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刻画“合理比例”

一、《红楼梦》人物刻划的“情理分寸”（论文文献综述）

周茜^[1]（2020）在《一枝独秀的京剧“红楼戏”——陈墨香、荀慧生编创《红楼二尤》平议》文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陈墨香、荀慧生共同编创的京剧《红楼二尤》在众多"红楼戏"中一枝独秀,成为经典保留剧目。荀慧生早有意向编创"红楼二尤"戏,与陈墨香合作多年后终于达成愿望。剧本的改编取舍、剧情结构、人物设置较之小说原着《红楼梦》有创新、有差异。尤三姐贞洁刚烈的形象颇为成功,尤二姐戏份不足,较为薄弱,王熙凤、秋桐的改编则是败笔。尽管如此,《红楼二尤》仍然大受欢迎、常演不衰,自有其道理。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下,对于《红楼二尤》的深入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杨诚^[2]（2020）在《霍译《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重塑的认知识解研究 ——以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王熙凤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灵魂,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是《红楼梦》的一项伟大艺术成就;在红学研究中,人物形象研究一直是重头戏,研究成果颇丰;然而在相关翻译研究中却是薄弱环节,研究数量较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更少。本论文采用Langacker的认知识解理论,从详略度、辖域、视角与突显四个维度对霍克思译本前80回中对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和王熙凤的相关描写在微观层面进行了详细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四位女性人物各自在译本中的形象变化以及变化的共同特点,并且运用文化途径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诠释学、操纵学派等翻译理论探讨了人物形象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通过系统分析霍克思译本中语言的偏离,论文发现译作中四位女性人物的形象均有较大变化。黛玉的悲剧性大为下降。原着中黛玉是典型的悲剧形象。她体弱多病,多愁善感;她与宝玉朦胧纯真的爱情最终未能如愿;贯穿全书的还泪神话以及围绕她设置的一系列悲剧意象更增添了浓重的悲剧氛围。霍译在外貌描写上突显的是其优美而非病弱,而她的言语行为均较原着激烈,使其柔弱的形象被削弱;在宝黛爱情描写中,霍译增加了大量解释,导致原文朦胧的爱情描写变得直接,她对宝玉的深情也被淡化;而且霍译忽略了还泪神话在全书的照应,又因中英文化背景的差异,大量悲剧意象在霍译中无法再现,黛玉整体形象的悲剧性也随之降低。宝钗由“冷”变“热”。原着中,宝钗是淑女典范。她思想言行均循规蹈矩;待人接物中规中矩,态度温和但保持距离;同时书中围绕她有意设置了许多突显其“冷”的文化意象,共同构建了其“冷美人”形象。霍译中,她虽然思想更显得正统,行为却有了一份随意与率性;她待人的分寸掌握欠佳,有时更严厉有时又太亲热,未能再现她与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的冷冰冰的形象;加上一些突显其“冷”的文化意象在译本中无法再现,其“冷美人”形象在霍译中被消解。探春更加敏感精明。原着中,探春因明敏精干而被赞为“敏”。她精明能干;虽然对生母赵姨娘也有尖刻的言辞,但本质上是大家闺秀,温和文雅,平时对赵姨娘也按礼尊重。霍译中,她作为管理者的精明威严被进一步突显;对赵姨娘的态度也变得更加敏感尖刻;而她高雅、守礼的闺秀特质却被弱化,她由闺秀中的政治家蜕变为完完全全的精明管理者。熙凤更辣更鲜活。原着中,王熙凤性格中最为突显的特征便是“辣”。她当家理事周到老辣;在贾瑞、尤二姐事件表现得虚伪毒辣;尽管为人圆滑,也不敢越礼,其言行却有着贵族妇女少有的泼辣。霍译中,凤姐变得更精明强干;她对贾瑞、尤二姐更虚伪,因此更反衬出她的毒辣;她更能说会道,更圆滑,也更泼辣凶悍;同时,她说笑的方式也更丰富多彩。整体上,霍译中的凤姐个性更强烈,形象更鲜明。霍译中四位女性变化虽各不相同,但大的方向却基本一致,即均指向闺秀特征的弱化与个人能力与个性特质的强化。原着中,无论是标准淑女宝钗还是有点小性儿的黛玉,也无论是对生母比较尖刻的探春还是个性最张扬的“凤辣子”,本质上都是礼教熏陶出来的大家闺秀,而霍译中她们的守礼言行均有被忽略的趋向,而她们与当时闺秀要求不甚相符的一些特质,如黛玉的聪慧、探春的精明、熙凤的能干与泼辣等,在霍译中均被进一步突显。霍译中女性人物形象之所以会发生以上形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文学文本的开放性为译者在译文中重塑人物形象提供了空间。《红楼梦》文本中空白与未定点特别多,模糊的语言表达与难以复制的文学意境客观上为多种诠释提供了可能性。其次,中西文化差异使译者无法在译文中还原原着中的人物形象。而中英语言的差异使书中采用的一些汉语的独特表现形式无法再现,文化的差异则造成了中国特有文化意象的流失,它们均导致了人物形变。再次,译者的思想观念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译文中人物形象的改写和重塑。曹雪芹与霍克思时代不同的社会观念通过作者与译者分别影响了原着与译着。霍克思以平等的等级观改写中国传统家庭的森严等级观念,使四位女性人物与人相处时表现出更多的平等倾向;他还以平等的女性观改造了中国传统女性的顺从形象,霍译中女性都不自觉地染上了现代女性的影子。研究表明,从认知识解的角度察看翻译文本,能帮助我们见微知着,从细微的差别中品味出人物形象变化的趋向,同时也能帮助我们看出译者对作品人物的态度。经典文学作品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本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翻译中人物形象的变化难以避免,我们既要坦然接受翻译中必然会发生的变形,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文化融合,从而缩小翻译中的变形。

田野^[3]（2019）在《清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活跃于清代乾隆、嘉庆两朝（1736—1820）常州府下辖的武进、阳湖两县的十七位武进、阳湖籍曲家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考察了乾嘉时期武进、阳湖两县的戏曲生态环境,武进、阳湖籍曲家的家世、生平、戏曲活动的特点以及他们的区域文化特征等诸多方面,旨在对乾嘉时期十七位武进、阳湖籍曲家的生平以及戏曲方面的成就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给予这一曲家群体在戏曲史上一个客观、准确的定位。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以及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以及曲家人员的构成进行界定,同时将国内外有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趋势进行综述,并点明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和可预期的创造性成果。正文部分分为八章。第一章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剧坛之戏曲生态环境》。本章以乾嘉时期武进、阳湖两县的民间戏曲活动以及文人的戏班家乐活动与情况为研究对象进行论述,为后文论述武进、阳湖籍曲家的戏曲生平与戏曲活动提供地区背景。第二、三章主要研究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之家世、生平。这两章以籍贯作为划分标准,对每一位曲家的家世、生平做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第二章以武进籍曲家作为研究对象,第三章以阳湖籍曲家作为研究对象。第四章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家世、生平对其戏曲活动影响之要素》。本章在第二、三章研究的基础上,将武进、阳湖籍曲家作为一个群体,以他们人生经历以及亲友网络这两个方面之中的相同之处作为切入点,论述他们的共同的人生经历与亲友关系对他们戏曲活动的影响。第五章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之戏曲作品创作、流传与搬演》。本章从戏曲创作、流传、搬演等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们的戏曲作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得出他们的戏曲作品在创作、流传、搬演方面的特点。第六章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之戏曲评论、观念与观演》,以武进、阳湖籍曲家对自己或他人的戏曲作品的品评以及他人对其作品的评论为入手点,分析、论述他们在戏曲创作上功能观、曲辞观以及题材观三方面的观念以及探究他们日常的观剧和组织观剧的经历对他们在戏曲创作方面的影响。第七章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戏曲的区域文化特征》。本章以乾嘉时期武进文化环境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论述常州学派、阳湖文派、毗陵诗派以及常州词派四大文化流派对武进、阳湖籍曲家在戏曲创作等方面的影响,并总结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戏曲的区域文化特征。第八章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的戏曲史地位》。本章将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与清初时期和清代后期的武进、阳湖地区的曲家来进行纵向比较,与乾嘉时期的无锡、金匮籍的曲家来进行横向比较,突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在武进、阳湖地区的特殊的戏曲成就以及地位,并以此来给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群体在戏曲史上一个较为客观的定位。结语部分,综述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的特点、在戏曲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戏曲史上应有的位置,并论述本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穆莹^[4]（2018）在《中西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比较文学视域选题,从文学类型学比较切入,选取“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和西方同类小说展开比较研究,力图兼顾“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译介和影响研究”。在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大放异彩,诞生了鲁迅、老舍、张天翼、沙汀、沈从文、钱锺书等讽刺幽默大家、名家,使讽刺幽默小说成为了现代小说中的重要一支,是最有成就的小说类型之一。在西方,讽刺幽默小说也是源远流长。但迄今为止还只停留在单边研究和少量的个案比较研究,还没有从整体上、宏观上将中、西讽刺幽默小说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是一个缺憾。本文有感于此,力图在以往个体和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对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和西方同类小说的“双向阐发”和价值判断。其总体框架由“影响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宏观比较研究、微观比较研究以及翻译、传播、接受、影响、效果研究等共同组成。论文分为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西方讽刺幽默小说的发展历程、杰出成就以及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接受、影响状况。其中,19世纪的西方讽刺幽默小说对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的影响最为明显。而20世纪西方的讽刺幽默小说,或与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同步,或晚于中国现代的讽刺幽默小说,它们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多在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后。因此,它们和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不可能构成“影响关系”,但可以展开“平行关系”的比较研究。第二章: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的发生以及与西方的关系。包括亲缘关系、交叉关系、平行关系。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是怎样融汇了西方的喜剧智慧,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艺术拓展的。其中,鲁迅与果戈理、契诃夫的高度契合,才使鲁迅由衷地倾向于果戈理和契诃夫,而不是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英、俄作家影响了、造就了作为幽默讽刺作家的老舍,狄更斯的幽默作品与老舍的幽默天性融合了。钱锺书的小说则较多地取法英法,这与钱锺书的经历及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第三章:从宏观上论述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同一性特征。在这里,将从写作类型、叙事方式、方法、喜剧的表达和笑的艺术等方面进行归纳和研究。指出在写作类型上,中、西都有写实和寓言两种类型;在叙事方式方法上,都有客观呈现和主观变形两种叙事方法;在喜剧表达上经常出现讽刺幽默与写实——揭露、漫画——夸张、反语——反讽、荒诞——怪异相结合的特征;在笑的艺术上都存在悲喜交融和含泪的笑等美学特性。进而探讨讽刺幽默小说共同的创作规律。第四章:从宏观上阐释中、西讽刺幽默小说所呈现的差异性特征。笔者认为,中、西讽刺幽默小说在平常与超常、写实与虚构、拘谨与放达、沉稳与飞扬、严肃与玩笑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地理、生存环境、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心理心态等。通过这种比较,完成双向阐发,发现民族差异,实现对不同民族国家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第五章:从总体上研究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创作经验与启示。总结各自的长短优劣,完成对比较的双方的价值判断,从而加深理解,得出新的认识和结论,为未来的讽刺幽默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本文认为,中西讽刺幽默小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鲁迅所言:“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中国现代的讽刺幽默小说是重讽刺、轻幽默,重写实、轻想象,重客观、轻主观。其讽刺是真实有力的,幽默则是拘谨凝重的。和英美相比,幽默是不算发达的。我们多的是政治讽刺、世态讽刺、风俗讽刺、道德讽刺、乃至人性讽刺,少的是轻松的幽默、充沛的喜感和玩笑的心态。总结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长短优劣,我们还会发现,在西方,“游记体”的发达和“议论”的流行,这在中国现代也是少有的。总结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创作经验,我们看到,讽刺、幽默虽然是“孪生姐妹”、“同胞兄弟”,二者常常同时出现,或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并不等于是“连体”,而是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有的讽刺、幽默并重,实现了很好的结合;有的虽然讽刺、幽默兼而有之,但却或以讽刺为主,或以幽默为主,偏重于一方;还有的是讽刺与幽默分离,倾斜于纯讽刺;至于纯幽默在小说中是非常少见的。优秀的讽刺幽默小说,讽刺和幽默多是紧密结合的。鲁迅和马克·吐温都认为,讽刺如果摒弃了幽默则沦为谴责,幽默脱离了讽刺则沦为玩笑。二者的有机结合、完美融合才能产生最佳的艺术效果。通过比较,我们更发现,中、西对讽刺和幽默都存在偏见和诋毁。所以,鲁迅说:“讽刺家,是危险的。”老舍也说过“幽默的危险。”在西方,讽刺幽默作品被禁毁、作家遭迫害和中国现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我们深切地感到讽刺难为,幽默不易,能坚持持久的更为难能可贵。这启示我们:必须正确对待讽刺幽默;必须解放思想,营造自由、宽松、和谐、包容的文学环境;在此基础上,作家要放纵心灵,放开手脚。超越拘谨、心有余悸等心理障碍,实现心志的大解放。

苏盈盈^[5]（2017）在《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比较研究（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爱玲及其影响是现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两岸的张爱玲接受过程是这一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爱玲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话题,学界对于她的讨论并未随着她的香消玉殒而减弱,反而热议不断。将张爱玲置于特殊历史背景中,通过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立场下的张爱玲传播与接受上的差异,以此对比两岸的张爱玲接受状况所面临的不同境遇。整体性地观察张爱玲在大陆与台湾的特殊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不仅对两岸的张爱玲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而且以此透视两岸特定历史背景下文学思潮的生成和演变。研究以时间为主线,将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对比。第一个阶段,1950年代初,张爱玲因外部环境的改变离开上海奔赴香港,在迫于生活压力的情况创作《秧歌》《赤地之恋》。被冠上“反共作家”名号的张爱玲得以凭借《秧歌》进入台湾文坛,她的其它作品在1960年代也相继于台湾出版,并掀起一阵“张爱玲热”。而海峡对岸的大陆学界却因为特殊原因对张爱玲不再提起,这导致张爱玲在大陆文坛沉寂了近三十年。第二个阶段,1970年代,在台湾现实主义文学崛起的背景下,张爱玲逃避社会责任的作品遭到不同立场的学者的质疑。其中,林柏燕与水晶、夏志清等对张爱玲历史定位的问题进行讨论,唐文标与朱西宁、林以亮等围绕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评价标准展开争论。1980年代,大陆学界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迷雾,开始重新发掘、审视张爱玲及其作品。与此同时,张爱玲及其作品通过多种渠道被大陆读者熟知,并被写入文学史、专题史中。第三个阶段,1990年代后,两岸张爱玲研究呈现微观化、趋同化的态势。但趋同中又因文化环境的不同呈现出细微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两岸文学史对张爱玲的定位与书写方面。通过对比张爱玲在两岸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不同境遇,反观文化环境对作家及文学作品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使张爱玲及其作品在两岸有着不同的定位与读者期待。

严孟春^[6]（2017）在《宋代传奇与儒释道思想》文中研究表明宋代传奇是继繁荣而成熟的唐传奇之后所出现的一种文言短篇小说创作,它既是唐传奇创作的延续和发展,同时也标志着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转型,下接明清文言短篇小说创作。宋代传奇也是宋代文学大家庭的一员。但由于唐传奇的优秀以及宋代文学的丰富,宋代传奇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其内涵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宋代传奇创作始自北宋初年,迄于南宋末年,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经过了一些变迁,总体上呈现出话本化、通俗化的趋势。宋代传奇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北宋前期是传奇创作得到恢复与发展的一个时期。之后,从北宋中后期至南宋中叶,传奇创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南宋后期,宋代传奇创作走向衰落。和唐传奇相比,宋代传奇创作具有四个显着特点:第一、作家以学问、知识为传奇;第二、作家爱在传奇作品中发表议论;第三、作品渐趋通俗化;第四、作品渐趋志怪化。南宋后期,国运不济,传奇创作也走向衰落。宋代传奇创作之所以能有自己的特色,跟两宋时期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莫大关系。宋代的社会文化,特别是儒释道等思想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宋代传奇创作,由是,宋代传奇作品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值得我们去研究、探索。可以说,宋代传奇创作是观察宋代思想、宋代文化的一扇很好的窗口。其艺术性方面的不足反倒衬托了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研究的必要性。从这扇窗口,我们首先能够窥见宋代传奇与儒家思想之关系。两宋时期,儒家思想恢复主导地位,理学乘势兴起,反映在传奇创作上,就是历史题材和社会伦理性题材的大量写作。儒家向来关注现实,重视历史,强调伦理,因此,这类题材写作中便寓有强烈的史鉴意识与社会伦理关注。作家们往往借助情节叙事或人物形象塑造来表现与儒家思想有关的主题,如遵守礼教、知恩图报、孝义忠贞、诚信守约、勤政爱民、关怀国事等。出于宋人写作的长期习惯,作家们还喜欢抛开情节叙事和人物形象塑造,直接站出来阐发儒家的思想义理。在创作方法上,他们也受到儒家传统文艺思想的影响,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叙事写人,缺乏必要的虚构;亦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采用概括叙事手法平铺直叙,缺乏必要的细节刻划和波澜跌宕。他们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列贞女节妇以及义士、忠臣、孝子等形象,颇具儒家风范。他们还塑造了一些负心汉和骗子形象。这反映了他们修身养性、以诚信为本的人生理念,这种人生理念同样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这类作品中,作家们往往突出书、乐器、剑等小说意象,用以服务于形象塑造和主题表达。儒家思想固然是宋代的立国之本,但从宋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承自唐代的佛、道二家思想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是变本加厉,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这在宋代传奇的创作中有充分的体现。以和尚、尼姑、道士、神仙、鬼怪为写作对象的宋代传奇作品大多是想象、虚构性故事,或含有想象、虚构的故事成份,显示了宋代传奇志怪化的创作倾向,给人以奇异的阅读感受。这种故事面貌的形成乃是缘自佛教道教对于神异世界的建构和宣传。佛教讲天堂和地狱,道教则构建了神仙鬼怪世界,两者都是非现实的存在。但在佛教道教的话语体系中,这种非现实存在是有差异的:佛教所谓天堂和地狱与现实世界完全对立,不可沟通,而道教所构建的神仙鬼怪世界与现实世界却既对立又兼容,神仙鬼怪和凡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往来,融洽相处。因此,我们能够读到不少人神、人仙或人鬼的恋爱故事,以及其他彼此相处的故事。佛教类传奇和道教类传奇在主题思想的表现方面也有诸多差异。佛教类传奇通常都要着意宣扬因果报应与善恶劝惩的思想（很多时候都是赤裸裸的直接宣示）,而道教则通过故事讲述、情景再现、形象塑造等方式,向人们传递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理念。与之相应的小说意象:佛教突出莲花以明佛性的圣洁清净,突出梦境以写异世界的奇特虚幻,道教却大写特写山间景象、神仙洞府,还有药和酒等物,充分体现了道教的特色。佛教道教的人物形象在宋代传奇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精神风貌,总体上说,作家们对道教形象的艺术刻划要胜过佛教形象刻划,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总之,宋代传奇不仅是文学创作（在这方面并不值得称道）,而且是一个“文化”的渊薮,和宋代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释道思想文化皆有着莫大关系,值得我们从文化角度对之进行阅读和阐释。

白勇华^[7]（2016）在《十七年“戏改”过程中的民间与国家 ——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十七年“戏改”无疑是影响面极大,改革极为深入的一次文化实践。本论文将十七年“戏改”的焦点放在民间与国家的关系上面,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力图把研究拓展到“戏改”中的人、剧团组织形式乃至戏曲的地方市场建设等方面。通过研究十七年“戏改”过程中各种话语资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试图从中剖析革命国家在介入传统戏曲过程的种种犹豫徘徊、前后冲突甚至走向彻底激进化的原因。国家话语进入民间,完成人民性对民间性的置换,但在历史戏、家庭戏和“鬼戏”的整理改编中展现出国家话语的裂痕,革命话语、启蒙个人话语、民间话语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在十七年“戏改”期间,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革命文艺理论不只是把传统的戏曲现代化、革命化,同时还应看作是把它独立化,变成一个现代的独立的艺术门类——戏剧艺术,从前者到后者,不只是在传统戏曲里面加入某些现代元素问题,而是艺术理念、艺术文本、艺术中人与人的关系都进行了结构性重组。而且,十七年“戏改”作为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分合博弈的过程,也不能看作国家话语力量对民间元素的单向规训,其中本土民间的要素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寻求到自身的存在形态,福建地方戏剧种的复杂多样导致传统戏曲中的民间社会文化元素的强力自我维护动能显得尤为突出。十七年“戏改”中“人的改造”是系统工程,并总是在国家与民间之间不断地左右摇摆,民间的因素或代表国家意志的因素在其中不断磨合,而逐步找到自己的位置,革命国家与民间力量的博弈存在诸多妥协,民间力量作为隐性的在场一直影响着戏曲的机构和生态。革命意识形态在重建戏曲市场与戏曲市场主体的过程中遭遇诸多困难,为了确保自身社会和文化理想能够有机地贯彻到戏曲当中去,强力的行政手段和革命样板戏的出现其实是改造精英话语如何在民间社会当中成功立足的一次逻辑延伸,是追求现代的民族国家大叙事合乎逻辑的产物,不能仅仅看作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的特例。

张帆^[8]（2016）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文中提出《<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为近人武作成独力完成之作,对《清史稿·艺文志》进行了大量增补,共增补四部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其中子部小说类包括笔记、章回演义、弹词三属,共二百五十七部,而笔记小说之属包括《梦园丛说》、《奁史》、《瓮牖馀谈》、《遁窟谰言》等五十二部,多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传奇、志怪及佚事杂俎等。据目前资料看来,这五十二部小说除《聊斋志异》得到充分研究之外,馀皆鲜有提及。《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影响极为深远,大批作者争相追随仿作,事实上,这五十二部小说中,即有不少是《聊斋志异》的仿作。这些书中亦不乏诸如《瓮牖馀谈》《重订西青散记》《谐铎》《京尘杂录》《耳食录》《梦厂杂着》《兰苕馆外史》等优秀之作,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五十二部文言小说尚有不少存疑之处,比如《琐蛣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的关系尚未明确等。因此,对于这52部小说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很有必要。本文以上述五十二部作品为单位,以《<清史稿·艺文志>》着录顺序为次序,力求全面系统收集作家生平行迹、作品成书过程、历代官私书目以及历代文献中相关的着录、序跋、版本考订、作品内容等资料。每部作品资料后附按语,对所收材料进行校勘比误,并对作者生平行迹、主要着作及其版本、作品内容、版本流传等作简要述评,以表达整理者对作品的初步认识,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王婉秋^[9]（2014）在《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探讨的中心问题是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的译介、传播、接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与西方文学批评的融汇、碰撞、交流中表现出的特征，以及在批评观念、批评方法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论文第一章探讨华兹华斯、雪莱诗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兼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吸纳，以及对一系列诗歌问题的争论。第二章在梳理佩特、王尔德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的同时，梳理唯美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兼及现代中国纯艺术论的缘起、发展和特征。第三章以文学的外部研究为论述的核心，探讨西方的科学主义、历史主义观念如何加剧了中国文学批评对“真实”的追求，并以批评家泰纳的个案分析为支撑，说明现代文学批评的外部研究趋向。第四章以批评家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的诗论在中国的接受为依托，阐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象征主义文论的接受和以此为基础的诗歌理论探索。本论文以个案分析为依托，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西方理论资源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进行吸纳的过程中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对该课题的梳理与解读，不仅是对历史的发掘与回顾，也是理解现今批评观念、批评方法的基础，可以为当今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提供研究思路。

韩珊^[10]（2013）在《《红楼梦》脂评中小说写作技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几乎与《红楼梦》同时产生的《红楼梦》评点，在继承前代小说评点成果的基础上，也把明清小说评点的理论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对《红楼梦》中脂评的研究已延续百年，其中对小说技巧的研究也屡见不鲜，但是这些研究颇为狭窄与零散，更加缺乏系统化。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红楼梦》脂评中小说写作技巧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从人物、情节、语言等方面拓宽小说写作技巧的研究，使其更加完善和充实。本文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红楼梦》脂评中人物塑造技巧论。人物是文学创作的核心，一部作品要想成功，必须把人物塑造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人物写活，因此，我们应该注重人物的塑造技巧。本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技巧，二是人物性格的塑造技巧。人物形象的塑造技巧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合乎情理的肖像塑造，不落俗套、贵在自然、合乎情理的容貌、形体、服饰塑造才能打破千人一面的塑造桎梏；其次是传神的神态动作塑造，作家在刻划人物形象时，不仅要注重人物表层的“形”，更重要的是要描绘出人物所凝聚的“神”，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要形神兼备。人物性格的塑造技巧也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塑造，“写一种人，一种人活像”，这个人物就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其次是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塑造，脂砚斋打破“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类型化态势，塑造出“正邪两赋”的人物性格。第二部分是《红楼梦》脂评中情节技巧论。技巧是一个综合而全面的概念，技法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部分中首先要讨论的是情节的设置技巧，其次要讨论的是情节技巧中技法的应用。情节的设置技巧有情节的曲折技巧、情节的节奏技巧、情节的转换技巧。“作者能处，惯于自站地步，又惯于擅起波澜，又惯于故为曲折，最是行文秘诀。”对于情节的设置技巧，我国古典小说历来讲究情节要有韵律感和节奏美，要抑扬顿挫、冷热相济、急缓相衬,读起来情节有种节拍感。“重作轻抹”和“横云断岭”是情节转换的重要技巧。本文选取一些主要的技法进行研究，情节技巧中的技法有“穿插”法、“千里伏线”法和“省笔”。脂砚斋提出“不得不做此穿插”论断的同时，提出“总不脱落正事”的穿插。“千里伏线”不是空谈，它贯穿着整部《红楼梦》前后的情节，而且伏笔不仅仅是一伏，它是一笔多伏。“省笔”也称为“避难法”和“躲烦碎文字法”。第三部分是《红楼梦》脂评中语言技巧论，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一是小说语言的表达技巧，脂砚斋在前人研究的引导下独树一帜，提出了小说语言表达技巧中的“炼字”艺术和“囫囵语”的理论。二是小说语言的审美技巧，通过小说的用字、用词所形成的语言带给读者体味语言准确、鲜明、生动的审美感受，体味作者用字、用词的造诣，脂砚斋给读者开启了一盏明灯，他评点了小说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三是小说语言的风格技巧，新颖独创和真实自然是小说语言最显着的风格技巧。

二、《红楼梦》人物刻划的“情理分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红楼梦》人物刻划的“情理分寸”（论文提纲范文）

（1）一枝独秀的京剧“红楼戏”——陈墨香、荀慧生编创《红楼二尤》平议（论文提纲范文）

（2）霍译《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重塑的认知识解研究 ——以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王熙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清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西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比较研究（1949—）（论文提纲范文）

（6）宋代传奇与儒释道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7）十七年“戏改”过程中的民间与国家 ——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9）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红楼梦》脂评中小说写作技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红楼梦》人物刻划的“情理分寸”（论文参考文献）

• [1]一枝独秀的京剧“红楼戏”——陈墨香、荀慧生编创《红楼二尤》平议[J]. 周茜. 红楼梦学刊, 2020(01)
• [2]霍译《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重塑的认知识解研究 ——以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王熙凤为例[D]. 杨诚. 湖南大学, 2020
• [3]清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研究[D]. 田野.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4]中西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比较研究[D]. 穆莹. 辽宁师范大学, 2018(06)
• [5]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比较研究（1949—）[D]. 苏盈盈. 闽南师范大学, 2017(01)
• [6]宋代传奇与儒释道思想[D]. 严孟春. 广西师范大学, 2017
• [7]十七年“戏改”过程中的民间与国家 ——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D]. 白勇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8]《<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D]. 张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9]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D]. 王婉秋. 吉林大学, 2014(09)
• [10]《红楼梦》脂评中小说写作技巧研究[D]. 韩珊. 湖北师范学院,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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