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蚕生产中几种常见蚕病的区别及防治

一、农村养蚕生产中几种常见蚕病的区别及防治（论文文献综述）

张艳芹^[1]（2018）在《晚清传入中国的蚕业科技（1840-1911）》文中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四千年我国就有了养蚕活动。到春秋时期,我国的劳动人民已经积累了不少的蚕桑生产经验;发展到汉代,黄河流域成为我国蚕桑业的种植、发展中心;至宋元时期,蚕桑业的重心向南移至江南地区,江浙一带的丝织业较为繁盛;进入明清后,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山东、江浙、四川和广东成为我国蚕桑业的主要产区。到18世纪时近代科学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了,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建立起了近代农学体系,解决了一些蚕病的预防,欧洲的蚕丝业开始兴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开展蚕桑教育,蚕桑业发展迅猛。我国的传统蚕桑业面对面对西方和日本同行的竞争,在国际市场上痛失利权,我国传统的蚕桑生产已不能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本文重点阐述了西方近代化蚕桑科技开始传入中国之后,在国内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引进、接纳国外的先进技术改改进传统的蚕桑业的过程。通过派遣留学生、聘请外国教习、翻译蚕桑学书籍、兴办蚕桑学堂、引进机器缫丝设备等方法,我国的传统蚕丝业开始发生改变。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缫丝工业在部分地区建立起来。广东和上海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了机器缫丝厂最集中的地区。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蚕丝业一直都是机器缫丝和手工缫丝并行发展,手工缫制的土丝供应国内市场,厂丝则出口。本文还对国外近代蚕桑技术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受到的阻碍及局限做了分析和总结。受到思想文化、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蚕丝业并没有完全实现近代化,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理论在国内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播和利用,但是在此过程中,我国的近代农业教育开始出现并蓬勃发展,蚕桑业也产生了大批的专业人才,这一切为民国时期国内的蚕桑业改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周加伯^[2]（2018）在《农村蚕病防治中存在的问题与综合防治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在很多农村养蚕区蚕病的防治过程中一些污染问题、技术落后等问题普遍存在。本文从现实视角,分析了当前农村蚕病防治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从加强消毒,加强管理、及时治理等几个角度对农村蚕病防治提出了综合防治策略,希望有助于使当前农村蚕病防治水平得到提升。

王晨^[3]（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研究表明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向仲怀,顾国达,李建琴,封槐松,李龙,夏庆友,任永利,袁联伟^[4]（2012）在《中国蚕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提出蚕业是我国具有5500多年悠久历史、广泛地域适应性、深厚文化底蕴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主导地位的传统种养殖业。改革开放以来,在政策扶持、科技进步和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蚕业持续高速发展,生产规模明显扩大,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同时,我国蚕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着科学技术持续创新、产业结构有待改善、整体生产效率急待提高、品种资源日益短缺、蚕桑病虫害威胁加大、蚕业转移加快、国内外竞争加剧等巨大挑战。因此,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

范虹珏^[5]（2012）在《太湖地区的蚕业生产技术发展研究（1368-1937）》文中研究说明蚕桑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最重要的副业生产,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男耕女织”的封建自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即使到了近代,蚕桑生产对于太湖地区的经济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的丝绸还是中国劳动人民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中国是世界蚕桑的起源地。最初中国的蚕桑生产主要是集中在黄河流域,不过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中国蚕桑生产的重心逐渐从北方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转移到了南方长江流域的太湖地区。宋代以后,太湖地区发展成为中国蚕桑业的中心。元代,太湖地区受到战火的破坏较小,蚕桑业持续发展。明代1368年至近代1937年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太湖地区尤其是湖州府一带的蚕业生产技术一直代表着中国蚕桑生产的最高水平,甚至在清中叶之前相当长时间内代表着世界的最高水平。太湖地区蚕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与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的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蚕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促成该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而另一方面太湖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发达的社会人文、经济条件又带动了蚕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太湖地区的蚕业生产技术从唐代开始就不断进步,只是到了清中叶之后的发展才逐渐缓慢下来,并且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了传统蚕业生产技术的顶峰。由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使得西方国家的近代蚕业生产技术逐渐赶超了中国,尤其是一衣带水的日本到了20世纪30年代完全取代了中国蚕桑业在世界的领先地位。明代1368年之始至近代1937年之间的这段时间,既是传统蚕业生产技术在前代经验积累之上的大发展时期,又是传统与近代蚕桑生产技术碰撞和融合时期。本文通过这特殊一时间段内,蚕业生产技术的总结与回顾,揭示了蚕业生产技术发展的规律。论文分为六章四个部分。首先,重点介绍明代开始1368年到近代1937年太湖地区蚕桑业生产的概况：明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持续繁荣,蚕桑区不断扩大；20世纪30年代开始普遍衰落。其中第一部分涉及当地的农业生产概况,为蚕桑业的生产做了铺垫。其次,论文从蚕桑生产中的植桑技术、养蚕技术以及丝织生产技术三个方面来展示明代到近代1937年以来太湖地区蚕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从时间上来体现蚕业生产技术发展的过程,体现传统蚕业生产技术到近代蚕业生产技术的演变过程。历史事物从来就不是一个割裂的个体,因此蚕业生产技术从古代到近代,从传统到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在长达五六百年的时间内,太湖地区蚕业生产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之中,太湖地区的蚕业生产技术怎样保持发展的。本文是从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中,寻找和总结出蚕业生产技术发展的规律,并且给现代蚕业生产技术乃至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以积极的借鉴作用。第三部分,论文论述了蚕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对于太湖地区的影响。最先是在经济上,蚕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不仅促使了蚕桑专业化生产的出现,而且也带动了蚕桑相关行业的兴起,例如叶市、种行、丝行和秧行等等的出现。由于蚕桑专业化生产的出现和相关行业的兴起,不但促使了丝织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繁荣,因此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很多新的市镇。而手工缫丝技术的发展,又奠定了太湖地区近代缫丝业的技术基础。在蒋兆成对于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经济研究中就提到,如果说杭嘉湖地区的经济说是蚕桑经济,一点也不为过。其实整个太湖地区的经济都是如此,只是在杭嘉湖平原表现的尤为典型。其次是在农业上,蚕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带来丰厚的利润,使得太湖地区出现了桑占粮田的情况。为了在蚕业生产中追求更高的利润收入,明末清初时期太湖地区出现了生态农业的萌芽。最后就是在文化上,明代以后,尤其是清末时期,太湖地区蚕桑类着作大量涌现。其中不但有对传统蚕业生产技术的总结之作,也有对清中叶之后逐渐传入的西方近代蚕业技术的吸收之书。第四部分,是对从明代1368年到近代1937年这段时间之内太湖地区蚕业生产技术能够不断进步的动因分析。最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太湖地区小农经济的发达为其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做了准备,也为其出现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做了铺垫,这一切都刺激了当地蚕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繁荣是带动蚕业生产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蚕桑业的高额利润使得当地的百姓纷纷栽桑养蚕,加上国内外市场对太湖地区优良的生丝和丝织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多进一步促进了当地蚕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其外太湖地区蚕业生产技术得以不断进步有着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经过该地区居民长期的劳作,当地的土壤绝大部分改造成为土力肥沃的水稻土。太湖地区河流密布,水资源丰富,光热雨水配合的恰到好处,非常适合农作物成长。加上当地的水利设施比较完善,而桑树是成长过程需水量大的农作物,尤其在抽叶的夏季,太湖地区的气候环境为桑树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太湖地区长期以来是中国产丝和抽税丝的重点区域,中央政府在蚕桑业方面的政策刺激了当地蚕桑生产技术的发展。太湖地区在唐代之后成为中国蚕桑业中心,在漫长的时间内形成了当地百姓重视蚕桑生产的传统和风俗习惯,这非常有利于先进蚕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除此之外,生产技术本身的内在驱动力、近代相关农业生物技术和工业技术的发展也是蚕桑生产技术进步的原因之一。最后,文章对于全文进行通篇总结,给现代太湖地区蚕业生产技术乃至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借鉴。只有加强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研究,才是其持续进步的关键。当然蚕业生产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提高蚕桑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建立完善的商品经济流通体系,能促进和加强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文化传统和国家的政治力量对生产技术的发展的影响力作用。文化传统是内在的影响,而强有力的政权是外部支持。

胡明^[6]（2011）在《民国苏南蚕业生产改进研究（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蚕丝是整个蚕业生产的最终产品,蚕丝也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出口货物之一,近代苏南蚕业的发展是与国际市场的需求紧密相连。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相对混乱的局而,国内市场对蚕丝的消费能力有限,苏南的蚕丝主要用于出口。近代国际市场对中国蚕丝的需求急剧增加,中国蚕丝大量输入到国际市场。随着蚕丝出口的增加,我国蚕业生产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无锡、苏州、常州等苏南各县蚕业生产进一步扩大。清中后期上海设立通商口岸,随后成为苏南蚕丝出口的主要口岸。商品化的蚕丝生产与苏南传统的稻作生产相比,表面上获利较高,再加上蚕丝生产周期较短,获利较快,苏南各县蚕业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到20世纪初蚕业已经成为苏南农家重要的家庭副业之一。无锡由于自然和地理优势成为苏南各县中蚕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逐渐取代上海成为苏南新的蚕丝生产基地。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南的蚕丝生产规模已经超过上海及传统的蚕区浙江,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蚕丝生产中心之一。苏南蚕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并没有随之带来蚕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日本采用现代化蚕业生产方式之后,中国蚕业生产技术的落后,使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的地位逐渐被日本所挤占。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国际市场对生丝需求减少及日本蚕业企业的竞争,苏南蚕业发展面临严重挑战。面对苏南蚕业的困境,国民政府、蚕业学校及蚕业生产企业等都希望通过改进蚕业生产以提高蚕业生产的水平,增强蚕丝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此各方对蚕业生产中的桑树种植、蚕种生产、育蚕、缫丝等环节展开了改进,苏南大规模的蚕业改进也由此起步。在各方努力下,苏南蚕业生产技术也取得了明显的改进,被认为是当时农业改进的典范。桑叶是蚕的主要食物,桑叶的质量直接影响着蚕体的发育和蚕丝的质量,所以提高桑叶的质量是蚕业生产改进的基础。在早期的蚕业生产改进中,苏南蚕业改进者对桑叶生产的重要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早期的蚕业改进中并没有对植桑进行大规模改进。而苏南的桑叶生产由于桑树老化、桑园疏于管理等因素的影响,苏南桑树桑叶的产量不断降低,已经影响到了苏南的蚕业生产。苏南蚕业改进者在30年代后才着手对苏南传统的桑树栽培进行改进。改进者首先是对传统的湖桑、鲁桑和荆桑等当地的主要桑树品种进行选育,培植品种更加优良的树种,还结合苏南蚕业生产的特点推广乔木桑,以降低蚕业生产成本。同时开展对蚕种制种专用桑的种植实验与推广。其次在改进桑树品种同时,改进者积极开展桑园管理技术的改进试验,推广改进的桑树修剪、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以增加桑叶的产量。蚕种育种技术改进是整个苏南蚕业改进过程中,改进者最早关注,改进成效最为明显的环节。苏南蚕种的改进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阶段是1912年到1927年,这是苏南蚕种改进的起步期。1922年之后苏南各县出现了最早一批专业化的蚕种制造场,随后1926-1927大量的蚕种制造场建立。在这一时期日本先进的蚕种育种、人工孵化等技术传入苏南地区,1924年蚕种场开始生产推广第一代杂交蚕种。但由于并没有取得蚕户的信任,改进种在苏南的使用还很有限；第二个阶段是1928年到1933年,这是蚕种改进的大规模展开期。蚕种场大量出现,蚕种场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专业的生产使所选育改进蚕种的质量得到改善。由于改进蚕种的优越性及改进者极力的推广,改进蚕种在苏南地区得到了大规模的使用,蚕业发展较为迅速的无锡等地已经基本上完全取缔了土种；第三个阶段是1934年到1937年,这是蚕种统制时期。1934年江苏省规定省内的蚕种由建设厅统一管理,不得自由买卖,蚕种经过蚕丝试验场检验后,按规定价格分配。同时对蚕种场管理更为严格,取缔生产条件不合格的蚕种场。政府通过控制蚕种的生产、分配,来提高蚕种的质量,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无法处理好政府、大的有垄断能力的蚕种生产资本家、小的蚕种生产者及蚕户的利益,造成蚕种供给不足,影响到了蚕业的改进。育蚕是整个蚕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这个过程中蚕体发育、成熟直到吐丝成茧,育蚕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蚕茧的质量。民国初期苏南蚕区的育蚕技术依然使用传统的技术,蚕户在育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在蚕室温度、湿度、及病毒环境等的控制方面,很难达到良好的生产要求。在生产过程中蚕户却大量的求助于鬼神的保佑,导致蚕体的成活率甚至只有30%。1924年江苏省立女蚕校成立推广部,并在无锡堰桥乡设育蚕指导所,首先开展对蚕户的育蚕指导。蚕校通过推行蚕具消毒、稚蚕共育提高蚕体的质量。1928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苏南各县蚕区建立了以育蚕指导所、蚕业合作社为体系的育蚕改进体系。此后这种育蚕改进体系在蚕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指导蚕户改善育蚕技术,但苏南各县由于蚕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育蚕指导效果也不平衡。同样苏南蚕区普遍分散的、小规模的育蚕生产模式并没有改变,蚕户恶劣的生产条件,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育蚕技术改进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育蚕完成后,蚕业生产进入蚕丝生产环节。在传统的苏南蚕业生产模式中,蚕丝生产也是在蚕户自家完成。育蚕完成后,蚕户采用手工或简单的机械,将鲜茧缫制成蚕丝出售,缫丝的机械较为简单。而近代大规模缫丝厂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生产格局。蚕业生产更为专业化,蚕户主要承担了育蚕的过程。缫丝生产从蚕户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规模化的机械生产。机械化生产为了保证稳定的蚕茧供应,就必须对蚕茧进行干燥处理,茧行由此大量出现,承担蚕茧的干燥等工作。1934年国民政府实施茧行统制,要求茧行改进蚕茧烘干设备,鼓励采用新式蒸汽烘茧机,从而加强对茧行管理。而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苏南地区出现专业的机械丝厂以来,苏南特别是无锡缫丝业在民国时期进入高速发展期,缫丝厂在数量和生产规模上都远超其它地区。苏南丝厂最先采用意大利式的直缫车,此后日本的缫丝车也开始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改进蚕丝生产技术的同时,丝厂和国民政府也着手在上海和海外建立自己的销售系统,以打破洋行等对中国生丝出口的垄断,扩大苏南所产蚕丝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政府还通过发行政府公债的方式,扶植苏南丝厂。但在国际市场不景气,国内社会混乱的情况下,销售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民国苏南蚕业改进之所以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绩,得益于形成了较为有效的改进体系,政府、蚕业企业和学校构成了民国苏南地区蚕业改进的主要动力。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在蚕业改进中扮演了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及实践者的角色。蚕业企业为了获得优质的生产原料,着力蚕种的改进和蚕丝生产技术的提高。蚕业教育在改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苏南地区的蚕业教育主要有蚕业学校和民众教育下的涉蚕教育两种形式。蚕业学校培养的育种、制丝等人才在民国时期苏南蚕业改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蚕业学校的毕业生在苏南各地设立育种场、育蚕指导所等蚕丝改进机构,是民国时期苏南整个蚕业改进体系中重要的动力之一。民众教育的改进不仅仅涉及到蚕业生产改进,它在更广阔的范围对蚕户进行文化教育。它突破了由于民国时期苏南农村农民文化素质不足,降低对蚕业新技术的接受能力的限制,将农业生产的改进与农村社会的改进相结合。苏南蚕业改进中形成完整的、多元化的蚕业改进体系,是苏南蚕业改进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也是苏南蚕业改进带给当代农业技术改进的主要启示。在民国苏南蚕业改进中,蚕户本身改进动力的缺乏及政府改进组织效能的低下等是制约苏南蚕业改进成效发挥的主要因素。如何调动农户改进的积极性,实现改进组织的高效率也是当代农业改进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民国时期的苏南蚕业改进没有突破这个局限,这也从整体上制约了改进效能的发挥。尽管如此,民国苏南蚕业改进的成效还是明显的,对这个改进过程的系统分析,可以还原民国时期苏南蚕业改进的过程,认识到改进中各方所起到的作用,及各个改进系统在农村中的改进实践,这对我国现在的农业技术改进有着借鉴意义。

胡茂胜^[7]（2011）在《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数千年来农业就一直是中国人的根本生计。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农民,国民生产总产值的大部分也都来自农业,这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实质。只有农业发达了,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实现才是有希望的。在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农业发展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推动农业近代化的力量有很多,士绅便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由他们来组织和领导农业改良,推动农业的近代转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江苏是中国南方“精耕细作”农业的典型代表,也是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比较成功的地区。同时,它也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鱼米之乡,有着良好的农业资源和禀赋,传统农业比较发达,是近代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农业资本主义产生较早、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此外,江苏地区还是西学东渐中的一个重要港口,士绅阶层较早受西方农学的影响,其开明程度以及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明显高于国内其他省份。研究士绅对江苏农业近代化的影响,可以为当今江苏乃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起到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与启发意义。论文以士绅为视角,以农业近代化为研究主线,系统探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江苏士绅对近代化农业的认识、译介及倡导,并考察了士绅对推动江苏农业科研、农业经营管理方式、农业教育及农业技术的近代化所起的作用,最后分析了江苏士绅近代化农业实践的动因、成效及历史局限性。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学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研究法,成为本课题解释历史和行文的基本工具,并结合现代化的理论方法。同时,由于研究对象是近代士绅和近代农业,所以历史文献法便成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有关近代士绅及江苏农业的档案、专着、期刊、报纸等历史文献资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士绅在江苏农业近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既是选题的学术价值所在,也是论文企求达到的学术目标。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也是世界着名的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成熟早、水平高,曾经在一千多年中是世界领先的。明清以来,农业生产工具一直没有大的改进,农业技术也未见大的改观。清朝后期,西方近代化机械、电气、化工等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在此基础上西方产生了以机械化、电气化和化肥的使用为主要特色的近代化农业,并且又有了与之相适应的近代化农业教育体系,再加上人口、耕地等诸多问题开始困扰中国农业,所以晚清时期江苏传统农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滞不前,没有大的改观；农业品种缺少改良,无法与西方科学选育良种相比；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资金贫乏,生产分散,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生产成本高昂,以致无论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国内市场上,都无法与洋货竞争。另外,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从而妨碍了江苏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型,成了制约江苏农业近代化的“瓶颈”。晚清时,江苏不少士绅第一次迈出了国门,踏上了出洋考察或修学的征程。尽管他们的初衷并不是要考察西方的近代化农业,然而在游历过程中却不断地看到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无不观之而惊叹。他们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与西方在农业方面的差距,是最早受近代化农业启蒙的一批人。出洋的所见所闻,为他们日后着农书、立农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通过着述,一方面向世人介绍了西方的先进农业科技,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农业,倡导推行近代化农业。他们对近代化农业的译介和倡导,为江苏士绅实践近代化的农业奠定了舆论基础。农业科技离不开实验。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先导性和基础性步骤,就是建立农事试验场。近代化农业科技传入中国之后,江苏士绅或是协助地方政府筹建近代化农事试验场,或是资助农事试验场,或是自己创办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试验场,大大推动了江苏农业科研的发展。此外,中国传统的小农经营方式,是一家一户的家庭式生产,缺乏合作与交流,从而影响农业技术的提高。随着士绅们对西方国家农业经营管理方式认识的不断深入,加上中国小农生产面临的挑战,他们开始仿效西方和日本兴办农会,创建农业公司,实施规模化经营管理。农业近代化或现代化能否实现,农业能否振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素质和能力,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是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因此,江苏士绅们对发展近代化农业教育,传播和推广近代农业科技知识,非常重视。他们不仅创办了各种近代化的农业学校,还很注重农业的社会教育,筹办了农业博览会。他们兴办的一些农务组织也发挥了教育功能,起到了推广农业科技知识的作用。近代以降,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比较缓慢,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进行农业科学试验,转变农业经营管理方式,传播和推广近代化的农业科技知识,这只是士绅们力图改造江苏传统农业的第一步,也是基础性的步骤,而要真正实现对江苏传统农业的改造,使其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则必须将近代农业技术运用到生产中。为此,江苏士绅们大力推广近代化的农业技术,期望能够早日实现农业的近代化。晚清民国时期,江苏士绅开展了一系列的近代化农业实践。他们之所以要致力于近代化农业的推广,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因素的推动：一是政府的政策支持,二是科举废除以后士绅在职业、知识结构、生存空间和价值观上都发生了转变,三是士绅的传统功能在近代得以延伸,四是地方自治下士绅的权力不断扩张。这些都为士绅们传播和推广近代化的农业创造了条件。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在推广近代化的农业方面,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效。一方面,是在推行近代化农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以往传统社会内部所不具备的新兴事物。另一方面,传统农务事项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士绅们的农业实践,推动了江苏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型。当然,相对江苏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士绅们的农业活动还不足以使江苏农业完全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他们在发展近代化的农业中倾心倾力,出钱出地,然而论及业绩,倡导启蒙的意义远大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依然只是沧海中之一粟,晨曦中之一抹亮光而已。之所以如此,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社会制度、人口问题、工业基础薄弱等因素以外,与士绅自身的局限性也有很大关系。回顾和总结士绅在江苏农业近代化中的经验教训,无疑可以为今天的乡村地方精英们提供不少珍贵的历史启示。

熊帝兵^[8]（2010）在《中国古代农家文化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古代农家以农名派,战国时曾因与儒家论战而引人注目,在百家争鸣中形成了独特的主张和观点,并跻身于“九流十家”。秦以后有志于农者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农家的学术研究传统,逐步充实研究内容,拓宽研究领域,使农家的学术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最终形成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群体,其研究内容涉及农学思想、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方法、防灾救灾措施等诸多方面；整个群体还表现出重农务本、关注民生的学术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农家文化,其中精华部分在新时期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古代文献中,《汉书·艺文志》首述农家,并设“农家”类收录先秦及汉代农家着作。此后的史志、公私书目和大型丛书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分类方式,直至《四库全书》。历代学者对农家多有定义,一致肯定农家与农业技术研究有密切关系。有学者直接指称汉代以后的有志于农者为农家,也有学者自称农家,可见,农家发展的历史跨度不仅仅局限于先秦,而是一直延续至清中期。农家正式形成于战国,以许行为标志,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并参与了“儒农论战”。农家在先秦获得较大发展,其游学范围经历了由楚→宋→鲁→齐→秦的变化。两汉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出现了较多农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农家文化,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魏晋至唐末,农家虽然不多,但出现了划时代人物贾思勰,其在农家文化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隐士开始融入到农家群体之中。宋元时期,农家又一次集中出现于较短的历史时期,南方农业技术得到系统总结,而且出现了南北技术融合的趋势。史至明清,农家学者身份多样、研究成果卓着、研究内容广泛而深入,使古代农家文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农家在研究农业生产的同时留下了丰富的着作。因农家学者身份复杂,有在朝的地方官员和朝廷要员,也有在野的隐士和平民,不同的身份使得他们研究农业技术的条件不同,撰写农书的方法、目的和农书的指导范围也有区别,因此,根据农家的身份把农书归为平民所撰农书、地方官员所撰农书和“高官”所撰农书三类具有一定意义。尽管农家身份背景各异,但他们撰着农书的主要动机大体相同：资政重本、总结农业技术和指导农业生产,只是所站的角度和高度不同而已。不同农家学者撰写农书时的资料来源也有共同之处,主要来自文献搜集、亲身实践和调查采访,但各有侧重,在朝为官的农家长于文献搜集；隐士和平民农家则更注重对自己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调查采访则是所有农家共同使用的方法。随着农家的发展,农家着作的内容逐步由单一趋向丰富,最终涵盖大农业的各个领域；农家着作的结构也由简单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众多农家着作主要以手抄和官颁的方式流传至近代,甚至流传至国外。近代以后,主要农家着作均得以整理和出版。中国古代农家在研究农业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思想性。“三才”理论是农家的重要指导思想,“三才”思想中的“人地”关系和“人天”关系的地位随着农家的发展不断变化,其中的“人天”关系逐步得到强化,经历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趣时→顺天→盗天→合天→胜天”的变化过程。农时方面,农家在沿用常规指时方式的基础上,还以作物生长过程、土壤特征指时,并把多种指时方式综合运用,以更准确把握生产时机。农家所谓农时既包括农忙之时,也包括农闲之时,从总体上分为春耕、播种、中耕、秋收、冬藏“五时”,“五时”之下又细分上、中、下三时,形成了系统的农时内涵。农家还揭示出农时与农业收成、产品质量、灾害以及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土地用养结合思想和农业生产“三宜”原则也随着农家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丰富。在系统的农学思想指导下,农家更注重农业技术问题的研究,农业技术也是农家着作的主体内容；农家主要集中于总结土地利用、土壤耕作、作物栽培、林业园艺、蚕桑、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以及农具的改进与制造等诸多技术,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这些贡献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在农业经营管理方面,农家强调重农务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财富之源,关系国家兴衰和社会稳定,对社会道德风尚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农家建议国家应注重农业政策性和导向性的宏观管理,地方政府保障和督促农业生产。农家特别强微观层面的农业家庭经营管理,主张在有限的规模上合理安排农事和劳动力从事多种集约经营,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效益,并总结了细致的家庭经济核算方法。各种农业灾害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过程,农家长期把农业生产实践与研究相结合,能够从自然规律的本身认识农业灾害的概念、种类,相对准确地揭示出灾害产生的原因和所导致的严重危害。基于对农业灾害的科学认识,古代农家总结出了一系列防灾、减灾措施,突出了水利防灾优势,在水利工程、用水技术和提水工具的运用方面多有总结。农家更强调以技术抗灾,总结出了一系列抗水旱灾害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倡以物理、生物或化学等手段防治农业生物灾害；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趋利避害以预防低温、风灾等。针对灾害频发的现实,农家还强调多种经营、储备节用,积极发掘备荒食物以减少灾年饿殍遍野之患。古代农家在农业研究中始终秉承着民生关怀的传统和精神。竺可桢先生指出5000年历史中曾经历过四个寒冷期。其中后三个寒冷期,灾害频发、社会危机严重、民不聊生,农家也相应出现了三个活动高峰。就个体来看,大多数可考的农家都有过艰苦的生活经历,且都具丰厚的儒学背景,环境和个人因素的综合作用激发了农家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古代农家在农学着作和相关文集中以文、论、诗、画等不同方式记录着当时民生疾苦的状况,涉及对百姓生命的关注,对百姓负担沉重的慨叹和对百姓苦累的悲悯。实践上,为官的农家注重解决百姓生产和生活难题,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为官施政,并保障人民生活和生产的有序进行；在野的农家囿于地位,只能着书传道,为民生艰难而呼号,并提出丰富的改善民生的措施和建议。古代农家的民生关怀精神和实践有的在当时就受到人民的肯定,有的则为后世学者所认可。在关注民生的过程中,农家逐渐形成了民生思想,关注焦点集中于民食、民利、民命、民财等方面。随着历史的变迁,古代学者对农家的评价经历了“完全否定→逐渐认可→完全肯定”的过程,“农家”类在古籍中的排序也呈逐步上升趋势,这都反映出古代农家历史地位的上升。而近代学者对农家的认识却存在一定局限性,未能给予客观评价。事实上,农家文化源远流长,农家与儒家、道家、医家等各种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重农务本,器道并重,关注民生则是农家文化的显着特色。农家文化中的用养结合、灾害防治、循环经营等技术经验对当前发展可持续农业、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农家文化中的农学思想、集约经营思想以及重农思想对当前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农家的治学目的、治学方法以及民生关怀精神对当前学术研究和学风建设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李富强^[9]（2010）在《中国蚕桑科技传承模式及其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数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桑立国一以贯之。近世社会转型之际,蚕桑业依然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其间,蚕桑科技是如何传承的?其传承模式如何?这些模式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田野考察等方法对此展开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在时间、空间以及其跨学科的特点,本研究综合运用了历史研究、考古研究等方法及相关成果。在调查过程中,根据论文选题、我国蚕桑生产历史及现状,选择了浙江杭州,江苏苏州、南通,山西省晋城、运城地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进行实地调查访谈。本论文主要分“中国蚕桑科技传承模式研究”及“中国蚕桑科技传承模式演变研究”两部分对“中国蚕桑科技传承模式及其演变研究”进行展开。在研究一“中国蚕桑科技传承模式研究”中,首先在理论上梳理出科技传承模式的内涵,指出科技传承模式应由施教者、受教者、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传承目的等五个维度构成。进而以此为依据并结合相关材料归纳出家庭传承、劝课农桑传承、作坊及工厂传承、学校教育传承、农业推广传承以及民俗器物传承等六种不同的模式。接下来根据大量文献研究及调查访谈的材料对各传承模式从五个维度分别进行论证并指出各模式的特点。最后,根据论证结果对理论推导的传承模式进行修正,得出相应结论。研究二“中国蚕桑科技传承模式演变研究”首先分析了六种传承模式间的相互关系,发现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是传承模式演变的转折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我国社会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据此,本文将传承模式分为传统传承模式及现代传承模式两大类。接下来分别研究了不同时期蚕桑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蚕桑科技传承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各类蚕桑科技传承模式的特点。最后,通过对比,得出相应结论。本论文研究总结论如下：1)中国蚕桑科技传承模式主要有“家庭传承模式”、“劝课农桑传承模式”、“作坊及工厂传承模式”、“学校教育传承模式”、“农业推广传承模式”、“器物民俗传承模式”等；2)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前半叶,开始出现专业蚕桑科技传承机构——蚕桑学校,蚕桑科技农业推广模式逐渐代替了劝课农桑传承模式,家庭传承模式开始式微,手工作坊技术传承逐渐过渡成工厂中的车间传承；3)传承内容逐渐由传统的经验农学范畴过渡到实验农学范畴,蚕桑科技传承趋于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4)经济效益逐渐演变成蚕桑业生产的主要目的,继而也成为蚕桑科技传承的主要目的之一；5)传承科技内容的变化反映出人与自然关系从“天人合一”到“戡天役物”的转变；蚕桑科技传承模式的演变反映了人类在思考蚕桑问题时从整体到分析的转变。本论文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首先,本论文首次从科学教育的视角入手,对我国蚕桑科技的传承及其演变进行研究,并得出相应的启示,弥补了蚕桑研究中的相关空缺；其次,本论文首次对我国蚕桑科技传承进行归类研究。通过研究认为：我国蚕桑科技传承模式的演变同我国社会演变同步,中国蚕桑科技发展趋势同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同步；

李勇,叶健美,吴洪丽^[10]（2009）在《浅议高产优质高效的养蚕技术措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消毒防病、省力化养蚕、合理的布局与科学饲养、上簇管理以及人工饲料育蚕几个方面,综述了当前实行高产、优质、高效养蚕的技术措施。

二、农村养蚕生产中几种常见蚕病的区别及防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养蚕生产中几种常见蚕病的区别及防治（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传入中国的蚕业科技（1840-1911）（论文提纲范文）

（2）农村蚕病防治中存在的问题与综合防治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蚕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太湖地区的蚕业生产技术发展研究（1368-1937）（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苏南蚕业生产改进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7）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古代农家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蚕桑科技传承模式及其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浅议高产优质高效的养蚕技术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四、农村养蚕生产中几种常见蚕病的区别及防治（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传入中国的蚕业科技（1840-1911）[D]. 张艳芹. 华南农业大学, 2018(08)
• [2]农村蚕病防治中存在的问题与综合防治策略研究[J]. 周加伯. 农家参谋, 2018(10)
• [3]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4]中国蚕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A]. 向仲怀,顾国达,李建琴,封槐松,李龙,夏庆友,任永利,袁联伟. 中国蚕业经济管理学术研讨会材料汇编, 2012
• [5]太湖地区的蚕业生产技术发展研究（1368-1937）[D]. 范虹珏.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6]民国苏南蚕业生产改进研究（1912-1937）[D]. 胡明.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6)
• [7]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D]. 胡茂胜.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 [8]中国古代农家文化研究[D]. 熊帝兵. 南京农业大学, 2010(05)
• [9]中国蚕桑科技传承模式及其演变研究[D]. 李富强. 西南大学, 2010(08)
• [10]浅议高产优质高效的养蚕技术措施[J]. 李勇,叶健美,吴洪丽. 北方蚕业, 2009(01)

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江苏经济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三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