[D]. 李堃.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9]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问题研究[D]. 黄莉.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2)
- [10]慎议治理系统的理论解析[D]. 孟燕. 山东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