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人怎么说“监理”(论文文献综述)
张新昕[1](2020)在《“坚持到底”抑或“半途而废” ——关于儿童钢琴艺术教育中母亲两难选择行动的叙事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新时代人们生活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家长开始逐步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子女教育中,这在艺术特长学习中表现尤为突出,大量儿童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学习除了学校以外的艺术特长课。钢琴作为音乐器乐中的基础,在走入中国的一百年时间里也逐渐成为了家庭教育选择的热点项目。很多母亲疯狂地对子女展开钢琴艺术教育,使这项原本应该是陶冶性情的、带给儿童轻松愉悦之感的艺术,非但未给儿童带来快乐,却由于选择权的缺失以及枯燥的训练方式反而使大部分的儿童丧失了学习艺术的兴趣,甚至从最初的喜爱发展到到厌恶,排斥弹钢琴,最终和艺术学习渐行渐远。本研究以“质”的研究方法,选取八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展现关于家长特别是母亲关于儿童钢琴艺术教育的行为决策过程。母亲的思想来自于成长背景、受教育程度、家庭自然状况、夫妻关系以及社会对于儿童各项特长的考量等等。母亲对于儿童学习过程的态度、参与儿童学习过程的行动对于儿童学习效果的关联与影响,母亲的教育行动对儿童成长所产生的反应、效果等,这些都是本研究要着重关注的问题。虽为众多个体的决策行为却往往能显现出共同趋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凸显不仅受到母亲行动复杂心理的影响,也受到社会人才需求、母亲文化、家庭经济、等众多的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影响着母亲的教育决策、教育行动以及儿童学习效果,深入探究之正是本研究的着力之处,而这些也恰恰是通过量化研究方式不易获取的信息。由于质化研究方法所限,本研究不奢求推广性,仅尽量还原几位母亲和儿童在钢琴艺术教育过程中的真实状态与矛盾冲突。本研究结果倘若使琴童的家长们能稍稍停下脚步,整理对照反思一下镜像内的自己,能够认识自己教育决策行为对于儿童钢琴学习效果的种种影响;能够引起对母亲文化之于儿童学习过程的影响的关注,本研究就求之不得矣。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一章——五章、反思和结语组成。引言包括选题缘由、本研究关注研究的问题、对相应文献的梳理、本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意义。第一章包括本研究的研究设计、研究过程以及对研究者的反思。第二章主要是对八名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家庭成员进行背景性介绍以及该研究问题的背景介绍。第三章主要是对儿童钢琴艺术教育过程中母亲的行动生成“坚持到底”抑或“半途而废”的两种样态形式进行探究,其中包括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定义的探究以及形成决策形成中两种样态放任背景因素梳理;从母亲教育行动的背景以及决策的意识根源入手,对其社会身份和自我身份进行定位分析解读。第四章侧重通过对于行动者们进行观察,描述关于生成“坚持到底”样态的家庭教育中母亲的行动以及其心理导向,挖掘出行动者的真实想法;以儿童的角度,呈现其被动行动之后的行动语言反应,折射儿童对于钢琴学习过程的心理活动及其成长。第五章侧重通过描述关于生成“半途而废”样态的家庭教育中母亲的行动以及其心理导向,透视其最本原的观念和心理样态;通过对短期型家庭教育的阻力进行分析,呈现此样态下儿童的心路历程。反思部分则是通过反思八组家庭的母亲在儿童钢琴艺术教育过程如何决策和心理变化,分析并挖掘两种样态下教育行动结果的深层根因。无论是对于想要子女学习学习钢琴的家长还是家中子女正在学习的家长起到照镜子的作用,警醒教育者深入思考家庭教育中成年思想和行动导向下产生的教育决策及其影响。结语部分通过正文的深描和分析,归纳出本研究的几点发现,一是母亲在家庭教育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影响;二是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三是母亲文化作用被质疑。同时再次对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对照系统相对缺失、研究对象的异源忽视、收集和分析资料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等方面的不足进行反思,以便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改善。
舒健[2](2019)在《基督教在近代朝鲜的早期传播》文中研究指明近代基督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相比对天主教的主动引入,基督新教则经历了最初的接触、条约法规上的确定和传教差会的实际事工效果。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基督教最终在朝鲜半岛获得了认同,为今后的传播、发展打下了基础。
施旖旎[3](2018)在《限购背景下住房投资的发生机制及其社会后果研究》文中指出对当代中国的住房问题进行探讨,不能脱离对当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运作形态以及市场主体的行动逻辑的研究和理解,而住房投资现象正是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而有效的窗口。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中,住房投资者常被称为“炒房客”,也常被描述成助长房价、击垮实体经济的“害群之马”。然而,住房投资的机会来源和行动者的行动策略等主体经验却长期被忽视。本研究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住房投资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如何得以发生及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具体来说,住房投资机会是怎样衍生出来的,是怎样被投资者们所认知的,在限购背景下,隐性机会是怎样变成显性行动的,其作用机制有哪些,投资目标的达成意味着什么。基于对22位住房投资者进行的观察和深度访谈,以及对开发商、银行、中介公司等相关领域行动者的访谈,本研究集中呈现了从投资机会来源到投资目标达成的过程。同时,对投资机会隐现的宏观社会背景即中国住房市场的形成、变迁与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最后,从社会分化和市场风险的角度探讨了可能的社会后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城市土地生产资料由国家独占且“经营型”地方政府有足够动力经营城市的背景下,市场无法发挥出使价格达到平衡的功能,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与住房需求的增加,无法刺激更多的土地供应,行政调控使得住房市场陷入一个“房价上涨—限制需求—夯实价格—限制解除—房价上涨”的循环。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与浮于表面的行政调控相结合,促成了“政策市”与“福利房”的产生。第二,在投资机会的认知方面,社会网络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强关系和权威性“超弱关系”发挥着关键促进作用,表现在投资信息的提供、住房投资合法性的建构以及策略的提供方面。在投资目标达成过程中,制度内外涌现了丰富的资源和策略信息,这不仅来源于政府部门为城市发展留下的口子、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以及政府代理人对规则的“灵活”执行和主动利用,也来源于开发商所生产的排斥与笼络机制,银行为“优质客户”提供的支持与通融,还来源于中介公司在促进成交和加速回款等方面的帮助。在各正式组织后台活动的“万能的担保公司”,将各利益主体进行匹配与撮合,为组织代理人的个人创收提供可能,同时也为组织的责任规避提供出口。与此同时,住房投资者们在家庭内外动员相关资源,择机采取与其他行动主体的合作策略或使用“弱者的武器”,以达成投资目标。在关系资源的动员方面,关系人的特征同质性与关系强度同时发挥作用,观念同质性与身份同质性是关系作用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研究还表明,住房投资者内部表现出一定的阶层差异,尤其在资源动员能力和所承受风险大小方面。第三,住房投资者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行动看似理性,但这些行动的集合结果却是非理性的。限购背景下,政府、开发商和银行对“优质市民”、“优质业主”和“优质客户”的选择,意外地使得“优质”投资者成为“福利房”的购房人群,解构了限购政策的初衷,进而将使社会阶层得以再生产,不正常的市场得以再生产,加剧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大量的投资需求为土地出让价格的上涨和土地财政收入的增加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市场的实际运行使得调控政策脱离初衷,对现有的治理逻辑、土地制度和住房政策提出挑战。本研究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研究限购背景下住房投资的发生机制和社会后果,有助于拓展住房投资的已有理论解释,也丰富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研究主题的已有研究成果。对限购背景下住房投资行动的考察,特别是关于房地产市场主体行动逻辑的探讨,将为探索转型期房地产市场的秩序转型提供重要的经验资料,并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住房政策提供学理依据。
谢德富[4](2018)在《中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跨文化适应 ——碰撞、融合、超越》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通过分析中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跨文化适应状况,探讨中国文化与阿尔及利亚文化的相容性问题。我们在研究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了现场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后,把论文的内容分为五部分:阿尔及利亚的宗教、语言,中国人的生活适应(一般适应)、工作适应、人际交往适应。宗教方面,中国人主要采取了超越的适应模式。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伊斯兰教的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信仰方面无神论与有神论、祖先崇拜与敬主唯一的差异,世界观方面进化论与神创论的差异,人生观方面现世报与来世报、重物质追求与重精神追求的差异;第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趋向回归传统,而且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深入,这给中国人的跨文化适应增添了难度。具体表现是,一方面,中国人很少主动入教,基本不参与当地的宗教生活,另一方面中国人尊重当地人的宗教活动,比如,中资企业对中国员工采取了劝导、隔离措施以避免冲突,为当地穆斯林参加宗教活动提供便利,中国人个人通过多种途径积极主动地了解阿尔及利亚的宗教,并通过自我克制实现与当地社会的和谐相处,因此他们与当地民众间由于宗教导致的冲突越来越少。通过摆脱自身的狭隘性,中国人适应了当地的宗教环境。语言方面,中国人主要采取了融合的适应模式。中国人在学习当地语言方面具有普遍性、灵活性、浅层性的特点,他们与当地人的交流主要是通过简单的口头语言和丰富的非语言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主要仰赖专职翻译。因此,中国人的语言适应呈现出浅层性、间接性的特点。但是,过于依赖专职翻译存在诸多局限性,比如语言和文化具有不可译性,间接适应会导致刻板印象的产生,更主要地,对翻译的依赖导致了中国人难以将语言适应的压力转化为深入学习当地语言的动力。此外,“过客心态”也使中国人不愿意深入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中国人对当地文化的适应也因此具有了间接性和浅层性的特点。生活方面,中国人采取了碰撞的适应模式,并趋向超越的适应模式。在饮食文化方面,中阿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在食材挑选标准方面,让中国人无法适应,他们坚持了自己的饮食习惯,并通过隔离的办法减少冲突的发生;在居住空间方面,通过围墙把中国人和当地人隔开;业余活动方面,中国人主要是呆在家里(生活基地),较少外出,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出行方面,中国人职住一体减少了外出的需要,出行则以自驾车为主,也减少了与当地社会直接接触的机会。因此,中国人在生活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封闭性,这既与中国文化有关,比如中资企业就是中国传统家庭的延伸;也与中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社会安全环境的认知有关。中国人通过自我封闭,把碰撞适应模式转变为超越适应模式,从而减少了与当地文化的冲突。工作方面,中国人采取了融合的适应模式。他们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为当地社会创造效益,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当地员工的劳动技能;在工作中能够根据当地的文化作出相应的调整,比如在聘用东道国员工方面优先聘用文化理念相近的而不是工作能力强的员工,聘用年长者做管理人员,按照当地文化特点提供更多的后勤服务,降低工作要求,降低奖励的门槛,宽容对待犯了错误的员工。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国人普遍认为当地工人“工作效率不高流动性高,敬业精神不强维权意识强”;在大量聘用当地工人的背景下似乎难以保持中资企业的竞争优势;难以找到调动当地员工积极性的金钥匙。因此,中国人对当地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在工作方面的融合适应也呈现出浅层性的特点。中国人与阿尔及利亚社会的人际交往方面,三种适应模式都比较明显。中阿民众之间的冲突呈现了产生、发展、加剧、缓解、常态化的变化过程:刚开始,中国人表现出超越的跨文化适应模式;随着接触的增加,负面刻板印象产生,一系列冲突事件随之发生,中国人采取了碰撞的跨文化适应模式;冲突之后双方都进行了反思,做出调整,关系趋缓,中国人采取了融合或者超越的跨文化适应模式。但是,由于利益冲突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难以克服性,碰撞的跨文化适应模式仍将长期存在,因此三种适应模式并存。经过分析,我们有如下发现:第一,中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跨文化适应跟Oberg的跨文化适应四阶段论是一致的,存在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适应期;第二,中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跨文化适应具有间接性的特点,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并非主要通过自身的直接体验得来,而是严重依赖翻译;第三,中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跨文化适应具有浅层性的特点,跨文化适应的压力没有能够转化为学习当地语言文化的动力,翻译起到了泄压的作用;第四,企业在中国人的跨文化适应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中资企业就是中国传统家庭的延伸,对员工的跨文化行为进行了约束;第五,利益冲突是中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跨文化适应的最大挑战,它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难以克服性的特点,因此,减少冲突,增加共性,与当地社会建立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是中国人在当地长期发展的根本保证。根据以上发现,我们针对如何增加中国人与当地谁社会的直接接触提出了一些建议。总之,中国人能够灵活应对阿尔及利亚多样性的文化,在文化冲突不断的背景下,努力实现文化融合,如果无法融合则采取超越的跨文化适应模式,较好地适应了阿尔及利亚的文化。中国人跨文化适应的成功,得益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敛克制应对冲突,入乡随俗争取融合,与人为善实现超越。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与阿尔及利亚文化能够相容,两者能够实现“美美与共”。
曹洋[5](2016)在《基于建筑伦理的中国建筑设计协作机制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建筑设计是建筑行业活动的核心环节,围绕其构建的制度体系是行业运转秩序的基础。建筑设计及其实现不仅是建筑设计从业者的主体工作,更是建筑工程各个利益相关方博弈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的建筑设计协作机制尚不完善,各利益主体的价值立场冲突严重,致使本应投入于工程的社会资源蒸发于行业内耗之中。因此,有必要客观审视建筑行业现行制度环境的问题,并对其改进方式提出建议,进而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行业新秩序。西方的经验证明,建筑师的职业天性决定了其作为建设项目的核心角色最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然而,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和现实环境的制约,中国建筑师的业务水平尚无法支撑其新的角色定位,普遍存在的激愤情绪也使其对其他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存在偏见。中国建筑师必须拓展视野并提升自己,才能与新的制度环境相匹配。本文在客观还原中国建筑行业生态的基础上,探讨了行业新秩序的可能性及其概貌,以期增进建筑师对其他利益主体的理解,并正视自身的不足,进而在制度调整和自我提升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建筑行业基于伦理的价值共识和善意的协作氛围。全文分四部分。首先,文章从秩序的概念出发,重新勾勒了作为本文理论支撑的建筑伦理学的学术框架,简要介绍了其中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学术成果和理论工具,借此帮助读者建立起观察建筑行业现象的伦理视角。其次,基于大量的访谈调研,文章对建筑活动各相关群体(行政管理方、建设方、设计方、施工方、使用方)的建筑伦理观和职业困境进行了较详尽的阐述,由此呈现出建筑行业生态的现实场景。在第三部分,文章就行业内的一些焦点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对各方真实态度的分析,揭示出建筑活动伦理判断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并由此引发对问题背后制度根源的思考。在结论部分,文章以西方建筑师负责制为蓝本,结合中国现实提出了以建筑师为核心的行业新秩序的构想,讨论了其制度支撑,并从伦理学角度进行了合理性证明。最后,文章还对新机制环境下建筑师的自我调整提出了建议。
陈启文[6](2016)在《大河上下》文中研究指明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引子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但黄河到底是怎样诞生的,又是一个让人类费尽猜测的千古之谜。这一谜团近年来已被中国地理学家揭开了,并且向世人再现了在地球造山运动中大地重新塑形和黄河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的阐释过于深奥,这里我尽可能把它转化为简明扼要的常识。第一阶段
李霄鹍[7](2015)在《美国传教士的中国形象(1830-1911)认知策略研究:一种跨文化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的中国形象(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是当前中美双方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目前学界研究更多以当代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使得这个本该具有历史底蕴的问题欠缺了应有的历史性与文化性思考空间。回溯美国的中国形象发端源头,众多历史记忆的线索都指向了来华美国传教士这一群体。1830年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和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两位美国传教士登陆广州,自此揭开了传教士近距离接触、观察中国的历史大幕。他们成为继商人之后来华的第二个美国重要团体,伴随着此后一百多年不间断的在华传教活动开展,他们和商人、外交官一起构成了美国对华直接观察认知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着书立说、发行报刊,回国后巡回演讲,在对华关键问题上游说美国决策高层甚至总统本人,通过多种形式向美国各个阶层传递中国形象,成为影响美国中国观的“唯一适当或精确的来源”。从中美外交关系的开端、发展到走向成熟,都深深烙下了美国传教士认知中国的痕迹。因此,研究美国来华传教士认知中国形象的策略及其转变过程,可以为深入理解当今美国之中国形象形成原因提供坚实的基础。传教士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伴随着其来华传教这一跨文化活动而展开、发展和深入。传教士所代表的基督教文化与晚清中国儒家文化存在巨大差异,虽然基督教新教在客观上是伴随着西方的商业和军事活动而强行进入中国的,但是从整体上看,传教士对儒家文化的态度经历了“挑战—调适—平衡”的过程,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并在现代化转型之中努力适应外来文化冲击,两种异质文化最终呈现出相互适应的趋势。在这种总体适应趋势之下,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知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本文对这种时代性转变的描述,包含对以下问题链的追问:传教士的认知策略是什么?认知策略和外在语境、内在心理图式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在认知转变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形成跨文化的同情性、对话性理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选用从社会交往图式透视心理认知变化的理论视角展开探讨,这是本文的新颖之处。具体而言:首先,将传教士还原到母体文化的语境之中,考察基督教文化赋予传教士的角色、为其设定的目标和策略,以及在此基础上他们感知世界的情感特质。这些内在的心理图式深刻影响他们认知中国时所持有的基本态度、观察视野以及对好坏、善恶、美丑的评判标准,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与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时,考察来华后传教士在角色、策略和情感和判断标准等方面所遭受的儒家文化的质疑和他们遭受的困境。中国人对传教士所代表的基督文化的反应模式成为传教士评价中国人的关键依据。通过这两方面的讨论,我们说明了传教士认知的中国形象与其特定的心理认知结构和所处的文化情紧密相关,是他们对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这些差异所代表的文明发展趋势了解、认知和评判的结果。其次,将传教士的上述心理图式融入到贝利的文化适应模型之中,结合他们所经历的“挑战—调适—平衡”的过程转变,分析传教士所采用的认知策略。本文考察发现,基于传教士神学思想差异,来华美国传教士主要采用了“分离”和“整合”两种主要的文化适应和认知策略:一部分传教士强调保持与“本部”相似的角色和情感图式(身份),以“信仰取代”这种不宽容的态度对待中国本土信仰体系,与中国社会的正统价值和主流人群分离,而主要在社会下层群体中进行文化接触,表现出“分离型”文化适应与认知特征。相应地,他们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的贫苦、动荡、无知、守旧和落后等阴暗化一面,其认知的中国形象较为晦暗,但其中也包含中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另一部分传教士虽然也强调“本部”文化为其设定的角色,但是能够灵活调适,通过“以学辅教”、上层传教等策略与官员和士大夫阶层靠近并形成较好地交往,同时他们对中国儒家文化采取更为宽容的“文化改造”态度,承认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要素,又强调通过引入西方文明实现“补儒”,体现出“整合型”认知特征。相应地,他们更多地站在社会中心地带关注中国的改革进步,体察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其认知的中国形象具有进步、觉醒等积极色彩。但是,不论采用哪一类型的认知策略,传教士群体在根本上还是坚持基督文明优越地位,并不能从根本上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立的主体性,也还不能意识到异文化存在对自身文化的积极价值,这是传教士认知的局限。最后,通过梳理传教士主要作品文本,发现在整个19世纪,在世界总体文明形态呈现西强东弱的情况下,“分离型”认知策略占据着主要地位,“整合型”认知策略属于潜流。这就造成了传教士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呈现出整体暗影中夹杂着局部光亮的特点。“分离型”认知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价值投射特点,这种特点与传教士的强烈的使命感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传教士思维”。这种思维模式往往伴随着权力关系而膨胀,这对美国中国观的形成、延续,直至今日仍然发生着重要影响。在跨文化交流之中,这种思维方式潜在具有排斥、消解和征服(取代)“他者”的立场,因而不能形成良好的跨文化沟通和意义分享。而“整合型”认知思维则从权力关系内部形成了对它的解构。
辛兆义[8](2015)在《《史密斯—蒙特法》及其修正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将要研究的是《史密斯-蒙特法》及其修正案。《史密斯-蒙特法》即《美国1948年信息与教育交流法》,该法对美国对外信息、教育与文化交流曾经发生并继续发生着重大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是在对《史密斯-蒙特法》及其修正案出台背景、过程、内容及其影响和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和认识美国公共外交或者说文化外交问题。对外教育与文化交流是美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取得了重大的收获和成果,但是,该法还存在许多问题,引起了美国各界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其他国家学者也对该法提出许多异议,诸如在美国的访问学者必须离开美国2年以后才允许移民美国的问题、美国对外宣传的信息不可以在美国进行宣传的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文章序言部分说明笔者的选题依据、该课题研究的学科价值、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步骤等。第一章介绍《史密斯-蒙特法》出台的背景,包括美国早期、与拉丁美洲国家和二战前后的对外信息、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并说明这些活动对后来《史密斯-蒙特法》的出台具有哪些影响。第二章介绍《史密斯-蒙特法》出台过程和内容分析,包括1945-1947年和1947-1948年国会的立法过程、《史密斯-蒙特法》的主要内容、笔者对该法的分析。第三章介绍《史密斯-蒙特法》的修正案,包括1956、1961.1972.1985、1990和2012年的多次修正,并说明这些修正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外宣传的材料不可以在美国国内传播的问题、总统权力问题、对访问美国的学者离开美国两年方可移民美国的期限问题等等。第四章对《史密斯-蒙特法》及其修正案进行评价,包括法理原则、教育为本、国会立法和完备的监督机制、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活动纳入国家文化战略等等。本文结语部分对《史密斯-蒙特法》修正案出台的背景和原因、该法对美国文化外交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附录中是《史密斯-蒙特法》的中英文文本。
杜卫东,周新京[9](2014)在《江河水(下)》文中研究表明第三部:抗命第16章久别重逢非少年1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猝然之间,丁薇薇站在了江河面前。这天早晨一上班,江河叫来总会计师章江,让他和沈奕巍联系,尽快拨款改造贮木场水塔。章江笑问,局里的账面上刚有点钱,在手心里还没捂热呢,就要划走?江河学着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瓦西里的口吻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他很尊重章江,这位年过五旬的总会计师办事有板有眼,为人又厚道正派,像邻家大哥,和他谈话,内心每每很放松。章江站起身:"好,我马上去办。你呀,好人呐!"
吕晶[10](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提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二、美国人怎么说“监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人怎么说“监理”(论文提纲范文)
(1)“坚持到底”抑或“半途而废” ——关于儿童钢琴艺术教育中母亲两难选择行动的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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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一)儿童艺术教育在国家教育导向中地位的提升 |
(二)我国儿童钢琴艺术教育发展的原生困境 |
(三)对家庭教育行动主导者(母亲)的关注与反思 |
(四)个人兴趣和从教经历 |
二、研究问题域 |
(一) 家庭教育中的行动者及其效能 |
(二) 家长教育决策及行动与儿童学习动力关联影响 |
(三)“母亲文化”的失语及其教育意蕴 |
三、研究意义 |
(一)理论价值 |
(二)实践价值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一)母亲文化 |
(二)家庭教育 |
(三)家庭教育行动 |
(四)儿童钢琴艺术教育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
一、理论基础 |
(一)行为决策理论 |
(二)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
(三)人格发展心理学 |
二、研究设计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对象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伦理 |
(五)研究者的反思 |
第二章 叙述的背后 |
一、八名儿童及其家庭的生活缩写 |
(一)八组家庭生活的地方:历史文化城 |
(二)八名儿童及其家庭素描 |
二、“他们”所在的境遇 |
(一)琴童的日常上学生活:以时间之维 |
(二)琴童的课余生活:以空间之维 |
(三)琴童的家庭生活:以家庭关系之维度 |
第三章 作为行动者母亲的两难局面 |
一、“坚持到底”与“半途而废”:两种样态的现实存在 |
(一)“坚持到底”与“半途而废”:两种样态的定义 |
(二)“坚持到底”样态的家庭关照 |
(三)“半途而废”样态的家庭关照 |
二、自我关照:母亲的自我定位 |
(一)子女教育规划:母亲的家长权威意识 |
(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母亲的忧患意识 |
(三)为母则刚:母亲的母性意识复苏 |
三、左右为难:母亲行动的意识根源 |
(一)“一切为了孩子”:社会赋予母亲角色的定位 |
(二)“我是为了你好”:母亲在家庭中的管理功能的凸显 |
(三)“将来不要埋怨我”:母亲的责任感来源 |
(四)“陪吃陪睡还要陪学习”:母亲的多重身份角色 |
(五)“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母亲的职责远远超过个体情感诉求 |
第四章“坚持到底”样态家庭中的坚守与变革 |
一、希冀:“坚持到底”样态家庭中的母亲教育 |
(一)“他得比我有出息”:母亲教育的心理导向 |
(二)“以后兴许会用得上”:母亲教育的外界引导 |
(三)“有开始也要有结束”:母亲教育的隐性动因 |
(四)“怕吃亏”:多样文化背景下的共同心声 |
二、迷茫:“坚持到底”样态家庭中的儿童之惑 |
(一)“我为什么一定要学钢琴”:儿童心底的大问号 |
(二)“我都没有玩的时间了”:儿童心里的委屈 |
(三)美滋滋的笑容背后:儿童学琴之路暂短的幸福呈现 |
三、省思:“坚持到底”样态家庭中的教育行动 |
(一)钢琴艺术教育中家庭的坚持到底 |
(二)童年影像的人生意义与钢琴艺术教育 |
(三)指向儿童潜能充分挖掘的钢琴艺术教育 |
第五章“半途而废”样态家庭的无奈与失望 |
一、恨铁不成钢:“半途而废”样态下家庭中的母亲教育 |
(一)“我也不能替他弹”:母亲教育的内在心理导向 |
(二)“一切都可能成为绊脚石”:母亲教育的外界引导 |
(三)“咱们也成不了音乐家”:母亲教育的隐性动因 |
(四)“特别有天赋”或“不是这块料”源于行动者个体认知的不同阶段 |
二、喜忧参半:“半途而废”样态家庭中的儿童之感 |
(一)“不用练琴真实太好啦”:儿童眼中的轻松 |
(二)“你为啥不能坚持到最后”:儿童嘴里的抱怨 |
三 “半途而废”样态家庭中行动者的阻力分析 |
(一)成年人的行为阻碍着儿童的自然发展 |
(二)子女成为家长的终极目标 |
(三)家长的非专业性制约钢琴学习效果 |
(四)男权与女权的博弈 |
(五)家庭经济因素 |
反思 |
一、母亲在家庭钢琴艺术教育中的主导效用 |
二 钢琴艺术教育中社会资源专业性稍显乏力 |
三 家庭教育行动与社会专业性衡量结合簇生良性钢琴艺术教育 |
(一)我国钢琴艺术教育如何在异域文化样态下成长 |
(二)儿童钢琴演奏艺术作为非系统性学科教育的困境 |
(三)非系统性儿童学科教育中家庭如何参与有效引导 |
结语 |
一、研究发现 |
(一)母亲在家庭教育行动中的主导地位 |
(二)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 |
(三)母亲文化效用被质疑 |
二、研究的局限性 |
(一)家庭成员对照的相对缺失 |
(二)研究对象的地域忽视 |
(三)收集和分析资料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 |
三、后续研究的构想 |
(一)引进有音乐艺术学习背景家长的决策行为对照维度 |
(二)增加其他地域的研究对象 |
(三)研究对象的追踪时间扩展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2)基督教在近代朝鲜的早期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一从朴燕到罗约翰:基督教在朝鲜的最初接触与传播 |
二从策略到条约:传教障碍的清除 |
三从观察到迎合:美国差会对朝鲜半岛传教的推动 |
余论:天时和地利结合的传教后发优势 |
(3)限购背景下住房投资的发生机制及其社会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第二章 理论视角 |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第二节 重返行动者与实践 |
第三节 本研究的研究框架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第一节 概念辨析与界定 |
第二节 调查地点的选择 |
第三节 调查对象与方法 |
第四节 调查内容与结构 |
第四章 机会隐现 |
第一节 住房市场的重新启动 |
第二节 大城市化与市场分化 |
第三节 国家对市场的再介入 |
第四节 政策市与福利房隐现 |
第五章 机会认知 |
第一节 观念与经济行动 |
第二节 理论自觉的体现 |
第三节 社会网络的作用 |
第四节 示范效应的发挥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资源涌现 |
第一节 制度性的口子与漏洞 |
第二节 开发商的排斥与笼络 |
第三节 金融机构的增援机制 |
第四节 中介公司的特殊功能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行动策略 |
第一节 家庭内资源动员 |
第二节 家庭外资源动员 |
第三节 利益主体的博弈 |
第四节 利益共同体生成 |
第八章 行为结果 |
第一节 市场与阶层的再生产 |
第二节 市场与社会风险积聚 |
第三节 矛盾心态与深层困境 |
第九章 结论与思考 |
第一节 结论 |
第二节 思考 |
一、住房投资之中国特色 |
二、住房市场秩序的转型 |
三、住房保障之如何可能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主要访谈对象简介 |
附录二 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中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跨文化适应 ——碰撞、融合、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Résumé |
Abstract |
前言 |
0.1 问题的提出 |
0.2 跨文化适应理论文献回顾 |
0.3 中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跨文化适应的文献回顾 |
0.4 核心概念 |
0.5 研究设计 |
第一章 宗教适应 |
1.1 伊斯兰经典解读 |
1.1.1 《古兰经》中的上帝与魔鬼 |
1.1.2 伊斯兰教对经济活动的规定 |
1.1.3 伊斯兰教对饮食的规定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1.2 伊斯兰教在阿尔及利亚 |
1.2.1 十年动乱前之伊斯兰教 |
1.2.2 十年动乱期间之伊斯兰教 |
1.2.3 十年动乱后之伊斯兰教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1.3 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知 |
1.3.1 认知宗教的过程——斋月认知个案分析 |
1.3.2 对宗教影响力的认知 |
1.3.3 对宗教本质的认知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1.4 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行为适应 |
1.4.1 宗教冲突后的被动适应 |
1.4.2 对宗教的主动适应 |
1.4.3 伊斯兰背景下的中阿婚姻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本章总结 |
第二章 语言适应 |
2.1 阿尔及利亚语言的多样性 |
2.1.1 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 |
2.1.2 法语在阿尔及利亚 |
2.1.3 柏柏尔语在阿尔及利亚 |
2.1.4 英语在阿尔及利亚 |
2.1.5 中文在阿尔及利亚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2.2 翻译 |
2.2.1 翻译人员的工作内容、类型、成长历程 |
2.2.2 不可或缺的翻译 |
2.2.3 翻译的局限 |
本节分析与讨论——兼评翻译功过 |
2.3 语言的习得 |
2.3.1 培训班学习 |
2.3.2 自学 |
2.3.3 用中学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2.4 语言的使用 |
2.4.1 简单的语言交流 |
2.4.2 各说其语 |
2.4.3 无声的交流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本章总结 |
第三章 生活适应 |
3.1 饮食衣着 |
3.1.1 阿尔及利亚餐饮文化 |
3.1.2 中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餐饮文化适应 |
3.1.3 衣着适应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3.2 室间适应 |
3.2.1 气候环境 |
3.2.2 职住空间 |
3.2.3 空间位置移动——交通方式适应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3.3 业余生活 |
3.3.1 当地休闲文化认知 |
3.3.2 窝在家里 |
3.3.3 外出购物 |
3.3.4 外出活动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本章总结 |
第四章 工作适应 |
4.1 对阿尔及利亚员工的认知 |
4.1.1 阿尔及利亚员工多样化的特点 |
4.1.2 流动性太大 |
4.1.3 敬业精神欠缺 |
4.1.4 维权意识较强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4.2 当地员工的招聘与培训 |
4.2.1 当地用工法律环境认知 |
4.2.2 招聘的思路 |
4.2.3 招聘的途径与流程 |
4.2.4 培训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4.3 当地员工管理与激励 |
4.3.1 当地员工的管理 |
4.3.2 当地员工的激励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本章总结 |
第五章 人际交往适应 |
5.1 互助合作 |
5.1.1 中国媒体对阿尔及利亚的印象 |
5.1.2 中国人对阿尔及利亚人的印象 |
5.1.3 阿尔及利亚媒体中的中国人 |
5.1.4 阿尔及利亚人眼中的中国人 |
5.1.5 中阿之间的互助合作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5.2 冲突 |
5.2.1 群体冲突事件回放 |
5.2.2 群体冲突事件原因分析 |
5.2.3 华人的反应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5.3 社会管理 |
5.3.1 签证 |
5.3.2 进出海关 |
5.3.3 政府行政文化适应 |
本节分析与讨论 |
本章总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附录二: 受访者名单 |
附录三: 访谈笔录(摘录) |
附录四: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5)基于建筑伦理的中国建筑设计协作机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1 研究缘起:从几个案例说起 |
2 问题的提出:建筑设计协作进程如何从多方博弈走向共享共赢 |
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4 论文框架 |
5 论文创新点 |
第一章 建筑伦理视角的建立 |
1.1 建筑伦理既有研究概述 |
1.1.1 何为建筑伦理 |
1.1.2 建筑伦理学的发展概况 |
(1)西方建筑伦理学发展概况 |
(2)中国建筑伦理学发展概况 |
1.2 建筑伦理的秩序解读 |
1.2.1 中国传统文化对伦理概念的解读 |
1.2.2 建筑伦理的本质内涵:关于秩序的建筑学说 |
1.3 建筑伦理视角对建筑设计机制优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
1.3.1 作为一门道德哲学的现实意义 |
(1)西方规范伦理学对建筑设计机制优化研究的启示 |
(2)中国传统伦理观对市场活动的影响 |
1.3.2 作为一种秩序学说的现实意义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建筑设计协作利益相关方的建筑伦理观 |
2.1 建筑行政管理方的建筑伦理观 |
2.1.1 建筑行政管理方的内涵 |
2.1.2 建筑行政管理方职业行为的基本逻辑 |
(1)建筑行政管理方的市场角色 |
(2)经济视角下建筑行政管理方的职业行为逻辑 |
2.1.3 建筑行政管理方的建筑伦理观 |
(1)建筑行政管理方的建筑价值观 |
(2)建筑行政管理方的职业立场 |
2.1.4 建筑行政管理方的难处 |
2.2 建筑建设方的建筑伦理观 |
2.2.1 建筑建设方的内涵 |
2.2.2 建筑建设方职业行为的基本逻辑 |
(1)不同类型建设方职业行为逻辑的共性 |
(2)不同类型建设方职业行为逻辑的差异 |
2.2.3 建筑建设方的建筑伦理观 |
(1)建筑建设方的建筑价值观 |
(2)建筑建设方的职业立场 |
2.2.4 建筑建设方的难处 |
2.3 建筑设计方的建筑伦理观 |
2.3.1 建筑设计方的内涵 |
2.3.2 建筑设计方职业行为的基本逻辑 |
2.3.3 建筑设计方的建筑伦理观 |
(1)建筑设计方的建筑价值观 |
(2)建筑设计方的职业立场 |
2.3.4 建筑设计方的难处 |
2.3.5 小结:在市场规则与专业理想间徘徊的建筑设计方 |
2.4 建筑施工方的建筑伦理观 |
2.4.1 建筑施工方的内涵 |
2.4.2 建筑施工方职业行为的基本逻辑 |
2.4.3 建筑施工方的建筑伦理观 |
(1)建筑施工方的建筑价值观 |
(2)建筑施工方的职业立场 |
2.4.4 建筑施工方的难处 |
2.5 建筑使用方的建筑伦理观 |
2.5.1 建筑使用方的内涵 |
2.5.2 建筑使用方的建筑伦理观 |
(1)业主的建筑伦理观 |
(2)客户的建筑伦理观 |
(3)一般使用者的建筑伦理观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建筑设计协作进程中典型矛盾的伦理解读 |
引论:忧郁的职业性 |
3.1 认知层面的建筑伦理摩擦 |
3.1.1 技术价值层面的建筑价值观摩擦:以“功能”为例 |
(1)建筑相关群体对建筑功能的不同理解 |
(2)与功能相关的建筑伦理摩擦 |
3.1.2 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建筑价值观摩擦:以“文化态度”为例 |
(1)投资与建筑文化价值观摩擦 |
(2)纯利率与建筑文化价值观摩擦 |
3.1.3 感性认知价值层面的建筑价值观摩擦:以“创新”为例 |
(1)建筑师:创新的维度 |
(2)工程师:创新的标准 |
(3)施工方:创新的成本 |
(4)行政管理方:创新的价值 |
(5)开发商:创新的风险 |
3.2 职业活动层面的建筑伦理摩擦 |
3.2.1 策划与设计阶段的建筑职业伦理摩擦 |
(1)关于“任务书” |
(2)关于“调研” |
(3)关于“专项设计前置” |
3.2.2 施工阶段的建筑职业伦理摩擦 |
(1)关于“施工招投标” |
(2)关于“变更” |
(3)关于“监理” |
(4)关于“完成度” |
3.2.3 使用阶段的建筑职业伦理摩擦 |
(1)关于“非法改造” |
(2)关于“使用” |
3.2.4 与“推进速度”相关的建筑职业伦理摩擦 |
3.2.5 与“职业道德”相关的建筑职业伦理摩擦 |
(1)行政干预是“合理的犯规”吗? |
(2)开发商的社会责任 |
(3)公众能否为城市建设负责?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秩序重构:基于建筑伦理的建筑设计协作机制优化建议 |
引论:市场经济环境下制度、契约与道德的统一 |
4.1 中外建筑师职业权责的比较 |
4.1.1 中外建筑师在建筑生产活动中职业权责的比较 |
(1)中国建筑师执业制度的现状及其历史成因 |
(2)西方建筑师的执业制度概貌 |
(3)中国现行工程管理制度的问题 |
4.1.2 中外建筑师在城市建设决策中职业权责的比较 |
4.2 以建筑师为核心的行业秩序重建 |
4.2.1 建筑行业新秩序概貌 |
(1)参照系:西方建筑师与建设工程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 |
(2)符合中国国情的中间路线 |
4.2.2 建筑行业新秩序的伦理学支撑 |
(1)道义论路径的辩护 |
(2)目的论路径的辩护 |
(3)契约论路径的辩护 |
4.2.3 建筑行业新秩序的制度支撑 |
(1)建筑师对建设工程的全程业务 |
(2)支持咨询服务业的发展 |
(3)建筑师的职业风险控制 |
(4)城市建设决策中专业话语权的提升 |
(5)建筑行业协会管理与监督职能的强化 |
4.3 新的设计协作机制环境下建筑师的自我调整 |
4.3.1 价值认知层面的调整:设计价值观的伦理回归 |
(1)当代中国建筑创作价值观的迷失 |
(2)建筑创作是否需要价值标准 |
(3)基于建筑伦理的建筑创作价值观初探 |
4.3.2 职业活动层面的调整:建筑师职业伦理准则的制定 |
(1)自省:建筑师的社会责任 |
(2)自治:建筑师职业伦理准则探索 |
4.3.3 业务水平层面的调整:建筑师业务水平的提升 |
(1)市场意识的提升 |
(2)沟通能力的提升 |
(3)图纸质量的提升 |
(4)施工知识的补足 |
(5)后期服务意识的加强 |
本章小结 |
结语:制度与善意 |
参考文献 |
图片来源 |
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说明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附录二 采访记录 |
建筑行政管理方采访 |
建筑建设方采访 |
建筑设计方采访 |
建筑施工方采访 |
附录三 美国建筑师学会(AIA)伦理与职业行为准则 |
附录四 西方建筑学固有的伦理维度 |
附录五 规范伦理学主要分支概述 |
附录六 中国传统伦理观的基本内容及特征 |
致谢 |
(7)美国传教士的中国形象(1830-1911)认知策略研究:一种跨文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美国传教士与中国形象认知的问题与方法 |
1.1 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1.1.1 传教士是美国中国观的重要知识来源 |
1.1.2 传教士对美国中国观的影响力 |
1.1.3 本文研究的问题 |
1.2 相关研究回顾 |
1.3 理论与方法 |
1.3.1 概念的梳理与界定 |
1.3.2 相关理论依据 |
1.3.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2 “本部-禾场”:语境与传教士认知图式冲突 |
2.1 “本部”语境与传教士认知图式设定 |
2.1.1 被召唤的“拓荒者”:传教士的角色图式 |
2.1.2 布道与社会改革活动双管齐下:传教士的策略图式 |
2.1.3 复杂情感的交织:传教士的情感图式 |
2.2 “禾场”语境与传教士认知图式的冲突 |
2.2.1 “冲突”与“焦虑”:“禾场”中跨文化语境总体特点 |
2.2.2 动机与效果的二律背反:“禾场”语境与角色图式冲突 |
2.2.3 “洋鬼子”与边缘化:“禾场”的质疑、反抗与困境 |
3 “分离”与“整合”:跨文化语境下的认知策略 |
3.1 神学思想差异与认知图式 |
3.2 “孔子或耶稣”与下层传教:“分离型”认知策略 |
3.2.1 “孔子或耶稣”:在强化自我中与中国主流价值分离 |
3.2.2 “自下而上”:专注下层传教与中国主流人群分离 |
3.2.3 “分离型”认知策略特点概括 |
3.3 “孔子加耶稣”与上层传教:“整合型”认知策略 |
3.3.1 从“实用知识”到“西学东渐”:知识路线与情境图式的整合 |
3.3.2 “以学辅教”与上层传教:在策略图式调适中向社会中心整合 |
3.3.3 从“福音战士”到“改宗”:在角色图式整合中获取平衡 |
3.3.4 “整合型”认知策略特点概括 |
4 “暗影”与“光亮”:传教士着作里的中国人形象 |
4.1 低劣“异教徒”:“分离型”认知在作品中的呈现 |
4.1.1 早期传教士作品中的低劣“异教徒”形象 |
4.1.2 明恩溥作品对“异教徒”形象的呈现 |
4.2 “觉醒的中国人”:“整合型”认知对“异教徒”的解构 |
4.2.1 “最文明的异教徒”:来自卫三畏作品的解构 |
4.2.2 “中国觉醒”:来自倪维思和丁韪良作品的解构 |
4.3 “缺席者”的竞争:对中西文明关系的反思 |
5 结论与讨论:如何解构传教士的中国形象认知? |
5.1 传教士认知中国形象的历史性 |
5.2 传教士认知中国形象的时代性 |
5.3 传教士认知中的符指关系问题 |
5.4 传教士认知与文化间的对话与非对话状态 |
参考书目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8)《史密斯—蒙特法》及其修正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序言 |
第一章 《史密斯-蒙特法》出台的背景 |
第一节 二战前美国对外信息、教育与文化交流(1917-1937) |
一、美国第一个文化事务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1917—1919) |
二、美国文化处的建立及其历史变迁 |
三、美国文化关系处的建立及其历史变迁 |
第二节 美国与拉美国家的教育与文化交流(1938-1944) |
一、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合作关系简史回顾 |
二、1938年建立的美国与拉美国家合作的机构及其教育与文化活动 |
三、1940-1945年间美国与拉美国家的文化交流 |
第三节 二战期间美国对外信息、教育与文化交流(1941-1945) |
一、信息协调局及其对外信息、教育与文化活动 |
二、战时信息处及其对外信息、教育与文化活动 |
三、战略情报局和战略情报团参与教育和文化活动 |
第四节 冷战初期美国对外信息与教育交流的形势及相关机构的建立(1945-1947) |
一、国际教育局及其信息与教育交流 |
二、国际文化与教育关系局及其信息与教育交流活动 |
三、中央情报局参与教育和文化活动 |
第二章 《史密斯-蒙特法》的出台过程 |
第一节 1945-1947年国会讨论立法的过程 |
一、1945-1946年索尔·布鲁姆法案 |
二、1946年威廉·富布赖特法案 |
三、1947年亚历山大·史密斯法案 |
第二节 1947-1948年国会批准立法的过程 |
一、1947年卡尔·蒙特法案 |
二、1947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附属委员会法案 |
三、1948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报告 |
四、1948年史密斯法案 |
第三节 《史密斯-蒙特法》的内容与分析 |
一、关于立法目标 |
二、关于授权国务卿权力 |
三、对外信息、教育与文化活动的途径与手段 |
四、建立两个咨询委员会 |
五、鼓励私人机构参与政府对外信息、教育与文化活动 |
六、《史密斯-蒙特法》内容分析 |
第三章 《史密斯-蒙特法》修正案 |
第一节 《史密斯-蒙特法》修正案出台的背景 |
一、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 |
二、新闻署的建立及其职能 |
三、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的建立及其职能 |
四、新闻署与教育与文化事务局的关系 |
第二节 1956年的3个修正案 |
一、沃尔特·H·贾德修正案 |
二、曼斯菲尔德修正案 |
三、第555号公法 |
第三节 《1961年教育与文化相互交流法》 |
一、1961年6月14日富布赖特法案 |
二、1961年8月31日海斯法案 |
三、1961年9月15日海斯法案 |
四、《富布赖特-海斯法》的出台及其主要内容分析 |
第四节 1972.1985、1990、2012年的4次修正案 |
一、《1972年对外关系授权法》 |
二、《1986-1987财年对外关系授权法》 |
三、《1990-1991财年对外关系授权法》 |
四、《2012年史密斯-蒙特现代化法》 |
第四章 《史密斯-蒙特法》及其修正案认识与评价 |
第一节 法律反映了美国公共外交从国务卿到总统、从反共到反恐的变化 |
一、授权国务卿到授权总统的变化 |
二、从反共到反恐的外交行动目标的变化 |
三、美国公共外交及其特点分析 |
第二节 法律确立了教育与文化交流是美国公共外交的主流 |
一、美国政府对教育与文化从不重视到重视的转变 |
二、1948年以后信息与教育交流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 |
三、信息与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分离 |
四、教育与文化交流是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
第三节 《史密斯-蒙特法》及其修正案做出了公民参与国家文化外交的规定 |
一、《史密斯-蒙特法》立法前私人在美国对外文化事务中的主导作用 |
二、美国政府和私营组织与公民个人之间的相互支持 |
三、《史密斯-蒙特法》对公民参与国家公共外交的规定及其影响 |
四、《史密斯-蒙特法》对教育交流项目的规定及其效果 |
第四节 《史密斯-蒙特法》建立的咨询委员会及其历史变迁 |
一、信息咨询委员会 |
二、教育交流咨询委员会 |
三、国际教育与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 |
四、国际交流、文化与教育事务咨询委员会 |
五、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 |
第五节 《史密斯-蒙特法》及其修正案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 |
一、《史密斯-蒙特法》及其修正案的法律价值和现实意义 |
二、关于禁止向美国国内宣传在外国宣传的信息问题 |
三、《史密斯-蒙特法》存在的问题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第三节 谢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四、美国人怎么说“监理”(论文参考文献)
- [1]“坚持到底”抑或“半途而废” ——关于儿童钢琴艺术教育中母亲两难选择行动的叙事研究[D]. 张新昕.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基督教在近代朝鲜的早期传播[J]. 舒健. 宗教与历史, 2019(01)
- [3]限购背景下住房投资的发生机制及其社会后果研究[D]. 施旖旎. 南京大学, 2018(12)
- [4]中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跨文化适应 ——碰撞、融合、超越[D]. 谢德富. 武汉大学, 2018(06)
- [5]基于建筑伦理的中国建筑设计协作机制优化研究[D]. 曹洋. 天津大学, 2016(12)
- [6]大河上下[J]. 陈启文. 清明, 2016(02)
- [7]美国传教士的中国形象(1830-1911)认知策略研究:一种跨文化视角[D]. 李霄鹍. 武汉大学, 2015(03)
- [8]《史密斯—蒙特法》及其修正案研究[D]. 辛兆义. 东北师范大学, 2015(03)
- [9]江河水(下)[J]. 杜卫东,周新京. 中国作家, 2014(15)
- [10]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