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实验动物学报2002年目次索引2002年第10卷1～4期（论文文献综述）
刘怡[1]（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提出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许伟[2]（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曾小凤[3]（2018）在《“美术革命”与中国现代美术批评的发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重申了“五四”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批评的起点地位,而选取“美术革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理由如下:一、“美术革命”第一次把“美术”纳入现代批评的视野,从根本上触发了中国现代美术“现代性”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衰败、新与旧、模仿与创造等等对立的价值命题。二、“美术革命”拉开了二三十年代如火如荼的中国新艺术运动的序幕,无论是“新国画运动”在中西文化视野中所作的现代国画探索,还是“洋画运动”引介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抑或“新兴木刻运动”鼓吹革命的、大众的美术,这些由不同学术脉络构成的新艺术运动在内部及彼此之间都存在着艺术观念上的争论、冲突甚至是悖论,由此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批评发生和实践的历史现场。其中,笔者重点考察了从“美术革命”到“洋画运动”的批评史脉络:第一章主要探讨作为一种新学说的“批评”在中国如何确立的问题,包括从概念史的角度考察“批评”一词的语义变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形态以及什么是“真的文艺批评”等;第二章是从批评史的立场具体分析吕澂和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文本,重点在于探讨二者的“美术”观、批评话语和内在的思想脉络;第三章是聚焦于“洋画运动”的历史图景及其批评话语实践,包括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译介与传播、以“创造”为核心的表现说批评以及“人格”论批评范式等。笔者认为,以“美术革命”为标志的中国现代美术批评的发生,最根本之处在于“批评”对于艺术运动的推动和某种支配作用。它的特征是:批评与艺术运动是相伴而生的,基本还属于艺术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以“天才”、“人格”为核心的批评话语和理论范式,产生和运用于由五四一代先锋所开创的“启蒙”语境和历史逻辑中,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以个人创造性为特征的浪漫主义色彩。
刘洋[4]（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认为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张洁[5]（2014）在《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及变迁的社会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历史时期亚洲象的研究是历史动物地理领域的重要选题,也为历史环境变迁研究所关注,是目前学术界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跨学科课题。历史上,亚洲象曾经广泛地分布于我国境内的大部分地域,然而,今天它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南部与南部的某些地区,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列为濒危野生动物物种。亚洲象的分布在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学界关于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变迁的研究,多囿于文焕然等人的研究结论,认为在历史时期亚洲象分布北界逐渐南移,是受气候冷暖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分析略显笼统,在深入和细化上略有不足。本论文尝试突破前人套路,对亚洲象分布变迁的研究做一个有历史依据的新探讨,以期有所创新。论文在全面把握前人研究及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地理学、动物学等学科方法,比较系统、认真地复原了历史时期中国境内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通过区域划分法,划分了五个区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云贵高原,清楚地复原与再现了历史上中国境内亚洲象的分布区域,以及其自北向南逐步退缩的变迁过程,揭示了亚洲象的分布变迁不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存在连续性。本选题始终遵循尽可能细化历史时期亚洲象在分布区域和变迁时段上的研究原则,把研究内容精细化,并通过分析强调在每一区域、每一时段内,影响亚洲象分布变迁的原因是不一致的,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人类的社会需求对其分布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却是贯穿于始终。论文在剖析历史时期驯象和豢象、猎象、象牙贸易与象牙利用等人类社会在获取亚洲象资源时,通过复原各类需求史,深入探讨了各种需求活动对亚洲象分布变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1）亚洲象的驯化经历了从需求性驯化到保护性驯化的过程；（2）驯象的豢养从野外放养、圈养过渡到自然保护区内保护性的“养”象；（3）猎杀亚洲象从“逸乐”狩猎演变到偷猎；（4）象牙贸易从“朝贡贸易”走向非法贸易；（5）象牙利用从朦胧起步发展到保留传承。论文从人类社会需求的角度,依据翔实的史料,结合驯化地理学以及亚洲象在生态学和行为学上的独特性,对以上各种需求活动作了全新地阐释,认为在人类社会对驯象和象牙等资源不断增长和推陈出新的需求下,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亚洲象的生境和种群数量受到了渐趋难以逆转的影响,迨至今天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论文在剖析人类社会需求时,为了更清晰地分析每一需求活动,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选取最具代表性和最能说明问题的五个个案：（1）明代驯象的豢养；（2）宋代的猎象活动；（3）宋代“瑳象雕牙”业及其市场消费状况；（4）唐代官吏的象笏消费：（5）宋代的象牙贸易及流通过程。从翔实的史料入手,结合亚洲象的生物学特点,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人类社会的某些特殊需求对亚洲象的分布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意义深远的。本选题通过翔实细化的研究,在论文中得出了两个主要观点：（1）历史时期中国境内亚洲象的分布存在自黄河流域向云贵高原逐渐南退的变迁过程,在地域和时段上都具有连续性；（2）气候冷暖变化难以解释历史时期亚洲象的分布变迁,人类的农业开发活动也难以解释历史时期亚洲象的分布变迁。本文研究认为,人类社会需求是影响历史时期亚洲象分布变迁的重要原因。本论文的探索是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对相关研究及当今云南地区自然保护区内亚洲象的保护等均具有一定可资借鉴的意义。当然,囿于资料搜集、技术手段和学术水平等方面的限制,难免“顾此失彼”,一些不够完善的内容需要依据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新成果的出现,仍需不断去加以改进。
李楠[6]（2014）在《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文中指出民国时期（1912-1949）是传统本草向现代中药学过渡的关键时期,在中药学术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民国学者“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在继承传统本草学术基础上,融汇吸纳现代科学知识、技术与方法,并开展中药科学研究,推动中药学术发展,更为现代中药学奠定基础。民国时期留下了大量中药文献,为我们研究该阶段中药学术发展提供宝贵资料,目前民国中药文献的价值越来越为学术界所关注,并已在文献保护与整理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相关研究尚显不足,一方面,还未发现以民国期刊内刊载的中药论文为对象的研究；另一方面,亦未发现民国中药着作与中药论文相结合,从整体角度探索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研究。本研究基于民国时期中药文献展开,以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为基础,通过对相关文献内容的梳理,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分析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特色与影响,为当前中药学发展提供借鉴。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目录学、版本学、计量文献学、口述与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同时参考历史学研究方法,通过搜集整理这些文献,分析其具体内容中表现出的学术思想与特点,探讨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脉络及其规律。研究对象以民国时期中药着作、期刊中药论文为主,具体选择标准如下：着作选择标准：①成书时间为1912-1949年之间；②内容或部分内容与中药相关；③铅印本、石印本、油印本、稿本、抄本等各种版本,不论是否正式出版均纳入研究之列；④出版地区为中国大陆；⑤中文着作。期刊中药论文选择标准：①论文发表时间为1912-1949年之间；②内容或部分内容与中药相关；③期刊检索范围包括中医药期刊与其他期刊两部分,其他期刊主要包括药学期刊、西医相关期刊及各科研机构连续发行的研究报告等；④期刊发行地区为中国大陆；⑤中文论文。文献搜集方法：首先利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文期刊大词典》、《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以及中药史、中药文献方面着作,等获取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刊载中药论文的期刊线索；其次以民国、中药、国药、汉药、本草为关键词,在万方数据、中国知网等网络数据库查阅相关论文,获取资料及相关线索；第三,以民国、中药、本草、汉药为关键词,在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主要图书馆网站查询馆藏图书与期刊目录；第四,根据搜集的线索展开实地调研工作,查阅原始资料,对于重要内容通过抄录、复印、拍照等方式加以保存。文献分析方法：对获得的资料,根据文献自身特点,制定不同的整理与分析方案。中药着作整理与分析：①对搜集的中药着作进行编目,核实着作名称、作者、出版者、成书年代、出版时间、版本情况、馆藏信息等内容；②阅读着作内容,撰写图书简介；③根据着作内容的学术特点进行分类；④横向比较不同类别图书间的差异,归纳民国时期中药图书的共性,分析不同类别图书的个性特征；纵向比较该类着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间的差异,结合时代背景,探讨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其对现代中药学术产生的影响。期刊中药论文整理与分析：①阅读论文内容,提炼作者主要学术观点；②根据内容与学术观点,对搜集到的中药论文进行分类；③总结民国时期中药论文的主要学术观点与特色。结合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从整体角度分析两者在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全面研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的特点及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探索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整体脉络、学术特点及其对现代中药学术的影响。在本研究调研过程中,共阅览民国时期中药着作182种,其中各图书馆藏原本161种,《中国本草全书》收录的民国中药着作影印本21种；调研过程中发现《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未着录着作26种,着录信息有误的着作31种。阅览期刊50种,其中中医药期刊45种,研究报告2种,西医药期刊3种,全文阅览中药论文400余篇,浏览并纳入统计分析论文1000余篇。论文正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对民国以前的“本草”,民国时期的“本草”、“中药”、“国药”、“汉药”,以及现代“中药”等概念加以辨析,同时介绍本研究的目的、意义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从“本草学术主流”与“本草学术分支”对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的脉络进行简要梳理,总结本草学术发展特点。第三部分为“民国时期中药文献概述”,分为“民国时期的中药着作”、“民国时期的期刊中药论文”、“民国时期中药文献的计量分析”三节。“民国时期的中药着作”按文献的内容特点分为“综合类中药着作”、“临床应用类中药着作”、“专题研究类中药着作”、“辞典类中药着作”、“教材类中药着作”、“科普类中药着作”、“生药研究类中药着作”等七类,简要介绍每类着作的总体特点及代表性着作的学术特色。“民国时期的期刊中药论文”则首先介绍收录中药论文的相关期刊简要情况,重点分析民国时期中药论文的内容特点,并将其分为“中药学术发展”、“中药临床应用”、“中药知识整理”、“中药科学研究”、“中药专题研究”等五类。“民国时期中药文献的计量分析”则以调研资料为基础,对纳入研究的中药着作数量、馆藏情况、类别、成书年代以及十种主要中医药期刊内中药论文的发表比例、中药论文的分类构成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反映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的大致情况。第四部分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民国时期社会环境、经济效益、文化思想以及科学引进等因素对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第五部分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探析”,分析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及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主要特点。通过上述五部分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作为文献载体,忠实地记录下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历程,同时作为当时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也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平台。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取得新的发展,通过着作编排体例、形式等变化得到体现,并最终以中药着作的形式系统地展现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的总体框架；着作与期刊的流通,促进了中药学术的交流,期刊中药论文的出现,则使学术交流与争鸣更为活跃；科普着作与论文则很好地促进了中药知识普及,使更多的社会民众了解并认可中药。二、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众多因素影响,其中“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影响甚为深远。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总体特征为,在继承传统本草学术的基础上,通过融汇吸纳现代科学知识、技术、方法,发展中药学术。具体表现为“发扬传统”、“复古求新”、“中药科学化”三种倾向,其中“发扬传统”在民国中药学术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复古求新”则通过回溯中药学术源流,正本清源,提供新的探索思路；“中药科学化”是民国中药学术发展的新风向。三、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对今天中药学术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中药辞典、中药科普着作等,在今天仍是中药着作的重要形式,在中药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药教材的编写与中药学校教育的开展,更与当前的中药教育模式密切相关；中药临床应用的深入探索,为现代“临床中药学”奠定基础；科学研究的开展则为中药学术发展提供新思路,并从民国时期的萌芽,逐渐发展为中药资源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化学等众多研究领域及其分支学科。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促进中药学术发展仍是摆在每一位中医药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民国时期的许多学术思想颇具启发意义,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为当前的中药学术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借鉴。
李益顺[7]（2014）在《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传播是在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历史格局中进行,与科学话语传播结伴而行的是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而晚晴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经历了酝酿期、萌芽期与初步形成期三个不同的阶段。其中酝酿期以传教士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萌芽期以维新报人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初步形成期则以辛亥报人的科学话语传播为主。从格致话语传播到科学话语传播的嬗变,就是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表征。格致话语与科学话语代表着两条不‘同的传播路径。一条是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路径,基本上沿袭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以学辅教”的宗旨,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致”来指称Science,“科学”一词直到1905年间,《万国公报》上才开始使用“科学”词汇。传教士格致话语中的“格致”更多的是指称狭义上的科学,即自然科学,尚属“小科学”的范畴。并概述格致的本义、方法、分类、功能与精神等方面。鉴于晚清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实指中国人的自主构建,传教士只是起着一个中介与播种的作用。传教士中文报刊在格致话语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的“《察世俗》传统”,“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科学内容很少,属于宗教期刊。另一个是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东西洋考》传统”,以科学为主,宗教次之,类似世俗期刊。首先是“《察世俗》传统”主导,然后“《东西洋考》传统”取而代之。19世纪60年代以前,“《东西洋考》传统”一直被《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与《格致汇编》等传承。《中国教会新报》创刊后,两种传统共存。《万国公报》介绍了西方一些格致新闻、格致成果与格致理论,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1907年终刊后,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式微,“《察世俗》传统”回归主导。但“《东西洋考》传统”并未消亡,仍然被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所传承。另一条路径是中经日本的科学传播路径。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掀起了科学话语传播的两次高潮,具有“以学辅教”之表征。内容有区别,前者重视科学知识与科学新闻的介绍,是第一阶梯传播。后者更侧重于形而上的科学话语传播,是第二阶梯传播。并使用日文中的“科学”来指称Science。国内最早使用“科学”既非康有为,也非严复,而是《实学报》（1897年11月15日）,但因未署名而难以确定身份。20世纪初“格致”与“科学”共存与混用,1905年以后,“科学”词汇才逐渐淘汰“格致”。日本成为了戊戌维新时期与辛亥革命时期科学话语传播的主要中介与信息来源。而日本国内的“科学”原本就有“大科学”与“小科学”两种发展趋势,但输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系统之学”的“大科学”。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主要具有信息传递、科学启蒙两项功能,与当时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形成互动。一方面,科学话语传播是观念革命的助产士,也是认知图式变革的加速器,对人们的认知方式、认知的地理空间与知识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宏观的宇宙天体、中观的人事社会与微观的物质世界都逐渐纳入人们的认知范围,科学的理性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逐渐被人们所内化,科学传播所催产的这种深层变革,使得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科学不再是奇技淫巧与旁门左道,而被正名,这是科学发展的外在要求。科学话语传播过程是近代科学的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并促成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近代转型。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有五项特征,即信息源上的外源性、传播途径上的单向度线性传播、传播绩效上的局限性、生长周期上的短暂性、话语体系构建上的渐进性等。科学传播层面上,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而新文化运动是对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的传承与发展,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二者一脉相承。
洪纬[8]（2013）在《明清以来传统鱼类分类方法研究（1491-1947） ——以福建省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鱼类分类学是生物分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生物分类方法发展的一个高峰。本文立足鱼类资源丰富的福建省，以鱼类分类方法的发展为切入点，分析鱼类鉴别的主要性状、鱼类资源的认识拓展、鱼类分类体系的构建、鱼类命名及名称演化等方面。本文最后探讨了民国时期西方科学传入后对中国传统鱼类分类方法的影响，并选取民国时期四种引入西方科学的地方志对中西体系的碰撞问题进行探讨。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本论文写作的源起，关注的问题，相关学术史，及本文应用的核心史料。本文第二章以福建省第一部省志《八闽通志》中的鱼类物产为起点，辅以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探讨古代对鱼类鉴别所关注的主要特征和探寻人们对鱼类资源的认识拓展过程。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古人对鱼类的鉴别关注鱼类的体型、外观、口感、鲠的多寡、鱼鳞的大小等多方面，且人们关注的部分性状在遗传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石首鱼重在耳石记载的方式，说明人们对部分鱼类的稳定性遗传特征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此外，古人好采用类比方法进行鱼类比较，同时也对部分鱼类的体型进行了归纳，如蛇形、团扇形、板身形等。明清两代的500多年时间里人们对福建省海域认识逐步拓展，鱼类记载的种类也逐渐增多，尤其闽南地区的鹦鹉鱼、蚝鱼、沙梭、文昌鱼、牛尾鱼等在地方志中的出现，反映出人们对福建省海域认识拓展的一个过程。本文第三章以屠本畯的生平及《闽中海错疏》的鱼类记载体例为立足点，深入分析屠氏的思想和其在《闽中海错疏》中采用的分类方法。继《八闽通志》之后，福建省又陆续出现了正德《福州府志》、万历《福州府志》、《闽大记》等地方志。明代末期，时任福建盐运同知的屠本畯将各种鱼类分门别类，最终形成《闽中海错疏》这一水产类专着。这部志书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水产动物志。因此，屠本畯编纂生物学着作，包括水产动物类和植物类，反映出他“好纠正”古人的思想，同时也体现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能够将《闽中海错疏》的记载重点放在生物分类层面。通过对《闽中海错疏》的研读，笔者发现屠本畯虽然采用了“主似关系”、“同一类群”、“行为特征”、“身体颜色”等多种方法对鱼类进行分类。但是，仅有“主似关系”和“同一类群”这两种分类方法是最常用的，它们起源于雅学系统和地方志系统。后继的《闽书》和《海错百一录》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屠本畯的分类方法。本文第四章以《闽中海错疏》中的鱼名为切入点探讨鱼类命名、名称演化和分类系统的互动。汉字的偏旁部首反映出了它们代表事物的属性，体现了汉字在生物分类方法中蕴含的意义，所以鱼字偏旁的汉字往往代表着其与鱼类相关。同种异名或者同名异种的现象在古代名物学中非常普遍，但当鱼名被载入史册时，却朝向名称统一的方向发展,并尽量遵循雅称。在含有“鱼”部首的单音字无法满足鱼类命名的时候，古人能够在原有的单音字前面加上修饰语，从而组成新的鱼类名称，或尽量采用俗名。这就导致了古籍中的鱼名有雅称、有俗称，也有雅俗兼并。同时，随着雅学系统和地方志系统记载的鱼类种类越来越多，一个鱼类名称所代表的鱼类品种也在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变化。部分鱼类的名称几经演变，最终稳定。传统的鱼类分类系统也随着鱼类名称的演变而不断完善。本文第五章以民国时期引入西方科学体系的四种地方志为切入点，对其物产部分的鱼类分类体系进行分析。民国时期，福建省在鱼类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取得巨大的进步，并于1935年完成了福建省沿海鱼类调查。地方志中的鱼类分类体系的分析结果显示传统体系和近代科学体系并存于地方志；受过一定新式教育的地方志编纂者能够将中学同等程度的科学知识引入地方志中，但又由于部分编纂者接触的西方生物分类学知识较为有限，从而导致鱼类分类方法还存在较多错误。总之，雅学书籍和福建省地方志中蕴含着丰富的鱼类学知识，并出现了鱼类分类方法的萌芽，但是分类方法并没有在当中得到发展，而是在水产专着——《闽中海错疏》——中得到了发展。地方志侧重国家资源的记载，它重点关注物种的区分，物种的鉴定方法也随之被发展起来。水产专着对鱼类的特征描述则是基本沿袭雅学和地方志两大系统。具有创新性的水产专着不可能完全抄袭于地方志，能够体现作者的思想，所以水产动物的分门别类思想在专着中得以体现和发展。尽管民国时期的地方志在引进西方分类体系时，时有错误发生，但是足以令人称道的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儒生能够自如地处理传统和科学两种不同的体系。
王新春[9]（2012）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简称“西北科学考查团”）是在1927年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建的学术考察团体。它是近现代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体,成员包括了中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的学者,考察时间长达8年,考察地域包括了中国北方、西北、中部的十二个省份,考察内容涵盖了地理学、大地测量学、地质学、古植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古脊椎动物学、考古学、民族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十多个学科领域。本文以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成果进行专题研究,力图全面、系统、细致地总结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田野考古和研究成果,探讨其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以此为目的,本论文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进行论述,指出了考古方面是中国学术界与斯文·赫定争议的核心,分析中国学者和斯文·赫定在考古学方面的态度和作为。第二章全面论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工作。本文首次将非考古专业学者的考古活动纳入了研究范畴,展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田野考古的完整面貌,促进了人们对近现代中国西北考古认识更加全面和完整。第三章以调查搜集品的流散和保存为核心,首先梳理整个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搜集品的运输情况,弄清考古搜集品的内容和运输过程,然后对斯文·赫定借出考古搜集品的规定、流程等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最后细致调查、梳理了考古搜集品的存放地点、损失情况、流散情况和最后的保存地。第四章概述了中国和瑞典的考古研究着述,主要论述西北科学考查团所获文书的刊布与研究状况,并在细节方面进行了考证。第五章论述了瑞典学者的考古研究情况,以期展现瑞典关于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成果之全貌,并对这部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评述。第六章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两位专门的考古学者贝格曼与黄文弼进行专题研究,系统总结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价值,并从学术背景、考察目的、考察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二人的考古和研究进行对比,分析东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异同,并对他们在现代中国西北考古中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第七章通过三个方面的论述,分析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对中外学术发展的影响,从而对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有一准确的定位。
夏勇[10]（2011）在《清诗总集研究（通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所谓清诗总集,指一切含有清人诗歌之总集。清初以来,清诗总集的编纂活动绵延不绝,高潮迭起,总数估计至少在二千种以上,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极其丰厚的文学文化遗产；同时其自身也堪称清代历史上的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文化现象,为我们考察编者的学术思想、美学观念,乃至相关时代的社会环境、文化风气、文人群体、文学潮流等,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多样的学术视角。虽然清诗总集有着很高的认识、研究价值,但现有研究成果的整体数量与质量,均与之非常不匹配,尤其缺乏从宏观的层次出发,综合多个考察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总揽全局的概括性研究。本文即着眼于此,采取以面带点、点面结合的办法,尝试对清诗总集研究的几大主要议题作一通览性论述。全文分绪论、正论与余论三个部分。绪论首先界定清诗总集的概念与范畴,其次简单回顾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接着主要从宏观上阐述清诗总集对于清诗研究的意义,最后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正论凡六章。第一章首先从数量之大、类型之多与编者之众三个方面出发,着重对清代本朝出现的清诗总集编纂繁荣景象的具体表现进行概述；然后在清代初期、清代中期、清代末期、清代之后的框架下,对清诗总集编纂的流变过程作一鸟瞰式的勾勒。第二章将清诗总集扼要地分为全国、地方、宗族、唱和、题咏、课艺、歌谣、闺秀、方外、域外凡十个大类,主要从内部形态的角度出发,对各大类型的基本面貌、特色与成就等进行初步勾勒。第三章则以清诗总集的编纂体例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取舍标准、编排形式以及其他附件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力图揭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与显着特征。以上三章均属本体论的范畴。接下来的三章均为功能论,依次探讨清诗总集的文献价值、文学意义与文化内涵。鉴于清诗总集从本质上来说,乃是一种文献载体,因而本文首先论述其文献价值。同时,又由于文献资料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学术领域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所以本文主要立足于清诗研究,对清诗总集在清诗作品保存、作家资料两方面的文献价值进行初步论列,另外也涉及清代诗话、词曲、文赋乃至某些其他议题。再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清诗总集同样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本文主要着眼于专题研究,撷取诗学思想、诗人集会、诗歌流派三个议题展开论述,其中前二者采取概论与个案研究结合的方式予以探讨。至于清诗总集在文化研究方面的价值,更是包罗万象。本文仅择取偏于形而上的学术思想、偏于形而下的社会风情,以及相对处于中间层面的政治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作一示例性的初步论述,其他暂姑置不论。余论则尝试前瞻清诗总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与若干较值得深入探研的议题。附录两种,分别对现有书目着录清诗总集与别集的混淆错乱情形,以及着录清诗总集编者信息不确切的问题,进行举例辨正。
二、中国实验动物学报2002年目次索引2002年第10卷1～4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实验动物学报2002年目次索引2002年第10卷1～4期（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动物 |
| (二)动物观 |
| 四、研究综述 |
| (一)动物学史的研究 |
| (二)动物文化史的研究 |
| (三)动物伦理学的研究 |
| (四)总体评价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起源 |
| 第一节 天地化育万物 |
| 第二节 动物的生殖现象 |
| 第三节 动物的化生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生物特征 |
| 一、“血气”的解说 |
| 二、“血气之属”的生理特征 |
| 三、“血气之属”的心理特征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社会特征 |
| 一、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道德属性之别 |
| 二、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社会结构之别 |
| 三、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劳动能力之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生活联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利用 |
| 一、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情况 |
| 二、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理由 |
| 三、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主要困境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管理 |
| 一、动物职官与儒家制度规范 |
| 二、驯养动物与儒家统治艺术 |
| 三、人兽冲突与儒家礼法之争 |
| 四、动物管理与儒家政治理念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 |
| 一、儒家动物保护的主要措施 |
| 二、动物保护与儒家社会蓝图 |
| 三、儒家动物保护的生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道德关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形象 |
| 一、人类的禽兽化与禽兽的仁义形象 |
| 二、仁禽义兽与凶禽猛兽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地位 |
| 一、动物道德地位的依据 |
| 二、儒家动物伦理的发展历程 |
| 三、仁民爱物的等差秩序 |
| 四、仁民爱物的伦理困境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论“德化动物” |
| 一、恩及禽兽与德化鸟兽 |
| 二、百兽共舞与儒家乐教 |
| 三、万舞翼翼与墨子“非乐” |
| 四、沉鱼落雁与道家天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信仰联系 |
| 第一节 动物神灵与儒家信仰体系的建构 |
| 一、山川精怪 |
| 二、灵禽瑞兽 |
| 三、农业动物神 |
| 四、人兽变形 |
| 第二节 动物献祭与儒家祭祀礼仪的转向 |
| 一、动物献祭的传统 |
| 二、动物祭品的道德化 |
| 三、动物献祭仪式的变革 |
| 第三节 动物占卜与儒家天命观念的转型 |
| 一、龟甲占卜 |
| 二、动物与占梦术 |
| 三、动物与占星术 |
| 第四节 动物与神道设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特征 |
| 三、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思想语境 |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 四、全图皆太极 |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 二、交轮几 |
| 三、统辨、互根说 |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 一、《周易》新诠 |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 一、“四无”之弊 |
| 二、虚空皆象数 |
| 三、象数即虚空 |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 一、《图》《书》一也 |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 四、五合互藏说 |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 一、即费知隐 |
| 二、即质知通 |
| 三、象数征理 |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 一、五行尊火 |
| 二、文即质 |
| 三、藏罕于雅 |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 二、戒惧即飞跃 |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 二、《易》《礼》不二 |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 结语 |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美术革命”与中国现代美术批评的发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思潮与运动:重绘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的“现代性”面孔 |
| 第一节 从“前卫性”的反思、批判到“中国现代美术批评”范畴的提出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美术”的“现代”追问 |
| 第三节 重申“五四”作为中国美术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 |
| 第一章 “批评”: 一种新学说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批评”概念及其语义新变 |
| 一、受压抑的传统“批评” |
| 二、现代“批评”的语义生成 |
| 第二节 在“致用”与“学术”之间: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形态 |
| 一、以“批评”之名: 罗家伦与五四“思想革命” |
| 二、“通信”栏: 《新青年》的批评空间 |
| 三、“骂”: 一种专断型的批评模式 |
| 四、“骂倒王敬轩”: “文学革命”的批评话语实践 |
| 第三节 什么是“真的文艺批评”? |
| 一、文艺创作与“批评” |
| 二、“文艺批评”的确立 |
| 三、从“态度”出发反思“文艺批评”的本质 |
| 四、“文学批评”与“美术批评”的异同 |
| 第二章 “美术革命”: 一场未遂的对话与批评 |
| 第一节 从“美术之弊”到“美育之效”: 吕澂“美术革命”的批评视景 |
| 一、“美术”缘何要“革命”? |
| 二、“美术之弊” |
| 三、鲁迅的“寂寥之至” |
| 四、“美育之效” |
| 第二节 “王画”:陈独秀“美术革命”的思想闸门 |
| 一、作为权力话语的“王画” |
| 二、陈师曾论“王派” |
| 三、“石谷派”之流弊 |
| 四、“文人画”的价值危机 |
| 第三节 “美术革命”的现代性及其困境 |
| 一、“文学”之“美”的确立 |
| 二、从广义“美术”中出走的“文学” |
| 三、“图画”如何“美术”? |
| 四、狭义“美术”的生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
| 第三章 洋画运动:象牙塔中的革命 |
| 第一节 “美术”应该怎样“教学”? |
| 一、从“美术革命”的先锋到上海美专教务长 |
| 二、以“创造”为核心的表现说批评 |
| 第二节 “洋画运动”的批评理论资源 |
| 一、引“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为知音 |
| 二、“搬过来”的文艺批评理论 |
| 第三节 现代性视野中的“洋画运动”及其批评实践 |
| 一、“洋画运动”的历史图景 |
| 二、“艺术叛徒”的神话 |
| 三、以“人格”为中西批评的契合点 |
| 结语 也谈“批评”的“危机” |
| 参考文献 |
| 图版目录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 |
（4）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及变迁的社会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历史动物地理学术史回顾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中国境内亚洲象的研究现状 |
| 一、历史时期中国境内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研究 |
| 二、影响历史上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与变迁的相关原因研究 |
| 三、历史上的驯象研究 |
| 四、历史上的象牙研究 |
| 五、历史上的象文化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意义 |
| 一、本选题的研究内容 |
| 二、本选题的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资料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时段和区域的界定 |
| 三、拟解决的问题和创新之处 |
| 四、资料和方法 |
| 五、文中用词说明 |
| 第二章 中国境内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 |
| 第一节 黄河流域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 |
| 一、夏商：分布广泛 |
| 二、周代：逐渐退出 |
| 第二节 淮河流域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 |
| 一、先秦：淮河南北皆有分布 |
| 二、秦汉至南北朝：淮南至淮北的漫游 |
| 三、隋唐：淮南多象 |
| 四、北宋初期：长江流域至淮河流域的游离反复 |
| 第三节 长江流域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 |
| 一、先秦至晋代：长江南北皆有分布 |
| 二、南北朝：江南与江北间移动 |
| 三、隋唐至北宋初年：主要分布于江南 |
| 四、北宋中晚期至南宋：珠江流域至长江流域之间交错分布 |
| 第四节 珠江流域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 |
| 一、先秦至南宋：珠江流域东部和西部皆有广泛分布 |
| 二、元明清：仅珠江流域西部有分布 |
| 第五节 云贵高原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 |
| 一、先秦至清初：云贵高原东部和西部皆有分布 |
| 二、清中期至今：仅分布于云贵高原西部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驯象与豢象：影响野象自然生活的社会因素 |
|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驯象活动 |
| 一、先秦：需求性驯化的起始阶段 |
| 二、秦汉至南北朝：需求性驯化的发展阶段 |
| 三、隋唐：需求性驯化的承前启后阶段 |
| 四、宋元：需求性驯化的拓展阶段 |
| 五、明清：需求性驯化的鼎盛阶段 |
| 六、民国至今：保护性的驯化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历史上的豢象活动 |
| 一、先秦：野外放养 |
| 二、两汉至南北朝：苑养与放养并存下的多种动物混养 |
| 三、唐宋：苑养与放养并存下的养象机构初设 |
| 四、元明清：圈养下专职专员养象机构的完善 |
| 五、民国至今：动物园及自然保护区内保护性的养象 |
| 第三节 个案研究：明代驯象的豢养活动 |
| 一、养象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 二、驯象的来源 |
| 三、驯象的豢养及人员的构成 |
| 四、驯象的使用情况 |
| 五、驯养行为的影响简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猎象：严重改变野象数量的社会行为 |
|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猎象活动 |
| 一、先秦：王室贵族的逸乐和军队“狩猎”并重下的猎杀 |
| 二、秦汉至南北朝：皇室的“田猎”与民间猎杀 |
| 三、唐宋：政府鼓励猎象与法规限制之间的矛盾 |
| 四、元明清：大规模的“屠杀”与“象战”并存 |
| 五、民国至今：偷猎活动猖獗 |
| 第二节 个案研究：宋代的猎象活动 |
| 一、大象的分布概况 |
| 二、猎象活动开展的原因 |
| 三、猎象的方法和工具 |
| 四、猎象活动的参与者 |
| 五、猎象活动的影响简析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象牙贸易：透视猎象背后的社会驱动力 |
|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象牙贸易 |
| 一、汉代之前：象牙“朝贡贸易”为主 |
|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象牙“海外贸易”初步发展 |
| 三、隋唐：象牙“海外贸易”迅速发展 |
| 四、宋元：象牙“海外贸易”逐渐超越象牙“朝贡贸易” |
| 五、明清：象牙“私人贸易”兴盛 |
| 六、民国至今：非法“象牙贸易”渐趋兴盛 |
| 第二节 个案研究：宋代象牙贸易及流通过程 |
| 一、宋代象牙贸易品的流通途径与方式 |
| 二、宋代对象牙贸易品流通的管理 |
| 三、宋代象牙贸易品流通中的交易主体 |
| 四、宋代象牙贸易品流通中的商税征收和销售价格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六章 象牙利用：对象牙产品诸多社会需要的揭示 |
|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象牙利用及牙雕业的发展历程 |
| 一、先秦：象牙利用及行业发展的朦胧及初步发展阶段 |
| 二、秦汉至南北朝：象牙利用及行业发展的承上启下阶段 |
| 三、唐宋：象牙利用及行业发展的转折阶段 |
| 四、元明清：象牙利用及行业发展的鼎盛阶段 |
| 五、民国至今：象牙利用及行业发展的保留及传承阶段 |
| 第二节 个案研究：宋代“磋象雕牙”业及其市场消费状况 |
| 一、象牙雕刻业的作坊及其从业者 |
| 二、象牙雕刻业的产品制作技艺 |
| 三、象牙雕刻品的消费市场 |
| 四、象牙雕刻品的消费群体 |
| 第三节 中国历史上的象牙官用 |
| 一、象牙官用的代表：象笏 |
| 二、个案研究：唐代官吏的象笏消费 |
| 第四节 象牙及大象其他部位的药用 |
| 一、三代至秦汉：“象药”的初步认知 |
| 二、唐宋：“象药”的发展期 |
| 三、元明清：“象药”的集成期 |
| 四、建国之后：“象药”渐次消退期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气候冷暖变化难以解释历史时期亚洲象的分布变迁 |
| 二、人类的农业开发活动也难以解释历史时期亚洲象的分布变迁 |
| 三、人类社会需求是影响历史时期亚洲象分布变迁的重要原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综述 民国中药文献研宄概况 |
| 参考文献 |
| 1 前言 |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 1.1.1 民国时期以前“本草”的概念 |
| 1.1.2 民国时期“本草”、“汉药”、“国药”、“中药”的概念 |
| 1.1.3 小结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资料搜集方法 |
| 1.3.3 资料整理与分析方法 |
| 2 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 |
| 2.1 本草学术主流 |
| 2.2 本草学术分支 |
| 2.3 小结 |
| 3 民国时期中药文献概述 |
| 3.1 民国时期的中药着作 |
| 3.1.1 综合类中药着作 |
| 3.1.2 临床应用类中药着作 |
| 3.1.3 专题研究类中药着作 |
| 3.1.4 辞典类中药着作 |
| 3.1.5 教材类中药着作 |
| 3.1.6 科普类中药着作 |
| 3.1.7 生药研究类中药着作 |
| 3.2 民国时期的期刊中药论文 |
| 3.2.1 收录中药论文的期刊简介 |
| 3.2.2 民国时期期刊中药论文的内容 |
| 3.3 民国时期中药文献的计量分析 |
| 3.3.1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的计量分析 |
| 3.3.2 民国时期期刊中药论文的计量分析 |
| 4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1 社会环境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4.2 文化思想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4.3 科技引进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4.4 经济因素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5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探析 |
| 5.1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
| 5.1.1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
| 5.1.2 民国时期期刊中药论文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
| 5.1.3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在形式上的结合 |
| 5.2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主要特点 |
| 5.3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新进展 |
| 5.3.1 中药基原考订 |
| 5.3.2 中药实验研究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7）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缘起 |
| 二、概念与说明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框架与方法 |
| 五、重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体系酝酿期期刊中的格致话语分析 |
| 第一节 晚清传教士中文期刊中的格致话语分析 |
| 一、传教士报人的创刊活动概述 |
| 二、格致话语传播的宗旨 |
| 三、格致话语的传播者 |
| 四、格致话语传播的体例与内容 |
| 第二节 晚清传教士中文期刊中的格致观念 |
| 一、格致概念的阐述 |
| 二、格致分类的认知 |
| 三、格致功能的体认 |
| 四、格致方法与格致教育的阐述 |
| 五、格致文化观的探讨 |
| 六、格致与迷信及其他 |
| 第二章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萌芽期期刊中的格致话语分析 |
| 第一节 戊戌维新时期创刊及其宗旨 |
| 一、维新报人自主创刊活动 |
| 二、格致话语传播的宗旨 |
| 第二节 萌芽期期刊格致话语传播的栏目与内容 |
| 一、《时务报》与《知新报》的栏目与内容 |
| 二、《湘学新报》与《实学报》中的栏目与内容 |
| 三、“另类期刊”中的栏目与内容 |
| 四、其他地方期刊的栏目与内容 |
| 第三节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萌芽期期刊中的格致思辩 |
| 一、维新报人格致思辩的思想资源 |
| 二、“科学”出现与格致概念及分类 |
| 三、“富强之基,本诸格致” |
| 四、“黜伪崇真”与格致文化观 |
| 第三章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初步形成期期刊中的科学话语分析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的背景与创办 |
| 一、辛亥报人传播科学话语的背景 |
| 二、辛亥报人的创刊活动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科学话语传播的宗旨、体例与内容 |
| 一、科技期刊的宗旨、体例与内容 |
| 二、以“科学”栏目为中心 |
| 三、以“格致”栏目为中心 |
| 四、《新民丛报》的科学栏目及其内容 |
| 第三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与社会转型的互动 |
| 一、科学话语传播催生观念革命 |
| 二、科学话语传播推进认知图式变革 |
| 第四章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初步形成期期刊中的科学认知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中的科学观念 |
| 一、从“格致”到“科学” |
| 二、辛亥报人的科学分类说 |
| 三、辛亥报人的科学功能认知 |
| 四、辛亥报人的科学方法论 |
| 五、辛亥报人的科学精神说 |
| 第二节 《新民丛报》中的科学诉求 |
| 一、《新民丛报》对科学本质及分类的认知 |
| 二、《新民丛报》对科学功能与科学方法的阐述 |
| 三、《新民丛报》对科学文化与科学伦理的探讨 |
| 四、《新民丛报》科学话语传播的特征 |
| 第三节 早期《东方杂志》的科学观念刍议 |
| 一、早期《东方杂志》的科学文化观 |
| 二、早期《东方杂志》的科学教育观 |
| 三、“科学为工艺所从出” |
| 四、科学是改良社会的利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明清以来传统鱼类分类方法研究（1491-1947） ——以福建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渔史研究 |
| 1.2.2 动植物分类学史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4 研究史料和概念界定 |
| 1.4.1 研究史料 |
| 1.4.2 概念界定 |
| 第2章 鱼类鉴别和鱼类资源的认识拓展 |
| 2.1 《八闽通志》及其鱼类 |
| 2.1.1 鲤鱼、鲫鱼及其观赏鱼类 |
| 2.1.2 鲢鱼和草鱼 |
| 2.1.3 青鱼 |
| 2.1.4 鳝鱼和鳗鱼 |
| 2.1.5 鳢 |
| 2.1.6 鲇鱼类 |
| 2.1.7 石首鱼类 |
| 2.1.8 鲥鱼类和鲳鱼类 |
| 2.1.9 鳜鱼、鲈鱼和午鱼 |
| 2.1.10 带鱼、马鲛和鳙鱼 |
| 2.1.11 鲨鱼类和魟鱼类 |
| 2.1.12 墨鱼、水母等其它水产动物 |
| 2.2 鱼类鉴别特征分析 |
| 2.2.1 《八闽通志》部分鱼类鉴别特征分析 |
| 2.2.2 传统鱼类鉴别的主要性状 |
| 2.3 清代对鱼类认识的拓展 |
| 2.3.1 鹦鹉鱼 |
| 2.3.2 蚝鱼 |
| 2.3.3 文昌鱼 |
| 2.3.4 狗母鱼 |
| 2.3.5 牛尾鱼 |
| 2.3.6 红娘鱼 |
| 2.3.7 国公鱼 |
| 2.3.8 蟳虎 |
| 2.3.9 鲳鱼类群 |
| 2.3.10 松鱼类群 |
| 2.3.11 比目鱼类 |
| 2.4 明清以来鱼类鉴别和资源认识拓展特点 |
| 2.4.1 鱼类鉴别注重类比，关注个体稳定和突出的主要特征 |
| 2.4.2 清代提高了对闽南沿海鱼类的认识，拓展了全省鱼类资源的开发 |
| 2.4.3 清以来人们对鱼类的鉴别更加细微，部分鱼类增加了新的品种 |
| 2.5 小结 |
| 第3章 传统鱼类分类方法的构建 |
| 3.1 《闽中海错疏》作者及其它鱼类着作 |
| 3.1.1 屠本畯生平及《闽中海错疏》编写的文献基础 |
| 3.1.2 《海味索隐》体现作者“好订讹和重实践”的思想 |
| 3.2 《闽中海错疏》的鱼类分类方法分析 |
| 3.2.1 动物分类阶元 |
| 3.2.2 基本分类指标分析 |
| 3.2.3 基本分类体系的特点 |
| 3.3 分类方法的历史渊源和发展 |
| 3.3.1 历史渊源 |
| 3.3.2 后期发展 |
| 3.4 小结 |
| 第4章 传统鱼类命名的方式、名称演化和分类系统 |
| 4.1 《闽中海错疏》中的鱼类命名方式分析 |
| 4.1.1 单音节式鱼类命名 |
| 4.1.2 单音节命名方式的衍生 |
| 4.1.3 其它类型的命名方式 |
| 4.2 四大鱼类类群名称的演化和分类 |
| 4.2.1 鲤形目鲤科观赏鱼类名称演化和分类 |
| 4.2.2 鲈形目鲷科鱼类的名称演化和分类 |
| 4.2.3 “鲨”名的演化和软骨鱼的分类 |
| 4.2.4 鲽形目鱼类的名称演化和分类 |
| 4.3 命名与分类系统的互动 |
| 4.3.1 鱼类名称的稳定趋向性 |
| 4.3.2 鱼类名称的演化和鱼类分类系统框架的构建 |
| 4.4 小结 |
| 第5章 科学体系与传统体系 |
| 5.1 福建省近代鱼类学的发展概况 |
| 5.1.1 博物学教科书 |
| 5.1.2 “鱼学”概念的提出 |
| 5.1.3 《鱼类学》课程的设立 |
| 5.1.4 《福建省渔业调查报告》的完成 |
| 5.2 引进“博物学分科法”的四种地方志概况 |
| 5.2.1 地方志体例与主要编纂人员概况 |
| 5.2.2 四种地方志中的鱼类分类体系分析 |
| 5.3 科学体系与传统体系的并存 |
| 5.3.1 传统体系在民国时期发挥的作用 |
| 5.3.2 科学传播在中学教员中的不对等凸显于地方志 |
| 5.3.3 科学体系与传统体系的碰撞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6.1 雅学系统和地方志系统隐含了传统鱼类分类方法的发展历程 |
| 6.2 《闽中海错疏》系统性地呈现出传统鱼类分类方法 |
| 6.3 传统与科学的碰撞与融合反映了儒生接受科学的曲折性 |
| 附录 |
| 研究资料和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概述 |
| 第二节 八十年来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材料、方法、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 |
| 第一节 斯文·赫定前四次中亚考察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之缘由 |
| 第三节 斯文·赫定与翁文灏签订的协议 |
| 第四节 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谈判 |
| 第五节 中、瑞合作成功的原因、意义 |
| 第二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田野考古工作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内蒙古的考古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的考古 |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蒙、甘、宁的考古 |
| 第四节 绥新公路察勘队的考古 |
| 第三章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保存与流散 |
| 第一节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 |
| 第二节 考古搜集品的保存与借出 |
| 第三节 国内的考古搜集品 |
| 第四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一) |
| 第一节 中、瑞考古研究论着 |
| 第二节 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刊布 |
| 第三节 高本汉、伯希和与居延汉简 |
| 第四节 黄文弼西域文献的整理与刊布 |
| 第五节 袁复礼所获回鹘文《玄奘传》的刊布与研究 |
| 第六节 瑞典所获西域文献的刊布与研究 |
| 第五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二) |
| 第一节 内蒙古史前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蒙新地区纺织品研究 |
| 第三节 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研究 |
| 第六章 贝格曼与黄文弼的考古研究 |
| 第一节 贝格曼与中国西北考古 |
| 第二节 黄文弼的西北考古研究 |
| 第三节 贝格曼与黄文弼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比较 |
| 第七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渊源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考古实践 |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的影响 |
| 结论 |
| 附录一：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论着目录 |
| 附录二：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报告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清诗总集研究（通论）（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目录 |
| 绪论 |
| 一 清诗总集的定义与范畴 |
| 二 清诗总集研究的回顾 |
| 三 清诗总集研究的意义 |
| 四 本选题研究的思路 |
| 第一章 清诗总集编纂的繁荣与流变 |
| 第一节 清诗总集编纂的繁荣 |
| 一 数量之大 |
| 二 类型之多 |
| 三 编者之众 |
| 第二节 清诗总集编纂的流变 |
| 一 清代初期 |
| 二 清代中期 |
| 三 清代末期 |
| 四 清代之后 |
| 第二章 清诗总集的基本类型 |
| 第一节 全国类 |
| 一 通代 |
| 二 当代 |
| 三 跨代 |
| 第二节 地方类 |
| 第三节 宗族类 |
| 第四节 唱和类 |
| 第五节 题咏类 |
| 第六节 课艺类 |
| 第七节 歌谣类 |
| 第八节 闺秀类 |
| 第九节 方外类 |
| 第十节 域外类 |
| 第三章 清诗总集的编纂体例 |
| 第一节 取舍标准 |
| 一 个体选择与群体制衡 |
| 二 中正平和与偏主一端 |
| 三 文学本位与文献本位 |
| 第二节 编排形式 |
| 一 按作者编排 |
| 二 按时代编排 |
| 三 按门类编排 |
| 四 按体裁编排 |
| 五 按地域编排 |
| 六 按诗题及其他 |
| 第三节 附件 |
| 一 序跋、凡例、题词 |
| 二 目录 |
| 三 小传 |
| 四 评论 |
| 五 诗话 |
| 六 注释 |
| 第四章 清诗总集的文献价值 |
| 第一节 作品保存 |
| 一 遗佚作品 |
| 二 集外作品 |
| 三 文字校勘 |
| 第二节 作者资料 |
| 一 人物传 |
| 二 艺文志 |
| 三 交游录 |
| 第三节 其他资料 |
| 一 清人其他各体着作 |
| 二 其他时代人之着作 |
| 三 校勘与辑佚 |
| 四 其他 |
| 第五章 清诗总集的文学意义 |
| 第一节 清诗总集与诗学思想 |
| 一 清诗总集与诗学思想概论 |
| 二 清诗总集所含诗话诗论——以《诗乘发凡》为中心 |
| 三 清诗总集所见诗学观念——以《湖海诗传》为中心 |
| 第二节 清诗总集与诗人集会 |
| 一 清人集会诗歌总集概观 |
| 二 清初集会诗歌总集探微——以《湖舫诗》为中心 |
| 三 清末集会诗歌总集新变 |
| 第三节 清诗总集与诗歌流派 |
| 一 清诗流派总集的形态 |
| 二 清诗流派总集的功能 |
| 第六章 清诗总集的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清诗总集与学术追求 |
| 一 文献意识 |
| 二 存史观念 |
| 三 经世精神 |
| 第二节 清诗总集与历史变迁 |
| 一 清诗总集与历史变迁概论 |
| 二 清诗总集与历史变迁例说 |
| 第三节 清诗总集与社会风情 |
| 一 清诗总集所含风俗史料——以《歌仙刘三妹传》为中心 |
| 二 清人风土诗歌总集概观 |
| 三 歌谣、集会总集及其他 |
| 余论 清诗总集研究的展望 |
| 附录 |
| 清诗总集别集互混丛考 |
| 清诗总集编者着录辨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中国实验动物学报2002年目次索引2002年第10卷1～4期（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2]《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3]“美术革命”与中国现代美术批评的发生[D]. 曾小凤. 中央美术学院, 2018(08)
- [4]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5]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及变迁的社会因素研究[D]. 张洁.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8)
- [6]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D]. 李楠.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4(07)
- [7]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D]. 李益顺.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8]明清以来传统鱼类分类方法研究（1491-1947） ——以福建省为中心[D]. 洪纬. 上海交通大学, 2013(07)
- [9]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D]. 王新春. 兰州大学, 2012(10)
- [10]清诗总集研究（通论）[D]. 夏勇. 浙江大学, 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