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抗战初期的忠义救国军》有感（论文文献综述）
冯晶[1]（2021）在《“抒情传统”视野下的汪曾祺戏曲创作》文中指出自陈世骧于1971年提出中国“抒情传统”一论以来,这一学说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复杂的学术谱系,其后被王德威转化为对“现代抒情主体”之历史丰富性的展示,引入现代文学视野当中。作为现代抒情小说的承续者,汪曾祺并未出现在王德威“史诗”与“抒情”的构架中,而事实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抒情传统”的赓续和扩展,汪曾祺是绕不开的人物。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汪曾祺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小说和散文,而他的戏曲创作作为五十到八十年代最主要的文学实践却鲜有人问津,汪曾祺延续了现代抒情小说传统这已是学术界共识,作家创作本身便具有整体性,小说、散文的创作风格不可避免地被移植到戏曲作品中,并且由于戏曲特殊的创作背景,其中所体现的“抒情传统”更为复杂,由此,在“抒情传统”视野下对汪曾祺戏曲创作进行研究自然也是必要的。在此论文中,笔者将以汪曾祺的戏曲文本为中心,以陈世骧提出并由王德威引入现代文学中的“抒情传统论”为视野,综合分析汪曾祺戏曲创作内容方面对“诗”与“史”的融合及其文本形式所体现出的跨文体抒情特征,并在汪曾祺“京剧现代化”实践和现代“被压抑的抒情传统”基础之上对中国传统戏曲现状和发展进行一定的分析探讨。绪论部分主要是汪曾祺选择戏曲创作的原因及学术界目前对其戏曲创作的研究概况,在最初与戏曲结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汪曾祺的创作转型背后既有早期教育环境的原因,也显露着时代转变的症候,同时在传统戏曲在现代冲击下而日渐衰落之时,以文人的高度自觉为“戏曲现代性”的发展所做出的改良探索。第一章主要是对汪曾祺戏曲创作与抒情传统关系的分析。首先汪曾祺作为一个自觉的文体家,一直尝试从文体自立的观点出发,将剧本变成和小说、散文、诗歌一样的抒情文学;其次,戏曲本身作为植根于抒情诗土壤上的传统艺术,其本质与内涵正与中国抒情传统一脉相承;最后,在汪曾祺个人主体与时代的碰撞中,戏曲作为其“心理宣泄”的窗口和“自我疗救”的药方,具有王德威笔下“抒情与史诗”的辩证内涵。第二章是从内容入手分析汪曾祺戏曲创作的抒情传统,也是对第一章第三节（“在‘个人’和‘历史’之间”）的延伸和细化,主要选取了四部与时代变迁相关的戏曲文本进行细读,结合汪曾祺个人经历,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汪曾祺剧本创作或改编所表现的抒情内涵。第三章是从形式入手对汪曾祺戏曲创作的抒情传统进行分析,通过对汪曾祺戏曲创作在“人物”“语言”“情节”三方面所显示出的跨文体实验的探究,进一步审视其剧本的审美内涵。第四章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发展困境进行求索,这部分联系汪曾祺在“内容”“形式”两方面的创作理论,并结合当下历史环境,对“戏曲现代性”问题进行思考。余论部分主要从汪曾祺“最后一位士大夫”和“京派最后一个文人”这两个称号入手,分析其对“人道主义”和京派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抒情传统”早已熔铸在汪曾祺个人的主体精神之中,大大拓宽和延展了现代文学抒情传统的内涵。
陈颖[2]（2021）在《中国近现代两次文学革命与抗日小说创作——兼谈日本侵华战争与文学革命的因果关系》文中提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先后掀起了两次文学革命的浪潮。1898年前后的晚清文学革命是受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耻辱所激发的,其中的"小说界革命"学习西方的政治小说,赋予小说空前的政治功能。反映中日甲午战争的若干历史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取向,拥清或反清界限分明,部分作品留下了受近代文学革命影响的痕迹。"五四"新文化运动缘于日本企图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浪潮。"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思想由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而发生变异。为了抗战需要,文艺大众化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潮,深刻影响了抗战小说创作,但各个不同政治区域的抗战小说在坚持"五四"启蒙主义传统和为政治（战争）服务的大众化立场上各有偏重,其或是缘于作家的自觉追求,或是受政治因素的制约。
江爱华[3]（2020）在《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文中研究说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前身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于1953年建立,1987年3月剧团正式更名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院的建立是戏曲艺术体制现代化的目标和结果,其剧目建设承接着黄梅戏剧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脉络,关乎黄梅戏剧种的盛衰。本文在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为个案,结合相关戏曲政策,对其成立66年以来创作排演的近460出剧目进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考察剧目创作与剧种发展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为主线来结构整篇博士论文的框架。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近七十年的剧目创作按其成就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建团伊始至千禧年为第一阶段,千禧年至2019年为第二阶段。按题材可分为四大类型,即黄梅戏传统剧的改编,移植剧目的创作,新编、改编历史剧的创作,现代戏创作。第一阶段的建团初期,黄梅戏传统剧的改编催生了经典的诞生,促使黄梅戏一度振兴,黄梅戏生、旦两行表演取得长足的发展,建立了一支艺术人才队伍,黄梅戏新皖剧的地位得以确立。八十年代初至本世纪末,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作催生了黄梅戏新经典剧目的诞生,黄梅戏出现了二度振兴,黄梅戏生、旦两行的表演继续发展。比之传统剧的改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排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剧化和雅化倾向。剧目创作与剧种发展良性互动,互相促进,相互成就。黄梅戏剧种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与新媒体技术结合,黄梅戏电影、黄梅戏电视剧风靡一时,戏曲艺术人才代际更迭,群星闪耀,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在同侪中处于领军位置,可谓辉煌。进入两千年以后,第二阶段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剧目创作整体态势趋向滞后和单一,三度振兴的呼声雷声大雨点小,始终没有推出代表性剧目作品,黄梅戏的舞台表演艺术没有更上层楼,艺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因此失去领跑资格和行业老大的位置,同一时期安庆市和湖北省的黄梅戏院团佳作频出、人才济济,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三驾马车齐驾并驱、平分秋色。虽然失去领军地位,但第二阶段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作排演了二十多部新编剧目,为新世纪剧目建设提供了多元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使得黄梅戏的高峰艺术作品成为可能、值得期待,三度振兴成为可能。考察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近七十年的剧目创作,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成为剧目创作的顽疾,三度振兴的道路依旧道阻且跻。
魏巍[4]（2020）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沪剧（1949～1976）》文中指出沪剧作为上海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从清代中期到民国期间,大致经历了从民间小调到花鼓戏、滩簧、申曲和沪剧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沪剧以演出“西装旗袍戏”而闻名上海滩。西装旗袍戏以表现现代都市生活为主要内容,部分剧目是由时事新闻和外国电影改编而来,因此深受上海市民的欢迎。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沪剧同其他戏曲一道参与了由政府发起的“戏曲改造”运动。国家通过“戏改”的实施以及社会运动的发起,对沪剧生态进行整顿,沪剧剧团和艺人对此积极回应。在过渡时期,政府对剧场、影院的改造极大地改变了戏曲演出市场,上海戏曲界出现危机。在危机中,民间剧团纷纷加入国营,从而确立了剧团的国营体制。自1957年初至1958年夏,在经历了剧团交区、县管理和整顿清理中小剧团以及成立戏曲学校等一系列措施后,沪剧剧团和艺人的整体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后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发起,剧团参加“六边”活动,艺人观念得以重塑,同时剧团群众创作了大量质量低下的业余作品。在工厂和农村地区,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发展后,进入到“浮夸风”阶段,并出现了生产与宣传之间的矛盾。在调整时期,沪剧演出剧目和艺人观念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复,群众业余活动演出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得到较好解决,但整体依然具有贴近政治、反映现实和不平衡性的发展特征。在1963年、1964年“两个文艺批示”发出后,文艺政策较前期斗争气氛明显加强。在文艺大批判下,沪剧积极演出现代戏,同时组成小分队下乡、下厂演出,江青选中沪剧《芦荡火种》和《红灯记》推出了革命样板戏,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动。在文革前期,沪剧剧团、艺人、演出活动受到“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冲击,演出停止、剧团撤销、艺人受到批判,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文革后期,由余下的专业剧团人员和业余创作力量一起创作演出的少数沪剧小戏,成为这一时期沪剧演出的主体。
杨刘秀子[5]（2018）在《挣扎行为模型下土改亲历者的政治认同研究 ——以辽粤地区调研地点土改亲历者为样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地改革运动是新中国道路的地权实践中第一个尝试,倾全国上下之众力,以阶级斗争为基础,重新调整了资源分配格局,实现了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彻底铲除了存留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格外值得付诸探讨和反思。土地改革运动将亲历者从宏观上划分为贫下中农阶级和革命性对象“地富反坏右”阶级,他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认同需要学界给予关注和思考。为了在普遍意义上对土地改革运动亲历者政治认同的规律性内容作出探讨,首先,本研究思考了如何从土地改革运动的亲历者口述回忆来反映土地改革运动这一历史变革、如何从口述史调研、调查问卷的角度来专门提供一种不同于学界前辈成果的、研究土地改革运动的思路和途径的问题。其次,本研究对关于土地改革运动、政治记忆、政治阶级、政治认同和群体心理等等国内外学界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掌握了学理意义上的知识,进而从概念和理论中整合出与本研究相关的论点。再次,本研究构建了挣扎行为模型,以此来展开对土地改革运动亲历者政治认同的规律性内容之探讨。从次,本研究对亲历者现今的政治认同进行问卷调查,即调查其国家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和阶级认同。并且,结合当前语境描述出本研究所受到的启示。最后,以政治学的视角对这场政治运动进行反思结语,以期启迪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探索、促进社会稳定与公民关怀体系的构建。
郝佩林[6]（2018）在《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文中研究表明苏州评弹,包括评话和弹词,俗称大书和小书,孕育于江南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南宋以降,民间说书逐渐萌发、成型,奏演于江南城乡社会。明代中期之后,江南乡镇勃兴,乡村工商业繁盛,商品经济活跃,文化和社会风气丕变,城乡娱乐需求骤增,为苏州评弹的成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时至晚清,苏州评弹演艺渐臻成熟。清前期出现的光裕公所在太平天国乱后得以恢复,它以组织的力量整顿评弹行业,规范江南城乡演出秩序。20世纪20、30年代前后,江南乡镇评弹说唱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乡镇书场炽盛,艺人咸集,演出络绎不绝,普通民众以欣赏评弹为乐,苏州评弹由此逐渐融入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日常生活。抗战爆发后,在沦陷区以及国民党政权统治末期的江南城乡,苏州评弹的演出或者畸形繁荣,或者乱象丛生,艰难存在。从近世以来江南乡镇评弹演出的演变脉络,不难看出,苏州评弹始终是江南乡村民众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评弹艺人主要在乡镇茶馆展示才艺,是为茶馆书场。乡镇书场是江南文化生态的伴生物,以其经营及承演性质的不同而分为专营书场、兼营书场、混场子和临时书场等不同类型,满足了不同情况下的民众需求。乡镇民众多把乡镇茶馆作为获取资讯的平台、休闲娱乐的空间和社区政治的园地。其间相对稳定的客源、小本经营之道和经济实惠的消费水平,促成了茶馆与书场的结缘。由此,密布的水乡茶馆不仅为评弹展演提供了物化空间,也因为这种展演蔚成江南乡镇社会崇文重艺、知音谙吕的评弹民间生态。从空间格局考察,乡镇书场具有不同层次,评弹风尚浓郁、名家响档荟集的乡镇“老码头”联络成网,侧面反映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发达程度,而在广阔的城乡,密布的水网、错落的乡镇和便捷的舟楫又十分有利于各层次书码头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城乡之间不断传递着社会文化信息。在乡镇书场运作中,作为经营者,场东负责打理书场日常运作的各项业务。场东常常远赴苏州、上海等都市茶会礼聘说书先生;同时,场东努力妥善处理各方人脉关系,营造安稳的运营环境,训练手下堂倌,着力提升书场服务质量。场东与远道而来的评弹艺人关系复杂,或愉快合作,或互相抵牾,不一而足。凡此种种,在江南乡镇社会呈现出城乡交流的生动面相。另一方面,场东对书场设施的安排以及空间的布置,尤其是“状元台”、“戤壁客”等书场安排体现了特定的社会价值与象征意义。场东的书场运作在江南乡镇社会营造了多种社会角色沟通的社会空间,演绎出江南城乡交流的多样化方式。艺人是乡镇评弹演艺的主体与核心要素。在江南乡镇码头上,既有往来于城乡的响档名家,也有初试啼声的新手,更有长期驻留乡镇的码头老虎和乡村漂档。他们在演艺、谋生的同时,不断汲取地方性知识,将共同体生活元素化入说唱艺术,形成了独特的评弹民间技艺,亦底定了评弹艺术面向乡村的艺术旨趣。艺人在精进艺术的同时,也参与了地方生活。艺人们儒雅稳健的台风和感恩慕义的行谊在乡镇社会中型构出“先生”般的形象;书场内外,艺人与听客、地方威权等群体围绕艺术品鉴、演出秩序等方面展开互动、角逐;艺人同道之间结纳资助,敌档竞艺。活跃于乡码头上的诸种角色表演显现了江南城乡社会关系的鲜活态。最后,作为江南乡民日常休闲的听书,在娱乐乡民的同时,亦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苏州评弹的展演节律深度嵌入了乡村日常生活之中,衍为水乡民众慢板化的生活样式。听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乡村的社会纽带,艺人、听客之间交游唱和同时生成以听书为乐的听众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评弹说唱不仅模铸乡民生活样式,而且陶冶着乡民的观念情趣。评弹说唱使江南乡民们在艺术审美中体悟着忠、孝、节、义的精英思想,沟通了大小传统两个思想境域。鉴于乡镇社会生活的传统性,部分民国知识精英致力于缩短文明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距离;江南乡镇评弹的近代改良正体现了这样的努力。本文重点关注的既非评弹的文学艺术特性,亦非单纯述说苏州评弹的近代演变过程,而是将其置于近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中,确认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历史方位和社会功能。透过苏州评弹在江南乡镇社会中的实态运作,揭示其与江南乡民日常生活的关系;通过苏州评弹在江南城乡之间的流动,考察其在沟通江南城乡生活中的历史作用。惟其如此才能显示社会史的整体视野。
韦明杏[7]（2016）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庙会文化变迁 ——以上海真如庙会为个案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对上海普陀区真如寺庙会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研究,揭示了真如庙会发展的以下阶段性特点：早期的传统真如庙会是真如寺佛教信仰活动的天然附属品,其空间范围紧紧围绕在寺院的周围,它不仅构成了周边民众的传统信仰民俗文化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正藉此空间内的信仰民俗经济活动而直接导致了真如古镇的形成——“因寺成镇”；而在解放后及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间内,传统真如庙会的形式与内涵均发生了变化,它在一定程度上以庙会的外衣扮演了“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与“农贸市场”的功能,其间虽然不断有来自民间的重建信仰空间的冲动,但此时庙会活动事实上已成为经济活动的附属品；及至当代,随着真如古镇从市郊的集镇发展成为上海市区的一部分,在城市化背景下,对都市之中的真如庙会的种种复兴努力,则在一定程度上成已经成为繁荣社区经济与表征市区文化特性的一种手段,并希望藉此庙会文化形式来丰富社区民众的民俗文化生活。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当代真如庙会的文化体验也不同于传统庙会。通过真如庙会的历史演变研究可以看出,庙会事实上是一个动态概念,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文化内涵。当今庙会作为为数不多的仍然存活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民俗活动,其对于构建市民的文化生活与历史记忆,促进社区和谐、丰富城市文化元素等方面,均具有积极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应该自觉地对城市庙会文化进行传承、保护与发展。
杨增武[8]（2015）在《陈毅率一、二支队东进江南的历史贡献》文中研究说明一、新四军组建之初敌后抗日行动方向之争1938年2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要求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全部到皖南岩寺集中,项英和陈毅从南昌联名发电,向毛泽东提出新四军组建后的行动建议: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任务,机动的完成。我军目前行动不宜全部集结岩寺,一面到岩寺,一面即出发前进。现首先以第一支队出动。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义（丰）、宣城、宁国。翌日,毛泽东即复电同意所提的行动原则,但提出应在江苏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
郝昭荔[9]（2015）在《战后国民政府在青岛的政治接收与肃奸（1945-1948）》文中研究表明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对各大沦陷区展开接收,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政权的合法性。中共在抗战八年中力量不断壮大,北方农村被广泛建立起根据地,军事实力不断增强。面对中共的威胁,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借助日伪及美军协助接收,拉开了接收青岛的序幕。接收青岛后,李先良就任青岛市长,遂成立接收委员会作为统一机构。但接收却成为各派系争夺地盘与物资的战场,许多城市经过三四轮接收,情况混乱至极。在青岛,以葛覃为首的市党部与以李先良为首的市政府交恶,两派不断安插接收人员控制市政,抢夺物资。敌伪产业处理局成立后并没有扭转之前混乱局面,各大企业工厂尽数划归行政院控制之下,加剧了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接收后的青岛难民涌入、失业严重,物价上涨,民众的生活堪忧。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成立“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市民对清查团寄予厚望,但因接收涉及权势人物,清查只打了几只苍蝇,并没有涉及“老虎”。清查工作宣告失败,国民政府丧失了最后一次挽救人心的机会。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利用日伪及汉奸协助接收,军统在战时策反了一些伪军及汉奸头目,这使得战后国民政府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惩处汉奸。随着国民政府统治日趋步入正轨,汉奸失去利用价值。戴笠之死也使许多大汉奸失去庇护,加之中共的舆论攻讦及群众压力,国民政府遂颁行法律展开肃奸。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在沦陷区展开对日伪教师及学生的甄审运动,将肃奸范围扩大化,引起青岛市师生强烈不满。中共借此机会渗入到学生组织中去,反甄审运动逐渐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给当局带来极大压力并最终做出让步。之前因接收与李先良闹翻的市党部葛覃,利用民众的肃奸热潮展开肃奸。本文以曾经轰动青、济的丁敬臣汉奸案为例,深入剖析国民政府在汉奸案审判与执行中的具体操作。葛覃希冀利用此案扳倒李先良,二人再度展开博弈,司法漏洞为审奸中的派系之争提供可能,青岛的党政冲突在肃奸中全面爆发。丁案在多方斡旋下从轻判处,丁敬臣最终以保外就医的形式逃脱缧绁。纵观国民政府的肃奸,虽被提起诉讼的案件颇多,但落实到审判乃至执行的案件数量却大幅递减。在司法软弱、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汉奸案件被执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汉奸在狱中也过着与普通犯人迥然相异的舒适生活,肃奸实为一场政治表演。肃奸中因打击面过大反而侵害了一般民众的正常生活,以致社会各界纷纷不满。国民政府虽在接收中“先发制人”,但却在肃奸中“受制于人”。接收初期的优势也被政治腐败、派系之争消耗殆尽,各方矛盾在肃奸中全面爆发。接收与肃奸持续三年,见证了国民政府由巅峰跌落谷底,也见证了中共由弱变强。早在军事大溃败以先,国民政府已有衰落的征兆。当腐败的国家机器无法负荷日益激进的变革要求时,衰败只是时间问题。
李静[10]（2014）在《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文中研究表明延安文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代创构的新的文艺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与“五四”文学以及“左翼”文学具有天然的联系,又直接规范并影响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发展。从延安文艺本体研究来看,延安文艺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借鉴和运用基础上,从制度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展开了我们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从延安文艺影响来看,延安文艺的政治倾向,文学创作实践以及美学经验等,直接影响了“十七年文学”,而“文革”文学的爱情叙事、“智斗”书写和“诉苦”书写也都能从延安文艺找到渊源。本论文以“问题意识”入手,将1930—1970年代的文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选择延安文艺本体研究和影响研究中的几个关键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文学体制、政治、美学以及叙事模式等,看待延安文艺的历史形态、现实意义及其社会影响和价值。以“价值重估”的视角进行研究,有利于将1930—1970年代的文艺问题进行整合,进行历史的再审视、再考量。本文的论述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章延安文艺:“中国化”革命文艺经验的集大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以及具有“中国化”本土特色文艺实践的角度,探讨“中国化”的延安文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性。一方面,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进而反观延安文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另一方面,从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中国化”本土文化出发,研究延安这一新的文化中心的形成,及其文学的“创造”和“生产”,形成了延安独特的本土文艺经验。探察延安文艺在创造性地吸取西方经验及“本土化”过程中对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第二章延安文艺“民族化”与“大众化”。延安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是继承“左翼”文学对“大众化”倡导的基础上,进行的文艺实践。它突破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过于“欧化”的语言倾向,整合民间文化资源,以大众语言进行“工农兵”文学创作,突破了“左翼”文学写作的局限,以对农民文化的选择真正地实践了毛泽东的《讲话》方针,以人民性的突显体现了“工农兵方向”的精神内核。另外,“民族化”、“大众化”在延安文艺实践初期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在“工农兵”文学普及,所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慢慢消失的时候,就出现了大众阅读“趣味”的多元要求。所以,必须深入思考时代和作家对受众“趣味”的想象与受众真实的阅读“趣味”的问题。第三章延安文艺与新的文学体制的构建。从文学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来看,延安时期的诗歌、小说、戏剧、美术、电影等组织形式以及众多社团等都已经初具规模,而文学会议、文艺批评等又对文艺进行了规范。新的文学体制也相应地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组织性、群众性的特点。在新的文艺体制的建构过程中,出现了文学体制内比较重要的两个制度,一个是“稿酬”制度,一个是以“柳青”为代表的作家体验生活的制度。这两种制度成为新的文学制度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两种制度。第四章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关联。从政治意识、文艺创作、美学形态三个方面进行反思,寻找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联系。从政治意识入手,审视文艺在与政治的博弈之下对文学性的追求,并从文艺批评的双重标准和作家身份来阐释这一问题。如果说延安时期“工农兵”文学是主潮的话,“十七年文学”中的大众文化则呈现了向主流文化的融会,而具体到人物描写上,无论是对“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以及“中间人物”的分类还是对人物思想“改造”的描写,都呈现出政治的规训作用。从美学形态来看,在二元思维下,文学审美也倾向于美丑、好坏,崇高与优美等,部分知识分子则倾向于对人性美的书写以及“大团圆”结局的喜剧追求,这是两个时期文艺审美的共性。第五章延安文艺传统与“文革”文学辨析。从延安文艺对革命文艺的书写到“文革”革“文化”之命,这一发展与革命语境和战争心态密不可分,但也导致了“唯政治”的创作现象和批评标准。从文艺体制与文学生产来看,“文革”时期“集体写作”的方式以及“样板”文化的推广和对文艺“提高”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文艺的高度集约化发展。另外,从“工农兵方向”到“三突出”,及以“智斗”方式塑造英雄人物,都可见两个时代文艺的传承。但无产阶级文学对政治性、阶级性的强调,导致了从作家到作品的窄化,以及无产阶级文学话语的窄化。在“样板戏”以“诉苦”方式来进行“痛说革命家史”式叙事的同时,也使“样板戏”的叙事走向了窄化。余论:以延安情感和延安精神进行总结,进而对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发展与延安文艺精神的联系进行再审视,探讨延安文艺的当下意义。
二、读《抗战初期的忠义救国军》有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读《抗战初期的忠义救国军》有感（论文提纲范文）
（1）“抒情传统”视野下的汪曾祺戏曲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肇始:耐人寻味的起点 |
| 0.1.1 “纯粹偶然”的结缘 |
| 0.1.2 时代氛围的使然 |
| 0.1.3 戏曲改良的自觉 |
| 0.2 回顾:汪曾祺戏曲创作研究动态 |
| 0.2.1 汪曾祺戏曲创作与小说的亲缘性研究 |
| 0.2.2 汪曾祺戏剧观研究 |
| 0.2.3 汪曾祺京剧剧本的研究 |
| 第一章 探源:汪曾祺戏曲创作与抒情传统之关系 |
| 1.1 “汪式文体”与抒情传统的承续 |
| 1.1.1 “抒情传统”谱系及其发展困境 |
| 1.1.2 汪曾祺的抒情建构 |
| 1.2 “诗本体”与“情本体”的俗成 |
| 1.2.1 戏曲文化与“诗的传统” |
| 1.2.2 戏曲的“抒情”本质 |
| 1.3 在“个人”与“历史”之间 |
| 第二章 “在叙事中抒情”——剧本内容的历史投影 |
| 2.1 《范进中举》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施 |
| 2.1.1 边缘化的读书人 |
| 2.1.2 “暴力”压制下的“面子” |
| 2.2 《沙家浜》与“革命样板戏”的实践 |
| 2.2.1 “红色抒情”与乌托邦想象 |
| 2.2.2 民间文化改写的失度与适度 |
| 2.3 《一捧雪》与“人道主义”的张扬 |
| 2.3.1 奴性的遗传 |
| 2.3.2 “人”的重构 |
| 2.4 《大劈棺》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 |
| 2.4.1 “禁欲”的反思与疗救 |
| 2.4.2 个人意志的自由抒写 |
| 第三章 “用抒情的笔触叙事”——创作形式的文学折射 |
| 3.1 人物的多元性格 |
| 3.1.1 复杂的心理刻画 |
| 3.1.2 “正邪两赋”的人物性格 |
| 3.2 语言的抒情意味 |
| 3.2.1 贴合人物情绪的唱词 |
| 3.2.2 古典诗词的点化 |
| 3.2.3 民间俗语的巧用 |
| 3.3 情节的日常氛围 |
| 3.3.1 矛盾冲突的淡化 |
| 3.3.2 细节艺术的强调 |
| 第四章 求索:中国传统戏曲的现代性思考 |
| 4.1 传统与现代的纠葛 |
| 4.1.1 现代抒情的异质与可能 |
| 4.1.2 “场上之作”与“案头之曲”的悖论 |
| 4.1.3 传统戏曲发展困境 |
| 4.2 传统戏曲的现代性探索 |
| 4.2.1 何谓戏曲现代性 |
| 4.2.2 内容的现代性立场 |
| 4.2.3 形式的现代性表达 |
| 余论:“人间送小温”——“抒情”的和谐与温情 |
| 1.“最后一位士大夫”与抒情的人道主义 |
| 2.“京派最后一个文人”与人文精神的回归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近现代两次文学革命与抗日小说创作——兼谈日本侵华战争与文学革命的因果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一、晚清文学革命与中日甲午战争题材小说创作 |
| 二、“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启蒙思想在抗战小说创作中的坚守和变异 |
| (一)理论先导: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大众化文艺运动 |
| (二)民众抗日武装斗争题材小说:抗争中觉醒 |
| (三)抗战军魂小说:“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 |
| (四)根据地抗战小说:传统的复活与“启蒙”的放弃 |
| 三、余论:日本侵华战争———两次文学革命的导火索 |
（3）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选题依据 |
| 二、论文研究范围的界定和研究方法 |
| 1.论文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的章节设置与创新之处 |
| 1.本文的章节设置 |
| 2.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改人、改戏和改制: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建立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后黄梅戏剧种的现状综述 |
| 一、人才济济的艺人群体 |
| 二、“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之常演剧目 |
| 三、“唱念做舞”的舞台表演概况 |
| 第二节 改人和改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筹建 |
| 一、改人: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的成立 |
| 二、改戏:《打猪草》、《蓝桥汲水》赴沪演出 |
| 第三节 改制: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成立 |
| 一、旧的戏曲班社制的解散和分流 |
| 二、新的现代化戏曲体制的确立 |
| 第二章 黄梅戏剧目的改编、移植和创作 |
| 第一节 甄选与自觉:传统黄梅戏剧目的改编 |
| 一、瑕瑜并存:黄梅戏传统剧目综述 |
| 二、甄选:黄梅戏传统剧目的改编和整理 |
| 三、自觉:《罗帕记》的改编 |
| 第二节 移植与黄梅戏化:移植剧目的创作排演 |
| 一、跨剧种的交流和融合 |
| 二、黄梅戏化:移植剧《春香传》的创作排演 |
| 第三节 填补、突围与创新:新编、改编历史剧的创作排演 |
| 一、填补:新编历史剧的创作缘起 |
| 二、突围:新编历史剧《宝英传》的创排 |
| 三、跨越:改编莎剧《无事生非》的创排 |
| 第四节 危机、迷茫和自由:现代戏剧目的创作排演 |
| 一、危机:社会主义新人的《王金凤》的创排 |
| 二、迷茫:文革现代戏的创排 |
| 三、自由:《风尘女画家》、《风雨丽人行》的创排 |
| 第三章 传统剧的改编与黄梅戏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经典剧的形成与剧目一度振兴 |
| 一、主流社会的悲喜:经典大戏《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的改编和排演 |
| 二、市井细民的日常:经典小戏的《打猪草》、《打豆腐》、《夫妻观灯》的改编和排演 |
| 三、电影与舞台的互映:电影《天仙配》与舞台版《天仙配》之比较 |
| 第二节 黄梅戏艺术人才队伍的建设 |
| 一、知识阶层与剧目创作的离合 |
| 二、艺术人才队伍的建设 |
| 三、艺术人才队伍的专任、转型和多元化 |
| 第三节 黄梅戏旦行、生行表演的发展 |
| 一、开山立派:严凤英与旦行表演的发展 |
| 二、舍京入黄:王少舫与生行表演的发展 |
| 三、贡献与障碍:王少舫与黄梅戏生行唱腔的发展 |
| 第四节 黄梅戏新“皖剧”地位的确立 |
| 一、旧“皖剧”的式微 |
| 二、新“皖剧”的确立 |
| 第四章 历史剧、现代戏的创作与黄梅戏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经典剧目的形成与剧目的二度振兴 |
| 一、女性题材的丰富和拓展:《龙女》、《风尘女画家》、《红楼梦》的创作 |
| 二、戏曲舞台的延伸:黄梅戏电视剧的流行和勃兴 |
| 三、黄梅戏音乐剧的尝试:《秋千架》创作排演 |
| 第二节 黄梅戏生行、旦行表演的继续发展 |
| 一、守正循矩:马兰旦行表演特色 |
| 二、由京入黄:黄新德生行表演特色 |
| 三、固定的生旦搭档对黄梅戏行当表演的促进 |
| 第三节 黄梅戏剧目剧化、雅化倾向 |
| 一、文革结束后现代戏剧目创作现状 |
| 二、改革开放与剧目创作的二度振兴 |
| 三、打造精品意识与黄梅戏剧目的剧化、雅化倾向 |
| 第四节 《柯老二入党》的剧化与《红楼梦》雅化之比较 |
| 一、剧目创作横向与纵向的处理不同 |
| 二、文人趣味与文化话语权的上移 |
| 三、剧化与雅化的精致与疏离 |
| 第五章 新世纪剧目创作现状与探索 |
| 第一节 滞后与平庸:剧目创排的现状 |
| 一、新世纪戏曲小剧场化的热潮 |
| 二、滞后与平庸:剧目创作现状 |
| 三、单一和重复:《遍地月光》、《孔雀西北飞》、《我的离骚》创排 |
| 第二节 创作的多元化探索 |
| 一、本土题材:小戏《六尺巷》的创作 |
| 二、生行担纲:《雷雨》的创排 |
| 三、歌舞演故事:《小乔初嫁》的创作 |
| 第三节 剧目三度振兴的期待 |
| 一、成就:剧目创作的高原 |
| 二、期待:剧目创作的高峰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教研科研成果、戏曲获奖 |
| 附件1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故事梗概 |
| 一、传统戏剧目 |
| 二、移植剧目 |
| 三、改编历史剧 |
| 四、新编历史剧剧目 |
| 五、现代戏剧目 |
| 六、电影、电视剧、广播剧、音乐剧 |
| 附件2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剧评、报道、谈艺录(1953—2006) |
| 附件3 传统黄梅戏剧目整理 |
| 附件4 2018年暑期田野调查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 |
| 致谢 |
（4）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沪剧（1949～197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沪剧剧团的国营运动(1949-1956) |
| 第一节 沪剧的“戏曲改造” |
| 一、“戏改”的背景 |
| 二、“戏改”下的沪剧生态 |
| 三、“戏改”中的沪剧演出 |
| 第二节 剧团国营体制的确立 |
| 一、剧场改制前的沪剧 |
| 二、戏曲危机中的国营 |
| 小结 |
| 第二章 群众路线下的沪剧(1957-1963) |
| 第一节 文艺政策摇摆中的沪剧 |
| 一、沪剧剧团的交区管理与整顿 |
| 二、沪剧艺人观念的重塑 |
| 三、政策摇摆中的剧目 |
| 第二节 群众业余文化活动中的沪剧 |
| 一、业余沪剧活动的发展概况 |
| 二、业余沪剧活动的特征 |
| 小结 |
| 第三章 走向样板戏的沪剧(1963-1976) |
| 第一节 文革前的沪剧 |
| 一、文艺大批判下的沪剧演出 |
| 二、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 |
| 第二节 文革中的沪剧 |
| 一、“文艺黑线专政论”下的剧团和艺人 |
| 二、样板戏时期的沪剧演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挣扎行为模型下土改亲历者的政治认同研究 ——以辽粤地区调研地点土改亲历者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文献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研究难点和研究创新点 |
| 2 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模型阐释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阐释 |
| 2.3 挣扎行为模型建构 |
| 3 抗拒：土改前夕敌我阶级的拉锯战 |
| 3.1 辽粤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背景概况 |
| 3.2 乡村上流身份的颠覆与挣扎 |
| 3.3 贫下中农阶级的三大观念 |
| 4 违心：土改进行中的阶级对立表现 |
| 4.1 道德伦理丧失的挣扎行为 |
| 4.2 自我力量不足的挣扎行为 |
| 4.3 抱屈衔冤之感的挣扎行为 |
| 5 接受：新的历史背景下身份之转变 |
| 5.1 敌我划分模糊化的政策导向 |
| 5.2 土地改革亲历者现今政治认同的考察 |
| 5.3 构建公民关怀体系的语境思考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江南乡镇评弹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明清评弹的乡村成长 |
| 一、苏州评弹的乡村起源 |
| 二、明清市镇勃兴与评弹成长 |
| 三、晚晴评弹行业规范的确立 |
| 四、明清时期评弹流播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乡镇评弹的繁盛 |
| 一、乡镇书场炽盛 |
| 二、艺人咸集乡镇 |
| 第三节 民国中后期乡镇评弹演艺衰像 |
| 一、沦陷时期乡镇评弹的畸形存在 |
| 二、民国末期乡镇评弹的艰难维持 |
| 第二章 书场：乡镇社会公众空间 |
| 第一节 江南文化生态中的茶馆书场 |
| 一、茶馆：公众空间之节点 |
| 二、茶馆与书场的结缘 |
| 三、评弹的民间社会生态 |
| 第二节 乡镇书场的类型 |
| 一、专营书场 |
| 二、兼营性书场 |
| 三、混场子和临时书场 |
| 第三节 乡镇书场的空间格局 |
| 一、乡镇“老码头” |
| 二、乡码头网络 |
| 第三章 乡镇场东的经营策略 |
| 第一节 场东的运作 |
| 一、书场环境的营造 |
| 二、艺人延聘与利益分配 |
| 三、“龙园”标准：梅李场东瞿老四的经营 |
| 第二节 场东经营的社会性表达 |
| 一、书场陈设的社会性 |
| 二、“状元台”的象征意义 |
| 三、“戤壁客”的社会价值 |
| 第三节 场东与艺人的关系 |
| 一、场东与艺人的合作 |
| 二、场东与艺人的抵牾 |
| 第四章 评弹艺人的乡镇演艺生涯 |
| 第一节 艺人的乡野生存 |
| 一、艺人群体的生活状态 |
| 二、乡镇艺人的身份表达 |
| 第二节 曲艺的乡村取向 |
| 一、地方性知识 |
| 二、共同体生活的参与 |
| 三、独特的民间技艺 |
| 第三节 同埠艺人的关系模式 |
| 一、同道之结纳 |
| 二、乡码头上的敌档 |
| 第四节 往来于江南城乡 |
| 一、新手试艺乡码头 |
| 二、名家响档出码头 |
| 三、“码头老虎”与乡镇漂档 |
| 四、会书与乡村书艺 |
| 第五节 艺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
| 一、书台上下的艺术品鉴 |
| 二、艺人与地方威权角力 |
| 第五章 乡镇评弹展演的社会功能 |
| 第一节 听书与乡民休闲 |
| 一、听书与休闲节律 |
| 二、作为休闲方式的听书 |
| 第二节 听书与乡民交往 |
| 一、乡村听众共同体 |
| 二、听书与日常交往方式 |
| 第三节 乡镇评弹与日常教化 |
| 一、别样的“非现代性”体悟 |
| 二、民间艺术的观念陶冶 |
| 三、融入共同体的艺术感知 |
| 四、说书改良与乡民教化 |
| 余论：民间艺术与近代江南城乡生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评弹专用术语集释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城市化背景下的庙会文化变迁 ——以上海真如庙会为个案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第三节 本文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真如庙会的历史记忆 |
| 第一节 “因寺成镇”：庙会民俗经济下的真如古镇 |
| 第二节 作为市民日常生活公共空间的传统庙会 |
| 第三节 传统真如庙会的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真如庙会的重建与转型 |
| 第一节 民俗信仰空间的重建冲动 |
| 第二节 “庙会搭台,经济唱戏” |
| 第三节 社会转型期真如庙会的特点 |
| 第四章 当代城市化背景下真如庙会的发展与新特点 |
| 第一节 真如镇的城市化发展及其对庙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作为社区文化的当代真如新庙会 |
| 第三节 当代真如庙会功能的新变化 |
| 第四节 不同人群对当代真如庙会的看法与认知 |
| 第五章 城市化语境与庙会文化变迁反思 |
| 第一节 庙会作为一个动态变迁的概念 |
| 第二节 多元庙会文化形态及其比较视野 |
| 第三节 新型城市庙会的再生及其意义 |
| 第四节 城市庙会文化的传承可能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战后国民政府在青岛的政治接收与肃奸（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接收的学术回顾 |
| (二) 关于肃奸的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难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难点 |
| 四、政治接收的范畴界定及延伸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对青岛的政治接收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接收青岛的背景 |
| 一、战后全国接收政策的出台 |
| 二、接收前的青岛 |
| 三、影响青岛接收的若干因素 |
| 第二节 接收青岛中的权势渗入 |
| 一、李先良就任青岛市长的原因 |
| 二、青岛市党政接收委员会 |
| 三、青岛市敌伪产业处理局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在接收中的危机与应对 |
| 一、接收一周年后的青岛 |
| 二、国民政府高层对接收的反省及挽救措施 |
| 三、鲁豫区接收清查团的尝试与失败 |
| 第二章 从“接收”到“肃奸”：国民政府肃奸政策转变分析 |
| 第一节 接收与肃奸的过渡转化 |
| 一、抗战期间军统局的策反 |
| 二、戴笠掌握肃奸大权的原因 |
| 三、肃奸与接收的关联性 |
| 第二节 肃奸：一场有关“合法性”的争夺战 |
| 一、中共的肃奸政策与舆论宣传 |
| 二、国民政府肃奸政令的颁布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在青岛的肃奸 |
| 第一节 青岛肃奸的缘起 |
| 一、伪员与汉奸 |
| 二、戴笠之死对肃奸的影响 |
| 三、肃奸运动下的运动肃奸 |
| 第二节 青岛的肃奸运动 |
| 一、青岛肃奸的开展 |
| 二、肃奸的扩大及反抗：甄审与反甄审 |
| 三、甄审运动后国共两党的力量消长 |
| 第三节 汉奸案的审判与执行——以青岛丁敬臣案为例 |
| 一、“丁敬臣案”的初步审理 |
| 二、“丁敬臣案”的司法审判 |
| 三、丁敬臣的脱罪原因及条件 |
| 第四节 青岛肃奸的结束 |
| 一、肃奸“自主权”的尺度：青岛当局者对肃奸的诠释 |
| 二、肃奸中的权势斗争与“奸”的转换 |
| 三、汉奸的狱中生活及其结局 |
| 第四章 评析国民政府的接收与肃奸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肃奸情况一览 |
| 第二节 社会各界对国民政府肃奸之看法 |
| 第三节 接收、肃奸：先发制人,后受制于人 |
| 第四节 接收、肃奸与国民政府失败关联之分析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从价值重估视角研究延安文艺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及其影响研究的现状 |
| 第二节 价值重估视角之于延安文艺研究的意义 |
| 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延安文艺:“中国化”革命文艺经验的集大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延安实践 |
| 一、马克思反映论的“中国化”与文艺实践 |
| 二、马克思阶级论的“中国化”与文艺实践 |
| 第二节 本土化的文学“创造”及“生产” |
| 一、延安文艺空间的文学“创造” |
| 二、延安文艺空间的文学“生产” |
| 第三节 民族国家的文学救赎及其构想 |
| 一、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艺 |
| 二、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趋势 |
| 第二章 延安文艺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
| 第一节 “民族化”、“大众化”的阐释与实践 |
| 一、“民族化”、“大众化”的提出与阐释 |
| 二、“民族化”、“大众化”与形式改良 |
| 第二节 “民族化”、“大众化”与文艺方向的形成 |
| 一、农民文化的择向与实践 |
| 二、“工农兵方向”的精神内核与中国经验 |
| 第三节 “民族化”、“大众化”与大众“趣味” |
| 一、趋同的文学实践(前期) |
| 二、背离的文学“趣味”(后期) |
| 第三章 延安文艺与新的文学体制的构建 |
| 第一节 文艺制度: 体制化的组织与生产 |
| 一、文学的组织结构 |
| 二、文学生产方式 |
| 第二节 文学稿酬: 文艺制度健全的一个表现 |
| 一、延安时期的文学稿酬 |
| 二、文学稿酬制度的发展 |
| 第三节 新的文学体制: 特点与意义 |
| 一、新的文学体制的特点 |
| 二、新的文学体制的意义 |
| 第四节 “柳青模式”: 新的文学制度探索的典范 |
| 一、“柳青模式”的形成和经验总结 |
| 二、知识分子群体的“柳青模式”化 |
| 第四章 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关联 |
| 第一节 文艺制度规范下的政治意识反思 |
| 一、强力规范与自由意志的双重博弈 |
| 二、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为例: 反观批评标准 |
| 三、由作家身份反观文学的政治性与艺术性 |
| 第二节 文艺创作的反思 |
| 一、大众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融会 |
| 二、从“两极现象”到“中间人物”论 |
| 三、“改造”的政治化规训书写 |
| 第三节 美学形态的反思 |
| 一、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审美价值判断 |
| 二、女性: 革命书写中的人性美化身 |
| 三、“大团圆”结局的喜剧文化内涵 |
| 第五章 延安文艺传统与“文革”文学辨析 |
| 第一节 革命文艺与革“文化”之命 |
| 一、革命与革命文艺 |
| 二、战争心态与文学话语 |
| 三、从“政治第一”到“唯政治”标准 |
| 第二节 文艺体制与文学生产的高度集约化 |
| 一、“突击文化”与集体写作 |
| 二、“方向性”文化与“样板”文化 |
| 三、艺术“提高”与普及“样板” |
| 第三节 从“工农兵方向”到“三突出” |
| 一、英雄文化传统的接续与重构 |
| 二、“智斗”书写与英雄的打造 |
| 三、英雄人物的政治隐喻 |
| 第四节 无产阶级文学的空前“窄化” |
| 一、作家到作品的空前窄化 |
| 二、无产阶级文学话语的窄化 |
| 三、“样板戏”叙事的窄化与“经典”的反思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读《抗战初期的忠义救国军》有感（论文参考文献）
- [1]“抒情传统”视野下的汪曾祺戏曲创作[D]. 冯晶. 山西大学, 2021
- [2]中国近现代两次文学革命与抗日小说创作——兼谈日本侵华战争与文学革命的因果关系[J]. 陈颖. 东南学术, 2021(03)
- [3]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D]. 江爱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4]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沪剧（1949～1976）[D]. 魏巍.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挣扎行为模型下土改亲历者的政治认同研究 ——以辽粤地区调研地点土改亲历者为样本[D]. 杨刘秀子. 中国矿业大学, 2018(02)
- [6]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D]. 郝佩林. 苏州大学, 2018(01)
- [7]城市化背景下的庙会文化变迁 ——以上海真如庙会为个案的考察[D]. 韦明杏.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0)
- [8]陈毅率一、二支队东进江南的历史贡献[A]. 杨增武.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2015
- [9]战后国民政府在青岛的政治接收与肃奸（1945-1948）[D]. 郝昭荔.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3)
- [10]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D]. 李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