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析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大力培养具有中国特色全科医生(论文文献综述)
广州市人民政府[1](2021)在《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广州市人民政府文件穗府[2021]7号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广州市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2021年4月20日
孙美娜[2](2021)在《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现状及学员满意度调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张娇[3](2021)在《供需视角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维护居民健康为宗旨,以全科医生为主要载体,为居民提供综合、连续、便捷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服务。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证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新形势下保障和维护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我国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签约服务工作的推进。已有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际签约率与有效利用率均有待提高。鉴于此,除了从宏观层面完善配套措施及保障机制之外,优化设计签约服务方案是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而这其中的重要前提是明确居民(需方)与基层医务人员(供方)对签约服务的需求与偏好。然而,由于签约服务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完美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多重影响,测量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真实偏好比较复杂且困难。因此,如何科学地评估供需双方的潜在偏好与意愿,探索符合双方需求与偏好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国内外文献综述发现,国外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的评估起步较早,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但对供需双方偏好差异的相关研究与报告仍不足。而国内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与意愿等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是描述性统计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很难对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科学量化。尽管已有极少数研究采用如离散选择实验方法评估偏好,但仅从需方角度出发,尚缺乏针对供方以及供需双方偏好的对比研究;且现有研究样本人群较为单一、样本量较小,难以发现其真实需求偏好与意愿。因此,本研究拟从供需两个视角进行研究设计,利用离散选择实验,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量化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从供需双方(居民与基层医务人员)视角出发,在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分析基础上,利用离散选择实验科学测量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与意愿,为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化设计和策略完善提供数据支持与决策参考。具体研究目的如下:(1)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2)测量与评估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3)模拟不同签约服务情景并预测选择概率;(4)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设计优化与策略完善的对策建议。资料来源与研究对象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化设计与策略完善-基于城乡供需双方的实证研究(71974118)。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泰安市六个县市区抽取调查样本。其中,(1)需方调查:以户为单位,调查对象为15周岁及以上居民。(2)供方调查:调查对象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下属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全科医生、乡村医生以及家庭医生团队成员。(3)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调查:①离散选择实验设计:通过文献回顾、定性访谈以及专家咨询等方法确定了六个属性(服务费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类型、药品可及性、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及其水平,采用D-efficiency设计方法,并通过添加一致性检验问题以及可视化元素等方法形成实验调查问卷。②调查对象:需方偏好调查对象为孕产妇、慢性病患者以及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供方偏好调查对象为参与本次调查的所有基层医务人员。研究内容与方法(1)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分析,初步了解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进展以及存在的不足。(2)基于现场调查数据从供需双方视角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与满意度现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双方认知水平以及满意度的可能因素。(3)利用离散选择实验评估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构建混合Logit模型分析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具体偏好;基于混合Logit模型与潜类别Logit模型分别探究供需双方不同特征以及不同类别人群的偏好异质性;量化分析供需双方对签约服务属性与水平的边际支付意愿和供给意愿。(4)基于参概率(Uptake rate)方程模拟不同签约服务方案组合,并预测在不同服务情景下供需双方的选择概率及其变化趋势;根据双方需求与供给偏好特点,模拟本研究中的最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案。(5)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以及供需双方偏好分析结果,探讨与总结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设计优化与策略完善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分析①需方:共纳入8500名居民,其中5950人已签约家庭医生服务,总体签约率为70.00%。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总体知晓度得分中位数为3.00(1.00,4.00),态度得分为4.50(4.00,5.00);相对于未签约人群,已签约人群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度与态度得分均更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已签约人群对家庭医生签约总体满意度得分中位数为5.00(4.00,5.00),表明总体上签约人群对签约服务比较满意。②供方:共纳入835名基层医务人员,其中有754人已加入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占90.30%。基层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总体知晓度得分中位数为4.50(4.00,5.00),总体态度得分为4.20(3.60,4.60);相比于未加入签约团队组,已签约的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度得分更高(4.50 vs 4.25,P=0.002)。基层医务人员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得分中位数为3.17(2.67,3.83),已加入签约团队的医务人员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得分低于未签约组(3.17 vs 3.50,P=0.001)。(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分析结果①需方偏好分析中共纳入2226人,经分析排除未通过一致性检验者,最终纳入混合Logit模型分析的共2159人。回归结果显示,服务费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类型、药品可及性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六个属性对居民的签约选择均有显着影响。居民偏好于选择服务费用低、基础包、上门服务、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更高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更高的签约服务。②供方偏好分析中共纳入816人,经分析排除未通过一致性检验者,最终纳入混合Logit模型分析的共729人。回归结果显示,服务费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类型、药品可及性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六个属性对基层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均有显着影响。医务人员偏好于提供服务费用高、基础包、门诊就诊、药品可及性更高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更高的签约服务。③通过对供需双方签约偏好比较发现,供需双方在服务费用与服务方式属性的偏好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居民偏好于选择费用低、上门服务的签约服务,而医务人员偏好费用高、门诊就诊的签约服务;同时,供需双方也存在偏好共性,居民与医务人员均对个性包服务均有显着的消极偏好;对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高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高的签约服务均有明显的积极偏好;其中,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是影响供需双方选择偏好的最重要的服务属性。(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异质性分析①居民签约偏好异质性分析:60~69岁以及70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在农村地区以及收入相对低的居民偏好于选择费用更低的签约服务;不同人群特征居民均倾向于选择药品可及性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较高的签约服务。此外,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将居民分为三个潜在类别:经济型(类别Ⅰ)、综合型(类别Ⅱ)以及高质量型(类别Ⅲ)。其中,不同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特征可能会对不同类别居民签约需求偏好产生影响。②医务人员签约偏好异质性分析:农村地区以及收入相对低的医务人员更倾向于选择服务费用高的签约服务。受教育年限相对低者(≤12年)对提供个性包服务有显着的消极偏好。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专业技术职称较低以及工作年限较高的医务人员均偏好于提供费用高的签约服务。不同人群特征以及不同工作特征的医务人员均偏好于提供医生团队诊疗水平较高的签约服务。此外,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对医务人员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类别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偏好有明显差异,根据其偏好特点分为普通型(类别Ⅰ)、诱导型(类别Ⅱ)以及利他型(类别Ⅲ)。其中,女性、城镇地区以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更有可能属于普通型。(4)边际支付意愿与供给意愿分析①需方边际支付意愿分析结果显示,居民对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如果将医生团队诊疗水平从Ⅰ级提高到Ⅲ级水平,居民愿意为此支付约490.4元;其次,居民对中西医结合的服务支付意愿较高,如果将服务类型从中医转为中西医结合,居民愿意支付约183.9元。就不同特征人群的分析结果来看,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年收入较高以及患有慢性病人群对其偏好的签约服务的支付意愿更高。②供方边际供给意愿分析结果显示,如果服务内容从基础包转为个性包,则医务人员要就此收取约45.5元的服务费用。对于其他签约服务属性和水平,如果转变为偏好水平,医务人员愿意牺牲一定的服务费用来提供偏好的签约服务。就不同特征医务人员的边际供给意愿分析来看,低收入组对个性包服务的边际供给意愿最低,中等收入、专业技术职称较高的医务人员愿意牺牲更多的服务费用以提供其偏好的签约服务。(5)情景预测分析结果显示,与基线水平相比,如果签约服务改为“服务费用10元+基础包+上门服务+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一般+医生团队诊疗水平-Ⅲ级”,居民的选择概率将提高0.848,签约选择概率达到最高(0.880)。如果将签约服务改为“服务费用100元+基础包+门诊就诊+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很高+医生团队-Ⅱ级”的组合服务,则医务人员的选择概率预计将提高0.572,此时,供给选择概率达到最高(0.629)。经综合分析,在“服务费用50元+基础包+门诊就诊+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很高+医生团队-Ⅱ级”的签约组合下,需方的签约选择概率为0.642,供方的供给选择概率为0.580,此时双方选择概率差值达到最小(0.062),可以确定为本研究的最优签约服务方案。结论与建议研究结论(1)居民总体签约率达70.00%,签约满意度较高;同时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持有较强的支持与信任态度,但对签约服务具体内容的知晓度仍有待提高。(2)基层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整体认知度与接受度较高,但工作满意度偏低,尤其是签约团队人员。(3)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存在共性;首先,居民和基层医务人员最看重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属性,对其支付意愿和供给意愿均最高;其次,两者共同偏好于中西医结合以及基础包服务。(4)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存在差异;基层医务人员偏好于传统的门诊就诊服务方式,而居民对上门服务的支付意愿较高。此外,供需双方在服务费用属性上存在反向偏好差异。(5)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存在异质性,不同人群特征以及不同类别居民与医务人员的需求与供给偏好均有所不同;同时,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行为存在利他的社会偏好。(6)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设计与优化既要符合供需双方的偏好与意愿,也要结合当地实践环境,以达到相对最优的签约服务模式。政策建议:(1)贯穿知-信-行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念,提高供需双方认知水平;(2)提高签约团队人员工作满意度,充实基层卫生人才队伍;(3)提升签约团队诊疗服务水平,增强签约服务的连续性与全面性;(4)发挥中西医结合服务优势,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5)提高签约服务吸引力,推进个性化有偿签约服务;(6)探索多层次签约服务方式,提升上门服务规范化水平;(7)合理制定签约服务收费标准,完善签约费用筹资与分配机制;(8)缩小城乡签约服务差异,推进签约服务供给公平。研究创新与不足创新点:(1)目前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的研究多是从需方角度,本研究以供需双方视角出发,通过对供需双方偏好与意愿的综合分析,模拟最优签约服务方案,并预测双方对最优方案的需求与供给概率,丰富了国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为进一步优化设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与方案、提高供需双方签约积极性与满意度提供了更详实的数据支持与决策依据。(2)本研究首次通过构建潜类别Logit模型分别评估了不同类别居民与基层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偏好,且验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的供给服务行为存在利他型社会偏好。研究结果为卫生相关部门对供需双方制定和实施多类别、多层次的干预与管理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不足之处:(1)离散选择实验调查的陈述性偏好与实际签约服务选择行为是否一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验证;(2)受离散选择实验方法本身限制,本研究仅纳入了六个认为最重要的签约服务属性,无法反映其他属性对供需双方选择偏好的可能影响。(3)本研究的样本人群仅来源于山东省泰安市,研究结论在山东省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外推性受到一定限制。
傅佩佩[4](2021)在《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家庭医生,又称为全科医生,其职责是为居民提供健全、有效、连续、适宜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被视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2016年,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目标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在我国全面正式全面启动。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探索起步阶段,该制度目前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上述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并且在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与签约服务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居民签约率低、知晓率低、家庭医生履约率低和签约服务质量不高等。同时,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在不同地区还相当不平衡。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卫生基础较差、信息化建设薄弱、人力资源匮乏,以及居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等传统因素,致使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行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众所周知,农村基本卫生服务体系承担着维护我国广大县域居民健康的重要任务,而且农村卫生一直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重点关注,因此,选取合理的样本地区展开调查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对于做好我国农村家庭医生制度的发展尤为重要。本文选取山东省相关地市作为研究样本地区,因为山东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占全省总人口数量一半以上,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以山东农村地区为样本,通过聚焦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展开研究,对于切实推进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良性发展、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重要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推行并非水到渠成,而是涉及多个环节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也受到多个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如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激励措施、考核与监管;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及水平、机构定位及分工;居民个体层面的认知、态度、动机、协作配合情况等。从理论层面来讲,委托代理理论能够建立起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联,通过分析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以发现最优的激励措施。将委托代理相关理论运用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定和实施策略分析中,建立家庭医生、居民和政府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从新的视角推导和理解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可以为完善家庭医生服务制度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持。而基于制度及供需双方的多层次、全方位研究,可以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提升与优化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实际的建议,也可为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提供经验做法或运行模式方面的参考借鉴。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山东省农村地区现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供需双方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减少政策实施的偏差?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设计,探讨山东农村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如何通过资源保障、监管考核机制、筹资支付机制和问责机制影响政策运行的结果和利益方的行为,最终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目的包括:(1)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论分析框架;(2)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以及供、需双方实施现状,探索关键问题影响因素;(3)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分析政策实施的偏差和探索问题产生的原因;(4)提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政策性建议。研究对象和方法本研究现场调研数据来源于2018年5月7日——24日开展的“山东省农村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调研。综合考虑地域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签约服务实施情况,此次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选取了淄博市、聊城市和滨州市已经推行家庭医生签约的6县(沂源县、桓台县、茌平县、东阿县、惠民县和无棣县),从机构和个人两个层面,就当地农村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运行情况开展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如下方面:卫生院和卫生室基本药品供应情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签约服务政策工具等;家庭医生服务提供能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情况、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等;居民健康状况、健康行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以及健康需求等信息。本研究的分析过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山东省和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和制度安排进行归纳和总结,资料主要来自样本地区相关政策文件及研究文献,以及对样本地区机构的调查数据。第二部分是从供方和需方的视角对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基于统计描述、logistic回归等,探究供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及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的方法测量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最后构建基于居民个体、村卫生室和镇卫生院的多水平分层模型,全方位探索影响家庭医生签约的因素。第三部分结合定性访谈资料,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根据政府和家庭医生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家庭医生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对筹资支付机制、奖惩考核机制、问责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进行分析,找出签约政策实施的偏差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本文综合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执行的偏差提出完善签约服务制度的策略性建议。本研究采用SPSS 22.0和Stata 14.2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和离散选择实验;采用QSRNvivo 8质性分析软件分析定性访谈资料。研究结果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是:由政府制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指导意见,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发改委、中医药管理局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和资源保障;政府通过委托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务人员共同组建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提供服务;政府通过支付、考核、和监管等激励措施,确保签约服务提供机构和家庭医生提供合格的签约服务,提高签约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山东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采用“1+1+1”服务模式,即家庭医生团队依托县域医共体,由村医、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医院医生构成。一般由乡镇卫生院医生担任队长,村诊所医生是签约服务具体提供者。居民通过与乡镇卫生院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选择签约服务包,接受签约团队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等服务。研究发现,目前政府在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运行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1)资源配置失衡,综合性的服务提供可及性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和基本药物供应保障还不完善。76.67%的乡镇卫生院没有实现将居民健康信息与上级医疗机构共享;55.09%的村诊所存在基本药物短缺现象。(2)双向转诊制度尚未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缺少连续性。大部分村诊所医生获得的上级医院相关工作支持不足。基层家庭医生欠缺专科医疗资源、转诊资源、临床经验与技能。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现状签约服务供方运行现状:目前样本地区签约服务供方,即家庭医生在服务提供过程中主要存在服务水平低下、工作负荷及压力较大、收入及薪酬感知较低、整体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具体表现在:(1)村诊所家庭医生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只有1%的村医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大部分家庭医生只有乡村医生证(76.29%),家庭医生中参加过全科医师转岗培训者仅占34.32%。仅有22.51%的家庭医生取得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证;只有15.50%的家庭医生认为其知识和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家庭医生工作的需要,超过80%的家庭医生在开展基本医疗服务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没有将服务质量纳入考核指标,奖惩制度没有落实;家庭医生工作量偏大,平均每人每天工作11小时、管理超过1500人,93.36%的基层医生自我感知参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后工作量增加;家庭医生待遇普遍偏低,仅有12.18%的家庭医生认为薪酬与其工作匹配,且卫生院与村诊所家庭医生存在收入差距;(3)家庭医生满意度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的职称、收入、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县医院技术支持等在5%的水平上显着。针对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研究结果如下:(1)签约率低,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获得感差,“签而不知”、“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概率仅为23.8%;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率低,55.69%的被调查者完全不了解签约服务;居民被动签约现象普遍;居民不愿意签约是因为不信任家庭医生团队的服务能力,担心乱收费,认为没必要。(2)居民离散选择实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更愿意选择诊疗水平高(β=2.39)、服务态度好(β=1.39)、基本药品可获得性高(β=0.63)和适当提高医保报销比例(β=0.45)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签约概率模拟结果表明,签约率与费用关联度很高,签约费用从200元降至免费,签约概率将提升至84%。(3)多水平模型结果显示:居民个体层面上,受教育水平越高(OR=1.7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OR=1.39)、及患有多重慢病(OR=1.53)的居民越愿意签约;在村级层面上,较好的村卫生室信息化程度(OR=1.31)有着更高的签约概率;在镇级层面,卫生院基本药物供应充足(OR=1.53)、信息化程度较好(OR=1.28)、参加过家庭医生相关培训(OR=3.19)以及中心卫生院(OR=1.92)都与较高的签约概率相关。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和归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主要表现在:(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需不匹配,即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没有通过现有的签约服务提供得到响应和满足;(2)供方激励扭曲,即现有的筹资支付、监管考核制度导致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低、签约服务“重量轻质”。制度实施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安排无法规避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一系列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制度安排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包括:首先,政府对签约制度运行保障作用失灵,信息化建设、药品供应保障、人才培训不完善,导致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卫生服务提供能力和质量纵向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可持续性。其次,居民无法自由选择签约团队,造成团队之间缺乏竞争,不利于团队提升服务质量和签约居民满意度,造成居民服务获得感低。问责机制方面,政府对家庭医生奖惩兑付、监管考核缺失、激励不足,降低了家庭医生团队工作意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的制定依据缺少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服务包定价不规范、服务内容不合理等原因,导致签约率不高、“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最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是一种原则性协议,对家庭医生的行为约束力有限。代理人问题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源于多代理人和共同代理两个方面。首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多个代理人,政府对家庭医生的职责、考核、奖惩标准不清晰,导致了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之间缺少合作,尤其是上级医院的医生对基层医务人员缺少业务指导,极易导致“搭便车”现象,降低了委托人的总体效用,造成了签约服务的协同性不高,背离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目标。第二,家庭医生是政府和居民的共同代理人,政府相对于居民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如果政府和居民交付给家庭医生的任务目标不一致,家庭医生将选择强势的委托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降低了共同代理效率。目前,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政府将工作量(签约合同的数量、覆盖面)作为考核支付家庭医生的标准,与居民所偏好的服务质量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医生会选择首先完成政府制定的工作考核目标,而忽视了对提升服务质量的努力。这就导致家庭医生服务重量轻质,供需不匹配,居民获得感低。结论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运行效率,需要政府完善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签约服务的政策保障。目前,政府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支持不足,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家庭医生团队呈现多代理人的特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无论是对签约团队整体还是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均尚未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团队内部代理人互相中立,团队之间缺乏促进发展的良性竞争。政府没有建立恰当的奖惩机制和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相关制度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家庭医生没有将最大化签约居民的利益作为目标,家庭医生没有准确识别居民的签约选择偏好和健康需求,从而导致了家庭医生的行为背离了委托人居民的利益目标。此外,监督和信息公开渠道的缺失致使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相互问责机制的缺失,也加剧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政策建议为了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高签约服务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切实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签约服务。2)合理配置卫生资源,真正做到“资源下沉”,提升家庭医生服务能力。3)完善家庭医生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保障。4)建立可持续筹资机制,提高居民自付比例,为签约服务提供资金支持。5)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明晰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责。6)实行按绩效支付,引导家庭医生团队之间竞争,提升签约服务运行效率。7)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建立相应问责监督机制,充分调动家庭医生积极性。8)对签约服务进行合同式管理。创新点和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突破以往单一研究视角,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三个核心主体,即政府、家庭医生、居民的视角出发,立足山东省实际,通过对政府运行保障、筹资支付、监管考核与问责等进行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化策略;2)研究思路方面,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以及战略购买等经典理论为依据,构建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优化分析框架,聚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所涉及的政府和家庭医生、居民和家庭医生这两个核心委托代理关系,为开展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的偏差,揭示偏差产生的原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理论科学依据;3)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科学测度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偏好、并利用多水平分层模型从供、需双方研究居民签约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定性分析,验证和深入解释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偏差和原因,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的不足在于,1)在现场数据获得方面,数据仍旧存在一定偏倚。例如,样本平均年龄偏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纳入更多的样本,以进一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2)由于离散选择实验方法的局限性,对于纳入属性的数量、水平固化了被调查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意愿,而无法反映其他属性对其选择偏好的影响;3)本研究仅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地点,因而研究结果的外推性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
韩冬[5](2021)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以C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和意义:通过对C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的研究,为促进C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的发展提供参考,推动社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研究方法:(1)采用文献研究法收集查阅、分析梳理国内外相关论文、着作、调查报告、统计年鉴、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把握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了解政策环境,界定核心概念,建立理论框架;(2)运用调查研究法,通过文献调查、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C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深入了解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现状和存在问题;(3)运用数理统计法,使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6、SPSS 25.0等工具,对调查研究所得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支持现状与问题的描述;(4)运用德尔菲法进行调查工具的修订与完善。研究结果:C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现状表现为:基础条件基本完善,但服务内容不全,服务对象局限,尚不能满足居民全方位需求,市场有待拓展,服务创新能力不足,缺乏竞争优势,服务水平不高,居民认可度不高,服务开展受政策影响明显,政策导向特征显着。形成此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在于:C市中医药健康管理资源配置不均衡,资源利用率不高;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专业人才匮乏;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宣传不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滞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的积极性不高;相关政策制度与保障体系不健全。对策建议:健全政策机制,保障社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全面有效开展;加强人才建设,提升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能力;加强宣传、普及中医药文化,营造中医药健康管理发展良好环境;加快信息化建设,提高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效率;完善激励机制,调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积极性。
程显扬[6](2020)在《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健康,不仅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更是关乎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健康良好的国民群体是任何国家实现发展与繁荣的坚固地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十九大报告中同样写明:“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更是在开篇即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样的,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国民对于健康的需求水平正在不断提升,对于健康需求的层次同样在持续上升且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健康服务业是21世纪的新兴医疗体系,通过革新医疗模式而构建的以健康为核心而非以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体系,包括先进理念、前沿技术、标准培训认证和管理运营组成的覆盖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工程。正如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21世纪的医学是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针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重视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人体微生态的平衡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性化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作用向重视病人(健康生活方式)作用发展。在医疗服务方面,则是以疾病为中心向以人的健康生命质量为中心发展,以延长生命绝对值向以延长有生产力的健康寿命和青春寿命发展等等。归根结底,就是医学服务的重心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移。以人民健康为研究对象与实践目标的健康医学,将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也是新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宏观环境的变革为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改善民生福祉和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凡意义。中国的健康服务业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有必要对其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与发展成就进行相对系统完整的梳理,在总结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重大机遇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同时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在当前的特殊背景下,尝试提出中国健康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与相关建议。首先,本文以两份关键性政府文件作为分界点,将中国健康服务业划分为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规划阶段(2013—2017)和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借助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规模和分类两个角度对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叙述。同时,总结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取得的六大基本成就,即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路径逐渐清晰;医疗卫生服务覆盖面扩大,重心下沉渐成趋势;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产业链初步形成;商业健康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融合发展纵深推进,幸福产业焕发活力;区域健康服务业高地初显,示范效应良好。并揭示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存在的五项基本问题,即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其次,本文在充分考量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健康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构建健康服务业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将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均个人现金卫生支出、14岁以下人口比重、65岁以上人口比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是否实施了新医改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各变量皆有利于推动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收入水平、个人医疗消费支出、政策规划与人口老龄化对于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大。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影响因素在中国的客观现实,针对经济发展水平、政策规划、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和疾病谱变化对于中国健康服务业产生影响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影响方式进行了深入说明。最后,本文系统论述了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条件下,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即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人口老龄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红利。并且,在对国际经验进行比较总结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程媛[7](2020)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席卷全球,我国迎来“银发浪潮”,养老之路任重道远。目前,我国的养老路径主要是居家养老、依托社区和机构,其中选择居家养老的十有八九,社区和机构养老不仅份额极少,还存在发展差异大、发挥实效难的现状,而且无论哪种方式,都存在单一服务供给的“医养分离”问题。医疗卫生方面,我国医疗资源不丰富,但是大部分就医的老龄人在身体康复之后习惯留院继续观察,加大医疗机构压力。在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新时代背景之下,需要落实“医养结合”新模式,提供优质服务,补充现有模式,完善服务体系,应对“银发浪潮”,保障老龄群体生命健康权、社会参与权的实现。“医养结合”是养老路径的延伸,是养老理念的创新,是一种由养老院、医疗机构、社区中心、社会组织等多主体为老龄人供给集生活护理、疾病诊治、康复保健、休闲娱乐等服务为一体的新型养老模式。2013年,国务院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医养融合,之后各部门陆续颁布推动政策,为“医养结合”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环境;国家财政为其提供发展的资金保障,对不同省市央地按不同比例分档负担;同时,借助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契机,从改革“医”的角度出发,推动“医养结合”的落实。我国90个城市地区在近4年的试点摸索中,也探索出多种“医养结合”的模式类型。但是,我国“医养结合”模式正处于深化发展阶段,许多制度和资源的供给有待完善、监管和服务的落实有待加强。结合资料整理和实地研究,总结出主观方面存在“积极老龄化”、“医养结合”理念认知不全面和接受度不高的观念问题;客观方面存在法规、政策制度不健全,管理服务不到位,人才、资金供不应求,地区、机构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促进“医养结合”更进一步发展,文章借鉴国内和国外优秀经验,提出解决对策。通过宣传树立新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规政策,健全配套制度;成立医养机构,形成部门合力,加强主体监管;重视医养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激励,形成一支由护理员、医养专业人士、全科医生、志愿者等组成的人才队伍;政府加大医养资金预算拨给,机构争取资金支持,发展医养产业;利用科技创新,研发医养智能产品,依托互联网,创新医养线上模式等措施。从而实现“医养结合”长效发展,提高养老质量,提高老龄群体的幸福感、满足感和获得感,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实现。
徐杨[8](2020)在《分级诊疗视角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我国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核心,分级诊疗制度在医疗资源配置合理化、医疗卫生服务平衡化、就医秩序科学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推进分级诊疗的力度,但是医疗服务体系“倒三角”的形态并未完全扭转,“大医院拥挤,小医院冷清”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基层首诊是分级诊疗的基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分级诊疗运行机制中重要载体之一,是落实基层首诊的重要支撑,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能力是构建规范有序的分级诊疗秩序的关键。但是,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与分级诊疗制度对其的要求还存在差距,使原本应该在基层得到诊疗的患者挤占了上级医院的资源。因此,从多维角度出发,研究制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有效发挥和提升的因素,找出提升其服务能力的路径,对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加快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良好就医格局,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公平与效率理论为基础,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展开研究,聚焦分级诊疗体系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提升难点问题,提出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的对策建议。本文第一章阐述了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第二章是理论分析,对分级诊疗视角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第三章是分级诊疗体系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功能研究,回顾解读了国家对分级诊疗、基层首诊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相关政策要求,分析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分级诊疗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各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探索和实践;第四章是分级诊疗视角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现状分析,分析了分级诊疗背景下宝山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存在的问题;第五章分别基于ISM解析结构模型和SEM结构方程对分级诊疗视角下社区首诊影响因素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满意度进行了分析,以如何引导居民社区首诊和提高首诊满意度为导向,找出影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的因素;第六章借鉴总结了国内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经验;第七章针对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基层首诊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不完善,双向转诊通道不顺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能力素质不高,服务意识不强,医疗设备不齐全;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认同度和知晓率低等问题,归纳提出发挥政府引领作用,强化顶层设计;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强化资源下沉;着力优化能力素质,打造专业化队伍;加强宣传舆论引导,增强居民信任等四个方面八项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是有效的拓展了研究维度,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融入分级诊疗整体格局中,分别从管理者、服务提供者、服务对象三个维度,通过解析结构模型对居民选择社区首诊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结构方程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满意度进行研究,提高了对策的针对性和全面性。
施媛媛[9](2020)在《温州市鹿城区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新时期卫生工作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我们将着眼于“维护基础,加强基层,建设机制”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医疗费用高”的问题。随着医疗改革和发展工作的推进,截至“十二五”末,居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和水平明显提高。然而随着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老龄化等诸多问题,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已不足以满足居民的需求,这给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带来了挑战,主要表现在现行医疗服务体系布局不合理,医疗资源的质量和分配不合理,无法有效满足预防、治疗、护理和康复等医疗服务的需要。三级医院可以提供大量优质医疗资源,但容易导致病人扎堆,给居民带来不便的同时也加重了医疗费用负担,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于是,分级诊疗逐渐成了我国医改工作的重点。本研究就温州市鹿城区分级诊疗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推动和制约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为温州市鹿城区规范分级诊疗体系制度建设提出对策和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温州市鹿城区分级诊疗制度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基层能力薄弱、转诊不完善、医患关系紧张、患者对分级诊疗知晓率低等。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提出相应措施: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完善转诊制度、加大宣传力度转变陈旧观念、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为温州市鹿城区下一步出台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实施意见提供理论依据。
储晓天[10](2020)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血尿酸影响因素探究及聚类分析初探》文中指出背景:高尿酸血症(HUA)是嘌呤代谢异常所致疾病,通常认为HUA在绝经前女性中并不常见。近年来,女性HUA患病率逐渐升高,北京协和医院普通内科从痛风专病门诊经验中得出,除遗传因素外,绝经前女性HUA患者还常合并代谢紊乱。通过详细病史采集及临床评估,相当一部分患者合并月经紊乱或疑诊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提示以上因素可能与其发生HUA相关。PCOS是育龄期女性常见的、往往同时存在性激素异常和代谢紊乱两大组征的疾病,但目前学界对PCOS患者的血尿酸(sUA)关注和相关研究均较少。我们认为,对PCOS患者尿酸和代谢的进一步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女性HUA特点,加强对女性HUA危险因素的认识,同时了解sUA在PCOS代谢紊乱评估中的作用,并进行更好的综合管理。目的:比较PCOS患者与健康体检对照sUA水平和高尿酸比例的差异,初步探讨PCOS患者sUA影响因素及sUA与性激素、其他代谢组分的关系。识别不同临床表现的PCOS患者,对其初步分类。方法:纳入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首诊于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门诊、确诊PCOS且临床资料完备的患者共计102例,分析临床特点,分别与年龄匹配和BMI匹配的健康体检青年女性进行对比。通过线性回归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别探讨sUA水平和出现高尿酸的影响因素。对PCOS患者进行聚类分析初探,比较各类临床特点。结果:(1)本研究中PCOS患者平均年龄27.48岁(15-39岁),平均BMI为24.28kg/m2,sUA 均值为 322.71 μmol/L,高尿酸比例 28.4%,sUA、甘油三酯(TG)水平和高尿酸、TG异常的比例均显着高于年龄或BMI匹配的健康体检女性(p<0.05)。(2)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提示BMI、总胆固醇(TC)、TG、空腹血糖(FBG)、餐后2h血糖(PBG)、空腹胰岛素(FINS)、HOMA-IR、睾酮(T)水平变化趋势随尿酸四分位升高而升高(p<0.05),而孕酮(P)、卵泡刺激素(FSH)(p<0.05)变化趋势与尿酸四分位变化方向相反。(3)多重线性回归提示sUA水平与BMI、FINS呈正性线性关系(模型p<0.001,调整后的 R2=0.394),二元 logistic 回归提示 BMI≥24kg/m2(OR=9.08,95%CI:1.67-49.31,p=0.011)、FINS 异常(OR=11.14,95%CI:2.80-44.35,p=0.001)可能是高尿酸的独立危险因素。(4)通过系统聚类将PCOS患者聚成4类,从第1类到第4类代谢问题呈加重趋势,在代谢问题较轻的两类中无人出现高尿酸问题,代谢问题最重的组中所有患者均出现高尿酸。结论:PCOS患者可能为女性HUA高危人群,在诊疗过程中需注意询问病史或筛查。PCOS患者中BMI和FINS可能为影响sUA的关键因素,提示胰岛素抵抗可能在PCOS患者发生高尿酸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另外PCOS患者sUA异常与其他代谢紊乱存在较好的一致性,需加强对PCOS女性血尿酸的关注和对PCOS患者代谢紊乱的综合管理。背景: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首先在我国湖北省武汉市出现,患者以发热、咳嗽、喘憋为主要症状,部分患者病情进展迅速,甚至危及生命。为遏制疫情进一步蔓延,1月23日,武汉封城,各级医疗机构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疫情排查、防控和肺炎救治工作。作为人民群众健康的守门人,全科医生在本次COVID-19疫情防控过程中承担了包括疫情排查、科普宣教、疾病诊疗和管理等在内的多重职能和工作,为居民提供了全面的服务,全科医生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也是我国全科医学发展至今的一个缩影,但是少有研究关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给全科医生职业选择带来的影响,另外从全科医生主观角度进行描述的研究也较少。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我国全科医生职业选择的影响,关注全科医生在疫情中的主观感受,以期加深对我国全科发展现状的认识,并对全科医生工作大环境的改善提供一定参考。方法:在2020年3月14日至3月24日期间,研究者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对目前正在接受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12名全科学员进行了电话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围绕COVID-19疫情对受访者继续从事全科医生工作的影响以及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对全科的认识和态度的改变等。访谈过程录音并转录为文字稿,通过Nvivo 11软件进行编码,并以扎根理论和主题分析法为基础,最终归纳出疫情期间影响全科医师职业选择的因素。结果:(1)疫情对不同受访者继续从事全科医疗事业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面不同,12人中有8人表示疫情后仍愿继续从事全科工作,其中有3人明确表示疫情后对选择全科更加坚定;2人对是否继续当全科医生感到犹豫;1人考虑转行政工作;1人因个人兴趣而非疫情影响考虑去上级医院从事专科医生工作。(2)产生的编码可归纳出4个主题代表疫情期间影响全科医师职业选择的因素,分别为疫情爆发、疫情中全科的定位和工作、我国全科现状、个人因素,每个主题分别由4个分主题构成。结论:(1)疫情对全科医生职业选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疫情后大多数受访者仍选择继续当全科医生,犹豫或考虑转行者多在疫情前就已经产生了相关想法,疫情可能加重了此类负面情绪。(2)受访者在疫情中对全科医生的职责和工作定位产生了更多的思考,并表达了对我国全科建设进一步加强、全科医生工作大环境得到改善的期望。
二、解析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大力培养具有中国特色全科医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解析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大力培养具有中国特色全科医生(论文提纲范文)
(3)供需视角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1. 研究背景 |
2. 研究现状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
3.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4. 研究意义 |
5.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1. 文献综述 |
1.1 卫生服务领域的偏好测量 |
1.2 离散选择实验及其在卫生服务领域的应用研究 |
1.3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动态 |
1.4 小结 |
2. 理论基础 |
2.1 知-信-行理论 |
2.2 随机效用最大化理论 |
2.3 社会偏好理论 |
第三章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1. 资料来源 |
1.1 定性资料 |
1.2 定量资料 |
2. 现场调查 |
2.1 需方家庭健康调查 |
2.2 供方基层医务人员调查 |
2.3 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调查 |
3. 研究方法 |
3.1 离散选择模型构建 |
3.2 相对重要性 |
3.3 边际支付意愿与供给意愿 |
3.4 情景预测 |
4. 数据分析 |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4.3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4.4 离散选择模型回归分析 |
5. 质量控制 |
5.1 研究设计阶段 |
5.2 调查员培训 |
5.3 现场调查阶段 |
5.4 数据录入与清洗阶段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研究 |
1. 需方家庭医生签约现状分析 |
1.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1.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 |
1.3 签约满意度分析 |
2. 供方家庭医生签约现状分析 |
2.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2.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 |
2.3 工作满意度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
1. 需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 |
1.1 需方偏好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1.2 一致性检验分析 |
1.3 基于混合Logit模型的需求偏好估计 |
2. 供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 |
2.1 供方偏好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2.2 一致性检验分析 |
2.3 基于混合Logit模型的供给偏好估计 |
3. 供需双方偏好比较 |
3.1 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比较 |
3.2 供需双方对签约服务属性的积极与消极偏好比较 |
3.3 供需双方对签约属性相对重要性评价比较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异质性研究 |
1. 需方偏好异质性分析 |
1.1 不同人群特征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1.2 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2. 供方偏好异质性分析 |
2.1 不同人群特征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2.2 不同工作特征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2.3 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边际支付意愿与供给意愿研究 |
1. 边际支付意愿分析 |
1.1 居民边际支付意愿分析 |
1.2 不同特征人群的边际支付意愿分析 |
2. 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2.1 医务人员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2.2 不同人群特征的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2.3 不同工作特征的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情景预测研究 |
1. 需方情景预测分析 |
1.1 不同情景下居民的签约选择概率变化 |
1.2 不同服务费用下居民的签约选择概率 |
2. 供方情景预测分析 |
2.1 不同情景下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概率变化 |
2.2 不同服务费用下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概率 |
3. 供需双方签约服务最优方案模拟 |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讨论 |
1. 关于方法学的讨论 |
1.1 离散选择实验方法学讨论 |
1.2 混合Logit模型与潜类别Logit模型应用讨论 |
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讨论 |
2.1 需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与签约满意度情况讨论 |
2.2 供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与工作满意度情况讨论 |
3. 供需双方偏好共性讨论 |
3.1 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是影响供需双方偏好最重要的属性 |
3.2 中西医结合服务是供需双方共同偏好的服务类型 |
3.3 基础包服务是供需双方共同偏好的服务内容 |
4. 供需双方偏好差异讨论 |
4.1 供需双方在签约服务方式上的偏好差异 |
4.2 供需双方在签约服务费用上的偏好差异 |
5. 供需双方偏好异质性讨论 |
6. 供需双方在不同情景下的选择概率讨论 |
第十章 结论与建议 |
1. 研究结论 |
2. 政策建议 |
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3.1 创新点 |
3.2 不足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标及意义 |
1.3 论文章节安排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家庭医生制度运行保障机制研究 |
2.2 基于供方的家庭医生服务能力及激励相关研究 |
2.3 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需求偏好及签约影响因素研究 |
2.4 国内外研究不足 |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3.1 理论框架 |
3.2 数据来源 |
3.3 调查指标与方法 |
3.4 资料分析方法 |
3.5 质量控制 |
3.6 技术路线图 |
第四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分析 |
4.1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工具 |
4.2 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实践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能力和激励机制研究 |
5.1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 |
5.2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激励 |
5.3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满意度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村居民家庭医生签约选择偏好和影响因素 |
6.1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农村居民签约偏好分析 |
6.2 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和影响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偏差和归因 |
7.1 政府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分析 |
7.2 居民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7.3 居民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8.1 方法学讨论 |
8.2 主要研究发现 |
8.3 研究结论 |
8.4 政策建议 |
创新性和研究不足 |
附录一 关键知情人访谈提纲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以C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一)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需求日益增长 |
(二)卫生改革与健康中国战略对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提出新要求 |
(三)社会人口老龄化要求大力发展社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 |
(四)中医药的全球复苏客观上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提供了机遇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意义 |
(一)理论价值 |
(二)现实意义 |
四、研究内容 |
(一)基础理论研究 |
(二)C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现状调查研究 |
(三)C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存在问题及原因研究 |
(四)推进C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发展的对策研究 |
五、研究方法 |
(一)文献研究法 |
(二)调查研究法 |
(三)数理统计法 |
(四)德尔菲法 |
六、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一)健康 |
(二)健康管理 |
(三)中医药健康管理 |
(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一)中医养生学 |
(二)治未病理论 |
(三)大健康理念 |
三、相关政策梳理 |
第三章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现状 |
一、C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总体状况调查 |
(一)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基本条件 |
(二)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人员情况 |
(三)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开展情况 |
二、C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情况抽样调查 |
(一)调查对象及样本选取 |
(二)调查工具 |
(三)调查方式与实施过程 |
(四)调查结果与分析 |
第四章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 |
一、C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 |
(一)服务内容不全面,不能充分满足居民全方位需求 |
(二)服务对象局限,市场有待拓展 |
(三)服务创新能力不足,缺乏竞争优势 |
(四)服务水平不高,居民认可度不高 |
(五)服务开展受政策影响明显,政策导向特征显着 |
二、C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发展的影响因素 |
(一)资源配置不均衡,利用率不高 |
(二)专业人才匮乏,影响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能力 |
(三)宣传不足,影响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的利用 |
(四)信息化建设滞后,影响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创新发展 |
(五)服务积极性不高,影响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提供效率 |
(六)相关政策制度与保障体系不健全 |
第五章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发展对策 |
一、健全政策机制,保障社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全面有效开展 |
二、加强人才建设,提升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能力 |
三、加强宣传,营造中医药健康管理发展良好环境 |
四、加快信息化建设,提高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效率 |
五、完善激励机制,调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的积极性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一、研究总结 |
(一)研究结论 |
(二)创新之处 |
二、反思展望 |
(一)研究不足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6)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3.1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 |
1.3.3 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 |
1.4 文章结构与研究思路 |
1.4.1 文章结构 |
1.4.2 研究思路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1.5.1 主要创新点 |
1.5.2 不足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2.1.1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2.1.2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2.1.3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2.2.1 健康服务业的基本界定 |
2.2.2 健康服务业的现状研究 |
2.2.3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2.2.4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2.3 研究评述 |
第3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理论分析 |
3.1 基本概念 |
3.1.1 健康 |
3.1.2 健康服务业 |
3.2 相关理论 |
3.2.1 健康需求理论 |
3.2.2 健康人力资本理论 |
3.2.3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3.2.4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3.3 理论模型与指标体系 |
3.3.1 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3.3.2 理论模型构建 |
3.3.3 指标体系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历程与现状 |
4.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历程 |
4.1.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 |
4.1.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划阶段(2013—2017) |
4.1.3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 |
4.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基本成就 |
4.2.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模 |
4.2.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分类 |
4.2.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取得的基本成就 |
4.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
4.3.1 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
4.3.2 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
4.3.3 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 |
4.3.4 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 |
4.3.5 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5.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5.1.1 模型构建 |
5.1.2 变量选取 |
5.1.3 结果分析 |
5.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深入说明 |
5.2.1 经济发展水平 |
5.2.2 政策规划 |
5.2.3 人口年龄结构 |
5.2.4 城镇化水平 |
5.2.5 科技创新 |
5.2.6 疾病谱变化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国际比较 |
6.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与背景 |
6.1.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 |
6.1.2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背景 |
6.2 主要发达国家健康服务业的发展与创新经验 |
6.2.1 美国 |
6.2.2 德国 |
6.2.3 加拿大 |
6.3 对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
6.3.1 坚持政府引导,加强规划引领 |
6.3.2 突出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升级 |
6.3.3 加快集群发展,增强辐射带动 |
6.3.4 优化要素配置,补齐发展短板 |
6.3.5 支持开放发展,融入国际分工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与对策建议 |
7.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 |
7.1.1 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
7.1.2 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
7.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对策建议 |
7.2.1 多渠道并用与多元化并重,缓解医疗服务总量与结构矛盾 |
7.2.2 以提高生存质量为主线,构造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生态体系 |
7.2.3 实施构造完备的监管与政策,消除相关机制体制障碍 |
7.2.4 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足问题,坚持创新驱动与产业融合 |
7.2.5 推动健康服务业新业态发展,促进相关产业彼此联动 |
7.2.6 转变既往思想观念,树立积极老龄化的观念 |
7.2.7 促进传统中医药学科思想复兴,促进相关产业健康发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点和不足点 |
(一)研究创新点 |
(二)研究不足点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一)积极老龄化 |
(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 |
二、理论基础 |
(一)需求层次理论 |
(二)能力贫困理论 |
(三)公共产品理论 |
(四)福利多元理论 |
第二章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必要性 |
一、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 |
(一)老龄人口的持续增加 |
(二)老龄人口的养老需求 |
二、传统养老模式的局限性 |
(一)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
(二)机构养老发展乏力 |
(三)社区养老发展滞后 |
三、医疗机构服务的局限性 |
(一)我国医疗资源紧缺 |
(二)医疗机构“医养分离” |
四、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的要求 |
(一)“医养结合”提高老龄人健康水平 |
(二)“医养结合”增加老龄人社会参与 |
(三)“医养结合”落实老龄人社会保障 |
第三章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现状 |
一、“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历程 |
(一)酝酿萌芽期(2000年—2012年) |
(二)起步探索期(2013年—2015年) |
(三)发展深化期(2016年至今) |
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运行基础 |
(一)制度保障:国家政策的推动 |
(二)经济基础:国家财政的支持 |
(三)动力支撑:国家医改的契机 |
三、“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的类型 |
(一)“养中有医”模式 |
(二)“医中有养”模式 |
(三)“医养合作”模式 |
(四)“社区养老+医养结合”模式 |
第四章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
一、“医养结合”主体的观念陈旧 |
(一)传统养老观念根深蒂固 |
(二)积极老龄化的意识落后 |
(三)“医养结合”认识不足 |
二、“医养结合”政策制度不健全 |
(一)医养法律法规的缺失 |
(二)医养政策制度不完善 |
三、“医养结合”监督管理不到位 |
(一)政府部门多头管理 |
(二)政府监管评价缺失 |
四、“医养结合”的供需矛盾突出 |
(一)医养人员供不应求 |
(二)医养资金供不应求 |
五、“医养结合”模式发展不平衡 |
(一)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 |
(二)公办机构和民办机构发展不平衡 |
(三)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发展不平衡 |
第五章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优化建议 |
一、加强舆论宣传,积极转变观念 |
(一)政府积极转变养老理念 |
(二)加大对机构的宣传引导 |
(三)加强对社会的舆论宣传 |
二、加强顶层设计,健全规章制度 |
(一)完善法律保障,加强政策支持 |
(二)加强医养综合配套制度的建设 |
三、打破条块分割,理顺管理体制 |
(一)成立医养专门机构 |
(二)建立部门协同机制 |
四、增加政府投入,拓宽资金来源 |
(一)政府层面 |
(二)机构层面 |
五、加强人才培养,壮大服务队伍 |
(一)建立医养人才专业队伍 |
(二)提高医养人才社会地位 |
六、强化监督管理,完善评价体系 |
(一)加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评价 |
(二)加强对医养机构的监督评价 |
(三)加强对医养人员的监督评价 |
七、加强科技创新,依靠技术支撑 |
(一)加快智慧医养产品研发应用 |
(二)实现“互联网+医养结合”模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访谈提纲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分级诊疗视角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点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创新点 |
1.4.2 技术路线 |
1.5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5.1 关于分级诊疗的研究 |
1.5.2 关于社区首诊的研究 |
1.5.3 关于国内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研究 |
1.5.4 关于医疗服务质量及就医满意度的研究 |
1.6 研究述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分级诊疗 |
2.1.2 医疗卫生服务 |
2.1.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服务能力 |
2.2 理论基础 |
2.2.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 |
2.2.2 社会保障公平与效率理论 |
第三章 分级诊疗视角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功能研究 |
3.1 分级诊疗及基层首诊相关政策梳理 |
3.1.1 政策回顾 |
3.1.2 政策解读 |
3.1.3 总结与评价 |
3.2 分级诊疗视角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作用分析 |
3.2.1 “过滤网”作用 |
3.2.2 “分类筛选器”作用 |
3.2.3 “兜底安全网”作用 |
3.3 各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探索与实践 |
第四章 分级诊疗视角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现状研究--以宝山区为例 |
4.1 宝山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概况研究 |
4.1.1 案例选取原因分析 |
4.1.2 基本情况分析 |
4.1.3 分级诊疗视角下社区卫生医疗体制改革情况分析 |
4.2 分级诊疗视角下宝山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问题研究 |
4.2.1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效果不佳 |
4.2.2 政府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 |
4.2.3 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
4.2.4 医疗环境和设备存在短板 |
4.2.5 原因分析 |
第五章 分级诊疗视角下社区首诊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
5.1 分级诊疗视角下社区首诊意愿影响因素层次结构分析 |
5.1.1 解析结构模型简介 |
5.1.2 构建模型 |
5.1.3 模型结果分析 |
5.2 分级诊疗视角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满意度研究 |
5.2.1 调查数据 |
5.2.2 构建SEM结构方程模型 |
5.2.3 模型结果分析 |
第六章 国内外经验借鉴 |
6.1 国外经验 |
6.1.1 英国模式 |
6.1.2 德国模式 |
6.1.3 美国模式 |
6.2 国内经验 |
6.2.1 全科(家庭)医生工作室 |
6.2.2 县乡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 |
6.2.3 以强基层为重点推进分级诊疗 |
6.3 国内外经验总结与启示 |
第七章 分级诊疗视角下宝山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提升的对策和建议 |
7.1 发挥政府引领作用,强化顶层设计 |
7.1.1 提高政府对强基层重要性的认识,强化政府主导力度 |
7.1.2 把落实社区首诊作为推进分级诊疗的重点,提高双向转诊便利性 |
7.2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强化资源下沉 |
7.2.1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划建设,引进先进医疗设备 |
7.2.2 加快“智慧医疗”建设,破解资源下沉难题 |
7.3 着力优化能力素质,打造专业化队伍 |
7.3.1 提高待遇强化培训,全面优化队伍整体水平 |
7.3.2 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提高医护人员服务意识 |
7.4 加强宣传舆论引导,增强居民信任 |
7.4.1 主动深入社区宣传,提升社区居民认同度及知晓率 |
7.4.2 以家庭医生签约为契机,推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进社区 |
参考文献 |
附录A 调查问卷 |
附录B 相关专家访谈提纲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致谢 |
(9)温州市鹿城区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相关概念解析 |
1.3.1 分级诊疗 |
1.3.2 守门人制度 |
1.3.3 转诊 |
1.4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4.1 国外研究现状 |
1.4.2 国内研究现状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
1.5.1 研究目标 |
1.5.2 研究内容 |
1.5.3 研究方法 |
1.5.4 技术路线 |
2 温州市鹿城区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情况 |
2.1 鹿城区医疗环境的基本情况 |
2.2 鹿城区医疗体系的困境 |
2.2.1 基层卫生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建设任务繁重 |
2.2.2 基层医疗机构任务繁重与缺乏医务人员之间的矛盾突出 |
2.2.3 医疗卫生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 |
2.2.4 与省市级医院共建,提升社区卫生服务能力的压力大 |
2.3 鹿城区多方位落实分级诊疗制度 |
2.3.1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 |
2.3.2 全面开展责任医生签约制 |
2.3.3 加快建设转诊平台 |
2.3.4 强化区内医疗的资源共享 |
2.3.5 大力发展区内医联体建设 |
2.4 鹿城区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取得的成效 |
3 鹿城区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效果分析 |
3.1 调查问卷的设计 |
3.2 调查问卷的对象 |
3.3 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
3.3.1 基本情况 |
3.3.2 患者对分级诊疗的基本概况认知情况 |
3.3.3 患者对基层首诊的认知情况 |
3.3.4 患者对转诊的认知情况 |
3.4 差异性分析 |
3.4.1 不同性别患者对分级诊疗基本概况的认识差异 |
3.4.2 不同年龄患者对分级诊疗基本概况的认识差异 |
3.4.3 不同学历患者对分级诊疗基本概况的认识差异 |
3.4.4 不同性别患者对基层首诊的认识差异 |
3.4.5 不同年龄患者对基层首诊的认识差异 |
3.4.6 不同学历患者对基层首诊的认识差异 |
3.4.7 不同性别患者对双向转诊的认识差异 |
3.4.8 不同年龄患者对双向转诊的认识差异 |
3.4.9 不同学历患者对双向转诊的认识差异 |
4 温州市鹿城区分级诊疗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4.1 存在的问题 |
4.1.1 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薄弱 |
4.1.2 转诊不规范 |
4.1.3 患者对分级诊疗的知晓率低 |
4.1.4 医患关系紧张 |
4.2 原因分析 |
4.2.1 基层医疗机构缺乏政策和经费的支持 |
4.2.2 转诊制度不完善 |
4.2.3 就医观念存在误区 |
4.2.4 医疗需求不断增加 |
5 经验借鉴与对策建议 |
5.1 国内外各地分级诊疗实践 |
5.1.1 英国分级诊疗模式 |
5.1.2 美国分级诊疗模式 |
5.1.3 日本分级诊疗模式 |
5.1.4 我国各地分级诊疗模式 |
5.1.5 国内外分级诊疗模式的启示 |
5.2 对策建议 |
5.2.1 全方位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 |
5.2.2 合力完善转诊制度 |
5.2.3 加强宣传倡导新观念 |
5.2.4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
6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件一:分级诊疗制度实施效果的问卷调查 |
致谢 |
个人简历 |
(10)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血尿酸影响因素探究及聚类分析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词表 |
第一部分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血尿酸影响因素探究及聚类分析初探 #5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一、背景 |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
三、研究结果 |
四、讨论 |
五、结论 |
参考文献 |
第二部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全科医生职业选择的影响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一、背景 |
二、资料与方法 |
三、结果 |
四、讨论 |
五、总结 |
参考文献 |
综述 雌激素与高尿酸血症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解析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大力培养具有中国特色全科医生(论文参考文献)
- [1]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J]. 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1(21)
- [2]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现状及学员满意度调查研究[D]. 孙美娜. 昆明医科大学, 2021
- [3]供需视角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D]. 张娇. 山东大学, 2021(10)
- [4]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傅佩佩. 山东大学, 2021(11)
- [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以C市为例[D]. 韩冬.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21(01)
- [6]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D]. 程显扬. 辽宁大学, 2020(07)
- [7]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研究[D]. 程媛. 江西理工大学, 2020(01)
- [8]分级诊疗视角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D]. 徐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20(05)
- [9]温州市鹿城区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D]. 施媛媛.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20(12)
- [10]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血尿酸影响因素探究及聚类分析初探[D]. 储晓天.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0(05)