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首套大型传播研究学术专着译丛“传播·文化·社会”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顾佳赟[1](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李姣[2](2021)在《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文中提出藏品是博物馆的核心,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藏品利用在博物馆的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藏品保护与研究成果的体现,是实现博物馆文化价值和核心功能的途径。藏品资源丰富、文化需求高与藏品利用效率低,形成强烈反差,成为目前博物馆发挥效能的瓶颈,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是我国时代需求和历史必然。藏品利用的核心是实现藏品价值,实现的途径是具体利用方式。以国内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论述为基础,从博物馆的功能出发,藏品价值可分为本体价值,这是价值的本源和基础,以及情感价值和发展价值,这二者是附延伸价值,并且笔者对具体利用方式进行逐一阐述。展出率是博物馆藏品利用最直观的体现,笔者通过随机搜集的670展览数据和数学建模手段,估算了2009-2018年各级别博物馆、各类型博物馆的展出率,显示全国平均展出率10.27%左右,且近十年展出率呈下降趋势。通过采用Lasso回归、Logistics回归、Spearman和Pearson的统计学方法,笔者结合《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公布的博物馆相关数据,得出面积、人员、经费是影响博物馆展览数量最相关的因素。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更加清晰地审视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基本情况,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低表现在广度、深度、频率和真实性问题四个方面,其原因表现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无法立即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消除造成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因素,本文以国际视野、科学视角和技术层面探讨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策略。笔者从藏品本体、场地方面、延伸利用方面及藏品利用保障措施介绍国外博物馆的有益经验,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场地等情况下,为化解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中面临的问题提供参考。在信息时代,我们应加强博物馆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本文以“智慧”理念为指导,以人工智能为手段,探讨目前智慧博物馆和AI博物馆在藏品利用的实践应用,并以个案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导览、图像采集、藏品修复中的设计,实现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拓展藏品利用手段、深化藏品利用领域,并不断提升“人—藏品—数据—机”互动性。新时代,博物馆应构建智慧型藏品利用模式,为大众提供智能化的藏品研究、展示、传播。但是博物馆藏品利用工作的核心是对藏品蕴含价值的挖掘与传承,这一点并不会、也不能因“智慧”而改变,我们应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最终以价值传承为目的,去推动我国的藏品利用改革之路,让藏品活起来。
郭志博[3](2021)在《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文中指出就大陆法系各国行政组织法的理论发展经验来看,两大问题的存在不容忽视:其一是行政组织法基本概念及理论的源流问题。组织法的基础概念从何而来,存在哪些概念群,构成形成怎样的体系,如何加以理论化,能够各自为本国行政组织实践提供哪些理论支撑,发挥哪些机能,其演进与变迁的进路呈现出怎样的状态,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二是在上述理论与机能变迁过程中所遭遇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矛盾问题。在行政任务日益多元化,行政需要日益复杂化的当今社会,行政组织如何逐步适应任务导向,调和其与科层官僚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行政组织法理论与机能的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问题,这一转变的过程、方式、进路,不但会深刻型塑行政组织法理论本身,也会为行政组织改革实践带来重要影响。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以日本行政组织法学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其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发展经验进行梳理归纳与概括总结。立足于该国对于行政组织法学的广义与狭义分类,对该国狭义行政组织法学研究上的“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与“行政机关论”三大基本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溯源,并对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在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建构,及其机能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方面进行剖析。就行政组织权论由民主控制和严格法定向放松管制与组织弹性设置,行政主体论由明确责任向组织形态多元化,行政机关论由建立具备权限与决策机能的组织结构向行政任务分配的变迁过程进行了全面解析。文章以日本行政组织法的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与行政机关论为研究内容与资源,以其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作为线索与脉络,对日本行政组织法学最为核心的三大理论发展脉络作出通盘分析,以及机能变迁作出通盘分析,兼顾中日两国行政法学的表述差异,对机能的语义及内涵在第一章中做出了相应解释。文章行文过程中的基本立场建立在历史主义基础之上,试图通过对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以及行政机关论的学说史演变进行介绍展开全文分析与论述。因而在行文中所应用到的最主要方法在于对文献资料进行“史的考证”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力求还原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此外文章还对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立法体系进行了分析,概括其内在特征并与我国当代行政组织法学发展进行了比较,应用了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以行政机关为代表的行政组织内部科层制与行政任务导向衍生的行政主体多元化倾向,分别代表了传统型与现代型行政组织的区分,投射到行政组织法理论中可以以“组织结构”与“组织形态”明确与二者的对应关系。与各发达国家一样,近代以来日本也不同程度地面临行政需求和行政机能的扩张,其在行政主体论和行政机关论上都为化解该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探索。相较而言,该国行政组织法学发展形成了在行政组织法定主义框架下,“行政官厅—行政机关”与“公法人—行政主体”并行发展的特点,在学理上则实现了从传统行政组织法学对行政组织的民主控制、对国家责任的承担以及意思表示体系、决策过程的重视,向现代行政组织法学对行政组织的弹性设置、组织形态以及任务分解等机能的演进与变迁,行政组织采取何种形式能够以最适形态、最小成本和最大效果完成因福利国家、行政国家到来而日益复杂化的行政任务,寻求“组织形态开放化”而带来的“行政主体多元化”,以及行政部门组织结构的自我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理论演进及机能变迁问题的内在动因。文章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日本行政组织法理论的三大发展脉络,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廓清。对行政机关论中的行政官署与行政官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区分,并通过考证提出日本近代行政官署与当代事务分配型行政机关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了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发展过程中的规范主义与事实主义方法的区分与融合问题。以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为视角,以学说史演进为线索,较之过往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新颖性。文章核心观点在于提出日本行政组织法上的传统型理论机能与现代型理论机能处于并存关系,展示了较强的折衷色彩。具体体现为行政机关论与行政主体论并行发展,并就各自领域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组织法”与“作用法”上的两套概念体系,使行政主体和行政机关概念群得以二元共生,其所形成的“道具概念”属性与工具性价值,除能够为该国行政组织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作一般性解释外,还能够为该国行政组织改革与制度建设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就其理论发展演进及机能变迁情况来看,其经验、道程与我国面临的同类问题相比照,具有较强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李青[4](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丁斯甘[5](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指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沈思芹[6](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张然[7](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田语[8](2020)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是20世纪下叶欧美古典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唐代物质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古代文学研究等领域均出类拔萃,堪称一代大家。因为薛爱华在域外汉学界的声誉,国内学术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有一些对薛爱华代表作品的译介与评述作品出现,成果斐然。然而相对于薛爱华其人在上世纪域外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其汉学论着作品的丰硕和内容的多样化,目前对其展开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仍旧是相对不充分的。基于此,本论文立足于文本分析,用学术史的、跨文化的方法,对薛爱华的生平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展开全方位的考察,并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将梳理与薛爱华汉学研究工作有关的历史性事实,并通过全面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其汉学研究论着与论文作品,尽可能为学界呈现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风貌;其次,本文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薛爱华专着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工作,以期从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的范式与因革流变的角度深化对薛爱华不同时期汉学研究模式与特色的理解。其三是自觉得以更为宏观的西方古典汉学发展史视角理解薛爱华的汉学研究,并通过对薛爱华的个案研究形式,以局部照见整体,对认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乃至整个欧美古典汉学研究的历史走向、理论特色、学术视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系和管窥之途。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薛爱华之前古典汉学的发展史做一精要的梳理与概述。古典汉学源起自早期西葡天主教士的中国观察,自十九世纪法国学派兴起而蔚为大观。法兰西学院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等人,见证着古典汉学研究从稚嫩走向辉煌的进程。古典汉学以语文学为本,重视翻译与注释研究,其传统得到了夏德、劳费尔等学者的发扬,正是他们将这一传统嫁接到美国学术土壤之上,推动了美国古典汉学研究的成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的诞生与发展正是植根于这种历史语境之中。经由莱辛、赵元任、卜弼德等学者的教研实践和薪火相传,而终以期古典汉学研究傲视美国西海岸学术界。薛爱华正是伯克利东语系所培养出的杰出学子,但其学术师承却并非如此简单。薛早年对人类文化、文学作品的广泛爱好孕育了其为学的宽广视野以及为文的丰沛才情;语言学天赋与勤苦使他得以掌握数十种东西方语言,为其广泛利用多国文献开展研究提供了条件;本科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使得薛爱华能够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融汇博厄斯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最后,博士师从伯克利卜弼德的学术经历奠定了其汉学研究的语文学底色、视阈与翻译方法上的特点。以前述汉学史及薛爱华学术渊源之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文从目录学角度审视薛爱华学术研究视阈及其发展。通过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勾勒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模式:薛爱华的研究按时代先后可分为前后二期。就前期(上世纪50-60年代)来说,薛主要致力于唐五代物质文化史与中西交通研究。《闽国:10世纪中国的南方王国》《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作皆为此类;后期(上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转向神话民俗、道教、道教文学等领域,《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唐代的茅山》《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等作皆为此类。本文继而对薛爱华前后期代表作《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开展专题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编写体例,通过翻译—注释研究法、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合理想象的运用,对唐代南越自然与人文物事做了细致而全面的介绍与描写,并以此勾勒出存在于唐代文献中的南越世界的整体风貌。《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出现标志着薛爱华走上独具特色的道教文学研究道路。通过对曹唐诗歌的文本分析,薛爱华深入探讨了曹唐游仙诗的内涵、母题、主题等问题,并利用其诗作为研究材料,开展针对唐人想象中的道教神仙世界的考证和描写。在文本研究基础上,本文转向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它以语文学为大宗,在当时的欧美中国研究的浮躁语境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独特性。此外,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石——汉文英译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其保全源语言语义与语境色彩的翻译范式相对于音译和功能性翻译等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最后,因为薛爱华着作等身,且革新了中西交通史、名物考证研究、道教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现状,也因为薛爱华在学术社团实践、教学活动、社会活动等方面为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从20世纪下半叶域外汉学的整体大局看,薛爱华可称为美国乃至整个欧美中国研究界古典汉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臧亚萍[9](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研究 ——以巴蜀书社为中心》文中指出论文运用出版系统论、把关人理论、媒介讯息论等相关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川古籍出版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作了研究。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组织机构及产品策划进行了考察,总结发展规律与特点,属于当代四川古籍出版专门史研究。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改革开放后四川古籍出版活动,数据样本范围以巴蜀书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5家社为主。文章通过采用参与观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献计量学多种研究方法,力图剖析三个重要问题:一是该时期四川古籍出版的发展概况问题;二是古籍出版机构自外至内的组织构建问题;三是编印发系统下的古籍出版产品策划问题。并希望通过以上问题的研究,能为繁荣四川古籍出版,提供一些理论、实践意义的参考资料。正文分为三个研究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通过分析5家出版机构的书目数据,归纳古籍出版数量变化、出版内容类别分布规律,并对古籍出版成就、发展成因,以及复苏期、探索期、转型期三个发展阶段特点进行论述,最后概括出四川古籍出版的三个不足:即重复选题、整理方式不平衡、图书宣传渠道利用不足。第二部分研究四川古籍出版组织系统。研究发现,外部组织由U型结构到M型结构进行设置转变,具有组织人员权威、组织结构一体化的显着特点。以巴蜀书社为例的内部组织结构在部门组建上趋于柔性化和灵活性,早期人员构成虽以人才调聘、计划培养为主,但出版队伍始终保持专业性和稳定性。第三部分研究古籍出版产品策划特点,分别从内容、形式、宣传、营销四个子系统要素分析入手。研究发现,由于古籍出版同其他出版类型不同,内容策划上,策划作者多具有权威性高、专业性强的特点,策划选题表现为延续性、地域性、差异性和时代性四个鲜明特征。古籍图书的开本设计强调与内容风格统一,封面设计注重体现艺术审美性和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对装帧设计获奖图书进行个案研究,总结出古籍图书在形式策划上注重设计整体性的特点。宣传、营销策划方面,四川古籍图书宣传方式多样,在传播技术变迁影响下,虽经历传统、网络到媒介融合宣传的三个过渡阶段,但书讯书评、活动推广和媒体宣传仍为现阶段古籍图书的三种主要宣传方式。以巴蜀书社为代表,四川古籍出版产品注重精准营销和海外营销,但在对其进行品牌认知度问卷调查时也发现,巴蜀书社存在品牌认知度不高的问题。最后,论文在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提出四川古籍出版的初步对策,指出论文本身的不足,并对将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汪瑞霞[10](2020)在《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镇化背景下江南村镇景观出现趋同化、表象化和空心化等异化现象,催生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集体“乡愁”。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设计学科的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的研究对象聚焦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以期通过基于文化记忆的景观情境重构,将全民普遍存在的乡愁情感凝聚成促进当代村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驱力,来处理好村镇保护与乡建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意义深远。本文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综合运用了设计学、景观设计学、建筑类型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从社会维度、时间维度、媒介维度、功能维度这四个层面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性研究框架。首先,社会维度,阐释了乡愁发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强调当代江南村镇空间文化记忆建构的社会意义与“融合共生”的价值取向,分析了文化记忆与景观设计之间融合共生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的系统框架。其次,时空维度,深层研究水岸共生的自然环境、集社合一的经济社会和诗性融通的文化观念等多元要素对传统江南村镇景观形态生成的影响,从空间形态的视觉思维转向江南村镇文化记忆的特殊语境和地域性规律。再次,媒介维度,研究文化记忆与景观语言符号之间的设计转化方式,选择、分解和提取江南村镇文化记忆符号要素,组建一个具有地域感知的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系统,凝练具有江南文脉精神内核的延续性和凝聚性结构。最后,功能维度,阐述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情境重构“融合共生”的内在逻辑,以文化记忆为导向,针对生态型景观、生产型景观和生活型景观三大类型空间,提出指定类比式、象征隐喻式、语境约定式等多元融合的情境重构互通方式,完成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体系的建构。江南村镇空间的文化记忆与景观情境“融合共生”,这既是记忆建构的价值目标,又是一套具有生成性和未来指向性的景观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对当前江南乃至全国的村镇建设具有一定的学理支撑和实践参照价值。
二、国内首套大型传播研究学术专着译丛“传播·文化·社会”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内首套大型传播研究学术专着译丛“传播·文化·社会”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的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政治文化概念研究 |
二、关于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 |
三、关于王权与教权研究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难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比较研究法 |
三、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 |
第五节 理论框架和基本结构 |
一、历史时期划分 |
二、王权和教权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三、文章基本结构 |
第一章 王权与教权结合初构柬埔寨政治文化 |
第一节 本土价值观念塑造柬埔寨政治文化底基 |
一、尊崇女性的性别观念 |
二、泛灵崇拜的本土信仰 |
第二节 印度宗教传入构建王权与教权关系 |
一、印度教中的王权与教权结合 |
二、佛教替代印度教占支配地位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结合的政治文化特点 |
一、多元信仰体系建立思想认同 |
二、王权高于教权的政治秩序 |
三、宗教伦理秩序下的伦理背离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法国殖民影响柬埔寨政治文化 |
第一节 法国殖民政府弱化王权和教权 |
一、推动制度改革削弱王权影响力 |
二、插手王位继承意图控制后继国王 |
三、控制教育淡化教权和王权影响力 |
第二节 法国殖民时期柬埔寨民族主义觉醒 |
一、“受阻的”民族意识发展 |
二、民族主义思想觉醒和传播 |
三、民族主义促成政党政治与宪政体制 |
第三节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政治文化特点 |
一、王权适度调适回应外部压力 |
二、佛教民族主义思潮初现端倪 |
三、初建的民主制度形式大于内容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西方政治思想制度冲击柬埔寨政治文化 |
第一节 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 |
一、从佛教民族主义到二轮理论 |
二、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施政理念 |
三、佛教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政治实践 |
第二节 冷战漩涡中的柬埔寨政治 |
一、西哈努克中立外交政策失效 |
二、朗诺政权推动“双头政治”形成 |
第三节 共产主义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一、极左政策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二、延续社会主义路线与探求发展道路 |
第四节 东西方价值碰撞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一、柬埔寨政治受到西方思想制度形塑 |
二、王权衰降成就西哈努克个人影响力提升 |
三、柬埔寨佛教朝政治化方向发展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主导柬埔寨政治文化 |
第一节 王权政治影响力的边界 |
一、受《柬埔寨王国宪法》制约的王权 |
二、西哈努克积极参政维护权威 |
三、西哈莫尼远离政治保持影响 |
第二节 政党政治推动政治发展 |
一、当代政党制度构建与发展 |
二、主要政治党派关系演变 |
三、从“多党”到“一党”政治演变 |
第三节 人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影响 |
一、人民党主导柬埔寨政治发展 |
二、人民党自我调节适应发展需要 |
三、人民党塑造国家对外关系形象 |
第四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一、柬埔寨确立多党选举制度 |
二、君主立宪制度下形成“强政党”政治 |
三、柬埔寨佛教政治化程度加深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结语: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 |
第一节 王权与教权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一、庇护关系根植于本土价值观念 |
二、不平衡教俗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三、现当代意义下的教俗并立关系 |
第二节 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一、印度宗教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二、法国殖民文教系统的本土化演变 |
三、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本土化演变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作用 |
参考文献 |
(2)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对照表 |
第一章 绪论 |
1.1 相关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1.1.1 藏品、展品、文物概念界定 |
1.1.2 研究范围 |
1.2 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必要性与机遇 |
1.2.1 国家层面的文化服务需求 |
1.2.2 博物馆的自身发展需求 |
1.2.3 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
1.2.4 信息技术的发展 |
1.2.5 “智慧”理念的普及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1 国内研究概况 |
1.3.2 国外研究概述 |
1.3.3 小结 |
第二章 藏品利用——藏品价值的实现 |
2.1 藏品价值体系 |
2.1.1 国内相关价值体系论述 |
2.1.2 国外相关价值体系论述 |
2.1.3 博物馆功能与藏品利用的价值 |
2.2 本体价值利用 |
2.2.1 陈列展览 |
2.2.2 科学研究 |
2.2.3 文物复制、仿制 |
2.2.4 藏品着书出版 |
2.2.5 藏品外借——以广东省博物馆2017 年展览为例 |
2.3 情感价值利用 |
2.3.1 社会教育活动 |
2.3.2 文博类电视节目 |
2.3.3 新媒体传播 |
2.4 发展价值利用 |
2.4.1 数字化利用 |
2.4.2 文创产品开发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基本情况研究——以陈列展览为例 |
3.1 数据采集的基本情况 |
3.1.1 随机收集展览的基本情况 |
3.1.2 随机收集展览的主办博物馆基本情况 |
3.2 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 |
3.2.1 建立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的数学模型 |
3.2.2 收集展览的展品数量的正态性检验 |
3.2.3 根据数学模型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 |
3.3 影响博物馆藏品展出相关因素的筛选建模和校正 |
3.4 影响博物馆藏品展出的相关因素分析 |
3.4.1 相关性分析的统计学方法 |
3.4.2 博物馆级别与藏品展出的相关性分析 |
3.4.3 博物馆类型与藏品展出的相关性分析 |
3.4.4 展览数量与客观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分析 |
4.1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表现 |
4.1.1 广度问题 |
4.1.2 深度问题 |
4.1.3 频率问题 |
4.1.4 真实性问题——以《国家宝藏》节目为例 |
4.2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内部原因 |
4.2.1 藏品研究不足 |
4.2.2 展览场地限制 |
4.2.3 利用方式单一 |
4.2.4 利用观念狭隘 |
4.2.5 藏品的同质化 |
4.2.6 专业人才缺乏 |
4.3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外部原因 |
4.3.1 法规尚待完善 |
4.3.2 利用资金不足 |
4.3.3 缺少馆际交流 |
4.3.4 外界参与性低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外博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探索与实践 |
5.1 从藏品本体着手 |
5.1.1 Curator(策展人)制度 |
5.1.2 文物登录制度 |
5.1.3 重视科学研究 |
5.2 从场地方面着手 |
5.2.1 开放内部空间——库房 |
5.2.2 拓展展厅空间——高密度陈列方式 |
5.2.3 “藏品+”模式开发外部空间 |
5.3 从延伸利用着手 |
5.3.1 注重教育服务工作 |
5.3.2 藏品数字化工作 |
5.3.3 文创产品开发 |
5.4 藏品利用的保障措施 |
5.4.1 多渠道经费来源 |
5.4.2 建设志愿者队伍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智慧理念下博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方式分析 |
6.1 智慧理念下的博物馆 |
6.1.1 智慧博物馆起源 |
6.1.2 技术系统 |
6.1.3 智慧博物馆藏品利用的实践应用 |
6.2 人工智能时代的AI博物馆 |
6.2.1 人工智能概述 |
6.2.2 人工智能的发展政策与规划 |
6.2.3 目前AI在博物馆藏品利用中的应用 |
6.3 人工智能对博物馆藏品利用的影响 |
6.3.1 提高藏品利用效率 |
6.3.2 拓展藏品利用手段 |
6.3.3 深化藏品利用领域 |
6.3.4 提升智能化互动性 |
6.4 人工智能给博物馆藏品利用带来的机遇分析 |
6.4.1 国际趋势、国家战略是关键动力 |
6.4.2 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是核心支撑 |
6.4.3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用是外在推动因素 |
6.4.4 理论研究、学科融合是有利保证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人工智能技术在藏品利用方面的个案探索 |
7.1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导览装置在藏品利用中的设计 |
7.1.1 导览对于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性 |
7.1.2 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导览中应用的必要性 |
7.1.3 自动导览装置的模块设计 |
7.1.4 自动导览装置的工作方法 |
7.2 一种基于VR技术的图像采集处理装置及其方法 |
7.2.1 技术背景 |
7.2.2 模块设计 |
7.2.3 图像存储模块的图像处理方法 |
7.2.4 具体工作流程 |
7.3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非结构性破损壁画修复方法 |
7.3.1 研究背景 |
7.3.2 生成对抗网络算法的介绍 |
7.3.3 损失函数 |
7.3.4 修复壁画的结果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一、主要结论 |
二、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附表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3)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价值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论文基本框架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第一章 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形成与基本问题 |
一、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形成 |
(一)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源起 |
(二)日本行政法学与行政学的分化 |
(三)广义与狭义的日本行政组织法学 |
二、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理论基础 |
(一)国家有机体学说 |
(二)国家法人学说 |
三、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基本问题 |
(一)行政组织权问题 |
(二)行政主体问题 |
(三)行政机关问题 |
(四)三大问题的基本关系 |
四、日本行政组织的传统型与现代型机能 |
(一)机能的语义 |
(二)日本行政组织的传统型机能及其特征 |
(三)日本行政组织的现代型机能及其特征 |
第二章 行政组织权论:从“民主控制”到“弹性设置” |
一、行政组织权论及民主控制机能的出现 |
(一)行政组织权问题的产生 |
(二)官制问题与行政保留 |
(三)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确立 |
(四)行政组织民主控制机能的实现 |
二、组织权放松管制及行政组织弹性设置机能的实现 |
(一)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缓和 |
(二)本质性理论的导入 |
(三)行政组织权论的发展 |
(四)弹性设置机能的实现 |
第三章 行政主体论:从“确定责任归属”到“建构多元组织形态” |
一、行政主体论及其责任归属机能 |
(一)公法人论的产生与发展 |
(二)从公法人论到行政主体论 |
(三)责任归属机能的实现 |
二、特殊行政组织的出现及其组织形态机能 |
(一)行政主体二元论的出现 |
(二)特殊行政组织的形成 |
(三)组织形态多元化机能的发展 |
第四章 行政机关论:从“建立组织结构”到“实施任务分配” |
一、日本行政机关论的主要线索 |
(一)行政官署论线索 |
(二)行政官厅论线索 |
(三)行政机关论的二元化 |
二、行政官厅论的产生与结构 |
(一)行政官厅论的产生 |
(二)行政官厅论的发展 |
(三)行政官厅论的基本结构 |
(四)传统行政机关论的组织结构机能 |
三、行政官署论的演进与变迁 |
(一)行政官署论的发端 |
(二)战后日本行政组织立法体系 |
(三)《国家行政组织法》与新型行政机关概念 |
(四)事务分配行政机关论的形成 |
(五)新型行政机关论的任务分配机能 |
第五章 日本行政组织法理论及机能变迁的启示 |
一、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的议题及问题 |
(一)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的产生动因与主要议题 |
(二)我国行政组织法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二、日本行政组织权论及其机能变迁的启示 |
(一)日本行政组织权论及其机能变迁特征 |
(二)对我国行政组织法定问题的启示 |
三、日本行政主体、机关论演进及其机能变迁启示 |
(一)日本行政主体、机关论演进及其机能变迁特征 |
(二)中日两国行政组织法学的可比性基础 |
(三)我国“行政主体—行政机关”相关理论的主要问题 |
(四)我国“行政主体—行政机关”相关理论的改造路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4)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四)文献述评 |
三、研究设计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二)理论基础 |
(三)具体方法 |
(四)研究思路 |
(五)研究内容 |
四、核心概念 |
(一)现代性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5)《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一、“Tibet”文章分类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小结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小结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小结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小结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论文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初创期的“珞珈龙学”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奠基 |
一、珞珈龙学之诞生 |
二、黄侃与珞珈龙学 |
三、朱东润的“龙学”成果 |
第二节 刘永济:珞珈龙学之功臣 |
一、“龙学”专着之特点 |
二、《文心雕龙校释》义理研究 |
三、“龙学”对词学的影响 |
四、“龙学”的中西比较思维 |
第二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上)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发展 |
一、珞珈龙学之长成 |
二、胡国瑞的“龙学”成果 |
第二节 刘绶松对“龙学”的贡献 |
一、高度强调政治性的学术研究思路 |
二、论《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 |
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阶级性” |
四、刘绶松“龙学”之特点 |
第三节 刘纲纪的“龙学”成就 |
一、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定位 |
二、《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三、刘勰的人格精神、佛学思想与思维模式 |
四、对刘勰生平事迹之考证 |
五、与刘纲纪先生的商榷 |
第四节 吴林伯:珞珈“龙学”的巨匠 |
一、极富特点的“龙学”着作 |
二、论《文心雕龙》诸命题 |
三、论《文心雕龙》与其它典籍的关系 |
四、吴林伯“龙学”治学方法 |
第三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下) |
第一节 易中天的“龙学”着作 |
一、《文心雕龙》之文学本体论 |
二、《文心雕龙》之创作规律论 |
三、《文心雕龙》之审美理想论 |
四、易中天对珞珈龙学的贡献 |
第二节 罗立乾的“龙学”着述 |
一、《新译文心雕龙》的“承”与“新” |
二、两大类“龙学”论文 |
三、罗立乾对“龙学”的态度 |
第四章 拓新期的“珞珈龙学” |
第一节 新世纪的珞珈龙学 |
一、论文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
二、珞珈龙学之壮大 |
第二节 李建中:传承“珞珈龙学”的薪火 |
一、发现《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 |
二、重释《文心雕龙》的关键词 |
三、创生《文心雕龙》青春版 |
结语 |
一、珞珈龙学的现实品格 |
二、珞珈龙学的辐射效应 |
附录 “珞珈龙学”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薛爱华的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中西方研究情况概述 |
1.1.1 中国学术界的薛爱华研究 |
1.1.2 西方汉学界的薛爱华研究 |
1.2 主要研究内容和思路框架 |
1.3 关键词的界定与解释 |
1.3.1 汉学与中国学 |
1.3.2 语文学与古典汉学 |
1.3.3 中古中国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古典汉学传统与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学术资源 |
2.1 古典汉学的萌芽与发展 |
2.2 法国古典汉学(1814-1945) |
2.3 美国古典汉学的起步与劳费尔的开拓 |
2.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与文学系古典汉学研究的发展 |
2.5 卜弼德的汉学研究 |
2.6 薛爱华的早年生活与学术渊源 |
2.6.1 从西雅图到伯克利 |
2.6.2 博厄斯派人类学与薛爱华 |
2.6.3 卜弼德的影响 |
第三章 对薛爱华汉学论着的目录学审视 |
3.1 薛爱华学术专着概览 |
3.2 薛爱华汉学学术论文概览 |
3.3 基于目录学的历时性分析 |
第四章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 |
4.1 成书背景 |
4.2 对《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内容与体制的讨论 |
4.2.1 主要内容 |
4.2.2 内容与结构上的特点 |
4.2.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方法论析 |
4.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征引性注释考析 |
4.4 勘误 |
第五章 《时间海上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研究 |
5.1 写作背景与动因 |
5.1.1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转向和道教研究的深入 |
5.1.2 《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创作目的 |
5.2 《曹唐的道教诗歌》内容与体制 |
5.3 母题研究与曹唐游仙诗的内涵与主题 |
5.4 道教仙境考证学 |
5.5 订正 |
第六章 薛爱华汉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 |
6.1 “我是一名语文学者” |
6.2 语文学研究的特点 |
6.3 语文学研究之于古典汉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6.4 薛爱华汉文英译理论与方法论 |
第七章 薛爱华与美国的中国研究 |
7.1 薛爱华所处的美国中国研究历史发展阶段 |
7.2 书斋内外:薛爱华对美国古典汉学的贡献 |
7.3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缺憾 |
7.3.1 不重视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分析与探讨 |
7.3.2 一部分论着作品结构编排不合理 |
7.3.3 论文写作的文学色彩所带来的问题 |
7.3.4 材料引征上的几个问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薛爱华论着目录 |
附录二 薛爱华生平 |
附录三 薛爱华获奖情况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致谢 |
(9)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研究 ——以巴蜀书社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范围 |
一、概念厘定 |
二、研究范围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总结四川古籍出版的地域特色和规律 |
二、丰富古籍出版史研究的内容 |
三、为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提供借鉴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一、研究成果述略 |
二、研究专着 |
第四节 研究理论与方法 |
一、理论基础 |
二、研究方法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性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创新性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 |
第一节 图书出版概况 |
一、出版数量变化 |
二、出版内容主要类别分布特点 |
三、图书获奖情况分析 |
第二节 古籍出版成就与发展成因探析 |
一、古籍出版成就与特色 |
二、发展成因探析 |
第三节 古籍出版的阶段性特点 |
一、复苏期(1981-1991) |
二、探索期(1992-2002) |
三、转型期(2003年以后) |
第四节 四川古籍出版的不足 |
一、存在重复选题现象 |
二、整理方式具有不平衡性 |
三、图书宣传渠道利用不足 |
第三章 古籍出版的组织机构 |
第一节 四川古籍出版组织机构类型及表现特点 |
一、设置类型分析 |
二、表现特点分析 |
第二节 内部组织结构分析——以巴蜀书社为例 |
一、部门设置特点 |
二、人员组建方式及构成特点 |
第四章 古籍出版产品的内容、形式策划 |
第一节 内容策划 |
一、策划思想的把关分析 |
二、策划作者分析 |
三、策划整理形式 |
四、策划内容的选题特点 |
第二节 形式策划 |
一、开本设计分析 |
二、封面设计分析 |
三、个案分析:“中国最美的书”——《藏区民间珍藏藏文典籍丛刊》 |
第五章 古籍出版产品的宣传、营销策划 |
第一节 宣传策划 |
一、宣传方式多样 |
二、三种主要方式 |
第二节 营销策划 |
一、营销渠道特点 |
二、营销品牌认知度的问卷调查分析——以巴蜀书社为例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巴蜀书社历年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84-2017) |
附录2 四川大学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86-2017) |
附录3 四川人民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81-2017) |
附录4 西南交大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92-2017) |
附录5 四川民族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汉、彝、藏文) |
附录6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获奖书目、获奖项目 |
附录7 巴蜀书社:社长访谈录、小传 |
附录8 巴蜀书社品牌认知度调查问卷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目的 |
二、选题范围与主要概念阐释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第一章 社会维度: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价值导向 |
第一节 源于乡愁的文化记忆 |
一、乡愁记忆的文化属性 |
(一)乡愁记忆与乡愁文化 |
(二)乡愁记忆的隐喻价值 |
二、传统中国乡愁文化的内涵与表征 |
(一)传统中国乡愁文化的丰富内涵 |
(二)传统中国乡愁文化的情感表征 |
三、当代江南乡愁文化发生的多维视角 |
(一)当代江南乡愁文化的现代性源流 |
(二)当代江南乡愁文化的全球化语境 |
(三)当代江南乡愁文化的地方性因素 |
第二节 文化记忆理论与当代江南村镇空间记忆的建构 |
一、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兴起及视角 |
(一)记忆研究的兴起 |
(二)文化记忆理论视角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记忆建构的意义 |
(一)江南村镇空间作为回忆文化的激活器 |
(二)江南村镇空间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 |
三、当代江南村镇文化记忆建构的价值取向 |
(一)天人合一:江南村镇文化价值重塑的思想之本 |
(二)文化认同:江南村镇文化价值重塑的内在力量 |
第三节 文化记忆与景观情境之间融合共生的互动关系 |
一、文化记忆与村镇空间的情境映射机制 |
(一)文化记忆影响着景观情境的空间属性 |
(二)景观情境与文化记忆是一个相互映射的共生系统 |
二、文化记忆导向下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目标与评价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目标定位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目标实现路径和评价标准 |
三、文化记忆导向下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系统架构 |
(一)社会责任: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出发点 |
(二)融合共生: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系统框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时空维度:传统江南村镇文化景观多元融合的生成语境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对江南传统村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
一、地形地貌是成就江南村镇水乡格局的核心要素 |
(一)多样性的地形地貌决定了江南村镇聚落择址的多态性 |
(二)水岸互生是平衡江南动态变迁的内在要因 |
二、运河贯通是维系江南村镇聚落兴衰的人工智慧 |
(一)江南运河的疏浚沟通为江南村镇发展奠定了基础 |
(二)大运河成为维系江南区域与国家命脉的重要枢纽 |
三、水乡生态是影响江南农业景观变迁的重要条件 |
(一)江南“塘浦圩田”农业景观的形成 |
(二)江南水乡生态与审美观念变迁的依存关系 |
第二节 社会环境对江南传统村镇景观形态的影响 |
一、早期工业化与江南市镇 |
(一)世界经济史大背景中的江南早期工业化 |
(二)活跃繁荣市镇网络下的江南村镇 |
二、传统工匠技术与江南老行当 |
(一)传统工匠:江南产业技术理论的学科化 |
(二)百业寻踪:江南老行当里蕴含的记忆密码 |
三、集社合一的水乡市镇 |
(一)宏观视野下城乡交融的江南社会 |
(二)微观视角下集社结合的江南茶馆 |
第三节 文化观念对江南传统村镇景观形态的影响 |
一、江南文化之源的学理性依据 |
(一)江南文化的原始发生与溯源 |
(三)江南文化的审美诗性与通达精神 |
二、影响传统江南村镇环境生态观生成的多元要素 |
(一)多元互补思想观念下的江南村镇环境生态观 |
(二)自给自足经济社会背景下的江南村镇环境生态观 |
三、信仰习俗交融共生的江南村镇文化生态格局 |
(一)江南民间信仰互动制衡的内外力量 |
(二)习俗与信仰和谐统一的村落共同体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媒介维度:江南村镇文化记忆与景观语言符号的设计转换 |
第一节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选择与转换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类型选择 |
(一)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选择原则 |
(二)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基本特征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转换设计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转换设计的思维过程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系统分类 |
第二节 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物质符号系统 |
一、点空间: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基本单位 |
(一)传统江南村镇建筑形制及语言溯源 |
(二)江南水乡古镇公共区域主要节点景观 |
二、线空间: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构成秩序 |
(一)村镇结构演化规律 |
(二)河街线性空间组合秩序 |
三、面空间:传统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平面组织 |
(一)传统江南民居院落平面组合类型 |
(二)传统江南村镇建筑立面结构要素 |
(三)传统江南村镇区域网络系统 |
第三节 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非物质符号系统 |
一、意象系统与指示性景观语言符号 |
(一)从心理认知地图到江南村镇文化景观导览地图 |
(二)文化记忆导向下当代乌镇景观语言符号系统的建构 |
二、文本系统与象征性景观语言符号 |
(一)衷情江南耕读文化的园林造景 |
(二)文字、图像中隐含的景观语言符号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在景观中的应用 |
三、仪式系统与体验性景观语言符号 |
(一)诗意雅致的视觉体验 |
(二)悠扬婉转的听觉体验 |
(三)水晶晶的触觉与生活体验 |
(四)江南美食的嗅觉与味觉体验 |
(五)综合的感知与整体的体验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功能维度: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情境重构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设计策略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融合共生”系统的关联因素 |
(一)记忆客体:“融合共生”的江南村镇景观空间 |
(二)记忆主体:“融合共生”的乡建文化共同体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系统的情境重构策略 |
(一)关联类比式:生态型景观的情理互通 |
(二)语境约定式:产业型景观的情景互融 |
(三)象征隐喻式:生活型景观的情境互生 |
第二节 关联类比式:生态型景观的情理互通 |
一、乡土景观与乡村基质的关联策略 |
(一)乡土景观的自然生长 |
(二)乡土建筑的跨时空链接 |
二、文化景观与文脉原型的类比策略 |
(一)文化原型保护 |
(二)地域原型抽象 |
(三)文脉类型转换 |
第三节 语境约定式:产业型景观的情景互融 |
一、当代江南村镇产业景观的结构转型与拓展 |
(一)江南村镇产业景观结构的转型 |
(二)江南城镇化关联空间的拓展 |
二、现代农业景观文科融合的赋能策略 |
(一)农业景观人文化 |
(二)农业生态智能化 |
(三)关联机制系统化 |
(四)产业空间整合化 |
三、工业遗存景观穿越时空的语境策略 |
(一)传统工坊交互式语境 |
(二)工业文化创意式语境 |
(三)乡土技艺博物馆探究式语境 |
第四节 象征隐喻式:生活型景观的情境互生 |
一、乡愁时空:江南村镇空间记忆的唤醒策略 |
(一)乡:乡愁文化记忆的物质性 |
(二)愁:乡愁文化记忆的情感性 |
(三)时:乡愁文化记忆的历时性 |
(四)空:乡愁文化记忆的共时性 |
二、回归日常:当代江南村镇生活型景观情境的互生策略 |
(一)从物境到心境:典型江南村镇的“慢生活”模式 |
(二)从乡情到乡恋:回归日常生活的“乡村民宿+”模式 |
(三)从形式功能到人文精神:作为象征性景观的“乡村节庆”模式 |
(四)从原生到腾飞:跨界融合的“校地协同”模式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国内首套大型传播研究学术专着译丛“传播·文化·社会”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D]. 李姣. 西北大学, 2021(11)
- [3]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D]. 郭志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4]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5]《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6]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7]“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
- [8]薛爱华的汉学研究[D]. 田语. 西北大学, 2020(07)
- [9]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研究 ——以巴蜀书社为中心[D]. 臧亚萍.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10]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D]. 汪瑞霞.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